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最后一天》经典读后感10篇

　　《苏联的最后一天》是一本由(爱尔兰)奥克莱利著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3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苏联的最后一天》读后感(一)：一個時代的結束與一個國家的新生

　　很久很久之前，讀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後，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在此之前，我從沒見過任何人、任何作者敢於舍一本書的篇幅去描繪一整年所發生的事件，畢竟這樣做的難度太大了。當然，黃仁宇以這本書確立了他獨特的“大歷史觀”並使其為世人所熟知，影響了一代又一代。

　　這本書以1991年12月25日為關鍵點，整體圍繞著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的政治鬥爭的來龍去脈展開內容。要知道，以一本書的分量去描寫一天之內發生的事情，需要查閱大量的檔案材料、採訪許多當事人才可能完成，這一點上作者可說做到了極致——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清楚地見到葉利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權利的寶座、戈爾巴喬夫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下神壇，更能清楚地看到在兩人鬥爭的背後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彼時的蘇聯已然是窮途末路，國內經濟凋敝、缺衣少食——作者寫道“連副總理的夫人都得排隊”，排隊去國營商店搶那供應極其不充足的食物。毫無疑問，民眾早已對這個政權失去的信心，哪怕1986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後開始推行改革後也是如此。

　　於是乎，當民眾在電視上看見葉利欽站在坦克上揮臂吶喊之時，俄羅斯人便認定了這人將能給這個飽受苦難的帶來新生。這也難怪，當1991年12月25日那一天夜晚到來，戈爾巴喬夫在終結蘇聯的協議上簽字、克里姆林宮上的紅旗悄悄落下時，無人歡呼雀躍、載歌載舞。一切是如此地平靜。

　　是的，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膽的烏托邦計劃就此草草地——而且還是很慘淡地終結了。但在千里之外，還有人為此哭號了二十年呢！

　　《苏联的最后一天》读后感(二)：以新闻的方式介入历史

　　罗志田：辛亥革命的“历史书写”

　　来源：读书 2013年2期

　　“历史”与“书写”的关联，本是古已有之的。据说孔子修《春秋》，便以“书法”见称。而“书法”一词，也长期为经史专用，一般读书人皆不陌生；到其也指毛笔写字的法则甚至艺术，似乎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了。后来寻常写字改用钢笔、圆珠笔，甚至不再用笔，“书法”也就渐成毛笔写字的“专利”。涉及历史记载的“书法”，现在连史学专家也不那么了然啦。

　　近年“历史书写”忽然成了流行名词，专业和业余表述中是否使用这一词语，常被作为入流与否的判断。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现在都被冠以“历史书写”的高名了，尽管那意思与孔子修《春秋》的“书法”不同。我自己对此新词，总感觉理解不充分。某次在学术研讨会上请教一位发言中多次使用该词的朋友，结果被其视为“别有用心”，乃正色曰：这是正式场合，是朋友也不能捣乱。其实当此“日日新”的时代，谁也不愿太落伍，我是真心想弄明白。

　　看了李鸿谷先生《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下引此书只标页码）的大作，终于茅塞顿开，悟出历史确实可以“书写”。

　　小学时候，作文老师就提醒我们，最简单的句子就是最好的。后来学英语时，老师也这么说。乃悟此或是外来的知识，因为我们中文的“散文”，本由韵文发展而来，句子从来就短，似无须有此提醒。但文法既然西化，这一提醒便很有必要。我自己进入所谓学界后，又多少看了点逻辑书，便总欲表述得周全，不知不觉中句子就长了起来。现在想要返璞归真，常做不到。李书的特点，句中多用逗号，每一分句字数不多，有时少于四五字，多亦不过七八字，超过十字的，就是长句了。这样的书写方式，最符合“简单就好”的要求。

　　书背的提要说，本书是“以新闻方法写史”。作者想以本书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新闻的方法论能否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有所贡献”。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且两者也是相通的：

　　历史现场有着各种驳杂的信息，后世研究者与读史人的基本功，则是返回历史现场，寻找、发现并再现其复杂甚或矛盾的各种事实。所谓史实重建，其理路亦在此。但是，重建历史现场的努力，其目标仅仅是还原现场，则远远不够。由现场入手，读史而知史，功用在于能否从现场里寻觅关键证据——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核心要素，由核心要素而深入，则能建立历史逻辑的框架，并据此提供历史解释。所谓的深度新闻报道，其方法即如此，历史研究又何能例外？（4—5页）

　　既然这就是新闻方法，与史学的确没什么两样。作者并云：用新闻手段书写历史的路径，即“回归历史现场，寻找现场里丰富而未必为人所知的细节”。针对历史作品“被讥为碎片化”的流行说法，作者明言其“就从碎片着手，去完成一个丰富性的过程”（264页）。对于这样的史学见解，个人也心有戚戚焉。尤其他指出了历史事实本是“复杂甚或矛盾的各种”，这是很多崇尚简明扼要的史家一向不重视的。

　　至于进一步“建立历史逻辑的框架，并据此提供历史解释”，则更是很多史学从业者渐已淡忘的要素了。而本书作者则明确了他想要“理解并为历史提供解释”（19页）。据作者说，所谓新闻方法，即“理解并解释任何事件或事实，需要三个维度里予以考察：冲突、人物与舞台”（5页），而他又特别赞赏读史的“格局”。

　　在作者看来，“晚清故事，跌宕起伏，恍如过山车。若无纲领性把握，各种历史事件，皆如碎片，难免散落一地，无可收拾，亦无法结构性认识”（14页）。记得杨国强兄曾慨叹清季士人的思绪，“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辞”，不好收拾。本书的意思，若识得格局，有了纲领性的把握，就可以收拾散落一地的碎片了。这可是不低的抱负，而作者也以能识历史舞台的格局而自诩。

　　本书的主体是辛亥革命，作者以为，“历史事件中的各色人等种种行为，其来有自”；所谓历史舞台，“其变化没有那些戏剧性事件醒目，但却是种种事件积累而成”。重要的是“真正深入历史”，以“把握其间脉络”，才有可能“认清舞台格局”。要理解辛亥何以巨变，“必须拉开足够距离”，对晚清七十年的走向，有基本的认识。甚至“如果欲究慈禧对清一朝意味着什么，我们须再度拉开时空距离，来认识清一朝君主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力”（6、29页）。

　　孟子早就说过，“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然而何为观“澜”之“术”？《文心雕龙》的提示，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后来蒙文通将此落实，以为任何学问史事，皆“百年积之”，而后“一朝偶致”，故其讨论历史事件，总是往前推一二百年以上。梁启超也主张，“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他自己研究“近三百年”的学术史，便把宋元明三代六百年作为“前头的时代”。可知这本是一些高段史家提倡的取向，惜曲高和寡，今日史学中人多就事论事，少见追随，却在新闻界还有知音，实在难得！

　　受钱穆影响，本书认为，“中国政治之传统，不脱人事与制度两端，而且先人事后制度”（52页）。在上述三要素中，作者对人物情有独钟。他虽也引用梁启超所谓二十四史皆“家谱”的早年说法（其实梁氏后来观念已变），但仍提出，“如果不深入家族史亦即‘家谱’，我们又如何得识中国历史之真相？问题只是，读史与述史者，有无穿越家族传奇与恩怨之能力。由人事纠缠进至制度结构，继而进入环境变迁，由三者之关联尤其是相互作用而稍得史识”（29页）。

　　在作者看来，历史本是“那些活生生的人创造的”。用新闻手段书写历史，最当关注的就是“在历史现场里，那些创造历史的人，在如何创造”（264页）。故本书特别强调，若失去了“促成传统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那些核心人物”，则“历史将无可论与叙”。换言之，历史必须以人为本，也只能以人为本，并尽量展现出活生生的能动状态。自从梁启超的家谱说流传以来，这样透辟的见解，在史学界已久违了。不意在新闻方法中尚存，能不让我们这些历史学人再三赞叹！

　　书中关于戊戌变法转折前“袁世凯的三十个小时”的辨析，可以说捕捉到了史学论述的新进展。在“轻易为袁世凯开脱，不智”的判断下，得出“袁世凯做了什么，目前仍是谜”的结论（84页），甚有分寸。而作者一再惋惜张之洞改革地位的被埋没（100、106、108页），尽管其所本的论述尚多误会，仍表现出难得的眼光，已超过了目前史学界流行的认知。

　　不过，对人物的理解和认识，有时真需要看人说话。例如，康有为本是一位学涉中西而眼观八方之人，又有过俗所谓“发神经”的经历，其感觉与常人或异，而又容易“跟着感觉走”。对这样的人，似不宜总以小算计的眼光看他。不幸这是一个“博弈”词语流行的时代，仿佛不算计一下别人就没本事；所以书中的康有为，也不时在衡断当时的权贵，而择其有权有势者亲近之。我不敢说康有为没有这一面，但这可能更多映照出今日的世风，以及作者自身所受时代的影响。观康有为一生的著述行谊，还真不像一个喜好小算计之人，更不是一个工于小算计的人。

　　阅读此书，触动我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即社会的历史知识与历史专业的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念头，产生于多次与其他领域的学者进行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对话，发现很多其他学科的一流学者，其历史知识基本来自中学课本；另一些已对历史本身产生了学术兴趣的学者，也常产生一些想象力特别丰富的见解，为史学同人所不敢想不敢言。我也不时在想，那些非历史专业的人，甚至史学范围里不在同一专业的人，他们平常都看什么样的史学论著呢？

　　就我而言，那几十本书有的仅是多年前曾寓目，有的则从未读过。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世间早有这许多惊人之语，顿生大开眼界之感；亦颇叹过去读书不认真，错过了不少灼见。更发现了“阅读”本身的重要——读者对书，真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本书所言：对于历史，“你有什么样的视野与格局，便能接近多少‘真相’”（262页）。我的进一步领悟是，有些专业书籍，也像通俗读物一样打动着读者，并让有心的读者记住了这些相似之处。

　　本书很多精彩的见解表明，好几十年前写出的教科书，似不比现在的教科书差。如果这样，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以前的教科书写得实在好，无需怎么修订；二是我们这方面的研究没什么进展。对于前者，至少没写教科书的人或愿承认；对于后者，曾在或正在这一领域里“打拼”的人，显然不同意，而且会“不高兴”。

　　套用前段时间流行的话，即使“不高兴”，也且慢“说不”。还有第三种可能，即研究虽也有进展，但并未充分反映在新的教科书中。本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几十年的研究确有进展，这些新的认识还应当改写成非专业学者甚或非学者愿意也能够参考的形式。专业学者若自说自话，“躲进小楼成一统”，就怨不得一统之外仍有百舸争流。

　　本书作者的本职工作也与当年的杜亚泉相类，在认识历史方面，新闻学的眼光确不逊色。作者曾说，新闻角度的“历史写作，史料都有，找书总是容易的”。可知在新闻视角里，写历史的书就是“史料”。由于“史料俱在”，成果众多，“按新闻从业者的角度观察，即信息已经极其丰富”，接下来的，一是“对你阅读能力的考验”，二是“如何寻找叙述结构”（264-265页）。

　　当然，在历史书里做新闻，正如在档案里做田野，长处在于眼光，短处亦然。当所据“史料”多为早年的教科书时，不仅“阅读能力”，其“叙述结构”也面临着考验。作者知道，“仅仅以权力争夺而观历史，过于菲薄”（19页）。本书的解决之道，一是走向细节，构建一个丰富性的过程；一是走向结构，形成框架性的历史认识。然而细节本非教科书所侧重，则结构便在无意之中成了叙述的源头活水。

　　几十年前，史学还洋溢着科学成就影响下的乐观和悲观。受其影响，本书也一则曰“人口与土地之关系，又为传统王朝更替之基本规律”（7页）；再则曰“土地与人口之关系，实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王朝轮回’的历史自然之演进”（33页）。在此认识基础上，书中有不少关于十八世纪中国人口在不长的时间里大量增长的描述，且皆有精准的数据支持。特别是那时人口猛增耕地还减少，给人印象特别深刻，仿佛中国人突然改成了一日一餐（作者引用的数字说，十九世纪人均耕地仅一亩八分，而租地耕种者可能留下的粮食每亩仅1.05石，则人均粮食不足2石）。

　　中国人生活的俭朴是举世闻名的，但可以少吃多生，还不怎么生病（否则人口也增长不了多少），总觉得与一般的“人类”太不一样。蒋廷黻曾说，中国的文人往往“多特识而少常识”。在现代学科的体制下，学者有意无意之间，又常以所学专业的“特识”来否定“常识”。与上述相类的不少“数字化思考”，便最容易征服那些崇拜“科学”的“尽信书”者；他们死记硬背了特定的书本“特识”，不仅忘却了“常识”，也不知还有其他书本的“特识”。

　　若从科学观史，本书所借鉴的科学史论，或更多是“社会科学”，而忽视了“自然科学”——在明代后期，即清代人口大增之前，已有番薯（红薯）、番麦（玉米）和洋芋（马铃薯）的引进。任何哺乳动物都很难在减少摄入的情形下扩大再生产，遑论成倍数的再生产；不论什么人种，若不增添这许多吃的，还能成倍数增长，稍具常识者皆难接受（或许某些“社会科学家”可以接受，正常的“自然科学家”便只能“跌破眼镜”，并对其“社会科学”同人的想象力佩服不已）。

　　新闻素来是偏向标新立异的，今日的新闻尤其具有穿越特色。在新闻方法中浸润久了，再加上现在人人都生怕不“科学”，或许易受这类“数字化思考”的影响。我猜作者引用这些论述，或不过是对既存科学史论略表敬意，以示新闻方法的科学性而已。好在本书不以此为重，这样的背景性疏忽，尚不至于影响全书的论断。因为作者似乎并不认为清末的鼎革有多“传统”，他特别强调了“对于清一朝，更关键的因素是环境变迁”——列强的“外部挤压”给中国造成的结构失衡，这个作者眼中的“变量”，几乎改变了一切。

　　在我看来，帝国主义的入侵，的确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变化。本书对此有很清楚的把握，注意到“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大臣选择，无论慈禧还是光绪，都需小心探测洋人之意”（13页）。看到权势转移的征兆，是非常敏锐的观察。不过，后面接着说庚子后“慈禧终于臣伏列强了，她决定的清廷未来之方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若论清亡，此刻已亡。之后，清廷只不过是赔偿列强的‘代理人’而已”（14页）。虽有所本，还是说得口滑了些。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确是清廷上谕的原话。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便将其翻译成“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但这多少有些断章取义。王开玺先生六年前就撰文指出，此上谕针对着庚子赔款的中外谈判，从上下文看，意思是要谈判大臣“以最小的代价，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

　　这一解读大体不差。其实也不必是什么“新解”，当年的读书人应皆明白，否则早已“举国哗然”了。尽管王先生也说：“本文的‘新解’并不从根本上影响史学界关于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走狗与工具的传统评价。”似乎他仍赞同上述“传统评价”，其实当然不是，否则何需写此文章？大概王先生的“新解”尚未被写进教科书，导致这一“传统评价”为本书所采纳。可知在书本里做新闻，不易。

　　进入“辛亥革命现场”后，本书着重论述了“三种倾覆清廷的政治力量”，即：一、“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二、“士绅集团的立宪派”；三、“袁世凯与军人集团”（5页）。这大体是延续李剑农的见解，不过李剑农对袁世凯一派的界定，始称“实力派”，更多则称“军阀官僚派”；而本书作者似更“尚武”，遂删去了“官僚”，仅剩下军人组团。这多少有些后见之明的意味，清季之人便少有这样的看法。而且，假如当年确有所谓“立宪派”，在那时很多人眼里，立宪的主要推手袁世凯就应是最重要的成员，而不是另一个“军人集团”的代表。

　　其实，我一向对“立宪派”的用法有些保留，因为太多的人被涵盖在这一标签之下了。本书也注意到“立宪派”其实“分国内与海外两支”，已经比很多当下的历史学者高明。但当年的立宪本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革政进程，要说国内“立宪派”的支柱，那就是从慈禧太后到摄政王的领导核心。至少慈禧太后深恨着国外“立宪派”的康、梁，其余倾向立宪的朝野臣民，对此心里也都明镜儿似的，他们恐不愿与逋逃之人化为同派（假如愿意，清廷的宽容就真为世间少有了）。

　　那时的人际关系相当曲折，曾为改革大员草拟奏折的梁启超，就是一位被很多后人列为“立宪派”，又被很多当时的“立宪派”所排挤的人。

　　附带说，本书一则曰“代表传统文人集团的‘立宪派’”，再则曰“由传统中国士绅构成的‘立宪派’”（2页）。这样的表述，在那些被倚重的教科书中似不存在，或许作者只是信手拈来，借以修饰。但有些新闻学不重视的字眼，历史学却很看重。当年的“文人”和“士人”，实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起昔人于地下，那些被我们列入此派的人知道这原是一个“传统文人集团”，相信多数人会退出。又假如“立宪派”是由“传统士绅构成”，当年不怎么传统的、现代的或趋新的“士绅”，又划在哪一派？而被不少人视为“顽固派”或“保守派”的那些士人，是不够“传统”，还是“前传统”？试学学本书的表述风格：一个或许不经意的修饰，几十年的研究付之东流。

　　当然，或许后面这些人不被纳入，是因为其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之中。作者的定位很清楚，既然论述革命，则“清廷”这一革命的对象就不必是重点——它已“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不适而被抛弃”；即使对上述三力量而言，“清廷存亡与否，也都是为着应对现代化挑战的附属条件”（19页）。简言之，有了格局眼光的后见之明，被倾覆的“清廷”，只是“现场”的配角。

　　然而，“清廷”的界定可宽可窄，那许多宗室亲贵与百官，与这三派的关联如何？他们即使是配角，或也是故事中必不可少的。不过这确实不怪本书作者，当年的教科书，多以“革命派”为论述主线，就是“立宪派”和“军人集团”，也都仅是配角；本书将其升格为主角，已是一大突破了。

　　学问从来都是相通的；甚至学与非学之间，也是相通的。我们实不必太看重什么新闻学与史学的区分。且两者确有一共性，即都要讲故事，还不能离真实太远。今日新闻的故事讲得如何，且待他人评说。史学本是最需要讲故事也最适合于讲故事的，但我们的很多历史著作，确实没有多少“可读性”，不能让老百姓喜欢，同时离真实也未必就有多近，还大有提高的空间。

　　这些大概都是新闻学的标准。对于史家来说，“辛亥革命何以发生”这个问题实在够大，可能几代人都难以回答。要认识辛亥革命并讲述其故事，几个月的时间，十几万字的篇幅，绝对属于超凡绝俗之流，已入言简意赅之境。套用新闻学老前辈杜亚泉的话说，辛亥鼎革，实乃“五千年以来之大变”。史家言此，常有五千年的重负在身，触处皆感桎梏；而新闻学的好处，则没有那么沉重的压力，故思想较能解放，思路也更活络。

　　那些连历史剧也要挑剔的史学从业者，或会对本书的严谨程度不甚满意。然而讲故事也有说事与说理之别，正如作画有写真与写意之分。前者只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后者便可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同样读那些历史教科书，本书作者展现的想象力，可谓丰富。读书当读其佳处。对于本书灵动之笔触，意会足矣。如作者所言，“弄清楚一段历史，实为一个漫长的过程”。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之路，还修远着呢。史家能自振作，写出足以让人借鉴的作品，才是学术建设的正道。

　　（《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李鸿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二年版，29.00元）

　　《苏联的最后一天》读后感(三)：苏联最后一天的植入广告

　　1991年12月25日是历史上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天。

　　当晚19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办公室通过CNN电视台面向苏联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电视演讲。直播开始前，他签署了最后一道总统令：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将武装部队和“核按钮”的控制权移交给叶利钦。当晚，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徐徐降下，标志着苏联正式解体。

　　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只是用笔划了几下，这个存在了70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乌托邦实验，最大的共产主义政权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最近读完的《苏联的最后一天》是记录这一历史事件的著作之中非常值得推荐的一部。通过对苏联的最后一天详尽的历史细节记录，浓缩呈现了苏联逐渐走向崩溃的全景。本作不仅全程聚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从主从、协作走向分裂对立的政治斗争嬗变，也对苏联内部经济、社会、宣传外交、派系斗争等各个方面关键细节。详尽、精练而富有戏剧性。

　　但是今天不谈革命 只想八一八，共产主义革命阵营老大哥倒下的历史性一刻，被插了多少品牌植入广告？

万宝龙（MONTBLANC)

　　戈尔巴乔夫从西服外套内侧口袋里拿出一支毡尖笔。他在绿色文件夹上试了一下。笔不好用。他的发言人复审过来，他回头看了一眼说到：“安德烈，笔太硬了。你难道没有软一点的笔吗？给我一直好用点的笔签字。”站在几步开外的约翰逊看见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把手伸向口袋，拿出他的妻子埃德温娜送给他的25周年结婚纪念日礼物，一支万宝龙圆珠笔。这一突然举动引起了房间里保安人员的警惕。卡斯尔笑着说他们就差拔出他们的AK47了。戈尔巴乔夫对他们说:"Nyet,Nyet(没事，没事！）“

　　戈尔巴乔夫接过这支泛着黑色树脂光泽、有着金色笔尖的德国笔时，笑着说：”是美国笔吗？“

　　约翰逊说道：”不是的，先生，应该是在法国或是德国制造的。“

　　”这样的话，那我就用它了。“

戈尔巴乔夫使用万宝龙笔签署最后一道总统令

　　……

　　”戈尔巴乔夫离开桌子站起来的时候，拿起那只万宝龙笔，条件反射式的将这个闪亮的黑色物体插进胸前的口袋里。“

　　这位CNN总裁说道：“先生，我的笔！”帕拉兹琴科进行了翻译。戈尔巴乔夫突然笑了笑，说道：“哦，对！“他把笔递过去，就离开了。

　　（万宝龙：创建于1906年的德国精品钢笔、手表与配件的知名制造厂商，以「白色六角星」商标作为识别 。）

CNN

　　CNN于1980年由泰德·特纳在亚特兰大成立，是当时是介绍第一个提供全天候电视新闻的公司。

　　苏联权力的转移是从十个月前的海湾战争至今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在海湾战争时，CNN因为报道了巴格达的轰炸而获得巨大成功。这个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新闻组织，不仅在鲍里斯·叶利钦的胜利之日获得了他的独家电视采访，还获得了此后在克里姆林宫向全球独家播放戈尔巴乔夫辞职演说的授权。

卡地亚（Cartier)

　　1988年6月6日《时代》杂志报道，4年前去伦敦时，赖莎称赞过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钻石耳环，于是，她走进新班德街上的一家卡地亚店，给自己也买了一副（1780美元），付账用的是“美国运通卡”。

美国运通卡（American Express）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抱怨道，在他们还不知道什么事美国运通卡的时候，有人传言赖莎拿着一张美国运通卡购物。

极可意（Jacuzzi）

　　叶利钦一家前往交接戈尔巴乔夫居住的别墅，叶利钦夫人面对豪华的别墅感叹道：“跟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闺房和装有镶满宝石、缟玛瑙和碧玉的极可意浴缸的浴室相比，一位法国皇后住处的精致与富贵都显得苍白单调”。

示意图

　　备注：极可意——美国一世界顶级按摩浴缸的品牌。本身词语含义即为按摩浴缸。

　　卡累利阿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共和国，位于俄罗斯的西北部，首府是彼得罗扎沃茨克。自然资源主要是各种建筑材料。

　　戈尔巴乔夫退休之后，还以个人名义接了很多广告OFFER。

必胜客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代言的必胜客广告_搞笑_生活_bilibili_哔

　　1997年12月，戈尔巴乔夫出现在一则必胜客广告上。广告里有一个在咖啡馆桌子旁的场景，顾客们在争论戈尔巴乔夫给俄罗斯带来的是自由还是混乱，最后一个老夫人总结道，因为他的存在让比萨上的浇头延伸到了地壳的边缘，然后所有人大喊“向戈尔巴乔夫致敬！”

路易·威登（LV）

　　2007年，这位曾经拥有核提箱的人居然让自己被用来替法国时装商店路易·威登向全世界出售箱包。广告中沉思中的戈尔巴乔夫坐在一辆豪华轿车后座上，旁边座位上放着一个路易·威登包，车开过被涂鸦覆盖的柏林墙。包里伸出来的杂志上的俄语标题依稀可以辨认:“利特维年可谋杀案：他们想拿7000美元放了嫌疑人”……《广告周刊》杂志将这张路易·威登图片描述为十年来最成功的商业摄影之一。

麦当劳

　　1991年，一尊戈尔巴乔夫的纸板像矗立在普希金广场上的麦当劳餐厅前。

　　麦书(bookofkomugi)

　　《苏联的最后一天》读后感(四)：帝国的午夜葬礼

　　所谓历史时刻，是指那些对于历史走向起到重要改变或推动作用的时刻。它有时震耳欲聋，伴随战火和鲜血，比如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建立；也有时悄无声息，仓促安静的毫不符合它作为“历史时刻”的诚意，比如1991年圣诞节，苏联的陨落。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万历十五年》就尝试以“一年”为的主题、书写历史的新视角，而奥克莱利的《苏联的最后一天》更是用“特写”的方式将“一天”放大。他作为驻莫斯科记者，目睹了苏联帝国的最后四年。通过对那段时期各种文字资料的研究，结合自己的采访和观察，用两条交织出现的叙述线展现了历史何以至此。

　　《苏联的最后一天》读后感(五)：一场无人关注的匆忙葬礼

　　苏联这个庞然大物静悄悄地死亡了，无声无息地死在圣诞节这一天。爱尔兰驻苏记者奥克莱里很是惊异于当时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形与大家的预想完全不一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已经飘扬了七十多年的红旗，终于缓缓地落下，不再升起，而这个具有极大历史意义的时刻，竟然无人观礼。

　　哪怕就在一年前，世上没有人会相信苏联会消失，更不会相信它的葬礼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

　　它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它的每一声咆哮都曾经让整个地球胆寒；它祭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曾经红遍全球，与既有的文明相抗衡；它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拉下了冷战的帷幕，让二战之后的世界，笼罩于战争的阴影之中；以它为摹本的国家已经遍布亚非拉，组成了一个貌似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共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似乎就在眼前……

　　但它却死在1991年12月25日，距离二十一世纪的曙光还有9个年头。最大胆的预言家即使设想到了它的崩溃，恐怕也会认为这个庞然大物的倒塌，会引起世界性的连曱锁反应，必然会轰然一声如强震般地让人们颤栗。结果是，什么也没有，没有葬礼，没有仪式，没有花圈，也无人号啕，人们只是平静地看着这个帝国崩解，甚至都没有为它一掬眼泪。

　　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个庞大的帝国，其实早已死亡了。

　　奥克莱里无疑是个讲述故事的高手，他将这历史性的一天讲得活灵活现。在他所著的《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一书中，他将读者带到了历史的现场，让我们见证这庞大帝国的无声葬礼，并通过对于历史的回顾，让读者感受着平静之中的惊心动魄。

　　他这本厚厚的纪实性作品，就只记述了一天，就是苏联垮曱台的那一天。他将这一天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从凌晨到午夜，告诉人们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历史又是如何走到这一天的，这一天又将会如何影响着历史，决定着世界未来的走势。这个日子看似与平时并无不同，不过却是表面的平静之下，却有着不为外界所知的激烈冲突，明里暗里勾心斗角，作者为你一一道来，读着颇觉精彩过瘾。

　　其实，这是一场迟来的葬礼，可惜仍是冷冷清清无人捧场。苏联帝国是以枪炮建立起来的，它的一生除了暴力与恐惧，别无所长。相比于历史上其他帝国，苏联帝国七十余年的寿命并不算长，但它的暴虐它的残忍它的杀人如麻，却是其他帝国曱难以望其项背的。它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除，还在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它以暴力始，却以如此平静的方式退场，虽然其间也有一些曲折，其过程甚至让人觉得有些滑稽。

　　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红色帝国，从其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面临着重重挑战，来自于内部的挑战远超于外部。乌托邦式的执政理念，暴力政治的治理方式，无能失败的集体经济，残酷无情的内部斗争，使其在政曱权承续期间，一直靠着武力来维系着执政的地位，以着恐怖来威吓着不满的人民。因此，这个红色的帝国里，人民早已有离心的倾向，统曱治阶层的内部也滋生着越来越多的敌人。他们“苦秦已久”，一旦管制松弛，则会迅速地站在帝国的对立面，成为圧垮这个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戈尔巴乔夫走上权力顶峰之时，表面上看，这个红色的帝国仍很强大，其内在已是千疮百孔，难以为继。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政治上僵化不堪，社会犹如一潭死水。军事上投入巨资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然而民生之上却乏善可陈，连普通的消费品也无法供给，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面对这种困境，戈氏只能启动改革，以期重启苏联社会的活力。不过，改革本身即是松绑，减少对政治、经济及社会的管制力量，释放出以前被政曱府所压制的活力，同时也释放出了政曱权的反对力量。

　　这是戈氏所无法控制的，其实这也是如同苏联一样政曱权面临的同样的困境。继续沿着以前的路往前走，已是绝无可能；而如果实行变革，则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曱权只能等待垮曱台。在苏联，整个社会早已将这个庞大的帝国抛弃，在恐怖的气氛之下，民众只能将对它的厌恶抑制于心里，一旦时机成熟，民众可以将自己的力量展现出来。曾经有人奇怪，当苏联帝国倒塌时，为何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人站出来挽救它。他可能忘了，苏联的解散是人民做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却不是什么男儿可以阻挡的。

　　当然，在苏联倒曱台之时，确实有人想阻挡这一历史趋势。奇留克科夫、亚佐夫及亚纳耶夫等人，发动了政曱变，软曱禁戈尔巴乔夫，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可惜他们的政曱变只持续了两天多时间即告结束，因为人民涌上了街头，捍卫着他们得之不易的自曱由。整个政曱变就像一场闹剧，不仅未能挽救苏联，反而加速了它的死亡。政曱变之后数天，一系列针对这个帝国死亡的安排就已经妥帖，剩下的就是给它准备一场葬礼了。可惜，这场葬礼也无人出席，在冷清的圣诞日里，红色帝国匆忙下葬。

　　《苏联的最后一天》一书，不光是紧紧围绕着圣诞节这一天在写，同时还写出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恩恩怨怨。他们既是盟友也是敌人，他们之间的互动，为终结这个帝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该书对于戈氏与叶氏的性格描摹也颇为精彩，许多的故事也是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看点。

　　戈氏与叶氏是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他们都在党内摸爬滚打多年，才走上了权力的顶峰。叶氏更得感谢戈氏，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慧眼识珠，他也许还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当个小吏；没有戈尔巴乔夫启动的新思维，更不可能成就叶氏的最后成功，也许他会像许多前驱一样，他这种有异端思想的人，会早早地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决无出头的机会。当然，没有叶氏的大冲大杀，戈氏的改革注定会跛脚，赫鲁晓夫，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者已提供了前车之鉴；没有叶氏站在装甲车上振臂一呼，戈尔巴乔夫当被废黜，历史不会载明，是他给这个帝国按下了断头台的电钮。

　　戈尔巴乔夫想体面地下台，想有个仪式来纪曱念他的功勋，但叶利钦却巴不得他颜面丢尽，静悄悄地赶快滚蛋了事，以报以前的一箭之仇。因此，苏联的葬礼既不风光，也不引人，除了各加曱盟共和国对于它的死去漠不关心之外，人民对此也是冷脸相待，乐见其成。当然，叶利钦的报复之心，也要为苏联匆忙葬礼的无人关注，承担一份责任。

　　不过，本书的作者奥克莱里忘记了一点，苏联的死亡虽然未有在莫斯科引起轩然大曱波，也没有人为它的死哭泣，但在远离莫斯科数千公里之外的远东，还是传出了一声号啕，这声号啕如今已经成为悬在当权者头的警钟，不时地响起，让他们想起前路的艰辛。

　　《苏联的最后一天》读后感(六)：读《苏联的最后一天》

　　近日，读完单位图书馆的《苏联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是1991年12月25日。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历史上如此平淡？为什么很多人都不记得这一天的事情？作者通过这本书揭示出：这一天尽管已经被镌刻在历史的大事年表里，但这一天只是过去长久时光的小小句号，是历史在过去几十年发展的必然逻辑，是克里姆林宫红旗落下的日子，是柏林墙的最后一块砖。

　　这个伟大的日子毫不起眼。

　　关于这本书，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作者的叙事手法。非常漂亮的叙事。要知道，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戈尔巴乔夫辞职，宣告苏联解体，克里姆林宫的红旗降下，帝俄的三色旗升起，叶利钦成为了俄罗斯的新主人。所以，就这些历史本事而言，一两万字就顶天了。那么，如何能把这个题目写成一部书呢？很简单，既然这最后一天是众多事件的结果，那么作者只要把这些事件追溯出来就可以了。

　　全书的结构也因此清晰起来：作者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按小时分为A1、A2、A3、A4、A5…几章，同时，把过去若干年的事件分成B1、B2、B3、B4、B5…几章，再分把这些章节按时间顺序交叉排列，形成“A1、B1、A2、B2、A3、B3、A4、B4”的结构，到最后，B类章节也已经演进到A这一天，于是两部分不知不觉就浑然一体了。

　　作为新闻记者，作者看到的“事件”和历史学家是不同的，他看到的是大量新闻里的无数人物，他把各种细枝末节都翻出来并赋予意义。所以，这本书备受称赞也备受诟病的一点，就是作者几乎没有探究苏联崩溃的历史原因——这当然不是记者的义务——却主要呈现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个人冲突，那么从文本的角度看，可以说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苏联人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人叶利钦的角力毁灭了苏联。

　　倒不是说他俩有多少私人恩怨，就是性格、观念特别是政治观点的迥异。英雄人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作用不可小觑，作者这么写并无问题。但读者在深刻了解历史人物的具体行为时，还是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真正推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分道扬镳的是当时的民意，那势不可挡的、如滔滔江水般的、短视的、直截了当的民意，而且从普京后来如此受欢迎的情况来看，这一民意还是脆弱、崇尚英雄的。

　　戈尔巴乔夫的失势，是骑墙不成反而左右不讨好，保守者非议他的改革灭亡了共产主义，开放者鄙夷他仍抓着苏联不放手，民族主义者痛恨他放弃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换言之，叶利钦的上台的确是民主的，但只是当时当地的民主，过期不候。两个人都试图在把苏联从过去解放出来，也都想牢牢把权力握在手中。但当叶利钦发现“苏联”与不光彩的过去牵涉太深、维持苏联的后果很可能会被日益激进的民意抛弃时，他果断选择了放弃苏联同时也放弃对苏联统治的争夺，转而牢固把握俄罗斯，他选择成为一个民族和民主主义者。就像当年列宁果断放弃波罗的海诸国和白俄罗斯，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合约从而退出一战，稳定国内政权一样，叶利钦也放弃了俄罗斯以外的加盟共和国，甚至连乌克兰、克里米亚都放弃了，只为了稳定他在俄罗斯的权力与地位。

　　与之相比，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则显得理想主义又帝国主义，其实，帝国主义有时候 就是理想主义的。他到最后都想维持苏联，这里有他作为一个前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主义遗留，也有他吃透了俄罗斯对周边领土的野心：即使今天放弃了，以后也会夺回来，那么为什么要冒着内战的危险放弃呢。从今天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来看，戈尔巴乔夫是没错的，普京终究还是拿回了赫鲁晓夫曾赠出的去的礼物克里米亚。

　　这本书对了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个性很有帮助。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戈尔巴乔夫很像项羽，理想色彩多一些，个人魅力强一些，但又脏话满口，待人特别是身边的人很不尊重，很多重臣早早就离他而去。而叶利钦则像刘邦，现实的多，对大势也认识的更清楚，小心机、小手腕也很多，对身边人则笼络的较好。

　　对共产主义国家而言，改革是危险的，不改亡国，改则亡党，往往若此。若操之过急，每个人都朝不保夕，那么恰好握有权力的人很容易就摇身一变成为新贵。苏联解体，最大的受益者首先是各个共和国摇身一变从书记成为总统的政客，如大家熟悉的哈萨克斯坦长者纳扎尔巴耶夫。其次是摇身一变成了寡头的国企高管们。他们就像赤壁大战之前，那些向孙权劝降曹操的东吴大臣，他们只关心自己而已。

　　这本书很好读，两天就能读完。

　　《苏联的最后一天》读后感(七)：改革派肢解苏联

　　整体来说，有点冗长，语言缺乏趣味，不知是翻译得不够好，还是作品本来如此。

　　作者着眼于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两人的势力权力的变化，以及保守派改革派派如何分化出来，如何进行明争暗斗的，最后民主改革派，民族主义派，肢解了苟延残喘的苏联。戈尔巴乔夫的贡献也不小，开放了媒体、政治，释放了公民活力，改革派也能拥有权力，他算个开明的总统。

　　政治变革为什么能成功？其实军队的权力立场很重要。戈尔巴乔夫是个开明富有人道精神的总统，反对、不忍使用武力；八月革命就是军人想军事革命，但筹划不够成功，社会环境-公民意识觉醒-也不允许；当叶利钦逐步掌握实权，克里姆林宫被架空的时候，军队“见风使舵“或犹豫不定，立场不坚定，后来也倒向了改革派。

　　《苏联的最后一天》读后感(八)：读后感-这不是一次别离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终结（这么写，以防止后面会出现历史的反复，不要忘记法国革命）。

　　曾今作为世界上的唯一两极，苏联是人类历史上一定要大书特书的一部历史，从我们现在的历史资料来说，苏联的意义很特殊，他可以说是现在中国政权的基石，他是西方马克思哲学思潮的第一次社会实验，他是扭转二战史的重要地区，他曾经和美国决定着人类的（非地球）的命运，他的消失也居然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结束，虽然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在中国一般很少有人会主动提这个话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零距离观察人类社会改革的窗口——包括如何从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的尝试。

　　这本书的写法很有特点，全书实际上以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日签署苏联解体协议的一整天为基调，以此为主轴，将不同的历史人物，俄罗斯联邦主席叶利钦，苏联各个层级领导，记者等等亲历事件的人都按照这个时间轴线放在一起，并以此散开，讲诉苏联最后一段岁月的故事，也是一次很有意思的阅读体验。

　　最近一直都在读历史方面的书籍，也很喜欢看人物传记，透过这些当事人自己、外界记录，能够了解一些这些人类社会顶端人士的想法，也算是可以破除一些领袖迷信，从本书来说，面对苏联这么一个庞大的巨轮，戈尔巴乔夫也好，叶利钦也好，实际上都有些力不从心，表面上实际上是为了争夺权力，背后都是被一种历史推动着，书中有一段描述很有趣，“当叶利钦终于拿到了象征着苏联核力量的核控制箱后，叶利钦那种获得最高权力的狂热就褪去了，剩下的是焦虑和不安”，从历史的过程可以看到，苏联计划经济导致的社会退步问题，在叶利钦施行新经济政策——休克疗法——后并没有得到缓解，到今天普京制下的俄罗斯，依旧没有摆脱经济的阴霾，其他诸如政治腐败问题，实际上都存在于俄罗斯国内。对于中国而言，我再一次确信了激进的社会改革，实际上都是一种不负责任，苏联解体后快速的私有化过程，成了国家腐败的温床，从书中大量的描述中，能感觉到苏联这艘巨轮沉没之前，每个人都在攫取他上面的遗产——包括各个加盟共和国、军队、议员、党代表、罪犯等等，实际上从一开始群众希望通过更换政权实现政治改善的愿望，一直都没有被任何一方政治家所关心。

　　苏联人在整个事件中那种漠然，可以为苏联解体做最好的注解，那就是他的存在没有意义！美国人的关心，更多是新闻媒体本能的追逐劲爆，而最后签署苏联解体协议的钢笔都是美国人递上去的万宝龙，感觉是一部电影最好的幽默片段。但是，苏联解体的后果实际上并不那么美好，读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可以从底层人民的角度再来回头看苏联解体后，社会的分崩离析。

　　这本书更像是一个无关的观众，在看故事自己发展，他更多着墨的都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总统与总统夫人，他们的个人，我想正如老美不理解中国国情是个什么概念，欧洲人也无法理解俄罗斯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经过那么久之后，是否他们还在怀念那个12月25日，他们是否在想如果当初苏联还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苏联的最后一天》读后感(九)：天欲亡我，非战之罪。

　　2011年

　　新闻纪实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想国译丛 2014年9月一版一印 ISBN 9787549545049

　　“天欲亡我，非战之罪。”

　　读完这本书，忽然想起项羽的这句“遗言”，西楚霸王因为讲了这句话，被后人笑话了两千年。而这本从某个角度来说同样是讲述政权交替时刻的书，似乎刚好遥应了对项羽的批判：作者将焦点放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个性对抗之上来阐开苏联解体的史实，政治、社会、历史层面的深度原因却退居其次、浅尝辄止、匆匆掠过，他有很明显地倾向叶利钦、批评戈尔巴乔夫的价值判断，但是到了最后，似乎又在承认，在这样一个足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面前，两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无论这种作用是有意还是无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能够惊讶于苏联解体这个结果的突然性，尽管它似乎早就成了一个既定结局，但是似乎一直到了最后的几个月，所有局外人甚至包括绝大多数局内人都在试图寻找苏联这个庞大的超级“帝国”的出路，这是发人深思的，所谓历史的潮流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当一种体制从内到外、从根到冠地失去了民心、变得衰朽不堪，无论任何拯救和变革的力量，恐怕都无济于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恐怕都不能说是完全为了一己私利在斗争的人，相反，他们的出发点，不能不说是为了这个国家，尤其是文中的苏联总统，可是在潮流面前，他们只能顺从，只能将这棵坏掉的大树连根拔起，重新栽培新的树苗。

　　不过话说回来，对我这样一个出生在九零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对苏联历史也因为种种扑朔迷离的原因不大清楚的读者而言，这并不是一本很好的“历史书”。或许是我的定位有问题，把它视为一本新闻纪实会好得多。而且，这本出版于苏联解体二十二年之后的书，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评价是正面的，也认为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化，是一条光辉的道路。可是，问题似乎要复杂得多，去年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中俄两国都对这个话题讳莫如深；普京的大权独揽；对俄罗斯人民真实的生活情况的不了解；还有中国对这本书籍和相关话题的书籍的态度……这些都让我觉得，对待苏联解体这个历史事件的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走。

　　2018年4月15日

　　《苏联的最后一天》读后感(十)：经国先生养成指南

　　最近听说，写东欧的书身价骤增，于是抢购了那么20多本。春节前看了两本讲苏联的，后来又看了一本讲朝鲜的，这两天又在看一本写法国的。突然发觉这些讲外国的书，也是可以融会贯通起来的。

　　写朝鲜的《我们最幸福》里写了6个朝鲜第三大城市清津的“脱北者”，讲述了他们曾经所经历的电力短缺导致的大饥荒导致的政权危机导致的高压维权统治。这本写于2010年的书中提到，很多人认为北韩政权在1990年代就崩溃，可它竟然撑到了当时，甚至还维持到了现在。

　　为什么呢？也许原因正在于我们最鄙视的高压施政。最好的反例就是苏联的大崩盘。记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政权交替的《苏联的最后一天》和民众视角的《第二时间》（作者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娃）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视角。

　　戈尔巴乔夫被视为锐意进取的开明改革者，受到西方社会高度认可，甚至颁给他诺贝尔和平奖。但是，社会主义大厦骤然崩溃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正是因为这样积极的改革，进度又很快，恨不得一夜之间实现民主化，毁灭了苏联。一步两步走出去之后，主动改革的主导者会发现，一切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

　　或许，领导人的私德也没有达到“法古今完人”的程度，比如戈尔巴乔夫喜欢奢侈的生活，喜欢在西方媒体前“作秀”，但这些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了。

　　更大的问题是，大厦倒下之后又怎样了呢？血腥的私有化，黑帮混战，种族之间的杀戮，让“俄罗斯的儿子”叶利钦又被很多人视为骗子，人们甚至后悔——当初去白宫用血肉之躯阻挡坦克保护叶利钦的自己，是不是个傻×？

　　站上坦克发表演说时的叶利钦是诚意的吗？他的“成功”也有很多狗屎运般的偶然，但也未必没有良好的动机，可是历史的形势永远比人强，即便最上层的统治者，也无法对抗。

　　而时至今日，普京的俄罗斯，仍然留有浓厚的苏联时代的烙印，对此美剧里能看到蛛丝马迹。当然，渡过改革的阵痛期，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好事。

　　所以作者讲到重开停摆了160年的三级会议时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炸药包就这样在凡尔赛宫由路易十六亲自拉响。”

　　当然，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也和苏联的轰然倒下一样，带来了灾难性的屠戮。

　　于是，我突然就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开始说“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而且要知道1991年可还没有互联网这样的“洪水猛兽”。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在大家看起来一点点的改良，政府也不愿意轻易妥协。

　　就像在一条坡道上滑行，放开一点，也许可以控制，再放开一点，看起来问题也不大，但突然到了哪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失控了，到时候谁也刹不住车。失去统治地位当然是不容许的，但更重要的是，那些普通人也过不上多好的日子。

　　所以傅国涌先生说当下是糊裱匠们的“装修时代”，我倒觉得更像是一个“纠结时代”，反正大家混着呗。

　　想到有人跟我说李雪主好好看，我倒是说过，好看归好看，难说会不会像玛丽王后那样上断头台。但现在来看，也许是我太悲观了？李雪主漂亮的脑袋还能在她雪白的脖子上安很久？至少她不会死于路易十六那样的“炸药包”，而对历史潮流的违逆，究竟何时显现其破坏力，也不好说。

　　当然，看过这许多案例，也一定有积极的东西在里面。

　　民主是一种自我的选择。美国自己的民主搞得还算不错，但输出总比较失败。因为一个国家什么时候事先民主，具体是用怎样的政治制度来实现民主，归根到底来自它的文化土壤，也就是来自每一个民众。急不来，包办不来，甚至一时半会儿看不到实现实质民主的机会，也很有可能。

　　但是呢，这让人更加钦佩经国先生这样的人物，最终和民主进步党“里应外合”地实现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它需要很多条件，比如不太大的地域，产生于维权时代的统治力，审时度势选择的时机，逐步放开的计划以及民主意识的自发觉醒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对时代洪流的清醒认识，是“国民党不放弃专政就会被抛弃”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