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灵魂》读后感精选10篇
《美丽灵魂》是一本由[美] 埃亚勒·普雷斯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6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美丽灵魂》读后感(一)：随笔
感动人的那些事情感动了本来就善良的人，而本来就邪恶的人只是在那里看笑话。
西方伦理中那么相信人性，历史的长河也证明了人的善恶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坏人在不断被教育之后只是变成了老坏人，而这些感动人却没用的作品却还是那么多。只能说明这些作品本来就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它，表达了作者的情感、安慰了善良者的心灵，作者得以养家糊口，读者得以泪流满面，世界大同、宇宙和谐，哈哈哈。
米尔格拉姆实验：表面上这个实验是做答错词组配对测试，志愿者在对方（演员）错误时按下电机的按钮，对方受到惩罚。实际上是观察志愿者是否会服从命令。结果大多数人都成为了施虐狂。
对此有一种解释是在个人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人进入代理状态，把自己看做是执行另一个人志愿的代理，从而不再为执行的后果感到痛苦。对于个人来讲，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坚持自己的底线，这一点只与内心有关，其他都无关。
关于对战争的态度：那些拿出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号称XX主义的，你一定要警惕了，什么女权主义、素食主义，还有和平主义。别人要消灭你的国家或民族了，你还和平主义？ 战争并不可耻，它是一种工具，要看它因何而起，为了什么目的，这目的并不需要多高尚，可以是很自私的。国家和民族被侵略，意味着你自己的生活的被破坏了，你自己可能面临被奴役的局面，支持战争是必须的。侵略别人，消耗自己的财力、人力，结果大多数是两败俱伤，如果再被别人联合起来围攻，可能什么都没有了，这种战争为什么要支持？
对于阿伦特的认识源于一部她的自传体电影《汉娜·阿伦特》。电影里主要讲述的便是阿伦特在战后听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从而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并且在她前前后后提出这些概念的同时引起的争议以及遇到的孤立等等。总而言之，可以说是阿伦特的主要思想的艺术化的的总体展示。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揭开了我们认识恶行为的制度化的另一面，在当时她的行为可以说是挑战常识的。如今，我们早已接受了她的概念并常常以此来分析诸多事件。
《美丽灵魂》由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出发，但是不同于阿伦特在艾希曼的耶路撒冷中所表述的，那些身在普通职位的人们之所以会产生令人穷凶极恶的行为是由于制度的原因——他只是要服从上级的命令或者说作为推手。这本书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那些并没有作出同样选择的人们，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而去说了“不”。如果说阿伦特为我们揭开了制度下的平庸之恶的面纱，那么这本书将为我们揭开制度下平凡人反抗的个人缘由，亦或是个体的“良心的法规”如何发生。当平凡人的选择脱离了制度，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做历史的推手亦或是旁观者，而是选择说“不”，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归顺于平庸之恶？
本书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讲述了四个人的故事：拒绝屠杀犹太人的士兵，违抗瑞士的战时移民法规非法为犹太人发放难民证的边防地区的警官，公然违抗军令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的以色列士兵、揭发“斯坦福”公司公然骗局的普通的纽约投资人。埃亚勒·普雷斯实地走访，（相对）真实地还原了这四个普通人的反抗故事，不同时期、不同压力、不同情景下的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作为袖手旁观者，由恶发生，是什么使得他们在那样的情景下选择了“拒绝”？他们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纠结和不安？普雷斯在书中娓娓道来，在讲述他们反抗故事的同时，普雷斯亦以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的知识试图对他们的行为作出阐释。
阅读完毕，我们可以看到，说“不”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就像书中很多人物在对大流说出不之后要承受的众多一般，就像他们的亲属在面对他们的选择乃至对他们的建议里说的一般，你是否做好了为说出不所要承受的代价的准备。性格等等因素都会影响我们对于自己做出的拒绝的反应，比如亚科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救了克罗地亚人而被塞尔维亚人孤立，同时又因为自己是塞尔维亚人而被克罗地亚人孤立，这两相孤立并没有对他的生活产生影响，因为他被身为克罗地亚人的妻子及其家人的爱的包围，他并不认为这种孤立是对自己的伤害，因为那对他来说无所谓。而缺乏这种支持或者说不是这样性格的桑斯坦则需要承受说“不”后很多的精神压力以及来自“斯坦福”公司的威胁。
整个过程中，他们的心理因为他们的拒绝行为发生了诸多的改变。如果说开始的时候说“不”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些平庸之恶不符合他们受到的一直以来的教育、不符合他们对于他们所在的位置的信仰，他们追寻良心的法规。那么在他们说“不”之后，历经了一个对自己信仰颠覆的过程，对那些理所应当行为的怀疑。这种转变或许不仅仅存在于作者所讲述的个人想法的转变，不论是违抗集体还是违抗法律，这样的心理转变都是那些违抗的人要经历的，这个过程往往比说“不”更难。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说不的最大的阻碍。我们害怕自己说“不”之后要承担的很多东西。
在拒绝这件事情上，或许心理的跨越是更为艰难的——当推翻了习以为常的信任，该如何重建信仰。不论是寻求良心的法规亦或是超越当下的常识般的信仰，最终他们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拒绝成为一个犯平庸之恶的人，拒绝在恶面前做一个袖手旁观者。因而，称之为“美丽灵魂”，拒绝归顺于平庸之恶的平凡灵魂。
《美丽灵魂》读后感(三)：本书作者专访——首发于“谷雨报道”（撰文/张晓敏 戴永强 张琳琳 苏婧钰）
普通人是否一定会在集体压力下屈服于“平庸之恶”？当人们因服从集体而对罪恶熟视无睹，他们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罪责？每个人无一例外地曾经、正在和即将遭遇这些现实问题。记者埃亚勒·普雷斯在《美丽灵魂》一书中，以多年的观察、采访入手，讲述并分析四个普通人如何为“正义”发声。
专访《美丽灵魂》作者埃亚勒·普雷斯：
撰文/张晓敏 戴永强 张琳琳 苏婧钰
编辑/迦沐梓
埃亚勒·普雷斯（Eyal Press），记者、作家，以调查型非虚构写作见称，曾获“詹姆斯·阿伦森社会公平新闻奖”，文章多发表于《纽约书评》、《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等，著有《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绝对信念：我的父亲，一座城市，一个正在撕裂美国的社会冲突》等。
◇ 记者、作家埃亚勒·普雷斯。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我很愿意回答你们的问题。”普雷斯先生在社交软件上同意了我们的采访请求，第一次的邮件采访只限于文字层面。为了深入了解《美丽灵魂》这本书，我们希望亲眼见到普雷斯先生。普雷斯先生十分配合，视频采访顺利进行。摄像头打开的刹那，之前通过文字建立的形象鲜活了起来——一位敢于表达的年轻作家。
《美丽灵魂》以非虚构写作的形式，记录了四个普通人在与集体意见相左时，拒绝归顺于平庸之恶的故事。除了书中涉及的道德议题，普雷斯先生的个人经历和非虚构写作是我们采访中的另一重点。
他无疑是一位出色的写作者，无论是写作经验，还是学术探讨，他都有自己的思考。对于自己的犹太移民背景，他也毫不避讳。普雷斯始终认为，书中讨论的关于“平庸之恶“的议题，对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同样重要。说“不”需要勇气，但永远可能。
谷雨故事：为什么会选择书名为“美丽灵魂”？
埃亚勒·普雷斯：正如我在书中解释的那样，“美丽灵魂”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词。它听起来像是一种赞美，一种对某人说的好话。但在以色列军队中，“美丽灵魂”指的是那些极度纯洁的士兵，他们的原则太过坚定。这个词有时被用作表示羞辱。这反映了人们对展现道德勇气的人的复杂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它作为我的标题。
谷雨故事：四个普通人的反抗故事，来自集体内的异见之声。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主题的？又是什么原因使你关注到它并决定写成这样一本书？
埃亚勒·普雷斯：我一直很着迷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遵守我们的原则？我们应该承担多大的风险？我的父亲是美国一位提供堕胎服务的医生，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在基督教右翼反堕胎运动中，有些人反对堕胎，并威胁到提供堕胎服务的医生。在我的第一本书《绝对信念》中，我写了他的经历。在这本书里，我探讨了同样的问题，不过是关于其他人的。
谷雨故事：你很注重细节的描写，并试图还原主人公在当时环境下的心理感受，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这是至关重要的。我想让读者感受到角色的经历，并把自己置身于他们的处境中。否则，这本书就会很无趣，也无法准确地表达出这种行为的难度。
谷雨故事：你认为书中四位主人公的生活在《美丽灵魂》出版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埃亚勒·普雷斯：我认为没有人因为这本书而遭受负面影响。我没有和所有的角色保持联系。
谷雨故事：你的家族从以色列迁居美国，你对以色列的印象是怎样的？
埃亚勒·普雷斯：我对以色列的感情十分复杂。就像书中的阿夫纳那样，他很爱国，正是因为爱国，他对自己国家的期望也更高。所以当以色列有不符合人道的行为，让其他民族成为受害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必须反抗，改变这种不正确的行为。
◇ 以色列军人阿夫纳·维施尼策。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政府开始对巴勒斯坦实行军事打击。阿夫纳公然对当局说“不”，对部分巴勒斯坦难民施行人道援助。
我佩服这种做法，同时也很有认同感。因为我生在以色列，我对以色列有很深的情感，同时我又认为，当以色列犯错的时候，我有责任说出来并且改变它。
谷雨故事：你在书中第三章谈到，父亲和祖父都曾是以色列军队的一员，你曾崇拜过这支队伍，但随着加沙地带大起义的发生，你对它的赞扬逐渐消失。原因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我认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正如我在书中所说的，我经常想，如果我在那里长大，被召去服役，我是否会有勇气拒绝。我希望我有，但我也意识到拒绝是多么困难，正如阿夫纳在第三章的故事所展示的那样。
谷雨故事：你的父亲及其他以色列的亲戚认为以色列国防军（IDF）夸大了道德标准，你曾经与他们激烈地争论，而现在是什么让你转变了态度？
埃亚勒·普雷斯：我在大学时读到了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一场反对以色列占领的大型和平示威和非暴力运动。我被我看到的图片以及阅读的材料所震惊。以色列的士兵封锁道路、追赶儿童，还朝着人群发射橡胶子弹。自那时开始，我便开始反思，以色列到底在那些地区做了什么？这些行为我认为是不对的，从那时候开始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
谷雨故事：网络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之中很少有人面临过《美丽灵魂》中所记述的那种良知危机；也有人认为：其实每个人都不止一次面临过良知危机，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埃亚勒·普雷斯：我认为我们都有，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有时风险很小：你要挑战一个你认为错误或冒犯的朋友吗？有时风险很大：即使你可能被逮捕，你也要捍卫权利吗？我相信这些困境在所有国家都存在，对所有人都是如此。
谷雨故事：可以举例讲一下你自己面临良知危机时是如何选择的吗？
埃亚勒·普雷斯：虽然我面对的风险要小得多，没有碰到过书中描述的那种极端情况。但作为一名记者，有时你要面对因批评美国政府而变得不受欢迎的情况。
2003年就是这样一个时刻。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很多人摇旗呐喊，而我却写了一篇虐囚的文章，批评美国政府的虐囚行为。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发现，美国国内竟然没有任何关于虐囚事件的讨论，几乎没人谈及这件事。实际上，直到一年之后，虐囚事件才因阿布格莱布丑闻败露而得到关注。
我不想夸大我的行为，我知道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所谓的豪勇之举，但是我在写文章之前确实考虑过挑战传统主流观念的后果。这篇文章当时是为《国家》杂志写的。
我试着和我写的人相处，更好地了解他们
谷雨故事：这本书聚焦了“法律”“道德”“信仰”等词汇，读者有过哪些反馈？你希望读者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心境和认识上有怎样的转变？
埃亚勒·普雷斯：一些人说，他们希望书中有更多关于宗教的内容。我觉得书中的平衡是正确的。
我希望他们认真思考道德勇气的问题，以及这种勇气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在他人的生活中，在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我希望这能改变人们对爱德华·斯诺登这样的揭发者的看法。
谷雨故事：你如何看待“揭发者”斯诺登？
埃亚勒·普雷斯：美国国内对斯诺登的看法是很分裂的。有些人认为斯诺登是个英雄，有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叛徒。不过这种情况对揭发者来说是很常见的。
总体来说，揭发者并不受欢迎，也不是那种别人看到会说：这个人做了好事，我们得给他颁发奖章。就像在书中描述的那样，揭发者的行为往往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才会被认可，才会被感谢，甚至有的时候永远都不会被感谢。斯诺登认为他做的事风险巨大，而且有些人不会喜欢。
斯诺登做了一件我个人认为很需要勇气的事，他揭露了“棱镜门”，让那些撒谎的政府官员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他的行为促使国会出台相应的法案，还改变了那些互联网巨头的做法。就这些方面来说，他确实是一个杰出而影响巨大的揭发者。
谷雨故事：所以“揭发者”这个词，是中性词还是褒义词？
埃亚勒·普雷斯：“揭发者”这个词的词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语境发生变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华尔街几乎全面崩盘，所有受牵连的金融公司都涉嫌严重的金融诈骗。而这个时候，揭发者们被请到华盛顿畅谈他们想揭发的内幕，他们受到媒体、政府、国会的欢迎，上遍各路杂志封面，所有人都想给他们献花。
但我书中提到的揭发者，却是要么被开除，要么被妖魔化，要么被忽视，没有人感激他们。所以“揭发者”这个词的词性主要还是取决于语境，不仅是在美国，在任何国家应该都是如此。
谷雨故事：你在采访过程中，如何确保受访者所言的真实性？如何使他们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埃亚勒·普雷斯：这总是困难的。我试着采访很多不同的人以确保这篇报道符合其他人的说法和记忆。我也试着和我写的人相处，以更好地了解他们。
谷雨故事：你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埃亚勒·普雷斯：2008年我想找些在前南斯拉夫爆发内战时将民族主义抛诸脑后去帮助其他民族的人们。我去的时候发现，虽然前南斯拉夫各村各镇都有这样的人，人们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仍然记忆犹新，通过帮助其他种族的人，许多人体现了他们的道德勇气，但是他们不想谈论这种事。因为他们忌惮街坊领居的想法，他们怕被视作叛徒，还怕会使没有这样做的人蒙羞。基本上不可能找到一个愿意倾诉的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我的主要角色。
谷雨故事：对于不少人来说回忆往事是痛苦的，怎样让他们开口？
埃亚勒·普雷斯：有时并不是我让他们开的口。事情发生在1991年，而我去采访时是2008年，17年过去了，他们对此仍然这么敏感，我几乎都快要放弃了。但有一天，一位人权律师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位获救的当事人愿意谈谈这件事情，这个人的故事就在书里。他的名字叫佐兰·桑格特。他是被亚历山大·耶夫蒂奇（第二章主角）救起的人之一。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见了面，他跟我说了一个故事，他有一天晚上去看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当他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想着一定要找到亚历山大·耶夫蒂奇，让亚历山大当年的善行为人所知。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了他的身上，他被一个辛德勒式的人物所救。所以他找到了我，跟我说了当年的事情。
谷雨故事：通过写这本书，你自己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埃亚勒·普雷斯：这让我懂得，欣赏别人的道德勇气比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出来要容易得多。
◇ 瑞士警官保罗·格鲁宁格。1938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前夜，瑞士当局禁止犹太难民入境，格鲁宁格违抗当局法令，为大批犹太难民伪造入境签证。
学习写非虚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模仿
谷雨故事：提及非虚构写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你如何定义非虚构写作？你认为进行非虚构写作最具有挑战性的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我认为它应该是能够吸引人的，但也应该与事实相符。非虚构类作家不能编造事实——他们必须尽其所能地报道他们看到、听到和思考的东西，而不需要发明东西。读者相信他们正在阅读的东西实际上发生了。
调查性报道具有挑战性，因为一个人试图揭露那些有权势的人、机构和政府想要隐藏的事实。我认为，任何社会的健康都依赖于这些事实的揭露，这就是这类非虚构作品尤其重要的原因。
谷雨故事：在你的写作生涯中，曾受过哪些作家的启发和影响？你是怎样学习写非虚构作品的？
埃亚勒·普雷斯：我受到许多作家的启发。乔纳森·席尔写过关于核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优秀著作；彼得·巴拉基安，一位诗人，写了一本关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出色的回忆录；詹姆斯·鲍德温写了一篇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精彩文章；大卫·格罗斯曼，《黄风》的作者，对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描述非常尖锐……
我自己读了许多非虚构的作品，也会和很多作家和记者朋友互相读自己写的文稿，比如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家。所以学习写非虚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模仿。
谷雨故事：之前做记者时所受的专业训练对你日后写作非虚构作品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我的记者经历教会了我如何写作，如何采访，如何搜集更多的信息，如何把一个个小故事和更大、更普遍的主题联系起来。
就像拳击手接受训练然后上场战斗一样，当记者时写的文章让我为现在写书做好了准备，因为当你进行了小规模的写作之后必然会去进行大规模的写作。
◇ 记者、作家埃亚勒·普雷斯。
谷雨故事：对于自己的书在中国出版和传播有何感受和期待？（采访人为普雷斯朗读了豆瓣网友对《美丽灵魂》的部分评论）
埃亚勒·普雷斯：非常感动和高兴，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反应。听了你们刚刚为我念的那些书评，（知道）中国的读者讨论这个话题，我感到非常兴奋。
几年前《美丽灵魂》的英文版出版时，我就在想，这本书要是可以翻译成其他语言被更多的人读到该多好啊，因为“说不”这个问题是人们都会遇到的。但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这会成真，本来这只是一个期望而已。
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在两个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一是关于日益减弱的“说不”的道德勇气问题被讨论；二是帮助人们了解一些勇于“说不”的重要例子。这可能会激励人们，或者让人们思考他们自己面对的情况。
而且，如我之前所说，美国社会很统一，在民主方面达成共识，我们总想告诉全世界我们是多么民主，其他国家都应该像美国这样。但我觉得美国还有很多要向其他国家有勇气的人们学习的地方。
谷雨故事：所以你写这本书的最终目的之一，是让人们意识到当危机真正降临到他们身上时，他们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是吗？
埃亚勒·普雷斯：我不在书上说教，我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任何犹豫的人进行评判，因为这本书也是关于付出的风险和代价的。但我相信这些行为会有巨大的重要性，它们可以使一个社会更加公正。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知道这种行为，并采取类似的行动，他们甚至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的，我希望这本书有这样的效果。
谷雨故事：非虚构写作在美国的发展情况如何？
埃亚勒·普雷斯：在美国，非虚构写作非常流行，许多重要的非虚构作品都很受欢迎。但是作家们以此为业很难。写这样的书，工作量很大而且很难赚钱，像是严肃的非小说类作品。因此，这很流行但是对于作家而言有难度。
谷雨故事：接下来有继续出书的打算吗？
埃亚勒·普雷斯：我正在写我的下一本书，也是关于道德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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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灵魂》读后感(四)：【转载】李公明撰：美丽灵魂与头颅的……重量
美国记者、作家埃亚勒·普雷斯的《美丽灵魂: 黑暗中的反抗者》（刘静雯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5月，“真实的力量”丛书之一）讲述了四个普通人的故事，这四个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敢于违抗命令或不惜冒着个人危险、不顾个人得失而对不义说“不”，并且对无辜受难者施以援手。通过长期的实地观察、采访，同时研究和吸取了神经科学、组织行为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前沿实验成果，普雷斯讲述和分析了四个普通人如何在集体的顺从、冷漠中挺身为“正义”发声的故事。原书书名是“Beautiful Souls：Saying No, Breaking Ranks and Heeding the Voice of Conscience in Dark Times”，中译本的副标题很有概括性，但是没有把“说不”点出来则有点遗憾。原书的封面是黑色、模糊的影像，符合非虚构写作的风格，但是中译本的封面设计却颠覆了这种风格：黑色栅栏的中间两条铁枝被掰开、被截断，在铁枝的四个断裂端口竟然分别长出玫瑰花，玫瑰花护卫着“美丽灵魂”这四个烫金的字，下面是黑字“黑暗中的反抗者”。这是一种图案化与天真风格，比原版的封面设计更为符合我们阅读该书所产生的思想冲动与审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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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灵魂》读后感(五)：《美丽灵魂》：颤抖着的推动力
对别人说“不”有多难，相信每个人都深有体会。在我们说“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这么做的后果，友情、亲情面临破裂，或是因违抗上级命令丢了工作等等，这会让我们的决定做得异常艰难。但如果是更为凶险的情况呢，你会失去更多甚至是生命呢，还有勇气说“不”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如我们看看有哪些人迈出了这勇敢的一步吧。
篡改绝望难民文件的瑞士警官、蒙骗俘虏营守卫的塞尔维亚平民、公开违抗军令的以色列士兵、揭发斯坦福金融公司的金融骗局的投资经纪人——《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真实还原了这四个普通人的反抗故事。作者埃亚勒·普雷斯是一名记者，擅长基于调查、走访的非虚构写作，在本书中，他探访了几位当事人及其亲友，力图完整还原每起反抗事件的真实细节，并运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术结论来分析事件的动机和影响，及其背后值得反思的深层含义。
对苦难中的人产生同情，是《美丽灵魂》中反抗行为最直观的诱因。当保罗·格鲁宁格面对受纳粹迫害不得不逃到瑞士的犹太难民、亚历山大·耶夫蒂奇面对克罗地亚俘虏时，他们没有犹豫便伸出援手，道德判断被本能情感所支配。这两人平时并没有表现出异常崇高的品格，格鲁宁格还是政治上的保守分子，只因看到他人祈求的眼神，他们便做出了决定。环境因素固然是最终促成道德行为的诱因之一，可“感到怜悯和同情的能力与意识的努力有关”，这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这种能力如果强大到可以战胜盲目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不道德情感，又能战胜脱离集体令人产生恐惧的孤独感，美丽灵魂便绽放了。
如果说以上两位主动选择了“做什么”，接下来的两位反抗者主动选择的就是“不做什么”。以色列总参侦察营士兵阿夫纳·维施尼策拒绝参与非正义的军事行动、莱拉·威德勒拒绝销售有问题的金融产品，他们手中并不像格鲁宁格和耶夫蒂奇那样握有对别人的生杀大权，这只是与自我进行的斗争，但他们为反抗行为背负的后果却一点也不少。这种行为的诱因是内心深处“良心的法规”，作者引用了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说法：良心的法规，“它们不说做什么；它们不阐释行动的具体原则；它们划定任何行为都不得逾越的边界。它们说：不要做错事，不然今后你会一辈子以犯错者的身份活着。”
黑暗中的反抗者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股冲破不道德集体约束的力量，而这种约束还曾经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最高信仰。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做法，其实不然。并不是这四个人的信仰变了，而是集体内部的信仰坍塌被暴露了出来：瑞士公民已不再珍惜欢迎陌生人的传统、塞尔维亚人抛弃了“手足情深，团结统一”的宽容精神、以色列军队也不是世界上最具道德的军队了、并不是每一个金融从业者都会履行尽职调查的义务。如苏珊·桑格塔所说：“决定反抗价值的是它的内容，以及它道德上的必要性。”暴露弊端，引起反思，推动改革，才是反抗行为的意义所在，而历史的长河也已印证了这一点。
绝大多数反抗者发声后，平静的生活都已倾覆，我们似乎可以听到他们灵魂的颤抖之声：直言无悔。这样的灵魂，如同狂风中颤抖不已的野花，力量看似薄弱但生命力顽强，他们的叠加效应可以在平庸的恶中汇集出一股强大的抵抗力。德裔美籍哲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论不服从》中写道：“人类在他的不服从行为中不断得以演进。不论他们以良心或是信仰的名义，正因为有了这些敢于对权势说不的人，人类的精神方能得到发展。”这指的就是美丽灵魂不断颤抖着反抗所产生的推动力吧，即使平凡到你我都可以加入，却最值得敬畏。
《美丽灵魂》读后感(六)：【转载】陶林：美丽灵魂 守护暴风骤雨中的烛火
人类的每一寸进步都需要艰难跋涉
《美丽灵魂》容纳了四个不相关的故事：1938年，一位瑞士警官违抗瑞士当局的移民法令，非法庇护犹太难民，结果他的这一善举即便在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依旧受到周围人的压制和不公待遇，直至他在贫困和窘迫之中郁郁而终；1991年，一名塞尔维亚平民在巴尔干种族屠杀中冒死拯救敌族难民——因为违抗了种族的集体意志，他几乎为此而丧生；上世纪90年代末，一名以色列士兵公然违抗军令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人道援助，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01年，一名普通的纽约投资经纪人不顾被踢出行业的威胁，毅然揭发自己所服务的公司制造的金融骗局。
这四个故事很像一幅层层重叠的“云图”，通过距离我们并不是很远的真实事件，多角度地诠释了“美丽灵魂”的含义。通过阅读，一方面可以从这些义人身上获得良善的力量，一方面它也提醒我们深思所面临的困境。恰如鲁迅先生深刻认识到的，人类文明是通过极大的代价换取缓慢的进步，成片的树林塌陷才换来一小块煤。从古至今，人类每一点的进步，都需要经历太多的劫难才能换取。
大屠杀、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隐藏在意识形态绞杀背后的利益冲突，是人类历史不可避免的黑暗面，几乎也是个难以治愈的顽疾。我们没法记住太多在历次屠杀中无辜被害者的名字，也没法细细分析让这些罪恶能够持续的人性之恶，可能未必就如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能概括的。《美丽灵魂》所陈述的四个故事线，正好折射了人类经历过20世纪的主要类型的杀戮:种族灭绝、意识形态冲突、民族隔离……
在无尽血海中，可以见到一株美丽的小花，我们更乐于记住，山洪暴发般的灾难中那些闪亮的人性闪光面的名字和他们的义举。那些拯救者，那些善人，那些守义之事，成为绝望之中的一丝希望。比如，拯救犹太人的德国工厂主辛德勒；冒死签发生命过关签证的西班牙外交官，为犹太人避难上海提供援助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在南京大屠杀中援助受害者的各国使节团和传教士，在卢旺达大屠杀中提供生命庇护的图西族饭店经理，等等。
成为好人，就是对内心向善的最好回报
这些义士的共同特征就是在他们所身处的环境，显得极为格格不入。特别是书中描述的瑞士的警官格鲁宁格，在纳粹发动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水晶之夜”，他放宽了边境线入境的督查，从而让大量的犹太人获得了一线生机。对于永久中立国瑞士而言，他的行为无疑是严重违反了法律，也有悖于政府交给他的职责。因此当时，他被判有罪，并被开除公职。然而二战结束了，纳粹作为法西斯的罪行已经被人们所熟知了，可瑞士政府依旧没有更改对格鲁宁格的不公正待遇，周围的人依旧视他为一个渎职的前警官。他没法领取养老金，也无处为他自己的义举而申述。如此，他只能在贫穷和衰老之中度过孤独的晚年。唯有那一千多位被他拯救的犹太人，依旧感恩他果断的善举。
曾有一位长者说，“成为一个好人，就是对内心向善的最好回报。”的确，还有什么比确信自己是个好人更美好的呢？可是，对于行善的人而言，他们多半要在扭曲的环境里顶着“不正常”的压力。作者在《美丽灵魂》一书中也说，“最大的压力倒不是盲目服从，而是渴望融入集体，不愿意被集体抛弃”。
那位在战火中拯救敌族的塞尔维亚平民亚科就是个例证，因为种族间的杀戮，同一民族紧密抱团是最好的安全策略，如果出手拯救敌人，那么等于说自动放弃本族人集体的保护，把自己暴露在对方仇恨的杀戮之中。实际上人群或者组织的集体性犯罪冲动，有点像火山喷发，往往不可遏制，并会经常反复发生。与此同时，人性的基本的善，也会一直存在；恶，从不会主动意识到自身的恶，但是善，也总是默默无言。就一场普遍性的灾难而言，所有这些义人所做的努力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每个被拯救者来说，就是生命意义的全部。
阅读《美丽灵魂》可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是想象的共同体、事实的共同体和孤立无援的个体这“三体”所构成。民族、国族、省族等是想象之共同，身处某个单位、工厂、公司或者家庭是事实上的利益共同，而每个自身是客观存在的个体，这“三体”之间充满重重叠叠的矛盾。书中的前两个故事，是国家、民族这样想象共同体与个体意志之间的冲突，而后两个故事是事实共同体与个体的冲突。以色列军人阿夫纳和华尔街会计师莱拉都要同自己供职的组织——军队和金融集团的不端行为作斗争，维护了法律和正义，个人也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
守护良知即捍卫文明
可是，在一片混乱之中，怎么来判断什么是正常呢？这甚至比如何挺身而出更令人感到困惑。人类历史最大的过错就在于，一类人有办法用光辉灿烂的词语把人性之恶包装成满满的正义，从而煽动犯罪，比如说把告密叫做勇敢揭发，背叛和离间叫做划清界限，残害他人叫做打倒敌人等。作为孤立个体，不要被想象共同和事实共同的强力风暴所裹挟，是何其之难哉，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就是敢质疑“2加2等于4”，或者如村上春树所说，是“用鸡蛋去碰墙壁”。
孤立无援的个体保护一丝良知，就像在暴风雨之中保护烛火，即使无力让世界变得更好，但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坏。翻译家傅雷夫妇自杀之后，因为是“自绝于人民”，所以长期没有人敢站出来为这对夫妇收尸，处理后事，特别是他们的同事和亲友，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站出来，为傅雷夫妇料理了后事。旁人问及原因，她说自己是个心地软弱的基督教徒，看到人死横尸街头不加收殓是不义的。
或许，是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太多了，与曾经发生过的苦难相比，我们任何的书写都显得孱弱无力。古人云“君子慎独”，我们知道自己灵魂之中有恶意的种子，但是文明就是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下，都不要把这种恶意释放出来，不要对微小的苗头视而不见，不要听之任之，不要煽动鼓励仇恨，即使此刻世界范围内屠杀和仇恨依旧在流溢，ISIS的恐怖主义、各种民族主义、民粹思潮依旧在泛滥。
与歌颂一个个“美丽灵魂”相比，更迫切的是要找到那种遏制“暴风雨”再度来袭的办法。
原载于《新京报》20170923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7-09/23/content_696321.htm？div=-1
《美丽灵魂》读后感(七)：stop,say no,resist
在现代社会中，为何会出现“平庸之恶”？
其实，在我们与可能由我们助力的最终破坏行为之间，往往存在其他人。这往往也是现代官僚体制的本质，制定罪恶政策的高层官员把责任转嫁给下属 ，而执行这些决策的下属有理由告诉自己 ，他们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这也是米尔格拉姆在实验中所发现的，人们对残忍的接受程度，与他们和受害者的接近程度成反比。 在《美丽灵魂》中的那些人。何以超越“平庸之后恶”？
在每一个社会，都存在不认同大部分其他公民认同的道德准则的反叛者和破坏者。本书所讨论的反抗者不是这一类人， 他们的问题不是轻易的不理会他们所身处的社会和组织的价值和理想 ，而是认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不可动摇。
对保罗格鲁宁格而言， 不可动摇的理想是他认为所有卫视公民应该和她一样 珍惜欢迎陌生人的传统
对亚历山大耶夫蒂奇而言 ，这种理想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在手足情深 团结统一里呼吁的宽容精神。
对阿夫纳 维施尼策而言，他是相信以色列军队真的是世界上最具道德的军队。
对于莱拉而言 ，它是她认为她的每一位同行都应该履行进行尽职调查的义务。
法律学家卡斯桑斯坦在他的《社会为何需要异见》一书中着重分析了一种具有讽刺性的现象：人们通常认为服从者保护了社会利益，他们是为了集体的好处而保持沉默 。相反 ，反对者往往被视为自私的个人主义者 ，为自己的利益行动。 但在某种重要意义上， 相反的看法 更接近真相。 大多数时候 ，反对者是它的受益而服从者 使自己受益。
这本书将是我一生的激励，激励我去对抗平庸之恶，激励我去为不合理发声，因为我相信，这才是我的价值所在。
《美丽灵魂》读后感(八)：反而观之
《美丽灵魂》（埃亚勒·普雷斯）：
利用采访、用心理学角度研究群体中那寥寥无几的反抗者做出该行为的原因。
常常会对群体对待某一事件体现的极偏激态度而感到失望，好奇有多少人能够挣脱舆论来看清事件，又有多少人能够发现自己拥有道德绝对主义倾向。
在微博，想不花钱就凑够足够的粉丝数其实很简单。只要在足够短的时间内，面对一条具有矛盾点的新闻，发表一条站在大多数人道德倾向并且超过这个趋势、奔跑至最极端的角落的言论，就足够获得非常高的点赞量并成为网红。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看似充满仁义道德实则最浅显偏激并血腥的言论，会获得大多数人支持。因为微博限流和用户群体，这早已经成为各企业和私人营销号涨粉的一大免费又高效的技能。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群众更愿意支持处于自己道德允许范围的通俗偏激言论；处于中立的评论往往会获得群体道德讨伐；理性评论所占比例很少，并且多数淹没在评论海底并只能获得寥寥无几的支持；几乎所有偏激倾向的人拒绝走出自己的思想舒适区。
根据书中所说的，可以反过来推测多数人之所以对某些热评表现热衷，原因在于：他们与事发当事人保持着陌生的距离，当事人身上所受的苦痛，在被屏幕隔离的人群能感受的微乎其微；其次，是人类渴望群体认同，渴望得到归属感，认同大多数人都同意的观点会让他们得到满足感；利益驱使以及对事态短浅的目光，各微博营销号对待这样能够获利的行为，也保持着沉默。我自己觉得在国内这样的情况发生，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发表低俗评论的代价太低了。
就最近群众对有颜色的教派、孕妇跳楼等事件支持的热评都触目惊心，有种人人杀人、轻而易举的错觉。
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转发量足够强大的the resort of voice。选择反抗的，常是普通人，是某些对信念深信的人，希望美丽灵魂能够再多一些。
“一旦足够多的人深信一致的想法、假定和恐惧，无需明确的指令或权威人物的出现就可以激发这样的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