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人经典读后感10篇

　　《邻人》是一本由[美] 杨·T.格罗斯著作，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24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邻人》读后感(一)：【转载】李晔梦：那些对你施暴的邻居——1941年的波兰屠犹

　　那些对你施暴的邻居：1941年的波兰屠犹

　　文/李晔梦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犹太民族而言是刻骨铭心的，特别是纳粹德国统治时期，希特勒对德国本土以及占领区域内的犹太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导致六百万犹太人死于非命。纳粹的暴行不仅改变了欧洲犹太人的历史，也动摇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在过去的几十年，无数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档案学家以及大屠杀幸存者收集了大量的文献和证据，建构了“大屠杀记忆”，以此来铭记历史，警醒世人。

　　二战前的波兰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大约三百五十万犹太人生活在这里，而战争中被迫害致死的高达三百万。战争结束后，人们把灾难的主要根源归结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德国的战争机器。然而，2001年，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杨·T.格罗斯（Jan T. Gross）推出了《邻人》（Neighbors，张祝馨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9月）一书，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另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大屠杀”，揭开了尘封多年的历史真相，从而在波兰及欧美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应。

　　耶德瓦布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十世纪上半叶，犹太人与波兰人之间虽然存在着许多矛盾，但并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反犹浪潮，尤其在像耶德瓦布内（Jedwabne）这样的乡村小镇上，种族、阶层和宗教的矛盾更显得弱化。正如镇上居民所描述的：“犹太人与波兰人关系十分和睦。他们依赖对方，彼此间都亲近到可以直呼其名：雅内克，伊莱克……我敢说，在这里，生活就是田园牧歌。”（第28-29页）

　　然而，1939年德国和苏联相继进攻波兰并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打破了耶镇的宁静生活。小镇在被德国短暂占领后，又归于苏联人的势力范围。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战争全面爆发，耶镇又重新被德国占领。6月23日，德国人进驻村子。从25日开始，镇上的波兰居民就开始进行反犹屠杀。他们“用砖块砸死了雅各布，用小刀剜出了克拉维基的双眼，割掉了他的舌头……”（第11页）波兰暴徒在“犹太人的住房之间徘徊，拉着手风琴、吹着笛子，以此来掩盖犹太妇女和孩子们的尖叫声”。（第10页）7月10日，几名盖世太保来到耶镇，波兰人和犹太人被分别召集至广场一侧，德国人与波兰人很快达成共识，全面清除所有犹太人。

　　大屠杀随即开始。波兰人看守住镇子四周不允许犹太人逃跑，然后挨家挨户地抓捕。迫害的手段五花八门，包括将人活活溺死、用小刀捅死、石头砸死、强奸妇女、用斧子或插着钉子的棍棒殴打，等等。暴徒们驱赶犹太人搬运巨大的列宁纪念碑，并且挖坑将石碑埋葬，之后犹太人杀死并丢入同一个坑中，“命令每个犹太人都挖一个坑，埋葬之前被杀死的犹太人，接着这些人又被杀死、被埋葬、如此往复”（第13页）。有犹太妇女为了免受侮辱，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亲手溺死，然后自己再跳河自杀。旁边的暴徒目睹整个惨状，还建议她“面朝下没入水中，这样就能淹死的快些”（第11页）。暴徒们还强迫犹太人亲手烧掉犹太经书和宗教物品，从肉体和精神上极尽侮辱。

　　后来，他们觉得以这些方式屠杀成百上千的犹太居民不够效率，将剩余的犹太人全部驱赶至一个谷仓里，并且在路上“命令他们做一些可笑的体操动作”（第79页），之后将谷仓浇上煤油并点燃。暴徒们“将小孩子的脚捆在一起，背在背上，接着用干草叉叉起这些被捆在一起的孩子，放在灼热的炭上烧烤……大火过后，他们用斧头劈开尚未完全肢解的尸体寻找金牙，极尽所能地破坏这些‘神圣殉道者’的肉身”。（第15页）这场灾难导致了一千六百名犹太人被杀害，耶镇仅有七人幸存。

　　作者以众多的证据、沉重的语气揭示了一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惨烈的情景确实超出了人们接受力。然而，同样让人震惊的是，施暴者并不是盲从的法西斯军人，而是普普通通的乡村平民，是和犹太人长期相处的邻人，是他们熟悉的镇长、镇政府办事员、鞋匠、木匠……这是一群“拥有真实面孔和姓名的人们，这些犹太人所熟识的人：他们过去的校友、向他们买牛奶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封底）施暴者就像野兽一样疯狂宣泄自己的兽性，仿佛那些千奇百怪的虐杀手法是与生俱来的。其中最小的参与者耶日·劳丹斯基（JerzyLaudanski）仅仅九岁。

　　这些邻人是被迫成为杀人凶手的吗？不可否认他们确实受到了德国士兵的怂恿和胁迫，但是作者的调查发现，当天在场的只有几位盖世太保（另一种说法是有几十名德国宪兵队士兵），也就是说德军士兵的人数并不多，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直接参与屠杀，只是在旁边拍照，而且德国士兵起初的提议是可以给每个犹太家庭留下一个活口，但竟然遭到了波兰村民的拒绝，甚至有资料证明德国人还亲自救下了三名被波兰人驱赶逃到德国前哨站的犹太妇女。

　　为什么是犹太人？

　　毫无疑问，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和纳粹德国对波兰的侵占是大屠杀发生的直接原因，《邻人》一书则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罪恶的施暴者并非单一群体——即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耶镇时，我们看到的是熟悉的邻人一夜之间成为面目全非的暴徒，心甘情愿做了德国人的帮凶。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惨剧的发生？在作者看来，波兰人对犹太人的不友好是有迹可循的，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作者在书中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耶镇早前存在一个大型的反苏地下组织，后来由于叛徒出卖而被苏联秘密警察捣毁，波兰人普遍怀疑告密者就是犹太人，他们在内心认定犹太人勾结苏联侵占自己的国土。苏德战争爆发后，包括耶镇在内的相当一部分苏占区被德国“解放”（最起码当地民众是这么认为的），波兰人热烈地欢迎了德国军队，并“迅速建立了与德军合作的行政机关，并参与到了以‘消灭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为直接目标的灭绝战争中”（第130页）。

　　对这一现象，作者分析道：战争“第一次将波兰的乡镇暴露在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之下。一个饱受苦难的社会在面对挑战时变得脆弱、动摇，而先后两次侵占的集体经历导致了极端的道德沦丧（demoralization）”（第132页）。管辖权的几度易手，使得耶镇居民的神经更加脆弱，痛苦的回忆互相交织，更是加剧了他们心理的变化，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不仅讨好了新的当权者，还从他们的暴行中获得了物质利益，同时抒发了长久以来积压在内心深处的莫名其妙的怨恨。

　　真相为什么得不到重视？

　　早在1945年，“惨案”幸存者之一施姆尔·瓦瑟什塔因（SzmulWasersztajn）就向犹太历史委员会（Jewish Historical Commission）提交了相关的证词。但直到1949年，相关材料才被寄送到司法部，随即司法部和安全部展开共同调查，逮捕了二十二位犯罪者，并于1949年5月16日在沃姆扎（Lomza）地方法院审理该案——这次的官方调查资料和庭审记录是“惨案”最早也是最全面的报告，也是作者的重要文献来源之一。

　　然而，二十二人的庭审在短短的一天内便草草结束，八名被告被判无罪。从庭审记录上看，大多数被告仅仅是被询问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如“1941年7月你住在哪？”“你参与了7月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吗”等等。整个调查工作两周就完成，一切都显示官方纯属敷衍了事。更不可思议的是，在1953年的第二次审判中，一位屠杀者在自辩书中把自己对犹太人的迫害称作爱国行为，并以此获得假释。

　　真相之所以被忽略，与波兰战后的大环境息息相关。

　　1947年波兰解放，虽然卢布林政府在《七月宣言》中表示要给予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利，政府也积极干预，使得国内的反犹情绪有所缓和，但平静的表面之下，却涌动着暗流。

　　一方面，种族之间的敌视不可能马上消失，另一方面国家百废待兴，许多事情都浮于表面。当时，追究战争罪责也是很敏感的话题，许多涉嫌者在坦白时心有顾虑，或者尽可能把罪责更多地推给纳粹德国，以此减轻对自己的惩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整个苏联境内“去斯大林化”浪潮的兴起，让“犹太人为斯大林的错误负责”也成为波兰的政治话语，波兰各阶层的反犹情绪随之抬头，还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反犹事件，直到八十年代迫于舆论的压力，波兰政府才逐渐放宽对犹太人的控制。

　　“耶德瓦布内惨案”所引发的思考

　　《邻人》一书的写作与出版凝聚了作者浓厚的情怀与担当，正如欧洲著名学者托尼·朱特（Tony Judt）所说的：“格罗斯凭借一己之力，强行撬开了波兰现代历史上紧闭的、沉痛的一章。”格罗斯所揭示的，是谁都不愿看到的黑暗历史，对波兰人来说，更是尤其难以启齿的耻辱回忆。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引发巨大关注，也督促波兰政府对这一事件重新审查。官方的调查结果是：当年有四十名波兰人参与了对三百四十名犹太人的屠杀，而远非作者提到一千六百人，由于数字的出入很大，作者本人也遭遇了波兰政府的调查以及民众的攻击。

　　尽管有种种分歧与争议，无可辩驳的事实是，《邻人》一书掀开了沉重的封盖，使“耶德瓦布内惨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对大屠杀与波兰历史的重新考量。格罗斯也尖锐地指出，应当“重新开启‘二战’期间波兰——犹太关系的史学”，因为“五十余年来，历史学家和记者们关于此事给出的镇静剂一般的说辞，如今必然不可继续相信了”，“战时在波兰杀害犹太人的只有德国人”这一说法在惨案发生之后，就“再也不能用这种虚伪的套话来敷衍战时波兰-犹太关系的问题了”。（第117页）

　　作者认为，应当“重新评估某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重要议题：对那些年月里人们的态度、官方的制度以及后果的解释”。他特别强调要重视幸存者的证言，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其虚假之前，应当承认其真实性，因为“灾难越深重，幸存者越稀少，我们必须去倾听来自深渊的孤独声音”。（第141页）“犹太人没有任何理由——在他们对这场他们所亲历和目击的浩劫的记忆里——将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强加在波兰人头上。”（第26页）《邻人》一书无疑是大屠杀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对波兰-犹太关系的历史、乃至社会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邻人》打破人们对丑陋往事的刻意回避，引导读者直面最赤裸的人性，拷问道德良知。正如我们不能认为希特勒应当承担大屠杀百分之百的罪责一样，也同样不能把耶德瓦布内惨案的发生完全归咎于波兰村民的残暴和丑恶。事实上惨案的几位幸存者也正是得益于一位波兰妇女的庇护，而犹太人与波兰人精诚合作抵御侵略、共建家园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因此，我们不能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而是要尽最大可能去还原最真实的历史场景。

　　格罗斯并没有准确地回答邻人与凶手之间的屏障何以如此脆弱，也没有刻意去分析“邻人之恶”的社会文化动因，但他的书依然触及灵魂，拷问人性。这本书的真正意义在于启发人们应当怎样去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应当如何去舔开因自身的恶而种下的伤疤？应当怎样去思量非常环境下人性的突然变异？在前言中（第5页）格罗斯呼吁人们要检讨自身的行为：

　　很多事情是人们本可以做到的，也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本可以规避的，更有一些事情，是他们根本不必去做却做了的。

　　原载于上海书评 2017-12-26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20009

　　《邻人》读后感(二)：直擊心靈的殘酷真理

　　1946年7月4日，在波蘭的凱爾采，一名波蘭暴徒在一天之內殺害了42名猶太人。7月10日，羅茲的許多工廠都召開會議譴責凱爾采屠殺案的罪犯。人們很不情願地在公開譴責聲明上簽字。儘管如此，這些譴責聲明還是在第二天被登載在各大報紙上。這導致了多起抗議罷工。一開始人們要求更正“關於工廠工人聯名簽署譴責聲明”這件事，隨後要求釋放被譴責的罪犯。

　　如果要追溯波蘭—猶太戰時關係的源頭，或者確切地說波蘭的反猶主義源頭，恐怕要談到中世紀時猶太教的祭祀謀殺，用天主教徒的血來做猶太逾越節薄餅的傳說。無論這種祭祀是否真正存在過，傳說已從恐懼到偏見，最後演變成幾個世紀以來根深蒂固的仇恨。這種仇恨在近代國際關係史中被鎖進了潘多拉魔盒，卻又被波蘭在近代史上的苦主德國人和蘇聯人聯手打開。於是，反猶主義的魔鬼再次現身。

　　無產者的烏合之眾和流氓本性雖然不是天生的，但缺少文明的生活方式（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讓他們的人性得不到滋養和撫慰，而一點點野獸嗜血般的誘惑就可以讓他們放棄他們從未感知過的文明的原則而投入獸性的懷抱。

　　流氓無產者的原則是沒有原則。他們當然會選擇特權而不是坐牢。同樣也不會反抗暴力，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暴力。所以說波蘭—猶太戰時關係本身就帶有宿命性。這種宿命是源於波蘭這個國家長期的苦難、社會的潰散和秩序的混亂。在這樣的環境裡，即便是一個正直的文明人，也會暴走，也會不知所措。

　　發生在波蘭小鎮耶德瓦佈內的大屠殺，只是一個國家苦難歷史的反光。在這段反光中，譴責任何人都是無濟於事的。只要反光繼續存在，悲劇就還會不停上演。

　　《邻人》读后感(三)：耶德瓦布内邻人的平庸之恶

　　耶德瓦布内的邻人同时受到如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喜好偏见：苏联对波兰的“苏维埃化”冲击了波兰所有民族和社会阶层的人，当德军入侵时，得到了波兰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被视为解放者，德国的反犹主义也得到了波兰人的喜爱。

　　权威偏见：权威偏见一方面是来自德国党卫军的直接授意，另一方面是取悦德国政府的倾向。使得对波兰人对犹太人的屠杀即是有所预谋的，又是即兴发挥的。波兰人走的太远了，大屠杀之后，德方甚至不再允许波兰人在耶德瓦布内随意屠杀犹太人。

　　谢皮科效应：谢皮科效应使即使最理智，最正直，最有道德感的人，也选择对暴力禁声。救下数名犹太人的维日考夫斯基一家终其一生都在掩饰和逃避这些事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这一代到下一代），因为他们是质问人们良知的潜在威胁。

　　过度乐观：尽管临近村庄的犹太人已经遭到屠杀，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却相信主教的承诺，并认为犹太人已经在被德军占领的华沙生活了两年，因此是安全的。直到被谋杀的当日，还有人相信是去做清洁任务，就像往常一样。

　　这帮曾经的友好邻人把事情做到了多么极致呢？1600名犹太人最后仅有7人幸存，这还得感谢勇敢的波兰妇女维日科夫斯卡。

　　如果人类不能避免误判心理学施加的影响，多么可怕的事情似乎都无法逃脱。

　　《邻人》读后感(四)：每一次大屠杀都是人性之恶的集中爆发

　　《邻人》读后感(五)：【转载】作者采访：纳粹的受难者不仅死于暴力，还有普通人的冷漠

　　采访/罗四鸰

　　阿伦特曾说，历史叙述的要义，不是构建某种理论图式，不是揭示某种必然法则，而是要学会讲故事。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独一无二的。有的故事是喜剧，有的故事是悲剧，有的故事是正剧；有的精彩，有的平淡，有的离奇；有的令人愉悦，有的令人伤感，有的叫人压抑。从这个角度说，《邻人》是一个成功的历史叙述，因为它讲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1941年7月的一天，东欧一个小镇的居民谋杀了其另一半居民——不论男女老幼，共计1600人，全城的犹太人仅有7人幸存。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凶手又是谁？波兰历史学家杨·T. 格罗斯从一个1949年耶德瓦布内市里一次警察的逮捕行动开始，将证人们与证词逐渐呈现出来，事情的真相也渐渐浮现出来：在一天之内杀害1600位犹太人的，不是新驻扎的德国占领军队，而是那些和犹太人生活在一起的邻居，是犹太人所熟悉的街坊们。为什么会如此呢？格罗斯教授试图寻找原因：政治？宗教？文化？物质利益？或是人性的黑暗面？似乎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解释，但似乎又无法给人一个满意的答案，无可否认一个事实是波兰人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

　　要面对这个事实非常困难，即便是格罗斯本人。1994年的时候，格罗斯在犹太历史研究院看到了瓦瑟什塔因的证词，他在证词里证明了耶德瓦布内的1600名犹太人（当时耶德瓦布内小镇人口的一半）在受到一系列杀戮和暴行之后，剩下的都被活活烧死在一间谷仓。即便如此，格罗斯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他认为这是一个比喻，甚至在四年后写的一篇文章，引用这个例子的时候，仍然认为只是“部分”犹太人死去。直到几个月后，他看到了波兰纪录片导演Agnieszka Arnold 拍的有关耶德瓦布内的纪录片，他才意识到这份证词的每一个字都必须严肃对待。格罗斯的书名《邻人》正来自Arnold的纪录片第二部的片名。

　　2001年，格罗斯的《邻人》出版，对主流“二战”历史进行了挑战。在格罗斯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战时历史——“一种历史是属于犹太人的，另一种历史则属于屈服于纳粹统治的欧洲国家的所有民众。”在他看来，战时的波兰历史是不可靠的，他用这本书质疑了波兰人在二战期间的角色，认为二战史上的“弱者”波兰人，也自发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其残忍程度，不亚于纳粹。

　　无疑，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与愤怒，尤其是在波兰。一些波兰学者认为格罗斯的发现，尤其是在细节上，其准确性存在问题。此外，格罗斯的方法也引起质疑。不过，另一些著名波兰人对格罗斯表示感谢。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卡钦斯基要求波兰人“为我们同胞们所做的寻求宽恕”。

　　在《邻人》的扉页，格罗斯教授引用了亚拉伯罕·林肯总统1862年12月1日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上的一句话：“同胞们，我们无法回避历史。”

　　问：在《邻人》前言中，你提到：“极权主义的政治方法与政治目标一样，会使得社会彻底瘫痪，而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主义的，便是对憎恨的制度化。”在耶德瓦布内这个例子中，憎恨是如何被制度化的，你是否能给一些憎恨制度化的例子？

　　答：在耶德瓦布内屠杀的这个例子中，憎恨制度化深深植入在波兰民众的反犹太主义中。在二战期间，波兰国家政治党派和波兰天主教会都公开支持反犹太主义，这就是波兰民众更加容易接受纳粹占领者的反犹太宣传。

　　问： 苏联和德国占领过耶德瓦布内，他们对耶德瓦布内的社会瘫痪，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吗？

　　答：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缔结了一个不侵略条约也即后来的友谊条约之后，在1939年到1941年之间，苏联占领了波兰的东部，包括了耶德瓦布内在内，对波兰也是相当具有毁灭性的。苏联在波兰造成波兰公民大规模的逮捕和驱逐出境，而且还系统地迫害和毁灭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但是，纳粹的统治和剥削，包括对波兰犹太人的屠杀，制造了更大的破坏和更多的死亡。

　　问：在您前言中，有一段话：“此书不应该被简单地置于一个功能主义——意向论的层面。本书偏离了这种理论模式，该模式在近年的大屠杀历史学领域内被模糊化了，被归为另一种专门抨击‘犯罪者——受害人——旁观者’坐标的研究范畴，‘直到最近才得到学界一定的注意’。”这句话比较难理解，能否再解释一下？

　　答：大屠杀的史学理论有着自己的思想史。它首先是研究纳粹镇压的手段，然后是对欧洲犹太人的毁灭。起初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纳粹是否从一开始就打算消灭犹太人，还是随着时间的退役，作为对战争各种突发事件的回应才指定了消灭所有犹太人的政策。渐渐地，大屠杀研究者又认识到，除开研究纳粹毁灭犹太人的手段外（“受害人和犯罪者”），为了更好的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还必须调查被占领的欧洲社团扮演的角色（旁观者），犹太人必须从这样的社团中清除出去，以便被杀害。

　　问：波兰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与其他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有什么区别？其他的大屠杀理论是否合适用来解释波兰犹太人所遭受的屠杀？

　　答：与占领西欧的政策相比，德国在东欧的占领政策的特点是更加公开与直接地使用暴力。东欧的犹太人，包括波兰的犹太人，很大一部分就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被杀害的，反对犹太人的残酷暴力充分展现和暴露在当代民众面前。实际上，如耶德瓦布内小镇所显示的那样，东欧当地民众有时会被提及参与了谋杀与掠夺他们犹太同胞的行为。

　　问：您的这本书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议，为什么会这样？你认为与波兰的民族主义有关吗？我们如何面对自己失败与黑暗的历史呢？

　　答：二战期间，在德国占领期间，波兰天主教徒遭受了残酷的压迫。直到2000年，波兰人依然很难承认，即便波兰人是纳粹迫害的受害者，他们也参与了对波兰犹太人的迫害。

　　我们必须面对你所说的“我们国家的失败与黑暗的历史”，可以这么说吧，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只能有一个集体传记，我们只能有一部历史。没有其他的。唯一可以替代的就是为我们祖先所做的对我们自己撒谎。这从来没有奏效过。

　　问：我在网上发现这个：2015年10月15日，波兰检方对Gross进行了诽谤诉讼，检方提出诉讼的依据是刑法的一条法律：“任何公开侮辱波兰国家的人最多可以处三年徒刑”。这件事现在怎样了？你如何看待这件事？

　　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针对我的诉讼被正式受理。最初，检察官建议将案件驳回，但是他的上级命令他继续调查。这是一个荒谬的指控。一个人不能用写真相去侮辱任何人，当然也包括“国家”。

　　问：你还写过一本书《恐惧：奥斯维辛后波兰的反犹太主义》。为什么在奥斯维辛之后，波兰依然有反犹太主义？这是你离开波兰的原因吗？

　　答： 经过当时执政的波兰共产党发起的短暂的官方的反犹太主义之后，我在1969年离开波兰的。1968年的时候，我加入了学生运动要求解放和自由言论，我被捕了，然后被大学开除。之后我就从波兰移民了。对于为什么奥斯维辛之后波兰依然会有反犹主义，没有一个简单和迅捷的答案。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事实：在二战期间，波兰社会很大一部分人参与了对于犹太同胞公民的迫害（耶德瓦布内的案例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而且他们也从对犹太人的迫害中获得物质利益。如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塔西佗早就明白的，人们倾向于憎恨那些他们伤害过的人。

　　问： 八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市发声暴乱，一位青年人开车冲进人群导致一位女性死亡。事后发现这位凶手迷恋纳粹。此后，纳粹的旗帜与口号也公开出现在美国一些聚会上。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你认为纳粹有可能会在美国兴起吗？

　　答：美国有种族主义者，甚至纳粹的同情者，而且川普总统已经在美国社会各个阶层煽动起种族歧视的偏见。让一个如此不合适的人做美国总统，对于美国和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问：你认为集中营大屠杀的悲剧有可能会再来吗？

　　答：很不幸，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已经见证了后集中营大屠杀时代，世界各地的种族灭绝暴力事件。

　　原载于经观书评，201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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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人》读后感(六)：谁谋杀了他的邻居？

　　“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真正幸存。”

　　——海达·科瓦莉《在一颗残酷的六芒星下：1941——1968年在布拉格的生活》

　　1941年7月10日，1600名犹太人在耶德瓦布内死亡。

　　如果没有格罗斯写在本书的调查，很可能这一千多条生命的逝去，在历史书上最多能留下的仅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谁是凶手？死者是谁？事情是如何发生？都烟消云散在这不足20个字的话里。

　　故事要从头说起。

　　耶德瓦布内坐落在纳雷夫河与别布扎河交汇处。1736年耶德瓦布内获得市政特许状，1770年犹太教堂就在当地建成，1931年镇上人口共2167人，其中60%是犹太人。在二战前，犹太人和波兰人相处即使说不上和睦，但剧烈的冲突也是罕见的，相对而言，德国波兰犹太人数量庞大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两国对于犹太人的政策是相对温和的。在耶德瓦布内镇，犹太教的拉比和天主教的神父经常联络，很多波兰和犹太的邻里的互动和联系还很频繁，经常互赠礼物、称呼小名。

　　二战爆发

　　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虽然也有不少犹太人被迫害的个案，但大体而言，除了斯大林晚期欲实行而未实行的犹太人清除政策，苏联重视阶级成分甚于民族。在对耶德瓦布内“苏维埃化”的过程中，犹太人有被财产罚没、财主被处决、宗教世俗化的情形，但绝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是存活了下来，直到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7月10日，耶德瓦布内1600名犹太人被大屠杀其间不足20天。先前的历史观点认为，是德国纳粹屠杀了这些犹太人，但史料证明，当时在耶德瓦布内镇内只有德军的一个前哨站，里面仅驻扎了10名宪兵，要让这10个人完成1600人的大屠杀，岂不是天方夜谭？事实是，镇议会当天早晨在德国人和波兰镇长的授意下，召集了全镇所有成年的波兰男子，要求把所有的犹太人带到镇议会前的广场上，紧接着犹太人就受到虐待、毒打，“他们把比较健康的男子赶到墓地，命令他们挖坑，然后把他们杀死推入坑中”，一些犹太人试图从镇郊逃跑，被自发组织起来的波兰农民围堵，用木棒和石头打死，最后暴徒们发现用这么“原始”的方式，一天之内绝无可能杀死这1600人，最后决定把这些犹太人赶入准备好的谷仓，统统烧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德国人的前哨站竟然成为犹太人的庇护所，前哨站里的犹太人厨娘和清洁工因此幸存了下来。7月10日后德国人不再允许波兰人在耶德瓦布内随意屠杀犹太人，最终只有12名犹太人活到了战后。

　　1949年波兰安全部在对该事件的调查中，共提出有名有姓的施暴者92名，约占当时镇内成年波兰男子的一半，再加上难以统计的临镇和附近区域赶来参加“屠杀狂欢”的波兰人，参与的人数还要更多。“大屠杀”的“大”因此具有两层含义，既有大量的受害者，也有大量的施害者。不但有大量的犹太人被屠杀，还有大量的波兰民众参与其中，发生在镇中心的惨案，当时镇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参与或至少见证了。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写道，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根植于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动员机制和科层制度的官僚系统，是一套精密的系统。但发生在耶德瓦布内的悲剧显示，大屠杀还有另一更为深远、更为古老的层面，它可以是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施暴欲望，可以是为了获得自身安全感，不惜屠戮他人的幽暗心理，或者是为了图谋财物，也可以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盲从。大屠杀中铁路调度、毒气屠杀、现代媒体宣传和歇斯底里用石块、木棒和火来杀人并存。纳粹在利用人的弱点和恐惧来作恶的技术是非常“人性”的，如若制度化的鼓励人作恶，人性会堕落到何种程度是难以想见的，某种程度而言，善良是一种教养，邪恶是一种本能。

　　我们在反思历史之时，绝不应把责任推卸给集体， “平庸的恶”正是大多数人放弃了他们的责任与判断，把国家、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把社团、公司、单位和家庭的事实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完全凌驾在个人的价值判断之上，忘记了每一起杀戮、每一桩恶行，都是某一个或某一群具体的凶手说犯下的。纳粹德国屠杀了600百万犹太人，不是被一个叫“纳粹德国”的东西所屠杀的，是被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地杀死的。在1941年7月10日的耶德瓦布内，这1600名犹太人，是被一个又一个叫劳丹斯基或者卡罗拉克的人杀死的，强调大屠杀过程中无差别的罪过，事实上是放弃了历史和道德的责任。

　　20世纪的波兰在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下苦难深重，国土被反复侵略，人民被反复奴役。但强调受害者身份的波兰人，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们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群体所造成苦难的责任和负罪感，与此类似像日本谈到二战责任时的“一亿总忏悔”，大张旗鼓的宣传是广岛长崎核爆的苦难，对于“大东亚共荣圈”所犯下的罪行却甚少提及。

　　“一部社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集体传记。社会的历史方方面面都彼此相依”，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这部集体的传记出现了一个弥天大谎，那么它之后记录的所有事都丧失了真实性，这种刻意回避那些试图深埋入历史中的“不可言说”，制造了历史叙述中一个个巨大的触目惊心的又视而不见的禁忌空白。波兰的二战史中，长期以来，波兰人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掠夺是被刻意忽略的，波兰长期的反犹主义也被讳言，苦难与辉煌成为了波兰历史的主流记忆。

　　所幸，在本书出版后，在整个波兰造成了巨大反响，波兰议会随后展开了对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调查，耶德瓦布内官员、居民决定重新找到掩埋战时犹太人受害者地点，改建成正式墓园，详细调查整起事件并公诸于世。2003年波兰政府宣布，经他们的调查，耶德瓦布内只有大概40名波兰居民在德国纳粹的“鼓动”下参与杀害了犹太同胞。镇上约有340名犹太居民遇害，其中约300名烧死在谷仓中，另外40名“死因不明”，且整个死亡人数绝非格罗斯说的1600名，这就是司法调查的最终结论。此后不久，波兰动用检察机关对格罗斯展开了两次调查，寻找“诽谤波兰民族”的书面证据，政府发言人抨击格罗斯的文字“在历史上是不真实的，对波兰有害的，侮辱性的”。时隔半个多世纪，波兰终于尝试面对真实的战时波兰-犹太关系，虽然道路还很漫长。

　　林肯在1862年致国会咨文时写道，“同胞们，我们无法回避历史”，这话对于美国、波兰或者中国都同样适用。

　　《邻人》读后感(七)：探求根源，摆正历史的倒影

　　文/林染書

　　阅读《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的过程很压抑，似乎有一块无形的石头压在胸口，让人久久无法喘息……

　　谈及二战期间犹太人被集体屠杀的事件，基本矛头全部直指德国纳粹。然而，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杨·T.格罗斯的著作《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里揭露的一段被尘封了60年的惊人往事，让人触目惊心的同时，也看到了另一场犹太人集体被灭绝的真相。

　　1941年的一个夏日，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发生了一次犹太人被集体屠杀的事件，镇上的1600多名犹太男人、女人、老人和儿童被乱棍打死，被溺毙、烧死。最终，全镇存活的犹太人仅仅7人。起先，在时间的流逝中，小镇大多数人的沉默里，这次的屠杀事件被理所应当的认为是德国纳粹的恶行之一。

　　可是，最终真相被揭开，这次屠杀的始作俑者竟然是这些被屠杀的犹太人所熟识的人：他们的邻居、生意上来往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他们的邻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邻人对朝夕相处的犹太邻人狠下毒手？杨·T.格罗斯教授用历史的碎片为世人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真相。

　　首先，从大环境来说，战争的爆发带来的动荡不安使人民对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变得模糊不清。如何站队，表明立场，稍微不慎，很容易引来杀身之祸。在苏军对这片地区的统治中，“苏维埃化”导致苏联政权与波兰各个民族和所有阶层的人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因而，小部分犹太人的亲共，亲苏联政权，在另一部分波兰人眼里就成为了“通敌者”，待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军赶走苏军时，就成为了一部分波兰人的狂欢，大部分犹太人的末日。再加上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天主教对犹太人宗教上的厌恶和仇视，也为这场屠杀埋下了祸根。

　　其次，造成这场屠杀的罪恶根源是人性的贪欲，以德国纳粹授意此举为假象，来掩盖自己贪欲的一场罪恶杀戮。耶德瓦布内小镇的这场灾难是一次有预谋的屠杀。而组织者竟然是镇长马里安·卡罗拉克，帮凶和参与者是耶德瓦布内小镇一半的成年男性居民。他们的理由理直气壮而又模棱两可：在德军的协商（授意）下进行的。也因此给世人造成了一种假象：小镇上犹太人遭受邻人的杀戮，是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残暴恶行而已，而这些邻人是在德国人的“授意”被迫的成恶人的。殊不知，在假象掩盖下的真相是：人性的贪欲，这群波兰邻人对犹太人邻人财产的窥觑。最终的结果是，犹太人的死亡，让他们的人生重新洗牌，从中大量获利，他们贪婪的占领了犹太邻人的房屋、财产。极具讽刺的是，大屠杀的那天，反而是德国纳粹的前哨站让极少数犹太人幸存下来。当然，也不否认这群波兰人被德国纳粹利用了，可是贪欲和私利的无限膨胀，才促成了这场悲剧的产生和放大。

　　在这场杀戮中，最可怖的是小镇里的这群波兰人的兽性被激发得彻底。除了极少数人保持着人性和理智，大部分波兰人在屠杀，或看他人屠杀中变得麻木、兴奋，甚至觉得是理所应当，铲除这群犹太人是一种使命。让人不由想起，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记录下法国历史上最凶残的群体时所言，“他们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着手搭起一座审判台，与这种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立刻表现出群体的率直和幼稚的正义感……群体幼稚的良知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满足。现在可以合法地进行屠杀了，残忍的本能也可以尽情地释放了。”同样，参与这场屠杀的波兰人群体中间，这些特征一应俱全，集体使得这残忍的兽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一场“畸形”的狂欢，波兰男人、女人和儿童围绕在受害者的四周，发出嘲笑，而可怜的犹太人在恶徒的暴行中倒下，或死去。对犹太人极具残忍的是，对他们施以恶行的居然是毗邻而居的邻居，工友，亲密友人。只是，与古斯塔夫·勒庞记录下的凶残群体拒绝占有受害人的财产不同的是，小镇里的这群波兰人的凶残是以占有受害人的财产为主要目的。

　　《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一书，将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犹太人集体被灭亡关注的重点放到了小镇的内部，杨·T.格罗斯教授寻求并界定了这次屠杀的外部和内部的历史动因，做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讨，摆正了历史的倒影，让真相浮出水面，也让世人从中获得警醒。

　　《邻人》读后感(八)：匿名历史

　　当波兰文学评论家米哈乌·格沃维恩斯基在其回忆录中讲述他在华沙的小咖啡馆里度过的一刻钟，他细致地描述了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犹太男孩被店里的女人们盘问的情景，末了却为他身陷其中的恐慌如此总结道：

“我很清楚，报警等同于宣判我的死刑……那些女人并没有被无法控制的憎恶支配……这是一群正常的、平凡的、以她们自己的方式保持着机敏和体面的妇女……”

　　平凡。我们通常用这样的词形容我们在楼道口遇到的拎着菜篮子的邻居大妈，我们所生活的小镇里平日相安无事的千千万万人，但是这一形容词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被我们用于描述电视法庭上那个连环杀人犯的面容……却正是这样的普通人，以他们普通的名字命名了一桩桩历史中的罪恶。

　　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杨·T·格罗斯在其代表作《邻人》中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历史。1941年7月10日，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人谋杀了另一半人。8年后，22名被告在邻近的沃姆扎地方法院受审，起诉书上的罪名为参与谋杀犹太人民。庭审以几近敷衍的草率态度最终结案，其中9人被判无罪，唯一被判死刑的巴登在证词中并未掩饰大屠杀的事实。

　　在书中，作者毫不忌讳地直言他所引用的材料大多来自口述证词，因而在细节的真实性上有待商榷的事实。然而，他仍不厌其烦地将事件梗概和前因后果一一铺陈，通过大量比对和反证抽丝剥茧地尽可能为读者还原出事件的真实面貌。在他笔下，这场可怕的道德沦丧，这场大屠杀的发起人，具体的实施者，谋杀的细节，隐藏在杀戮背后的贪婪本性，以及作为集体记忆的这份触目惊心的真相，都一层一层地被挖掘了出来。他试图探讨大屠杀背后的历史原因：物质利益、宗教仇恨、纳粹的怂恿和对一般民众使用暴力的准许、战争局势下人际关系的残暴化……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使邪恶成为一项几乎没有成本的诱惑。而通过观察一个在大屠杀中表现极为残暴的9岁男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道德在这段历史中的缺席，诚如米哈乌在自传中所说——

“或许只是因为这不在她们的道德思考的界限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引用的证词中有许多带有生活气息的细节，这使我们在这份黑暗的历史记录面前很自然地产生一种鲜活的想象，并充分认识到这历史中活跃的都不过是一些普通人的事实。这份记录中，每一个登场人物都有确切的姓名，每一项罪名都尽可能与具体的人物挂钩，白纸黑字，更坐实了这现实的根基。而在人性残暴之外再一次颠覆了我们一般认识的是，集体并未忘记罪恶，相反，罪行在村镇中成为谈资，而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将犹太人藏匿并救助的波兰人，却不得不选择了匿名：“因为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谴责，尖刻地质问着人们的良心，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耶德瓦布内的这场惊人的大屠杀近半个世纪以来都未曾进入公众的视野中，而格罗斯通过这本《邻人》不仅为我们揭露了历史的黑暗面，同时也在提醒着我们，即便是未被命名的历史，仍然是无法回避的。

“同胞们，我们无法回避历史。”《邻人》事件梗概（喵呀看花眼）

　　《邻人》读后感(九)：邻人之死与死于邻人

　　西闪/文

　　耶德瓦布内（Jedwabne）是波兰东北部的一个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小镇共有2500多名居民，其中波兰人约占一半，另外二分之一是犹太人。回忆起这个毫不起眼的小镇，多年后一位居民仍怀念家乡的氛围，觉得当时的生活宛如田园牧歌，人人相互依赖，关系和谐，彼此亲近到可以直呼其名的程度。

　　然而就在这个小镇，从1941年6月25日到7月10日，短短十多天时间，不仅镇上的犹太人被屠杀殆尽，从邻近地区前来避难的犹太人也被杀光。1600余人遇害，只有十多人幸免，活到战后的，更是仅有7人。

　　是谁实施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也许有人会不假思索：“肯定是万恶的德国纳粹！”是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纳粹曾对犹太人犯下滔天罪行。就像一年后的1942年7月，纳粹就对生活在约瑟佛夫（Jozefow）的犹太人进行了有计划的屠杀。在那个波兰小镇，隶属党卫军的准军事部队“风纪警察101大队”大规模射杀犹太人，共造成1500人死亡。

　　然而耶德瓦布内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受害者一清二楚，可是施害者是谁？历史的迷雾笼罩了50多年，直到波兰裔的美国历史学家杨•T.格罗斯（Jan T.Gross）出版了《邻人》这本书，真相才得以呈现。原来，屠杀犹太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邻居——小镇上那些和他们做同学、拉家常，有生意往来的波兰人。

　　看看“邻居们”干了什么？一个幸存者证实，他亲眼看到镇上的波兰人是如何虐杀犹太人的。那些暴徒冲进犹太邻居的屋子，不分老幼，一律戕杀。而他们的同伙则在屋外用手风琴和笛声掩盖妇女和孩子的哭声与惨叫。“他们用砖块砸死了雅各布•凯克，用小刀剜出了克拉维基的双眼、割掉了他的舌头……”同一天，幸存者还目睹了另一个可怕的场景。一群暴徒逼着两位母亲亲手溺死了自己的孩子。他看到一位母亲很快沉入水底，另一位在池塘里挣扎了几个小时。围观的暴徒还建议她脸朝下没入水中，这样会死得快些。最终，看见孩子真的已经溺亡，“母亲用力沉入水中，终于死去。”

　　大屠杀在7月10日那天达到顶峰。暴徒们挨家挨户搜查，把余下的犹太人集中到广场，然后赶进一个大谷仓，浇上煤油全部烧死。有些孩子甚至被他们背对背捆成一束，用干草叉架在炭火上烧烤。“大火过后，他们用斧头劈开尚未完全肢解的尸体寻找金牙，极尽所能地破坏这些‘神圣殉道者’的肉身。”

　　不为幸存者亲见的场面，旁观者可以佐证。奸杀、砍头、劫掠，事后未曾参与杀戮的妇孺偶有吐露真相。然而正如格罗斯发现的，在最凶残最残暴的歹徒中，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可见耶德瓦布内的波兰居民卷入大屠杀的程度有多深。因此，要解开这场大屠杀的多个谜团，凶手的说辞某种程度上比幸存者或旁观者更值得重视。

　　事实上，《邻人》所运用的主要文献大多来自暴徒们的证词，包括二战结束后官方的调查材料、庭审记录以及嫌疑人的自我陈述。格罗斯注意到，尽管极少有人因此被逮捕，尽管审讯因各种原因敷衍草率，凶嫌们百般抵赖，然而在捉襟见肘漏洞百出的遮掩之下，交叉的证词反倒使真相更加冷硬，也更加立体。

　　当然，如果没有直面真相的执着与勇气，这些证词就只是废纸而已。是格罗斯将它们构成了《邻人》致力解开的三大问题：大屠杀是怎么发生的？它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真相为什么会被掩盖这么久？

　　其中卡罗尔•巴登（Karol Bardon）留下的相关文字很有代表意义。此人是一个汽车修理工，他以旁观者的口吻写到，7月10日那天，他到工棚去取工具，经过了一个名叫莱温的犹太小伙被杀的现场。当时他认识的一个凶手指着尸体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他是用一块多大的石头砸死莱温的。这份目击证词得到两个犹太妇女的佐证。她们恰巧躲在路边的花园里，亲耳听见了莱温濒死的哀嚎。

　　就在前往工棚的一路上，巴登还看到很多犹太居民被集中到了广场，一群手持棍棒的波兰人骑着马，在郊外的田野和道路边搜寻逃跑者。晚些时候，当这位修理工再次返回工棚，他看到杀死莱温的凶手和另外两个同伙正在虐杀一个机械厂的厂主。浑身是血的厂主向旧时的员工呼救，但是巴登表示，出于害怕他径直走开了。

　　卡罗尔•巴登不是无辜的旁观者。他没有直接参与当天的大屠杀，不为别的，只是因为那天他必须去德军哨所修车。放工之后，他为暴徒们从机械厂的库房里运出了大量煤油。这些煤油烧死了谷仓里数百名犹太人。

　　奇怪的是，在谷仓纵火案中，巴登是唯一获判死刑的人——实际上他也是这场大屠杀中唯一被判死刑的人。尽管在战争结束后遭指认的凶嫌多达92人，他们有名有姓，附有家庭地址，却只有22人被诉，最终获刑的仅有十几个人。难怪格罗斯不无讽刺地感叹，比起逃脱罪责并无悔意的大多数波兰居民，巴登有些“倒霉”。

　　与巴登形成对照的人叫耶日•劳丹斯基（Jerzy Laudanski），也就是那个年仅9岁的暴徒。像其他凶嫌一样，他在自我陈述中竭力推卸责任，淡化自身参与的色彩，但一位老妇指认，就在7月10日下午，在大街上狂奔的劳丹斯基告诉她，他已经杀死了两三个犹太人，正在继续追杀另外的人。其实，用石头砸死莱温和那名工厂主的主凶之一正是劳丹斯基。

　　1956年，劳丹斯基给政府写了一封请求信。信中他称自己是一个遭受不公判决的真正的爱国者。他把大屠杀的责任全部推给德国纳粹，而自己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波兰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谎言符合当局者的期许，第二年劳丹斯基获得假释。

　　那么纳粹在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格罗斯没有忽略这一重要问题。他援引不少一手材料说明，至少在这场屠杀中，德国人不是主导者。包括暴徒在内的目击者也大多表示，当时入驻耶德瓦布内的德国占领军人数很少，且全程未曾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戮，“他们只是站在一旁，拍下了记录波兰人是如何虐杀犹太人的照片。”一个宪兵队的厨娘还证明，一个暴徒跑到宪兵队，要求得到杀人的武器，被指挥官赶了出去。就她所见，德国人不仅没有殴打过任何犹太人，还救了三个犹太妇女的命。7月10日之后，占领军当局重申了规定，耶德瓦布内的屠杀被德国人制止。一些逃走的犹太人返回镇子，有些还在德军哨所工作，直到后来被送进集中营。

　　格罗斯认为，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之所以发生，除了根深蒂固的反犹心理，还有多重的复杂动因。从1939年苏联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到1945年二战结束，波兰先后被苏德侵占。这两种极权主义性质的统治对波兰社会的摧毁非常严重，导致原先克制恐惧、偏见、仇恨、贪婪等内在冲动的社会规范荡然无存，出现了道德沦丧以及“人际关系残暴化”的恐怖局面。耶德瓦布内的波兰居民就是极端的例子。通过屠杀犹太人，他们“一举多得”，宣泄对犹太人的仇恨，侵吞犹太人的财产，消除将来遭受报复的未知恐惧，更重要的是，顺从或讨好排犹反犹的占领当局。

　　很大程度上，这样的大屠杀并不“现代”。波兰裔的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现象，没有极富效率的官僚系统，没有人们对工具理性的高度推崇，就根本不会发生。然而发生在耶德瓦布内的大屠杀不符合这一论述。在那里没有德国纳粹的反犹宣传，没有一套高效运转的动员机制，也不存在理性至上的算计，波兰人却自发组织起来，用石头棍棒残杀自己的邻居。显然，所谓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理论只会对理解这一具体事件造成妨碍。

　　当然，真正对耶德瓦布内大屠杀形成遮蔽，妨碍人们认识和理解的，还不是社会学家的理论，而是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包括反法西斯主义的二战叙事以及后来冷战时期的主义之争。它们把任何追寻真相的探讨都变成禁忌话题，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人去真正面对事实，也没有人被追究罪行和承担责任。相反，极少数正直的波兰人，却要在生活中承受邻人的惧怕与憎恨，因为他们的存在意味着真相，乃是潜在的威胁。譬如维日考夫斯基（Wyrzykowski）一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7名犹太人藏在耶德瓦布内郊外的家里，直到二战胜利。而在战后善恶颠倒的日子里，他们的英勇之举反倒成了抹不掉的“污点”，甚至延续到后代子孙。

　　格罗斯认为，耶德瓦布内镇里曾经长期存在的两块战争纪念碑就是善恶颠倒的象征。它们像两块意识形态的遮羞布，抵挡着真相、正义与良知。其中一块写着彻底的谎言，把1600名犹太居民的死亡全部归咎于纳粹，而另一块则自相矛盾地说180人死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纳粹和秘密警察之手，避而不谈那一千多犹太人是如何消失的。

　　《邻人》成书于2000年，在整个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在那以后，意识形态的遮蔽减弱了吗？三年后波兰政府宣布，经他们的调查，耶德瓦布内只有大概40名波兰居民在德国纳粹的“鼓动”下参与杀害了犹太同胞。镇上约有340名犹太居民遇害，其中约300名烧死在谷仓中，另外40名“死因不明”，且整个死亡人数绝非格罗斯说的1600名，这就是司法调查的最终结论。

　　此后不久，波兰动用检察机关对格罗斯展开了两次调查，寻找“诽谤波兰民族”的书面证据，政府发言人还抨击格罗斯的文字“在历史上是不真实的，对波兰有害的，侮辱性的”。去年他们还在讨论，用什么理由收回颁发给格罗斯的荣誉勋章。而格罗斯针锋相对，在媒体上不止一次坦言，波兰历史教科书上所谓“被卷入犹太大屠杀的当地民众”，实际上都是在自愿行事，他们杀害犹太人的数量多过纳粹。

　　《邻人》读后感(十)：一本不负责任的非虚构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