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随喜》读后感10篇
《孔子随喜》是一本由薛仁明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24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孔子随喜》读后感(一)：《孔子随喜》
此书介绍：
本书主要分两部分：上篇《孔子九章》，以笃诚、优游之笔闲谈孔子，形象鲜明，生气灵动，活泼泼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下篇《论语随喜》，细绎孔门话语，灵犀一点，感而遂通，胜义纷呈，令人神旺,让读者可以看小说一般看《论语》。
作者是台湾的“中国文化体践者”、朱天文口中的“武士”。
本书主要分两部分：上篇《孔子九章》，以笃诚、优游之笔闲谈孔子，形象鲜明，生气灵动，活泼泼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下篇《论语随喜》，细绎孔门话语，灵犀一点，感而遂通，胜义纷呈，令人神旺,让读者可以看小说一般看《论语》。
作者介绍：
薛仁明，一九六八年生于台湾，系福建漳州长泰县山重村薛氏来台之第十二代。父亲薛阿客，工人；母亲薛蔡莲种，工人；两人均未受过学校教育。
台大历史系、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毕业。台南一中二年级开始，长期困惑于安身立命之道，十八岁时且因之休学半年。十九岁开始，有心于儒释道三家。一九九三年起，长居台东池上乡下。关心的焦点，是文化之重建与生命之修行。
著有《胡兰成‧天地之始》、《万象历然》。二〇一〇年年初，开始在台湾最重要的文化版面《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以及《联合副刊》，接连进行孔子书写，目前，此系列文章... 展开>>
薛仁明，一九六八年生于台湾，系福建漳州长泰县山重村薛氏来台之第十二代。父亲薛阿客，工人；母亲薛蔡莲种，工人；两人均未受过学校教育。
台大历史系、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毕业。台南一中二年级开始，长期困惑于安身立命之道，十八岁时且因之休学半年。十九岁开始，有心于儒释道三家。一九九三年起，长居台东池上乡下。关心的焦点，是文化之重建与生命之修行。
著有《胡兰成‧天地之始》、《万象历然》。二〇一〇年年初，开始在台湾最重要的文化版面《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以及《联合副刊》，接连进行孔子书写，目前，此系列文章仍持续登载中。
《孔子随喜》读后感(二)：孔子，原来如此
佛身圆满无背相
十方来人皆对面
读罢薛仁明先生的新作，朱天文女士为该书写的序言里的这两句话一直萦于心间。能乐的舞姿是这样，人修行可达的境界是这样，我们面对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亦是这样。
真正的孔子到底是何面目？如今我们读《论语》、读孔子言行还能不能像颜回一样“无所不说”？就像文前提到的那两句话，每个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受到儒风浸润的人都会对那样一位儒家先贤有一套独家看法，“每人得了各自的那一份”。
薛先生绘出的孔子有气象有风姿。真正的圣人，其思想能够贯穿古今，彼时有彼时的价值，现今有现今的光彩，薛先生写出能与我们闻风相悦的孔子师徒，不是厚古，也绝不仅仅是思古，而是拂清史上儒林加在孔子周身的重重迷雾，为孔子思想在眼下、在未来确立一个立脚点，帮助青年人树起“道”的信念、“士”的觉悟。
孔子上下求索的“道”是理想主义的。因为天下文明的境界那么遥不可及，所以孔子及后世儒门一代代的弟子（包括薛先生）都有着淑世的志士情怀。
薛先生喻颜回为得道老僧，颜回也确实堪破了孔子的“道”：“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天下不容，颜回为什么还追随孔子？为什么如此“不识时务”？这是因为那“道”是颜回的人生信仰。天下不容，“然后见君子”。——以天下不容之身，秉持天下不容之道，那才是君子，这话多有傲骨！明知不可行而行，明知不可为而为，古谓之拳拳赤子之心，今谓之理想主义豪情，正是有这坚贞的信念推动，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前进。《五十而知天命》那一则说得最好，对于一个人短暂的一生，在通往“道”的道路上，时代环境有所局限，己身人力有所局限，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了前面树下的信念，再认清客观的局限性，才能汇聚起力量，成全人活于世的不可限量的价值。
士志于道，如前所述的对“道”的热忱信念是宏观方向，作为士要有个人的修行，在此基础上应以天下文明为己任。
首先士是一名君子。孔子弟子众多，天分不同，性情相异，子路问何以成为一名君子，孔子答疑纲领唯有“修己”二字：锻炼自身修养，不为外物所执，在各人不同的背景下，做成自己的君子，修己才能安己，以致安人、安天下。
然后，士所要达到的政治文明，在《政者，正也》与《民无信不立》二则中说得平实清明。现今世界，无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皆是产业国家主义，“产业，本是政治的一部分，但现今的产国主义，却僭越成政治之全体”，国家成了“产业发展的总事务所”。《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找到产业适当的位置，令社会各组成部分各居其位、百姓安居乐业，“方能有人世大信”。
最后，士的自觉，在于其视野与格局。如《士志于道》一则所说，“文明广被，泽及八荒，那才叫王天下”，文明之外，不该执于民族、国家、革命抑或各种主义，这些西方的社会概念皆是抽象的、“难以自知的巫魇”，故孔子周游列国，他会看这个国家有无“王道”，而不会囿于“祖国”“外国”“华夏”“蛮夷”之类的概念生出分别心。
草草写完这篇文章，我忽然觉得，孔子不是道家，却最是道家的知己，他尊崇又羞赧于道旁仙风道骨言语寥寥的野老，他喜读易经爱好卜筮撰写《十翼》，他一世漂泊五十而知（也是种信服）天命，他最有庄子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道心。可在孔子思想的传承中，儒学和这个时代的风气一样，渐渐失却了那份慷慨与清旷。谢谢薛先生介绍给我们一位原来如此的孔子。
《孔子随喜》读后感(三)：那您继续写，小子爱看呢
很早以前读到过一篇文章说孔子不主张以德报怨，别人惹了你，你应该直接一板砖拍回去。
前段时间校长讲论语，讲到“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一则，便模仿孔子的样子大声疾呼几句，哄堂大笑。
于是渐渐觉得孔子跟儒家似乎隔着一层说不清道不白的膜，直到一天一章读过《孔子随喜》，才醒悟原来是这个一米八的汉子反骨不少。
那次去书店里是去是要跟老板订2本书，可逛了一圈买的书便比订的书还要多，其中就有一本《孔子随喜》。在我看来这本书装帧甚是好，我既不喜欢精装书的硬纸壳，也不主张封面上朴素得过了头，白白的只剩下书名和作者两行汉字。《孔子随喜》跟吉林文史出版社曾出版的《小窗幽记》一类的书装帧很像，但封面上的四个大字却是要有力很多。
孔子有反骨。作为一个七老八十的人还坐着木车跑啊跑，作为一个老师却一点儿没有耐性，要别人“各言其志”，却还要笑话别人……可这样一个人比酸儒要讨人喜得多，如果你有恶趣味，向他吐槽也未尝不可，反正那些反骂你的大儒已经死了，反正现在也没多少人为孔子和儒家跟你大吵一番，反正孔子他自己，该是不大介意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除了反骨的孔子，书中还有一处让我印象很深——对颜回的描写。
其实一直以来我便是那些个不爱不懂不待见颜回的人中的一员。就这样一个活着默默无闻，少言寡语的人，死了却还让孔子那么悲痛？“天丧予！天丧予！”真的有必要？孔孟孔孟，孔颜孔颜，大概就是我这种人改过口来的。
因此书中说孔颜湛然若水，那水就仿佛瀑布冲刷过我一样，叫我湿着衣服洗了眼睛再看颜回一次。看着看着，也就愈发地喜爱了——颜回这水，就这样平平静静的，你见或不见，他就在那里，爱或不爱，他依旧在那里。我听懂了，也许哦了一声才回过头去，颜回却是直接转过身，继续思索，于是乎我听懂的他也懂了，我不懂的他自己懂了。
在几章的结尾作者都用了一个句式：“老夫爱听呢。”
那您继续写，小子爱看呢。
《孔子随喜》读后感(四)：喜怒别裁
——从薛仁明《孔子随喜》谈起
作者；楊典 深圳商報2011年05月16日
当他走后，会给你留下一种欢喜的氛围，可待追忆。这就好像我们掩卷一册好书后，便出门办事去了，似乎什么也没想。等过了些时日，看见浮云流窗，人间炊烟，忽然又依稀记起了书中的话，喜怒之间，于是便恍然有所悟矣。
古代不谈了，大约自１９１９年以来，国人读《论语》或谈孔子，便一直带着一副莫名的愤怒面具。此愤怒从“打倒孔家店”一直延续到“批林批孔”。而愤怒来自何地、何人、何因？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似乎是“别人都愤怒，于是我便也愤怒”而已。譬如１９７２年我刚出生时，满世界都充斥着一个标语，就是“批林批孔”。我母亲说，我两岁时常发高烧，而且极害怕打针。但到医院后，一见到医生举起针头，我就会大喊一声：“批林批孔”。医生往往吓一跳。但究竟谁是孔老二，我是不知道的。总之，大人们都这么说。看他们的表情和样子，这个词就像打针一样，代表着紧张、恐惧和愤怒，代表坏人。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孔子》，和一本台湾学者南怀瑾的讲义《论语别裁》，在短时间内风行于读书人之间，于是才突然便稀释了内地人对这位儒家掌门人的酒精中毒状态。因为人们忽然“意外地”发现，原来孔子并不是坏人。相反，他很平常，就像我们的一个邻居。只不过这个邻居总有太多的话我们听不懂，需要解读。他本来很简单，但说起话来却总是有些模棱两可。
最近这些年，那研究、炮制、调侃、演绎、模仿或利用孔子，折腾孔子的人更是越来越多了。孔子像一件戏服，被一拨又一拨的老生或旦角们穿来穿去，唱着各种折子戏。但真正把戏文说到骨子里的不多。其实给《论语》搞修正主义，历代就有，如唐时就有人想把名字改成“鲁经”，并非新鲜事。而近日读薛仁明《孔子随喜》一书，倒更是让我意外。因为这里的孔子，更反常态，俨然已是一位朴素的平常人。去年，我便已读过薛仁明写胡兰成的《天地之始》一书，很为其中旁征博引之跳脱所动。后在他《万象历然》一书中，也看到过关于孔子的数篇随笔。薛对孔子的态度，虽非环环紧扣，但也是“飞檐走壁”了，的确令我看到了一种新气象：这便是一种儒家特有的自在，与类似释家狂禅的大天真。
不过，一切“新气象”若诠释得太多，又会落于文字空相。在此，我只简而言之，便是我看到了一种“中国读书人对孔子从愤怒到喜悦的转变”。姑且叫转变，是不得已。也可以说是重新认知，也可以说是返归原点。总之，这喜悦的学说，皆为忽略掉的一个盲点。因无论是李零的“丧家狗主义”或钱穆的“《孔子传》派”，皆无此欢喜气象也。更遑论各类娱乐化的孔子形象了。
儒教过去称名教，即崇拜“名正言顺”与“名”的万能。胡适在《名教》中说：“名即是文字，即是写的字。‘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说到底，即是将礼教（制度）、文字（文化）和孔孟（偶像）统一起来的一个准宗教。
对孔子的误读和激烈批判，其实并不是一个历史巧合，更非政治时代的偶然利用。他们都是国民性与人性的典型现象。即将一种本来很自然、恬淡的精神生活宗教神权化。这不仅在知识传播相对闭塞的时代，就是在当代，在所谓“新儒家”把学问时尚化，情况也未尝有本质改变。因那似乎只属于极少数“并非深刻的幸运者”。譬如当于丹因说“心得”而惹了众怒时，那些批判于丹的人依然说的是“孔子很生气”之类的话。愤怒的回归仍是愤怒。而《论语》之治学，与古希腊对话录、基督教神学、１８世纪启蒙哲学或２０世纪分析哲学皆截然不同。最不同的根本点，大概在于《论语》没有系统逻辑和辩证分析。就是强调“以直报怨”时，也从不生气。因《论语》里的话，大多是孔子本人，或孔门之人一言以蔽之，一步到位，且点到为止。来龙去脉完全凌空，背景资料几乎是零。这种高深的探索和集锦，更容易被神学化。
但这恰恰是个最大的误会。儒家称教，也并非汉武帝、董仲舒、朱熹或北宋理学、心学的错，而是一个民族思维定势的必然结果。而从人心与修行的角度说，《论语》其实是反对一切僵化思维定势，是真正标榜“知行合一”之范本。或如用薛仁明之言：“孔子门庭那鱼跃龙腾之胜景，后世最可见者，不在儒门，反倒是在禅门师徒之间”。
此外，薛仁明之书也不避时事，从颜回、子贡、曾子与孟子的区别，一直谈到了胡玫的电影、美国政治和台湾风气……此书令我亦喜悦，深入浅出，也是关键。而不落于小学之窠臼与训诂晦涩，还孔门师徒一团原始欢笑，却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或缺乏的心气。
薛看似随和，其实颇有狷气。好似民国“打倒孔家店”者也未必都一个脸谱，如林语堂就写过很多关于尊孔的文字。他的戏剧《子见南子》尚且不谈，林还曾在《狂论》一文之开卷便言：“我尊狂，尊狂即所以尊孔。尊孔即所以贬儒，使乡愿德贼无所存乎天地之间……尊狂即所以尊孔，盖狂者为孔子所思念”。当然，林语堂也多论孔子的“幽默”，而他这种狂狷仍有民国范儿，多少还带有一些愤怒懊恼的影子。而薛仁明之人与文，更多了些宽容。这似乎也意味着中国人对孔子的认识过程，也是从狭隘的文字学走向更宽容的人性的过程。古代不谈，这个过程说短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也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而看薛的书，就像与之午后闲聊，不经意间便将繁杂心绪以嬉笑挥散而去了。犹记得他去年来京时，到我工作室喝茶。我这人不善待人接物，薛一人最健谈，纵横乎书、茶、琴、戏、胡兰成等无不涉及，却又无一挂碍于心。只是当他走后，会给你留下一种欢喜的氛围，可待追忆。这就好像我们掩卷一册好书后，便出门办事去了，似乎什么也没想。等过了些时日，看见浮云流窗，人间炊烟，忽然又依稀记起了书中的话，喜怒之间，于是便恍然有所悟矣。
《孔子随喜》读后感(五)：孔子是谁？
孔子是谁？——读薛仁明《孔子随喜》
想必大家都知道孔子，毕竟大多数人所谓的儒家文化启蒙是从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语文课本里的那篇《论语十则》开始。在这篇充斥着简单易背的名人名言里，我们得知孔子——勤学（“学而时习之”）、好客（“有朋自远方来”）、自省（“吾日三省吾身”）、体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思考（“学而不思则罔”），以及喜欢复习功课（“温故而知新”）。对于当时尚且年轻的我们而言，这样的孔子已经足以成为“圣人”，或者至少得是个极好的老师了吧，因为他的语录就是平时老师的教导和唠叨的文言文版。
不过仔细想来，好老师并一不定受所有人待见，于是如果让我们给孔子贴标签，往好了说可能是诸如“思想家”“教育家”“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等浮夸且恭维的字眼，往坏了说就成了“迂腐”“学究”“孔老二”如此有年代感的词儿。可是，现在有人告诉我们——孔子是可爱的、开豁的，甚至叛逆的。如何？
这个人就是薛仁明。这本书就是《孔子随喜》。
事实上，“随喜”是佛家用语，隋朝吉藏的《法华玄论》所述“若见、若闻、若觉、若知他所作福，皆随而欢喜”，大意就是听闻、感知他人行善而生欢喜之意，因为一切善事都是为了破除嫉妒心和有所得心，无关贫富贵贱，如布施时，富者施金帛，贫者施水草，各随所喜，皆为随喜。所以，孔子随喜——随的是哪门子的“喜”？这“喜”又是从何而来？这就得回头，从我们的儒学“启蒙”说起。
《论语》开篇首则——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说”通“悦”，“乐”即“乐”，用薛仁明的话说这“悦”“乐”便是孔学的“正法眼藏”。读书是悦，来客是乐，为了突显这派欢愉，还特地以反问来强调。所以，那日孔子与门人闲坐，顺口问了一问各人的怀抱，子路、冉有都好认真地答以治国之事，而公西华则实诚谦逊，回以有志于礼；唯独曾点径自鼓瑟，所答不过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捡个眼亮风凉之处，吹吹哨子，呼啸一番，再来便是，吟吟唱唱，回家途中，一路有歌声。听罢曾点所言，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诗书之味，山水之娱，师徒之道，皆是赏心乐事，就算是天大的圣人也是悦乐其中。所以，薛仁明说古往今来，说孔道孔的是或不是，尊孔学孔的到与不到，都该以“悦”“乐”作为评判标准。合此二字，则离孔子近；违此二字，则距孔子远。若远观近看、人前人后，此人皆能自在安然，轻易便透出悦乐之情，那么，可以与言孔子矣！此人若谈论学问、综观天下，虽深知忧患，却又不露苦相者，那么，庶几与孔子近矣！所以呀，若要论及这位人人皆知的孔子，我们就得懂其悦与乐，随其欢与喜，那些言及“至圣先师”“迂腐学究”的都是跟孔子不是太熟的。
可是，不会有些奇怪吗？对于这篇参与、见证了我们应试教育的语文课文，我们似乎不那么关注“悦”与“乐”。在研读这开篇首句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时”、是“习”，是如何反复、是如何学习。如此一说，倒是没了兴味，这般“时”、那般“习”，瞬间沦为教条苛刻的方法论。所以，那些整天将圣人挂在嘴边的理学家，心怀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秉承圣人文章时挑着却是“忧”国“忧”民的重担。就说那位北宋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帝宋哲宗，只是于春日正好时随手折了一条新发的柳枝，便惹恼了师父程伊川，挨了好大一通训斥。当然，程老师的另外一个学生杨时也好不到哪里去，见老师瞑坐便侍立不去，等老师睡醒了，门外积雪也足有一尺深，这就是传说中的“程门立雪”。所以，想来若要求得圣人之学，其途颇苦，无论是皇帝老儿还是乡野进士，都得费一番周章。
程颐是北宋时期影响最大理学学派洛学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传承者都这般严谨肃穆，那至圣先师得多法相庄严啊!可是，不对呐。说好的可爱、开豁，甚至叛逆呢？
在这里，咱们先换个高端点的词，不说叛逆，且说“反骨”。“反骨”其实是生理名词，指枕骨。中国古代往往喜欢将生理特征与人格特征相关联，例如颧骨高会克夫、断掌是不祥之兆。同样，在古代，“脑后有反骨”就是大逆不道了。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瞅见蜀汉名将魏延就大喝“斩立决”。这得有多大的仇啊？人家诸葛孔明说了——“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故而斩之。”后来，魏延保住了性命，却再没有被大用过，直到诸葛亮死后，魏延果然反了，马岱受军师遗命于军前斩之。
现在薛仁明说孔子有“反骨”自然是褒奖之词。在他看来，孔子抗议能量饱满，甚至他的“信而好古”都是“不怀好意”，是针砭、甚至是对抗当代的。他知机识机，苗头才一不对，该闪就闪、该避就避，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不是滑头却是想得明白。对于孔子而言，一身反骨藏匿在温良恭俭让中——“温良恭俭让是显，他的反骨是隐；这当然不是孔子虚伪，而是他气象万千；孔子的蕴藉是显、激烈是隐；他的和悦之气是显，杀伐之气是隐；正因为有显有隐而又能相生相成，故而孔子的世界水深浪阔，蓄得了鱼龙。”
这“水深浪阔”的孔子多少人识得呢？就说这五四以后的舆论风向，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 国人读《论语》或谈孔子，似乎带着一副莫名的愤怒面具。此愤怒来自何地、何人、何因？有亲身经历的作家杨典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似乎是别人都愤怒，于是我便也愤怒而已。”
所以，孔子啊，你到底是“喜”？是“忧”？是“反”？是“怒”？
朱天文给《孔子随喜》写的序叫《素看孔子》。如何素看？把孔子扒光了、赤条条地搁在我们面前吗？不是的。相反，需要扒光的是我们自己。想要素面见着孔子，是需要去除文化记忆的，于我们而言，这十分不容易。大学那会儿，响应古代文学老师的号召，开始践行“论语一百”，大意就是把论语全文诵读一百遍、不求甚解。一路读来，这其中的喜悦便是文化记忆时有时无的观照。在我想来，开豁且有反骨之人才能看见孔子的开豁和反骨。薛仁明，这个漳州长泰县山重村薛氏来台的第十二代，看到的是孔子的光明喜气、孔门的生命风光，甚至是近于邻里乡人的生命图景——植根于生活，无浮辞，不空谈，健康且晴朗。或许，这也是薛仁明的文化记忆。更或许，这就是他的人格观照。
《孔子随喜》读后感(六)：为孔子卸妆—读薛仁明《孔子随喜》
为孔子卸妆—读薛仁明《孔子随喜》
杨津涛（启风）
刊于4月14日《时代周报.时代阅读》
两千多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无论王公贵胄，还是贩夫走卒，有谁不知孔子大名？但孔子又似乎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曾是高高在上、连名字都要避讳的“至圣先师”，也曾是妄图复辟的没落奴隶主代表“孔老二”。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心中，孔子的形象如此大相径庭。
前几年，于丹在《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引来批评一片的同时，也让孔子成了各大媒体上的焦点人物。海峡对岸的薛仁明忽然发觉，被陈丹青赞以“温良恭俭让”的台湾，竟还没有谁如于丹那样，能让大众重识孔子。随后薛仁明即开始创作关于孔子的专栏文章，结集成了这本《孔子随喜》。全书共分两部分，《孔子九章》以轻松的笔调谈夫子与门人的处世之道；《论语随喜》则以独特的视角诠释圣人之言。薛仁明行文多短句，典雅而古朴，隐然有几分唐宋散文的味道。
薛仁明笔下的孔子不再庄严肃穆，圣人得以洗尽铅华，与读者“素面 相见”。寻找真实的孔子务必要回归《论语》，隔绝掉后人加之于上的政治权威与儒家道统。在这一点上，《孔子随喜》与钱穆先生的《孔子传》正是异曲同工。
薛仁明告诉读者，孔子周游列国，至少有四次曾命悬一线，但都能潇洒从容地化险为夷。最惊险的一次，孔子在陈、蔡间绝粮，但听了颜回“一边劝慰，一边辨析”的言语后，却不禁哈哈大笑：“使尔多财，吾为尔宰。”—“颜回啊！改日你发了大财，我来当你的总管吧！要不，你开家公司当董事长，我就来做做你的总经理吧。”
孔子是教育家，但也会训斥弟子，甚至直接谩骂，“野哉，由也”、“久矣哉，由之行诈也”。“由”就是子路，与颜回、子贡同为孔门三大弟子，因为他常常跟老师“吐槽”，所以成了被夫子 “哂之”频率最高的学生。孔子喜欢被质疑，他厌恶“乡愿”，他不要孔门成为一言堂。
薛仁明尤其说，孔子有“江湖之气”，与孙文都是“活泼大气，不沾不滞”之人。 孔子暮年还周游列国十余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是要尽一份“江湖道义”。孙文的江湖气更为明显，他一生结交会党，做过国内各大秘密组织的“总瓢把子”，乃是不折不扣的“江湖人”。能发现这个共通之处，可谓独具慧眼。
薛仁明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但圣人最初被拉下神坛却要追溯到“五四”先贤。只是这曾经的功勋，后来却成了被攻讦的罪状。《孔子随喜》中对当年的“打倒孔家店”也是多有指斥。其实被历史遮蔽的不只有真实的孔子，也有批驳他的“五四”先贤—他们从未彻底否定孔子，一切恰如李大钊澄清的那样，“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
至于所谓“打倒孔家店”，其实是自胡适对吴虞的赞语“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演化而来，“打”与“打倒”一字之差，貌似毫厘，失之千里。从此以后，世人将孔子与孔家店混为一谈，道学家的教条也都一股脑算在了孔子头上。薛仁明借阿城的话说，“将孔子与历代儒者放在一起，被误会的总是孔子。”
薛仁明一方面还原孔子，另一方面则升华《论语》。大陆学界不问良莠、量产论文的现状已被非议许久，早就不足为怪了。看了《孔子随喜》才知道，原来类似的问题在海峡对岸也同样存在。薛仁明对此可谓痛心疾首，以致多次提及，屡加批判。他赞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却能“不改其乐”，是“穷得明明白白，穷得清清澈澈”。在作者看来，如今的大学体制则是“极大的无明”—“有谁搞明白过，为什么要那样永无止歇地量产论文？”台大为能与“国际接轨”，也在丧失原有的“气度与格局”，其结果“除了训练一个个资本主义所需的专业人才之外，也将贫乏到只剩下一篇篇的论文”。作者基于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阐述，对现代学人只追求知识学问，而忽视生命修行的状态表示担忧。
由此不难体味，薛仁明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是怀有深深戒惧的。诚如孔子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资本主义的营销与竞选都不免“巧言令色”的宣传，然则“以往的‘巧言令色’，会导致一个朝代的覆亡；而今日的‘巧言令色’，则是整个文明的灭绝”。作者在此处的解读倒是与朱熹不谋而合，《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古今异时，同此忧患，足见作者的儒者之心。
薛仁明向往的是颜回式安贫乐道的生活，即使身临困境，也能“静定安然，没有苦相，没有纠结，清清朗朗，就往前走去”。我想朱天文之所以对其如此青睐，除了他曾为胡兰成立传翻案外，很可能还有对同侪的亲近。薛仁明书中透出的那种有若隐者的清宁，与天文小姐在《巫言》中的立意竟是如此契合。或许，唯有如此看孔子，看出的才真是两千五百年前那个鲜活可人的老夫子。
《孔子随喜》读后感(七)：【活动】写书评，赢惊喜
为《孔子随喜》撰写书评者，将有机会获得意外之喜。
书评体裁不拘，字数不拘，但最好在三千字以内。
最终评委：薛仁明
书评完成之后，请贴到豆瓣《孔子随喜》页面：http://book.douban.com/subject/6013378/ （为方便评委审阅，此为唯一评鉴平台）
奖品：三等奖3名，获赠签名台版《万象历然》；二等奖2名，获赠签名台版《天地之始》；一等奖1名，获赠签名台版《天地之始》及特制胡兰成书法茶杯。另设特等一名，除比照一等赠与之外，并将书评编入作者来日发行的台版《论语随喜》或新星增订版的《孔子随喜》书中。
活动时间：到5月15日结束，5月25日推出获奖名单，同时寄赠奖品。
欢迎你在新浪微博晒书评，可以@罗不特 @新星出版社
阅读愉快！
《孔子随喜》读后感(八)：朱天文：素看孔子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3/20/581995.shtml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1-03-20
如果把《论语》当成一部上乘的小说来看，如何？读完薛仁明《孔子随喜》，我感谢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可以看小说一样的看《论语》。
视角一转换，仿佛取得通关密码般，突然间，都看懂了。那些原先缄默似石看来全部一个样的古人，突然间，你说我说，连语气、连举止、连性格、连身世背景、连他们的命运，一一清晰到像《红楼梦》里写出的百样人，每一个都难忘。
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剧情的只关心宝黛恋情。稍长后看热闹，挑爱看的篇章看，王熙凤办秦可卿丧事的那种场面调度，真好看。晴雯撕扇，病补孔雀裘。讲话大舌头的史湘云，喝醉了睡在芍药裀上。有人认同薛宝钗的世故明理，探春爽利有英气，鸳鸯好蕴藉大方。便是代表儒家坚固系统的贾政，在我们年过半百阅世堪多后，始能明白脂胭斋所批贾政之为人物，“有深意存焉，”李渝一篇文章《贾政不做梦》这么说，“是贾政，扶养宝钗母子；是贾政，携贾母和黛玉的灵柩归葬南乡；是他，送别了宝玉。只有贾政可以抚慰生者，安息逝者，让离者心安地离去。如果宝玉承尽了爱和哀，贾政担尽了事和责。”
没有贾府，不会有大观园之梦。没有贾政作为磐石的大观园，不会有宝黛晴雯这些逆叛之花开出墙外。贾政的存在，是要有点年纪之后才会注意得到吧。
薛仁明写孔子，众弟子里他跟孔子一样特别钟爱颜回，不说孔孟，只说孔颜，颜回也是他最企慕能够达到的人格状态。然而颜回，我很介意孔子曾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年轻时候我们受教于胡兰成，跟妹妹朱天心不同，我对胡老师的一切言行诲喻，无所不悦。这在我，永远是受益的一方。但对胡老师一方，我于他其实是无所帮助的。审视这点，我仍耿耿于怀。
把孔子写成小说，有日本小说家井上靖。我知道唐诺以前想写，从子贡的观点切入（听闻已经有人这么做，也出版了）。子贡是商人，与孔门最异质，又够聪明，不出手则已，《孔子家语》里记载他一出手而乱齐、存鲁、强晋、弱吴、霸越，俨然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先驱。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子贡随行半程。孔子死后，他庐墓三年，又三年。《史记》写最后一位见孔子的人是子贡，孔子负杖逍遥于门，看到子贡说：“赐，汝来何其晚也？”接着的一段对话，极为动人。子贡若作为一名叙事者，也许更能看到差异，而揭开的面相因此会更多样，复杂，和丰富。
三十余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游浅草观音寺，胡老师指看寺坛上两柱字，谈起能乐的舞姿犹如此：
佛身圆满无背相，
十方来人皆对面。
这两句讲修行，修得人事物，照面即见，没有隔障。当然这两句也可以拿来说孔子的因材施教，一对一的，每人得了各自的那一份。《孔子随喜》，在当代，在两千五百年后，亦自是一份。
2011年3月5日
(《孔子随喜》，薛仁明著，新星出版社即将出版)
《孔子随喜》读后感(九)：《孔子随喜》与国学的气象
谈国学就该有国学的气象。儒学、中医毕竟曾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依靠。20世纪反传统浪潮虽然伤到了国学的筋骨，但是中国人的书中到处都端端正正地写着孔子的语句，中国人的日常口语中依然满是孔子的只言片语。这就是所谓藕断丝连。新一轮国学的回暖来势汹汹，人们都觉得即使那些将孔家店掀翻的带头大哥们也从国学中吸取了养分。国学似乎有复兴的迹象，但是落入成功学、职场学、总裁班的野狐禅中也是不该。
薛仁明的《孔子随喜》一上来就谈国学的气象，有破有立，纵横捭阖，波澜壮阔。开门见山就是毫不客气的“大破”。他说儒家有淑世的理想，讲温良恭俭让，都是谦谦君子。因为这一性格，不少儒家其实只是循规蹈矩的昏聩之徒，可能真有高洁情操，但无处事能力。正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的海瑞：正直，有名望，但是“治国齐家”的能力确实平庸到昏聩。如果你读读凤凰网上野武士黄创夏的文字，会发现不少台湾人也这样看待马英九先生。据说，他重名节，十分清廉，但是缺乏开创性，做事能力不够，全是宋明理学的根底作怪。薛仁明在《孔子随喜》中似乎也赞同这一观点，说马先生处理政事“窘迫无方，步伐踉跄”。如果顺着这层意思不怀好意地推衍下去，就会跟五四以来反传统的论者取得一致：儒家把人变成体制下的良民，缺乏怀疑和反抗精神。薛仁明斩钉截铁地说，这一层绝对不是孔子本来的气象。这是历代儒家对孔子的误解、附会所导致的。
孔子其实一身都是反骨，只不过藏在他的温良恭俭让中罢了。这是薛仁明《孔子随喜》的“大立”。孔子满有抗议能量，常借复古来针砭时弊，是借古讽今的高手。孔子对生养自己的鲁国有情，但是一旦失意，也会带着门下弟子周游列国寻找出仕机会。孔子真心希望自己被君王欣赏，但是一定要以“礼乐之治”为自己的底线。孔子常常消遣学生，也允许学生质疑和反对他，孔门弟子个个精神。孔子一生可以说是不得志，但始终不忘记呼吁“乐以忘忧”，还会拿自己开涮。无论“丧家犬”是指“无家可归的狗”还是“办丧事人家的狗”，绝对都是孔子的自嘲。孔子也不会像屈原那样把自己困在绝境中，无法自拔，因为他有“浮于海”的理想。这样的孔子被写活了，不像被“大成至圣先师”外衣包裹着的那个孔仲尼。黄仁宇就曾经说过，《论语》中的孔子是轻松愉快的，也是“坦荡荡”的。跟孔子相比，后世的儒家则太过严正，被忧患意识压得透不过气来，呈现出的是“常戚戚”的群像。难怪李零先生要说“去圣乃得真孔子”，至于以“丧家狗”为书名，大概是矫枉必用过正吧。
这个孔子也很像曹聚仁所说的孔子。据说殷商亡国后，他们的族人一直期盼着天降圣人下来，带领他们复国，老是谣传“五百年必有圣人作”。孔子家族是殷商贵族的后裔，一位前贤看到孔子的先辈出身名门但却节俭无比，就放下一句话：圣人将来必出在这家。最后，孔子来了，毫无杀戮癖，大讲“礼乐崩坏”和“克己复礼”，四处游说君王复兴“礼乐之治”。曹先生开玩笑似的说，孔子跟耶稣差不多。以色列人期待着带领他们复国的圣人降临，但是他们的圣人耶稣根本不关心复国，反而更喜欢批评他们信仰败坏导致世风日下。
也许现在有些人真想用国学、孔子来挽救中国的信仰危机，期待着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毕竟孔子曾经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源泉，现在也依然影响着中国人的心思意念。因此，不少义理派的国学家致力于挖掘孔子的当代意义。《孔子随喜》大体上算是“义理派”的读本，能说到抗议精神，说到借古讽今，说到社会众生百态，字字不离“社会良心”，超过野狐禅般的国学读物何止万倍。另外，薛仁明先生笔端大有“处士横议”之风，确实有国学该有的气象。
《孔子随喜》读后感(十)：孔子的天下文明——薛仁明《孔子随喜》的启示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告子者，若是而已。” ——《史记》
[1]一个人的儒学
尽管有老子的提醒，孔子的道路，到底还是那么曲折。
晚周之际，太山颓，梁木坏，哲人萎，然而天之未丧斯文也，有圣人孔子以述为作，阐扬文明，教化四方。孔子不是儒家，至少不是孔子以后的儒家。孔子之后，儒学一分为八，子夏传其文献，其门人应所知量各有不同，各取一瓢饮，遂与孔子本人的学问渐行渐远。后世，谁与孔子学问相近也真难说清。
表面上继承孔子学问的是思孟学派。思孟学派往后发展，儒者多成了道德专家。本来慈悲之人多愚笨，儒生的老实迂腐，不堪一击，遂为统治者利用以装点门面。于是秦汉之际，所谓儒家命若悬丝。汉武帝时期文化开始复兴，士大夫们始反思春秋战国之弊，为现实抵御夷狄而虑，且大一统思想又已深入人心，遂有董仲舒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度，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毋使并进。”（《天人三策》）于是，思孟学派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脉。
天下承平既久，儒生气量愈狭，所见甚小，言说愈酸，不能守正创新，惟是单纯复古，先是酿成王莽之祸，其后导致天下大乱。三国那么壮阔响亮的时代，江东的腐儒及为曹操杀害的孔融之流，到底成了积弊难返的沉痕。西蜀历经诸多重创，诸葛亮尚且能稳守江山，除了他执法严明以外，端的靠的是巴蜀道家风气能养民。魏晋尚三玄，且有佛法传入东土，遂致文化大兴，一切都为隋唐盛世做着准备。儒者个个文采风流，昨日的贞刚与悱恻，都化作贞观开元的气象与风骨。可文章以外，儒学到底迂阔，而彼时佛法全盛，遂高者尽皆入禅。
后来的宋儒不以唐代儒生为然，就是觉得他们根本没有继承孔孟之道，只会写写诗，程颐还引杜诗来说明。宋儒同样瞧不起苏洵父子这样的人，因为不能忍受后者对佛道的礼敬，觉得那是没骨气，丢了儒家的脸。宋儒完美地继承了色庄者与君子者各一部分，以师儒之道自居，公开讲孟子以后就是他们了，气魄之大，前无古人，实在也令人动容！他们在禅宗的刺激下，从道佛的滋养中重整理论；他们擅自篡改经典，不改就不能在理论体系上分析得周密；他们精勤无比，力图在抽象的思索中穷极物理。后来王阳明讲《大学》与朱子有异，但理论完全不能与朱子媲美，而讲心性就比朱子还封闭，因为阳明不能解说自己的事功，教学生的话比宋儒更过分，以致于阳明的后学才真是百无一用。
汉唐的儒生虽然老实，但老实也有老实的好处。宋儒以后则更糟糕，把道理悬的太高，儒生被一种情绪化的迂执所缚，其余则是大批的伪君子。冻地寒天里，陆象山一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能声情并茂地讲几个时辰，令朱熹挥汗如雨（心不安之故，自忖无此口才），朱子的弟子们则嚎啕大哭。别义利固然重要，可下面那些儒生又有什么义利可别呢！这么讲下去，儒家只剩下狭隘的道德与实质的柔弱。如此，一直影响到五四以来的反弹，有胡适、鲁迅诸君揭露“礼教吃人”，主张全盘西化，一直到“文革”毛泽东还说“孔学名高实秕糠”，那明明是宋明儒的孔学嘛！
五四以来的新儒家，其实是讲儒学的西方哲学专家，冯友兰、牟宗三最为典型。而如今，新儒家代表是长期在哈佛授课的杜维明先生，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为“第三代新儒家大师”，说应该叫“儒学第三期的学者”。新儒学延续到了第三期，析理辨微，俨然体大思精，比起西方哲学似乎毫不逊色。因为儒家文献多，可去解读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可到了此刻，所谓儒学，怕是与孔子的儒家，或儒家的孔子，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文化应该多元，否则社会必然积弱，或走向歧途。孔子被误解得太久，他的学问本身就是多元而丰富的。最能全面继承孔子学问的其实是颜回，我们可以感受到《论语》中颜回和《庄子》中颜回的气质简直判若两人，其实只是一个他。同一个颜子，我们已经不能辨认，就已经匆匆地宣扬儒学了。我们所宣扬的儒学又是哪一家的呢？
[2]国学复兴中孔子
文明的道路，就是如此艰难的。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化饥渴逐渐加深，重新看取自家的学问，兴起了所谓的“国学热”。一夜之间，陈寅恪成为传奇，紧接着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等民国人物一个个走红，同时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常年畅销，许多中学生手里捧着纳兰词，儿童读经成为共识，媒体商家高校联合打造学术明星，在电视上讲授传统文化，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地开花，九米五高的孔子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放眼望去，仿佛国学已然繁荣。
仔细一看，不对。讲了半辈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担心死后不能进八宝山；刚刚还对着学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人，下课后就匆匆忙赶去“浮云”；《黄帝内经》如此抢手，据说养颜美容效果极佳；普天之下几人能懂《孙子兵法》，居然人手一本，以便在商场上战无不胜……听名家们讲得精彩明白，听完之后，与自己的生活还是“两张皮”；而国家博物馆前面“孔子”的形象，分明地纯乎是宋明儒对思孟学派的极端想象，难怪有人说孔子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如果它手上提一把剑也许会离孔子近一些吧。
我们离真正的国学，离孔子，还远得很！
说孔子，不能不提《论语》。汉三家《论语》，自孔安国到邢昺历代学人，权威集解，依次替代，至朱子而成一言堂。近人程树德先生《论语集释》，力避门户之囿，学界咸以为通读此书，《论语》就算过关。其实，《论语》何须如此过关呢？郭店本、敦煌本，专家学者外，鲜有人寓目，而更重要的定州汉墓竹简，一个汉宣帝时期的残本，与今如今流行的版本相异达七百多处。到底哪句话才是孔子说的，照这个逻辑，除了一两个学术权威，谁也过不了关。如此，《论语》让人敬而远之则属自然而然。
其实，若有慧眼慧心，一个残本也能读出生命的古今纵横，也能读出圣人的微言大义。学界的学术辨得愈精微，源流考得愈详细，《论语》就越模糊。《论语》可穿凿的余地不是很够，《老子》可惨了，学界阐释《老子》的文字早超过五千万，据说也都解释过“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龚鹏程先生说小时候就对孔子心知其意，后来读那么多的书完全是为了与学界论辩，正本清源，这意义很大，但这路子恰当与否实值得商榷。
如今，许多背离孔子的学说，又借着尊孔的名义，借尸还魂。说到为谁服务，孔子志于道，为天下服务，他不悖天道，不昧人情。阿难向释迦撒娇，孔子也宠爱子贡。李白嘐嘐然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谪仙和楚狂才真的是孔子的朋友。又孔子重视道德，却不会只讲道德，那样的话道德就根本保不住。可惜直到今日，人们心中儒家的道德，仍然是宋明理学的，高校里讲授《论语》的皆以朱熹的注解为宗，实在是扼杀《论语》。
在《论语》形成的年代里，苏格拉底、柏拉图正面朝大海神思终极，释迦牟尼的门人也正修纂着佛经，而在黄河流域的井田闾阎，则有百家先贤与天地揽臂游嬉。于彼光阴下，一部简素的小书《论语》出世，汩汩静水深流而去，涵养了华夏子民2500年，虽历经险曲，至今弥见其熠熠鲜活。如今文字讯息泛滥，而《论语》区区万余字，其精义历久弥新，原因何在？因为《论语》就是讲的家常话，用于个人修身，可及于草野之豚鱼；用于齐家治国，可调理鼎鼐之经纬。质言之，因为它与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读《论语》，能不能不求甚解，自汉代始，《论语》不过与《孝经》一样，属于儿童启蒙读物，读着高兴就好了嘛！我们是离素读《论语》太远了，离真实的孔子太陌生了！
[3]素面读孔子
《四书集注》让我们感受到朱子的中规中矩，博学勤思；《论语译注》让我们敬佩杨伯峻先生严谨雄厚的朴学；《论语今读》有李泽厚先生对时代的思考；《论语别裁》则分明是南怀瑾先生气贯长虹的风姿和气魄，有学者以学院异化的眼光吹毛求疵，可谓自取其辱。
“我在说话，话在说我。”不论哪一家解读《论语》，映现的首先是作者本人的心量和才识，如今我们欣然读到台湾行者薛仁明先生素读《论语》的心得报告——《孔子随喜》。
薛仁明笔下的孔子及孔门弟子是素面的，他写得平常、朴实、可信，仿佛是自家的生活记录。究其原因，作者与《论语》里的风光，不像我们这般隔膜，所谓风吹花开，有什么样的土壤，就容易出什么样的人才。
薛仁明来自台南乡间。台湾的文化底蕴是不容忽视的。自郑成功击败荷兰殖民者，不少江南才士即移民宝岛，创诗社，建孔庙。康乾之际，台湾也成了士绅主导的耕读社会。若非如此的文化背景，很难想象后来梁启超、章炳麟到岛上与何人交流。甲午之后，日人对台政治经济压榨外，于文化干预却不多，从赖和、吕赫若等早期台湾本土作家的描写中均可窥见，有几任台湾总督都是中国通，惟其殖民最后几年，末日恐慌中推行了歇斯底里的“皇民化”运动。台湾光复后，大陆的“文革”刺激台湾当局推行文化复兴运动，彼岸知识分子也卯足了劲，大有为中国文化继绝存亡的悲慨。讲三民主义的，阐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统。陈立夫著书立说，亲自授课。蒋介石则强调伦理，推崇阳明学，为此还被满口民主科学的胡适之反驳过。更重要的是，南怀瑾先生在台湾授课，从国民党高级官员到贩夫走卒，有教无类。此外，赴台的宗教界人士，尤其佛教界领袖们大兴佛教。
是这样的华夏文明，哺育着台湾的民间社会，哺育了薛仁明。而《孔子随喜》这样的文章，也还端赖他写出来。他的任何议论皆出自亲身所感，所以，我们觉得似曾相识，总觉得自己要说而说不出的话，被他道着了。也所以，看台湾，看大陆，往往更能扣住本质，这就是格物致知。从头到尾，这是一本令人读起来神完气足，平正阔大的小书，掩卷沉思，不禁思量，怎不思量？故曰《孔子随喜》，欺君不得。
《孔子随喜》观照当下，命意曲折，也像孔子般的心忧，不乏对匹夫匹妇的怜惜与怒目。因为，台湾民间的人情物意，也正遭受着现代社会种种无明的威胁。文明是要靠教化的，台湾文化人先是纠缠于传统与现代，如今又鼓动中国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的隔阂。高校里开设了台湾文学系，不知道讲些什么。无怪乎小布尔乔亚的忧伤自恋情绪蔓延在台湾的学界。当“去中国化”泛滥成风时，孔子可如何栖身呢？而台湾学院中讲授传统经典的方式方法又与大陆别无二致。于是，最令人担忧的是台湾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大陆虽国学热方兴未艾，但学院里要么是乾嘉朴学的路子，要么是如程朱理学、西方哲学一般地遨游于语言逻辑的玄思。
薛仁明的志向是要提供另一种路径，一条修行的路径，一条与物无隔，能够吃饭睡觉的时候，亦可触摸孔子天下文明的路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可以不忘其忧，不改其乐。我们可以活得实在一些，安宁一些。《孔子随喜》其实是他的老婆禅。故曰所言随喜者，即非随喜，是名随喜。
却说孔子问礼于老子，反被骂了一顿。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老子说的也都是实话。而孔子，到底还是做了他该做的事。华夏文明也到底是靠了他才能延续。回想当年事，悠悠千载，沧海桑田，令人想见其高远迷离。而眼下是，孔子的天下文明开始复兴。薛仁明向我们呼唤：素面看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