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 | 其实，中国也有爵士！
“中国爵士教父”刘元。图/搜狐娱乐
刘元喝了点酒就会感慨：当年四大天王都干不过中国摇滚。作为崔健的朋友、队友，这个吹唢呐出身的萨克斯乐手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国爵士教父”，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爵士乐队，从1995年开始，他张罗的CD café到东岸都是中国爵士的“绝对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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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到比利时的迪南访问演出，刘元的唢呐被偷了，没法排练和演出，只得在迪南城里乱逛，这座小城恰好是萨克斯的发明者阿道夫·萨克斯的故乡，刘元在此第一次接触到了萨克斯这种乐器。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上帝在关上门的时候，会给你打开一扇窗。而这扇窗开得适逢其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反抗他们的父辈，渴望变化，希望有自己选择的人生，特别是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吹唢呐对刘元来说是父辈、社会对他的某种规定，但是吹萨克斯不是，它代表了一个新的世界。比多数中国年轻人幸运的是，在国家文艺团体工作的刘元拥有一些出国演出的机会，在那个闭塞的时代较早地接触了西方。
吹唢呐对刘元来说是父辈、社会对他的某种规定，但是吹萨克斯不是，它代表了一个新的世界。图/新浪音乐
刘元第一次在国外听现场爵士乐演奏时，发现“它很吸引你，但是完全不明白，怎么能有音乐会这么随心所欲，又那么准确，自由而理性，我想那正是爵士最吸引我的地方”。
当年他已经听过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决心跟着磁带学。他有音乐基础，可以模仿出跟磁带里一样的声音，还练出了自己看谱的独特方式。钢琴谱是一种多声部的谱子，而萨克斯用单声部五线谱，但是，他就是能看着钢琴谱来吹萨克斯，迄今，他还保留着这个习惯。
著名中音萨克斯演奏家查理·帕克。图/网易
那批玩摇滚、爵士的中国年轻人很幸运地在国门打开之初便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皮尔·卡丹在中国开的马克西姆餐厅是当时北京最活跃的地方，常有乐队演出，但是得花150元外汇券买门票才能进去听。
鼓手张永光没钱，他在马克西姆连一杯可乐都买不起，实在渴了就去厕所喝点自来水，然后回来继续听。刘元说，那时候他们玩音乐还真不是玩票。
“那是舞曲，不是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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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各种音乐一股脑儿进来，多到来不及消化、吸收，最早玩音乐的那一批人都分不清布鲁斯、爵士、放克（Funk）、摇滚，全凭感觉玩。另一方面，资讯其实又匮乏得很，以致闹了许多坐井观天的笑话。
比如，有一段时间，所有人都认为约翰·丹佛或者卡朋特是最牛的。爵士是最讲究现场感的，但是当时还没有酒吧，刘元和他的朋友们就在饭店的大堂坐着听，就是为了感受那种气氛。
他们一起去参加艾迪在友谊宾馆做的派对，那是1984年的圣诞节。来自马达加斯加的艾迪已经组起了乐队，就是他向崔健、刘元他们介绍了爵士、布鲁斯、雷鬼，大大开阔了他们的音乐眼界。后来艾迪成为崔健乐队的贝斯手。
八十年代初的友谊宾馆，按照刘元的说法，进入这个大厅可以随便喝酒跳舞，但是出去不行。这些涉外场所不能随便进去，崔健有一次还冒充美国华侨去北京的友谊商店买外烟。
1984年，中国第一个摇滚乐队“七合板”乐队诞生了，当时他们能力有限，就是凑在一起玩音乐，但还是有一些专业方面的能力，崔健是吹小号的，文博之前是弹琵琶的，杨乐是吹长笛的。刘元说，当时也有试图做爵士的迹象，但是完全不靠谱，最多也就是个轻音乐的感觉。
从他们发行的专辑《七合板演唱》封套上也能看出这种迹象：五位打着黑领结的年轻人像小型保罗·莫里哀乐队。在“七合板”乐队时期，崔健唱的《我有一只小毛驴》颇有爵士的风味。
从七合板乐队走出去的崔健与杨乐，时隔三十多年后，在《中国之星》的舞台上再次重聚。图/凤凰网
萨克斯已经吹得很好的刘元在当时有点孤独，因为没有专门玩爵士的人，更没有爵士乐队，“和平饭店里的老年爵士乐队演奏的是舞曲，不是爵士”。刘元只得带着一批年轻人让他们慢慢学起来，所以，崔健乐队的鼓手贝贝、贝斯刘玥、键盘手夏佳都玩过爵士。
刘元说，当时的状况是，传统爵士不了解，fusion也不了解，直到九十年代也是这样，甚至现在，也可以说只是在一个了解的过程中。玩爵士得有作曲、指挥的才能，听力要好，有器乐的基础，懂打击乐，抓得住打击乐的节奏，还得是一个临时作曲的。跟古典不同，爵士有很多即兴的成分。
即兴是可以教出来的，就像踢球一样的，经过训练，技术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每个人对音乐的独特感觉也是不可或缺的。
1994年5月，美国爵士乐歌唱家B·B·King在北京。图/搜狐
Going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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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唱片公司曾经给刘元录制过两张专辑：《梦桃花》和《旧路历程》，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唱片业大举进攻大陆的时候，他并不满意这两张专辑的制作水准，所以也很少提。他说，台湾人那时候可能有流行乐制作的经验，但是在爵士方面没什么概念。《旧路历程》的封套上，戴眼镜的刘元完全是一副姜育恒的模样。
最开始制作人是李宗盛，当时的李宗盛没有制作过器乐专辑，更没有制作过爵士，刘元对他说，这就麻烦了，那你怎么要求呢？后来李宗盛还专门去趟纽约了解爵士。但最后因为李宗盛太忙就换了另外一家制作公司，这家的选曲就更可怕了。比如，会让刘元吹迈克·杰克逊的歌。刘元说他自己后来就不管了，吹完就算完事了。
刘元专辑《梦桃花》。图/百度贴吧
直到1994年，刘元还没有地方可以现场演出爵士乐。当时酒吧很少。1995年，三里屯主要只有四个酒吧，刘元挨个去问，都不要爵士乐。真正长期固定下来是在CD café，刘元一直记得刚去的时候，墙上一边挂着谭咏麟、梅艳芳的画像，另一边挂着马拉多纳。
在中国开爵士酒吧并不像村上春树那样埋头切黄瓜就可以了。台湾乐评人周昭平问刘元怎么收门票钱，以便让乐手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让酒吧生存下去。刘元说他的酒吧演出都不收门票，因为门票那玩意中国听众不太接受，得在酒钱上稍微计算点，比如今天请的都是大牛，那酒水的价格就适当提高一点，当然提高幅度也注意，基本这也是老板与客人之间的默契。
酒客常常会将演艺吧的一些习惯带进爵士吧，比如喜欢点歌。当年刘元在CD café演出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人突然就站出来了，你给我来一个Kenny G.，“我想当时观众对爵士乐也没什么概念，场面很尴尬”。
关于Kenny G.，乐评人张晓舟分享了一个笑话，比利时乐队在广州的酒吧演出时，有一个萨克斯乐手下场时很郁闷，他说观众让我滚回家，因为收到观众的一个条子，写着“Going Home”，可怜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Kenny G.，经过一番解释之后，这位萨克斯乐手还将信将疑，“你肯定吗？不是让我滚？”
以一首《Going Home》红遍中国的Kenny G.。图/杭州网
对刘元来说，像流行歌星一样的Kenny G.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人物，就像很多摇滚乐迷不能忍受《春天里》这样的摇滚一样，即便唱歌的那位始终穿着皮裤。刘元总是强调要做传统爵士，那是因为爵士就是外来的文化，得从头到尾学习和接受，并且在功夫到家了之后，才可以去自由发挥。还没搞懂就想着爱怎么玩就怎么玩那是瞎玩。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爵士还是一个做基础的阶段，之后才会产生相当数量的音乐家，才可能有出类拔萃的高手。
但是，时间还是给爵士乐在中国发展带来了一些变化。在CD café时期，法语、英语是店内的主要语言，但是，现在到了东岸时期，中文成了主流了，那表示中国观众多了。到深圳举办第二届OCT-LOFT国际爵士音乐节时，观众的人数已经大大超出了主办方的预期。
关于时代的大环境，刘元显得有点怀旧。图/简书
在爵士节上做完讲座的刘元在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内的一家爵士吧喝啤酒，有一个乐手正在进行即兴演出。刘元说，有时候，或许乐手不太专业，但是现场有回应，气氛很好，那也不错。
但是，他又接着说道，所谓即兴发挥，也要得体，过了，变成神经病就不好了。他大致是个温和的人，但对于原则十分坚持。比如说到刘索拉的free jazz时，他认为在专业领域可以进一步探讨。
关于时代的大环境，刘元显得有点怀念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社会是尊重艺术家的，姑娘如果跟一个大款在一起，会觉得特别没面子。现在也有艺术家，但是主要通过商业和明星的方式来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