快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我们，看科幻有什么用？｜单读
科幻，是提供可信的英雄主义，描绘现代悲剧的通俗媒介。从第一本科幻小说《弗兰克斯坦》的问世，如今已是 200 年过去了。而科幻创作始终与现代文明的发展同步，探讨着人类在时间线上的可能性。
在为期两天的亚太科幻大会结束之后，我们整理了科幻作家韩松、电影导演李霄峰和单读主编吴琦关于科幻电影和文学创作的讨论。在普遍避重就轻的当代文学下，科幻文学也许是那些对历史和社会怀有情感、怀有观察、怀有态度的人最后的聚集地。
▲科幻电影的老朋友飞车
时间线观察者自白
韩松 x 李霄峰 x 吴琦
李霄峰：在 2016 年的时候，未来事务管理局的朋友给我推荐了韩松老师的小说。在那个晚上，我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看完特别震惊。对于科幻文学我始终有一个看法，它的第一属性不是科幻，而是文学。它必须有文学的的气场，文学的气韵，而用中文写科幻，中文的气韵就显得很重要。在我看了那篇《冷战与信使》的小说后，我看到了韩松老师行文里非常深刻的东西，那种近几年在美国科幻电影里探讨的有关时间和人的关系，对生命的逝去、对爱的追求和恐惧。后来我读了很多韩松的小说，包括他的《宇宙墓碑》，我觉得他是自成一个世界。我曾经用过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我觉得韩松对我来说是中文科幻小说界的鲁迅，因为他的科幻不仅仅是对未来的追溯，更多的是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和感受。
韩松：我很早就知道李霄峰导演，后来去片场看他拍一个叫《追·踪》的电影，我才知道拍一个电影这么难。他要把你的文字变成事实，变成活生生的有实感的东西。我特别喜欢他的这部电影，因为他把科幻的元素拍得现实，他拍出了时间，时间后面跟着我最喜欢的元素：“恐惧时间”，这是一个很打动我的东西。另外人性的表达也分外重要，因为不论是科幻小说还是电影，最终都是要写人在一个极端场景下的痛苦、迷惑以及挣扎。他的电影充斥着昙花一现的场景和急剧的变化，可能一瞬间人就死掉了，这种震撼感我解构不了。有一次我们在重庆的嘉陵江边喝酒，他说在俄罗斯最喜欢的是莫斯科，莫斯科的教堂里边摆放的全是无产阶级的东西，他说这就是时间。
在科幻创作里，我们尽力缩小和美国的差距
吴琦：在中国的电影世界里其实很少看到好的科幻电影，要怎样改动这样一个充满诗意、讨论冷战的小说，怎样用电影的手段把那个世界表现出来？
李霄峰：其实特别难。因为我们要在中国拍一个科幻片，他面对的问题首先是人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在太空中一个美国宇航员跟自己的妻子说“I love you”，但如果换成一个中国的宇航员，要怎样表达？我喜欢韩松的小说，而且能够感同身受，因为那里面有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
我觉得如果像亚太科幻大会这样的场合越来越多，这种科学意识能越来越普遍，在我们有机会去畅想未来的时候，不仅仅是科幻小说会越来越受欢迎，科幻本身可能就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界别了，而是真的融入到世界文学里面，不再是高精尖人群所独享的产物。科幻电影是电影界中最需要重工业的，它有一半的属性是制造业，不论是《银翼杀手》的那些微缩景，还是由一个 1 米 9 的黑人贴着异形的外套去扮演角色，都不是我们的科技水平所能达到的，要等到手艺意识和工业的纯粹度都达到的时候，才能够赶得上美国 50 年前的水平。我在拍《追·踪》之前重复地看《乱世佳人》，那是美国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拍的电影，距今已经有 80 年了，我看完以后，觉得我们还是拍不出来，这就是中美制作水准的距离。我们还在尽力，尽我最大的努力，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记住，你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
五四青年活到现在也是科幻迷
吴琦：当我今天来到这里，拿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一个有颜色的牌子，一个缎带，各种小玩意，看到所有的灯光、插画、布置，包括我们在会议室休息的时候，周围挂着各种领导人的照片，我觉得这一刻我是真实地有科幻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在什么时空当中的那种错乱感。而且这里面所有的符号我都认识，中英文也都认识，台下所有人也都是我的同胞，但我置身在一个科幻世界里。这就是我在今天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所能想象到的科幻世界。想请问韩松老师，中国科幻在这几年最具体的或者最可感的进步发生在哪里？
韩松：对外影响的变化，比如我从来没想到我们能开这么大规模的科幻大会。亚太科幻大会很难举办，这么多国家的外宾，怎么保障他的安全？做到这个就够科幻的，这次会议就是科幻本身。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由民间组织，由科幻迷自己举办的一个国际科幻大会，不是官方的机构，这就是一个科幻的进步。前几年我到英国到挪威参加它们的文学节，人家感兴趣的是中国科幻，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很多人外国人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绝对不可能产生科幻的地方，居然出现了科幻，而且欣欣向荣，这就是最大的进步。今年是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诞生 200 周年，也是马克思诞生的 200 周年。1 月份我去了创作它的相关的地方，在瑞士日内瓦湖边的一个别墅，感触很深。玛丽·雪莱关在屋子里边写了这么一本书，湖边还立了一个牌子：雪莱诗人的妻子在这地方写出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那个地方没有中国游客，都是外国人在那看。经过 200 年，科幻居然到中国在这个地方来发扬光大，不可思议。五四运动时候的那一帮青年人，要是在今天复活，应该全部都是科幻迷。
第一次热潮是清朝末期，鲁迅、梁启超他们把科幻介绍过来，短暂的关注之后大家都打仗去了。后来新中国成立，再后来改革开放。最近的一次热潮应该始于 2006 年刘慈欣的《三体》在科幻世界连载，2010 年《三体》成书出版，2015 年获奖，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和进步。2010 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80 后三十而立，80 后是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完全不同的一代人。2010 年中国举办世博会，向世界敞开，这个意义比奥运会还要大。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制造业的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了 2011 年，中国的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这是几千年来的第一次。然后大量资金进入，科幻开始繁荣。
中国人有一种心理，从科幻文学的爆发到科幻电影，他都想要憋足了劲要拍这个东西，展现巨大的迈进。借助这些电影表达军事力量是一个根本愿望，中国没有科幻电影，就类似中国没有航母，或者中国没有空间站，没有自己的芯片，没有自己的发动机是一样的。科幻电影里边集中了太多的制造业希望展现自己实力的梦想。昨天参加了一个研讨会，探讨科幻 IP 怎么产业化？讲到最后大家认为这是工业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怎么能完成文学到制造业的转变，从人文到科技的转变，成为自己的东西？科幻体现的是核心技术，只有美国能拍一流的科幻片，因为美国掌握了核心技术，这跟它掌握了芯片技术是一回事。
吴琦：听完韩老师讲，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科幻大会的主题就是中国梦！让霄峰再聊一聊韩老师的《冷战与信使》，小说虽然发生在那么遥远的一个时间和空间上面，可是我仍然隐约感觉到它还是在回应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的历史，或者说现实主义的题材，做这部电影的时候，你要怎样处理中国过去的政治或者历史与科幻的对接？
李霄峰：刚才韩老师已经讲得非常精彩了，实际上它有几个大的时间节点，包括五四、改革开放，包括他刚刚提到的 2010 年那几个大事件。我觉得韩松老师的小说牛逼就牛逼在它好像不是在聊这些事。他刚刚也提到 200 年前马克思的诞生，实际上到今天我们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他的小说里面我也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思想，到今天也还在探索这样的意识形态到底能够进展到什么样的地方，就像韩老师说的，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科幻的事情。
▲《第五元素》中用金钱买武力，热爱暴力与破坏的索克，暗讽着二战中的希特勒。
我当时讲到俄罗斯的大教堂，是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大教堂，但是它在二战时期不是被用来游览的，是被苏联用来庇护他们人民的，当时的人民没有地方住，所以人都住在教堂里边，我听了特别感动，我觉得这个才是对的。而像这样的影子，我能在韩松的小说里看到很多。我看完《冷战与信使》，当晚就和同事发微信，我说我觉得我挺为我们自己感到惋惜，因为韩松老师在90年代就写了《冷战与信使》。
冷战，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政治语汇，但是韩松老师写的是星球之间的冷战。信使在宇宙中用光速穿梭，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他的爱人可能已经死掉了。而在《星际穿越》里面，它讲的其实就是人在时间中的感受。我就觉得我们在 90 年代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小说，但是我们没有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去把它实现出来，特别可惜。那么同时也给我们自己设置了一个更大的难题，就是怎么去把中国人的科幻小说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展现出来。
吴琦：虽然我不是一个科幻文学的长期读者，但是刚才听两位讲，包括之前读韩老师的作品，其实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如果我们现在看所谓的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你会发现那些文学种类已经不大会处理历史和政治问题了，在他们的笔触下更多的只有现实生活，今天的人怎么样去谈恋爱？怎么样去构筑一个家庭？怎么样在一个社区里面生活？怎么样开公司？怎么样做各种不同的职业？但是只要他们的触角挪到 10 年前、20 年前甚至更早，你就会发现这些创作者失去了描述事物的能力。我一直在想这背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且感觉这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出现的一个很大的危机。
今天我发现其实当我这么想的时候，也许忽略了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的科幻文学，从 90 年代到今天，包括韩松老师在内的这些科幻作家的创作，他们会用一个很遥远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来回应特别具体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你会发现对那些问题的关怀和情感，不管是对社会主义传统还是具体的中国历史，其实都保存在科幻文学那里。这可能是对今天的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很难理解中国的一些现实，我们可以去哪里寻找那些东西的蛛丝马迹呢？对这些东西怀有情感、怀有观察、怀有态度的人在哪里？也许他们都在科幻文学的时间线里。
编辑丨是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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