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市史》读后感10篇

　　《中国都市史》是一本由斯波义信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5.00，页数：25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都市史》读后感(一)：日本人眼中的中国都市

　　阅读指数：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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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都市史》试图颠覆一种传统的看法：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其城市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我很认同作者的努力。农村包围城市是取胜之道，但并不代表农村成为国家治理的中心，而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也只有攻城，才算是功德圆满。不管古代中国城市发展具有何种特性，但这一发展并未停止过，工商业在官府打压下也因为城市的存在并未绝迹，绵延不断。

　　书中有处非常有趣的讨论：中国长安北京这些大都城为何都是矩形的？一种解释是天圆地方的寓意，尤其是都城，皇宫在这矩形的中央，集天地灵气，以求获得统治的正当性。

　　实际上，在我看来，矩形规划绝非经济实用的选择，想构建一个矩形城市，对地形要求非常高，往往需要在平原上建城，而一旦平原面积狭小，就会大大限缩矩形的面积。日本京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城仿照唐代长安所建，可惜京都盆地不大，最后所建京都城面积也就长安城的五分之一大。相比之下，在经济较繁荣的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就因地制宜，完全没有将都城局限于一个框框之内，不规则的反倒是最适合、最自然的。

　　当作者也不断提醒，长安北京都不能反映古代中国城市的面貌，而因为它们是首都，反倒成为特殊的个例。真正的城市需要看地方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书中提到了佛山，因为自己就是佛山人的缘故，更是感同身受。

　　去过日本之后，发现日本的城市化其实远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深重。除了东京大阪名古屋，大部分的道府县都是村落，远离市中心几公里就能看到大片的农田，而在美国读书的同学也时常抱怨交通不便，可见大多数人也是生活在荒郊野岭。这么一对比，其实世界各国都差不多，而在十九二十世纪科技突飞猛进以前，这种差距其实更加小。都市学很有趣，持续关注。

　　《中国都市史》读后感(二)：城市和结构

　　首先要说的是，“还行”这个评价是给这个译本的，而不是作者的原书。在读书的过程中因为自己知识面的欠缺，曾经就内容询问过相关专业的同学，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是谷歌翻译的吗？

　　而就算是读这样一本让人云里雾里的译本，仍能得到一些有意思的启发。

　　作者在序中提到，这是一本通俗读物，使大家对中国都市的发展有一个概念和印象。但通读全书，感觉并不通俗。与著作《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相比，确实少了很多数据与表格的罗列，对史料的叙述，但有时反倒更让人摸不着头脑。总之，这不会是一本大众读物，起码在我国。

　　作为经济史背景的学者，斯波全书都贯穿明显的社会学思考模式。单从目录架构中就可以看出。第一个章节是对中国都市做时间和空间的讨论，第二章则是一种建构“结构”的思考模式（在我看来相当的“社会学”），再之后是案例研究——颇有社会学家实地考察以提供活生生实例的感觉。若是一个历史学背景的学者要写一本《中国都市史》，想必不会是这样的目录——若是考古学者呢，大概是罗列一堆经过发掘的都城平面，然后开始进行分期和渊源、影响的讨论吧！

　　通过史料的搜集和数据的分析，作者打破了以往学者（历史学者？）对中国都市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认知，他认为不应只从行政这一单一的层面去考虑中国都市的组织结构，而在应加入经济的考量。受过经济学相关教育的人往往喜欢建立数字模型分析问题，斯波设定相对易获取的人口数量与城市的经济水平正相关；将国家收入、官员数量和县的个数设为正相关，用定量的、理性的视角对过去的城市生活重新审视，在暗示“府-州-县”结构之外的由于商业化的兴起而出现的“镇”的存在。

　　也正是因为他对经济、对商业的重视，在落到形象化的城市上时，他提出了城市的两个重要分区：官绅区和工商区，其实这暗合了全书的讨论主线，即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下的城市。

　　到了帝制晚期，作者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同乡自治团体，它们的进化究极体是会馆，承担了很多公众社会的职责——好像在与马克斯韦伯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进行对话，认为城市中并不完全是政府的管理和意志，也同样存在着居民的自治，而这种自治是以同乡或同业会的方式实现的。

　　全书是否暗示了“唐宋变革”之际的经济变化，实际的源头是大运河的开通与使用和唐代佣兵制的结果？

　　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经济史学者，他们都关注变化、关注兴衰。相比于考古学者执着于物质本身，他们似乎更在乎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那些非物质的东西。

　　《中国都市史》读后感(三)：读后感

　　作者是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初读他的一篇文章是“宁波及其腹地”，被收录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作者试图将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市相比较，发现共同点与不同点。对此的思考顺序归结为三点：人口众多、人口密集、都市性及其发展过程，这三点分别属于人类生态学、社会组织学、都市学。

　　中国都市的立地大致都位于低地、盆地、江河流域边。都市的行政区划级别、面积大小反映出中央政府的意志，由此产生相应的大小不同的都市。古典都市的建立依据《周礼•考工记》。清朝的法典体系相比前朝更加完备，对国家和民间的祭祀都同意按照大祀、中祀和群祀的顺序给予规范。

　　第二章作者从定点的都市和都市的社会结构来阐述讲都市的体系。在中国以政府的意志突然形成都市几乎不存在。交通特别是河流交通几乎是促成中国定居点及聚落的发展。从交通培育都市的规律性及都市在低地、盆地建设的规律性中，可以看到中国都市化的两个特点，一是，促进都市化发展的技术“变数”，二是，因交通效率的影响及土壤侵蚀、冲击的结果，同一水系的低地在地文及人文方面自然会比边缘的水源地程度高，同时具备土地节约利用程度高、人口密度高、购买力高和生产性高的特点。作者利用相关的资料制作“都市化率的预想及实际”、“各地域的都市化”、“长江下游地区与中国背部地区的都市化比较”、“八大地域都市的等级分布及大小分布”等表格，来窥视中国都市化度。行政都市的作用主要在于防卫、治安、税收以及应对地方精英。作者制作矩阵来俯瞰行政都市与经济中心都市两种体系的相同与不同点。行政都市体系是一种独立、普通且上下关系明确的结构。经济都市体系从表面看是自下而上，与此同时在横向的关系上却出现相邻二者重合遮掩的一种复杂的体系。相比于从矩阵上所看到的分歧，实际上他们的分歧远远超过我们所看到的。在整合这两种不同的体系中，中国的官僚行政机构是一种经过反复仔细考量形成的制度，从不松懈对地方主义及叛乱势力的关注。

　　作者以北京、宁波、广州、上海、台南、杭州等为例，将中国都市生态的特色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官绅区和工商区两个中心并存的结构；二是工商中心区的位置取决于和交通要道之间的关系。繁华的都市吸引外来人口，在这里出现同行行会、同乡行会、会馆。通过宗教活动、公共活动来寻求集体的联带感和团结。

　　第三章以汉口、宁波、上海、台湾、佛山镇为例来探析都市的解剖面。作为个案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如何一步步发展为都市的。

　　最后结语时，作者提到地方志、地理书、有关水经注及水利的书籍的重要性，此外有些城市地图和分省地图非常有价值。

　　《中国都市史》读后感(四)：《中国都市史》读书报告

　　全书对中国都市史的进程、都市的空间论、都市的体系、都市的社会结构以及都市的详情，做了全面的分析。该书在研究方法上是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同于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是从考古的角度剖面分析古代都城的布局。在研究内容上不同于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的经济学角度的分析，而是侧重于资料的收集和数据的分析得出：城市发展是受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双重因素影响下的社会发展的普通现象。关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我并不熟悉，因此就简单说一下关于中国都市的发展在以上两种因素的影响下诞生的产物。

　　一、宋之前的县制与宋以后的市镇

　　作者在书中提到：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下，“县”制支撑着中国管理体制并使其发挥职能。“县”制起源于秦始皇，并一直延续至今。它作为一个基层的行政单位区划，是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的最底层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王朝更迭致使广大人民走上迁徙的道路，人口流动的规模扩大；另一方面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以及人们的生活需要，并伴随着村落的形成，以及后世“里、坊”制的出现。宋之前的县制是中国都市发展的雏形阶段，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受行政因素影响的政治职能的城市。在汉朝之后中国都市体系转向到“点”领导“面”的形式，这种“由”点到“面”的转化，不仅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另外正如作者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形成的展现。

　　两宋以后，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大幅度增加、南方地区的开发，南北交通的便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市镇和经济职能的城市不断形成和发展。作者例证了中国四大名镇之一的佛山镇，在宋、元、明、清时期这种市镇被看做是“小都会”。关于市镇的形成，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提到是受人口增加的影响，两宋之后人口急剧增加，农村成为吸收大量人口的集散地，因此造成农村人多地少的局面。农民为了生存便开始经营农业副业，为了便于交易就在就近的地方形成了不正规的交易场所，后来这种场所便演化为市镇。在这里作者也通过人口数量、经济规模、制度上的不同对比了县、市镇及乡村的差异，和其他市镇的形成一样，佛山镇也是在自然条件优越，并且有足以支撑市镇发展的手工业，景德镇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的。不管是宋以前的县制还是宋之后的市镇很大程度上都是聚落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虽然国家的行政区划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但是乡村聚落以及市镇都是受到宗族观念和儒教信仰的影响。例如，台湾的开发，在地主和商人当中出现了受儒教影响的乡绅或绅士阶层，他们被称为乡村市镇的精英。即使是在行政职能的都市，国家除了要履行防卫、治安、税收的职能外，最关键的还是要控制地方精英。在都市的建设中，除具备政治、经济、军事的职能外，思想上更是起着决定作用，中国式的文明化“儒化”在文化的角度支撑着都市建设。这种“儒化”也是与地方精英相呼应的，统治阶层一方面要利用“儒化” 选拨精英，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儒化” 控制地方。

　　二、明朝以后盛行的商业团体

　　会馆的出现是在人口流动、商业繁荣、交通便利及宗族、地域观念等因素的基础上产生的，就其本质来看是一个地域性的商业团体。这些商业团体是在一定信赖关系的基础上的自由结合，可以是同乡、同行、同窗等。大体上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以强烈的宗族意识为支撑。这是在中国古代商业繁荣下的产物，他们也可以成为当时市镇乡村的精英。这些商人在财力足够强大的基础上，便开始了公益事业的建设。这些团体将公益事业惠及普通百姓，从而提高了自身在都市中的威望，甚至还强化其领袖和精英的地位。即便在乡村中也是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在杜赞奇先生的《文化、权利与国家》一书中提到的即便是乡村领袖也必须遵照文化网络中习惯法的要求，为乡民谋取利益，才能获得公众的认可。例如充当乡民借贷和交易的中人、保人，主持兴修水利，为贫穷村民垫付摊款等。关于统治者对这些商业团体所持什么样的态度，还需要进一步阅读何炳棣先生的《中国会馆史论》。

　　从近来阅读的有关城市史和乡村研究的几部著作上来看，从古至今我们的衣食住行、生活的城市以及我们的思维方式、传统观念，从微观到宏观，从自身到国家无不受到儒教的影响。在该书中也提到了“儒化”支撑着都市建设，以儒教文化和科举文化促使社会团结。中国古代早期政治职能的城市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更为深刻，其中体现在城市的布局和管理方面。后世经济职能的市镇虽然在布局和建设方面所受的影响不像前代那么深刻，但是与之相适应的团体和这种都市建设下的普通大众还是无形中受到儒教的影响。当然儒教并不是没有益处，其在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的稳固都起着重要作用。至于当代儒教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广泛的，这也是在历史传统下带给我们当代人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