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读后感精选10篇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是一本由吴敬琏著作，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430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010-1-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读后感(一)：教程
这应该是吴敬琏的代表作了，如此宏大叙事也符合吴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界旗手的身份。
全书分四篇。总论对共产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纵向历史进行了阐述，其间既能反映吴敬琏对马列文献的娴熟，也能看出他对其它西方经济理论的比较眼光，进得去，跳得出来。第二篇为部门专论，对农村改革、企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金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分别进行了历史地、宏观地分析。第三篇为“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讨论了三个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转型期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改革。最后的第四篇为“简短的结论”，而且确实很简短。
吴教程的体例自然有它的道理，但是我想也可以给它重新划分成三块，即总论、分论以及与经济改革有关的政治改革及其它。社保体系的建立完全可以放在分论中，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能放在第一篇的总论里。
我读这本教程，最大的感受就是“中正”。对于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各个主要方面的各个主要观点，吴均有介绍，且常作同情的理解，少见批判，大都采取呈而不辩的姿态。所以正如有人所说，吴敬琏的这本著作是取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的最大公约数。较为明确亮出自己观点的章节主要出现在总论对共产主义经济的介绍部分，如“国家的引入，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的学说发生了变形”；苏联的国家主义不仅源自马共，更源自俄罗斯从彼得大帝以来的传统；以及中国1958年“体制下放”与1957年赫鲁晓夫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改革的关系与差异，等等。吴敬琏特别提到，并且在修订版序言中再次强调，共产主义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的划分并不可靠，因为根据匈牙利经济学者科尔奈的观点，无论是休克疗法还是渐进主义，分类的标准是速度，但速度不应该成为衡量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准，因此，真正的二分标准应该是“私有部门有机发展战略”和“加速私有化战略”。我对科尔奈以及吴敬琏的这个观点表示怀疑，休克与渐进呈现的恐怕不仅仅是速度。
我不知道其他读者是否有和我一样的阅读感受，即这部教程越往后，越感觉似曾相识，也就翻得越快。这既表明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已经对中国经济改革在一种话语体系中进行了普及，也表明吴敬琏作为主流经济学家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国家叙述并无隔阂，其实还表明，吴敬琏等一批人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方向。
顾准临终前对吴敬琏说：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我送你四个字：守机待时。因为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这本书应该算作吴敬琏拿出来的东西，虽然与顾准比仍显逊色，但作为一个入世极深的老者来说，依然值得尊敬。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读后感(二)：政策与激励：标准、实施与结果
读吴敬琏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开篇不久即对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心生赞叹，不论在整个过程中多么艰难、多么反复，都体现出了当时政策漩涡中人们对“更好生活”的理解、追求以及基于此所做出的政策选择——个人认为，不能因为现在走向了市场化道路而对当时坚持政府主导的人有过多苛责。当然，这个观点的一个理想化的可能不成立的假设前提是，每一政策观点的持有者都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之所以做这样的假设，是因为技术化的政策分析，不涉及动机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可以避免在不同的逻辑假设下的无谓争论。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坚持“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导致很多政策最后是失效的呢？我们以农村公社化改革作为例子，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在有限的文献了解基础上，一派人倾向于农业的“家庭化经营”，理由是基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家庭生产可以减少交易成本（简称“家庭派”），另一派则倾向于农业的“公社化经营”，理由是在强有力的国家控制下可以将农业资源顺利地拿来支持工业发展（简称“公社派”）。后来的历史发展脉络已经比较清楚了，即在大规模强制性的政治运动中，农业部门彻底公社化，但在运行一段时间后，陷入了连自给自足都无法实现的困境与窘境，于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萌芽并经由艰难的政策议程，最终成为国家农业发展的基本政策基础。
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曾将分析层次和选择规则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宪法层次、集体选择层次和操作层次，如此划分可以较清楚地展现各类问题的所属层级，降低讨论的交易成本。本文借鉴这一思路，认为这个案例很完整地展现了公共政策在宏观政策设定与微观激励调整方面的脱节与错位，即在当时中国最高层级的“路线选择”和最低层级的“个人生存”间出现了脱节与错位。
首先，看选择标准问题。在前述两种观点的交锋中，“家庭派”的观点是自下而上推演式的，遵循的逻辑是“基于xxx的特点，应该实行xxx的政策”；“公社派”的观点是自上而下强制式的，逻辑动线是“基于xxx的发展要求，必须强制采用xxx政策”。这种差异来源于对政策选择标准的不同理解和采纳。“家庭派”看重的是对农业部门生产的激励和维系，“公社派”更重视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带有一定程度的掠夺性。放到学理上的讨论则是，前者希望采纳“帕累托改进”的方式，而后者倾向于“希克斯改进”。单纯讨论这两种改进孰优孰劣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在强约束的“帕累托改进”中，是否有其他措施可以推动工业部门的持续发展，而在弱约束的“希克斯改进”中，是否有措施来防范（在政策运行之前，只能“防范”而不是“弥补”）可能出现的利益受损？这就涉及到实施层面的问题。
在实施层面上，依然基于已知的部分文献，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意识形态必须绝对正确的“大前提”下，农业家庭经营被“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没有看到利益转移后的合理补偿措施，所看到的只有虚拟化的、蓝图式的精神鼓励和严厉的、被剥夺了“退出权”的意识形态压制，使“实施”层面的问题空心化为“标准”层面的问题，显然违背了政策实行过程中要设置合理步骤并防止政策扭曲的基本原则，使本该可以避免的政策失误异化成为政策“暴政”。
综上，在任何政策的设定中，都应该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实现激励相容，否则，从最乐观的心理来看，哪怕出发点再好、假设再理想化，都容易使政策无可避免走向失效乃至失败。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读后感(三)：中正、平和而又不乏深刻
吴晓波说，很少有向吴老这样从外表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我倒是觉得他就像经济学界的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读后感(四)：人间正道，天佑中华
【http://blog.sina.com.cn/leiwon】
***计划与市场***
做事情之前要有一个大方向，这是宏观前提；至于在过程当中采取哪些方法，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微观操作。方向对了，事情便成功了一半；方向偏了，终究要误入歧途。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他的观点如今看来有些粗糙，但方向没问题——否认人类脚下的土地是静止不动的；沿着哥白尼的思想路径，伽利略、开普敦、牛顿等一众后辈巨匠发现了更多的科学规律，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和日常生活。如果不是哥白尼打破教会对天文学说的垄断，恐怕我们还在地心说教导之下傻傻地活着。
计划经济也是如此，它的问题在于否定市场经济规律，大方向有误，于是怎么走都走不通。君不见执拗的苏联穷尽数学技术打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埋头苦干70余年依然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解体了事。应该说，计划经济是广大社会主义先驱实践自身理想和信仰的常见路径。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希望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没问题，政治正确。但是他们根据这个理想所构思的社会经济体制却存在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实行财富的社会共同占有；第二，否定货币和市场在新社会中的存在”，熟悉现代经济学的人们都清楚，前一个特征干掉了产权机制、后一个特征干掉了价格机制，归根结底无视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无数的后来者著书立说也好、暴力革命也好、人民专政也好，大都逃不掉敌视市场的窠臼，让苏联老大哥扬名立万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便滥觞于此。
为何否定了市场的计划经济行不通？两个原因，一是信息成本过高，二是激励成本过高。吴敬琏教授认为，计划经济能够有效运转的隐含前提是：“第一，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状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单一利益主体假定）。”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只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价格机制充分反映各类资源的稀缺程度，竞争机制和产权机制对微观经济主体形成约束，两方面综合起来，经济资源才能得到有效地配置，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具备基本的条件。吴敬琏教授用严谨的经济学语言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而笔者认为，稍有常识便可知也。因为，完全信息假定和单一利益主体假定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相当于物理学领域的无摩擦匀速直线运动，拿来做实验当然可以，却不能借此框定大千世界。人类是情绪化的动物，感情丰富、变幻莫测，即便是击败围棋大师的AlphaGo也不可能精确计算一群人类在不同时期的消费需求和价值取向，遑论控制。
苏联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起步方向的错误注定以悲剧收场。中国则不然，1992年，邓公南巡推动改革；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间正道，天佑中华。
***农业生产的激励难题***
现代公司治理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在于考核激励，上班族对于绩效指标的概念都很熟悉。一般而言，人事部门会把各种岗位的各类工作环节尽最大可能予以量化，综合考核期内的各项指标得分评定员工绩效等级。可是，上述做法对于农业生产却并不适用。
吴敬琏教授指出，“由于动植物的生命活动具有连续性，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最后将体现在动植物的产量上，而不可能像在工业中那样，分别计量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上劳动者所付出的有效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农业劳动工种繁多、作业分散、季节差别大，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交给家庭去处理，事情就简单多了。由于家庭是一个集生产、消费、教育、抚养子女于一体的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利用了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减少了决策成本，几乎不存在度量、监督等交易成本，这使家庭经营较之其他经营形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运用常识来表述：人们对自己家庭范围内的生意买卖最用心、对自己家庭范围内的切身利益最在意，在实现自己家庭范围内价值最大化方面，根本无需提醒和监督。除此之外，任何经营性组织都需要严格的考核激励机制来防范雇员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偷工减料等行为。当然，不否认会有一些人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行，以至于马不扬鞭自奋蹄，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兢兢业业、甘于奉献；但是这样的先进人物永远是个案和特例，一个经营性组织绝不可以把绩效目标建立在雇员自觉劳动的基础上，那样无异于自虐，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给出了试验结果。结论：既然农业生产天然不适用常见的考核激励机制，那么只有依靠家庭经营才能保证必要的生产效率。
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长期坚持现代农业的家庭经营方式。人间正道，天佑中华。
***股市之辩***
坊间有云，在中国有两件事情总是搞不好，一件是男足，一件是股市，个中原因众说纷纭，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客观来讲，1990年代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和运营确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这个传统文明古国终于迈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宫内苑，那些由西方国家探索数百年所建立的经济金融模式从此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吴敬琏教授指出：“股票市场扩大了国内的投融资渠道，打破了原来的家庭只在银行储蓄和企业依靠银行贷款的单一格局，有利于资金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改善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日后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提供了可能的途径；加大了国民经济中存量资产的流动性，有助于投资者通过资产重组和收购兼并等方式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高存量资产的使用效率。”
股市虽然是个好东西，却对社会法治环境、政府监管能力、市场透明程度等各个方面要求甚高，可以说是一颗镶嵌在市场经济皇冠上的明珠，需要扎实的制度基础做支撑。读过《伟大的博弈》的人们都知道，即便是金融帝国美利坚，他们的资本市场也经历过混乱无序、欺诈盛行的阶段，政府和投资者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才逐渐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并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一过程十分漫长。而对于商业传统缺失、金融经验匮乏的中国来说，股市在初创之际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违法违规活动盛行、股价大起大落等）实在不可避免，也是后发国家成长的烦恼之一。对此，1990年代末的国内经济学家激烈辩论，很多辩题如今看来让人忍俊不禁（当然，这不是前辈的错，而是因为我们国家与世隔绝太久了；在股市这一新鲜事物面前，大家都是小学生，后来者不能用今天的认知衡量十几年前的争论），例如：“全民炒股好不好”、“中国股市是否投机太甚”、“股市市盈率是否过高”、“如何看待庄家”、“初期股市应不应该加以规范”、“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当事人的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吴敬琏教授在辩论中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即中国一定要“建立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中国人喜欢臧否时弊，但是在批评的同时，更需要建设。有人一边艳羡西方国家高度文明青山绿水，一边在自己家门口乱穿马路随地吐痰；有人一边痛骂股市沦为权贵提款机，一边跟随所谓的“主力资金”炒小炒差。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需要官智推动民智破冰向前（官智与民智的提法见笔者另一书评：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609320/）；到了一定阶段，阶层利益日趋固化，官智受到各方掣肘，此时需要民智更加开化，由下至上推动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要求别人守规则，自己要先做到，窃以为股市也好、其他时弊也好，皆有此理。
2016年3月22日，*ST博元公告称，因涉嫌违规披露等原因即将终止上市。这是2014年A股确立“重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制度”后首家因此而遭退市的公司，标志着中国股市法制化治理大幕徐徐拉开。人间正道，天佑中华。
***腐败的经济源头***
转型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腐败现象往往要比发达国家和地区严重得多，中国亦然。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体尚未完全建立起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腐败的核心环节是非法占有财富，而财富来自于经济活动，即使是官员上下级之间的行贿受贿，其赃款的最初来源也一样如此。吴敬琏教授指出，20世纪后期，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腐败行为主要有三种经济源头：1）“利用干预市场活动的行政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例如腐败官员通过各类许可证制度来寻租，他们手中的审批权相当于印钞机，可以借此源源不断地收受贿赂。2）“利用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将公共财产掠为己有”。例如国有企业因为产权不清晰、监督不到位，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的内部人员很容易通过蚕食国有资产来中饱私囊，此即微观经济学“委托-代理”问题。3）“利用市场不规范牟取暴利”。例如中国股市，差不多是改革进程最迟缓、制度建设最拖沓的领域了，虚假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活动时至今日仍然层出不穷，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输送屡禁不止。
好在执政党清楚上述现象的症结所在，简政放权、健全法治等工作都在推进当中，可能有些领域的步伐慢了一些，但毕竟还是在行动。最近观看《毒枭》（第一季），剧中拉美国家发生的腐败于我们而言堪比天方夜谭。所以，人间正道，天佑中华。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读后感(五)：《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纠误、存疑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纠误、存疑
第一篇 总论
1、页19段2，“在论战中，哈耶克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得到学术界充分理解”，下注1“哈耶克在1974年方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注解似乎是要对正文进行强调，实则风马牛不相及，而诺贝尔经济学奖1968年设立，1969年初次颁奖，哈氏1974年获奖，不算迟了。
2、页20，注1《似乎有知识—在诺贝尔奖金授奖典礼上的讲演》，此文邓正来、冯克利均译作《知识的僭妄》，似更佳。
3、页32，注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问题》，应为《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4、页32，注4行2“实行公司合营的主要是”，应为“公私合营”。
5、页68，反对“价、税、财配套改革”的首钢领导者是时任首钢总经理的周冠五。
6、页63段1结尾，“官家资本主义”，吴思在《置疑‘权贵资本主义’》一文中的落脚点是“资本-官家主义”，引用时不宜调动前后顺序，且破折号万不可少。
第二篇 部门专论
1、页88，“2000万—30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同书页43，“饿死2000—4000万人”。此数据历来有争议，但同一本书，似宜前后统一。
2、页95注1，《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前一个“的”字多余，印刷错误。
3、页98注1，那个144.7倍和1.9倍是怎么算出来的？
4、页102，3.4.1段2行4，“城市统筹的就业制度逐步形成”，应为“城乡统筹”。
5、页103，段2行6，“扎实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多一个“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