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这个剧团的丝丝缕缕

　　我和这个剧团的丝丝缕缕

　　何丹萌

　　这个诞生于“大跃进”年代的剧团，已经走完了五十个风雨春秋。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曾有过多少光耀和荣华，曾熬过了多少艰难与清冷；所经历的起落沉浮、坎坷跌宕，销蚀了几代人的生命年华，映现着整个社会在一段历史时期的沧桑巨变。期间有多少刻骨铭心而难以忘怀的故事，真可以车载船装了。每当打开记忆的闸门，总会令那些亲历者们脸上挂满晶莹的泪花，心中泛起如潮的波澜。站在一旁的我，虽不曾是这个剧团的成员，但却做过这个剧团为期22年的家属；我的一个呕心沥血的创作剧目，也曾历经千难之后在这个剧团排练上演，所以，我便和这个剧团有了丝丝缕缕的联系。

　　其实叫剧团是错误的，自1958年成立时，就叫商县文工团，随着县、市、区建制的变化，曾叫过商州市文工团，现在叫商州区文工团。但无论公章和门牌上写做什么，而商县剧团这个称谓，一直挂在老百姓的嘴皮上也镂刻在他们的心目中。不仅在商州，在商洛全市乃至更为广远的范围，人们习惯上都将其唤做商县剧团。

　　小时候住在外婆家，外婆家就和剧团门对门。当年，剧团是有两扇带着门墩的黑色大木门的，不像是一个单位的门头，倒像是小城里某个破落商户的宅院。上学来往或去东门口的官井上挑水，总能看到男女演员在那两扇洞开的黑门里出入，他们的穿着并不多么时尚，但个个都能称之为“俳倡”，尤其是身上所携带的气息，总和小城人有着别样的差异。透过那两扇木门，我望不透院子的进深，想不到在那么狭小的木门里，怎么会有那么多风采人物进进出出。而且，我已经看过了他们演出的《江姐。》、《海港》、《杜鹃山》等等的戏，能把戏演得那么好的许多演员们，就住在那两扇黑门里，这让我对那两扇不曾进去过的黑门，有了些神秘之感。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并且也在文化单位，首先认识的是乐队里拉小提琴的房建乐，我们一同玩耍，拿着他的饭票到剧团的灶上打饭，看见了院子的纵深，也看见了后院里的破房烂屋，知道了那曾是解放初的一个养猪场和豆腐生产合作社的旧址。其实，我还是认识几位女演员的，她们是我的中学同学，只是那时候男女间不便公开交往，见面刚打个招呼，然后脸就红了。

　　剧团红火的时候，我进到后院里去买戏票，找的就是我的一位女同学，她当时分管票务，那个红火，真让人企羡。每逢一出新戏上演，她的房子便被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我那女同学的地位，也不亚于物资紧俏年代那些批自行车或化肥条子的权威人物。我有时联想，现在物资丰富了，再也不用批条，这是件好事，但若能让剧团或书店乃或别的文化单位，能够回到当年的红火境地，那该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

　　记不清我看过多少场商县剧团的演出，但印象最深的是舞剧《白毛女》和歌剧《江姐》，一个是芭蕾，一个是歌剧，那是商洛所有的剧团无法匹敌的，曾给商洛山区的戏剧舞台，增添过十分洋气的亮色。当然还有创作剧目《山花》和小戏《争把杖》，其中的许多唱词，我至今还能哼唱。

　　到了八十年代初，在戏剧将要萧条的时候，我的妻子从丹凤县剧团调进了这个团。她当时被分派到学员班当教练，我随她一同住过驻扎在东郊王巷的训练班，也去过他们带学生外出学习时住过的西安东郊观音庙的大蔬菜棚里。那时候条件很苦，但我曾告诉妻子：你要用女性的母爱，去关怀那些十三四岁就离开了父母的孩子。妻子确也是那么做的，帮孩子们梳头、捉虱子，教女孩子叠卫生纸。我那当时只有八个月的女儿，也曾在小学员们的怀里滚来蹿去。到学员们毕业时，她已上幼儿园了。

　　几年后，妻回团上班，住进了后院的平房。我此时虽已调往省城，但一回到商州，自然就做了那个小院里的家属。说是家属，因为人际熟识，加上我的性格疏朗，倒有了主人般的霸横。夏日里光着膀子，只穿一只大短裤，脚上靸踏一双拖鞋，整日在小院里轰出轰进，打麻将、下象棋、喝酒；谁家做好饭，满院都闻香；谁家的饭先做好了，小女儿就端着小碗去蹭；公用的水池子上，整日间哗哗流淌着洗涤的凉爽，飘荡着家长里短的述说和玩笑对骂时的朗笑；养了几盆花的人，都会将花盆集中堆放于院中，成为了集体的观赏；一条铁丝上，挂满了各家晾晒的被褥衣物，雨来了，如果你不在家，会有人替你叠平收好；几棵大杨树上的喜鹊或知了，会为小院人共同预报着季节的消息。戏剧的事业是萧条了，剧团人的地位和收入也随之下降，在艰难困苦的命运低谷时期，剧团人拒绝冷漠，顽强地吮吸着窘境中庸常的欢乐之汁。那种融融的人情味，真正应验了“穷欢乐，富忧愁”的俚语。(文章吧 www.wenzhangba.com)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剧团仍旧坚持着下乡演出，多年来，我作为家属，曾随团赶赴过商州的黑山杨斜、大荆腰市、麻池河砚池河等等的乡镇，也去过洛南县的石门石坡、陈耳寺耳等地。我曾抱着吃奶的孩子撵到后台去给娃喂奶，也曾多次吃过剧团演出完毕之后的加班饭。剧团为每人发过一张钢丝床，妻子调离剧团后，那张钢丝床随我们搬进了西安城，几次搬迁，都没舍得扔掉。我写的散文《看社戏》，反映的就是剧团正月里为庙会演出的情景。

　　有一年春节来临，我在写完对联后用所剩的笔墨为妻子写了个小条幅，其内容曰：“昔有王宝钏，钟情薛平贵，背叛宰相府第，守寒窑一十八载，此举被后人歌之颂之以为德。今有吾妻，婚后二十余年而两地分居，所居陋室，芦席为顶，破砖做地，门窗倾斜，墙壁裂缝，夜来风起，寒气袭人，隙缝可望邻家灯火，头顶常闻猫鼠追逐。虽条件艰苦，又室如寒窑，然吾妻却能忍辱负重，不仅工作不落人后，且能拉扯二女成人，虽不比王宝钏，但也必备中华妇女之美德也。”这是当年我们所住房间的真实写照，写好后挂了四年，我说那就算是对她的奖励了，后来吵架，她一把火就给烧了。我还写过一篇名为《县剧团》的散文发在报纸上，就是以此为素材，描述了剧团人开展的男打麻将女打毛衣的“双打运动”，展示了戏剧人在窘境中的生活况味。

　　忘不了的是在1992年，剧团要参加省里的艺术节，苦于没有剧本，时任团长的王俊杰求告于我，而我正好有个剧本闲置在抽屉里。那是我根据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山歌剧，名曰《天狗》，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时所完成的作业，当时还得了95分的高分，但回来后就扔在了抽屉里。拿出来一念，宣传部和文化局都觉得不错，于是决定排演。在排练《天狗》的日子里，我和团长王俊杰真可谓“看尽了人世间的眉高眼低”。因为剧团那时已很不景气，演员缺乏，乐队薄弱，尤其是经费不足，给排练带来了极大困难。我和王俊杰一道，去外团请导演，求人搞作曲，甚至和文化局长一块到外县去挖演员；我求平凹写了书法作为礼品送人，用以解决排练经费；俊杰喝醉了，双手抱拳单腿跪地，撵到县大老爷家中去求得支持。在排练场上，我又时时充当着场记的角色，扫地，打水，生木炭火，喊演员上场。我感叹排练我的剧作时，就好像我家私人过事一般，贴赔了烟酒茶水还要给人说好话，见人就得面带笑颜点头哈腰，生怕别人拉了勾而坏了事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天狗》终于排练了出来，在东关的影剧院连演十三场，博得了一片赞誉，尤其是有文化的知识阶层人士看了，无不为之叫好。恰在此时，我的二女儿也刚刚来到人世，作曲者之一的李中民说是双喜，便将小女唤作二狗，于是这个不雅的小名昵称，也被叫了开来。实指望这个戏能翻过秦岭登上省城的舞台去赢得荣誉的，谁知当时地区的文化政要玩了什么手脚，大概是出于保护直属剧团的本位声誉和利益吧，就将可怜的《天狗》随便扼杀了。为此，我和王俊杰四处打听过，喝酒喝醉过，抱头痛哭过。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只能埋怨《天狗》投错了胎。从此，我也深深领悟了什么叫做写戏的功夫在戏外而不在戏内。小人物当道且掌管文化，只能是毁灭艺术的圣洁，注入功利和肮脏。那段时间，我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

　　《天狗》虽然离开了舞台，但县剧团的人不会忘记。过了好多年，有人在水池上洗衣时还在哼唱。作家孙见喜曾专程赶回商洛观看了《天狗》的演出，十几年来，他对那个戏总是念念不忘，并四处奔走相告，逢机会就给人推荐，希冀着《天狗》能够重排。每逢朋友席间聚会，若要吟诗颂唱，见喜总喜欢我来唱段《天狗》，他也会一段，是开场时的“乞月歌”，我说那是孙见喜版的唱法：

　　天上的月儿一面锣哟，

　　锣里坐了个女儿嫦娥哟，

　　人说天狗想吞月哟，

　　月缺月又圆哪，月圆月又缺，

　　这是为是么呀，这是为是么？

　　是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一个戏的命运也好，一个剧团的命运也罢，都会有潮起潮落的时候。自妻子调离剧团以后，我很少再回到那个小院里去，但我知道剧团在新任团长南鹏等人的领导下，重排了好多新戏，并坚持着频繁的演出，新人们团结合作，朝气蓬勃，使剧团已有了很大起色。因为和这个剧团有着特殊的情分，听到有关他们的好事，我会从心眼里感到欣喜。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繁荣的需要，戏剧的事业和剧团的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说来也巧，就在接到剧团五十周年庆典消息不久，有天晚上我真的做了个梦，梦见了剧团已不在原来的小院，而是在丹江边的什么地方重盖了高楼，也新建了一座豪华的剧场，但是我进去一看，竟连一个人也不认识了。我问根榜呢，人家说不认识；又问小玲呢，人家说没听说过。醒来的时候，我将那个梦品咂了很久，我多么不情愿我所做的仅仅只是个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