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面》读后感10篇

　　《戊戌变法的另面》是一本由茅海建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5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贝叶文 编辑，广州

　　茅海建先生根据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验，原计划用十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来研究戊戌变法这个历史课题。但当他深入档案，在一番“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查资料”之后，发现这个课题需要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述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其著述中存在诸多作伪，理清真相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步骤，真相不清遑论评价借鉴。尽管在茅海建之前的诸多学者已经取得了非常多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但由于前人研究档案的条件局限，研究大陆档案或不熟悉台湾档案，研究台湾档案或不熟悉大陆档案，因而在诸多关键性的事件真相的考证上面存在诸多不足。茅海建先生以坐冷板凳的精神，在浩如烟海的档案里面寻求解读历史真相。尽管有人怀疑他陷入了以考证为历史研究的窠臼，但从他已发表的这几部研究戊戌变法的著作来看，均属于带有问题的考证，所考证的具体历史事件对于研究戊戌变法这个大的历史事件均是有意义的，而非为了考证而考证。

　　如果说茅海建之前发表的三部戊戌变法研究论文集、专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二集和《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是从正面研究戊戌变法的来龙去脉，其聚焦点集中在康梁两人行动、思想、著述上面，那么《戊戌变法的另面》则是站在康梁以外，特别是张之洞一派对康梁变法派行动的描述和看法。从茅海建对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的解读，不仅有助于理清康梁著述作伪的痕迹，还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中，主张变法却又与康梁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张之洞这一派的观点和行动。

　　历史学家陈寅恪言及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曾说，他的先人陈宝箴、陈三立的政治思想和源流与康梁不同：

　　“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寒柳堂集》)

　　学术界对此说法有多次引用，也证明张之洞、陈宝箴这些在朝握有实权、有实际行政经验的变法派与康有为托古改制、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变法派存在本质区别，但一直以来对这种说法就没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辨析，而茅海建先生则从“张之洞档案”的解读中，让我们更清晰和具体的看到了这两个变法派之间的区别。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就曾与澳门商人何连旺合作，向朝廷兜售“巴西移民”计划，但李鸿章以巴西政府未提出要求为由拒绝了，因为之前就发生过很多华人被“卖猪仔”到巴西，沦为种植园奴隶的诸多悲剧，清政府于是下令禁止了此类招工行为。茅海建从现有档案研究发现，康有为的所谓“移民计划”其实是“运民计划”，其中对华工权益并没有任何保障方案和计划，何况澳门商人何连旺家族本来就是靠“卖猪仔”发迹的奸商，“康圣人”的这个移民计划极有可能就是一单“卖猪仔”的生意(详见《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从“张之洞档案”可以看出，康有为对陈宝箴在湖南变法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变化，最开始他赞赏陈宝箴聘请梁启超到湖南讲学，到后来张之洞、陈宝箴排斥梁启超派在湖南的政治活动，康有为转而对陈宝箴变法持批评态度，再到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康有为派又转而对遭遇政治迫害的陈宝箴持赞誉态度，并把陈宝箴作为“吾党”同志加以宣传。康有为对陈宝箴态度的变化均取决于个人政治态势的变化，他通过丑化慈禧、塑造朝廷顽固派来达到宣传个人受难的政治形象，为了博取海外华侨的同情和捐款，他不惜出卖光绪帝，伪造光绪密诏，把他自己策划失败的“围园杀后”计划说成是光绪帝的密旨，这种下流的手段堪称他经营革命事业的一绝。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之后不但没有穷困潦倒，反而变成大富翁，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这种善于做生意的才能的结果，他带领全党下海经商，拉拢同情他政治遭遇的华侨，利用侨乡优势，合伙经营报业、出版(科举考试教辅教材)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政治对于康有为来说也更像是一盘大生意。

　　甲午战败对清朝是一个巨大的改革契机，朝野内外都有改革的呼声，戊戌变法具备历史的必然性。当时清廷具备现代化知识、视野，又具有行政经验、最适合领导改革的无疑是李鸿章，但他已经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身败名裂的人不可能做政治领袖。李鸿章之外最适合领导改革的是张之洞，但由于种种历史的偶然性，他和大清国都错失了一次自改革的机会(详见《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茅海建先生研究到这个地方不禁慨叹“可惜不是你”！假如是张之洞入朝为相辅佐光绪帝进行变法，或许戊戌变法的结果会大大不同。然而张之洞、陈宝箴所代表的稳健改革派没有成为戊戌变法的主流，康梁的乌托邦式激进改革方案却成为主流，并彻底断送了这个大好机会，这就是历史，没有“假如”。

　　见报链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4-04/20/content_2057846.htm

　　《戊戌变法的另面》读后感(二)：张之洞与戊戌变法

　　周绍纲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割地赔款而告终。当时朝野震惊，纷纷要求变法图强。3年后，岁在戊戌，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史称“百日维新”。维新历时不过103天，却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百年进程。对这场“失去的改革”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资产阶级太脆弱”是变法失败的主要成因；近些年来，又有不少文史作家从当下的阙失出发，以关怀现实的态度来评述戊戌变法。以上的研究或解读，多是以论带史。

　　相较于一些观念先行的研究者，茅海建更注重于“史料重建”。早在十几年前，便开始梳理戊戌专题的史料，其新近问世的《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更是给今人提供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视角。以往的戊戌变法研究，主要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进行辨伪识真，建立起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正面”，而“张之洞档案”中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材料，可以让我们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场，来看待这场变革。

　　作为地方上的实力派、体制内的清流，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张之洞多次电奏，要求废约。张对变法向来持同情态度，也为众多有志于社会变革的士子所瞩目。而康有为于1895年入京参加会试，正值马关议和，便与梁启超等诸多学子多次联名上书，恳求维新。在此背景下，经张之洞的幕僚，康有为的老乡——梁鼎芬极力周旋，张、康二人于1895年秋在南京相会。对于这次会谈，康有为回忆说：

　　昔者游秣陵，过承絷，为平原十日之饮，效孟公投辖之雅，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共开强学，窃附同心。

　　在康有为看来，这次谈话很投机。马关议和期间，二人皆主张废约再战，换约之后，二人皆主张变法自强，但如果仅仅以此来判断张、康二人初见时的关系，难免会有疏漏。张之洞当时花大量时间与康有为交谈，实则另有隐情。茅海建引据梁鼎芬给张之洞的两封信函，认为张之洞与康有为“申旦高谈”的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舒缓丧子之痛。

　　事实上，康有为在南京时，与张之洞便发生了思想上的冲突。对此，康有为在《我史》中自承“香涛（张之洞）不信孔子改制”。尽管康有为的自传大量作伪（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但此言当属实。张之洞在学术上更倾向于古文经学，对康有为的今文改制，颇有非议。学术之争从来就是政治之争，主张立孔教的康有为采用孔子纪年，这让张之洞认为康有为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嫌。以当时的政治观念而言，奉帝王纪年才是正朔。

　　张之洞主持撰写的《劝学篇》，反映了“中体西用”的政治主张，其主要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反驳保守派的“迂说”，其二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茅海建在阅读“张文襄公家藏手札 家属类”后（其中有张之洞之子张权来信4件、侄张检来信1件、侄张彬来信2件，内容皆是向张之洞报告京中政治情况，涉及戊戌变法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核心机密），得出张派与康党在政治上的对立，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张、康二人的关系，也在1898年冬走向了决裂。后来的事情验证了张的预判，政治上不成熟的康有为，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之际，尚到处宣称他有光绪帝的衣带诏，鼓动世人“清君侧”，这无疑会将光绪逼向绝境。

　　相较于康有为，张之洞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关系更为亲厚。这在当时就为人所熟知。梁启超在《杨锐传》中称：

　　张有子在京师，而京师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杨锐），张于京师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于与君，书电络绎，盖为张第一亲厚弟子，而举其经济特科，而君之旅费，亦张所供养也。

　　梁启超的说法虽不完备（当时张之洞的儿子张权并不在北京），但大体指出了杨锐在北京任内阁中书和侍读期间主要的任务，是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早在189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当日，杨锐便向身在南京的张之洞发电，告知条约的内容以及京中之政情。杨锐此电的基本倾向是主张废约的。张之洞回电，指使杨锐在京发动更大的拒约再战的上奏、上书热潮。联系此时京城官员的上奏与“公车上书”，可见背后的推手。此外，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发去了大量电报，交办了许多事情。1898年9月初，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推荐下，光绪帝召见了杨锐，随后命杨锐、林旭、谭嗣同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张之洞起初并不是很悲观，反而对康有为的落难有几分暗喜。但听到杨锐被捕后，张的感受一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之洞从儿子张权的电报处得知，杨锐曾在光绪帝面前弹劾康有为，并欲令康有为迅速离京，从而错判杨锐会脱案。谁知慈禧快刀斩乱麻，下令处死了杨锐等“六君子”。

　　茅海建对以上史料的梳理，澄清了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其一，“公车上书”的背后，有清廷内部的改革派在做推手，并非仅由康有为等人一手促成；其二，“戊戌六君子”并非铁板一块，光绪帝显然更倚重杨锐等人（背后是主张变革的地方实力派）；其三，康有为在《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一文中称张之洞“请杀六君子”。显然，这与事实不符。

　　张之洞与主政湖南的陈宝箴的关系也甚深，张对湖南维新运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解读“张之洞档案”之前，学人对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张之洞的政治主张之比较，多是从思想源流的层面去推测。茅著提出了不少先前未见的史料，为以往的论断提供了更多的论据。此外，茅著除了通过解读机密的文件，梳理张之洞戊戌变法中诸多关键人物的关系，还对于一些零散的文件，也作了介绍和说明，这让历史叙事更连贯，细节更丰满。

　　总体看来，当时开明的地方大员（陈宝箴等）和士绅（叶德辉、陈庆年等），更偏向于张之洞的稳健改良。尽管张之洞的政策设计与康梁的主张大体相同，但欠缺实际政治操练的康梁等人，意图以激进的态势进行变革，在失去体制内的改革派的认同后，即便有名义上的皇帝的支持，维新也不过百余日。在变法的前一天，慈禧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当时，诸多事件让张之洞未能入京，由此也与军机处、总理衙门无缘。如果当时张能入京辅政，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体西用”的主张，很可能会成为朝政的施政纲领：既不会走康派的激进改良之路，也不会像保守派那样固步自封，而是推进稳健的变革。若是如此，近世中国或是另外一种进程。

　　原刊于《晶报》深港书评

　　http://jb.sznews.com/html/2014-05/18/content_2877141.htm

　　《戊戌变法的另面》读后感(三)：极度倒霉的“杨锐”

　　杨锐真是倒霉到家了，本来完全可以不死的

　　7月23日杨锐杨锐他哥在四川去世了，杨锐执意要去奔丧，张之洞想让他继续当坐京（时局很关键对于张之洞一派），力图阻止杨回四川，结果8月初招考经济特科，张之洞就叫杨报考（之前杨锐参加了N次会试都都失败），8月13日张之洞的其他幕僚还写信劝杨锐杨锐要“以副师望”，但杨锐还是不愿意，张之洞认了，8月23日给杨锐写了封电报，问杨锐为什么不报考经济特科，杨锐他哥的事情可以让杨锐四弟先去办，建议杨锐等到冬天的时候时候再去料理家里的事情，如果杨执意要回四川，报个钱，张马上寄出去（这电报的意思无非是张想最后挽留杨锐，让他晚点走，杨如果如果执意要回四川，张只好出路费）。看杨门人的回忆杨本人准备在8月31日出发

　　结果8月29日，陈宝箴保举人才的奏折送到光绪帝，当天光绪就下旨，命杨锐预备召见，这时候杨当然走不了了，9月1日光绪召见了杨锐，9月5日杨锐就被任命为军机章京（中央政治局长常委秘书），参预新政（半个常委了），9月13日杨锐给他四弟说，我不能回家了

　　9月1日到9月20日张之洞N封电报发给杨锐，打探从小到大各种消息，考虑到9月5日杨锐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实际上杨锐能打探到机要情报的时间也就两周，9月21日戊戌变法发生，从被逮捕，有了营救的希望，到被不审而诛，也就五天时间。

　　杨锐如果坚决点回家料理他大哥的丧事，早点出发，戊戌变法完全和他无关了。

　　历史具体到个人身上就这么黑色幽默

　　茅海建的序言非常有意思，原来如此踏实细致的考证戊戌变法是受98年在日本见到日本京都学者所受的影响。我也有同样的阅读体会，茅海建完全走上了日本学者那种精密考证的道路，这是一件幸事。

　　此书算是茅海建继续研究的一个小总结，东西都很细琐，没什么大道理，估计一般的人读不下去，我觉得很有趣的几个地方

　　1.杨锐和刘光第为代表的中下级青年官僚如果利用高层的权力斗争将张之洞送入军机处，非常好玩

　　2.高层异常复杂的派系斗争

　　有徐桐的后请流派（被杨锐和刘光第牵着鼻子了），张之洞自己一派，杨锐和刘光第代表的青年官员阶层，李鸿章一派，还有翁同龢和张荫桓一派（其实翁和张也不是一路人，只是翁和张同时被光绪所信任依靠而已，而翁也欠缺办事能力，只知道嫉妒光绪帝偏好张荫桓，张荫桓到真是比较实在的实干家），康梁派，慈禧的后党

　　3.张之洞到底是清流还是李鸿章式的革新派

　　通过此书可以看到张还是前者，李鸿章对张的评价很有趣

　　4.张之洞的《劝学篇》出台的背景

　　原来是张和一堆幕僚在棉纺织厂二楼集体创作的结果，看来不能高估

　　4.张的人品

　　张对黄遵宪（张开始非常重用的人）和同事于荫霖的中伤，让人极度鄙视这种虚伪的清流

　　5.陈宝箴

　　这家伙直率能办事，对于人才寸步不让，倒是非常让人佩服，但是因为维新被慈禧一棒子打死（陈和康党观点完全不同）很让人无奈

　　6.李提摩太

　　分析李提摩太非常有意思，看到了康有为政策建议和李提摩太想象力之间的关联，康梁的东西能有多不靠谱可想而知

　　7.幕僚的薪水

　　黄宇和书里面提到 马格里一年的收入才200两银子（记忆中）可能是我记错了，杨锐一个月的工资都是100两

　　张延请书院教师动不动就是一个月100两银子的工资，从张的思维来看，效果有多好，堪忧。（本书里面也有张招人失败的案例）

　　这里需要指出茅海建先生的一个缺陷，书中诸多事件都涉及到各地官员和外国政治之间的冲突，我个人不太相信茅海建引用的翻译过来的英国档案的准确性（看了黄宇和先生的书之后的感觉） ，英国外交部档案这类这么猛的原始资料的话可能在相关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

　　看了茅海建的这本书之后，正面与另面的定义其实已经变得相当模糊，所谓的正面并不能代表时人（主要官僚）的主要想法，所谓另面也并不仅限于一个政治派系，历史逐渐展现众多参与者所各自经历的多面

　　《戊戌变法的另面》读后感(四)：茅海建的“玄铁剑”

　　治史可分证史和释史两个层面，证史本是释史的基础，但由于学风浮躁，当下不少学者疏于（乃至直接跳过）证史，而热衷释史，妄图以新观点迅速扬名“抢滩”。茅海建却不赶这时髦，他多年来一直秉承“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致力于证史，表现出一种类似金庸小说里玄铁剑的风格。

　　玄铁剑的特点是什么？“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越是平平无奇的剑招，对方越难抗御。如挺剑直刺，只要劲力强猛，威力远比变幻奇妙的剑招更大。

　　我第一次领略到茅公“玄铁剑”的魅力，是09年游览虎门威远炮台后。我对炮台的整体感觉是：1、炮台侧后防御差；2、炮重，机动夹角小，不灵活；3、1、2百人参观，已经感觉有点挤了。回来后，我找出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和《近代的尺度》，翻了翻相关章节。《天朝的崩溃》讲“虎门大战”的是第219页-233页，《近代的尺度》里的“虎门之战研究”在263页-到292页，讲的更详细。估计前者是是后者的浓缩。综合起来的意思大致是：

　　1834年底，关天培接手虎门炮台后提出了三重门户的防御设想：沙角、大角相距4公里，无法形成交织火力，所以只发信号炮；以横档一线为第而门户，也是防御重点，东水道（宽800米）加固威远、镇远、横档炮台，水面设铁链，西水道（宽1500米）比较浅，抛石成堆，设梅花桩。大虎山岛为第三门户。

　　可结果怎样呢？沙角作战时，英军从侧面登陆，迂回攻击，登陆后又抢占制高点；横档作战时，英军避实就虚，主力放在西水道，而且是上横岛薄弱的西北面。英军这些战术很成功，也就暴露了清军侧后空虚，孤立无援，炮角小等防御盲点，与我的观察也不谋而合。

　　当然，虎门战败最关键的原因还在炮的火力，这些在《天朝的崩溃》里第一章已经讲过了。总之，在茅先生笔下，历史的逻辑力量之强让我惊叹！

　　可搞思想史的罗志田却批评茅公夸大了“武器装备战术等具体军事能力”，“在19世纪中叶的军事冲突与对抗中，战术与武器等因素的作用是否像在近年美伊战争中那样具有决定性呢？鸦片战争之后又80年的北伐战争，就是武器装备落后而更不怕死的一方最后取胜。”以常识判断，南方革命党有苏联的军事支持，武器装备再落后也不可能像鸦片战争那样跟对手差一个时代吧？而从虎门炮台的设置看，我真难以相信罗志田以“不怕死”的精神取胜。【注1】

　　类似罗志田这种文人臆想，以治中国海军史闻名的马幼垣也时有发作。他在检讨林则徐的防御策略时认为，应待英舰近海时万舟齐发，“一旦靠近彼舰，即可飞索攀登，短兵攻击。”马老鄙夷林则徐无知，怎么却不知“飞索攀登，短兵攻击”本是林则徐准备好的战法之一呢？对这一战法，茅公在《天朝的崩溃》一书里批评说，清船靠近必遭重大损失；英舰多包金属材料，即使你靠近了，鸟枪、火罐、喷筒难以得力；英舰高，战斗中攀爬不易……以现实约束条件将文人臆想逼退，这就是玄铁剑的魅力所在。

　　而在新书《戊戌变法的另面》中，茅公的“玄铁剑”威力依然不减。1982年，宗九奇首次披露戴远传《文录》中陈宝箴被慈禧赐死的史料。2000年左右，邓小军、刘梦溪以陈三立的诗文为基础，以诗证史，对赐死一事“考实”。对于“赐死说”，张求会、李开军、胡迎建、马卫中、董俊珏对邓、刘乱解陈三立诗进行了批评，李开军还发掘到护理江西巡抚周浩于1905年5月6日的奏折，其中说陈宝箴“在籍病故”尤其重要，如果真是被慈禧赐死，周浩怎敢冒着触犯圣怒的危险奏请“将已革原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开复原衔”？茅公肯定了李开军这条史料的价值，也补充1908年江西巡抚瑞良两次保举陈三立的事情以佐证。

　　针对“清朝档案何以未见慈禧赐死陈宝箴的记载”这点，邓小军认为，清朝本有销毁重大案件记录之例，“光绪二十六年，清廷实有汇呈销毁本年五、六、七月间所谓‘矫擅各旨’的明谕（即慈禧两下令杀洋人的谕旨）”。李开军反驳，为什么杀张荫垣等人的谕旨在，独销毁杀陈宝箴的谕旨？李开军还问：何以杀张荫垣等是“明发上谕”面对陈宝箴却“密旨”？这里，李开军的驳斥有一个漏洞，就是跟邓小军一样，他认为密旨就没有档案记录，而按照茅公的观点，即便密旨，在清廷也是有档案记录的，只是不公开而已，“清代杀大臣须得明确谕旨。”“若说慈禧太后的口谕，没有文字记载，松寿曾任总理衙门章京多年，知道清代制度之严，仅凭口谕，又何敢执行？”“更何况当时京、津等地的电报线已被义和团所焚毁，清廷的电旨最初先用‘六百里加急’送到保定发出，后又改送到山东济南再发出，有着多道环节，杀张荫桓的谕旨是用‘六百里加急’的传统方式送出，何以陈宝箴‘赐死’之谕旨能如此不落痕迹？”“玄铁剑”直指文字记载，力道让文人“想象的翅膀”又一次折翼。

　　说实话，茅公这本“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除了证实了张之洞与杨锐的密切关系外，并没有钓到什么大鱼，在史料的发掘上，茅公似乎永远没有黄彰健、孔祥吉的运气，甚至李开军的运气也没有。但即使这样，他依然尺挪寸进，致力于“史实重建”，既不掠人之美，也不会在遭遇证史难点时“取巧”【注2】，一如玄铁剑的矗立，守护着史学的初心。

　　注：

　　1：罗先生这种思维跟那些骂琦善卖国的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虎门一战，朝野就有不少人认为是琦善不支援关天培的结果。可事实真这样吗？威远炮台设炮40位，平时守兵60人，战时编制160人，而交战时该台兵数增至327人，另外还雇勇91人。至此，兵多已不能增加战斗力，反而成了活靶子。从炮台的建制来看，也已容纳不了更多的兵勇。琦善亦奏称，“炮台人已充满”，“亦复无可按插”。既然技术不可胜，那就靠士气，士气也不可胜，那就只靠找个“卖国贼”来当替罪羊了，这就是从清流、愤青、学究们的一惯思维。

　　2：与茅海建相比，写作“抢滩之书”《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的刘梦溪只能羞死，早在2004年，孔祥吉就著文指出，“保奏康有为免试特科”的是张百熙，而不是陈宝箴，是编《戊戌变法史料》的人将奏片“张冠陈戴”才导致了这一误解。茅海建亲自去查了档，确实如孔先生所说，于是作注不掠美。可刘著是2012年出版，却仍采“陈宝箴保奏康有为免试特科”的旧说，是无知还是无耻啊？！

　　刊于4月7日《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