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读后感10篇
《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是一本由吴敬琏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0元，页数：16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读后感(一)：姚洋：如果吴敬琏30年前预言再言中 国家就很危险
搜狐财经讯 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与搜狐网主办、搜狐财经承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座谈会上表示，吴敬琏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文章《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中，提出计划经济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也成为其之后提出全面改革的依据。
那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后来很快就成为了现实。姚洋称，吴敬琏是渐进改革最首先的倡议者。他在当年就提出，在并不具备大规模全面体制改革的条件下，如果勉强进行，不仅不能能够取得好的结果，相反还会造成不好的经济和政治后果。他对于吴敬琏在70年代末——那个改革呼声很高的年代能提出这一思想，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姚洋还表示，吴敬琏的渐进改革思想对当年中国经济改革可能的两条道路都有所涉及。一种是国家政府继续控制，另外一种是市场宽松的、国家放开——这是双轨制的思想，但不是一物二价的那种双轨制，而是两条腿走路的双轨制。1989年价格闯关就是吴老师预言完整的体现。
吴敬琏曾在很多场合提出法制经济的概念。姚洋称，吴敬琏在30年前的预言在书中不幸言中，如果吴老师这次的预言再被说中，那么我们国家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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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读后感(二)：从顾准到吴敬琏：艰难的中国市场之路—— 《吴敬琏文集》读后感
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 刘明清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吴敬琏自然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因为一向坚持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主张，而获得了“吴市场”的美誉。其实，中国的经济发展乃至政治发展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够让人民幸福，肯定不仅仅只是吴敬琏等几个少数学者才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相信那些理性、务实的领导人也是十分清楚的，否则就没有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伟业了。毕竟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且特殊的体制下，任何一点点改革或者改良的动作，如果没有最高领导阶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允许、容忍都是不可能进行的。尽管用邓小平的话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来搞改革开放的，但没有理论家、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舆论支持、献计献策，以及方案设计，也是不可想象的。吴敬琏先生就是那批舆论支持、献计献策的知识分子之一，更是为数不多参与许多重大改革方案设计的专家成员之一。今天我们可以从刚刚出版的《吴敬琏文集》中，看到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是属于为中央领导层出谋划策而作的“策论”。
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走向富裕繁荣的一条必由之路。这一点，在理论上的确认，早在近两个半世纪以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里就完成了（1776年3月，亚当·斯密《国富论》在英国出版，至今天已经过去了237年）；而在现实实践上的确认，则是二战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依靠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实现了长期的经济繁荣并领先于世界的事实证明。另外，上世纪末苏东剧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抛弃了僵死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先后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也从反面证明：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可能在牺牲人民自由的基础上创造较短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奇迹（如苏联70年代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却无法具有持久的活力与效力。
中国作为苏联老大哥的学生，在新中国政权建立后，几乎完全照搬照抄了苏联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即所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命令经济）以及一元化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鄙视市场经济、笃信甚至迷信计划经济的官僚、知识分子。就连吴敬琏也是笃信队伍中的一分子。最早的觉醒者是思想家顾准。顾在自己被自己亲身参与缔造的政权宣布为敌人（右派）以后，开始了彻底的反思。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中，悟出了中国只有回到世界文明大道，才可能摆脱几千年的封建黑暗，实现自己民族的“神武景气”。吴敬琏作为顾准的学生和朋友，在他们一起“劳动改造”的过程中，被顾准的深邃思想与远见卓识所折服，也由此奠定了吴在改革开放年代里一以贯之地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信念的思想基础。所以今天我们在谈论吴敬琏——“吴市场”的时候，切不要忘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顾准的理论贡献。
从70年代末邓小平、胡耀邦等推动改革开放以来至本世纪初期，不过30几年的时间，中国便从一个连人民温饱都存在问题的赤贫国家发展成为了超过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奇迹（其实也有不同声音，已故宪政学者蔡定剑教授就认为不存在中国奇迹）。对于奇迹发生背后原因的解读，一向似乎也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官方主流的看法，同时有体制内外有大量知识分子为这种看法进行辩护。这种看法认为，中国崛起是坚持所谓“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结果——即依靠强势政府的直接推动，同时集中资源，通过海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完全托了以市场化、民主化为取向的改革开放的福——或者说是因为放松和部分解除了计划经济体制桎梏的束缚，让自由市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吴敬琏是一直坚持后一种看法的。
吴敬琏先生早在1988年，就运用现代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进行过理论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吴敬琏认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为了不让政府权力在经济转型中故意“搅局”、“谋利”，就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2011年底，吴敬琏对媒体发出了“当前中国最严重危险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呐喊。可惜的是，他的声音一再被淹没或者被故意忽略掉。
中国时下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当然不是搞了市场经济的错，而是因为“改革还处于半路中”，还是一个“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混合体制，法治严重缺位，政府权力过大，这就为权力“搅局”、“谋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目前中国最赚钱的生意，要么行政垄断，要么官商勾结。代表自由市场经济的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始终受到挤压甚至遏制。特别是在近10年里，还发生了政府主导的成规模的“国进民退”行动，导致的结果则是权力越来越值钱，权钱交易越来越普遍了。
对于中国的未来，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都是不现实的。不错，现在仍然沉湎于所谓“中国模式”魔力的朝野人群，依然无比强大，也仍然有大批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在不倦地为它唱赞美诗；但是中国经济却不再给力，按照吴敬琏先生的看法，2010年已经达到了峰值，原来那种高歌猛进式的增长不可能再现了。所谓形势比人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改良都是形势倒逼的结果。倒退必然是死路一条，惟有继续深化以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尽早实施宪政民主，才可能是一条走向光明的道路 ——这条道路也就是邓小平等领导人曾经启动却又搁置了的，顾准和吴敬琏等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冒着身家性命和政治生命所坚信、坚持、呼吁的道路。
《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读后感(三)：范世涛：时间验证思想——关于《吴敬琏文集》的点滴读后感
三卷本《吴敬琏文集》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50万字，分平装本和精装本两种。即使是平装本，拿在手上也觉得太重，更不要说精装本了。
正因为书的篇幅比较大，我很担心热心读者未必很多。但是，这种顾虑很快就打消了。样书一出来，中央编译出版社就送了一些给社会科学研究者，征集学界对这部书的意见。梁小民、姚洋、周其仁、徐友渔等教授都表示，认真读了这部书，而且对书中内容做了很有意思的评论。这些老练的读者，几乎不会浪费时间去读空洞无趣的书本；既然他们“一篇接着一篇看，看完了”（周其仁语），那一定因为书中的内容很有魅力。
作为这部书的特约编辑，我在编辑过程中也读了这部书，想在这里谈谈读书体会。虽然有些琐碎，可也许会对别的读者有点用呢！
顾名思义，这部《吴敬琏文集》并非全集。其中只收录了作者1980-2012年间（也就是吴敬琏老师50岁以后）单篇文章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专著中仅选取了《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两书的极少数章节。
近年来，薛暮桥、马洪、桂世镛、高尚全、杨启先、乌家培等人的文集陆续出版，这些文集整理得很好，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将《吴敬琏文集》纳入“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需要遵守文库统一的标准，特别是篇幅不得超过三卷，内容要符合文库所要求的“中国化、原创性、现实感和影响力”四个标准。因此，这部文集是吴敬琏老师按照文库的统一要求，舍弃了大量不那么精炼或相对次要的文章后编出来的。
为了说明这一特点，我们可以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关于价格闯关。1988年的价格闯关是改革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吴敬琏不仅在几次决策咨询会议上，对宽松货币政策与价格放开这样的政策组合提出异议，而且写了多篇报告和论文论述价格改革必需的宏观经济条件。这套文集仅选择了两篇，一篇是当年4月的《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924-929页。以下引用只注页码），这篇文章的标题非常清楚地反映了作者关于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文中也明确指出，“积极进行价格改革，但不改变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 （第925页）；文集收录的另外一篇，是7月完成的《从1988年上半年经济状况看价格改革的环境》（第423-420页），那时中央已经决策价格闯关，该文开宗明义，提出“在各个方面绷得很紧的情况下，价格改革很难取得预期效果。”（第423页）既然这两篇文章已经反映了作者的基本看法和主要论据，其他更详备的论述也就没有收进书里。
第二个例子，关于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份通过对“计划经济”的再解释确立商品经济为改革目标的重要历史文件，但这份文件仍将“市场经济”作为贬义词使用，称“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从1987起，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商品经济”一词未明确反映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因而不如“市场经济”概念准确，希望将改革目标模式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吴敬琏老师也有同样观点。他1988年与胡季合写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一文， 先在广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研讨会”上介绍，不久又摘要发表在《人民日报》。但是，这在当时并未成为共识，而且在1989年6月后，连“商品经济”的提法也成了问题。所以，这篇作品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重要程度不及作者1991-1992年的论述，文集也就没有收录这一篇。
第三个例子，关于全书的分篇结构。整部《吴敬琏文集》分为8个专题：（1）综论改革和发展；（2）改革的整体推进战略和方案设计；（3）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5）宏观经济态势和政策研究；（6）维护社会公正，抗击权贵资本主义；（7）法治、民主与公民社会建设；（8）经济学与中国改革。每个专题辑为一篇，按照写作时间先后排列顺序。这8个专题，不仅涵盖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面，而且对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公民社会的协同关系有深入的阐述。其实，吴敬琏老师交给出版社的稿子，比这个8篇结构还多一篇，内容多出20多万字。出版社担心文集篇幅过大，建议作者压缩。吴敬琏老师同意出版社的意见，整体删除了原定的第九篇。这一篇原题“关于人和书”，主要是对一些人物和书籍的评论。相比前面的8篇，这些文章可读性更强，但重要程度确实稍弱。所以，吴老师做出了放弃这一篇的决定。
经过作者精心编选，收入《吴敬琏文集》的作品也就相当整齐。相当一部分内容，已经成为改革史上的重要文献。
这种情况很多，这里只能举有限的几个例子：《对上海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第673-681页），不仅反映了作者参加1984年8-9月国务院振兴改组上海调研组（时任文件组组长）工作形成的思想，而且是为随后召开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准备的总结讲话稿，对新的上海发展战略有重要影响。还比如《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第873-883页）报告，是1985年初货币当局出台宏观紧缩政策的基本文件。《单项推进，还是配套改革》（第313-314页）中的改革建议，已经纳入“七五”计划。《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第461-470页）和《关于公司化》（第556-566页）的重要内容，则被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整体改革方案吸收。《对诸城小企业改革经验的看法》（第590-595页）、《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第596-611页）和《对经济形势的估量和放手发展中小企业的对策建议》（第618-624页），都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所有制布局调整的基本文献。
当然，书中有些文章，也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如《关于当前经济形势讨论情况的汇报》（第917-923页）和《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第338-358页）都曾引起强烈的批评；《股市七题》（第1071-1100页）本身就是大争论的产物。耐心的读者还可以从书中找到很多类似的文章。
除了这些有文献价值的文章，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对书中的几篇文章格外有兴趣：
一是1986年与李剑阁、丁宁宁合写的《试析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矛盾》（第682-714页）一文。这是有点学究气的长篇大论，其中除了强调二元经济模型对理解中国发展战略的基准作用，最让我格外感到惊讶的是这样几句话：“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表明，落后国家要赶上去，全面外向发展是唯一有效的途径，舍此不能获得真正成功。……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应当坚决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比较成功的国家，总是在将本币进行较大幅度的贬值，让出口企业在一个大致平等的条件下展开竞争，而国家不再以补贴等形式过多地堆企业进行不规则的干预。”（第711-712页）如果与改革史对照，这段话就格外有意思了。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外汇双轨制实现并轨，中国出口从此开始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走上出口导向道路。吴敬琏是这一战略比较早的明确倡导者这一。但是，在出口导向战略取得重大成就后，作者从2003年起，开始反复强调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的多重消极后果，呼吁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改变出口导向型战略（第991-993页；837-851页）。
二是1985年的《再论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第892-908页）一文。我对这篇论文很感兴趣，因为这篇论文强调了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与深化改革的密切联系，其中特别引用了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一书对德国“二战”后所谓“艾哈德奇迹”的解释：“所谓艾哈德的经济奇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取消了物价和工资的限制，允许市场自由活动，同时严格限制货币的总量。”（第895页）从此之后，作者不断改进对这句话的翻译，最后形成了“管住货币，放开价格”这一著名论式，并运用这一论式讨论价格改革必需的宏观经济环境。有意思的是，弗里德曼1988年9月访问中国期间，曾向当时的领导人提出书面建议，这份建议中包含了相同内容，连措辞都与吴敬琏老师引用的那句话非常近似。
三是1995年的《 “新三会”与“老三会”》（第573-576页）一文。这是一篇篇幅不长的对话录。所谓“新三会”，指企业公司化过程中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所谓“旧三会”，指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我之所以觉得这篇文章有意思，是因为作者把本土公司治理运动与邓小平著名的“8o18讲话”（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精神结合起来了，认为国有控股或国有独资企业的双层决策结构不当。照作者的意见，国企改革应贯彻“8o18讲话”精神，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和公司化的要求，处理新老三会的关系。而目前依然流行的做法，却是国有企业恢复党对企业的领导，党委先做决定，然后再付董事会表决通过。如果董事会不同意，再报上面裁决。在这种决策结构下，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依然属于政府，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很难建立起来。
四是2012年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第299-312页）一文。这是一篇纪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周年的专访。文中除了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改革目标模式以及这一目标模式的准确内涵，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作者说，“政治体制改革包含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施宪政三项基本内容。……从远大目标来说，实施宪政当然是最根本的；然而从实施重点和实施步骤来说，我觉得可以先从法治入手。……像在最近的大案中暴露出来的那样，由于审判独立、法官只服从法律的制度受到行政权力的干扰，一些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竟然成了某些人贪赃枉法的工具。这种严重情况催促我们必须认真推进司法改革。”（第309页）在我看来，这段话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协调推进提出了理想的远景和可行的切入点。
（原载财新《中国改革》2013年第6期）
《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读后感(四)：守望者吴敬琏
如果说中国经济是一艘巨轮，那么经济学家们就应该是守望者，时刻警醒这艘承载着亿万同胞的航船能够安全驶过“历史的三峡”。而吴敬琏先生就是一位出色的守望者。
近日，他的新书发布在即，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吴敬琏文集》收录了吴敬琏1980年至2012年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至今他出版著作中涵盖范围最广，资料最全面的文献类重要著作。该书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将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隆重举行。
而此时，中国经济频发“危险”信号。据媒体报道，部分重工业再拉亏损警报，钢价下跌，钢铁行业再次亏损，水泥行业产能过剩，实际超出需求量约8亿吨。中国经济自2003年一路在“重型化”路上狂飙至今，终显疲态，“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
其实，早在2003年，吴敬琏就对中国经济的“重型化”表示过忧虑。
那一年，托政府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福，水泥、钢材价格“一月三价”，长三角都流传着“投资1000万，生产100吨钢，1年建成，1年投产，一年回本”的“发财秘诀。就连轻工业、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都坐不住了，各级官员纷纷表示要赶上“全国性的重化工业化大潮”。于是，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2004年，浙江省40多家民营企业向国家发改委打报告要重化工业，就连当时如日中天的国产手机厂商波导，也不用销售手机所积累的雄厚资本去开发自主技术，而是准备投入巨资搞汽车。
2004年，吴敬琏两次南下浙江调研，看此情况，忧心忡忡，于是，在7月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专题讨论会上，他作了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论证了政府推动的重型化道路不可行。
在2005年，清华大学的一次产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吴敬琏作为第一个演讲者，提前15分钟就到会场一侧的投影仪前，不断校正，希望有个最好的展示效果。在那次研讨会上，吴敬琏发表了《中国重工业及化工产业的发展》的演讲，论证中国经济应该转向技术和效率导向的内生性增长，政府要让位于市场。
然而，吴敬琏的很多观点被追求政绩和短期利税的各级政府所刻意忽视。各地纷纷”多快好省“上马重型工业项目，导致污染频发、能源告急，而一遇到经济不景气，投入巨资的重工项目亏损严重。至于，不愿意搞研发而热衷跟着政府指挥棒搞汽车的波导，时至今日，早已经风光不再。
《华尔街日报》曾经有评语说：“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
吴敬琏是一个守望者，每每发出危险预警，从“赌场论”到“谨防权贵资本主义”，再到警示重工业化的负面影响。但遗憾的是，手握重权的官员们，很多时候，是不愿意听真话的。【来自《今日主角》】
《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读后感(五)：吴敬琏：中国改革还在半路上 旧体制仍在阻碍改革
搜狐财经讯 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与搜狐网主办、搜狐财经承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现场发言中谈到，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中间还有很多反复，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我们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等等各种影响，在社会主义中包含了许许多多旧体制的内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
以下为发言实录：
吴敬琏：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回顾过去，大家对我的评价有些确实不敢当。有一个说法，我30年了，我著作的内容一以贯之，这个不太准确。大家对我的学习这一点一以贯之我还是比较认同，学到的知识和表达出来的知识那是变化很大。当然80年以后的可能波动的幅度小一点，要讲到80年以前幅度就很大了。我在195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满脑子可以说一句话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88年江苏出版社出了一个经济学家每个人说自己的自传，我那个自传有一个小标题“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没想到因为当时事情的变动，这个书出了两年才出版，出版的时候这个编辑很紧张，说这个标题不行，改个标题。我到北京来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怀着这么一种心情来进研究所，特别是经过几次运动以后简直是吓破了胆。到了60年代初期中国可能是经济学界的左派矛盾思想很重要的阐述者，以至于在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代表团来访问到马列所，马列所让我接待，介绍中国改革的设想。讲完了团长提一个问题，61年的时候我们日本的毛派不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有一篇经济学经典的论文叫做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署名叫吴琏，这个是不是你？这是我。阐述毛泽东在读书会，社会主义就是一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有很多变化，开始的时候我还是着眼于官员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改革，后来应该说重新学习经济学那是在耶鲁大学，刚才颖一说了，应该说对现代经济学做了一个系统重新学习。即使在那以后的文章，现在去看，有很大的理想，很强的进一步改革的影子。以至于我跟老龙一块儿引进比较经济体制，这个时候仍然带有很强的印象。后来有变化，主要的冲击来自什么地方？经过一段改革到了80年代中期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会发现市场制度没有其它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支撑，它是无法有效运转。当时年轻一代的也有一些影子，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在整个20世纪前面五六十年，包括91年我们回忆90年代这次改革的时候，我们跟江泽民总书记讨论，一定要搞市场经济。从我的说辞里面可以看到，我强调的是资源配置，把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看成经济体制最重要的一个效率和标志。后来的讨论里面周小川提出两个主要功能，我当然是支持的，一个是有效的配置资源，另外一个能够形成所谓金融的机密性。后来江泽民总书记在1992年6月9号对十四次代表大会定调讲话说了两点，市场经济的作用归纳了两点，一点有效配置资源，另外形成好的金融机制。从这个地方看起来，我这个思想还是紧追慢赶，并不是一开始很能够站在应用学层面上，需要不断的努力。
后来跟江平教授结识以后，需要懂一懂法制，我请教UC的政治学教授请他给我开一个书单，看了一百来本书，对普通法、大陆法、宪政有一点初步的认识。法制比体制的重要性，跟法学家的交往像江平教授的交往，有法律不等于有法制，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我们这些人学术的认识结构不但老而且相当得顽固，需要努力，我们年轻人会好一些，但是就我来说仍然如此，今后还是继续努力，真正成为崛起的国家唯有自己文化的崛起撑不住的，我们还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我的朋友对文集写了一个评语，他表扬了一点也是批评也是鞭策，他很愿意学习新的东西。
另外讲一点，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中间还有很多反复，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从计划经济走出来在80年代打开缺口，到90年代的改革号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的结构。我们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等等各种影响，在社会主义中包含了许许多多旧体制的内容，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双层体制消长的问题，在86年当时已经发生很多问题，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等等社会问题，还有对腐败的不满等等。当时国务院领导人做了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判断现在看来还是对的，所有这些矛盾的来源在于当时的说法叫做双重体制的胶着对峙。90年代情况有了变化，90年代经过92年设计93年设计94年开始的改革，这一个体制市场经济的体制力量有了壮大，80年代后期非国有部分只占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1/3，包括那些很模糊的苏南模式也不过如此。到了90年代改革实践，两种体制的力量对比发生一些变化，从总量来说非国有部分强一点，但是消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到了21世纪以后改革所得来的成果以一些人极左式由于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力量造成的，对于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从生产上的问题到社会上的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种解决方案是继续推进改革，不但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所谓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一种方法强化政府的力量，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来保持高速度的增长，用政府主导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后一种出路的势头到了过去十年后面的一段时候变得越来越强，以至于后来又人把它命名为中国模式。认为这个不但是解决中国所有发展的问题和社会问题好的药方，而且认为可以让世界效仿一下，解决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本宣传所谓中国模式的书说，中国模式的特点优点在哪里，在于有一个强势政府。这本书的作者说中国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奇迹叫高铁奇迹，一个奇迹叫重庆奇迹。这个趋势可能到了2010年左右到达最高峰，2011年以后出现了几个事件使得奇迹的内幕、真相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加上我们理论界网络上的辩论，以怀疑这个药方是21世纪以来被有些人所强力推进的方向是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加深中国的问题，怀疑的人越来越多了。正好这个时候召开了党的十八大，在十八大以前人们对十八大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回答给予很高的希望，十八大开了以后大家都认为出现了一些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道路，推进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我们面前的问题，而且真正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给予很高希望，事实从十八大文件来看确实有些情况是存在的。我想说的是这样两个不同方向这种争论或者说得严重点中国向何处去的两种方向的斗争仍然会继续，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不可能一帆风顺。
刚才何迪先生说我是有自信，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你可以看到那样一种道路是一条死路，是一条绝路。而且这一点如果你深入的考察一下最近五年的经验，那个已经是强弩之末或者黔驴技穷了，经济发展的方式不转变，中国高速的增长不可持续，这个是以前得到过共识的，而且在“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十二五计划”都表现了这个共识，但是实际呢？我参与过“十一五”讨论，“十一五”的规定相当不错，不是我们这些人这么看，做“十二五”的时候国台办请了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做了预研究，为首的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迈克尔斯潘、鲍汝莫尔，他们听了学者的汇报特别听了发改委主持“十二五”汇报的人的汇报，杨伟民那时候在发改委给他们做了汇报，他们两位特别满意。我问他们有什么建议？我们的建议你们的“十二五”都有。他们临走的时候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做的那一套还是强势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把它们拉起来。09年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不到一年下来了。到去年下半年又来了，到各地去都是无比巨大的投资计划，到处是推土机轰鸣，推了建，造城运动，去年下半年内地是这样沿海也是这样。第四季度增长0.9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又下来，说是7.7，还有外贸增长，我到不少地方都很怀疑7.7，即使7.7说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不大同意经济学家还有老朋友在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第二季度会回来，我不这么看，应该有清晰的认识，用这种办法已经陷入困境。投资一增加，马上资产泡沫和物价都会反映，而在增长上拉动增长的效果非常差。
现在中央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各方面都在登，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参与，这个实际上是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大的事业。思想上的分歧也会很多，利益上的纠结更加严重。怎么来做？我们可以沟通，温故而知新，我们改革30多年来一直是不断地出现新的十字路口，不能够在选择的关头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整个经济发展就会脱轨，现在既是机会又是挑战，我们共同努力能够使得我们经济改革理论能够向前推进，总体发展跟上。
谢谢大家的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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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读后感(六)：改变“权力造富”是一场转型硬仗.
2013年5月11日，在出席《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时，83岁的吴敬琏谈到：“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许多旧体制、旧思想和旧路线残余仍将继续成为改革的阻碍”。这位中国改革的全程参与者和推动者提醒国人：改革仍在过大关。
何谓大关？是关系改革成败的大考验。过得了这个关口，中国就将走出“历史三峡”，涅槃重生;过不了，追求了一百七十多年的新民新国之梦，就可能还会遭遇重大挫折。
邓小平曾说：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种“结果主义”的标准，简单易行，值得进一步分析。
诉诸常理常情，对正当致富的人，有人即便眼红，也大致可以接受，甚而奋起直追。市场经济的妙处，恰在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使穷孩子也有机会靠自己的努力超越富者。合法创业，如马云通过“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而成为富人，恰是繁荣经济、减少贫富差距的枢机所在，是明明白白的先富带动后富。对最弱势者，尽可通过税收法定的二次分配与社会慈善加以救济。
如吴敬琏所说，当前真正的危险在于“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权力造富”恰恰是反市场经济的，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核心机制。甚至，连二次分配和“社会慈善”，也可能被滥权者扭曲为聚集财富的“白手套”。
市场改革所要过的大关，一是保护人民的土地等财产权利，清理一切所有制歧视，让人民通过市场自由创富;一是消除利用权力聚集财富的各种门道：包括操纵股市的各种内幕交易;将公共资产“化公为私”的资产大挪移;对土地的强取豪夺;通过各种市政工程将财税转移到私人腰包等等。
当然，决不是说权力一无是处。回顾1978年以来，让各级权力正常工作，恰是改革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核心成果，是领导人正常退休与权力可预期的交接班制度。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在土地、户籍、所有制等方面给人民松绑，减少国人自由自发地追求物质和精神幸福的各种人为阻碍。其核心成果，是人权入宪与财产权逐步完整并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
正是在权力正常化和权利正常化这两个大格局下，中国才有今天的成就，也正是这两个正常化还没有彻底做到，才造成了今天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改革所要过的大关，就是继续完成这两个正常化。
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权力与权利的正常化可谓相辅相成。但改革不可能永远处于蜜月期，在权力与权利分别归位的过程中，两者逐渐产生摩擦。自双轨制起，权力与市场之间的结合，已经呈现巨大诱惑力。一个批条，一个指标，“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显露无遗。从国家统制到市场经济，一些不受控制的权力，逐渐由昔日的“润滑剂”，演化为通过各种设租机制来主动造富的“印钞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3年复旦大学等高校有2名博士、119名硕士报考上海城管就不奇怪了。2012年3000本硕争当哈尔滨市清洁工，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权力造富”的强大引力下，对一些毕业生，编制梦，才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就业梦。当然，从清洁工做起还是苦了点，能从副镇长副县长做起更好。最近一则“儿子接班老子，27岁当上副县长”的新闻，盖过湖南耒阳市原市长的80后女儿“接班”任职该市副市长的新闻，成为“官二代”的新鲜案例。以“权力聚集权力”，老子英雄儿好汉，是比以“权力聚集财富”更原本的创富“永动机”。
对那部分滥权者而言，这当然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是从政府与市场双重取利的最佳点，因此也是停止改革的最佳点。正在发展壮大的社会自然不会答应。让人警醒的是，这种新权力阶层的产生，从根上伤害了基本的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对凝聚民心，对改革能否闯过大关，对国家政治伦理，会带来重大危害。中国大转型不能就此止步，改变“权力造富”，是已经火烧眉毛的一场硬仗。[作者:戴志勇 来源:南方周末]
《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读后感(七)：周其仁：既得利益严重 经济发展问题不应扯上主义
2013年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局与搜狐网主办、搜狐财经承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院长周其仁教授在发言中谈到，哪个国家都有既得利益，但中国体制改革之所以这么难，原因在于大词汇非常妨碍社会进步。我们这个国家大词汇是非常流行的，动不动主义，非常具体的经济问题一跟主义扯上，就讲不清楚了。既得利益这么严重，我们却没有一个程序去解决。
以下为发言实录：
周其仁：刚才老林已经代表我们讲了对吴老师的祝贺，我拿到这个书拿晚了，拿完一篇接着一篇看，看完了。很多吴老过去的文章都读过，第一篇是1980年10月份，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在80年代做过一次调整，吴老师第一篇的分析不是就调整讲调整，第四节的标题点出来通过体制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转型。失调是有由来的，体制机制不对就会有结构的问题，不解决体制机制的问题后果是不会消失的。最后一篇著作时间最新的著作是2012年3月“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推进改革”，前后32年，一以贯之坚持以套想法，一个主张，矢志不渝推进，这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读的当中有很多感受有很多感慨，其中有一个问题利用这个机会跟吴老师求教。中国体制改革怎么这么难，32年还要推进，52年结束战争恢复经济建设，到78年是28年，从52年到58年很多所谓新政府主义的经济成分还在，农民可以入社理论上也可以退社，自留地也蛮大的，另外没有政策合一，没有户籍管理，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部准，都没有。真正这套东西是58年以后，我们要改核心的东西大概是58年到78年20年形成的。20年形成一套体制，78年到13年是35年了，我们还要讨论改革，这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的体制特别难改？现在一个认识既得利益非常严重，这个当然有道理，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从人均收入说。国民经济壮大了所有既得利益也壮大了，现在一个事情背后都可以拿亿人民币来算帐，可不是七八年改革时数量上很小。但是哪个国家都有既得利益，任何游戏规则在这里面玩都会有既得利益都有赢家，赢家当然不愿意退出比赛还要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严重？吴老师著作里面好多内容，我讲讲我读书的体会。
我们的既得利益有一些东西包着它，大词汇实际上非常妨碍社会进步的，我们这个国家大词汇是非常流行的，动不动主义，其实是非常具体的经济问题。但是一跟主义扯上，讲不清楚了，不容易把它拿下来。它说它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我谈改就反对共产党，多数人不能讲话，那只好说你想咋办咋办。推进改革要把这些东西切开，什么是大词汇，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件事情。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明明有些部门就是创新动力不足，什么都拿在手里不向国民提供很好的产品和服务，最新的例子微信，中移动早就搞过飞信，搞来搞去搞不起来，我们大学很多同学用飞信，到最后只好不用，人家搞出一个微信，三亿人五亿人在用，咱们说增加收费，别的本事没有这个本事有。它是什么主义？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纯粹是市场经济当中进步动力足的部门压进步动力不足的部门，这个事情很清楚。我的看法要推进改革，恐怕还得有一套分解的办法，要把一些大的东西跟我们这个经济现象经济问题讨论做一些区隔，不做区分包在里面讨论不清楚，师出无名，一碰就碰到所谓红线，到底什么是红线？社会主义到底要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真正发展起来？这些问题跟经济改革的问题如果靠的太紧了容易把既得利益包在大词汇里面，没有办法。
第二，我在阅读当中感到既得利益这么严重，我们却没有一个程序去解决它，我们注重本质和理性，不大注重所谓的程序和理性。一个问题炒到最后怎么办？没有一个程序平台把已经明显看出的问题解决掉，最高级别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很多决定写的东西也不执行。市场要成为经济稀缺资源配置基本的机制，这个写进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一遇到情况出台临时性的政策，比如限购。市场经济怎么可以不准人买东西？你不准人买东西也可以，经过一个程序来，我们没有程序。急的时候啪啪什么办法很快出来，小事情讨论，大事情说出去就出去了。“十二五”、“十一五”五年计划好好多专家力量制订，提法措施改来改去讨论，全国人大讨论，可是写的东西最后说不办也就不办了，全国人大通过的东西有没有权威性？好像也不那么权威性。我们有很多含糊其词的东西，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很好发挥地方法规的作用，土地问题，有的一个省比别的国家还大，有的省通过农业土地是可以在某条件下进入市场的，通过以后没有得到很好执行，还有一套东西管着这个东西，进一步推进改革除了讨论到底哪个对哪个错，恐怕要有程序性的解决，什么问题通过就可以干。这里面我的想法，研究美国的上市公司有搭拉维持现象，在美国上市注册在某一个地方，说明美国的政策在各个州各个城市不是完全平衡，有几个地方照着做就行了，一个东西出来就站住脚。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要么就全国整齐划一，要么说不动都不动，提法在高层的提法像我这样的人读起来总觉得有含糊其词。有进有退，那就是进也对退也对，有保有压，保也对压也对，两个毫不动摇，国进毫不动摇发展国有经济，民进毫不动摇发展民营经济，没有规定的行为许可。我非常同意刚才江平先生讲的，这也是吴老师倡导的经济改革一定要跟着法制结合起来，把很抽象的东西变成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前推。中国的体制为什么这么难改？当然因为难改需要有人坚持，吴老师80年—2012年白纸黑字在这里坚持了这么多年。刚才林毅夫讲我们是后一辈，很难改持续下去，需要后一辈学习前一辈好的地方，加以学习发扬。谢谢！
《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读后感(八)：陈清泰：建设高收入国家需打破垄断消除所有制鸿沟
搜狐财经讯 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与搜狐网主办、搜狐财经承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举行，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在发言时表示，建设高收入国家必须消除所有制鸿沟，打破垄断，给民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陈清泰认为，党和政府追求的是所有资本资源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创造最多的财富，而不是谁进或者谁退。竞争是效率的源泉，人为地认定各种所有制成分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和哪种所有制成分保持绝对控制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是有冲突的。现在隐性或显性地维持既定的所有制比重，无论政府管理还是涉及企业的许多政策，甚至社会舆论几乎都打上了所有制的烙印，相应地包括上市的公司每家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在市场中形成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这已经成为约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市场经济国家把所有制提到高得割裂市场的地步。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吴敬琏文集》原来叫《吴敬琏文集》首发式，后来在吴老建议下吴老特别希望与会专家围绕中国改革主题畅所欲言，今天我们增加了隆重的学术味道。事前有专家提出来邀请发言，先请八位专家发言完毕之后再请其它专家发言。首先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先生发言。
陈清泰：这次来的人很多，大家都应该发言。党的十八大之后在改革进程加快的时候中央编译局出版社把吴老师1980年到2012年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集出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改革开放30年来吴老师始终站在改革前沿，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做出历史性的贡献，30多年来在我国改革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结点无论是改革方向还比较模糊和迷盲的早期，还是改革机会来临或遇到困难的当口，吴老师都能高瞻远瞩从理论高度结合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提出方向性的改革设计和建议以及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对各个时期破戒改革发展的难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吴敬琏文集》的三本书八篇文章是历史更是继续改革的有力积淀，改革开放使吴敬琏老师这样有知识脱颖而出才华横溢，正是有这样一批改革精英助推了我国改革和发展，我为在关系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这些重要时期有吴老师这样具有高度责任感高水平国际化治学严谨受到国内外尊重的经济学大师而感到骄傲和庆幸。
第一超越争议，坚持公平与效率优先。建设高收入国家必须消除所有制鸿沟，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更加公平富有活力效率和竞争力。争论国进民推还是民进国退是没有意义的，从建立法制的经济市场角度看，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各类资本都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资源及都应该获得平等的竞争地位，党和政府追求的是所有资本资源都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潜能创造最多的财富，而不是谁进或者谁退。竞争是效率的源泉，人为的认定各种所有制成分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和哪种所有制成分保持绝对控制与发挥市场配制资源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是有冲突的。现在隐性或显性的为维持既定的所有制比重无论政府管理还是涉及企业的许多政策，甚至社会舆论几乎都打上了所有制的烙印，相应的包括上市的公司每家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在市场中形成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这已经成为约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市场经济国家把所有制提到以至于高的割裂市场的地步。
第二，打破垄断给民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政府给部分国有企业垄断地位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强，便于政府控制和实现政府目标。这就成了排斥民营经济的重要根源，实际做法中出现三个问题，一是把国有企业作为调控经济的工具给它设定多元目标，无规制的干预使企业无所适从。二是政府与企业关系扭曲，市场规则破坏，不仅降低经济效率成为社会不公和腐败的温床。三是通过企业而不是依靠法规和监管实现公共目标，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例如电信的低网速高收费不断遭到社会质疑，电信、广电同为国有垄断三网合一却推进无果，影响了国家信息化进程。客观上讲，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企业，而是这中制度设计有违公平。公共品属性有两大功能，一是作为政府调控经济和实现特殊公共目标的工具，二是获得财务回报弥补财政缺口各个二次分配。两者结构不能一成不变，应随形势的发展而及时调整。90年代中后期国有经济大举投向投资规模特别巨大规模效应特别明显的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能源、交通、重要服务业，在当时确实发挥了民营经济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除特殊领域外政府把国有企业作为调控经济的抓手调控经济的工具将产生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理性地看，现在还有多少领域需要对民营经济设置进入壁垒以保障国有经济的绝对控制和较强控制呢，通信装备、互联网、搜索、通用芯片、电子商务等对社会的影响深刻程度而言很多远远超越传统的重要行业和所谓的关键领域。这些领域以民营经济为主至今并未对国家安全和政府调控构成挑战。
第三，消除所有制鸿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建设高收入国家不仅是GDP增长的概念，还必须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减少分配不公，培育强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构建能调动亿万人民参与和分享的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井的关键，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激发创新活力是重要的途径。上世纪90年代中央提出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当时向社会表达的政策意图是国有经济不能全覆盖，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给民营经济让出发展空间。而进入新世纪强调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却发出了强化国有垄断限制民营经济市场进入的政策信号，如果在较大产业范围内仍实现国有绝对控制和较强控制，再加上银行等行业的国有垄断还有多大空间允许体量以及日益变大的民营经济发展呢，现在非公经济占国民经济总量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均已超过60%，吸纳城镇就业超过80%，税收贡献超过50%，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现在是不是已经碰到了天花板，触及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底线，一些实力坚强的民营企业已经不满足于既有的市场空间，这是不是挑战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占支配地位的政策原则，这些都碰到了既有理论和政策规定的红线。我们是牢牢守住红线还是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定，这是我们面临的政策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36条都难以解放民营经济，不是这些文件不到位，而是因为受到更高层级的政策约束。消除所有制鸿沟是对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解放，我们不应该把所有制提到不恰当的高度，不惜扭曲市场抑制经济发展。90年代初姓资姓社问题的解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极大挑动了经济增长动力。今天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时期，特别需要释放亿万人民求富创业的内在动力，如果我们能摘到企业的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我就做这样一个发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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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读后感(九)：江平：建设法治市场经济需要限制政府权力
搜狐财经讯 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局与搜狐网主办、搜狐财经承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举行，出席座谈会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要建设法治市场经济，需要依照宪政思想，限制政府的权力。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江老您好，您认为像吴敬琏吴老这样的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江平：我觉得吴老是在改革开放中起到了旗帜的作用和启蒙的作用。所谓的“旗帜”，就是作为一个领头人吧。因为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一直是从经济学家来说，主张市场经济，可以说是经济学家的良心吧！我觉得这个“旗帜”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学术界，学者中间有一批的人都在沿着这个路子往前走。至于观点是不是一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大家总的方向是一致的。
另外很重要一个是启蒙的作用，我觉得启蒙的作用不断的在唤醒人们。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这个作用很重要。
主持人：我们知道吴老被冠之以“吴市场”这样的名称，后来又大力提倡法治市场经济被人称之为“吴法治”，为什么当下主张法治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呢？
江平：吴敬琏是经济学家当中认识到法治作用的第一位，当然跟他的家庭渊源有关系，因为他母亲是学法律的。我觉得经济学家能够认识到法治的作用很不简单，因为经济学家认识法治的作用，等于说把他的品格，把他的地位提升了一大步。也就是说认识到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也就等于说要把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为政治体制改革一样。能够把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升华，这个在吴敬琏教授身上是很明显的。
主持人：您认为应该怎样建设法治市场经济呢？
江平：这个说来话长了，怎么样能够在市场经济建立法治？总的来说当然还是要依照宪政这个思想。具体说来，当然方面很多了。你比如说市场经济改革到现在，政府的作用在里面很关键了。现在按照吴敬琏教授所说还是一半市场，一半管制。在一半管制内，那一半的管制怎么改革？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了，就涉及到法律里面的问题了。怎么限制政府的权力？从政府这一面来说是这样的，如果要上升为一个宪政，那就更多了。
主持人：我们知道吴老他主张的改革是注重顶层设计的，需要一个整套的改革方案和路线图，包括时间表，但是也有一些观点认为改革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由民间自发的产生的，只是政府作为一个权威机构事后追认它的合法性。您认为地方“首创精神”和来自中央的顶层设计是否有冲突的？或者说它们是否是一致的？他们对改革的作用？
江平：我是这么认为，作为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群众自发的作用可能更多一点。比如说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制，从某种程度上是自发的。但是呢，深层次的一些改革，或者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那就主要不能够单靠群众自发的了。群众可以推动，可以呼吁，但是深层次的一些改革还要自上而下的。
主持人：所以说政府顶层设计和民间智慧是相辅相成的，能不能这样去说？
江平：是。
主持人：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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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文集（套装共3册）》读后感(十)：林毅夫：改革不完整 不应再给国有企业补贴
搜狐财经讯 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与搜狐网主办、搜狐财经承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发言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渐进式双轨”的道路在当时是符合国情的改革，但这带来了改革的不彻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
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走的是渐进的双轨的道路：一方面继续给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那些大型但是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市场当中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避免它们在转型过程当中崩溃带来大量失业，一方面放开在改革开放前受到抑制的但是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行业的禁锢，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还有外资企业的发展。没有民营经济不能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有这么快速的发展是符合国情的改革，但是带来的是改革的不完整，这里面包括金融受到抑制，金融以为大企业服务的大银行为主，而绝大多数中型、小型、微型的企业得不到金融服务，这样造成收入低的人补贴收入高的人，产业受到扭曲。目前我们的一些大型产业例如三一重工这样的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面跟德国的大型装备业进行竞争，有它的比较优势，有自身的能力，要是扭曲来补贴它的话就不是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现在不应该再给这些国企补贴。
以下为发言实录：
林毅夫：很高兴参加吴敬琏老师《吴敬琏文集》的首发式，代表年轻一辈的经济学家们讲几句话，刚才主持人讲吴敬琏老师今年84岁，我今年刚刚过60，差了将近二十三岁，从人来讲是晚一辈，确实也是晚了一辈，我79年到北大学经济，那时候吴敬琏老师刚刚50岁年富力强，思想非常活跃，也是当时推动关于解放思想怎么样从计划经济来往市场经济改革的主要学者。当时读了他的很多文章，虽然我在北大读书不是在社科院，从历史关系来讲不是学生，但是中国有私塾学生，尤其87年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到国内来，参加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吴敬琏老师关于市场经济改革的系列论述，跟他当时提出的很多政策都是我自己在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参考文献。今天作为学生参加老师的首发式感到非常荣幸，不仅在吴敬琏老师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实际上他对我们年轻一辈也非常照顾，我们知道吴敬琏老师长期主编《比较》杂志，对于我们年轻这一辈人来讲非常重要的是不断的介绍在国外先进最前沿的思想理论，并且给我们提供一个平台来探讨一些比较重要甚至是尖锐的改革开放的课题，对我们年轻人提供了一个讨论思想进行交流的平台。
刚才江平先生讲了，吴敬琏老师的品德，他的人品是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作为年轻学者要学习的。他确实是知识界的良心，中国在改革开放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他能够去坚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他个人温良恭俭让，我们在交流当中在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当中，吴老师确实用他的行为来做我们的表率，中国知识分子一般讲的立德立言立党立公，吴敬琏老师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立公来讲对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当中我们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吴敬琏老师是一个跟重要的旗手，很重要的思想推动者。立言出了那么多书，今天的文集记录了那么多的思想文章。今天我作为晚辈学生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个场合表达我内心的敬意和谢意。
今天讨论的是中国的改革，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取得成就，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讲人类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毋庸讳言我们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发展的问题像环境，也有社会的问题像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的问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我们现在出现很多问题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改革开放的时候实事求是的解放思想，当时觉得道路不是像休克疗法，我们走的是渐进的双轨的道路。渐进双轨什么含义？一方面继续给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那些大型但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在市场当中没有竞争力的这些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避免它在转型过程当中的崩溃带来大量的失业。同时，放开对在改革开放前受到抑制的但是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行业的禁锢，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还有外资企业，没有民营经济不能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有这么快速的发展，是符合国情的改革，但是带来的是改革的不完整，把市场当中不能存活的大型产业，保留了在要素市场上常常扭曲，这里面包括金融受到抑制，金融能为大企业服务的大银行为主，而且绝大多数门户跟中型、小型、微型的企业得不到金融服务，这样造成一方面对大型企业补贴，大型企业是所有制经济，在金融机构里面得不到金融服务的农户这些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让收入低的人补贴收入高的人，产业受到扭曲。另外要素市场资源，我们是资源极度短缺的国家，但是我们资源社会是歧异的，造成谁能拿到资源给谁，谁能拿到一笔资源赚一笔，还是没有完全改革彻底。另外产品市场上也没有完全开放，有很多重要的领域实际上还是保留它的垄断地位，实际上这30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有它的实力，但是不能进入公平竞争。这样形成了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这种务实的方式而且今天快速发展，带来的这些相当大的社会问题连带着各种寻租的贪污腐化情景出现。我们今天再来谈改革的时候实际上要真正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且我认为到了今天是应该的，应该改的原因这么多社会问题，不改的话即使经济发展这么快，但是老百姓还是不满意，大家还是觉得不公平，幸福感是低的，应该改。而且可以改，我们这种双轨制的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我觉得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如果你不给这些改革建立起来大型的资本密集的产业必要的保护补贴的话，那么把保护全部取消掉，大量社会失业社会不稳定，当然经济不可能发展。现在改革33年，人均收入从1979年的只有180美元到去年已经达到6000美元，已经不是一个资本资金非常稀缺的过程，我们的比较优势也在跟着变化，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这些大型产业除了军工安全有关的，那些资本超过我们发展阶段的问题，由于国防的事业当然继续给他们一定的支持，但是绝大多数大型产业所在行业实际上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比如汽车产业，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一年生产两千多万辆，出口一百多万辆，还有大型装备业像三一重工这样的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面跟德国的大型装备业进行竞争，有它的比较优势，它有自身的能力。要是扭曲来补贴它的话就不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现在不是应该给。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走完像吴老师强调的，一定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很多快速发展的潜力，而且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各方面的资源等等会跟着改善，收入分配也会跟着改善。我们应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是应该做的。我们今天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要变成高收入国家的过程当中必然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不断变动的过程，变动过程当中要有市场竞争，资源得到比较好的配置，通过竞争提高大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第二方面，政府的就业问题，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它必然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结构的变迁必然有经济学家所讲的外部性跟协调，如果没有政府来推外部性跟协调问题的话，完全按照市场计划很多的结构完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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