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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香蕉的距离

2017-11-13 15:40:34 作者:胡说又胡说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一袋香蕉的距离

  我从来不是个学霸,学习对我而言太过吃力。

  1980年9月,我上小学一年级,距离我满5周岁还有2个月。周围的同学都比我年长,最少也要大我一岁,有些人甚至要大我三、四岁。当时我每天努力自己不尿在身上就已经精疲力竭了,何谈什么学习?何谈什么竞争?

  入学测试倒是很顺利,因为我识字,而且不少。但上学第一天是学拼音,我认识的那些字全无用武之地。到今天我都还记得,第一天的课程是学习6个韵母:a o e i u ü,学完了中午放学之前要随堂测验,证明自己能够背下来。

  那是在1980年,在我之前的日常生活中就根本没有拼音这种东西存在。我母亲当时查字典,不用拼音而是用四角号码;我父亲不是汉人,对汉字发音完全没有信心,他是用偏旁部首。我一个4岁多的小朋友,面对天书一样的a o e i u ü六个符号,单是记住它们的发音就用掉了我整整一个上午,还想我用笔把它们给画出来?凭什么U的脑袋上多了两个点,发音就变了?为什么就它一个加点,别的都不加?究竟还有没有规矩?

  随堂测试不及格,一个“笨”字徐徐落在脑门上。

  后来我看小朋友的教材,每个字母都配了图。为了帮助他们记忆,字母e还要费心费力地画一头鹅,把鹅的身体盘成e状,脖颈朝身体背转过去一圈再伸向前去。我那时什么都没有,翻过《春天来了》的那一页,后面就是六个又粗又黑又硬的字母,让你直接开始背。

  我上的是部队子弟小学。因为是军事基地的缘故,对外不开放,许多随军家属需要在基地里找工作。没有文化的就去做体力工作,有点文化的就编入小学,成为教师。我的班主任董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一个短发圆脸的中年北方女子。脸上两道浓眉,眉下目光如刀。颧骨一左一右两丢红晕,看起来就像是个白皮肤的藏族牧羊女。很久之后回想,她应该是河北山东一带的人,来到云南日久,于是脸上有了高原红。

  董老师阴沉,不喜欢说话。每次从门口走进教室,胖大的身躯飞速移过来,前面几排座位就会立即陷入她的阴影之中。她教育我们的方式主要靠工具,也就是教鞭。也就到了这几年,教鞭的主要用途才改为在黑板上指点。但在当年,教鞭都是用来鞭笞学生。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根成人一肘长的竹枝,小拇指粗细。因为长期攥在手里,也因为不断抽打在学生满是冷汗的背脊上,它变成了金黄色的一根,甚至有些晶莹的意思。按照现在的话来说,那是一根打到“包浆”的竹教鞭。

  那根教鞭无声无息地挑起,董老师猛地一抖手腕,竹梢撕裂空气,发出令人窒息的“咻咻”声。有时候阳光从窗外侧着打进来,能看见董老师手里挥舞出一个金黄色的扇形,扇形的边缘落在某个倒霉蛋的白衬衣上,就会猛然停止,重新坍缩回一根竹子。但与此同时,白衬衣上会出现一条鞭痕,两边的布料因为空气急速向外流动而形成两道隆起。如果离得足够近,还可以在阳光里看到无数细小的皮屑和灰尘在疯狂飞舞。

  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想要不尿在自己裤子上,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你不明白一件事:董老师从第一天上学开始,就不喜欢我

  对于一个四岁多的孩子而言,班主任老师喜欢什么学生,不喜欢什么学生,这是一望而知的事情。这一点不因为年岁小就有什么不同,反而因为幼小的缘故,对于人情冷暖的感知会更加强烈。即便是一株幼生的草,也对自己周围的环境变化非常敏感,因为它没有太多对抗环境的能力,它想要全力活下去。

  事情如果按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也许我早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路。上学太早,跟不上进度;老师严苛,对我有偏见。这些都是很好的自我开脱理由,曾经我的一位朋友就以小时候打针打坏了脑子作为理由,过上了几十年无忧无虑幸福人生。一切失败,一切放弃,一切不如意都是因为那一针,而自己所得到的任何一丁点东西,都是和那一针抗争的伟大成果。

  第二年的某一天,记得是个什么节日,有人送了父亲一袋香蕉。那时候我们有许多水果罐头可以吃,但是新鲜水果除了小苹果就只有火把梨。想要改换口味的话,就只能走进山里自己去找覆盆子和各种浆果。香蕉是个稀罕事物,每次得到一点点,要用塑料袋封起来,放入电石催熟。那次是整整一袋,而且已经完成成熟,金黄灿烂的两扇甜美的香蕉。

  父亲在晚饭后带上眼巴巴的我,径直穿过门口的碎石场,爬到对面半山腰上的一间孤零零的小砖屋。敲开门,出来的人和我打了个照面,我突然觉得呼吸困难---“董老师好!”,然后我就什么都听不清楚了。只记得父亲站在门口,和董老师聊了好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董老师脸上有笑容,她收下香蕉,还走到我近前,伸手摸了摸我的头,称赞我是个“聪明孩子”。

  从此我在学校的生活改变了。在过去,我在董老师的视野之外,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现在,董老师愿意在我身上多花一点时间,愿意多讲解两句。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的任何一点进步都能在她那里获得肯定。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我的学习成绩慢慢跟了上来,并且一点点赶超了过去。虽然教材和过去一样困难,我依然需要背诵许多难以记忆的内容,要理解竖式、借位、进位这样莫名的概念,依然要花费比同学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理解,但是最终我能和他们做得一样好。因为在学校里,在董老师那个地方,我总能获得支持和鼓励

  小学二年级,我是班上第二名,三好学生,并且被任命为班长。整个二年级,我就在脑门上挨过董老师一记教鞭。

  一直到大学之前,我都在和比我年纪更大,体力更强,发育更早的孩子竞争。稍微不注意,身边就会有几十人轻松超越。那种感觉就像是被扔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周围深绿色的一片。水线压过胸口,让人呼吸艰难,肺泡燃烧,需要拼尽全力不断踩水,才能让上半身浮出水面,拥有片刻轻松,然后再次落入水中,继续踩水。但好在我有小学时候的经验,对自己有一种天真自信相信自己无论如何能找到方法,慢慢赶超过去。无非是慢一点,无非是后来没有人再会轻易给予赞扬和鼓励。

  这样的我,和另外一种可能的我之间,只有一袋香蕉的距离。

  在许多年里,每次回想起这袋香蕉,我都会面皮发烧。觉得如果不是它缘故,我不可能从董老师那里得到那么多的关照,也不可能得到那么多的肯定和鼓励。总之,我在小学得到的胜利不是那么的纯粹,不是完全因为自己努力的结果。进一步想一想,这也就是说我的命运操控在别人手里,并非是我自己所能决定。其荒谬之处在于,在命运的天平上居然是一袋香蕉起到了贿赂的作用。

  现在我不再那么想了。

  每个家长都希望教师能够无偏私地关照到自己的孩子,都希望教师是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很少遇见住在山坡上孤零零一栋小砖房的灵魂工程师,连部队分配的家属楼都住不进去的灵魂工程师。董老师在基地子弟小学里上班,班上孩子们父母都是基地里的中高阶军官,他们不会去到小砖房去看望一位子弟小学的老师,他们最多给校长打个电话就好了。家长希望老师尊重关照自己孩子的同时,大概很少想过,老师也是肉眼凡胎,同样需要得到家长尊重和关照,同样需要得到家长的支持和鼓励。打动董老师的不是我,也不是香蕉,而是父亲带着我去她家拜访的这件事情。

  作为这件温情往事的注脚,我觉得有必要提一句我们告别离开董老师家的时候,父亲对董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

  “老师,你的这个教鞭啊,最好把竹子放在水桶里泡一星期,拿出来之后阴干,这样打起来更疼,还不容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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