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坑旧事——刘军这个人

　　文化坑旧事——刘军这个人

　　提及文化坑旧人旧事，怎么也少不了刘军其人。可以说，他是当年商洛那个文化坑里最活跃、最热闹、也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人物。

　　刘军小名刘彦彦，商州大荆砚川人。应在1965年前后，他考入了陕西师大，没上几年学，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毕业后分回商洛，下放至山阳某农村劳动锻炼。记得他对我讲过，刚刚踏进省城时，他脚上穿着草鞋，腿上扎着裹缠，像个担柴卖草的农夫，怯生生踏进了大学校门。放下行李，铺好床铺，高年级的老乡学兄告诉他：没事了，你可以到钟楼跟前转一转，那是西安最热闹的地方。吃罢晚饭，他开始往钟楼方向走。走啊走，走到了南门，看见了城墙，看见了城上的箭楼，以为那就是钟楼了。心想，这钟楼也没啥看头，就又开始往回走。晚上，学兄问，你去钟楼了吗？他说，去了，没啥看头。待他将所经所见复述了一遍，学兄笑了，说，你哪里去钟楼了啊？你才刚刚走到南城门，离钟楼还有一截路呢。学兄一笑，刘军脸红了。刘军对我说，那是他这个稼娃进城所干的第一件丢人事。

　　劳动锻炼了一半年，刘军被召回地区，分在教育革命学校，地址在离城八里的东龙山。那时，家父任该校负责人，当时该校云集了好多文革前后的大学毕业生，籍贯杂芜，所学不一，均为从劳练的农村刚刚招回城的知识分子，多数在此过渡，等待新的安置。那些人，我见了都喊叔叔，所以，那时见了刘军，也喊其刘军叔。不久，刘军就被调进了行署大院，在地区文教局当了文化干事。

　　那会儿，文化教育没分家，而教育被视为山区文教工作的重头戏，文化方面虽有一位副局长分管，但大量实际工作，则由文化干事一人操办，刘军，就权作了这个全区文化枢纽上的重要棋子。那时，文教局三位局长都姓张，即张景尧、张元虎、张景祥。人们只能按正副顺序喊其大张、二张、三张。刘军说过，那位大张局长，是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位领导。大张景尧，关中长安人，早年毕业于仪祉农校，乃关中儒士李仪祉先生的门生。景尧先生饱读诗书，熟谙儒学，处事谦和，为人笃厚。我曾多次聆听过他的报告。他给剧团讲话，讲秦腔要怎样突出板胡，将“出”字发音为pu，浓重的关中口音，惹得我们年轻人学了好久。他讲，什么是艺术，术也念作了fu。他说远古时，有人死了亲娘，伤心无比，他张开大嘴哭喊：娘啊！娘啊！他哭得撕心裂肺，旁人看着那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样子，却忍俊不住发笑了。而另有一人，同样死了娘，却哭出了花样，他边哭边诉：“哭一声，喊一声，娘的声音儿爱听，可就是再喊也喊不应。”此人这般一哭，旁人不仅不再发笑，而且跟着掉下了扑簌簌的眼泪。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张景尧老先生的这番话，让我在以后的艺术生涯中受用终生。批林批孔那会，张景尧与宣传部长张嘉禄分别给全区干部作报告，说是批孔，实际上却让我从两位老先生嘴里学得了不少孔孟之道。刘军与这位大张局长关系密切，来往了多年，其原因一方面出于他对大张的敬重，另一方面也因大张对他的厚爱。他从景尧先生身上，学到了不少处事做人的范儿。

　　后来，文化教育分了家，成立了商洛地区文化局。文化局没地方办公，就设在了文化馆院内的小二楼上，成了“文化坑”的首脑机关。第一任文化局长名叫王军，渭南人，做事果敢，雷厉风行。但给一些人的印象是性格急躁，说他撒尿都从来没有撒完过。这位王军局长领的第一位干事就是刘军，于是，文化局就成了“二军”当家。刘军当干事，实际上是半个局长，他对于文化工作，从上面的政策走向到基层的实际状况，都能了然于胸。同时，他也很会团结各县文化或文教局的文化干事，他知道那些人的作用与分量，很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比如丹凤的马革宁、商南的吴震、镇安的尹金峰、洛南的袁启凤等等，有了这些很硬帮的文化干事的穿针引线、承上启下，工作才能风生水起。当年那匹硬棒的文化干事，往往能左右局长，他们的意志，有时能变成局长的意愿而落实到工作中去。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他们对文化工作了如自掌并极具责任心。有一次，刘军到商南下乡，当然由吴震陪同接待了好几天。临走，吴震将其送到长途公共汽车上，惜别的话说了个没完没了，直到汽车发动了，才深情地挥手告别。可是没走几里路，车坏了。那时侯，一天只有一趟车，坏了就走不了而只能等待次日，刘军很无奈地提着包儿再回去找吴震。有些很不好意思。第二天，吴震又去送刘军，心想，告别的话昨天已经说完了，看你今天还能叮咛些啥？刘军坐上车，笑着对吴震说：“回吧，回吧。客走主人安。”没想吴震接了一句：“疙蚤蹦了狗喜欢！”两人顿时哈哈大笑，就这么自虐自嘲着，可见那时他与基层文化干事的关系，是多么亲密。他不仅与本地各县的文化干事亲近，还与省内各地市的文化主办干事交往甚密，比如铜川的董一俊、汉中的某某，宝鸡的某某（我记不住那些常挂在刘军嘴边的人名了），每逢省上开文化工作会议，这些人一起群言堂，往往就左右了陕西某项文化工作的具体实施办法。

　　那几年，发展基层文化站，刘军自制了一张商洛文化工作地图，每发展一个文化站，就在图上插个小红旗，每建设一个电影院或影剧院，就在上边涂一个大绿圈，哪里有文物点，哪里有业余剧团，图上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这张图挂在文化局大办公室里，全区的文化工作概貌，在图上即可一目了然。商洛的戏剧事业发展，刘军也倾注了不少心血，从狠抓剧本创作，到落实排练，刘军都担任了“革命军中马前卒”的角色。讨论剧本时，刘军爱说一句话：“红薯长大了就是一个大红薯，可是，这个红薯又是怎么长大的呢？”他经常要求给剧本提意见时，不仅要做看病的“先生”，而且要做治病的“大夫”。即，提出具体可行的修改意见。可是，做个看病的先生容易，而要做个治病的大夫，那是多么不易啊。我改编的《鸡窝洼人家》在省上获奖，李若冰在颁奖仪式上挥毫泼墨，为商洛写下了“戏剧之乡”四个大字，我和刘军将其带回来，他兴致勃勃拿去向时任的地委书记周述武会报。没想周书记见了那四个大字，先喜，后忧，临了说：“我要这戏剧之乡能干什么呀？我的二百多万山民的吃饭问题，靠一个戏剧之乡能解决吗？”几句话说得刘军如皮球上捅了一刀，蔫溜溜回了文化局。不过，刘军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他一面穿梭组织，一面下乡调研，不久，他就写了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书，名曰《山区文化建设散论》，该书由省文化厅社文处长马少亭作序，书中的好多文章，对山区文化工作均有独到见解与较为深刻的思考，很有指导意义。

　　在文化坑里，谁都知道刘军机智、幽默、聪明。他的诙谐，不仅表现在与同事相处，也常用到家庭中去。一对双胞胎儿子，大的叫宇晓，小的叫丹丹，他经常和儿子开玩笑，戏逗儿子，儿子就不怕他，嫌他没架子。他说，你们注意了，猪都有架子的，没架子就没法长肉，爸宣布，从明早八点开始拿架子了！结果，两个儿子依旧哈哈大笑。有一度，他家住电影公司，而隔壁就是劳改窑。儿子在家里写作业造句，造“挥汗如雨”句。儿子写道：“夏日炎炎，劳改窑的犯人叔叔们还在挥汗如雨地背砖。”刘军见了，骂道：“日***，谁都是叔叔？劳改犯也是你叔叔吗？”儿子瞪大了双眼，不知自己哪儿错了，问：“那些犯人就不是人吗？”(感人故事 www.wenzhangba.com)

　　我生了女儿何苗，在医院折腾三天，刚抱回来，在水池边洗尿布，刘军推着自行车从漫坡下来，哈哈一笑：“哎呀，一场伟大的造人运动总算结束了吧？”我说，“结束了，结束了，有人把你叫爷了。”他说不敢不敢，你把我都不叫叔了，娃咋能把我叫爷呢？他说这话是有来由的，因为他也曾贬排过我，说我的变化真大呀，最早见他叫刘军叔；后来是上下级了，就喊老刘；关系更近了，就直呼刘军；再后来亲密到狗皮袜子没反正，在一块玩耍惹闹了时，还会骂一句：狗日的。我赶紧辩白：没有，没有，我从来没骂过你狗日的。他见了图书馆长牛星垣，就喊“老地主”，因为牛馆长是商州城里的坐地户，家里成分高。他学着牛馆长的儿子认字，指着“海洋”的“海”念：“海，海，海洋的洋”。还编了个段子，说牛馆长给儿子教认“人、手、足、口”的“口”字，用启发式教学，指一指自己的口问：这是啥？儿子回答：嘴。又问：嘴还叫啥？儿子说：嘴就是嘴么，还能是牛勾子？刘军当着牛馆长的面给大家讲这些编撰的笑话，牛馆长无奈，就叫他的小名：彦彦——，叫得很亲昵，仿佛长辈喊晚辈。刘军喜欢和文化坑的许多人开玩笑，但他不和画家王军强嬉闹，因为军强是他的老师。军强1963年从西安美院毕业分到大荆中学任教，那时刘军还正上高中，正儿八经地给刘军当老师。他的小名刘彦彦，大家也是从军强口中得知的。另外，王军局长和陈志昌局长的玩笑，他也不敢轻易去开。不过，他也敢给两个局长编段子，说王局长裤子没干过（性子急，尿不完就系上了裤带）说陈局长走路没快过。说陈志昌在洛南当文教局长时，唯有一次快步在街上走过，人问：陈局长，今日咋走的这么快？陈不紧不慢回答：娃掉到井里了。

　　谁都知道刘军喜啦，但没几个人发现刘军事业心很强，他真有几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他对我说，管人，最难管的就是人心。共产党不让人信神，其实神的管辖面是很宽的，你睡在你家炕上，心里有了杂念，谁都不知道，但是神是知道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嘛，神会监督到人心里去的。他还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应该有人发明一种药，叫“党员刺激素”，入党时不用宣誓，给屁股打上一针，从此，这人再也不会叛党，早上四点就醒了，就得去扫地，就得去为党和人民工作，若不然，那种激素就刺激得你浑身难受，睡不住坐也不宁。我说，你这个创意好啊，可惜无法实现。周恩来总理逝世时，刘军泪花儿砰砰，后来他在《参考消息》上发现一段外电评论周总理的话，他抄了下来，也抄给了我，又让书法家李志贤用毛笔书写了挂在自己办公室。这段话是：

　　“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追求不朽，但可惜人生有限。那些目光及其远大的人，虽然知道理想尚遥远，道路也漫长，但他既然确信这理想是正确的、美好的，他就以一个实行家的态度，尽其生命所可以贡献的一切。到了晚年，他的经历已经极为丰富，而他的神态，仍使人感到是如此纯洁，就像是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人。他确信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在尽其所有之后，他留下遗言，要把他的尸体化为灰烬，并把他的骨灰撒在他的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他啜饮这里的江河水长大，今天，他回到他的江河土地中去了。他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重要，他也从来不追求自己的不朽，他自自然然地做着实现他的理想所应该做的一切，结果，他将永垂不朽！”

　　刘军不打牌，不下棋，没有业余爱好，没事了，就想工作上的事。用他的话说，就是欠工作。他不仅会工作，也能巧工作，一颗大脑袋总在思考工作，工作，能给他带来乐趣。他还经常抄录一些警句名言或有震撼性的文章给我，使我这个文化队伍中的年轻人获益匪浅。我印象中的刘军，有一颗浪漫的心，有一种很实际的工作作风。1977年全区戏剧汇演，八个剧团八台戏，整整演了八天。六百多人的饮食起居以及活动安排，让刘军好几天都没脱衣服睡觉。临闭幕前一晚，王军、刘军和我，三人关在丹江饭店的一间屋子，一夜间起草了近万字的总结报告和两千字的闭幕词。通宵达旦，天亮时派我将闭幕词呈送彭真夫人张洁清（那时张洁清刚被解放出来，任商洛地区副专员，分管文化），由张专员宣读闭幕词。有了重要演出，刘军也管票务分发。所以他那时很红火，但也经常躲藏起来，让人找不见他。

　　刘军在商洛工作的那些年，是商洛文化工作最红火的时节。他见证过商洛文化事业从郁郁不鸣到鼎盛繁荣的那段历史过程。我调进省艺术馆四年之后，万没想到，刘军也从商洛文化局副局长的任上调来了。他来当了艺术馆馆长，也使我喜出望外。我知道，他是决心在省艺术馆的任上大干一番的，我相信他对文化艺术工作的认知，也看好他的工作能力与事业心。可是，他进馆不久，就将我派往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去了。我深领其情，知道这是他对我的用心栽培。然而，当我从上戏回来时，他就遇到了麻烦。不久，就被调到省图书馆任支部书记一职了。我为此深深遗憾，觉得是因了一些莫须有的原因，使省艺术馆损失了一位好馆长。

　　刘军调走了，却还与我住在一幢家属楼上。他五楼，我四楼。家里做了好饭，也常喊我上去吃。我屋里缺这少那，也常上他家去拿。那段时间，他在家里研究《易经》，对《奇门遁甲》等传统神秘文化很感兴趣。他后来搬走了，他的住房就让给了我，我在那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刘军退休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了。他很少与人来往。多少该出现的场合，也从来不见他的影子。我理解他，人生的舞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该扮演的角色完成了，或者人家不让你演了，没你的戏了，你就卸了妆休息，守一份该享的清静。乡党和文化圈常有人想念他，说他还是应该出来走走的，抱怨他不该躲进小楼成一统。我对他倒没什么抱怨，反有一种愧疚，觉得他对我的教益、对我的关怀与爱护，使我得益不少而无力报答。这份歉疚，也不知何时能了。不过，我记着他的好，记着他对商洛文化工作的贡献，在我心里，那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