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队的瓦解》的读后感10篇

　　《苏联军队的瓦解》是一本由威廉•奥多姆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元，页数：47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苏联军队的瓦解》读后感(一)：从苏军解体看领导干部的信念问题

　　“审慎（prudence）是统治者所应专备的品德”。——亚里士多德《政治术》（1277b25）

　　本书写于1998年，此时，距离苏联解体已有六年；而苏联这样一个庞大联盟，其解体，也大概经历了六年（自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上任，到1991年12月31日苏联正式解体）。书中，作者认为，“苏联军队是苏维埃帝国的创建者，是其主权与地位稳固的化身。”（P434）因此，苏联的解体必然等于苏联军队的瓦解，而分析苏联军队的瓦解过程，显然是理解苏联解体的关键视角之一。本书作者威廉•奥多姆，曾任美国国安局局长，如此身份来观察与反思苏联军队的瓦解，也可以让我们了解美国高层对苏联解体的一般看法。

　　全书除序言、结论外，共分十六章，前五章，交代苏军的由来，特别重要的是分析了苏联的战争观，由此才能让我们理解苏军的建军理念、规模、组织模式等等相关信息；第六章后，开始讲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军队的瓦解过程。值得肯定的是，作者绝非单纯描述这一瓦解过程，而是将这一过程纳入苏联解体，特别是高层政治角力的大视野之下把握。因此，不妨认为，作者写作本书实乃醉翁之际不在酒，就是要借军队瓦解这一历史过程，来告诉大家，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军队的瓦解”（P437），从而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在这一宏大的历史活剧中，真正值得总结的，首先便是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选择造成的根本性的错误”（P439），这一清醒认识实际也在提醒我们，这部《苏联军队的瓦解》实际也可以称作《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军队的瓦解》，因为这部书的主题，说到底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在苏联军队的瓦解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身为美国国安局曾任局长的作者，写作这本书的用心，便是提醒大家，要从苏联解体、苏军瓦解这一历史过程中，从政治家的领导失职中，体会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的决定性作用。

　　身为美国公民的作者，被大家认为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之下，而书中描述的，则是一个专制政体的崩溃过程，当然，就苏联自身而言，他们也认为自己乃是人民民主政体，绝不等同于专制政体。这里需要清楚的是，无论何种政体，都会存在领导权力，因而会有政治家和领导集团。政体在价值倾向上的差异，可以称作政道差异；政治家与领导集团的差异，则属于执政能力差异，可以称作治术差异。政道与治术，并没有必然的决定关系，即使自由民主国家在政体治道上优于专制政体，倘若专制政体在治术上拥有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与领导集团，专制国家也未尝弱于自由民主国家，二十世纪的苏联帝国，便是典型的案例。那么，为何一个偌大的帝国，一个在几年前还被美国人试做洪水猛兽的军事帝国（参见尼克松《真正的战争》），在短短六年内就轰然倒塌呢？如作者所言，苏联“本可以苟延残喘几年、甚至几十年”，“在解释苏联政权‘为什么’和‘怎样’崩溃的时候，应当看到戈尔巴乔夫个人在苏联解体的时机和方式中所起的作用”（P439）。因此，直接原因出治术上。

　　如果说不同的政体意味着不同的政道，那么治术便意味着对政体治道的践行。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空谈”往往针对政道，“实干”则指向治术。没有好的治术，政道再好，也是镜花水月，而错误的治术甚至会祸国殃民。很显然，与镜花水月比，祸国殃民更可怕，因此，对传统的政治思想家而言，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审慎（prudence，或者译作明智等等）是统治者所应专备的品德”。（《政治术》1277b25）如此“审慎”，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解释得很充分。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把“像伯利克利那样的人称作‘审慎’的人，因为他们有能力分辨出那些自身就是善、就对于人类是善的事物。我们把这种有能力的人看作是管理家庭和国家的专家。”（1140b6）这里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亚里士多德把“审慎”看成一种德性，而具备“审慎”德性的人才最适合成为政治家。那么从亚里士多德角度看，葬送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是否真得不具备“审慎”德性呢？

　　何为“审慎”？柏拉图笔下，“审慎”意味着一种知识，因为“必定是由于知识，才能善于谋断”，就城邦而言，“审慎”意味着“知道一个城邦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最好地决断它与它自身，以及它与其他城邦的关系”，能够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便是真正的护卫者，也就是政治家。（《理想国》428）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知识呢？很显然，这样的知识，必然涉及政治家所处的国家，可以说，这种知识就包括国家的正当性知识。如果说政治家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么就一定热爱这种知识；也只有如此，才算得上好的政治家。那么就苏联来说，其正当性知识是什么呢？

　　作者在本书开篇就特别分析了这种知识，那就是源自马克思，并由列宁发展成熟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P5）。苏联之所以建立起如此庞大的军队，就是建立在这一革命理论的基础之上，因此，想要瓦解苏联军队，首先要瓦解的便是革命理论。作者写道：“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的新‘防御性学说’与上述战争观长期形成的自然统治地位、与军队和党的教育中对此的刻意阐述都发生了冲突”（P16）。因此，我们可以得知，苏军之所以瓦解，就是因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自己，质疑或者放弃了本应坚持的知识，不再相信自己的国家曾经的行为是正义的行为，从而丧失了政治家的“审慎”德性。说到底，便是不再热爱自己所领导的国家，并且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以极为不节制的方式，促使更多的人质疑或者放弃这一知识，最终，苏军的瓦解、苏联的解体便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现实。

　　可能有人会说，难道苏联的立国理念、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甚至苏联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错误的么？这里首先要区分的是革命理论并不等于其所作所为，必须承认，苏联的诸多做法显然并不符合其革命理论，这个只要想想中苏大论战、苏联内部官僚主义、新阶级的诞生、想想苏联的种种以革命输出之名而谋国家私利的行为就可以知道。其次，问题才是革命理论本事是否正义。但这个问题显然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并非简单的是或者否可以说得清楚，况且，即使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不再相信这一革命理论，那么他起码也会面临两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其一，他为苏联选择的新理论或者说“新思维”是否更加正义？其二，他为了实现这一“新思维”所做的种种努力是否得当？

　　历史告诉我们，正是戈尔巴乔夫的信念丧失以及激进改革，造成了苏军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这个教训，不光对本书作者所处的美国有裨益，对中国，更是不得不重视的前车之鉴。这一教训，首先指向的就是如何保证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最高政治家及其集团，能够对我们的国家正当性理念，不抛弃不放弃。

　　《苏联军队的瓦解》读后感(二)：【转】读书笔记

　　【转】读书笔记

　　一

　　二

　　使人感到吃惊的是，戈尔巴乔夫和大部分党的高级官员似乎并没有认识到使用军队执行警察任务带来的消极影响，等他们认识到时为时已晚。

　　三

　　这些例子显示了在校级军官中至少存在四种截然不同的立场。第一种：极少数校官和将军们决裂，公开参与政治，支持军事改革。第二种：一大批校官赞成改革，认识到军队迫切需要改革。他们本人都很明白，但是在政治上却比较消沉。第三种：少数校官仍忠诚于军队，但对政治领导层及其在阿富汗、经济、社会条件和军队等方面造成混乱不堪的状况感到深恶痛绝。最后一种：少数校官比起大多数将军更为反对，成为改革的公开政治反对派。

　　四

　　据他判断，许多人都具有远见卓识，认识到军费负担正在将苏联经济拖入全面崩溃，但他们被束缚惯了，从未对他们的上级提出过疑义，而上级的个人利益是与党的特权阶层的利益相一致的。两者都腐败透顶。将军们既不愿意放弃自由自在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卡罗维发利休假的权利，也不愿放弃其在波兰东部森林里的狩猎小屋。

　　《苏联军队的瓦解》读后感(三)：苏联的改革是中国最好的参照系

　　作者曾任驻苏外交官，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是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学者，他所看到的现象自然不是一般书宅型研究者可以比拟的。作者对苏联军队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经历改革而后崩溃的全过程做了全景式的回顾，读罢令人掩卷深思。

　　作者对苏军的方方面面的描述都很到位，从战略指导思想、党政军领导结构、人事制度到军工体制都有很深刻的理解，这点不仅对于认识苏军，对于有相近背景的中国军队的前前后后其实也有很好的参照意义，特别是在党对军队的领导体制方面，其实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

　　不过全书让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苏军改革的艰难历程到最后崩溃的原因的探讨。看了此书，我想任何对中国改革历程有足够了解的人都不难发现，苏联与军队当初改革的很多领域竟与中国是如此相似，如战略思想转型问题、裁军与军队复员问题、军工系统军转民问题、还有干部的人事更代问题等。

　　让人吃惊的是，戈尔巴乔夫在最初尝试改革的时候，其实也和中国一样是从经济领域着手的，而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那样政治改革先行，其实他的改革路线现在看来，与中国当初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四个坚持”等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苏联改革之所以后来转向了政治本位，是因为在经济领域的改革遭遇重大挫折，根本无法有效推行，所以不得不通过政治改革来清洗干部队伍，包括戈尔巴乔夫后来建立总统制的考量也与此有关。这样看来，苏共与苏军瓦解的原因，表面上是政治转型造成的，其实深层次原因，也依然是因为经济转型问题没有解决好。

　　以军队的改革为例，其实从文革到改开，中国军事战略也和苏联一样，经历了一次从准备打大仗、打世界大战到和平建设的根本转变；裁军方面，戈尔巴乔夫宣布要裁军五十万，搞得苏军上下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而更早的时候，中国可是宣布裁军一百万的，可是结果反而是中国成功而苏联失败；还有军工体系军转民的问题，中国的军工系统几经艰难，好歹也算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企业化的转型，可是苏联的转型却完全失败，其后果影响至今，今日俄罗斯的军工集团仍然对国家有着非常深的影响。

　　我们可以把这一切归因于领导人素质的差异，认为戈尔巴乔夫个人太无能。当然，我得承认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就如书中所揭露的，戈氏为人缺乏领袖魄力，一遇到难题就喜欢推卸责任，让部下伤透心了心，很有点同为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的做派，所以说他个人素质有限也不算冤枉他。

　　可是另一方面，看了本书后，我也深觉得苏联当时面临的困境其实远比中国要大得多，戈氏固然无力回天，可是换了别人真能做得更好吗？恐怕真难说。以军转民为例，苏联军工企业其实本身挺愿意做市场转型，可问题军工都是重工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是当时民众最需要的食品、衣服、住房等，完全找不到市场。直到1991年秋，才有几家军工企业打开了国内外市场，可那时距苏联解体也没多久了。说得直白一点，市场不是凭空产生的，不可能领导人发句话就会生出个市场来，中国当时转型的成功除了国内因素，也离不开有利的外部大环境。

　　再以部队裁军与转业安置为例，这个问题当时简直要了苏军的命，而当时中国几次大裁军，人员究竟是怎样安置的呢？这些细节问题其实都颇值得追究。苏联改革真是中国的参照系，了解得越深对我们自己的理解也越深！

　　另外看了这本书后，我也扭转了以前对戈氏的印象，对他多了几分同情之理解。他当时面临的困境其实远比中国领导人要大得多，过度贬低他其实未必公正。他本人也尽力了，其实作者也认为直到最后苏联的解体都不是必然的，是很多偶然因素造成的，有些事件如八月政变的真相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未必真能搞清楚。想想俄国人也真是悲剧，从1917年的政变苏联建立到1991年又因为政变而垮台，总是一小撮人在密室里就突然性地改变了一个大国的命运，莫非这真是俄国人的宿命？

　　诚如作者最后的总结：俄罗斯为什么直到现在也未找到一条自由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之路？军队能否成为一个以市场经济、人民参与政治、保障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治国家的保卫者呢？这也是全书思考的真正意义所在，但愿俄国人民最终能够探索出适合自己的道路，走出历史轮回的峡谷。

　　《苏联军队的瓦解》读后感(四)：拜占庭的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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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的野心和任務如此宏大，使得普魯士軍官團和昭和軍人的野望變成了小孩子的遊戲。二十世紀是蘇聯的時代。蘇聯根據自己的認識和意願改造國際秩序，各國只能亦步亦趨。無論她們像畢蘇斯基一樣反對蘇聯，還是像墨索里尼一樣羨慕蘇聯，主動權都掌握在蘇聯手中。在這種情況下，用莫斯科的歷史傳統、俄羅斯的地緣形勢、官僚組織的自我擴張本性解釋蘇軍，不免有隔靴搔癢的感覺，因為常例原本就無需解釋。蘇聯的特殊性是一種例外，離不開例外論的解釋。在不同的認知框架當中，同樣的環境因素就會導致大相徑庭的結果。環境可以解釋結果的某些方面，但原因存在於列寧主義體制自身。八十年代的蘇軍不同於俄羅斯帝國軍隊，猶如虎鯨不同於鯊魚。環境造就相似性，基因造就獨特性。戈爾巴喬夫試圖修改蘇聯軍事理論時，就發現格列奇科的軍隊不是庫圖佐夫的軍隊。蘇聯的政治、經濟和人事制度都建立在永久性超限戰的基礎上，不可能動搖部分而不影響整體。

　　蘇聯軍人清楚自己的處境嗎？顯然，他們比大多數西方專家和蘇聯平民更清楚。在阿富汗戰爭的最後幾年間，前線的中級軍官心裡有數：他們所在的體制負荷過重，正在從內部解體。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普遍存在的殺害、虐待和強姦平民現象，因為蘇聯軍隊一向沒有把人命看得太值錢。二戰時期，同樣的劇情早已在柏林和哥尼斯堡、更不用說長春和瀋陽上演過了。從蘇聯的角度看，凶殘如果是戰鬥力和威懾力的外溢，反倒是一件好事。壞名聲能夠減少許多潛在的敵人，擺脫許多代價昂貴的負擔。不幸的是，八十年代的暴行卻跟紀綱廢弛、各自求存的絕望情緒聯繫在一起。阿富汗戰爭教會蘇聯軍官，不要信任袍澤的團隊精神。他必須學習國有企業的部門經理，把主要精力用於榨取、詐取和囤積物資，跟亞美尼亞小販、穆斯林經紀人和後勤官員大做灰色交易，隨時警惕上級拿他當替罪羊的企圖。他總是能迫害，經常能勝利，卻不太能作戰。這場有氣無力的戰爭預示了後來的車臣游擊戰，將無助感和失敗感傳遍全軍。

　　體制並不是沒有作用，至少還能阻止最後一代蘇聯軍官變成十二月黨人或青年土耳其黨人。俄羅斯貴族或士官生有組織能力，蘇聯軍官卻是孤立的個人。前者有理念鬥爭，後者只有物質鬥爭。這是列寧主義和沙皇專制的一大區別。圍繞私釀伏特加、退休金和東歐度假村的瑣屑爭執耗盡了軍官的精力，將他們變成了廢人。然而與此同時，蘇軍的外在形象卻史無前例地強大可畏。八十年代初的西方媒體更傾向於宣揚蘇聯的崛起和美國的衰落，至少不會懷疑蘇聯軍事體制的紀律和效率。瑪格麗特·撒切爾和黑格真心誠意地相信，蘇聯在歐洲大陸至少擁有四比一的常規兵力優勢。冷戰結束後，人們才發現：這種優勢並不比國家計委的其他統計數據更可靠。

　　領袖做好了兩手準備，將一支封閉的軍隊保留下來，作為應付各種騷亂的最後一張王牌。在他的開放社會計劃中，這些騷亂肯定是無法避免的。八十年代最後幾年，王牌一再付諸實施。從軍官的角度看，上級利用他們的手段未免過於露骨了。反腐運動暴露了軍隊的弱點，卻沒有改善它。治理整頓增加了替罪羊政治的風險，戲劇性地破壞了指揮鏈的可靠性。最重要的是，列寧主義社會本身就是一支軍隊。你不能選擇性地解放其中一部分，卻極不公正地強化另一部分的捆綁。領袖如果不那麼相信自己的權術，盲目地堅持體制的完整性和神秘性，讓所有各方都看不清體制的虛實，坐待油盡燈枯的最後時刻自然來臨，至少還能減慢潰敗的速度。他的問題其實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全盤皆輸以後再竭力塑造自我犧牲的改革者形象。作者非常瞭解列寧主義，深知這種人即使存在，也沒有機會爬上頂峰。

　　依據作者的分析框架，我們只能認為：蘇聯除了全勝或全敗，其實沒有中間道路可走。這種體制有預支和挪用社會資源的強大能力，也因此杜絕了正確自我定位的可能性。領袖的判斷錯誤主要不能歸咎於個人因素，反倒是維持統治的必要因素。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成也蕭何敗蕭何。相對於腐敗或濫權造成的損害，認知結構的扭曲才是真正的災難。不可避免的結局最終來臨時，體制內人士表現出驚人的平靜，彷彿一切都在他們意料之中。失去蘇聯的世界體系對所有人都是一種解脫，對承擔了最大壓力的蘇聯軍人尤其如此。

　　《苏联军队的瓦解》读后感(五)：都瓦解在历史中

　　1917年11月7日，当冬宫的枪炮声开始将临时政府驱逐出俄国的权力版图的时候，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弗拉基米尔·伊力奇·乌里扬诺夫”的手中还只有一些水兵、工人武装、以及少许叛变士兵。这个时候还没有准确意义上的红军，而是一批称得上乌合之众的武装力量在既有巧合又是必然的条件下摧毁了当时的政府。这不得不令人感到惊讶，即便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会让人感慨这是时事所造。然而，之后的俄国内战，饥荒，屠戮，清洗接踵而至。使得俄国在这一时间段内经历了如同一场手术一般的变革。大量的精英被清洗，从而另一批新的精英登上舞台。同时，不同于过去那些保守且目光短浅的统治者所描绘的政治梦想一样，他们要求对世界的一场深刻革命，带着对旧世界的清洗，从而造就一个人类的新纪元。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类似于之前的浪漫主义浪潮所带来的民主化思想的重建一样，保守势力的价值观再次遭到了挑战，人类世界由此开始变得对立起来。国家、民族、家庭、个人、阶级、理想、道德等一切涉及人的概念与词语被重新组合起来，这一期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各自政治家的要求下被各自标榜起来，一场潜在的战争已经打响，这场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战争狂潮席卷每一个人。相比于50、60年代，10、20年代还算是人道的，因为双方都恪守在各自发动的政治运动的基础下进行对立，然而，这场大战从政治打到经济再打到哲学而后逐渐打到军事上，真正引起这一改变的是二战的开启，受惠于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的行为政治学对社会思想统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确立，这使得过去的欧陆理性主义遭到重挫和整个自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哲学体系的塌陷。

　　对于政治哲学感兴趣的人而言，我想对这段历史多少有了解的人会感受到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发起和衰落仅仅是抓着浪漫主义运动的结尾不放，而这一切显得在一场更彻底的政治学进程之中变得毫无意义。他们所保留的思想被快速变化的时代潮流所挤压的越发落后，淘汰，以至于社会产生众多的贫穷与愚昧在肆虐，无疑这更加深了双方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整个国家军事战略上的对抗。60年代的苏联或许还能够体会到一丝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气味，而这一切却是中国、朝鲜、古巴、越南等不发达国家发动的革命所带来的一丝安慰，来自于这一时代条件下激进的社会运动与频繁的暴力行为使得两方阵营都变得难以让步，这也使得苏联这一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观念得以寄托和保存。然而，这一情况在70年代末，在80年代时候开始深刻的体现。早就积累严重的社会不满开始溢出，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验已经接近崩溃，社会气氛沉重，谁都知道已经无力在持续下去了，而在此期间的苏联已经处在这一崩溃阶段的苏式社会主义思想所产生的混乱由普通社会层面转移到军事随后由军事反哺到官僚政治生活中的意识形态里，最后传染给了政治行为。公开化与辛纳屈主义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在打开东欧革命的那一瞬间就注定了崩溃。这显然是一个政治学问题，但它似乎不能直接用行为主义去解释，而是要采用政治哲学的角度去反思。同样，弗拉基米尔·伊力奇的实验和社会主义的运动正因为在内战的厮杀下所建立起一只庞大的军事组织，从而这只组织适应了二战并使得这个国家存活下来，但是这仅仅是政治与当时现实条件下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却不由质疑的交给了后人去背负责任，从而使得思想中的包袱越加积累，导致了苏联军队在一系列社会运动与军事改革下首先瓦解，最后戈尔巴乔夫也无力控制局面，因为传统被丢弃，而他的权力根基在传统，而他无法不丢弃传统，因为这不是当时人们所认定的时代潮流。如果我们用另一种方式去思考，弗拉基米尔的革命传统究竟是创造新的人类纪元，还是转为一个新的传统？或许他被政治哲学欺骗了，正因为如此行为主义的政治理论拯救了现代政治，也树立了政治合法性的必要经验主义前提和实证哲学理解。而戈尔巴乔夫不是被政治哲学欺骗，戈尔巴乔夫是被政治欺骗了，但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又能意味的什么了？也许，生存的几率更大了，因为不需要将核阴影长久的放在头顶。难道真是这样吗？对于个人而言，仅仅是因为受到政治的威胁而产生的退却是正常而且无需疑惑的？那么对于制度化的现实条件下的人恐怕对于普通人而言，已经无力反抗，只能屈服。

　　但对于这个建立初期的带有乌托邦政治的国家而言，对于理想主义者而言，对于共产主义而言，它带来了一个令人感到失望的信息，和一个现代化经验的教训。或许这是一个对双方同时的警告，并同时提醒着我们事情不是那么的想当然。

　　《苏联军队的瓦解》读后感(六)：【转】数卷：失去苏联的世界体系对所有人都是一种解脱

　　原标题：拜占庭的黄昏

　　威廉·奥多姆的《苏联军队的瓦解》是一部“技术流”作品，很少有人敢于挑战作者的专业素养。如果实证主义的极致足以让理论从框架当中自然流露，本书就属于这种难能可贵的成就。布罗代尔大师在其巅峰时代，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苏联军队的瓦解可以理解为苏军的瓦解，也可以理解为苏联及其军队的共同瓦解，更可以理解为苏联作为一支军队的瓦解。因为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列宁主义就是一支永远不能休战的军队。

　　马克思已经将世界历史定义为通向末日审判的战场，列宁的先锋队进一步将地图划为红色地区和战争地区。在苏联的认知图上，国际法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经典区别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区别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学者软弱和浅薄的自然体现。用某些中国人喜欢的术语，列宁主义等同于超限战。和平共处的策略旨在赢得“喘息时间”，信守条约纯属庸人小市民多愁善感的废话。党负有输出革命的永恒使命，颠覆和战争相互补充、相互转化。因此，党、国家和军队在性质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差别。

　　苏联的野心和任务如此宏大，使得普鲁士军官团和昭和军人的野望变成了小孩子的游戏。二十世纪是苏联的时代。苏联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意愿改造国际秩序，各国只能亦步亦趋。无论她们像毕苏斯基一样反对苏联，还是像墨索里尼一样羡慕苏联，主动权都掌握在苏联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用莫斯科的历史传统、俄罗斯的地缘形势、官僚组织的自我扩张本性解释苏军，不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因为常例原本就无需解释。苏联的特殊性是一种例外，离不开例外论的解释。

　　在不同的认知框架当中，同样的环境因素就会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环境可以解释结果的某些方面，但原因存在于列宁主义体制自身。八十年代的苏军不同于俄罗斯帝国军队，犹如虎鲸不同于鲨鱼。环境造就相似性，基因造就独特性。戈尔巴乔夫试图修改苏联军事理论时，就发现格列奇科的军队不是库图佐夫的军队。苏联的政治、经济和人事制度都建立在永久性超限战的基础上，不可能动摇部分而不影响整体。

　　苏联军人清楚自己的处境吗？显然，他们比大多数西方专家和苏联平民更清楚。在阿富汗战争的最后几年间，前线的中级军官心里有数：他们所在的体制负荷过重，正在从内部解体。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普遍存在的杀害、虐待和强奸平民现象，因为苏联军队一向没有把人命看得太值钱。二战时期，同样的剧情早已在柏林和哥尼斯堡、更不用说长春和沈阳上演过了。

　　从苏联的角度看，凶残如果是战斗力和威慑力的外溢，反倒是一件好事。坏名声能够减少许多潜在的敌人，摆脱许多代价昂贵的负担。不幸的是，八十年代的暴行却跟纪纲废弛、各自求存的绝望情绪联系在一起。阿富汗战争教会苏联军官，不要信任袍泽的团队精神。他必须学习国有企业的部门经理，把主要精力用于榨取、诈取和囤积物资，跟亚美尼亚小贩、穆斯林经纪人和后勤官员大做灰色交易，随时警惕上级拿他当替罪羊的企图。他总是能迫害，经常能胜利，却不太能作战。这场有气无力的战争预示了后来的车臣游击战，将无助感和失败感传遍全军。

　　体制并不是没有作用，至少还能阻止最后一代苏联军官变成十二月党人或青年土耳其党人。俄罗斯贵族或士官生有组织能力，苏联军官却是孤立的个人。前者有理念斗争，后者只有物质斗争。这是列宁主义和沙皇专制的一大区别。围绕私酿伏特加、退休金和东欧度假村的琐屑争执耗尽了军官的精力，将他们变成了废人。

　　然而与此同时，苏军的外在形象却史无前例地强大可畏。八十年代初的西方媒体更倾向于宣扬苏联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至少不会怀疑苏联军事体制的纪律和效率。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黑格真心诚意地相信，苏联在欧洲大陆至少拥有四比一的常规兵力优势。冷战结束后，人们才发现：这种优势并不比国家计委的其他统计数据更可靠。

　　在此期间，军队的创作和宣传部门比前线部队更加活跃而成功。他们营造的进攻性形象很少引起怀疑，对加重军队的负担、加速军队的崩溃居功甚伟。“大国、强国、共产主义”的大合唱主要来自军方。军队用鲜血赢得的东西，不会允许外交家在谈判桌上失去。军事战略调整的目标在于减轻负担，意识形态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跟后来流行的说法相反，戈尔巴乔夫骨子里仍然是党性坚强的干部。他只想清理腐败，节省资源，改进技术；不想节制好斗的军方笔杆子，或是损害军工企业的特殊地位。文艺界可以争鸣，历史学家可以大作翻案文章，军队的政治红线却是不容逾越的。他的希望其实跟后来的新威权主义理论相去不远：一手抓强力部门的纪律，一手抓社会层面的改革，将两种社会的优点集中起来。

　　领袖做好了两手准备，将一支封闭的军队保留下来，作为应付各种骚乱的最后一张王牌。在他的开放社会计划中，这些骚乱肯定是无法避免的。八十年代最后几年，王牌一再付诸实施。从军官的角度看，上级利用他们的手段未免过于露骨了。反腐运动暴露了军队的弱点，却没有改善它。治理整顿增加了替罪羊政治的风险，戏剧性地破坏了指挥链的可靠性。最重要的是，列宁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支军队。你不能选择性地解放其中一部分，却极不公正地强化另一部分的捆绑。

　　领袖如果不那么相信自己的权术，盲目地坚持体制的完整性和神秘性，让所有各方都看不清体制的虚实，坐待油尽灯枯的最后时刻自然来临，至少还能减慢溃败的速度。他的问题其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全盘皆输以后再竭力塑造自我牺牲的改革者形象。作者非常了解列宁主义，深知这种人即使存在，也没有机会爬上顶峰。

　　依据作者的分析框架，我们只能认为：苏联除了全胜或全败，其实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种体制有预支和挪用社会资源的强大能力，也因此杜绝了正确自我定位的可能性。领袖的判断错误主要不能归咎于个人因素，反倒是维持统治的必要因素。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成也萧何败萧何。相对于腐败或滥权造成的损害，认知结构的扭曲才是真正的灾难。不可避免的结局最终来临时，体制内人士表现出惊人的平静，仿佛一切都在他们意料之中。失去苏联的世界体系对所有人都是一种解脱，对承担了最大压力的苏联军人尤其如此。

　　《苏联军队的瓦解》读后感(七)：怎样用6年时间干掉世界第一大军队

　　对这段历史，不同作者有不同解读，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已故学者威廉·奥多姆的这本《苏联军队的瓦解》令人印象深刻，它超越了讲讲幕后故事、秀一把立场的层面，而是从军事专业的角度展开分析。

　　苏军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1985年时，苏军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大军队，在很多人眼中，它也是最强的。

　　近600万现役军人，2500万后备军，能用火炮发射核弹头，在大多数武器储备上占压倒优势……此外，因卫国战争中表现优异，这支军队成为苏联人的骄傲，虽然它曾多次镇压民众。

　　但，巨无霸的底盘已发生松动，“二战”后建立的军工体系设备老化，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尤为麻烦的是，阿富汗战争让“纸老虎”马脚尽露，苏军组织僵化、纪律涣散、战术落伍等问题统统爆发了出来。

　　为全球争霸，苏军年消耗国民产出的20—40%，而美军只有8%，考虑到双方经济总量的差距，这让苏联备感压力山大，不放下这个包袱，经济发展无从谈起。

　　苏军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从高层到基层，这已成共识。只是谁也没料到，这一改却将它送上不归路。

　　中层失序的困境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军改革难度不大，只要裁减现役军人数量，关停一批落伍军工企业，引进最新技术，减少对社会资源的占用即可。总之，治标即可，无需治本。

　　但，改革需要资源，戈尔巴乔夫除了几个耍笔杆子的宣传员外，几乎指挥不动任何人。

　　自勃日列涅夫执政以来，苏联的极权主义由于失去了铁腕的恐吓，只好采取独特的“赎买”方式来管理，即高层通过特许腐败来笼络中层，从而维持住表面的服从与秩序，其结果是上下互相欺瞒，这个隐形的利益链条盘根错节，充斥着苏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结果是：没有新的利益赐予，根本无法推动中层去完成任何目标。

　　强行驱动这个凝固的格局，难度太大外，风险亦高。戈尔巴乔夫必须找到体制外资源，与中国改革面向市场经济不同，戈尔巴乔夫把目光投向外交领域。

　　戈尔巴乔夫的暂时成功

　　短期看，戈尔巴乔夫非常成功，他的“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虽定义模糊，却引起西方领导人的巨大兴趣，迅速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

　　一般来说，改革的资源准备至少要包括四点：一是个人威信，二是外部环境，三是资金，四是干部队伍。

　　在前三点上，戈尔巴乔夫如偿所愿：首先，他不再是原来那个靠搞农业上台的小官僚，而是世界政坛的明星，自列宁后，还没有哪位苏联领导人国际影响这么大这么好，这给了他号令手下的底气；其次，由于成功说服西方放弃敌对态度，为裁军争取到了足够的空间；第三，因允许两德统一，苏联得到了大量外资投入的回报。

　　还有一点标志了戈尔巴乔夫迂回战略的成功，军方普遍认为他的“新思维”是对西方阵营的欺骗手段，老头儿们对他的“机智”赞赏有加。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打出了一张好牌，这为他实施“军队改革计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走进小马拉大车的困境

　　但，戈尔巴乔夫大错特错，他低估了“军队改革”的难度，凭借外交争取到的那点战略资源，来做这么大的改变，其实是“小马拉大车”。

　　因为，戈尔巴乔夫事先没意识到，苏军对社会的绑架程度如此之深。

　　苏军指导思想带有“末世论”色彩，即经过一场战争，人类将彻底清算此岸的一切罪恶，从此跨入新时代，为实现这个脱胎换骨的变革，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几乎所有苏联军官都认为只要战场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他们把它当成战术武器，根本不在乎其后果。正是在这种建军思想的左右下，苏联其实是一个正在长期战争动员中的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围绕着“如何打赢”而安排。换言之，改革苏军，其实是要对苏联社会进行一次整体性改革。

　　裁下来的士兵如何就业？传统兵工厂怎样转型？新技术如何应用？军队削弱后，如何维持秩序？如何应对民族主义分裂势力的挑战……凡此种种，都需要全方位的资源准备，从外交上找突破口，从战略角度看，很可能找错了方向，毕竟外交是无法培养出一支内政干部团队的，戈尔巴乔夫很快便尝到了苦果：他撤换了许多“僵化”的干部，可换上来的年轻人依然“僵化”，他们根本搞不明白什么是“新思维”。

　　深陷保密社会的泥潭

　　在军队改革中，戈尔巴乔夫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军工厂领导、高级军官们占有着太多社会资源，他们不愿主动让出既得的东西，所以他们便通过信息封闭的方式来愚弄他。

　　在苏联，保密拥有极高的合法性，只要虚拟出一个敌人，任何一个有点权力的单位都能跑马占圈，严禁他人涉足。长期以来，高层以为这种保密有利于自己，是忠诚的表现，因此大加鼓励，可没想到的是，这种保密其实也在蚕食着自己。当动辄都是秘密时，戈尔巴乔夫也搞不清军队的情况究竟怎样，他的每一个改革新计划都犹如打在棉花墙上，被官僚系统化解于无形，而他的外交谋士们和他一样懵懂无知，根本拿不出什么好建议。

　　1987年5月28日，西德19岁飞行爱好者鲁斯特驾驶一架小型民用飞机穿越苏联800公里领空，在红场成功降落，这给苏军带来毁灭性打击。

　　靠外交资源在勉强支撑的戈尔巴乔夫震怒了，他怀疑是将军们故意制造这一丑闻，让他在西方盟友和苏联人民面前颜面扫地，这让他和军方的矛盾彻底激化，然而，他没有干部储备，没有军事知识，不了解军方家底，除了罢免几个“替罪羊”，他又有什么办法把军队改革深化下去呢？

　　深感委屈的军队干脆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知道这么做的危险性，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他们宁愿共同毁灭。

　　戈尔巴乔夫怎么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改到哪里，就会乱到哪里，那些看上去很听话的将军们为什么就是干不好似乎很简单的事，而每次灾难到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知情者。

　　戈尔巴乔夫毕竟只是个官僚

　　在老头儿们看来，戈尔巴乔夫毕竟是传统体制选拔出来的，如果不是胆小怕事、善于逢迎，他不可能笑到最后，所以，“他不会乱来的”。可结果似乎正好相反，面对“凝局”，戈尔巴乔夫个性缺陷显露了出来。在本书作者看来：

　　首先，他不敢承担责任，总是等局面恶化后才派军队出击，苏军空降师本是一支四处灭火的劲旅，可一线军官发现，戈尔巴乔夫只会暗示开枪，却从不下令，出了问题后，他总是让别人扛雷，没有什么比上级的出卖更令人灰心的了，军队从此失去忠诚度。

　　其次，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真正拥有民主意识的人，他表演民主，高呼民主，但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他从来不想让各加盟共和国自由，宁可采取最卑劣的暴力手段。

　　第三，戈尔巴乔夫拥有旧官僚最致命的缺陷，即虚荣，明明民族主义矛盾已激化，可他始终不承认存在问题，以为看不到就没发生，以为靠伪装镇定就能吓得别人噤若寒蝉。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爷爷曾被斯大林关进“古拉格”，这让他对极权制度的罪恶有所反省，但他从来没在正常社会中生活过，他是在阴谋、欺骗、说谎中生长起来的，在他一生的奋斗中，领导提拔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非同侪间协商、争论和让步，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各方能接受的角色，并不是他能力强，只是他缺点少。当他终于大权独揽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一旦没有约束，他其实一样是满口谎言，一样是莽撞粗鲁，一样蔑视法则和美好情感。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身边从没有真正平等的对话者，他一开始甚至没想过要军队改革，至于选择以外交为突破口，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他夫人赖莎出风头的愿望。

　　戈尔巴乔夫靠扮演圣诞老人拿到了西方的资源，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为了不得罪西方盟友，戈尔巴乔夫不敢下令军队开枪，不敢否定打着民主旗号的分裂行为，甚至听任舆论一步步揭出苏军底牌，令其名誉扫地……终于，他只能靠“假政变”(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来解套——既让西方盟友看到，如果没有他，反对派会多可怕，所以应该允许他铁腕一点；又让苏联人明白，他依然是改革的象征。

　　可惜，这场滑稽戏让军队名誉扫地，他也失去了权力的基础。

　　给读者的启迪

　　本书作者对军队生活非常熟悉，故分析视角专业，非外行所能模仿，本书内容丰富，可以给读者诸多启迪，但有三点不可忽略：

　　首先，改革者一定要正视改革的艰难，做好充分的资源准备。当影响力、向心力、社会资本等出现问题时，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号，像苏联后期那样，腐败甚至已无法引起普通人的愤怒，大家连抨击它的欲望都已消失，只好靠调侃来表达自己主张时，这说明改革已进入进退维谷的难局，在一个“说什么大家不信什么”的环境中，改革再好，也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其次，比既得利益者更可怕的是组织崩溃。改革需要有执行力的中层，但中层往往也是腐败多发地带，一旦它被腐败裹挟，就会利用专业知识来绑架社会，结果是高层谈改革，中层谈管理，高层谈开放，中层谈稳定，就这样，打着管理、稳定的名义，中层事实上篡夺了高层的权力。那么，中层真的特别关心管理、稳定吗？其实，这不过是障眼法和迷魂药，只有高层不了解基层，中层才能渔利，所以中层的天性就是不断创造专业、程序、制度、规定、机密之类来，以保证自己的利益空间。

　　第三，警惕“战略消失”。在苏军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与他的智囊们始终没有站在战略高度上看问题，而是打到哪儿指到哪儿，因为他们没能建立起一套真正自洽的治理学说，又将现代治理学说看成是西方别有用心的产物，被迫抱残守缺，只能奉实际需要为圭臬，出现了“日计有余，月计不足”的局面。几轮改革下来，一切原地踏步，根本的东西丝毫没动，人民自然不满意。

　　苏联军队曾经强大，在相当时期，它是极权主义的卫士，甚至不惜挑战良知，但，当时40%士兵来自农村，他们和城市人没有共同利益与价值认同，随着经济发展，苏军绝大多数士兵来自城市，他们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能理解身边的环境，这时，他们就再也不愿成为工具了。这决定了，即使戈尔巴乔夫不犯错，第一大军队神话的破灭，恐怕也是早晚的事。

　　《苏联军队的瓦解》读后感(八)：从政治角度解读苏军的崩溃

　　苏军具有国家军队与政党军队的双重身份。当国家经济衰败时，臃肿的苏军失去了相匹配的财力支撑；而当苏共自身的组织奔溃时，苏军则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与对内暴力行动的正当性；苏军的溃败，归根结底是苏共政治上的溃败，包括作者所谓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力的溃败。而苏共的崩溃，则离不开这两味药引：即86年戈尔巴乔夫放松出版管制、以及87年苏共同意修订苏联刑法关于反苏煽动与宣传的第70条和第190条，言论自由的洪水很快冲垮了遍布蚁穴酥得掉渣的苏共意识形态基础与组织基础。

　　我们倘若把视线收回国内，那么近日高法对分裂国家等问题的释法、以及愈演愈烈的言论压抑，可以看出三届中央都深深汲取了苏共崩溃的直接教训，抱定“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反正不能溃败在我的手中”的信条。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