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弟俩

　　 姐 弟 俩

　　一阵撕心裂肺的吼叫之后，喘着粗气的列车缓缓地驶离了上海站。列车喷出的巨大的蒸汽烟雾把挥手、挥泪的送别人群给淹没了。1970年8月10日，我和我的同学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去黑龙江，去接受再教育，去建设北大荒。

　　我记得56次列车是晚上9点多发车的。在一阵阵时断时续、时隐时现的抽泣声慢慢平复后，第一次出远门的知识青年也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列车孤单而毫无表情地急驶在茫茫的夜幕之中。

　　第二天清晨，当阳光透过车窗，照进车厢，整个车厢慢慢地开始苏醒了。人们开始走动，开始洗漱。我们几个同学也打来了开水，从行李架上取下干点，在茶几上铺上一层报纸，准备开始早餐。年轻人总归是年轻人，临行出发时的担忧和惧怕，随着相互之间的嬉闹，也就风吹云散了。

　　由于我们是知青专车，一人一座，因此车厢也显得比较宽敞。

　　这时，我无意间发现，在我们隔着过道斜对面的俩人座椅上，坐着一位姑娘和一个男孩。姑娘端庄，脸色忧愁，两眼呆滞，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乌亮的辫子上顶着一朵扎眼的小白花，犹如一尊雕像。男孩还在熟睡，头紧紧地依偎在姑娘的肩上。看见小男孩，我心里不禁涌起了一阵酸痛，我想起了我的弟弟。

　　嘈杂的喧闹声终于把小男孩从睡梦中吵醒，他揉了揉眼睛，茫然地看着四周。

　　我拿了几块饼干，微笑着对孩子示意：吃吧！这时，姑娘好像突然受到了惊吓。“不不不，我们有，他不饿。”她说话显得语无伦次，甚至有些结巴。我们几个同学同时都表示出几许尴尬。

　　在知道我们是去老莱农场三分场后，姑娘似乎才放下心、定下神来。她告诉我们说，她也是去老莱农场，只不过是二分场。

　　大家都是上海人，而且又同去一个老莱农场，气氛就比较融洽起来，交谈自然就变得比较顺畅起来。她告诉我们说，她这次回上海为的是奔丧。

　　慢慢地，她给我们讲述了她的故事。

　　她的父亲是位医生，她的母亲是个教师。文化大革命后，她的父亲被挖掘出曾经在国民党的军队当过军医，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被隔离审查。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他爸爸的规格也越就来越高。她母亲在长期日夜高度的紧张中终于崩溃，母亲选择了自我了结。她在处理了母亲的后事后，带着她唯一的亲人——她的弟弟回黑龙江。“其实，我是今年5月17日到的农场，没想到，才三个月，我又带着我的弟弟回农场。”她凄然一笑。她讲，两眼泪成行。我们听，一阵沉默，几份悲伤。 (感悟人生的经典句子 www.wenzhangba.com)

　　在那个年代，我们自己也自身难保，但我们还是极力宽慰她、开导她。我们对她说，如果在农场遇到了什么困难，尽可以找我们。我们一定帮忙。她也许感到了我们的真诚、我们的友善，她站起来，微微弯了下腰，算是向我们表示了谢意。最后，我忍不住告诉她，我的父亲至今还在五七干校，也没有解放。

　　火车终于到达了老莱站。上海的管带把我们交接?农场地方。我们登上了一台破旧的汽车，算是专车，去三分场。透过汽车的尾窗，我看见她姐俩孤单单地站在车站的月台上。

　　到了农场，我们很快地投入了广阔天地，开始了我们脱胎换骨的再教育生活。

　　大概是过了两个月的一天傍晚，我们刚收工，有人叫：杨定奇，有人找。我走出男宿舍，看见门口站着她姐弟俩。

　　她说，她今天带着她弟弟去场部办理弟弟转正的事，误了时间，没有车回二分场。正好碰到一辆三分场的马车，他们就来到了三分场。她很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再这里借宿一晚？我说，完全可以。我找来了我的女同学张兰娣，请她帮个忙。我们几个同学都围了过来，关心地问她生活得怎么样？她说，分场领导很厚道，说她弟弟年纪太小，没让下地，被安排在工具房。说完，她脸上掠过一丝苦笑。看得出，很干涩。

　　晚上，大潘送去了两听罐头，以示款待。

　　第二天早上，张兰娣帮他们从食堂打了早饭。饭后，我们要去出工，他们也要回二分场。我们挥手作别。看着她俩一步三回头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漫无目的地凝视着远方。一个柔弱的姑娘，领着一个幼稚的孩子，将生活在这个一望无际、举目无亲的北大荒，我不敢去想。

　　后来，慢慢地，我们失去了她姐俩的音讯。后来，慢慢地，我们忘记了她姐俩的姓名。再后来，我们已经记不清她姐俩的模样。只是，在那个严酷的年代，那一抹凄美，那几丝忧伤，至今，我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