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的报应》读后感10篇

　　《罪孽的报应》是一本由[荷] 伊恩·布鲁玛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6.00，页数：33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一)：这本书解决了我一些问好，又让我产生更多问号。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MYBOOKSBEDS.

　　“任何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对现在也一样盲目。不论是谁，只要他拒绝铭记过去的惨无人道，就存在染上新疾的风险。”

　　－－夏德·冯·魏茨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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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很久之前，就一直很好奇德国与日本的战后态度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区别。是政治因素？文化因素？还是宗教原因？记得一位外国朋友跟我说过，现在的日本人没有必要为自己国家的历史负责，二战是“以前日本人”的责任，纠结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意思。当时有很多个问号在我脑海里，所以后世德国人一提到奥斯威辛就羞愧难当，这种反应不合适？所以在德国建立起纪念奥斯威辛的博物馆，集中营也是没有必要？那么日本人一直揪着广岛原爆事件也不合适吧，那是“以前美国人”的责任？在重庆经典书店看到这本书，就毫不犹豫的买下了。事实证明，对我来说，这还真是一本很难读的书。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一直认为日本人不管是二战时期的还是战后的，都应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任。不承认历史，就像一个人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一样，只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看完这本书，消除了我之前的很多问号，但是同时又产生了新的不解。也许是理解不到位吧，书中提到了德国人在道歉的同时产生了一种相对于其他没道歉国家的优越感，也使大部分的德国人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亲犹者，似乎怕有点不妥的行为就会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而被无限扩大。许多德国人也会因为自己是德国人而感到羞耻，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德国人都乐于提起二战时期的事情的。对我来说，道歉和承认历史是正确的行为，那么这之后呢？德国人和日本人他们的心理变化会是怎样的。如果排除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以心理学为研究点出发，会是怎样的结果呢？战争和大屠杀也许是由于领导人心理上的变化所引起的？

　　好吧，不管怎样，先说说这本书吧。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二)：反思还是继承？--小小的感想

　　这本书所指出的是，一些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民族性，文化差异没有特别强的相关性，和政府和社会采取的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有关。从东西德对待教科书，德国和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端倪。

　　简而言之，对待历史的问题，在某些国家，就是在重复和继承，根本谈不上反思和修正。比如日本，比如东德等。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三)：几点启发——关于战争审判和历史教科书

　　本书对德日两国的国民心理分析得很到位，几个观点很不错：日本人政治上的不成熟（未形成辩论的传统）是导致无法正视历史的原因之一；文化并非唯一原因，政治体制更为关键。而把自己视为战争受害者（原子弹爆炸）而非加害者的心态更是概括的很到位。

　　一目十行，囫囵吞枣，我无法像徐贲为本书作的序那样成体系地归纳本书，但以下几个点在读书时印象很深：

　　一是纽伦堡审判对战败的德国何以服众？放在普遍被接受的国际法还未成型的当时，这个问题也着实困扰过盟军，即“要程序正义还是以牙还牙”，用书中的话说，“如何在不歪曲历史的前提下让战胜方审判战败方”，这个问题在如今的背景下很容易被忽略，就我而言，容易天然地以为战败就该引颈就戮，天经地义，而忽略了当时这一法庭创建者的智慧。事实的效果是，审判实现了“对全体德国人的象征性惩罚”。相形之下，东京审判就不那么容易服众，书中提到当时日本人对以日本法律而非战胜国审判所预计的效果，以及“神轿”的文化因素对确定被告人产生的迷惑。

　　二是关于历史教科书的讨论。一个问题是，历史教科书“究竟是考验国民是否持有正统历史观还是对历史现象独立思考的能力”的价值取舍，归纳到实质就是，“知”的能力还是“识”的能力。其中1970年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教科书问题的一则裁判意见可以作为教科书边界的绝佳诠释，兹从书中原文摘录：“文部省对教材的审核不应超越修改错别字和勘正事实错误的范畴。对实质内容的审查被视作违宪。”这一判决算是日本司法在历史问题上受政治裹挟大环境下的例外，但无疑是值得我国教育部好好琢磨的。

　　三是几则笔记。纪念碑：“它们就像一串串连而成的念珠，印证着人们对记忆的忧虑，对遗忘近乎神经质的担忧，以及对将过去定格在石头中的痴迷”。纪念馆与博物馆的区别：“纪念堂是宗教化或半宗教化的丰碑，在这里，缅怀过去是一种集体仪式……反之，博物馆是世俗机构，在自由社会中，它的职责是谋求学术独立。在专制国家，所有一切——政治、学术、追忆——都简化为公共仪式，不存在什么内部张立。”

　　此外， 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大量中国劳工惨死的“花岗惨案”的所在地也是“忠犬八公的故事”发生的地方，但据作者观察，后者纪念碑前的花比前者的华工纪念碑要多得多。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四)：广西师大版日语对应勘误

　　本书由于从英语原文译出，故在对应一些Buruma提到的日语词汇时，出现了一些错讹或似是而非之处；以下简单对其中日语及部分英文专有名词做一勘误，页码均以广西师大2015年版为准。因手头无英语原版，错漏之处还请留言指出。

43页：“它肇始于1860年代的‘驱除鞑虏、拥护皇权’运动……”

　　按，“驱除鞑虏、拥护皇权”即尊王攘夷（尊王攘夷/ そんのうじょうい，或尊皇攘夷 / そんのうじょうい）运动，此为汉字成词，无需意译。

47页：“他少时接受的教育是仇视‘盎格鲁-美利坚妖魔’。”

　　按，“全世界同在一片（日本的）屋檐下”即八紘一宇（八紘一宇 / はっこういちう），此处系与生存空间一词对举的专用语，同样为汉字成词。

56页：“在残垣断壁间长大成人的日本作家管自己叫‘化为灰烬的一代’（焼け跡世代）。”

　　按，“焼け跡世代”直译即“留下烧痕的一代”。

67页：“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弃他们的政治立场，过程颇为正规，被称为tenko，直译是改宗。”

　　按，Carmelite Order，中文惯译“加尔默罗会”、“迦密会”或“圣衣会”。

124页：“这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被批评者冠以‘goyo gakusha’的头衔，这个词很难译，大意是指‘御用学者’……”

　　goyo gakusha，汉字写法即御用学者（御用学者 / ごようがくしゃ，御用一词，罗马音当作goyou）。Buruma英译采取了大略译法，汉语则无所谓“大意是指”。

166-167页：“他的扛鼎之作、1959年问世的《人间的条件》对战争作出了严厉的批判。”

　　按，日语“人间”（人間 / にんげん）一词即指社会意义上的人类，小林「人間の條件」一作宜译为“成为人的条件”。

173页：“土肥有个别名……”，又，“土肥是策划侵华战争的推手之一。”

　　按，旧日本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土肥原 賢二 どいはら けんじ），姓氏为土肥原。

200页：“至少松江日大高校（Nichidai Matsue）这一学府私自恢复了《教育敕语》。”

　　按，松江日本大学高等学校，1970-1992年系日本大学附属高中（2001年起改为立正大学淞南高等学校）。日语“高校”（高校 / こうこ）一词即指高中，非中文的“高等院校”之意。

208页：“肯德尔在夏洛滕堡有个办公室。一走进这栋建筑，就能看到奈费尔提蒂（Nefertiti）*佩戴过的珠宝。”奈费尔提蒂，中译注作“即埃及艳后”。

　　按，Neferneferuaten Nefeititi（约公元前1370年－ 1330年，或译奈菲尔提提），系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Akhenaten（？ - 公元前1334或1336年，或译阿肯那顿）之妻。其胸像于1912年经德国考古学家路德维希·波尔哈特（Ludwig Borchardt）发现并运往德国，曾在夏洛腾堡（Charlottenburg）的埃及博物馆（Ägyptisches Museum）展出。其人与通称“埃及艳后的”克里奥帕特拉七世（Κλεοπάτρα Φιλοπάτωρ，公元前69年－30年）不是同一人。

224页：“其中包括‘千人针’腰带……”

　　按，“千人针腰带”，应即千人针腹卷（千人針腹巻 / せんにんばり はらまき），系一种轻量化的腹部保护用具。战时的千人针行为中，似并无缝制腰带的记录。

249页：“叫嚣要索本岛的命，还说这是‘天谴’”，又，“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右翼人士宣称本岛终获‘天谴’。”

　　按，“天谴”，应即天诛（天誅 / てんちゅ），系汉字成词。

251页：“而本岛在天皇临终前的行为几乎是大逆不道（lèse-majesté）.”

　　按，lèse-majesté一词即君主制国家对君王的大不敬，用于指称罪名，其日语译法为不敬罪（不敬罪 / ふけいざい），在日本的直接对应即1880-1947年日本刑法中的不敬罪。此处宜按照日语汉字写法照搬。

278-279页：“同样的乡土（furusato，顾名思义是指“老村落”）。”

　　按，furusato（ふるさと）汉字写作“故鄉”或“古里”，此处完全可按日语汉字写法照搬。

293：“新任首相是细川护熙，近卫文麿亲王的外孙。”

　　按，明治时期修订的《皇室典范》规定，天皇的男性嫡子及其一代后裔，以及天皇即位后兄弟方有资格称为亲王（親王 / しんのう）。近卫文麿系原公卿摄家出身，为旧华族，爵号系公爵，英文对应duke，其身份并非亲王。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五)：13从无有特色的国情但有不同的体制-《罪孽的报应》

　　从无有特色的国情但有不同的体制

　　---读《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朝闻道

　　“任何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对现在也一样盲目。不论是谁，只要他拒绝铭记过去的惨无人道，就存在染上新疾的风险。”，是引用在《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荷)伊恩·布鲁玛著，倪韬译）中出自联邦德国前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1985年在德国国会的演讲，算是我开始整理自己《罪孽的报应》阅读体验时的背景解说词。

　　《罪孽的报应》通过整理对比德国和日本这两个虽然同为二战战败国但战后关于战争态度迥异的国家，来讨论是文化传统，即我们常常强调的有特色的国情，还是政治体制最终导致了这种分野。有关日本题材的书此前只读过商务印书馆版《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以及戴季陶的《日本论》（光明日报出版社），间杂着读了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渡边淳一等人的一些文学作品，与“知己知彼”的要求想来，我们对待自己世仇的态度不算很认真。

　　西人治史立论的传统与我们动辄大场景史诗般的叙事方法不同，有分量的作品总是罗列堆砌着细节，很少有如我们史书里虚构的人物对话，著者的观点往往个人化且不明晰，就像在与你娓娓道来，在交谈中水到渠成的引发或默契或分歧的思考和认知。《罪孽的报应》所引用的材料与史实大多数都是我不曾了解过的，虽然我们应该比其它大多数国家更应该了解，无论是为了和平还是备战，但这个话题不是我在此想深入的，而是在想是否真的有所谓有特色的国情？为此，我们先来审视书中的一个陈述:

　　《罪孽的报应》通过采集的事实说明，日德反省不同的原因其实没有所谓的国情那么复杂的难以准确界定，因为，即使我们有着宗教信仰的不同甚或是有信仰无信仰的不同，但所谓的国情在国与国之间大概没有本质的不同，听起来是标注国家间不同的国情更多的是个对内的概念。国情是个对内的概念，听起来总是有些别扭，只因这是一个政治范畴，一切只要与政治扯上，就注定其必为现实服务，这一点，历代都看的很明白，明朝王夫子曾云“天下至不仁之事，其始为之者，未必不托于义以生其安忍之心。”，也就是老百姓讲的挂羊头卖狗肉。中日之间，就是不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起算，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我们也是和日本打斗了15年，如此一衣带水的世仇两国，从布鲁玛的视角来看日本，我们是否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感觉，且看第五章《南京》：

　　“的确，围绕日本对外战争的辩论几乎完全发生在日本大学之外，参与者有记者、也与历史学者、政治专栏作家、民权运动家等等。这意味着，诸如天中正明之流所抛出的荒诞理论从未得到过专业历史学家严肃的驳斥。原因之一是研究现代史的日本学者凤毛麟角。直到战争结束前，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学者如果把现代史作为写作内容的话，会被视为危险的颠覆分子，甚至是妖言惑众之徒。毕竟，天皇体制具有神圣性。另一个原因在于，现代史的学术地位并不高，其充满变数、政治化，争议不断。1955年之前，东京大学连一位现代史专家都没有。历史在19世纪中叶就陷入了停滞。直到现在，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依然认为，现代史还是留给记者去评议比较好。”

　　至于第十一章《告别废墟》讲到“这种‘别人与我无异︐的论调很是奇怪，因为我们习惯听日本人谈论自己在文化上、民族上、政治上和历史上如何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如此来看，国情就不仅是个对内的概念，甚至于从来就是个借口。

　　诚如布鲁玛所说，“人们过去将历史看成是一出以伟人意志为转移的木偶剧，这一想法后来被日常生活史所取代。过去就像由一百万个故事组成，贯穿于芸芸众生的生活之中。”，《罪孽的报应》启示我们发现历史可以有多个视角，布鲁玛正是收集了众多小人物的材料来对比发现总结事件表象下的可能原因力。在这一章还有一段，完整引用在这里：

　　“极端分子的行为---他们在一年后烧毁了东西德的难民收容所，致人死亡，一旁的警察却无能为力---证明了一点，德国人仍能做出伤天害理之事。大喊大叫的德国青年抬起穿靴子的脚，蹬向可怜无助的外国人的脸部时，邻居居然还嗤笑叫好，这一幕着实让人作呕。然而，在欧洲其他地方---更别提其他大洲---也发生过类似事件，有些情节更为恶劣，这证明国籍、种族和文化不足以解释人类野蛮的根源。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又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和暴力团伙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可是，在联邦德国，或者说在日本，今天的形势并不是这样。人性并未改变，政治格局却已今非昔比。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用选票把卑鄙无赖赶下台。那些选择无视这点而去寻找民族性‘该隐记号︐的人，并未从过去当中吸取教训。”

　　这一点在参照我们自己的历史时，不提仍隐晦难辨的近现代史，单据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记载：西汉末年的大乱全国人口从6000万降到3500万；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起的动乱全国人口再从6000万降到2300万；隋唐之际的大乱，总人口由6000万降到2500万；宋元之际的大乱，宋、金、西夏等组成的中国地区总人口1.45亿降到7500万。元明之际的大乱，全国人口从9000万降到7160万。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一再出现。面对如此的割韭菜般的数字对比，每每听到中华民族具有于爱好和平的传统精神总是底气不足，邵力子曾很悲观的评论：“中西历史比较起来，中国历史向来是一治一乱的循环式，西洋历史则不论和平战争，皆为螺旋式之进步，我们乃是一个走马灯式，走来走去走不出灯的范围。”其实，读来读去虽然并不情愿还是逐渐会认同作者布鲁玛的说法，“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这既不是自然法则或历史规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当然，这些安排背后有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但后者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罪孽的报应》精彩段落摘记：

　　1、布鲁玛通过他的政治游记要表明的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对德国和日本战后悔罪起到关键影响的，是两国战后不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过程。（徐贲导读）

　　2、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这一记忆---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徐贲导读）

　　3、在新的国际人权道德环境下，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已经是一种必需的道德义务，也是一种未来仇恨化解和道德秩序重建的真诚政治承诺，在国际间是如此，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对日本是如此，对所有其他国家也都是如此。（徐贲导读）

　　4、在德国，新兵是可以以良心不安为由拒绝参战的。“命令就是命令”这句话再也不能成为实施暴行的借口了。另外，德国军队只能为保卫德国或盟国领土作战。德国是北约成员，因此对盟国领土的普遍理解是北约领土。右派想要扩大这一解释的外延，左派至今都坚决抵制。

　　5、“拜托，请别夸大我们和日本人的共同点，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德国人可不会为了把公司做大做强就睡在公司。我们只是人，普通人罢了。”他没有说西方人，但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6、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人被教导“一万万心一齐跳动”。

　　7、这里顺便提一句，只有自由派的日本人才管二战叫太平洋战争。

　　8、解放通常掺杂着非正义，因为解放者往往没比征服者好到哪儿去。

　　9、如今，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着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

　　10、电影导演大岛渚同野坂和日本“头牌”年龄相仿。他还记得，日本人在战后对娱乐活动有多么渴望，他们对任何来自外部世界的东西都趋之若鹜，那里的人们有钱，吃得饱，住大房子，而不是栖身于废墟间。日本人想见识见识美国，哪怕只是在一块又脏又破的屏幕上闪烁的影像也无妨。但这些电影教会日本人民民主了么？大岛的答案是没有。相反，他相信，日本学到的“进步”和“发展”的价值观。日本将变得和美国一样富足---不对，比美国还要富：“如果我们思考战后日本无与伦比的进步和发展速度，也许应该说我们走过的道路，正是几十年前在美国西部片里看到的那条联合太平洋铁路线。”

　　11、认为参观历史遗迹能够拉近与过去的距离，这样的看法往往是一种错觉，事实常常截然相反。

　　12、庸俗的影视作品向来都期待从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汲取灵感。它们靠注入看似虔诚、实则空话连篇的内容，使平庸的素材血肉丰满起来。这些作品里表现的情感往往很假。参观这篇悲惨之地---任何对苦难的描绘都不足以表现曾经的惨绝人寰---让人感到不安，这倒不是因为人们能更好地体会当年受害者的真实感受，而是因为集中营之行唤起的情感让人无法信以为真。人们倾向于对受害者抱以闪耀温暖道德之光的认同感，这不仅容易做到，也显得自以为是：我完全是因为上帝仁慈的爱而去的，诸如此类。惨剧发生的地方有一种魅力，其能轻易蜕变为自虐式的快感；想象力摇身一变，成了渴望被吓一跳的病态愿望。这或许是最难抵御的一种媚俗，尤其是当一个人---恰如和平活动家小田实所言---接受的是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的教育的话，便更是如此。

　　然而，想象力却是联系过去的唯一纽带。只有在想象中---而不是靠数据、档案或照片---人才算是活生生的人，涌现出来的也不仅仅是历史，而是故事。当然，由于真实历史和通过想象还原的历史之间不可避免会存在出入，这就有可能导致媚俗文艺作品的产生。

　　13、只有在要讲究等级尊卑的时候，日本人才会变得庄重肃穆，肃穆得近乎压抑。

　　14、至少从某一点来看，日本的左翼和平主义通常和右翼有联系的浪漫民族主义存在共通之处：两者都对被美国人夺去集体记忆一事心存怨恨。浪漫民族主义者认为，战后的美国占领者有意瓦解了神圣传统，比如说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会丧失身份认同。浪漫的和平主义者则相信，美国为了掩盖自身罪行，且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以利冷战，便试图抹去有关广岛的记忆。

　　15、在广岛，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他们是无辜的。然而，在日本对外战争史上，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庶。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正如《广岛和平读本》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所阐述的那样：“作为军事重镇的广岛固若金汤，得益于明治和大正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事件，人口越来越多，城市也益发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

　　16、他说：“在喊出‘用不再战︐的口号前，我希望人们见识一下战争的真面目。如果光从受害者的角度审视过去，只会助长仇恨。”

　　17、但光凭数字还不足以反映出南京大屠杀的野蛮和残忍，同样的悲剧在中国许多城镇和农村里一再上演。数字也无法解释为何暴行会得到纵容。

　　18、暴行是一种存心施暴的罪恶，不仅违反法律，也违背人伦纲常。

　　19、这些书反映了一种出于必要而有所简化的政治观点。

　　20、当受害者不仅要被肉体消灭，还得蒙受羞辱之苦时，杀戮就融入了戏谑的元素。

　　21、但我疑窦渐生，正如信仰属于教会，历史教育必定属于学校。当法庭被当作历史课堂时，离走过场式审判的风险也就不远了。也许走过场的审判会是很好的政治秀---尽管对此我亦抱有疑虑。然而，好的政治秀并不一定符合事实。

　　22、他提到。斯大林派往纽伦堡军事法庭的法官希望能够澄清，需要谴责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侵略战争，而是具体的纳粹侵略。苏联侵略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部分领土就不能算是反和平罪。“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原则在探讨战争罪时是被明文禁止的：比方说盟军轰炸德累斯顿，或者1945年德意志人被驱逐出中东欧的家园。这些行为都被认定和审判无关。

　　23、人们必须对自己生活的社会负责。这是句残酷的评价，等于在说奴隶要为自己的境遇负责，或者进一步说，要为主子的行径负责。但这种看法很重要，缺了它，维系公开、自由社会的必要制度就无法存续。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六)：我们当如何直面过去？

　　一个国家无论在罪孽和灾难中陷得多深，都可以在重建政体上找到出路。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1949年，德国起草发布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成为正式的主权国家，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的防务。而日本战后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厌倦无比，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特别是所谓《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但是，冷战爆发又被美国逼迫着建立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武装——国民自卫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培育出完全不同的国民政治素质，德国民众通过广泛积极的宪政讨论，而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日本民众由于一直处在美国强加的“政治襁褓”中，则是长期患上“政治幼稚病”。德国人能够从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比如自由、平等、民主等立场去反思法西斯德国的政治狂热和民粹可怖，但日本人由于落入“天皇制”的政体，而不具备现代政治生活的素质，也缺乏适合的现代政治道德参照，所以，就无法像德国人那样对战争的罪孽进行深入的反省和讨论。其中的责任不在民众，而在于政府，我一直愤怒于那句“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的高论，而坚持认为“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在对德国和日本两国战后的政体比较后，我更坚持我的看法。

　　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在战后都在谋求重塑国家记忆，而国家记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就是历史记忆，历史的记忆不能停留在头脑里，还要诉诸文字记载、典籍流传、艺术创造、实物存留、纪念性建筑物、学术性研讨等不同形式。战争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相同的史实，不同的切片，不同的教育，都会得出各取所需的“政治正确”。德国人更多看到的是奥斯维辛，日本人更多看到的是广岛、长崎，中国人更多看到的是南京大屠杀、平型关战役或是其他，美国人更多看到的是珍珠港，英国人更多看到的是伦敦大轰炸，“受害者”心态不仅体现在胜利者一方，而且也体现在“加害者”一方，也许德国是一个例外。日本的“受害者”心态直接在其本国的历史教书中可见一斑，对比德国和日本两国的教科书，可以发现日本教科书在文部省的监管下，大量日军的野蛮行径被要求隐瞒和淡化，甚至是“南京大屠杀”、“伪满洲731试验”这样的罪行；而德国的教科书却有着严肃明确的规定“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日本民众的选择性失忆，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广岛记忆”。日本每年的8月6日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在广岛建有一座和平博物馆，被日本人看做是“世界和平的麦加”，如同将“靖国神社”看做是“阿灵顿国家公墓”一样令人不齿，因为谁都知道“在遭受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的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是军人”。这种战争加害者指鹿为马式的和平祈祷，将一个国家的战争罪孽转化为人类社会的和平美德，其惺惺作态状是对和平的亵渎，这是一种建立在沙堆上的迟早坍塌的国家记忆。

　　中国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德国有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日本有靖国神社，日本有8月6日广岛核爆纪念日，中国有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德国有5月8日解放日。侵略者和受害者都在纪念战争，都塑造着属于自己的战争记忆。“历史的重现会替代记忆本身”，可问题在于你如何将“记忆具体化”？四、五年前我去过德国一个叫奥斯纳布吕克的城市，和其它德国的小型城市相比没有出奇的地方，在通往滑铁卢门的街道上，我不时看见居民家门口的地上镶嵌着一块块跟电源地插大小的铜片，上面依稀镌刻着一些文字，刚开始我没有在意，但时有时无地总是看到这些黄铜样的砖块，于是我的好奇心发作了。我让懂德文的同事告诉我，才知道铜片上的文字是记录曾在这里居住的某位犹太人的人名、生日、身亡地点以及这位犹太人被纳粹杀害或驱赶的时间。事后查资料得知，这个黄铜样的砖块叫“绊脚石”，是德国人为纪念被纳粹杀害或驱逐的犹太人，以此反思二战的历史。当民众在弯腰阅读“绊脚石”上文字的动作，也是对受害者象征性的鞠躬，这个项目活动的发起人是一位叫冈特•德姆尼希德国艺术家。我想这不失为一种将历史具象地固化的方式，那一块块镶嵌在地面的铜砖犹如晃眼的战争警示牌，提醒着过往的后来者。看到的人多了，就成了国家的共同记忆，甚至是世界的记忆。我们知道，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其中一个展厅有一个滴水的音效，每隔12秒就有一滴水从空中落下，侧面墙上的一盏遗像的灯也就此熄灭，预示着30万生命在南京浩劫中逐一遇难。这个设计也给参观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12秒的设计，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同样展出的还有中国军民热血悲壮的抗战画卷，系统还原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配以沙盘里的森森白骨，但我总觉着少了一些东西。一座历史纪念馆不能只是随便展示一些物品或图片，也不仅仅限于一些点燃蜡烛、敬献花环的仪式，我们如何内化出一种人性思考的张力，用全人类的视角来思考，在战争这种极端野蛮的情境下，人类如何避免勾起内心的暴力和兽性？不管是德国“绊脚石”，还是南京的“水滴”声，我从中看到的是战争灾难面前逝去的一个个生命，无关乎犹太人，也无关乎中国人，就是一个个人！相反，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你看不到这样的内化反省和人性思考，在东京“靖国神社这样的庙宇里依然能勾起人们的宗教热忱，它依然传承着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薪火，并继而传递出这样的一种印象，即国家复兴是阵亡将士用生命换来的”，于是，参拜靖国神社就被政客们简化成某种政治的公共仪式。

　　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原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前双膝下跪，为纳粹的所作所为谢罪；中曾根康弘成为第一个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在任日本首相，公开为军国的亡灵招魂。我想，在这里任何简单、粗糙的对比都无法厘清为什么会出现战后的德国“悔罪”与日本“不悔罪”的原因，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为我们梳理其中的差别和原因提供了可能性。但现实政治的吊诡之处在于，在亚洲，2015年8月7日，同样是中曾根康弘却在日媒上发表文章称：“日本过去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也是一场错误的战争”，而在欧洲，刚刚结束的德国大选中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项党（AfD）以超过5%的支持率而进入联邦议院，人类社会面对过去的态度又会转向哪里？布鲁玛在书中有一段话，足以提醒我们：“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有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和暴力团团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