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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个性的人读后感10篇

2022-04-06 03:32:29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没有个性的人读后感10篇

  《没有个性的人》是一本由[奥] 罗伯特·穆齐尔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0,页数:97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没有个性的人》读后感(一):一些初步印象

  1. 这样的鸿篇巨制于今看来几乎灌注了“落伍”的野心,但其内在的迫切性却是对我们全不陌生的。故事发生在1912-1914年的维也纳,升平世界具有一副表面热闹、代谢加速的面貌,只有顽固的头脑会吐怨它的享乐主义、缺乏聚焦的中心、以及似乎为“精神”所必须的“庄重感”,但是,这种平民主义的肤浅无法归咎于刚建立的代议制民主;而这座“犹太人缔造的自由主义都会”,也让与之声息与共的普鲁士人、甚至斯拉夫人很难不感到屈尊予降。就像一切新鲜的精神风向从邻近的强国转口侵来,总不免打出”普世价值“的旗号以缓和其最初被接受的自尊”门槛“,继而又要防止其速朽于”外来者“的精神黩武色彩,反而落于少数的、精英的、乃至悖逆的陷阱。

  历史迅速盖过了这一页,证明那些少数顽固头脑的忧虑非虚。穆齐尔开始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奥匈帝国已经整个瓦解了。就人类史后来的走向来看,这是一幕怎么也不容低估的悲剧,但这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在其营造的一个看似极其虚妄的场合下(战前两年维也纳社交界试图寻找“奥地利精神”),穆齐尔试图捕捉的时代的精神症候,于今仍是一个因堆积了太多的“历史证据”,而越发阻碍于理解的谜:何以在理性主义的成果加速涌现,民主裁决也被授予为现代社会的文明果实之时,一种集群主义心理能量的大爆发,会一再地造成“逆流”?

  如果说百年前的维也纳,是致文明心脏休克的一击,那么,后来的历史进程也不过是这种趋势在文明的板块之间、和边缘地带愈演愈烈的一再反复。

  2. 穆齐尔对其写作有十分清晰的界定:在精神的论域内,不迁就“直觉”的书写(他甚至曾开玩笑地提议“所有德语作家搁置‘直觉’一词两年”),理性的认知能力和外部经验的实在性,仍是其可依傍的前提,哪怕其最终将被引向的是更大的偶然性和繁复的不可穷尽性。

  在这样宏阔的构想之下,充当了穆齐尔的精神模特儿的几对小说主人公,身上也无疑留存着处于时代“精神顶峰”的真实人物的痕迹。男一号乌尔里希在与男二阿恩海姆、及女一狄亚玛特(男主表妹)的三角关系中绰约可见对尼采、瓦格纳和莎乐美关系的投射,而乌尔里希涉身其中的另一对三角关系表妹克拉丽瑟、和青年时代的好友瓦尔特的夫妻情感中隐含的错综与父乱伦的情结,又有舒曼和克拉拉-舒曼遗事的影子,最终乌尔里希和他的“孪生妹妹”阿加特之间的纠缠,无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尼采与妹妹。

  这样的联想是自然而又无稽的,支配着小说人物关系的,几乎纯然是触发精神绝境的场景。夫妻之伦/父女之伦/兄妹之伦的倒错,究其“故事”价值而言,在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已经司空见惯。穆齐尔不是让它们在“戏剧性”的场景猝然中止,而是终究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发生不了。一般认为支撑叙事所必须的情节之类,几乎被当作蒙住斗牛的斗篷使唤,在错综的架构之下,那些极微主义的细部,才是这部宏著灵活地切换重心的支点,比如改变乌尔里希和克拉利瑟夫妇关系的是现身在菜园子里的“火红嘴山鸟啄食白色蠕虫”的异景,而开启乌尔里希和亲妹妹关系的则是阿加特往亡父的棺盖里仍进一条吊袜带。如此叙述策略造成的困难是,读者与作者的心理/认知难以适调到同一节奏,小说在叙事“极点”上如熔岩喷发的内在焦灼,和在文本中的冷却速度,一再向作者索要更绵长的解释性文本和静态描绘之为中介物,也使得穆齐尔不得不承认其写作的弱点在于“推进速度上的阻滞,有时会妨碍人们领会小说要传达的内容。”

  3. 这种或许可以被称之为“形而上的疲惫”的东西,却不仅可以在穆齐尔架构宏大的作品里遭遇到(从他自拟的该书访谈来看,《没有个性的人》才完成了全书的一半),而且也会在同期的作家罗-瓦尔泽不事文饰、篇幅极精悍的虚构小品里感觉到,更熟悉的则是卡夫卡作品中被监压的睡眠、像一个随时面临强制提审的人复盘自己的谎言。

  这见诸于同时代巨大精神残留物的“疲惫”,或许有着更深的渊源。在一个理性主义仍试图在非理性领域苦撑的时代,各种离散的观念、团体新生的速度,要远超过其生命衰变周期本身;而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完全放弃了这样的念头。“一方面是神话与宗教所具有的那种伟大的,特别是从远处看来显得很完整的姿态,另一方面是理智在言说一些东西时的繁琐……因为人终归不仅仅是理智,也还是意志、情感、无意识,而且经常仅仅是像云朵在天空中漂浮那样得事实。但是意志、情感、无意识和事实性只能在人身上看到理性未施以作用的东西,它们最终只能在蚂蚁国或蜂蜜国里寻找理想。”(《无救的欧洲或从一百到一千的旅行》)

  《没有个性的人》读后感(二):《没有个性的人》的轻与重

  一、关于文本

  差不多与穆齐尔同年同时又是他的老乡的茨威格在他的《昨日的世界》里把“一战”前的几十年称为“黄金时代”,他在《昨日的世界》里这样写道:

  “这种太平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所梦寐以求的财富,是他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这样的太平世界,生活才有生活的价值,而且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都渴望着从这宝贵的财富中分享自己的一份。”

  在茨威格所谓的黄金时代,无疑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与乐趣,但同样一个时代在穆齐尔看来“由于个性的拥有以对现实存在的某种乐趣为前提,这就让人预见到,某个对自己也不抱现实感的人会突然遭遇到这样的事,有一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穆齐尔笔下的乌尔里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个性的人。

  关于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卡尔维诺里这样评论道:

  “罗伯特·穆齐尔未完成的巨著《没有个性的人》的主人公乌尔里希在做种种可笑的哲学推论时,就是在精确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左右摇摇不定……他(穆齐尔)把所知道的或想知道的都写进一本百科辞典型的书中,而且极力赋予这本书以小说的形式。但这本书的结构却在不停的的变化,或者他又亲手拆毁它,眼睁睁地看着它变化,使他不仅无法写完这本书,甚至无法确定这本书的轮廓究竟如何才能容纳规模如此庞大的素材。”

  《没有个性的人》中文版(上海译文,2015年4月)差不多千页近90万言之巨,但小说的形式与结构并不复杂,从整部小说看小说的进展基本是线性的,也有评论者认为《没有个性的人》是非线性的,我认为他们基本是瞎说——虽然穆齐尔的线划得很慢,慢到让人无法忍受但毕竟是线。《没有个性的人》既没有玩意识流,也没有玩时空转换,“后现代”更是没有,但为什么这么一本相对于其他现代派作家比如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写法比较老套的小说让许多大师叹为观止甚至难以下咽呢?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里说,在轻与重之间,他更倾向于轻,但他同时不否定重的价值。以卡尔维诺对轻与重的定义,卡尔维诺的小说无疑代表着轻,而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代表着重。卡尔维诺的小老乡埃科在《埃科谈文学》中又说,如果博尔赫斯的小说代表着极简,那么他的小说则代表着极繁,其实《没有个性的人》也可以归入极繁一类。埃科的小说,无论《玫瑰的名字》还是《傅科摆》无论怎么“学霸”、怎么极繁,还都披了一件侦探小说的外衣,还有一个迟迟不肯揭开的迷底吸引着读者读下去,而穆齐尔在我看来,他根本就是无视读者的,他根本就不关心读者能不能读下去。

  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给读者造成了无数阅读障碍的正是他的极重与极繁而非多么复杂的小说文本,而它的极轻则表现在它无关紧要的故事情节。在《没有个性的人》中,为庆祝奥皇登基80年庆典举行的“平行行动”推动着情节缓慢向前发展,有时穆齐尔干脆忘了“平行行动”,比如第三部里大段乌尔里希与胞妹阿加特的描写可以说与“平行行动”没有半毛钱关系。在我看来这个行动换成别的行动一样能起相同的效果,因为在“平行行动”的无数次聚会中,“平行行动”的成员们大多数时候谈论的都是与“平行行动”无关的事,而直到小说结尾“平行行动”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

  既然故事情节在《没有个性的人》中无关紧要,那么是什么支撑起《没有个性的人》这本近百万字的巨著?在我看来不是别的,正是穆齐尔对整个人类历史所取得的成就、当时的人类世界的思考与看法,这些思考与看法可谓事无巨细,包括人类的历史、哲学、科学进步、文学与艺术、道德、法律、心灵、理性、激情、欲望、市民文化等,如果去掉《没有个性的人》中已经很弱的故事情节,就这些关键词整理出一篇篇学术论文并不是什么困难的故事。

  我个人认为穆齐尔在表述思想上走到了法国新小说派的前面,格里耶在他的小说《嫉妒》中不厌其烦地对窗外的风景,窗户、柱子、门、墙、地板描述,而且是不带任何情感的描述,穆齐尔在表述思想时的耐心与不厌其烦绝对与格里耶有一拼。读者只需看看主人公乌尔里希与他的妹妹阿加特关于“道德”的讨论就会深深领教。博尔赫斯曾说他很怀疑其实哲学很可能是小说的一种形式,谁又敢说现代派只有前面提到的几位大师的玩法?

  德国文学批评家、有“文学沙皇”之称的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说:“毋庸讳言,《没有个性的人》好比一座沙漠,沙漠中虽有几处景色优美的绿洲,但是从一处绿洲到下一处绿洲的跋涉往往令人痛苦不堪。没有受虐心理准备的人还是趁早投降为好。”

  这位“文学沙皇”所谓的沙漠其实就是穆齐尔打造的知识海洋,除了那些对这些知识真正感兴趣的专业学者以及有受虐倾向的读者,毕竟大多数的读者是想从小说中寻找阅读愉悦的,但《没有个性的人》一旦他们开始阅读,就仿佛跳进了汪洋大海,他们很可能因为久久看不到陆地绝望而死。

  同样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对奥威尔极尽嘲讽之能事,说他的《1984》《动物农场》是披着小说外衣的政治,而对穆齐尔却赞美有加,说:“尼采使哲学与小说接近,穆齐尔使小说与哲学接近…从此,任何可以被思想的都不被小说的艺术所排斥。”既然小说艺术不排斥思想,为什么就可以排斥政治,昆德拉好像有些双重标准。

  而作为超NB的大神,纳博科夫从来不会双重标准的,他在谈到小说时如是说:

  “在我以为,小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带给我(勉为其难地称之为)审美的福祉,一种不知怎么,不知何地,与存在的另一种状态相联系起来的感觉,艺术(好奇心、柔情、善意和迷狂)是那种状态的准则。这样的书不多,其余所有的都是有议题的垃圾或某些人所谓的思想文学,常常也有一些有议题的垃圾,由一些巨大的石膏体带进来。这些石膏体被小心翼翼地传过一代又一代,直到有人带了锤子过来,一通好砸,砸的是巴尔扎克,高尔基和曼。”

  按纳博科夫的标准,我很担心他在曼后面会填上穆齐尔的名字,纳博科夫以毒舌而著称,除了他自己又有几个小说家能入得了他的法眼呢?他的话当然不是最高指示,最少不是唯一标准,不然我就得相信那么多的大师都看走了眼。在《美国讲稿》中,卡尔维诺说《没有个性的人》“语言流畅、诙谐、严谨”,我真的希望这两个玩文本的大师就什么是好小说的标准好好过几招,可惜目前我还没看到他们的交手记录。

  二、关于主题

  在《没有个性人》里,当时的世界是一个欧洲文化没落的世界、也是一个理性穷途末路的世界。

  茨威格在他的《昨日的世界》里,把“一战”前的几十年称为“黄金时代”,穆齐尔显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人类的理性在给人类带来辉煌的同时,也让人类成为理性的奴隶,每个人都是人类社会这个庞大的、不停运转机器上一个小小的零件,“在这一团杂乱粘连在一起的力量中根本就没什么重要意义”,那些看似有个性的人实则并无个性,而怎么才能有个性?乌尔里希就是穆齐尔提供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做一个“局外人”,但乌尔里希不是“竹林七贤,他会接触现实,“尽管没有个性,乌尔里希却精力充沛而热情洋溢”,这也正是他的复杂之处。

  正是看到了理性的局限,穆齐尔对理性所代表的一切极尽了嘲讽,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除了理性之路还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穆齐尔并没有提供一个可行性方案。

  穆齐尔对人类理性的不信任只需举几个例子即可见一斑。

  比如他这样嘲笑被欧洲人视为骄傲的议会政治:

  “有一个议会,这议会如此强暴地使用自己的自由,以致人们通常都将它关闭;但是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凭借着它的帮助,人们没有议会也行,而每一回,一旦大家对专制体制感到愉快了,王室便会命令重新实行议会统治。”

  关于人类理性的无力他这样嘲笑:

  “如果人们有一把计算尺,当有人带着重要的论断或怀着激昂的感情前来时,人们就会说:请稍等片刻,我们要先计算一下误差范围和所有这一切的可能值。”

  乌尔里希在成为“没有个性的人”之前先后做过士兵、工程师、数学家,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士兵就是杀人工具,数学方程、工程力学一样能为杀人服务,他才最终选择了“不合作主义”,变成了一个体制外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有个性的人”。 但乌尔里希打交道的人除了他的胞妹阿加特都是体制内的人或者体制的受益者,他并不是彻底的“没有个性的人”,在《没有个性的人》里,穆齐尔借瓦尔特之口说“尼采和耶酥都死于不彻底性”,《没有个性的人》没有写完,也没暗示乌尔里希的最终结局,但我想在穆齐尔的构思中乌尔里希也会死于不彻底性。

  相对于乌尔里希的不彻底性,加谬《局外人》中的莫索尔是个彻底的“没有个性的人”,但疯狂运转的社会机器根本不允许一个彻底的“没有个性的人”的存在,所以莫索尔的死也成为一种必然,可谓与乌尔里希殊路同归。

  像穆齐尔、加谬一样,黑塞也看到了现代人个体及整体所面临的困境,所以他在《玻璃球游戏》里幻想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卡斯塔里,在这里作为个体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都达到了高度和谐,但这个理想的国度也是有缺陷的,主人公克乃西特的朋友特西格诺利最终一语点破:“在玻璃球游戏场里,每一只鼻子都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种感情都安抚得平平静静,每一个危险思想都熨压得服服帖帖。这难道不是一个虚伪,教条,没有生育能力的世界么?”主人公克乃西特的最终选择,很容易让人想起毛姆《刀锋》里的拉里,在经历过顿悟之后,选择了一项最平凡的工作做一名小学老师,但他的突然死亡如果不是隐喻他的选择对于人类的贡献不值一提,最少证明他高贵的灵魂在人类的现实面前多么脆弱。

  在穆齐尔看来,黑塞的理想国度不仅不会存在而且没有必要存在,在《没有个性的人》里乌尔里希曾对阿加特说过这样的话:“人们根本用不着当什么圣者便可经历一些事情!人们可以坐在一棵弄倒的树上或者一张长椅上,并在一旁观看一群牛吃草,人们就会突然飘起来,仿佛一下子进入另一种生活境界了似的。”看来穆齐尔为乌尔里希设想的理想之路无非陶渊明之路,陶渊明所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达的不正是这样的感觉吗?

  三、毒舌穆齐尔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包括我自己)要在《没有个性的人》里寻找“春秋大义”,如果能忍受《没有个性的人》的那些长篇大论,如果能看到《没有个性的人》里人物的种种可笑,它其实是可以当一本讽刺小说来读的,《没有个性的人》里的许多小节我认为都是不错的短篇小说,特别是乌尔里希的几位情人欲献身而不能那几篇更让人见识到穆齐尔的幽默才能。《没有个性的人》那些通俗、直白的标题依稀会让人想起《堂吉诃德》,而乌尔里希完全可以可以视作新时代的堂吉诃德,只不过堂吉诃德选择的是可笑的战斗,而乌尔里希选择的是并不可笑的不战斗。

  乌尔里希,这个不合作主义者也许并不好笑,虽然他主动做了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但他其实清楚可供他选择的道路并不多,他这样自嘲:“我干脆不爱我自己”“我像月光下的一条狗那样感到悲伤”。

  在《没有个性的人》除了乌尔里希,除了狄奥蒂玛的小侍女拉喜儿、阿恩海姆的小跟班索利曼,绝大多数人物都多少有些优柔造作,穆齐尔嘲笑起他们来那可是不留一点情面,非但如此,穆齐尔认为关于人类的种种也是可笑的。

  比如他这样嘲笑乌尔里希的情人之一博娜黛婀:

  “最深刻地满足她的意念需求的,是想象在一个由丈夫和孩子组成的圈子里一种宁静、理想的生活方式,可是‘别诱惑我’这个黑暗的王国却在内心深处悬浮并以其恐怖把闪耀的幸福之光抑制成柔和的灯光。”

  他这样形容乌尔里希的表妹狄奥蒂玛——这个美人的手:

  “这是一个从根本上看来相当不知羞耻的人体器官,它像狗嘴那样什么都触摸,但在公众场合却集忠诚、高贵和温柔于一身。”

  他这样嘲笑被人们视为人类根基的信仰、道德和哲学:

  “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信仰、真正的道德和真正的哲学,然而,因了它们的缘故而发动起来的战争、卑劣和敌意却有益地改造了世界。”

  “就本身而言,有道德的人是可笑的、令人不愉快的,一如那些忠诚、可怜的的人的名声所表明的,他们把道德称作自己所特有的。”

  甚至“美”,穆齐尔也没有放过:

  “美可以让人变好、变坏、变蠢或让人着迷,它肢解一只羊和一个忏悔者并在两者体内找到恭顺和忍耐。”

  还有好人:

  “一个好人是一个有原则并做好事的人,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最讨厌的家伙,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他这样嘲笑人们对别人死的漠不关心甚至盼着别人死:

  “他从来也没有想象到,有多少人彬彬有礼地等待着别人的死了,在自己的心停止跳动的瞬间人们让多少颗心活动起来,他有几份惊奇并看见、一只死甲虫躺在树林里,别的甲虫们、蚂蚁们、鸟儿们和翩翩蝴蝶们向它趋近过来。”

  四、穆齐尔会写小说吗?

  问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在故意找打,穆齐尔的《没人个性的人》不是与与乔伊斯的《尤里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一起被人们视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了吗?

  且听听穆齐尔自己怎么说,在《没有个性的人》里穆齐尔借阿恩海姆之口说到:

  “在本世纪初,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就已经为新的、机械化了的社会和情感生活创造了史诗,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和弗洛伊德则揭示了低层的魔力: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深感已经没留下什么要我们去做的事了.假定我们有一个荷马:扪心自问吧,我们压根儿有没有能力去听他吟唱呢?我以为,我们必须作否定的回答,我们没有他,因为我们不需要他!”

  读完《没有个性的人》,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穆齐尔一个也没有提到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为此我心中有一个善意同时也是恶意的猜测,穆齐尔其实是自比新时代的荷马,他是可以傲视群雄的,只是他早已料到,也许他可以在文学史上树立一座丰碑但却注定听者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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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节版发于《书都》总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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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个性的人》读后感(三):一边读一边说

  读到11页,有些话憋不住。

  拿到书,先翻开了译后记,留下的印象是“这本书好,但不是很好读”。

  果然,正文才读一段,就觉得吃力,不知是不是翻译的问题,句子前前后后看得似懂非懂。但读到段尾,莫名地读出一股浓浓的我深爱的喜感…我想,也许作者就是这风格吧。再往下看,到11页,我已经完全适应了译文,没看过原文,也许我的猜想有偏见,但我认为这译文一定如外语教科书里的译文参考般严格忠实于原文。

  是的,一定是忠实的,这样的译文对于读者的语言功底要求甚高,它不仅要求我们能顺畅地识别汉字,还要求我们能以德语的章法结构特征来重组每个汉字的含义,从而深透地理解作者所言。简言之,悟性要高。

  我说的不是玩笑话,对于外语水平有限,无法直接阅读原著必须借助译作的读者来说,以外语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译文是接近作者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正儿八经把它当中文来看,你就会给这本书“差评”,但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我给五星好评。

  《没有个性的人》读后感(四):没有个性的反抗

  1、 乌尔里希的个性观

  在了解什么是“没有个性的人”之前,将什么是“个性”加以考察是十分有必要的。小说原著的标题是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标题中的Eigenschaften对应的即是中译本标题中的“个性”,意为某种使得个人主体的存在区别于他者的品质或特性。事实上,Eigenschaften是德语特有的词汇,在其他语言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单词。徐畅在《现代性视域中的“没有个性的人”》中提到,小说的英文和法文译本都将Eigenschaften翻译成了“品质”(英、法文分别为Qualities、Qualites)。但若是翻译成“品质”,那么Eigenschaften中表示“个体独有”的这一层意思就减少了,因此中译本的“个性”更切合作者的原意。如此一来,小说形容乌尔里希“没有个性”的含义就很好理解了:就是指他自身存在的独特性无法被确立。为什么穆齐尔会这样形容他呢?

  “他的姓名,语言中最缺乏想象力、但却是最富有情感的词,它们在这里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他的论文在一向被认为是响当当的学术界曾给他带来过荣誉,它们在这个世界里并不存在;人家一次也没向他问及它们。他的脸只被看作相貌特征的简要描述;他觉得以前从未想到过自己的眼睛是灰色的,现有的四种官方许可的眼睛之一,这样颜色的眼睛有几百万双;他的头发金黄色,他的身材高大,他的脸椭圆形,特别的特征他没有,虽然他本人对此另有看法。”

  警察对乌尔里希的盘问启示了乌尔里希:如果他也像警察一样盘问自己的个性并对此进行剖析,那么将会得出“没有一种所谓的个性是纯粹个人的”这一结论,因为看似特有的、能拼成一个整体从而让他人认出的个性并非自身独有。黄头发、灰眼睛、椭圆脸,这些个人特征广泛存在于世界之中,数以万计甚至更多的人和他共享着这些所谓的个性。因此在乌尔里希看来,种种所谓“个性”其实都是“非个性”的,从他曾经讲给克拉丽瑟的故事中也可以见到类似的观点:“如果人们分解一千个人的性格,那么就会遇上两打个性、感受、行事方式、构造形式等等,大家都由此组成。如果人们分解我们的身体,那么只会找到水和几十种漂浮着的小堆物质。”接着,乌尔里希继续思考:

  “按他的感觉,他个头高大、肩膀宽阔、胸部像桅杆上一张鼓起的帆,一旦他生气、争吵或博娜黛婀偎着他,他身上的各关节便像狭窄的钢肢节那样把浑身的肌肉锁起来;但是一旦他读一本扣动他心弦的书或心头掠过一丝于这世上闻所未闻的无国籍的炽热的爱情气息,他便瘦削、温柔、模糊,像一块在水里漂浮的水母那样柔软。”

  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个性的东西不但是非个性的,还会随着语境的改变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士兵、刽子手和外科医生的冷静和实干精神会被理解为坚定的意志,但杀人犯的实事求是就是“野蛮”;同样身为踩着别人尸体向上爬的政治家,成就大的被理解成伟大,成就小的则被理解为卑劣。人们需要对种种不同情境加以区别,从而选择是用一般性的还是更带个性的态度看待某种个性。这是一种对个性的“无把握性”:“人们每一次都是这样把握不定地在客观正确和主观正确之间达到一种妥协”。在将思考投向更宏观的角度之后,乌尔里希发现“无把握性”还体现为对经历的“无把握性”。长时间以来人们通常认为我们的经历是自身所独有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对经历的体验诸如愤怒、喜悦等同时也是别人的体验,甚至早已被前人研究过后写进了书本、研究报告和剧本之中;并且,这种种体验的意义都来自于实际关系之中,体验本身早已有了普遍化的特征,体验的结果和体验者是谁无关,只要处在相同的情境之中,不同的人也会有相同的体验。这样看来,世界“已经生成了无数没有人的个性,没有经历者的事件,看上去几乎是,在理想的情况下压根儿就不再会有任何私人经历,个人责任的美好和重大化解为一个公式体系,表示可能存在的重要意义”。

  既然使得个人主体的存在区别于他者的个性甚至是对种种经历的体验都被证明为是与个人无关的“非个性”,那么个体应该如何确认自身的在场呢?大多数人的选择是让自己的精神随机应变:

  “人们学会适应现实,而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的最终的状态则大致是这样的:他只局限于自己的‘本行’并为自己的余生带走总体情况也许会不一样的信念,但对此进行思考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在精神方面做出什么成绩的人,他们内心的平衡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乌尔里希无法像这些人一样随机应变,因为他看到了精神的欺骗实质:“他想到‘精神’这个奇特的经历宛如想到一个情人,人们终生受她的欺骗,却并不因此而少爱她几分。”

  既然不能对自身在场的消失视而不见,又不能随波逐流甘受精神的欺骗,那么乌尔里希该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生活呢?他的选择是不拥有任何“个性”:既然所谓“个性”都是非个人性的,那么不拥有任何所谓的“个性”,便能拥有自身的主体性了。要做到“没有个性”,只能够遵循一种“柔韧的情感辩证法”生活——这是指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与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不相符,“他发怒时,就是他心里的某种东西在笑。他悲伤时,就是他在准备着什么。他受到感动时,就是他在拒绝什么。”当他以这种方式生活时,他所拥有的一切个性都是与他无关的,因为他已经在自己的内心否定了通过这些行为所取得的个性:“这些个性已经把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这些个性规定了他的道路,可是这些个性与他无关。”乌尔里希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都过着另外一个人的生活,但其他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和某些人共享着那些个性因而丧失了主体性,乌尔里希则是为了在内心把握自身的主体性而主动选择不拥有任何个性。尽管乌尔里希所遵循的“柔韧的情感辩证法”注定了他是过着跟自己过不去的生活的人,他甚至有些悲哀的想:“我干脆就不爱我自己”,但他至少通过自主自由地选择把握了自身的主体性,因此他微笑着想道哪怕他“没有什么坚强的性格,却是个说话算数的人。”

  2、 “虚拟感”与没有个性的人

  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尼采认为对历史的感觉毫无疑问是我们所必需的,但对历史的过量感觉会成为我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从而对人类造成危害,因此“遗忘力”或者说感觉到“非历史”的能力对于人们来说甚至是和对历史的感觉同等重要的。如果把尼采的论述置于更广义的现实层面,我们也可以说,在现实之中,对于各种可能性的感知是我们所必需的,但对于现实之中可能性的过量感觉也会成为我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样看来对于可能性选择性地忽视或者说对于必然性的认同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小说中,穆齐尔把对必然性的认同叫做“现实感”,而把对于现实之中可能性的过量感觉成为“虚拟感”。有“现实感”的人会说“这里已经发生、将会发生、必定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而有“虚拟感”的人则只是虚设“这里可能、也许、一定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现实生活中具有“现实感”的人显然占大多数,他们选择的是随机应变、接受精神的欺骗,小说中也是如此。

  银行经理莱奥·菲舍尔在接到平行行动组织者莱恩斯多夫伯爵寄来的行动邀请信之后,曾对信中出现的“真正的”三个字持怀疑态度,善于哲思的菲舍尔经理也发现了在所谓“真正的”背后存在的是无限的可能性,因此他对乌尔里希发问:“我知道什么是进步,我知道什么是奥地利,我大概也知道什么是爱祖国。但是也许我无法完全正确地想象,什么是真正的爱祖国、真正的奥地利和真正的进步。我请教您了!”对此问题,乌尔里希提出了“PDUG”(不充分理由原则)这一概念:在他看来,所谓“真正的”其实是从来不存在的,它们就像是催化剂或是酵素一样并不作为实际参与反应的物质,但它们的确能够促进反应的进行并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因此即使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意味着什么,但它的确正在被实现。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乌尔里希的推论是完全正确的:菲舍尔经理并不知道莱恩斯多夫伯爵笔下“真正的进步”是指什么,但他也猜测这次行动有利可图因此不想错过机会,便去询问银行总经理对此的看法;银行总经理出于完全相似的原因向银行总裁讨教,从总裁那里他获悉了肯定的态度,因为总裁也接到了莱恩斯多夫伯爵的邀请,在他看来这次行动“展现出不明确的、但愉快调节好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尽管大家对这次伟大平行行动的内容没有清楚的认识,但由于人们不喜欢行动和思想不一,所以不对这件事深思熟虑便采取一种既肯定又观望的态度来参与平行行动今后的进程,都想从中分一杯羹。这便是“PDUG”(不充分理由原则),它使得平行行动在人们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之前就明确存在了。

  狄奥蒂玛此前也对平行行动并没有清楚的认识,但是她事先见到了十分富有智慧和魅力的普鲁士大商人阿恩海姆并且爱上了他,因此在她看来“平行行动已经密不可分地和阿恩海姆联结在一起了”。在平行行动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上,狄奥蒂玛向大家引荐阿恩海姆,其话语在温和之中还带有威胁的性质。莱恩斯多夫伯爵对此十分惊愕,但良好的教养使他选择了对此妥协,在场的各位贵族也因莱恩斯多夫伯爵的缘故和为保持自己良好教养的习惯没有对此提出任何意见。这样一来,平行行动在其诞生之初便具有某种荒诞性:它本是奥地利王国为了同普鲁士对抗而发起的爱国行动,但行动的骨干竟是一位对此行动心怀鬼胎的普鲁士商人。此后为了使行动更好地接纳阿恩海姆,狄奥蒂玛提出真正的奥地利就是整个世界,以至于原本的“奥地利年”爱国行动鬼使神差地演变为了一项“世界年”行动。面对这种荒诞性,莱恩斯多夫伯爵给出的回答是人类历史上没有人自愿走回头路:“我们这个尝试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谁想做大事,就不可以只图一时的成就。无论如何,人们对平行行动的兴趣增长了,而只要持之以恒,其他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以他为代表的的具备了“现实感”或者说“遗忘力”的人们甘愿受到精神的欺骗而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现实生活之中,这是一种终生事业理想:“使我们可以忍受这种状况的肆无忌惮、不讲道德和漫不经心的信念显然在另一方面使我们有能力取得别人无法对此加以否认的成绩”。接着,各方都开始对平行行动虎视眈眈,普鲁士商人阿恩海姆企图通过这项行动进行一笔军火交易,军方代表施图姆将军要求进行更多的军备,外交部司长图齐则反对外行人以和平主义的姿态插手外交工作,不明所以的狂热亲德学生走上街头抵制这次爱国行动,原本追求和平的伟大行动逐渐走向了和平的对立面,这更加加深了平行行动所具有的荒诞意味。

  但乌尔里希是一个“虚拟感”极强的人,他无法对现实中处处存在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对他来说种种可能性都是尚未实现的现实,而现实只是种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当前与一种可能性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妨碍了它,因为否则的话它也就只是一种不可能性了”。通常,人们遵循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传统的因果逻辑,即因为A所以B,然而既然因为A所以B,那么完全可以认为是B促成了A,以往作为派生的B因此也被置于了主导的地位。以上这段论述来自于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在其著作《论解构》中对解构主义原则提供的一个范式。乌尔里希的“虚拟感”也同样适用于这种思维范式:以往人们认为,因为具有了可能性A,所以B成为了现实;但这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因为有了现实B,所以完善了作为可能性的A。因此乌尔里希的“虚拟感”就有了某种超前的后结构主义的色彩。

  在“虚拟感”的基础之上,乌尔里希进一步推论出既有的现实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东西,它只有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下才具备自身独有的意义,否则它也就只是众多可能性之中的一种而已:“我们可以觉得一桩谋杀是一种犯罪行为或一种英雄行为,爱情的时辰是一个天使翅膀或一只鹅的翅膀上掉下来的羽毛”。这和结构主义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结构主义最早来自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他认为语言中都存在能指和所指,它们之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任意关系;但是人们按照这个任意的关系建构了一个强制的系统,从而使得每个符号获得了与其他符号不相同的意义。这个使得符号获得自身意义的被建构出来的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乌尔里希看来使得可能性成为现实的那个特定的语境。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结构主义批评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只要由各个单元之间的种种关系形成的结构被保持住,你就什么项目都可以选择”但乌尔里希不会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虚拟感”要求他把任意一种现实都当作一种可能性,所以一个稳定的结果在他看来将会是值得怀疑的。他推崇的是一种叫做“杂文体空想”的思维方式:“大致犹如一篇随笔按各段顺序从多方面考察一样事物,而没有从总体上把握这样事物——因为一样从总体上被把握住的事物会一下子失去其规模并融合为一个概念。”虽然“杂文体空想”和结构主义批评一样都否定了其中每个个别项目的独特性,但同时它也否定了一个稳定结果的必然性。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让乌尔里希对世界有了截然不同的体验:

  “所有道德的事件就其含义而言都是别的事件的从属功能。一张无尽的关系网就按这样的方式而产生出来,在这张关系网里根本就不再有寻常生活在一种粗略的初步接近中所赋予行动和个性的那种独立的意义;表面上的稳定在其中变成许多别的意义的不紧密的托辞,正在发生的事变成某种也许不曾发生,但却整个儿被感觉到的事情的象征,而作为自己的种种可能性的缩影的那个人,那个潜在的人,他的生存的那首没有写出的则迎向那个作为记录、作为现实和性格的人。”

  这种体验也带有很强的后结构主义特征。在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看来,语言并不像结构主义说的那样拥有稳定的意义:“与其说它是一个定义明确而清晰的结构,其中包含着种种能指与所指组成的对称单位,它现在开始更像是一张无边无际的蔓延的网,其中各种成分不断地交换和循环,其中没有什么成分是可以被绝对规定下来的,其中每个东西都被所有其他东西牵扯和穿通。”既然一切意义的表达都有赖于语言,而语言的含义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那么意义本身也成了不明确甚至是值得怀疑的东西。而乌尔里希也通过“杂文体空想”这一观照世界的思维方式得出了和解构主义者们相似的结果:“一个全心全意想做点什么事的人按此方式既不知道他是否应该做也不知道他是否应该不做这件事。可他却隐约感到,人们可以用全部身心去做或放弃这件事。一个想法或一个禁令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由于我们通常把后结构主义认为是广义的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乌尔里希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超前性的,甚至带有后现代主义萌芽的特征。

  然而,乌尔里希并没有超越时代到像德里达们一样高喊解构意义的地步,在“杂文体空想”的思想指导之下乌尔里希丧失了他的行动动机,因为一切都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这样一来采取任何行动都不是绝对正确的,不存在任何行动拥有绝对的必然性,任何一次行动都完全可以被另一次行动替代。深陷行动动机泥潭的乌尔里希后来甚至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行动能力,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脚步,这一步可以向各个方向自由迈出。”不具备确定性的后果是他只得进一步求助于“柔韧的情感辩证法”,因为既然一切都不是绝对必然的,那么只有当每次进行的行为都和自己内心不相符时,必然性才会受到质疑。换句话说,通过一种和内心想法不相符的行为,乌尔里希解构了内心想法的必然性,强调了与内心不相符行为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必然性降格为可能性,把虚拟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可能性因此能处在一种平衡状态之中。但是这样的结果是使他的“没有个性”更加突出,别人无法通过他的行为看到他的内心,更无法通过他的行为来评判他这个人。小说中,乌尔里希的朋友瓦尔特是第一个评价乌尔里希“没有个性”的人:

  “每一个坏的行为在他看来都显得有其好的一面。总是只有一种可能的关联才会替他决定他该如何看待一件事情。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事物是固定的。一切都是能变的,是一个整体的部分,是无数个整体的部分,这无数个整体大概属于一个超整体,而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超整体。所以,他的每一个回答都是一个局部的回答,他的每一个感觉只是一种见解,而他做任何事都不看重这是什么,只在乎某种居次要地位的“怎么样”,只看重某种配料。”

  瓦尔特还断言像乌尔里希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都是时代造成的。事实的确如此,如果说乌尔里希是一个丧失了行动能力因而也丧失了个性的人,那么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卡卡尼王国就是一个没有个性的民族。小说写到一个国家的居民至少有职业的、民族的、国家的、阶级的等等至少九种性格,但这些东西并非为每个个体所独有,每个个人都像一片洼地,性格的溪流会注入每个不同的个人之中;但同时,每个人同时又拥有第十性格,这第十性格阻止了另外九种性格将洼地似的每个个体的空间填满。现实中看似大相径庭的不同性格其实并无个人性,且它们还都是不完整的。卡卡尼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一个好卡卡尼人在这样的时刻对他是什么人这个问题也会认真地回答说:‘什么人也不是!’”因此卡卡尼人采取的是一种乐观而玩世的态度,人们认为遇到困难时总会另辟蹊径,甚至每一条路都通向好的结果。人们丧失了主体性,被外在世界所控制,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事情控制着我们。”在这种特殊异化语境之中的卡卡尼人们既然已经意识到了主体性的消失,便索性不对每件事情深思熟虑而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接受各种选择,这导致的后果是卡卡尼人们也都像乌尔里希一样总是做出和自己内心思想不一致的行动:

  “按其宪法它是自由主义的,但它受教会的统治;它受教会的统治,但人们却过着思想自由的生活。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正好都是公民。有一个议会,这议会如此强暴地适用自己的自由,以致人们通常都将它关闭;但是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凭借着它的帮助,人们没有议会也能行,而每一回,一旦大家已经对专制政体感到愉快了,王室便会命令重新实行议会统治。”

  卡卡尼人们表面上看起来是随心所欲十分自由的,但同乌尔里希主动自由地遵循“柔韧的情感辩证法”不同,卡卡尼人们是消极自由的,他们“经常感受到自己没有充分存在的理由”。在随波逐流的态度背后是卡卡尼人在必然性和意义缺失之后的盲目,因而这个国家也似乎带有些许后结构主义的色彩因而像一个后现代的国度,尽管世人并不清楚,但卡卡尼在这方面是最进步的国家:“卡卡尼是当代发展阶段上的第一个国家”。

  这样一来,吊诡的事情就发生了:具有“现实感”、依照“不充分理由原则”行事的平行行动的参与者们最终将行动推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何为“真正的”依然不明确,大家不断交谈,可交谈的内容完全和行动无关,行动本身成为了一次没有个性的行动;而具有“虚拟感”、按照“柔韧的情感辩证法”采取和自己内心完全不相符行动的乌尔里希,也因为找不到任何行动动机而成为了更加迷茫的“没有个性的人”;卡卡尼虽然是一个在某些方面最进步的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国家,可它却也只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并不强大的国家,仅仅“保持大国中的第二弱国地位”。似乎无论怎么选择,“没有个性”总是无法逃遁的最终结果,而这个最终结果就如小说开头第一章的标题一般:“显然没有任何结果”。

  3、乌尔里希与存在主义

  同样没有任何结果的是这部巨著,穆齐尔虽然在去世前一天还在对小说进行修改润色,但他终于没有把它写完。它的没有完成,似乎就是对人类未来生活的一个隐喻: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小说对于生存困境的探讨集中体现在乌尔里希这个人物上。从青年时代接受尼采的主张渴望成为“著名人物”,到后来发现军国主义、机器神话以及量化理性中存在的问题后转而决定做一个没有个性的人,甚至到具有一种后现代的解构思维而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乌尔里希走过的路就是整个欧洲在十九、二十世纪所经历的各种精神变革的写照:十九世纪末激进的“90年代”,人们将尼采哲学奉为圭臬;与此同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工业化不断加速,机器理性至上的观点又降临欧洲大陆,而这也伴随着对现代化持悲观态度的现代主义的出现;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资本主义发展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等思想在欧洲大陆甚嚣尘上;然而,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几百年来理性主义的彻底反思,这也促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穆齐尔在一战结束后开始创作,他最初构思的结尾就是要阐明一战前的一切都将最终导向战争。然而,他刚完成这部带有反思性质的小说的第二卷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在讽刺的背后,也透露出穆齐尔小说精准的寓言性质。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毫不吝啬自己对《没有个性的人》的赞赏,他认为这部小说的生命将会超出几十年;而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另一位德国著名作家赫尔曼·黑塞则认为《没有个性的人》的影响将远远超出奥地利。因此尽管穆齐尔没有活到二战结束,但《没有个性的人》依然可以看作是对现代社会的寓言。

  作为一个丧失了行动能力的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显然同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乌尔里希真的就完全是一个消极的人吗?答案是否定的。不同于卡卡尼芸芸众生消极地接受毫无意义的变化因而成为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是主动选择成为一个没有个性的人的。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才华的人,他固然知道接受精神的欺骗会让自己的路途顺利得多,但是他始终认为“只有一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这就是正当生活的问题”,并因此主动选择探求如何正当生活。在小说第六十二章中,穆齐尔写道乌尔里希已经穿着睡衣准备就寝,但他看到窗外的景致后便决定走到花园去,因为“他想亲身体验一下这冷意”。他穿着红色睡衣走在花园之中,在路人看来他也许会被当作一个傻瓜,可是“他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这条路”。这个插曲可以被视为对乌尔里希成为没有个性的人这一行为的隐喻:在阿恩海姆、狄奥蒂玛、瓦尔特等人看来乌尔里希就是一个不可理解的甚至有点傻的人,但他毅然决然走上了没有个性这条道路,并在这条路上不断探索。

  乌尔里希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有着某种存在主义的形而上思想。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存在是自在的,它既不派生可能,也不属于必然,它就是其所是,我们没有办法对此作出任何改变。但是人们拥有选择的自由,自在存在之外还有自为存在这一范畴。自为存在就是人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是自由的,我们能借此自由地构建自我,换而言之就是我们能自由地构建我们的本质:“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由之中。因此我们称为自由的东西是不可能区别于‘人的实在’之存在的。人并不是首先存在以便后来成为自由的人;人的存在和他‘是自由的’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但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因为人们往往会选择拒绝自身的存在,这就是萨特所说的“自欺”:一个咖啡馆服务员在工作的时候本可以是自由的,但是他通过种种理由说服自己继续工作比如书要多赚取一些小费,因此他继续工作,从而也就失去了自由的可能性。人们为什么要自欺呢?因为自由是无限的,是众多的可能性,在种种选择面前自由并不让我们感到愉快而是让我们焦虑不已甚至丧失行动能力,因而自欺就是对这种选择焦虑的逃避。不过事实上自欺的逃避,也是选择的一种,只是这种选择是消极的。

  在乌尔里希看来,这种自欺的做法叫做“按透视法缩短理智”:

  “是它在完成这种每一个晚上的宁静,这种宁静在其一天又一天的延伸过程中产生出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持久感,因为按人群来说,幸福的主要前提绝不是解决矛盾,而是使矛盾消失。”

  这正是卡卡尼人甚至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采取的方式,他们通过自欺以逃避矛盾从而获得心灵片刻的安宁。但乌尔里希选择了一条和世人完全相反的道路,他从不自欺,而是直面诸种选择的可能性,并带着“虚拟感”,借助“杂文体空想”来看待这个世界。尽管他的按照“柔韧的情感辩证法”进行的生活也因为与内心不符而带有些许自欺的性质,但这种自欺并不是消极地去逃避种种尚还为虚拟状态可能性,而是直面种种可能性并质疑由自欺而得到的必然性。他的“杂文体空想”让他成为了没有个性的人,这“没有个性”就是萨特所说的“虚无”,他的“虚无”使他的内心获得了最大意义上的自由。

  然而,获得自由的代价是乌尔里希陷入了“虚无”的深渊之中,他失去了行动的能力,找不到行动的意义。他也像西西弗斯一样,被惩罚推着一块永远无法到达山顶的石头,周而复始永无止境却没有任何结果找不到任何意义。从结果来看,乌尔里希的反抗“没有任何结果”,但若是从过程来看,他的不愿自欺的反抗行为本身就是意义之所在,意义存在于反抗的过程当中而不是体现在最终的结果之上。加缪曾说:“反抗并无解决一切问题之意,但至少能面对一切。”像乌尔里希一样追问与思索的反抗者们是孤立无援的,但同样也是最为充实的,我反抗故我存在,“并非反抗本身崇高,而是反抗所诉求的东西高尚,即使反抗所得到的东西可耻可鄙。”

  如果说乌尔里希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反抗者,那么小说作者罗伯特·穆齐尔就是赋予乌尔里希以反抗力量的源泉。正是他的思索与叩问,才使得一个始终反抗着的乌尔里希跃然纸上。他清楚地知道没有个性的危害:“也许我们有理由害怕,如果不把自己的个性塞进某个公共认可的口袋里,那我们的个性就会像粉末一样四散开来。”但他依然苦苦进行着思考,他思考着像乌尔里希这样的个人的处境,思考着卡卡尼整个民族的未来,更对整个欧洲投去深深的关怀。他承认欧洲存在着诸多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来看是“无救的”,但他又对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说嗤之以鼻;他不愿做一个自欺的人,他要用自己深沉的哲思来反抗世界的必然并直面另一种可能;他亲身接近着存在最荒芜的沙漠,并探索者一个又一个星星点点的绿洲。在穆齐尔生命的最后阶段,在无家可归颠沛流离之际,他仍坚持探索着文学与思维的边界。尽管他因此而遭遇了严重的精神问题使得小说写作无法继续推进,最严重时甚至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生,《没有个性的人》最终也没有完成,但他已经在反抗的道路上走得足够远,他的直面这些生存困境的勇气足以让他在文学史上甚至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他没有找到解决生存困境的答案,但他的反抗的精神将是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穆齐尔在散文《精神与经验》中将他反抗的勇气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在这里以此作为全文的结束:

  “标志和确定我们的思想状况的,恰恰是已经丰富到无法把握的内容,是不断膨胀的事实知识(包括道德事实),是经验在自然表面的四散流淌,是那种无限的东西,是由那些无法否认和忽略的东西构成的混乱。我们要么毁灭与此,要么就作为一种心灵更强大的人种克服它。因此,借助一种伪怀疑偷偷抽取掉事实所具有的事实分量,借此把这种巨大的危险和希望像变戏法似的变没,这种做法在人的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个性的人》读后感(五):《没有个性的人》,穆齐尔,卡夫卡

  不得不承认,《没有个性的人》的阅读是一个绵长、困惑、偶尔略感痛苦的过程。读着一页连一页几乎不见分段的文字直至筋疲力尽,时常如坠五里雾中。本书庞大的体量令我很难对它做出整体上的评价,故仅仅挑选出几处镶嵌于哲思之中阅读的惊喜略作评论。

  菲舍尔经理家中层层叠叠的分歧,阿恩海姆与狄奥蒂玛间几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暧昧,索利曼与拉喜儿闹剧般的私奔,等等——穆齐尔的笔锋游走于此般种种纷繁的人际中,将人物掺杂着太多微妙情感下与他人之间不可名状的关系刻画得细致入微,达到一种难以企及的真实。乌尔里希误被带走审问令我想起卡夫卡《审判》中K那荒诞不经的遭遇;莫斯布鲁格尔则是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杂、分裂、恐怖的人物;“平行行动”更似哈布斯堡王朝日落西山之际上流社会最后的狂欢。

  穆齐尔也许是最能与卡夫卡形成对照的作家。穆失却了卡的敏感、多虑,更无卡“每一个事物后都有要杀害自己的杀手”的“幻觉”。穆拥有卡所不具备的普鲁斯特式的广博。这一点注定使他不会去写短章,而是投入连能否完成都是未知数的长篇。乌尔里希、狄奥蒂玛如K般姓名残缺不全,“平行行动”与“进入城堡”、“被提起诉讼”一样的荒诞。作为战后被重新发现的作家,穆齐尔无愧为“后至的”与卡夫卡平起平坐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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