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拉二胡的人
昨天早上，西湾河菜场门口来了个拉二胡的人。
今年香港的冬天盘桓得特别久，已经三月下旬了，气温竟然还在20度上下徘徊。于是这位穿着传说中阴丹士林蓝色对襟褂子端坐着的老人，看着颇像那么一回事。
香港的卖唱人群有几大经典曲目，《上海滩》是其中之一。我走过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正在拉《上海滩》。我的音乐素养就那么回事，大约属于“瘾大水平低”的范畴，西洋音乐还听得多些，民乐几乎听不出好坏。想当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个时常在coop书店门口拉二胡的中年男人，我听了好几年，才确定他其实基本不会拉二胡。
这位老先生的水平在我听来，是很不错了。
我对街头艺人的态度一直比较纠结。即便是想要给钱，往往都会因为不好意思而走掉。虽然我其实非常明白只要不是忽然大叫大笑脱衣裸奔，路人其实基本上不会在乎一个陌生人做了什么，但街头艺人的周围往往有一片状似舞台的无人结界，哪怕是香港这样挤的地方也是如此，因此要给钱便要踏上人家的“舞台”，对我等脸皮稍薄的人来说，是个试炼。
但《上海滩》自有魔力。我想，在香港生活着实不易，如果有更好的机会，谁在街头拉二胡呢？这么想着。我从钱包里取出十块钱，回身再看，原来我已经走出十几步了。要在这时候在茫茫人流里转身往反方向走，专门去放这钱，似乎又有点额外的难为情。
还是等买完菜回去的时候再放吧，我这么跟自己说，把那十块钱放到了包里容易摸到的地方。
结果我买了很多菜，两只手都各拎了沉重的一袋。那老先生还在。面前的琴盒还是空的。我艰难地把两手的袋子并在一手，拿出那十块钱正准备放到他的琴盒里，他停下琴声，从我手里接过钱，并且用标准而低沉的北方普通话说：“谢谢。”
我不知道为什么又高兴了些。
跟我从前见过的coop门口那位拉二胡的先生比，这位老先生的偶像包袱可算是很轻了。当年那位在行人往他面前的高洁丝纸巾盒里塞钱的时候，可从来不会停下拉琴，最多只是简单颔首而已。
2003年我初到美国，那位先生已经时常坐在coop门口对面的花坛边上拉琴。等2009年我搬去纽约，他还在坚守岗位，水平也没怎么见涨。非要用美式的积极眼光看问题的话，最初他拉的完全不成调，而在这六年间他慢慢能拉出些调子来，至少能磕磕巴巴的拉出一两句来。
印象中他总是穿一件白衬衫，牛仔裤，衬衫外套一件灰色的毛线马甲。除了美国化的牛仔裤，其他完全是80年代中国式的打扮。波士顿的漫长冬天里他穿什么，我倒是毫无印象了。昨天我一时好奇google了一下，果然网上流传的图片也是这身打扮，大概这一身最符合看客们对这位先生的想象。
一搜之下还有其他的资料。2006年校报写过一篇长文章报道这位大家熟悉的坊间邻居（资料翔实，观点恳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原文链接读一读），而另一篇blog则十分直白地说：醒醒吧，这个人拉的烂透了。
根据校报的采访，这位周先生拉的其实并不是二胡，而是京胡。而人家也直说自己并不是专业水平，只是个人爱好，因为在自己公寓里练习被邻居投诉，所以辗转到这里来练习。面前的高洁丝纸巾盒，大约是顺便放的。
当年碰到他“练琴”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心里鄙夷的想法比较多，尤其是当西方人驻足欣赏时，不免会觉得周先生怕是利用了西方人不懂东方的乐器，听到那咿咿呀呀的声音便陶醉在东方情调里了，跟耍猴子也差不太多。
不过转眼十多年过去，回想当年的人和事，不免生出浓浓的nostalgia。虽然人人都说燕京难吃，它关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一声叹息。按照校报的说法，周先生今年该七十有四了，大约早就不做露天练习。而我们这些根本不会乐器的人，实在也没什么资本嘲笑人家。识货的人总是少的。美国现今最著名的专业小提琴演奏家之一Joshua Bell曾经顽皮地在华盛顿的地铁里拉过琴。别说把他认出来，一共只有27个人或长或短地停下听了他的演奏，1000多个人直接走了过去。
这篇文章，起头的时候叫“一个拉二胡的人”，写着写着改成了“两个拉二胡的人”，该收尾了，我又想起了何玉生先生，觉得得把它叫做“三个拉二胡的人”。结果一查，错了，何玉生先生是弹三弦的，根本是一种弹拨乐器，跟二胡完全不一样。
但这一段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那场演唱会以后，何玉生先生的身份就主要是“摇滚歌手何勇的父亲”。去年三联生活周刊写了篇挺长的文章介绍他，用的也还是这个名字：何玉生：摇滚歌手何勇的父亲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让人唏嘘得很。何勇不唱了，何玉生先生倒还在弹三弦。我又想到以前预告过但是没有真的动笔写的《九十年代消亡史》，那个时代怕是真的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