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父子经典读后感10篇

　　《家人父子》是一本由赵园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2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家人父子》读后感(一)：简评

　　如果不把“五四”当作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如果不把“五四”当作一个研究文化思想史所必须掌握的知识点，如果——把“五四”的一些话语置于今日的具体语境，你才会发现，这一个为人所津津乐道、也取得了官方地位的著名事件，其背后的思想形态原来是如此的激进。“娜拉出走之后怎样”这样的叩问，在“剩女”“XX婊”“小三”这一类名词充斥的今日，听起来有点恍如隔世。

　　之所以提到“五四”，原因在于赵园先生的学术背景。众所周知赵园原是做现代文学起家，之后忽然摇身一变，转而研究“明清之际的士大夫”，让不少学界同行感到错愕。不过，即使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中，现代文学对赵园的影响也依然清晰可见。就拿《家人父子》这本书来说，对女性地位的关注，对家族中父权的关注，不也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主题吗？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鲁迅，想必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本书由两大部分组成：《夫妇一伦》和《父子及其他》。与之前赵园先生别的研究不同，这本书关注到更为“形而下”、更为日常也更为琐屑的士大夫家庭生活。那么，是不是真如一些论者所说，这本书已经失去了之前著作那浑厚的笔力、充沛的激情，而变得更加温和——换句话说，也更加平庸了呢？在我看来不是。毋宁说，赵园在这本书中所揭示的那一群被后人或刻板化或浪漫化的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与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这一“非常时刻”的种种表现一样值得关注。作者的锋芒似乎是收敛了一些，但如细细读之，便体会出其中隐隐的激愤与不平，和一种更深的体贴与惋惜。但这一点，如果不考虑赵园老师的女性身份，如果不是处于女性的立场来设想，大概也是不容易察觉到的。如赵柏田先生的这篇评论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5-10/17/content_603100.htm？div=-1，只提到“丈夫对妻子的爱惜和士大夫笔下家庭生活的温馨”，但实际上，在“夫妇一伦”的论述中，“暖色”的“温馨”固然也有，但更多地突出的，无疑是女性角色、地位的尴尬与艰辛。如此读来，又不免平添了几分凄凉。

　　试举作者在书中花颇多笔墨阐释的冒、董爱情故事为例。作者之关注点，不在于他们之间早已为人所熟知的那些浪漫的生活细节，而在于引出这段浪漫关系中不怎么浪漫的因素——比如冒的家族，比如冒的正妻苏氏，比如冒对董在乱离中的两次遗弃，比如董在这段关系中“近乎自虐的刻意贬抑”，这一切都处于冒、董绮丽传说的阴影中，长久以来为人所忽视。正妻苏氏的“通变务大体”、为其夫设想周全主动纳妾，妾董小宛的“被牺牲却无怨无悔”、“弱质却忍苦耐劳”，实在都是既美丽又残酷的品德，只不过男性往往只看出其美丽，而其残酷，大概也只有女性从比较懂得了。

　　若将冒、董的爱情故事置于冒氏的家族生活中去审视，则作者的微讽之意就更加明显了。包括苏氏作为大妇所承担的“色养翁姑，又代养祖翁姑”等沉重的家庭责任，以及在后一部分《父子及其他》所提到的对冒襄造成极大打击的兄弟失和等，将这些琐琐屑屑的家庭事务一一列出，水绘园中的浪漫诗意也大概被冲刷得差不多了。试看下面一段文字：

　　用了世俗的眼光，冒襄属于那种有“女人缘”的男子。陈沅之外，其他与冒氏有关的女子，如周琼，“诗才清俊，作人萧散，不以世务经怀，傀俄而有名士态”，居冒氏深翠山房八阅月。更不必说吴扣扣、蔡女罗等人。据冒襄后人冒广生所编冒襄年谱，康熙四年，“蔡女罗来归”，时冒氏五十五岁。蔡为冒侧室，尝学绘事。康熙六年，“金晓珠来归”，冒五十七岁。金亦能画。年谱引《广陵诗事》，曰蔡女早逝，“炉香茗碗，辟疆赖之。尝刲股进药，使七十八岁老人再生”。则冒氏七十八的高年，尚得金女侍奉。康熙七年，“张氏妾来归”，冒五十八岁。三十二年，冒襄卒，享年八十三岁。（第91页，文中注释已略去）

　　这似乎是一段资料式的罗列文字，语气平淡。但联想起董小宛年仅二十八便“以劳瘁死”，联想起正妻苏氏的宽容大度，再来看这段文字，就不能不有些触目惊心了。所谓的“有女人缘”，以现代女性的眼光看来，未必不是另一种龌蹉。而作者在书中感叹冒襄“何其幸运”，若以此反观其妻妾，则很可能是“何其不幸”了。

　　这是“才子”的婚姻生活。至于“儒者”，则又有另一种面貌。有面对妻子仍“肃若朝典”的迂儒，也有善于体贴其妻的通儒。既写到妻”老丑而病“却在妻死后既不再娶也不纳妾的陈确，又写到随所到之处纳妾、以“他日南北皆可遗种”自得的名儒顾炎武。作者未轻易下结论，似乎都是在列举一些零散的材料（也许是因为，文献中对女性的叙述本来就是零散不成系统的），但通过一些细节，不难见出作者的“微言大义”。既写士人多以“不事生产”标榜其清高，又写其妇没有财产的所有权却往往替其夫料理家事（即所谓的“钥匙权”）；既欣赏士人在诗中写到的在流放、颠沛中的生活细节，以及与家人相濡以沫的温馨，又提到即使如徐灿这样的才女，也轻易不以这样的日常经验入诗，足见其“较之男性，对何者能入诗所持尺度更严，运用文字时也更有洁癖”（111页）。这样的两相对照，非对女性有极深的体贴与同情者不能写出。

　　本书的第二部分《父子及其他》力度稍弱，精彩度也不及第一部分，大概是材料不足的缘故罢。说来也是，在传统社会中，男性之羞于或故意压抑表露自己的情感已是定论（这在当下似乎也适用），其在叙述与异性交往的情状时已不免有所修饰，何况是在有等级、尊卑秩序的父子之间。然而在这一章中谈到的为人父的“严”与“慈”，以及对宗法社会的思考，在今天的语境中亦有意义。而书中提到的“家庭伦理事件为政争所利用的例子”，在今天看来，又有了另一番意味。

　　赵园先生在后记中说：“惟千差万别才成其为‘人的世界’”（219页）。传统社会生活未必是铁板一块，但也未必如一些人所想的那样浪漫多彩。在今天一边有人提倡“国学”，痛心疾首地说“孝道沦丧”，一边又有人质疑“儒家是否能解放女性”，创造出“直男癌”等新奇词汇。不管古还是今，伦理始终处于中国人生活的核心，而中国人的伦理困境，也不是在现代社会中才存在的。在这样的纷繁喧闹中，一味说“古人如何如何”未必凑效，而像赵园先生这样爬梳史料，窥见古人生活的真实面貌，或许对我们来说反而更有启发。

　　《家人父子》读后感(二)：半部书评

　　关于赵先生这本书，学生才疏学浅不敢多言，仅将自己读了半部（今日读到77页）的一点笔记与感想写下，浅陋之处请方家指正。

　　这本书名为家人父子，这家人主要指的就是夫妇一伦，而夫妇在笔者看来是女权主义者重新建构女性史的一种努力。他们从明清江南的文人妇这个角度，尝试用相对丰富的史料进行女性形象的建构，虽然难免挂一漏万，（一如赵先生在文中不断提及“虽不足以例其余”）但是他举得例子显然做到了他自己所提及的“更大的视野，更多的个案，更丰富的材料，重提被忽略的事实、被遮蔽的观念。”而他最为我所称道的是绝不会因立场而取剪材料（虽然他看得材料笔者几乎未曾涉及过），他也不是女权的代言人，“妇女地位”问题于他而言仅仅是擦身而过。

　　第一节分为六目，分别是：规范夫妇一伦的努力、父母/妻子、日常的处夫妇、妻/妾、古风妻似友、流离播迁中的夫妇。至于结语则更像是导读，赵先生告诉我们他的夫/妇讲得是服之于妇，父母/妻子讲得是士人的处父母与处妻子，妻/妾讲得是妻之于妾，更着眼于士人的处妻、妾。

　　明清之际只是大致的时间范围，赵先生似乎不愿用这个词，书中多以“当下的”（未及验书）作为代指，另一方面，赵先生的议论又是极其克制的，他的几处问号结尾的句子似乎已经有了结论。而几段议论后的句号却似乎是发问的开始。

　　他书中许多议论对我这种封建主义亡灵萦绕脑海的青年是振聋发聩的，譬如“越到亡国，越讲纲常名教”，名士之于礼法，“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似乎很有道理，笔者不由得暗自点头。

　　还有许多话想摘录，一并打上。“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视角，打破了学术探究中的无形壁垒”；“易代中偏多忠臣义士”，。“没有什么颠覆，却有发覆，援引经典，揭示诸不情以救弊”，

　　作者讲到的成妻与成妇之区别，确实给了我新的观感。妻对于文人个人而言，而妇，对应的是整个男性家族。

　　而很多话经过几年的学习，再一次听到，不甚欣喜，不自觉的抄写了下来：“即使仅由经验也不难想见，一种道德律令必相对于大量与之悖反的事实。”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钥匙权”——即财产的管理权。他也力图展现实际生活“原本的丰富性”。对于妻子妇人这一角色，他关注到了“老年这一生命史阶段”。

　　提及名士，他写到“名士不同于儒家之徒的，或在自律而非他律，行其所以为的“是”，不随人俯仰。”

　　读罢书中一些章节，难免不产生想更加了解“柳如是、顾媚、董小宛”的想法。但作者动辄言明清易代之际为“古代中国”，难免不敢苟同。

　　书中也有一句“禁者自禁，而婚者自婚”，着实是实际生活的反应。法律总不能规定你道德高下。

　　而那一句“或许正因了种种对伦理规范的破坏，与妻妾、嫡庶有关的礼制，才有必要一再重申。”也与上一句的“即使仅由经验也不难想见，一种道德律令必相对于大量与之悖反的事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见到“……而‘古风’通常被认为是美好的”这句，结合笔者所听闻的“古风”，不免大笑三声。

　　在书的第59页，有一句“你不难注意到，上文所及女性，多产自江南”，不由得对自己误打误撞的研究方向更多了几分期待。

　　而见到书中63页的一个小例子，笔者又不禁笑出声来，“世家大族向暴富的伧俗人家显示的文化优越”真是古代文人妇装逼实例。虽然你有钱有势，但你不会作诗，自觉形愧。

　　而后一部分讲得是流离播迁中的夫妇。其中一句“非常态所以映照常态，作为常态的注释与补充”真是极好的。赵先生的文字尤爱重复，而已二字似乎见有幽怨之气，喜言“大可品味”，点到为止绝不戳穿。

　　那句“秋夜张灯掩竹扉，左边开卷右缝衣”的意境真是好棒。

　　“尽管贫贱夫妻百事衰，但共同分担、负荷“贫贱”也会是一张值得品味的经验”。这句深得我心。

　　本想写个书评，不意变成了书摘。也罢，读完全书再做感慨。

　　此书甚好，初独不易，需要耐下心去。很有意思。尤其赵先生的观点藏诸文字之后，也是颇值得“玩味”的。

　　《家人父子》读后感(三)：士人家庭中的妻子 ——以王熙凤例证《家人父子》中关于士人生活世界的描述

　　陈寅恪以诗证史，以史证诗。那么以小说来印证现实，自然也是一种合理的参考。虽然作者研究的是明末清初的士人生活，但我以为除去流离、播迁之外，士人的家庭生活图景并未因时局的动荡而有根本性的变化。何况康乾的盛世，距离清初也并不遥远。所以想用小说《红楼梦》来印证《家人父子》中的叙述。其中又选择王熙凤为代表，因为她在整个大家族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荣宁二府，祖上均以军功受封，但后世却以诗礼传家。因此应算得上是典型的士族家庭。而王熙凤却不是一个典型的礼教家庭中的女子。女子“德、容、言、功均宜于庸”，要求“不必具有才智，不必拥有美丽”。王熙凤才未必有，但是智和美却是一定有的。而“喜愠不形，每事有不可于心者，惟终日不语而已”，更不是她所能做到的。但反过来，出自同一个婆家的，贾政妻，宝玉母的王夫人，却可以和王熙凤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贾迎春的悲剧，并不仅仅是个性的悲剧，而是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妻和妾，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因此，王熙凤的张扬和跋扈是这个大家庭中的特例。

　　那么她的张扬和跋扈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对其父母奉甘旨，尽了人子供养的责任”。具体在贾家，主要表现在对贾母的侍奉。人子供养父母不难，难在“色难”。而王熙凤的卓越才能突出点就表现在“娱亲”上。在贾府中没有第二个人，能起到她的作用。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管理家庭的经济”。管理家庭的经济，包括承担婚丧嫁娶的义务，承担家庭内各种琐事，尤其突出的是“家庭中女人的理财，机杼针奁外，更涉及了经营田产以及权子母（放贷）。”而所有的这一切名义上是为了“保障他（男性）作为读书人的物质条件”，即便贾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士子。因此王熙凤在贾府中，放贷收利、包讼获金，也成为应有之义。“而妻既主持家政，司一家财产之权，遂往往控制其夫。”因此贾琏惧内，除了个性原因，也就情有可原。

　　而王熙凤和贾琏之间的关系，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王熙凤的“妒”。“妻为夫家的后嗣计而劝夫，助夫纳妾，亦古代中国所谓贤德妇人的通常做法。”“夫风流而妻不妒，最称难能。”因此王熙凤的妒，的确是不合“妇道”。但是王熙凤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王熙凤并没有不让贾琏纳妾，先有平儿，后有秋桐，虽然目的各异。对于鲍二家的，贾琏违反了“良贱不婚”的禁制，何况对方已婚，完全是偷情；而尤二姐，虽然大多数人对她会表示同情，但是大家可能忽略的却是“严于嫡庶分际，系维护家族秩序的重中之重。”尤二姐是被包养在贾府之外的，她不是妾，但是停妻再娶，“并嫡”显然是不合礼法的。而做着王熙凤早死，自己就可以做“二奶奶”美梦的尤二姐，也的确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结语：王熙凤是一个在贾府众女性中是一个异类，但是异类恰恰是观察伦常的最好工具。“伦理规范和生活实践中间，难免存在着莫大的距离和紧张。儒家社会性别体系之所以能长期延续，应归之于相当大范围内的灵活性。”那么观察一个异类被大家接受的底线，就是这个伦常的底线的最大的外延；而这个异类也不得不接受的底线，就是伦常底线的最小的内延。也就是说贾琏偷情多姑娘、鲍二家的，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王熙凤不依不饶就只能挨打，最多讨了个无关痛痒的道歉；但是你贾琏“并嫡”娶了尤二姐，即便再心爱，被王熙凤算计害死，也只能牙齿吞落肚里。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伦常！

　　《家人父子》读后感(四)：从“封建社会”向“传统社会”的概念转变是中国人文的一种进步

　　1、

　　当说到“封建社会”时，我们几乎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这个概念近乎邪恶，它代表着保守、迂腐、残酷和黑暗。但是对于这种厌恶感的确切来由却并不像其本身那么明确，即便有历史教科书这样的明证，“旧社会”这个带有明显政治分野性质的表述仍然概念模糊。

　　发轫于“五四运动”的现代化革命，对于旧有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可共生的敌对态度，这种受到西方文明感召而迅速催生的成长本能有着急迫且不假思索的“弑父”欲望。而作为五四精神直接的传承者（或者是另一种形式的标榜）无产阶级革命有着更为激进且决绝的重生愿望——新政权、新文化、新经济、新人类。

　　被推翻的“父权”成为腐朽的象征。为了保卫新生的纯洁，一无是处的评判旧社会成为革命浪漫主义的心理需求。这种竭尽全力维护革命合法性的尝试显然进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狂状态，由此带来的是“全面的胜利”——没有威胁的王权。

　　然而，那个被弑杀的传统并没有就此灰飞烟灭，它像野草一样在肃杀的荒原上等待重生。

　　当革命运动精疲力竭，人们从激情中安稳下来准备寻找一个春明景和的精神家园的时候，那些遥远记忆中的醇和与淡远慢慢从泥沼中重新浮现。于是，对家长的叛逆被郑重的审视，一种悠远的文化乡愁在反复的挣扎中逐渐的确立起来。

　　2、

　　实际上，当下国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五四”以来对于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追求使得否定传统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面对当下全球化的文化竞争，萃取并标榜文化传承又成为重塑民族自尊的当务之急。

　　由此，如何重新甄别和接纳“传统社会”的文化资源成为这个国家新的发展课题。

　　首先，现代革命对于社会制度的反思和更新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即便我们从一种集权走向了另一种集权，但这种变迁对于人民权利意识的启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而对于封建宗法制度的摧毁也是文化越级的必要程序，它改变了基础层面上的人文结构，使得人本主义的现代生活方式成为合法的追求。所以，“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革命对于旧制度、旧文化的否定是有着不容置疑的历史功绩的。

　　但是，革命浪漫主义所推崇的善恶两分法的世界观显然带有先天的缺陷。这种缺乏思辨意识的浪漫情怀带着天然的对抗情绪，这种愤怒在政治运动中的丑陋表现不必赘言，时至今日，在明确标榜理性思维和自由意志的年轻一代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莫大的仇恨评判传统文化，他们甚至以孔子的个人品行来指摘整个传统道德体系，这样的是非评断难免让人觉得不择手段。

　　当然，封建礼法制度的迂腐和残酷不可否认，正如赵园在《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一书中所记述的，严于等差的伦序理念对于普通家庭的迫害也是近于无情的。以今人的眼光来看，那种家居嗃嗃、肃若朝典的家庭氛围未免有种自虐的偏执。实际上，如今对于传统文化中那些“糟粕性”概念已经没有辨识难度，现在的争议可能更集中在有关行事准则的道德审美方面：那种温润、含蓄的君子风范在崇尚竞争的当代生活中是否值得推崇？传统的伦序观念和由此衍生的孝悌准则是否还有可取之处？人与我、礼与情的边界如何平衡界定？

　　在价值观念多样性的当代社会，对于道德准则的争论是必然存在的，而对于传统文化的取舍也还是宜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像赵园在书中所表达的，传统的回归不可能是简单的逆向回溯，它必然是经过筛选、改造后的一种适应性重生。

　　而官方语境中由“封建社会”向“传统社会”的概念转变则体现了一种文化寻根的自觉，这也体现了“经济的胜利”向“文化的胜利”转变的竞争思路，这既是国家实力的表现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3、

　　《家人父子》这本书通过文人的自述考察明清时期世俗生活中的人伦关系，总的来说，本书还是以罗列史料为主，展开讨论的空间并不大，读起来难免给人一种掉书袋的嫌疑。当然，它从一些更私密的细节上透露了那个时代名仕家庭的生活状态，让我们得以更生动的了解时人的世俗烟火。而对于被宗法制度统御之下的家庭人伦关系也有着更切近的描述，由此，我们对于旧有伦常对个人生活的侵犯也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但即便封建宗法森严如此，人们也没有完全放弃对于更亲密的人伦关系的追求和表达，“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式的随性亲爱体现着一种共存于人心的亲情诉求。“人欲”必然不会被“天理”除灭，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时人于森严礼法的缝隙中透露出的浓浓爱意……

　　2017-4-18

　　《家人父子》读后感(五)：浪漫故事的背面（文敏）

　　关于“吾土吾民”、“中国式家庭与社会”，我们究竟知道多少？赵园新著《家人父子》让读者一窥明末清初“私人生活”中的士大夫群体，写得着实迷人。书中所引许多士大夫描述家庭生活的生动文字，竟是以往被人忽略的。比如明末大儒刘宗周，人只道他学问好，却少有人知他家风之严谨，“闺门之内，肃若朝廷。终日独坐一室，不逾门阈。女婢馈茶，先生必起避，俟婢出复位……”老爷不近女色到丫环捧茶来都要回避——这便是“知行合一”的儒家修身标杆。在儿子回忆中，刘又是个体贴妻子的好丈夫。“早晚则与其母‘执炊事’侍奉祖母。有时其父舁水，其母澣衣，或其母‘涤溺器’，而其父秉烛引路”。这类形而下的描述，士大夫文字中难得见到。还有《桃花扇》中的侯方域，人只知他是与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相交的风流才子，但是很少人了解他“居乡豪横”的一面：船上厨师做的菜不合口味，当场打死，抛到河里，无法无天。

　　本书以丰富资料讨论了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家庭、家族及其伦理关系，当然，赵园所关心的，还有他们对有关经验的表述。该书在五伦中于夫妇之伦笔墨尤其细致精到，常有惊人之论。比如冒襄、陈子龙、顾炎武、方以智诸君，均有艳姬娇妾相随，而正室夫人从不妒忌，冒襄夫人苏氏对董小宛悉心保护、善待有加，如果仅以“妇德”来解释，恐怕失之空泛。赵园则想到：“关于此妇，是否有未被讲述的故事？”不妒忌是否因“漠然”？这是个问题。

　　明末清初，普通人命若悬丝朝不保夕，士大夫阶层也一样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丈夫或可史上留名，而身后的家人妻子却只有一个陪衬的影子。比如某人全家殉明，便称其“一门忠义”，妻子顶多被记个姓氏，而妾根本从头到尾生死都无一字。

　　《影梅庵忆语》是冒襄悼念亡妾董小宛的，是文人家庭生活的具象见证。当代人读此书不免心生不平：冒襄与董小宛哪是什么神仙眷侣，分明“渣男”虐女神。而赵园在书中提醒，士大夫妻妾的人生片段，有时零碎地嵌在其夫的传记材料中——只是“片段”，通常连不成线，大片的空白留给你想象的空间。记述简略或不记述，有诸种原因，包括模糊的“隐私”意识，更可能出于轻视，或只是作为一种姿态的“轻视”。所以，冒襄为董小宛记下这长篇悼亡文字，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后人陈弘绪在《〈影梅庵忆语〉题词》中就一再感慨：“董君何其幸哉！”赵园不禁愤慨，这“无非是士大夫的自恋，他们竟以为一篇文字（即令是‘美文’），其价值胜过一条鲜活的生命！”

　　《影梅庵忆语》记载董小宛脱籍从良、嫁入冒府的九年中，“却管弦，洗铅华”，一心学习传统“妇德”。琴棋书画本行自然是夫妇生活雅兴，柴米油盐诸般家事也做得极用心，诗情画意又极富居家气息的生活，竟令冒襄喟叹其一生清福“九年享尽，九年折尽”。可是我们读到“当大寒暑，折胶铄金时，必拱立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实不难想象董小宛在冒府过的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日子。

　　在今人看来，董对冒的追随、侍奉与自我牺牲近乎自虐，而那却是士大夫不脱伦理纲常的自律。赵园写道：“董小宛作为妾，不但意味着平时对于夫及大妇的服从、服侍，且意味着动荡之际为家族的牺牲……冒襄写董小宛的自抑，更强调自己的严守伦理规范，不因流离而有苟且。以母为先，次妇，再次妾，于此‘公私分明’：父母在上，不可‘私妻子’；有妻，则不可‘私妾’。你不至因此怀疑冒氏的情感取向，妻与此妾在情感生活中孰轻孰重，却又正是即时的抉择，更可证伦理观念入人之深。”

　　家国同构——家庭是朝廷社会缩影，纲常伦理以父母为家庭核心，可能正是中国人老谋深算的生存智慧吧，因人生最难老无所依时。李鸿章访美时，在布鲁克林街道上对一个骑着自行车追赶他马车的美国小姑娘发生兴趣，后来特地给小姑娘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就是教导小姑娘孝亲：“若你的双亲健在，你要孝顺他们……我想我国比西方人更强调孝道，这使得我们中国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可是李鸿章不会讲到孝顺父母的代价：浦江郑氏六世同堂，号称“义门”。有个最孝的郑绮，娶妻丁氏，甚爱之。只因妻对郑母奉食稍缓，郑母恼怒，“即出之”。明清士大夫的浪漫故事背后，都有残酷冰冷的另一番真相。

　　赵园的明清易代研究，到了《家人父子》这本书，从五伦入手，她对于五伦的感受其实倒有些犹疑，更多从中生发出了当代社会的断裂之痛。也许，对于她来说，明清之际已经不再是一个具有激情的题目了？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5年10月23日）

　　《家人父子》读后感(六)：哪见神仙眷侣，不过礼教夫妻 ——董小宛故事的真相及其他（熊权）

　　随着《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想象与叙述》等著作出版，赵园先生毫无疑问已成研究明清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家。相对前几部“明清之际”的厚重，这本甫问世的《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多了几分“轻灵”。先生治学之严谨、扎实一以贯之，但该书从关注明清之际士大夫的思想学术、文化心理转向了他们的伦理亲情世界，尤其是家庭中的夫妇、父子相处之道。赵园先生把目光聚焦在中国历史文化发生“裂变”“崩解”的明清易代之间，对身处其中、历经死生的知识分子有深刻理解。这次，她通过观察他们如何处理夫妻（妾）关系、父子关系，剖析这些非常私人的、琐碎的家庭事务，引导我们去看古代中国的日常人伦，别有一番胜境。

　　《家人父子》一书涉及的明清著名士大夫多不胜数，名士云集之中，我对有关冒襄的内容印象尤深。赵园先生细读冒襄《影梅庵忆语》《祭妻苏孺人书》《雷儆告二弟文》《告祖父墓文》等，冷静拆解了所谓神仙眷侣、兄弟怡怡的神话，把作者所体验的人伦缺陷以及冒氏家族的内部冲突展示得触目惊心。

　　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出入甚大，原来董小宛做得冒妾，全靠锲而不舍的主动争取。冒襄对她本来只有狎昵态度，后来迎娶很大程度上是熬不过董的“痛哭相随”、苦苦坚持。董小宛归冒之后，更以近乎自虐的方式讨好公婆、姑姐、正妻，以贤德作风获得冒家上下肯定。南京城陷之际，冒襄差点把董托付友人、弃之不顾。在颠沛流离的逃亡路上，冒襄首先保全老母与正妻，他一手搀扶一个，任凭妾室董小宛踉跄尾随。冒襄眼中的董小宛通情达理、相夫教子、善理饮馔……完全一个循规蹈矩、也由此获得尊重的贤妇形象。在细密的材料考据之间哪见神仙眷侣，不过礼教夫妻。

　　明清儒士喜好以朝廷为模拟对象，由此组织、建构自己的家庭秩序。平辈的夫妇如此，隔辈的父子就更是如此。然而就算古人执意塑造，总有打破庄严肃穆的时候。还是冒襄，就自曝了一段兄弟未必怡怡、父子未必融融的家丑内幕。据冒襄自诉，冒氏父母对他的两个弟弟多有偏袒，不仅在分家之后把自己所得全送给弟弟而且还支持他们向哥哥索要钱物。“浊世佳公子”冒襄自己挥金如土、好买琴书，长期遭遇弟弟们的“诬辱豪夺”更是雪上加霜。在财产争夺过程中，冒氏兄弟互骂“遭雷劈”（“雷殛”），已经闹到互不相见，相见就恨不得拿火烧、拿刀砍（“骨肉参商，火焚刃接”）的地步。而饱受经济困窘的冒襄因为感觉父母偏心、处事不公，难免对他们心怀不满。

　　为还原冒襄家庭生活的诸般细节，赵园先生梳理了众多资料、花费了不少笔墨，自言“遭遇冒襄的那一组涉及其夫妇、兄弟的文字，是我的幸运”。我想，先生是珍视文字中的坦诚。薄情对娼家、礼教治侍妾的做派，在冒襄看来是遵循伦理大道，所以并不掩饰。正是这种不管后人造梦热情的态度，让我们发现了古代与现代之间的裂隙，回味无穷。至于冒襄敢把兄弟阋墙的详细内情说出就更是难得了，不论孰是孰非，为钱财反目对士大夫而言都算极度败坏形象。冒襄文字把当时知识分子视若神明的伦理秩序撕开一道口子，我们得以窥见其中的矛盾冲突、困窘难堪。

　　见识士大夫家庭生活的龃龉种种，赵园先生忍不住说“凡以利合者，无论夫妇、兄弟、朋友，还有师弟子，何者不假！父子也非例外”，但接踵又说：“对五伦中任何一伦的真假，都不宜做一概之论；有真有假，才更成世界。”

　　赵园先生的豁达，来自长期研究知识分子群体的经验，也是体味人生的理解之同情：他们就是我们！应该重点看看《家人父子》一书的末尾，借谈论近年倡导家风家规、修族谱和家族史等风气弥漫，表达了对当下中国经济超速发展、农民大幅度流徙的深深忧虑。虽然并不明言，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压在纸背之下的力量：明清士大夫所经历的人伦困境正对话今天。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10月21日）

　　《家人父子》读后感(七)：学者赵园：昔我往矣（李夏恩）

　　《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年10月17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5-10/17/node_87.htm

　　明清之际，昔我往矣

　　“忘却”，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了老年赵园的另一个主题。这种“忘却”并非是对人或事的忘却，尽管在采访时，她时或也记不起某个具体人的名字，但过往发生的事情，只要她愿意讲述，便会滔滔不绝，巨细并陈。这里的忘却应该说是她对过往自己学术生命的忘却。当她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某一个学术写作后，她便会开启自己头脑中的忘却机器，把曾经浩繁的档案柜瞬间腾空，以便盛放新的学术研究的资料。无论是之前的五四和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研究、京味文化研究，还是凝聚了她生命经验和家族记忆的《地之子》，无一例外，皆被如此处理。

　　赵园这种“喜新厌旧”的善忘脾性让人既钦羡不已，因为她可以如此轻易地出入不同的研究领域；也让人叹息不置，因为她竟然如此轻易将一个已然如此熟悉透彻的话题抛诸脑后，从此不再闻问。

　　所以，当她在1994年8月突然在《中国文化》期刊上抛出那篇《说“戾气”——明清之际士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批判》时，带给人的感受简直可以用“震悚”来形容。一些人甚至怀疑题目下署名的那个“赵园”和那个一年前刚刚出版了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地之子》的赵园应该不是一个人。因为之前虽然从《艰难的选择》到《地之子》研究领域有所变化，但终可同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范畴，而这篇《说“戾气”》则完全属于明清史学的范畴，而且更偏向纯历史，而非广泛意义上的“文学史”。

　　这篇文章之“生猛”在赵园本人以前写过的文章中也罕有其匹，开篇便充满血腥气味，“劫末之后，怨怼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之类的引文比比皆是，仿佛明清易代之际数十年之残血刀光，在这篇文章中开了一个盛大的屠戮法会，血池刀山一时毕见，这种“人性阴恶的彻骨感受，就像一道剑魔寒锋在眼前来回晃动，锋线掠过，身体的温度会随之降下半度一度，仿佛要寒煞你我”，文中更极写那种日常的嗜血狂欢和人心对残酷的嗜欲，不仅仅是强者骑马杀伐，弱者也自有参与暴力的隐蔽方式和欣赏血腥场面的快感，能将如此忍鸷的惨景如此条析缕剖，丝丝入扣，按照一般推想，必得是一个浸淫明清史数十载，且心肠刚硬神经条大之人，方能有此辣手。

　　按照某位学者暗含讽喻的点评，赵园此举实在是“敲了某些人的饭碗”。因为赵园的这次越界，不仅仅是撼动了历史学科壁立千仞的畛域之防，更以一个意想不到的局外人的身份为圈内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心史”——或者说是“心态史”——这个当时在西方已经盛行近三十年的史学研究方法，一直被以种种譬如与国情不符等理由拒之门外，而赵园却以一个局外人身份表明这种研究方法不仅移栽成活，且大有推广密植之能力。而且颇带有预见性的是，它不仅暗度陈仓般地将“心态史”引进门来，更成为多年后新兴的“暴力史”研究在中国成功的典型范例。

　　但赵园对此的反应却平淡如水，她对自己这篇文章在历史学界引爆的强大威力几乎一无所知，在很多场合提起这篇文章时，只是说它“影响较大”，而且坦承自己其实在接触明清史时基础“几乎等于零”，“正如我当年进入现代文学专业，只是为了摆脱那所我所任教的中学，涉足明清之际，也像是仅仅出于文学研究中的某种心理疲劳”。

　　而且这种选择完全是命运操控下的偶然为之。当她在《地之子》的研究中感到倦怠时，她开始考虑“搞别的什么东西”，有很多人给她不同的建议，有人提议她写小说，但她认为“（创作）那确实是需要天赋，尤其是需要细节的这种技艺能力，这些不是我能够驾驭的，虚构空间、空间想象，都没有，不能写”，于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下，她在香港中文大学最大的那间图书馆里邂逅了全祖望，这位康乾之际的史学家，正是他对明代遗民的关注，将赵园引领进一个新的领域，“他是笔下常带感情的那种……那种遗民情怀，一直延伸到乾隆年间。对遗民一往情深，也不是因为他有反清的倾向，而是向慕的一种人格，遗民的一种人格，一种精神境界”。这种对“光明俊伟的人格”的向慕，最终开启赵园长达逾20年的明清之际研究。

　　而那篇可以说是一炮走红的《说“戾气”》，则仿佛是她过去经验的再一次遥远的召唤——“那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社会中的暴力”，那是在六十年代，郑州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之后，赵园在街上看到一个躺着的死人，“我们去看，很麻木不仁地去看，好像是个青年工人，长得还很端正，他到底死了没有，我其实都不能够确认，好像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没有血迹，但是大家都说这个人死了，大家就是看看……没有感觉，真在那个环境中，看得太多的那种悲剧，听说了太多的人死亡，你就没感觉了”。正是这种社会普遍对暴力的嗜欲和对死亡的麻木，使赵园在浩瀚的明史中听到了来自三个半世纪前的回声。这回声穿过历史尘埃，历历在目，让她能够感到一股“戾气”隐伏贯穿于历史之中，时或迸发，从而造成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但这可能是赵园最后一次将个人过往的生命体验倾注于她所书写的对象之中，在这篇文章之后，人们发现赵园的文风已经与先前迥然不同，那种长篇大论式的指点议论，已经被更为丰富细密的史料取而代之，如果说之前赵园的文章汪洋恣肆，令人展卷一观，便心潮激荡，那么《说“戾气”》之后的赵园作品，则更像一盏茗茶，唯有静心泯下，方知个中甘苦。

　　从这种意义上说，赵园的真正变化，是学会了“节制”。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的共同特点，也许就是善于在激情中挥洒自己笔端的才华，这种从桎梏年代突然解缚迸发出的热忱，在文字中表现出的是一种急欲释放的紧迫，也就是赵园在评价自己《说“戾气”》时所用的那个词“生猛”。但时间的推移，年齿的渐长，这种激情迟早会渐渐消散，而此时需要的，则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厚积薄发，也就是赵园所体认到的“节制”。

　　然而毫无疑问，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对读者而言。激情比思考更具有吸引力，赵园的《说“戾气”》所以“暴得大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因为其选题奇崛，文风生猛，笔端富有激情所致。继之而出的那本自己也表示“不甚满意”的研究续编《言论、制度、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用节制代替激情之间所必须遭遇的困厄和艰难。

　　最近刚刚出版的那本小册子《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则得到了毁誉参半的评价，一些人认为这本书已经显示出作者暮气已深，困厄于学术规范中，亦步亦趋，再难见《说“戾气”》那样才情外露的文字和一针见血的观点，一位严苛的批评者甚至将其不客气地称之为“学术体力活，只有在未来学者继续研究这一领域方面，还有一定的史料汇编价值”；而另一些人则从中看到了一位经历了岁月沧桑智慧积淀的恂恂长者形象，比起那种灵光乍现的逼人才气，节制带来的才是真正的智慧，非特真正的洞悉世情，不能写出“有变有常，才成其为‘社会’这样的句子”。

　　但对赵园来说，旁人的评弹抑誉并不需要真正介怀：“在选择中，我关心的一向更是‘我能做些什么’。我不太在乎别人的估价，‘无人喝彩’从不影响我的兴致”。而如今，随着《家人父子》的完成，赵园这趟自谦“从浅水中趟过，略有沾湿”的明清之际研究也像她之前的《艰难的选择》、《北京：城与人》和《地之子》一样，归档封箱。

　　那些她曾经为之流泪的、苦闷的、激情的、追忆的、赞叹的、仰慕的和沉思的事物，都已经融入了她饱满圆融的生命中——毕竟，见识过如此多历史上的悲欢离合、生生死死，过往的旅程已经无所遗憾，恰如她的那本随笔集的名字“昔我往矣”，永远不要讶异赵园“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因为，“君子豹变”。

　　【赵园谈学术经验】

　　学术对当下的关切与勇气无关

　　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父子、夫妇的考察尚在进行中，我已着手对当代社会由伦理的方面的考察。“今古齐观”的“今”与“古”，在我的学术经验中，不止指文学，也指时世。“今”，包括了当下，进行时的当下。“当下”不一定被我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对象，对当下的关切，却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学术思考与选择。

　　读明清之际乃读古人；隔了数百年的岁月，即使努力设身处地，仍难以如对今人、近事那样痛痒相关。无论读顾颉刚、吴宓，还是读聂绀弩、顾准，都令我心情复杂，甚至陷溺其中、难以自拔。“中年哀乐”，尚须赖丝竹陶写，何况我已老耄！这是否也是今古“齐”观的一点代价？当代史上的那些近事，你亲历的年代，你与它撕扯不开，难以保持“价值中立”。但我仍然说，在关于当代政治文化的考察中“严守学术工作的伦理规范”，是“学术工作者应当有的操守”。学术作品也属于“易碎品”。保持学术工作的品质，至关重要。这与有没有勇气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