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者经典读后感10篇
《耳语者》是一本由[英] 奥兰多·费吉斯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页数：74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第一次听说费吉斯《耳语者》一书，是在一篇文章里。其中讲到了关于学者费吉斯的八卦，提及他所著的一本关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研究著作。虽然对于书的内容不是很清楚，但对书名“耳语者”这个说法，一下就记住了。因为我一直认为，在学术界目前还缺少一本书，来研究如苏联这种极权社会里，私人的生活究竟是何种形态？在普通的认知之中，在这样一个公权严重侵入私人领域的社会中，公共舆论的小声嘀咕、与遍布社会角落告密者，会是一种异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费吉斯的书名“耳语者”三字，恰如其分地抓住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因此，就一直等待着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一书，确实也未让人失望。厚厚的一册，其中的内容，均为作者采访当事人或者其家人所得，算是口述历史。书中所采访的人物，相当的广泛，亦是覆盖了社会的各阶层。他们均是自己或者家人在斯大林时期受到冲击，很多被枪决，绝大多数都被禁于古拉格。他们所讲述的，均是自己或者家人的亲身经历，读来颇让人触目惊心。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曾写到，他所采访的那些亲历者，在书出版之时，至少有27位离开了人世。作者为历史留下了他们的见证，对于这些历经苦难的人来说，亦算是一种安慰。
作者将本书叙述的时间限定于1924年到1953年近三十年间，这恰是斯大林当政的三十年，同时也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中最为恐怖的三十年。其实，这个时间限定，并不意味着在苏联七十多年历史中，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或者并不严重，其实这种骇人的政治迫害，一直贯穿于苏联历史之中。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前期古拉格最大量的犯人，即是来自于苏维埃革命的敌人，以及为数众多的富农。列宁时期的恐怖，一点也不次于斯大林。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及电影《契卡》，均提供了大量这种血淋淋的例证。在斯大林死后，这种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虽有减缓，却并未绝迹。《耳语者》中的一些人物，他们就是在1953年之后被逮捕入狱的。
在整个斯大林时期，除了整体上的政治高压政策之外，还有三次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三次政治运动皆造成了大量人员进入古拉格。费吉斯在《耳语者》中，也是按照这一划分进行叙述的。
第一次是集体农庄化运动，苏联广大乡村之中，许多拒绝交出土地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还未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到多少益处，就转眼变成苏维埃的敌人，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构成俄罗斯民族最基本的分子，他们的悲惨故事也最让人动容。几乎是整家整户整个家族都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或进入古拉格系统，或被徒于西伯利亚荒原。大多是妻离子散，天各一方。可惜这些所谓的富农大多是没有文化的小农，他们无法张嘴说话，即使是解冻之后，亦属于苏维埃的敌人。因此关于他们的经历，更是弥足珍贵。
当然，最为著名的当属1938年到1939年之间的大清洗运动。这次运动让古拉格迅速在苏联星罗棋布，他们的涌入也让古拉格人满为患。这次运动其实是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进行的清除党内对手及其他派别而进行的运动。这次大肃清的影响相当深远，人们了解最多的也是这次运动。在费吉斯的书中，关于这次运动的资料亦属最多，且有更多的人活到了能够讲述这段历史的时期。此次的受害者大多属于社会的中上层，是苏维埃政权的受益者，其中许多人在苏共党内或者政府之内的职衔并不低。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由于斯大林寄望于人民的支持，因此尽管战事惨烈，战争中所死亡的人数也创下恐怖的纪录，不过对于普通的苏联人民来说，这几年却成为斯大林时期最为宽松的年代。毕竟，人们耳语的声音可以大一些了，人们耳语的对象也多一些了，人们耳语的内容范围也宽了许多。作者在书中写到了几例这样的情况，前线的战士也可以公开议论以前被视为禁忌的内容，也可以比较大胆地指责上层的错误了。虽然战争中的生命也许转瞬即逝，但一直伴随着苏联人民的政治恐怖感，却松弛了许多。
不过这种短暂的宽松，也很快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告终止。战后又迎来了另一波恐怖的运动，这次的目标是所谓的自由改革派，就是苏联党内及军内的中高阶层。特别是一些很有战功的军官，如朱可夫等，他们声望日高，斯大林视他们为敌对的权力中心，觉得他们构成了对于他个人权威，以及当前僵硬制度的极大挑战。这次清洗，又有大量的人重归囚牢，而因战争战胜而重新燃起的改革愿望，很快就被扑灭，人们又重新沦入战前的恐怖气氛之中。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社会中，谁都无法逃离这种社会的清洗，谁都只能成为耳语者，防范着他人，甚至自己的亲人。三次大逮捕运动，从革命的敌人、富农，到知识分子，再到苏维埃的高级官员，都有遭到逮捕的危险，都会有着经历恐怖之时。在斯大林时代，各个阶层至少在这个方面是平等的，他们都是耳语者，耳语着自己的想法，或者将别人的耳语举报。他们同样出入古拉格，同样经历着苦难。
作为一个独 裁 者，斯大林自他掌权之时起，就在苏维埃大地上经营着恐怖，就在整个社会传播着恐怖，他是在用恐怖来巩固自己的权势，用恐怖来阻止他人对于自己地位的觊觎，让所有的人匍匐于自己的权威之下。这基本上是所有极权国家当政者的共同套路，他们利用手中的强权手中的国家机器，去制造恐怖，营造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有人天真地认为，那些制造恐怖气氛的统治者，一定是有着心理疾病，是个精神病患者。其实，恰恰相反，他们有着相当精明的大脑，他们知道如何施展统驭之术。
唯有恐怖，才是极权的精髓。只有当恐怖弥漫之时，人们就会为了保住性命，放弃自己的观点，拚命地进入当权者所设置的情境之中，按照他们的思维去思维，按照他们的指令去行动。这样统治者就能很方便地做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自然也就让自己的权力之位永葆无虞了。如何制造恐怖气氛，《耳语者》中的诸多案例，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说明了。正如前述，斯大林时代他进行了三次大的清洗运动，其实质就是制造恐怖。他在位期间，不停地将各阶层的人列入敌对分子，将他们送进古拉格，甚至枪决，这样让全社会都人人自危，每个人都无法确保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这样的社会，谁还敢有不满之意？谁还敢有觊觎权力之心？只能拚命地向着权力靠拢，能够苟活已是最大的幸福。
耳语者只能产生于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只能产生于恐怖之中。耳语者盛行的社会，一定是个不自由的社会，一定是个极权的社会。一个人连真实想法都只能私语，一个人只能靠着告密他人才能生存，这样的社会却能够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地出现，确乎是人类文明的悲哀。费吉斯教授能够在研究苏联社会时，提炼出这样一个概念，确实是很有慧眼的。可惜的是，他的书中，多的是那些小声嘀咕者的经历，是那些被举报者的惨痛回忆，而对于那些告密者的故事，对于他们的为何而举报，举报之后享受到什么样的益处，是否有着良心的折磨，却少有提及。当然，原因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如此庞大的古拉格队伍，我们可以猜出，在苏联告密者的队伍也绝不会短。东西德合并之后，所公布出来的档案，已经让我们吃惊不小。那么苏联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费吉斯在此书中另一让我佩服之处，是他提出了普通斯大林主义者这个概念。
《耳语者》的第七章，标题即为“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费吉斯以此来指代1945年之后至斯氏死时这段时间里，那些在苏联社会里迅速崛起的新阶层。费吉斯形容他们为技术和管理的新专业精英，他们不同于战前的苏维埃干部，他们有专业知识，有更加开阔的视野。这是斯大林为了不被战后所勃兴的政治改革要求所冲击，而打造出来的一个专业阶层。这是一种利益交换，斯大林以此来维护政权的稳定。这个阶层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相应地位和物质享受，而付出的则是对于斯大林式极权政权的忠心耿耿。
费吉斯在书中引用了接受采访的一位逃亡者的话：“苏维埃行政官员中最常见的，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信徒和积极分子，而是那些野心家，虽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执行它的各项命令。通过这些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即尽心尽职的数百万技术专家和低级官员，苏维埃政权趋于常规化，其行为变得官僚化，当初导向大恐怖的革命冲动，逐渐转化成忠心耿耿的专业精英的四平八稳。”这句话非常精确地表现出了这些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特点，也阐释了斯大林极权政权后期的统治权术的嬗变，即从恐怖统治逐渐进化为官僚统治，从血淋淋的政治斗争，转变为沉闷的制度化严控。
在统治者权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普通百姓的应对方式也逐渐发生改变，从耳语者变成了戴面具的人。从小声嘀咕表达不同的意见，变成了将真实的想法藏在心底，而外在的言行则不折不扣地执行着党的命令。用书中的话来说，即是“掩饰一直是苏俄必要的生存技能。但在战后，阶级出身和政治热情逐渐让位于外表的遵循和顺应，戴上面具的艺术能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费吉斯认为，“在公共角色中完全丧失自己的毕竟还是少数，分裂的身份也许更能代表苏维埃的心态”。
其实不仅是作者所指的那些技术专业阶层是普通斯大林主义者，整个苏联社会到了此时都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因为战前由斯大林所制造的那种恐怖，已经渗透进每个苏联人的灵魂之中，控制着他们所谓的思维，以及行为。他们被那种恐怖的气氛吓破了胆，拚命地让自己的行为适应着统治者的一切要求。在某种形式上，他们已经成为斯大林手中的牵线木偶，随着极权者的节奏而跳舞。他们认同于迫害施加者的思想，同时也认同于他们的任何一点变化。当斯大林需要一个听话的忠心耿耿的专业主义者时，他们也适应着形势，努力让自己做到这一点。
整个的苏联社会，犹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把统治者的想法视为自己的想法，把统治者的利益也视为自己的利益，他们在苟活的同时，也在拚命地维护着这个迫害着自己的极权体制。在战前，他们作为耳语者的角色，或多或少有着一些反抗的意味，尽管只是小声的嘀咕，毕竟表达出的是自己真实的想法。而此时，这种小声嘀咕型的反抗也彻底消失了，他们只是将想法死死地压在了心底，却在行动上积极地响应着当政者的要求。苏联至此，湮没无声。费吉斯引用了博尔切戈夫斯基的话说，“这一时期的迫害和参与者的作为，都植根于无孔不入的对斯大林政权的顺从——即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定义所在。”
这才是最为可怕的。整个社会的顺从，整个社会的沉默，即使是在斯大林死后，苏联社会仍然是按照斯大林的节奏在运转。哪怕是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时期违反人性行为的揭露，也未能改变苏联社会戴着面具生活的现状，只是让人们稍稍回复到耳语者的状态，对于政治有了一些窃窃私语。到赫氏的鲁莽冲动被勃列日涅夫的沉闷严控取代之后，这些苏联人民重新做起普通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以着自己的忠心与勤恳，维持着这个体制的缓慢运转，度过了勃氏漫长的十八年的沉闷统治时期。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才慢慢地将苏联从普通斯大林主义的梦中惊醒。
《耳语者》一书，我一直认为关于西蒙诺夫的过多描写，是其唯一失败的地方。这些描写，使得本书在很多地方看起来，就像是那个小丑般诗人的传记，也使得这本书变得太过于冗长了。由于作者将西蒙诺夫及其家族的经历，作为了该书的主线之一，作者关于他的很多史料，都来自于西蒙诺夫的后人，因此作者在书中对于这个诗人，有着过多的美化，而忘了西氏作为斯大林时期最为得意的文人，对于其他作家及诗人的迫害，他将他的很多同事送进了古拉格，其中的一些甚至丧失了生命。
西蒙诺夫可以说是当时最为著名的耳语者，当然他无需耳语，他掌握得有扩声器，他没有自己的观点可供耳语，他的观点就是斯大林的观点。之所以说他也是耳语者，在于他只是将他人的耳语举报给了最高层，他是个告密者。他用告密，向斯大林表达了自己的忠诚，也换来了荣华富贵。虽然他在晚年也反省了自己的行为，并且做了一些忏悔，但这种忏悔有什么用呢？被他送入古拉格的，心灵与身体的伤痛，会伴随着他们与家人终身；而那些被枪决的，也无法再活过来听着他忏悔了。而且谁又能否认，他也许只是又戴着另外一副面具？
不过，恰恰是西蒙诺夫的形象，又为费吉斯的普通斯大林主义者概念，做出了最佳的诠释。终其一生，他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他自己也始终很自豪地宣称着这一点。从其一生的行为来看，他确实如是。他与作者在书中所定义的普通斯大林主义者，没有任何的区别。尽管他身居高位，但仍只是斯大林所利用的人，他只是斯大林手中牵线木偶中的一个，他的存在只是因为他毫无保留地向斯大林效忠。事实上，前述博尔切戈夫斯基所下的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定义，恰恰针对的就是西蒙诺夫的行为。博氏也是西蒙诺夫的受害者之一。
西蒙诺夫从基出身来说，本来绝不可能成为斯大林主义者，他出生于一个贵族的家族，他的家庭成为红色革命的牺牲者，然而最终却成了普通斯大林主义的完美标本。促成他成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应该是斯大林所制造的恐怖。他害怕自己像家族其他成员一样，成为这个制度的又一个牺牲者的恐惧，已经深入其骨髓之中。他只有让自己成为这个体制这种思想的一部分，成为他们的化身，他才能感觉到安全。久而久之，也就迷失了自我。想一想，西蒙诺夫一生，也真够可悲的。
我们周围，还有多少像西蒙诺夫这样的普通斯大林主义者在游荡呢？这才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耳语者》读后感(二)：同谋者和受害者
《耳语者》这本大部头的书陪伴我度过了将近三个月。纪录片式的写法用最平淡又最真实的语言临摹了人们的心理。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在思索『究竟是何种政权能在压迫人民的同时获得人民的感激？』答案就在遗留的在时间流逝中被更改的记忆里以及身处其中无法摆脱以至于应运而生的逢迎心理里。苏维埃政权在极大的方面改变了俄罗斯人的习惯，先是使用强力命令国家机器让他们屈服，再是利用自我保护的心理，让幸存者无限地与时局亦步亦趋来保全自己，最后让这种时代的遗产保留给后代，让『畏惧权威』『缄默』『顺从』等民族特性贯穿在他们的思维中。苏维埃政权消耗着人们对无产阶级政权的热忱和理想，并将其转化为使人民顺从国家的工具。以至于俄罗斯老一辈如斯得哥尔摩综合症一般至今还迷信权威政府——年轻的一代却在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下快将苏维埃政权的历史永久地忘却了。 而那些在强权下求生的人民们——他们即是受害者，又是同谋者。
《耳语者》读后感(三)：山寨的历史
在看梁文道推荐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第一篇的标题是“1917年的孩子”，里面提到，那个时候坏心眼的邻居会嫉妒别人的生活，然后去捏造各种谎言告密，把被告密的家庭和富农或者反革命联系在一起，然后这家爸爸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妈妈被送到劳改营，孩子被送到孤儿院。告密者则搬到这家人的家里，用着他们的家具，为自己生活条件变好而庆幸。所以那个年代出生的小孩，从小就学会小心翼翼地生活，管好自己的舌头, 以免让全家遭殃。那时候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中层官员的女儿如此回忆：“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
这让我想起我妈提过的一件小事，她是这样说的，“我大概五岁的时候，那时还住在北京。不知道什么时候听我爸在看某部电影的时候顺口说过，“看来，美国的人民还是好的。”我那时候太小，话都说不利落，某天就嘟嘟囔囔地突然冒出来一句“美国很好！” 当时我爸我妈脸色就大变，马上关上门，质问我，“是谁告诉你的？你是从哪儿学到的？你疯了吗，怎么这样的话也敢说？” 我极度无辜地说，“这不是你们说的吗？”他们更生气了，气急败坏地吼到，“放屁，我们怎么可能会这样说呢？” 除了被狂风大雨般大骂一顿，作为进一步惩罚，我被关了半天的禁闭。自那以后，一听到“美国”两个字，我就立刻自动噤声。“
1928年，斯大林开始把传统的家庭农庄进行彻底的改造，实行集体化农庄，一劳永逸地消除“富农威胁”。被冠为“富农”的种地能手，全都被流放到劳改营，财产被剥夺， 马、奶牛、羊、农具都被集体农庄拿走，孩子被送到孤儿院。37年至38年的“大恐怖”，就叫“富农行动”，几乎67万人被逮捕，多于37万人被处决，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前“富农”及其家人，他们服完8年徒刑，从劳改营刚刚归来，即惨遭厄运。“富农”出身意味着，不能报考大学，不能居住在100个主要城市，只能去条件最恶劣的北极流放地或劳改营，永远无法成为社会上的平等成员。想要争取一线生机，只能想法设法隐瞒自己的身份，并且最好和一个出身好并且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人结合。有些这样隐藏身份的人都以这样的方式寻找到了伴侣，终生不说出关于自己出身的秘密，最难以置信的是，双方都在隐藏身份，两人共同生活几十年，都以为对方是来自无产阶级家庭，而对对方的真正过往一无所知。
刚刚过去的举国欢庆的国庆节，全家一起去爬白云山，一对长相很和善的中年夫妇迎面走过，和我妈点头打招呼，我妈也向他们打招呼，然后大家继续往前走。刚走过没几步，我妈立刻和闫叔叔故意压低声音，脸上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她在说八卦的表情，然后以整个白云山都能听到的声量说，“他就是那个在我们队写情书的！” 还没等我发问，我妈马上就要大方地和我分享这个“秘密”。话说她71年还在雷州半岛下乡的时候，有个叫维珍的当地的农村姑娘，大眼睛，水汪汪的，特别漂亮，一笑脸色就有两个小酒窝，性格也好，喜欢和知青们玩儿在一起。她干农活特别干净利落，总是又快又好。比如除草，别人锄草，满头大汗，搞得自己也浑身是草，她呢，好似在慢慢悠悠的锄，草却锄得一垛是一垛的，四周还平平整整；又比如给橡胶树积肥要在树旁的泥地上挖一个半米见方的压青坑，知青们都挖得不仅自己身上全是泥，挖出的所谓压青坑还高低深浅都不像个样子，她呢，个子不高，力气似乎也不大，却能把坑挖的四平八正，好像是用机器挖出来的一样。 她家呢，出身也特别好，曾经很骄傲地和大家说，“我们家，除了我嫂子是中农，全都是贫农出身！”很多男知青都暗地里爱慕着这个美丽可爱出身又根正苗红的姑娘。知青里有个叫阿新的男孩，长得很清秀的，队里的当红小鲜肉，就是那个刚刚和我妈妈打招呼的叔叔，他家估计是广州的职员或者小商之类的吧，肯定跟人家贫农出身没得比啦。但是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他居然鼓起勇气，给维珍写了一封信，表白心迹。维珍呢，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把这封信交给生产队的领导了。一下子，全队都知道了这件事，阿新被全队公开通报批评，羞愧之极，好长时间都在队里抬不起头来。前几年，我妈回雷州半岛看看农场的老朋友，又重遇了维珍。她已经生了四个儿子，最小的儿子还没出生的时候，丈夫在挖水井的时候出了意外，发动机漏电，于是就被电死了。她一下子成了四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只能承包了一些橡胶树，割胶卖给农场来勉强维持生计，挣了命去拉扯着这堆孩子，可惜孩子长大了也没什么出息，总嫌辛苦，不爱干活儿。好不容易自己的孩子养大了，又得给大儿子带自己的孙子，带大了一个又开始带第二个，和我妈差不多的年纪，看上去却要老好几十岁。阿新呢，回广州以后娶了一个美丽的贤妻，开了一家婚纱厂，前店后厂，自己做自己卖，很多同学都在他家置办婚纱，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现在退了休，两口子天天爬山养老。我妈于是就很感慨，觉得维珍那时的做法太傻了，怎么可以马上就把信交给领导？怎么可以轻易就辜负了那么好的男孩？闫叔叔说，谁都跑不出时代的圈子，当时那个环境，大家都害怕和出身不好的人在一起，最好找个贫农家庭，把自己的家底洗干净，普通老百姓哪里会想到将来会有那么大的改变。
千千万万的人生活在被无底线山寨版的后现代独裁体制，前面有什么真的很难看到耶。
《耳语者》读后感(四)：斯大林的恐怖时代
苏联的耳语时代是一个恐怖的时代，颠倒黑白、全民洗脑、全国动荡、心理扭曲……
在一开始，苏维埃信仰是充满诱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们投身其中，感觉到一种逃避自身困境、加入到更大历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后，这个新宗教不仅准备引领你的灵魂，还准备摧毁你的任何其他选择，除了跟随它，你毫无选择。
这本书中有一个故事给我很大触动，一个父亲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从来没有打骂过她，有一天，女儿回家很晚，没带钥匙，敲了几下门，父亲开门后，脸色煞白地打了她的脸。只因为人民内务部经常在这个时间点“查水表”，然后把人带走，这个父亲以为轮到他了。一个普通的家庭紧张到这种程度！
这样的故事有几十个，不同受害者的讲述，组成了整本书的框架。受害者有富农、军人、高官，最让人害怕的地方就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被随意划分到迫害阶级中。
（一）
那个时代是人类史上罕见的人为灾难。
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且无法约束这种权利，那么，这个国家就进入了一场赌局，赌上的是每个人民的幸福、生命。赢了，会“集中力量把大事”，国家高效运转，经济突飞猛进，文化百花齐放；输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几代人翻不了身。苏联赌输了，大规模的逮捕、枪决，不幸降临。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和1938这两年，至少有681692人，可能更多，因“危害国家罪”而被枪决（姑且借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在1921到1940年之间判处死刑的政治犯中，这占了91%）。这两年中，古拉格劳改营的人数从1196369人增至1881570人（该数字不包括至少14万死于劳改营的人和数字不详的死于流放途中的人）。苏维埃历史上的其他阶段也见证了对“敌人”的大规模逮捕，但从未有这么多的处决。大恐怖中被捕的人中，超过半数后来被枪决。』
（二）
那个时代检验了人心的底线。
告发他人，可以让自己免受迫害，可以得到优渥的物质条件，这仿佛是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了。每个人都可能被告，每个人又都是告密者，国家机器布下这张网，让每个人自动为其服务，只需等待收网，查看收获。整个一代人的心灵被人为扭曲。
『她自觉委屈，一下子泪水涟涟，怪罪于父亲。过了一会儿，便将之忘得一干二净。多年之后，她才忆起父亲苍白的脸色、沉默和那记耳光毫无疑问，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人。她带着极大的痛苦告诉我这个故事，为她自己及整整一代人的不谙世事深感歉疚。』
（三）
那个时代揭开了人性的复杂面目。
一个家庭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弟弟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有的被捕后直接枪决，导致整个家庭破裂。这个家庭唯一的幸存者，不仅不责怪、仇恨当权者，而且由衷地拥护斯大林，认为家庭成员的不幸是由自己造成的。
『研究公众意见的全俄中心（All-Russia Centre），在2005年1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42%的俄罗斯人希望“像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重新出现（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60%支持“新的斯大林”）』
那个时代，其实就潜伏在现在！
《耳语者》读后感(五)：The Whisperers
首先， 在此想以阿伦特“绝对的恶”和“平庸的恶”来解释《耳语者》。
“绝对的恶”
在以大恐怖为高潮的年代，人们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暴力机器的压制下，成了权力祭坛上的供品。这种祭祀有两种形式：一是将恐惧与信仰、热爱、私心混杂在一起，争先恐后的举报他人；另一种则是变成“沉默的大多数”，对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道德妥协抑或是装聋作哑——这两种怪胎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绝对的恶”种下的苦果。任何的形式的思考和质疑都有被极权主义国家机器碾过的可能，最多只能在私人领域的“日记”里极为小心的呈现。造成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这就是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持久成就。
”平庸的恶“
阿伦特在如何对待犹太人大屠杀记忆的问题上提出，如果人们对邪恶不那么合作，不那么顺从，那么邪恶是不是还会这么畅行无阻？
费吉斯写道：“1956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斯大林罪行的数百万人，继续过着他们的“正常生活”。他们中有的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狱警直接参与其中；其他的作为各地的官僚直接参与。他们大多数人都能逃避内疚，自觉或不自觉地设法忘记自己的过去，借助意识形态或其他虚构的遁词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是以“不知情”或“只是奉命行事”的理由来申辩自己的无罪。“我的工作没有伤害他人，只是在为政府服务。”
《耳语者》中的苏联历史是以战争为界，划分成两段的：在战争前是令人魂飞魄散的“消灭富农”和大恐怖，在战后则是相对平稳的“小恐怖”，彼时西方的思想潮流已进入知识界，党的威权和全面控制已然有了松动的迹象。如果说在叶若夫年代，人们因对暴力的恐惧和信仰的虔诚而尽力保护自身利益，为生存下去的可能而妥协，那么战后“恐惧”二字便不能成为为自身的懦弱和道德妥协辩护的理由。
徐贲在《卡兹纳与艾希曼：往事和争议》一文中描述了艾希曼的故事。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情报部门逮捕了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他负责将300万犹太人遣送到死亡集中营，被称为"死刑执行者"。艾希曼被逮捕后于1961年2月11日在耶路撒冷受审，1962年6月1日被处以绞刑。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在大屠杀中犯下了弥天大罪，而他的动机却是极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艾希曼确实没有任何动机，……用通俗的话来说，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艾希曼的邪恶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权统治将人变为多余的"伟大事业"，并毫无保留地将体现这种"伟大事业"的法规当作最高的道德命令。从根本上说，他所体现的平庸邪恶指的是无思想甚至无动机地按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正因为艾希曼太"平常"，"因而显得格外可怕，……他比想象的更接近地狱的生活"。
联系到《耳语者》，正是苏维埃从普通群众、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乃至像西蒙诺夫这样的高层领导，在面对极权制度的循规蹈矩和犬儒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绝对的恶”的帮凶。他们是在极权制度中起作用的个人。
在战后，苏维埃的专业精英们为了在社会阶层体系中的攀升，而心甘情愿地执行政权的各种命令并合理化。正是这些“技术”和“官僚”，在极权制度中起了不可或缺的“螺丝钉”作用，使国家机器的运转更为有效。无论是受私心控制，还是缺乏勇气和道德，他们都是这种“平庸的恶”的责任主体。
第二个问题是革命。
关于革命
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在《希望反对希望》一书中指出，革命其实是来自某些理念，即所谓不可辨驳的科学真理，为此着魔的人们认为可预见未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其实这是一种宗教，新的信条对建立人间天堂的承诺，取代了另一个世界的回报。为此，人们放弃了对科学真理的任何怀疑。但由于革命对历史进程的改道以及对其阐释权的垄断，血腥的暴力与集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加缪曾说：“我们这几代人，除了革命没有其他信仰，这正是悲剧所在，因为革命即使在取得成功时，也仍然向我们展现出恐怖的一面。……革命既不是目的，也不应该成为信仰的对象，它是服务正义和真理的一种方式。如果革命没有为其目的服务，正如当前显而易见的那样，那么就应该承认并且说出来。” 加缪与萨特曾有一场关于暴力的合理性问题的争论。加缪坚持以反对暴力为基本人道价值的“形而上反抗”，不赞成以未来的名义实行暴力和“历史反抗”。而萨特则指责加缪置身于历史之外，是一个空洞的、实际上不道德的道德主义者。（见徐贲《干净的手与肮脏的手：知识分子政治与暴力》）
知识分子与政治
在《耳语者》中，正在创建一个新世界的错觉，导致许多人（包括大量的西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对斯大林政权产生幻想。许多苏联知识分子也受到这种乐观气氛的席卷，对斯大林政权以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恐怖行径视而不见。正如高尔基从未去过白海运河（由大批苦役犯修建），却相信劳役的救赎功能，称“我们需要更多像索洛维茨基那样的劳改营。”他们以抽象的准则（“不打破鸡蛋壳是无法煎成鸡蛋的”），为大规模逮捕作出辩护。
联想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后的数次运动，似乎皆是对未来许以乌托邦式的承诺，于是狂热的理想和激情盖过了心灵的独立思考，“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似乎使暴力变得合理化，甚至成为天真的想要创建新世界的知识分子悲剧性的宿命。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体系中一直是作为思想自由的化身，然而在这时候，其理性和道德判断竟然脆弱的如此不堪一击。这不禁形成了一个悖论：他们信仰的价值——公共服务让他们与政权合作，成为有社会作用的自由主体，而他们的才华又使得制度之恶的危害更为深重。这一困境应该如何解决？
《耳语者》读后感(六)：“年度十大好书”，摘
人品不高，用墨无法。 本书作者，其行文特点、写作态度、立意、手法、风格、叙事技巧，以及主观倾向性，与同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梁思成和他的时代》的作者朱涛（当下所谓建筑评论小圈子里的一香港写手）有相似之处。若对照着读，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问题。 鉴于已有人写了稍微详细的介绍，就不再另动笔记录了，以下为相关论述的摘引。 ——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由英国苏俄史学者、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撰写，出版于2007年。201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理想国译丛”中的一种被引进国内，引发知识界的关注。 1、费吉斯的“过去” 1988年，一个专门收集斯大林时期受害者和幸存者档案的纪念协会（Memorial Society）成立，该协会由苏俄历史学家和一些人权机构组成。费吉斯《耳语者》所使用的主要史料就来源于该纪念协会多年来收集的档案文献。 依据纪念协会所提供的俄文原始材料，研究者瑞得韦和科恩经过调查、对比，发现费吉斯在《耳语者》中的引述存在问题。事实上，这不是费吉斯第一次遭遇此类的指控。 1997年，费吉斯的首部著作《一个民族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出版，苏俄史专家的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发现其中的学术问题。 2002年，费吉斯的俄国文化史著作《娜塔莎之舞》（Natasha’s Dance）出版，起初受到评论家们的热烈追捧，然而剑桥大学教授蕾切尔·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却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撰文进行批评。波隆斯基在文中指出了费吉斯著作中各式各样的瑕疵，包括费吉斯在借用他人观点时缺乏足够的注释。 美国历史学家普里西拉·罗斯福（Priscilla Roosevelt）还曾写信给瑞得韦和科恩说：“费吉斯把我在《俄国的田庄生活》（Life on the Russian Country Estate，耶鲁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使用的回忆材料暧昧不明地写进自己的书中。” 另一位重量级的学者比尼恩（T.J. Binyon）对《娜塔莎之舞》也发表了不免刻薄的评论：“书中俯拾即是的史实错误，比瓦隆布罗萨秋天的落叶还要多。” 2、《耳语者》有“硬伤”？ 费吉斯在2009年表示他的《耳语者》出版计划被取消，是由于“政治压力”，因为他对于斯大林时期的研究会给普京政府带来麻烦。但，另一方面，瑞得韦和科恩却指出费吉斯这本《耳语者》之所以没能在俄罗斯出版的原因，并非像作者所声称的那样出于政治因素，而是莫斯科的出版商发现书中有很多错误和不实陈述。另外，已经有许多俄罗斯历史学家在俄罗斯出版了未遭审查的关于斯大林时期的研究，所以《耳语者》没有理由因为“政治压力”无法出版。 2010年夏，珂帕斯（Corpus）出版社、纪念协会以及拥有《耳语者》俄文版权的戴娜斯提亚（Dynastia）基金会，曾经派出代表聚在一起，共同讨论研究人员所发现的《耳语者》引用的史料问题。 他们试图挽救这个出版项目，但研究人员的记录中满是“时代错误、歪曲解读、低级错误、纯属扯淡” 等评语，所有《耳语者》引用的“事实、日期、名称和术语，核心人物的传记，都需要核实”。 由于书中的错误过多，出版商最终决定取消《耳语者》俄文版的出版计划。在重新核实了相关资料后，戴娜斯提亚基金会于2011年4月6日给费吉斯的伦敦文学社发函，告知他这个决定。 事实上，仅仅阅读过几章《耳语者》，纪念协会就发现了太多虚假描述斯大林受害者的生活故事，一名在相关领域研究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女性学者说：“我在阅读此书并作修改的时候，简直都快被气哭了。” 经过引文核查后，纪念协会对费吉斯也颇有微词。在一封信中，纪念协会的一位资深人物对费吉斯评价道：“我们许多人已经对他形成这样的看法……一位平庸的研究者，不擅于处理材料，只会一股脑地做选题，但不可否认，他是个充满活力的天才商人。因此以后我们不想把他的名字和纪念协会联系在一起。”尽管存在着诸多瑕疵，《耳语者》至今仍受到许多西方读者的推崇，甚至把它作为研究苏联历史的典范。因此，瑞得韦和科恩的文章似乎就是在提醒全世界的读者，阅读费吉斯的作品时必须得细心谨慎。 为了使他们的批评更有说服力，瑞得韦和科恩在文章中列举了三个例子： 例一，关于纳塔利娅·丹尼洛娃（Natalia Danilova）。“费吉斯歪曲了她的家族史，并捏造了她的言辞，很明显是想证明他著作的题目：除了一位姨妈外，‘其他人如想要表示异议，只得窃窃私语。’”（中文版第267页）然而这句“引述”却不曾在纪念协会采访丹尼洛娃的实录中出现过。 例二，“费吉斯为了达到戏剧性效果，捏造了很多‘事实’。”《耳语者》中说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Mikhail Stroikov）在尚未完成学位论文时被捕，最后获准在监狱继续攻读，甚至回到建筑学院完成论文答辩，“要是没有政治警察的帮忙，米哈伊尔这样的特殊待遇，肯定是不可想象的。他有两个叔叔在政治保卫总局供职。”（中文版第227页）然而，纪念协会的档案中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斯特罗伊科夫有叔叔之类的亲戚，也没有他曾接受过密警帮助的证明。 费吉斯还称，为了帮助斯特罗伊科夫的家人，他的一位朋友康斯坦丁被迫流亡，最后“被捕，监禁一段时间后被枪决。”（中文版309页）事实上，他的这位朋友并没有被逮捕、囚禁和枪决，而是活到了将近90岁。 例三，费吉斯篡改了狄娜·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Dina Ioelson-Grodzianskaia）的经历，她是一位在古拉格呆了八年的幸存者。费吉斯弄错了她所呆的集中营后，说她是“古拉格系统中的‘模范囚犯’，担任专家工作，与劳改营当局合作，以换取小小的好处，但在劳改营却是生死攸关的。”（中文版第380页）但从费吉斯的采访中并不能看出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曾是个“模范囚犯”或曾享受过任何特权。一名纪念协会的研究员对此评论道，费吉斯的叙述简直就是在“赤裸裸地侮辱一个囚犯的记忆”。 瑞得韦和科恩说：“《耳语者》对于我们这些曾经长期生活在斯大林或其他苏联时期的受害者来说，缺陷是非常严重的。对于许多俄罗斯人，尤其是幸存者的家人来说，斯大林数以百万的受害者们就是一个‘神圣的记忆’。而费吉斯，没有忠于那段记忆” 3、匿名评论事件 私底下，这位英国的俄苏史学者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不断匿名登临亚马逊，给予同行学者的作品差评，并对自己的著作赞赏有加（比如这本《耳语者》）。行径露出之时，不仅公开抵赖，而且私下威胁，还一度曾经搬出妻子为其顶罪，铺演成“一桩彻底的现代文学丑闻”。 费吉斯教授最后公开认错、道歉，暗示自己心理失衡，精神入病，或因过度深入专业，而被“斯大林的幽灵”所害。 2010年4月初，前牛津大学教员、历史作家蕾切尔·波隆斯基在亚马逊的读者书评栏发现，有位署名“史学家”的网友称其作品《莫洛托夫的魔灯》“晦涩”，“做作”，“真让人奇怪这种书怎么也能出版”。波女士后来说：“那个评论者给了我的书一颗星。” 她还看到这段评论：“很显然，波隆斯基可不像吹捧广告里说的那样，是个学者，她只是个外国律师的老婆。”波女士的丈夫马克是英美双国籍的律师，于是她把他叫进书房，指着屏幕对他说：“看啊，费吉斯在亚马逊上写了匿名评论。” “我立刻就知道是他。”波隆斯基说，“我一秒钟也没怀疑过这一点。”她点击“史学家”的名字，看到此人的所有评论，再进一步发现其注册名“奥兰多-伯贝克”。“他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太让我吃惊了。”波女士说。 “史学家”在网上的行径不止于此，牛津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谢伟思的数部作品亦未幸免，如其作品《托洛茨基传》，“史学家”认为它“读不下去”、“难以令人信服”，其《斯大林传》“令人失望”、“相当无趣”，《共产主义史》是“垃圾”，“这是一本糟透了的书。它写得非常差，难以卒读……它毫无洞见，根本不值得为这种极其糟糕的文字费神。” “史学家”只喜欢费吉斯的著作。在此人看来，费先生的《耳语者：斯大林俄国之私人生活》是对苏联体制“优美且不可或缺的”记述，强过“我所知的任何其他作品”，且此书作者拥有“极其高超的叙事技巧”。“史学家”最后表示“我希望他能永远写下去。” 波女士收集了“史学家“的评论，打包发给谢伟思。德高望重的谢教授很生气，随即将邮件转发给英国和海外史学界31位头面人物，并怒冲冲地指出，上述网络书评是“以旧式苏联风格发起的令人厌恶的人身攻击……戈尔巴乔夫曾在苏联禁止使用anonim ki(匿名信)来把人批倒批臭，而现在这种污秽的行为在此地也已生出了新芽”。 4、现代文学丑闻？ 费吉斯，也在收件人之列。他上网删掉了那些最恶毒的评论，并将昵称换作“马克嗦啰嘟”，同时回复全体收件人，声称自己与那些恶评无关，其作者实际上可能是“任何人”。他的律师也出面，搬出阴谋学说，强调这可能是有人栽赃，故意让费先生出丑。 费吉斯还给谢教授发去威胁性的电邮：“看来你正在直接或非直接地引发媒体对此事的兴趣。你现在还有机会收回你所炮制的诽谤性指控。这将减轻你已经导致的损害，而你将为此种损害负法律责任。” 但波隆斯基女士不肯罢休。此时，谢伟思收到了从美国发来的“弹药”：有人顺着“奥兰多-伯贝克”2001年在亚马逊上的购买记录，查出了其邮送目的地，正是费吉斯在剑桥的地址。 费教授挺不住了。4月16日深夜，他突然通过律师宣布，他刚刚得知，那些评论都是自己的太太、领英国大律师衔的剑桥大学资深法律讲师斯蒂芬妮·帕尔默写的。 谢教授说，他很难相信是费太太所为，“我认识的人中也几乎无人相信。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是费吉斯本人，却被他和他那些律师信吓坏了。” 谢伟思写道，“我一度就快投降了，因为我没有费吉斯那样的财力。”波女士不怕，她决定以牙还牙，正面迎战，遂要求律师重燃战斗“激情”，对费吉斯夫妇发射了“大雨般的炮火”。谢伟思成为她坚定的“同志”，在背后给她打气，鼓足她的干劲。 “战斗打到这份上，”波女士说，“已经不是斗智，而是意志的较量了。”《星期日邮报》曾称此事已经成了“一桩彻底的现代文学丑闻”，知识分子们以电子邮件开战，炮火辛辣，各有律师参谋助阵，“战斗结束时，一个或数个名流，淌着血倒在污泥里”。 5、都怪斯大林？ 2010年4月23日，费吉斯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对在亚马逊张贴匿名评论一事负全责。”他发表声明说，“我犯了一些愚蠢的错误，我全心全意向所有相关者道歉。” 费吉斯还表示，丑闻使他察觉自己染病。“我对我的行为感到羞耻，也完全不能理解我当时的所作所为。” 他说，“这是愚蠢的——— 有些评论我现在看来是出于心胸狭隘，但它们无意伤人。此次危机已经暴露出某些健康问题，我这样说，更多是为了解释而非申辩。我现在需要些时间，以求在医疗帮助下反省所为之事及其后果。” 蕾切尔·波隆斯基博士在4月25日的《星期日邮报》撰文，透露费吉斯的公关顾问曾电告她，费教授在写作《耳语者》一书时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状。波女士说，费吉斯目前已向伯贝克学院告假病休，但我们是否该把他视作“斯大林的另一个牺牲品”呢？ “他人的内在人生总是难解之谜。”波女士总结道。 能把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归结到斯大林的头上，这位英国的苏俄史教授的写作技巧和思维方式的确是“不拘一格”。 http://www.guancha.cn/Books/2014_12_02_302245_1.shtml
《耳语者》读后感(七)：《耳语者》：沉默之书
不妨从一桩学界丑闻谈起。2010年4月，伦敦大学教授，著名的苏俄史研究学者奥兰多•费吉斯被发现数年间不断匿名登录亚马逊网站，对同行历史学家的作品连续恶毒差评，行径暴露后，只好公开道歉，并辩解自己心理失衡，对苏联历史研究过度，而被斯大林的幽灵所害。两年后，美国学术杂志刊登了对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私人生活》一书的评论，重提打击同行的旧事，还列举出了他著作中的不少“硬伤”，比如费吉斯采用的口述者的资料与当事人的回忆有所出入，比如费吉斯在书中的描述过于文学化等等。
在《耳语者》中文版出版之际，提及学界旧事并非为了质疑或者辩护。坦白说，我们只有阅读的资格，并无质疑或者辩护的理由，阅读之后，也并无真相，因为真相扑朔迷离，早已远去。我们只有试着理解那段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熟悉斯大林时期的苏俄历史，这种熟悉也仅仅建立在各种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海外的流亡者的回忆录，还有像以赛亚•伯林一样的国际友人短暂访问苏俄后记录下的只言片语。我们只能说熟悉某个群体，熟悉某种文学性的题材，而对于斯大林时期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缺乏认知和了解。对于那段历史来说，在未来肯定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档案等着我们去发掘，但是对于费吉斯来说，《耳语者》的写作与出版迫在眉睫，因为当年的最后一批幸存者已经步入老年，他们的回忆弥足珍贵，如果不记录下来，很可能再也找不到如此鲜活的故事样本。
与许多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不同，《耳语者》引述了数百份的家庭档案，主要是信件、日记、家庭档案、回忆录，以及家庭照片等等，这些珍贵的资料都被幸存者藏匿在各种秘密之地得以保存。更重要的是，书中的关于各个家庭的故事都是从当年幸存者的口述中得以获得，“我们在每户人家仔细采访年龄最长的成员，只有他们方能解说这些私人文件，并将之与基本上讳莫如深的家史挂上钩”。也许，本书最大的争议就源于这种口述史的鲜活性。我们无法得知幸存者的回忆是否真实，不知道他们是否篡改了自己的记忆。如果考虑到当年历史的遗迹，尤其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性，就能了解很多幸存者一生之间都心存疑虑，他们的恐惧已经深深烙在心灵深处，如何打消他们的疑虑，讲出真相，需要某种技巧。当然，回忆永远都与虚构交织在一起，如何分辨其中的真假，如何学会从历史中寻找痕迹，或者不为人知的真相，都是写作的难题。
费吉斯说《耳语者》揭示了很多被刻意隐瞒的家史，第一次将斯大林暴政下的普通苏维埃公民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很多书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但《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这本厚达七百多页的著作，通过数百个普通的苏维埃家庭，把1917之后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历史进行了重新书写。如果说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关注的是古拉格的流放者，那么费吉斯的《耳语者》关注的则是流放者的家庭——那些留守者如何在破碎的家庭中重新建立摇摇欲坠的生活。《耳语者》是城市版的古拉格群岛。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所谓“耳语者”的含义已经注明了所有人的生活都处在岌岌可危的边缘处。俄语的历史语境中，这个词汇有双重的含义：一种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另外一种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者。在斯大林时代，耳语者是生存和留守者的常态，或为第一种，或为第二种。当然，还有第三种生存方式，那就是被捕，枪杀，流放到古拉格。
家庭曾经是我们生活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保持自己私人生活的最后居所。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们致力于粉碎家庭所保存的最后一缕温情，让每个人放弃留守自己的最后一点隐私权，完全成为服务于国家和集体的效忠对象。在他们的统治秩序中，革命的对象可以完全成为一个大公无私者，每个人都可以牺牲自己的亲情、爱情和家庭，只要他们有着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念。为了破坏家庭，他们建造共用公寓，他们实施各种监控和告密，对儿童进行集体化生活的教育，把任何反对集体化进程的人流放至古拉格等等。人们越来越趋于内向，社会领域不可避免地愈益缩小。社会正在此种意义上变成一个耳语者的社会。社会低层的广大民众，只是忙于工作，悄悄耳语。有些人甚至没有任何想法，无需耳语；对他们来说，“一切本该如此”。另有些人躲在孤独中自言自语，默默遁入自己的工作。还有不少人，学会了保持绝对的沉默，“就像躺在坟墓里一样”。
现在可以解释，为何在那种极端恐怖，随时可能被检查和逮捕的情况下，还会有人偷偷写日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写日记能开开拓出一个不受解剖的私人领域，也能在祸从口出的时期倾诉自己的疑虑和恐惧。《耳语者》中提及的一个例子就是作家普利谢维恩。1936年，他在新年晚会上作了尖锐的评论，受到作家协会的攻击，他担心会失去人身自由。他写到：“我非常害怕，这些话会被归档，归档人又是监视作家普利谢维恩品行的举报人。”普利谢维恩由此而撤出公共领域，退入自己的日记世界。他写日记用细小的草体，即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对普利谢维恩来说，他的日记是“对个性的肯定”——成为一个伸展内心自由、倾诉衷肠的场所。普利谢维恩若有所思地写到：“一种是为自己写日记，挖掘自己的内心，与自己交谈；另一种是以写日记参与社会，秘密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就普利谢维恩而言，这两种功能都在发挥作用。他的日记充满了异议的思考，所针对的有斯大林、苏维埃大众文化的恶劣影响，以及个人精神的不屈不挠。
普利谢维恩的并非个例，而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学会了噤若寒蝉，默不作声，成为耳语者。《耳语者》借用了大量的幸存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但是不可否认，幸存者的回忆有时并不可靠。就如同“耳语者”本身就是一种双重的意义指涉，告密者与受害者是一体两面一样，幸存者的回忆往往与虚构交织在一起。幸存者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受害者，同时也是掩盖了更多真相的人。他们活在一个时代的阴影太久了，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巨大阴影的一部分。他们讲述它，又反抗它；认同它，又恐惧它；讲述的永远没有沉默留下的多。《耳语者》应该是一本沉默之书。
思郁
2014/11/7书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英】奥兰多•费吉斯著，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定价：108.00元
for《人物》
《耳语者》读后感(八)：自由年代，不需耳语讲述真相
有许许多多的人对俄罗斯的强硬手段或者说强硬的国家领导人形象有着莫名其妙的崇拜，似乎那样的强力存在才能够证明一个国家真实的存在与拥有立足于世界不败的本钱。现在也许没有多少人可以清楚地知道苏联存在的年龄，更不用说对苏联曾经究竟是多少个国家组成的了解有多少，却同样对那个年代的一些人有着当下对俄罗斯的手段和领导人一般崇拜的追随。也许这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那句热血澎湃的名言有关，也许与美化苏联红军的电影有关，甚至还和我们的教育有关。
苏联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或许仅仅从我们的教科书中寻找答案非常困难，甚至没有能够勾勒出其中的万分之一，至少真实的苏联的存在我们是没有办法触碰的，因为侃侃而谈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的宏观层面的描述，并不能展现一个国家一个年代存活着的人民的本身的状态，而了解一个国家，恰恰要从他们的生活入手，要走进他们的世界。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各种小人物或者由小人物转变成大人物的视角来追溯那个时代的林林种种。这本书展示了几代人在面对苏联政治的变迁中的反应，以及他们选择的生活，或者说他们被迫选择的生活。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可以说是恐惧在缠绕着活着的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活着过完明天，有些人随时准备好包裹，随时可能会离开自己的家庭，奔赴集中营。而在那个以成分，阶级划分的时期，许多人通过出卖别人而取得舒适的生活，他们或许没有想过，被举报的人是否会回来。而当他们回来之后，举报者总能够找到宏观的理由来让自己的内心活得更为安详。他们不是忘记了，而是选择不在乎。统治那一代苏联人的正是一个强硬的国家领导人形象，他拥有着各种各样的形象，对有些人来说，他是伟大的，而对另一些人，则是刽子手。
出生在1917年代的孩子，有着与生俱来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有些人因为响应号召出卖自己的父母，有些人隐瞒自己的成分以求进入红色阵营。有一种属于斯大林颜色的思想在控制着社会的运转，他的大恐怖让整个社会陷入了“耳语”时代。每一个人都处在恐慌之中，战争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改变的希望，而最后，依然只能轻声细语。这是那个年代的苏联人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由于“个人崇拜”失去了自我，也由于“对体制的信赖甘于付出”而失去自由，甚至有着与我们国家流传已久的“清官梦”一般，认为斯大林并不知道集中营的事情。这些人的悲剧让他们失去了家庭，失去了生活，失去了他们自己本身。
经历过苦难的人很难再讲述自己的苦难，这本书讲述了一些从集中营中归来的人，有些甚至已经被折磨得不懂得怎么与这个社会进行交流，不知道该怎么在这个社会上存活下来，于是还有人故意犯错而企图回到集中营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种原本就不存在的罪名以及惨绝人寰的刑罚在剥夺一个人的尊严之后，也将一个人从这个世界抽离，而当他意识到自己是人的时候，已经忘却人原本是怎样的了。这些悲剧，不仅仅发生在苏联，而在有些国家，有些人没有说起，也没有人问，也就慢慢被忘却了。
历史的记录当然不是为了忘却，历史文本的本身是一种更为容易被人所接受的讲述。在自由的年代，这样的讲述不再是窃窃私语地需要注意你的舌头，而是歇斯底里地喊出来，把所有的真相说出，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耳语者》读后感(九)：小感想
看了《耳语者》已经将近500页，我认为该书不但是一本史学价值较高的著作，对于提高大家对现实社会洞察能力有巨大的益处。而且，这本书，绝不是泛泛的对历史的罗列和简单评价，仅从其中展示的上百个人物、家庭以及他们的“小故事”，就能构成一幅生动的苏联社会史，从心理，行为，言论，思考方式有全面的理解，在故事中，荡气回肠的坚强，热泪奔涌的真情，发自肺腑的呐喊，都各有表达，简直就是文字版的纪录片。对于仍然生活类似体制中的我们来说，很多画面和场景并不难理解，有助于我们自身寻求某种精神谱系的传承和坐标方位，比如，如何对待言论的异议者，如何面对“指鹿为马”的社会现象，如何调校自己的思维以适应社会，但又同时不伤害别人，《耳语者》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资源来参看。
理想国译丛，《耳语者》这本书，我看了300页了，接近一半。我个人感到，这本书极具参考价值，对于斯大林时期的统治理念，技巧，政治手腕，都有很好的阐述，这本书并不是以时间线为基准罗列铺陈历史事件，而是在素材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对于标志性事件深度分析，所引述的当事人的描述，极具震撼性，展示了一层层历史巨浪拍打下的家庭，个人的颠沛流离和绝望异常的心理分析。借用书中某个作家的表达：就像一只鲜活的银狐，走进了皮草店。恐惧感多过讽刺性。
这本书更多的启发，是能在中国找到其高度同源的共情感受，许多事情作为中国的读者，如果对中国当代史有所了解的话，并不陌生，甚至似曾相识。对于深入了解中国的当代史有重大理解和分析作用。相似制度中的规律是超越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具有国际共情关系。
《耳语者》读后感(十)：“苏俄帝国”为何悄无声息地崩溃
“苏俄帝国”为何悄无声息地崩溃？
作者：金陵毕康
苏俄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初衷是反阶级压迫，追求人类公平、解放及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消除私有制及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这与西方早期的乌托邦理想一脉相承。
但正是试图建构乌托邦式、充满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的天堂之路将这个星球的一部分人群引入通往饱受奴役的之路。建立极权主义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制度。
对于传统及现存制度的破坏，人类历史上遭遇过极左的共产主义及极右的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破坏。它们不仅破坏与毁灭一个民族的传统及文明，试图建立起一整套通过洗脑、大一统方式建立起来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系统，建构如米塞斯所及的墓地里的永久的、和平的制度。
这一切看上去多美妙啊，取消了、推翻了旧有的制度、阶级压迫、实现了公平、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仿佛这一切只有在《圣经》所及的天堂里才能看到。这种乌托邦的愿景无疑吸引了大部分共产主义运动的受众去努力通过暴力破坏既有存在着种种不公、压迫的制度，去努力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其破坏及毁灭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
由于极权主义政治取消了合约制度下自由退出的个体选择的权利，缺乏个体自由和权利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导致大面积的饥荒、死亡，演变到极致，由于公权力没有界定行使权力的边界和范围、不能有效制约和制衡公权力以及不能保障个体的自由和权利，最终，大范围的公权力腐败、权力滥用和对民众的压迫不可避免。
苏俄红色帝国实际上是个等级森严、上层以贵族面貌出现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列宁曾把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比作贵族。事实上，1917年加入苏俄共产党就如同社会阶层的攀升，它能带来精英地位、特权、优先获得的官位，以及成为党国的一部分。当苏俄内战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已占据政府所有的主要职位。随着苏联生活全方位陷入党国的控制，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到1921年，苏俄官僚人数是沙皇时的10倍，共有240万党国官员。其人数超过苏俄产业工人的两倍，成了苏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
阿隆•索尔茨在《政党伦理》（Party Ethics）中把布尔什维克与沙俄时的贵族做了比较：“今天，我们成了统治阶级…….我们国家的习俗，将以我们如何居住、穿着、行事、重视何种关系为准。”
1927年，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尤里•皮亚特科夫作为托派被开除，但是，他为了能重新回到党内，其决心放弃自己的信仰。他的朋友指责他已成为懦夫，但皮亚特科夫辩解，这仅仅说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意识之中，愿意做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以及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在苏俄的共产主义极权社会中，信仰是一个公共问题，并不属于私人。在西方的概念中，良心是与自我的对话，但共产主义道德对此是不予承认的。1917年以后的苏俄，俄语中的“良心”（sovest）一词，几乎从官方使用中全部消失，被soznatel’ nost’所取代，表示有觉悟和能力。它在布尔什维克的话语中还表明已经获得道德革命的较高逻辑，即马列主义思想。这再一次验证了米塞斯所及的墓地里的永久的、和平的制度。
苏俄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就像一个被布尔什维克贵族式统治者不断吹大的肥皂泡，其社会基础只不过建立在少数特权阶层及官僚阶层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广大民众的基础之上，并且缺乏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苏俄帝国的末期，民众对布尔什维克的命运漠不关心，取而代之的是冷嘲热讽。
“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大权终于从斯大林主义的受益者那里旁落到新的、相对没有经验的领导人手中。他在外交政策中首次提出了‘新思维’，并很快成为彻底重估意识形态的同义语。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带有理想主义和天真气质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大概只有我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和日本历史上的平清盛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吧。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全球性的权力游戏，承认苏联的安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可以部分共存的。他计划彻底改变苏联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体制，并使苏联真正地对外开放。对于苏联的解体，祖博克在《失败的帝国》一书中认为，戈尔巴乔夫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他认为苏联失败的原因有三：一是、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没有计划和步骤，行为缺乏连贯性，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戈尔巴乔夫则是希望一蹴而就地转变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二是、激进的改革使苏联社会内部制造出种种失控的政治离心力。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国内经济与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当时的学者和政治家都认为不废除苏联的旧制度，就没有办法进行改革，但这种激烈的“休克”疗法的后遗症是非常巨大的，在叶利钦执政的时候，共产党的书记和部长们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家和富有的寡头。三是、苏联领导层内部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从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开始的，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俄从民间到官方，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早已失去兴趣，他们明白了苏俄永远赶不上欧美发达国家。”
截止1990年，苏共差不多有2000万党员，苏共垄断了新闻并发行上千份报纸与杂志，它还拥有几十万名宣传工作者，苏共还控制着国家所有的电台和电视台。此外，苏共手中握有巨大的财政和经济资源，并统治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国家安全机构。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开始削弱和瓦解，说明苏俄这座红色帝国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其内部结构也有诸多缺陷。如果苏俄共产主义极权大厦的基础被冲毁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这样一个看上去无比强大的庞然大物轰然坍塌、解体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苏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轰然坍塌以来自布尔什维克高层革命的角度阐释：“由一些特权阶层精英执掌大权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最终意识到，维护社会主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又握有实现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
实际上，苏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是一个不断产生新的特权阶层的体制。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一书作者祖博克言及：“冷战是两个远房表兄弟之间就实现这个世界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最好道路问题而展开的竞争”，其实美国的政治自由与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跟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具有一种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和自以为救世主的性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体两面，没有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天生的残酷和不平等的缺陷？没有市场调节的经济和民主、法治的保障也注定社会主义不能长治久安。祖博克认为西欧成功之处在于：“将市场的好处与社会规划结合起来。在经济一体化以及最终在政治一体化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得也比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成功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想把苏联反对资本主义的试验与西式的民主融合在一起，虽然失败了，但从历史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反叛的表弟扣着远房兄弟的门，要求和解。
苏俄红色帝国的崩溃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无尽的遐思。
2017-08-13
本文编写参考书目及资料：
1、《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 奥兰多•费吉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美]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苏联的最后一年》 [俄罗斯] 罗伊•麦德维杰夫 社科文献出版社
4、苏联解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在清华大学的讲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