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荣光读后感精选10篇

　　《紫禁城的荣光》是一本由[日]冈田英弘 / [日]神田信夫 / [日]松村润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3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紫禁城的荣光》读后感(一)：紫禁城的荣光

　　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 紫禁城的荣光——书名的字面意思写明清这段历史，以荣光开始，以黄昏结束，记录明朝、清朝450年兴衰史。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有其独到之处，能够以宏观层面对中国历史进行研究，尤其是日本站在其在东南亚地缘政治版图的视角对中国历史进行建构，用建构是想表达日本研究中国历史是利用中国的历史，建构对其有价值的“历史视角”。 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其构建的“历史视角”。 地缘政治历史视角。把地缘政治和历史的形成相结合分析历史的发展。中国历代王朝定都的城市的形成，是基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民族进行贸易，而形成的交换地点而发展起来，大都位于蒙古高原、山西高原和中原的交界处，如北京、邯郸、安阳、洛阳、西安、咸阳等城市的形成的原因。 中国历代王朝建立的“路线图”是由北到南，统一全国，形成多民族国家。其中明朝例外，明朝是建立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南向北，建立的国家，其不足之处，始终没有形成元、清朝，疆域辽阔的国家。本书的视角不像增井经夫《大清帝国》那样直言不讳的说日本东洋史界，有很多人研究过，“少数民族统治中国”这一课题。不用多说，因为伴随着日本军队的全面侵华，他们想讨论自入侵过中原腹地的匈奴人以来的少数民族统治历史，以为日本统治者提供参考。但日本的侵略我国的历史可以看出日本侵华采取了“少数民族统治中国”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日本丰田秀吉时期对朝鲜的侵占，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对中国历史进程发展影响甚微，但侵略中国蓄意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为开端，从东三省一直到桂林，使中国遭受日本的铁蹄的践踏，成为中华民族的不能磨灭的伤痛。 二、博弈论历史视角。边境贸易是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长期博弈形成的，游牧民需要中原地区农民生产的庄稼等碳水化合物，农民需要游牧民牛、马、羊，作为生产力，于是在双方在边境城市形成和平贸易，一旦边境城市发展成为国家，就会借助国家的力量提高粮食的价格，游牧民族没有有效的对抗手段，导致依靠暴力手段获取粮食，为了抵抗游牧民族的掠夺，秦赵燕都在边境修筑了长城，加强了边境抵抗能力，游牧民为了有效的进行掠夺组建更强的组织。秦统一以后，匈奴便建立了历史上最早的游牧帝国。游牧民族帝国和农耕帝国通过多次战争，势均力敌，就可以签订条约，开放边境，进行贸易。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原的朝廷无不面对草原民族的骚扰、威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精力，而没有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西汉末年，严尤的“三策论”，严尤谏王莽 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 当周宣王时，猃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贲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 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由于受时代和人物的历史局限性，历代王朝并没有寻得解决问题的上策，既然游牧民族自古同农耕王朝相互征伐，其本质是在打贸易战，我们何不借助资本，主动出击，用资本去捆绑住被游牧民族控制的地区，推进“一带一路”，以商养商，以商养国，可为上策。 本书书名为明清全史其实不全，明朝历史长于对朝贡体系中日、朝、明关系的分析，缺少对明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分析。清朝部分长于康乾王朝对蒙藏的分析，清朝对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等没有涉及，止于1813年的天理教攻入紫禁城。 作者以明紫禁城的营造开始，以紫禁城凌驾于市民社会之皇权象征被打破为止，暗示了清朝开始衰败。 紫禁城的设计坐北朝南，按照中国神话故事中的哪吒三头六臂两只脚形象设计，前面三个门后面两个门旁边各三个门。天门九重，所以皇帝要用一重又一重的城墙、一道又一道的大门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以此将皇权塑造为一种难以接近的存在，紫禁城是中国专制封建王朝威严的象征。 1813年九月十四日（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徒勇闯紫禁城，这次暴乱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对嘉庆皇帝的打击却是巨大的，他在临终前还告诫群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在暴乱中射在隆宗门牌匾上的一个箭镞，一直保留了下来，暗示高高在上封建专权的神话被射落。

　　《紫禁城的荣光》读后感(二)：还原了明清时亚洲海陆联动的时代特征

　　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十分感兴趣，类似五胡乱华、元清入主中原这样的“励志”故事，映射着日本汉学家掩盖不了的历史野心。在他们眼中，雄壮威严的紫禁城，是由蒙古人始建，并经满族人之手才得以保存至今的，几乎无视了其中明朝对紫禁城的设计与建设，关注点反而是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如何合二为一，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这不禁让人想到他们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这点在阅读的时候，需要读者格外注意。

　　本书的优点在于，书中穿插的史观与欧美“新清史”学派十分相似，它能使学术圈之外的大众读者拥有一个新的历史观察视野。内容时间线是从14世纪后半叶元朝的北徙开始，经历明朝的崛起，直至19世纪初清朝的盛极而衰，共450年。与同类书籍相比，该书观点清晰鲜明、逻辑严密，还拥有着日本学者所特有的重视海洋亚洲与内陆亚洲互动的特点，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明清时亚洲海陆联动的时代特征。

　　《紫禁城的荣光》读后感(三)：明清帝国史：一部从小中国到大中国的演变史

　　本文已發表於《澎湃新聞‧上海書評》，參見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62509

　　由元代蒙古统治者始建，并经明清两代汉人与满洲统治者所保存与扩大的紫禁城，大概是最广为人知的中国历史建筑之一，也是反映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历史结晶。而其规模之大与富丽堂皇，更被视为外国人视为传统帝制中国历史的载体。如今它则是作为故宫博物院向广大人民群众开放。去年11月初美国特朗普总统伉俪访问中国，中国政府便安排他们一行人与***主席伉俪一同游览了故宫博物院。而稍早于2017年5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所出版的《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一书，正是以紫禁城为主轴来叙述明清中国史发展的科普著作。

　　本书日文原版最初由文艺春秋出版社于1968年刊行，是“大世界史”丛书的第十一卷。原先在版权页上仅载明作者为神田信夫教授，但实际上在结语中已说明本书实为神田信夫与松村润、冈田英弘三位教授合著的成果。后来于2006年作为学术文库之一册，由讲谈社修订后再版，并且恢复了三人合著的形式。三位作者曾于1957年以《满文老档》研究而一同获得日本学士院奖。因此可说在明清史领域中，三人都是学有专精的博学硕彦。如今透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王帅的译介，这本优秀的日文明清史通论读物才得以和广大中文读者见面。

　　在简介本书以前，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中使用的日文词语“支那”其实指的是历史上的长城以南或是山海关内，以汉人为主要人口的区域，约略等于英文的China proper（一般译为“中国本部”或“中华本土”），但是不代表其他地区不属于中国。从书中的附图一“构成中国的五个区域”就可以看出来，支那、满洲、蒙古、西藏与新疆其实都被视为构成中国的区域称呼。而且在叙述上也没有将蒙古、西藏史当作独立的民族史或地方史，而是整合在一个共同脉络下来加以阐述。虽然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伴随着日军侵华，支那一词也染上了贬义与歧视的色彩，但是这个词在本书中必须从日本东洋史的学术脉络来理解，并不是帝国主义者为了分裂中国所设想的学术阴谋。

　　本书共分为十六章。书中首先介绍了所谓中国与支那的概念，并且就支那内部华南华北的差异，以及蒙古的草原生态、长城的防御意义、北京作为边境城市与西伯利亚商路终点的重要地位等课题进行阐述。本书主张今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原型早在元朝就已经形成。明朝原先打算重建元朝的霸业，也试图控制内亚草原，但最终未能实现其愿望。因此现代中国的概念实际上要等到清帝国建立之后才真正成形。也因此本书主旨就是在说明这个由支那到中国的过程。

　　书中提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为了完成中央集权而发起胡惟庸案，诛杀功臣集团与红巾军旧部。但是后来到了晚期的蓝玉案时，背后实际上有来自新官僚集团与诸王的压力，事态已经脱离朱元璋的掌控。这种清洗旧部的做法也削弱了明军的团结与战力，以至于让后来明太祖朱元璋过世后，建文帝与燕王朱棣斗争时，朱棣能够以少数精锐部队成功发起政变。朱棣即位后，就开始着手在北京修建新的宫殿，完成后便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此举一方面有两种考量，一是北京原本就是他的封地，远离建文帝势力范围内的南京，二是建都北京易于防御北元的入侵。整体而言，北京不仅是最适合控御满洲、蒙古与中国本部的政治枢纽，同时也是当时东亚最重要的国际都市，商业与文化都得到高度发展。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重视明清时期蒙古、西藏、突厥斯坦、台湾、琉球、日本与朝鲜等地的发展。元朝退回蒙古本部以后，仍旧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并对明朝的合法性与安全持续造成威胁。本书特别注意1368年后蒙古内部的政治发展。一般的历史书籍都将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北京）视为元朝灭亡的时间，但本书认为实际上要到1388年元帝脱古思帖木儿被明军击败，在逃亡过程中遭也速迭儿所弑，才算是元朝的灭亡。但元朝的传统并未在漠北断绝。本书将1388年以后的蒙古史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1388至1454年，可以称为瓦剌时代，以其首领也先在土木之役中俘虏明英宗为最高峰；二是达延汗（1464‒1524）重振北元正统皇权的时代，这个时期一直到1634年北元末代皇帝林丹汗败于满洲人之手为止，在这段时期，蒙古与西藏透过藏传佛教建立起紧密的连结；三是从瓦剌部发展出来的准噶尔帝国与清朝对峙的时期，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被清朝击败为止。

　　本书也着重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历史。而当时朝鲜、日本与琉球和明朝建立起朝贡关系则是重要的国际事件。特别是足利义满为了与明朝开展贸易而接受永乐皇帝赐予的日本国王封号。京都女子大学教授檀上宽在《永乐帝》（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中甚至认为永乐帝不费一兵一卒就让日本回到朝贡体系当中，其功业可说远迈其父洪武帝与元世祖。明代中叶，倭寇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问题。直到1560年代以后，才在武力进剿与开放海禁双管齐下解决此问题。后来于1592年爆发的朝鲜之役则耗损了明朝与朝鲜的国力，而使得位处满洲南部的建州女真得以发展成未来的霸权。明朝宫廷苦于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加上为了与女真作战，加征辽饷、剿饷与练饷等土地附加税，造成人民生活困窘，各地流寇四起。明朝最终也于1644年亡于流寇李自成之手。

　　建州女真在努尔哈齐的领导下于十六世纪末崛起，1616年建立金国，史称后金。1619年在萨尔浒之战中以寡击众，大败明军。1626年努尔哈齐病逝，其子皇太极继位，克绍箕裘，分别降服了朝鲜与察哈尔蒙古，取得了元朝的传国玉玺。因此于1636年改族名为满洲，定国号为大清，但他于明朝灭亡前一年病逝。其弟睿亲王多尔衮辅佐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和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合作，入关扫除了流寇，并且消灭了南明的残余势力，初步确立满洲在关内的统治。之后的康熙皇帝在南方平定了汉人降将吴三桂等人发起的三藩之乱，荡平了台湾的郑氏政权。在内亚地区则遏止了沙俄在满洲与蒙古北部的扩张，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康熙皇帝还击败准噶尔部喀尔丹博硕克图汗的入侵，外蒙的喀尔喀蒙古也因此归附清朝，并且于1720年远征拉萨，将准噶尔势力驱逐出西藏。

　　本书对雍正皇帝则轻描淡写，主要强调在他治下剥夺了功臣与诸王的实权，从而强化皇权。而将一部分火耗作为官员的养廉银，剩下的上缴国库之举，一方面增加了由皇帝支配的经费，另一方面又能断绝京官进行党争的财源。设立军机处之举又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大兴文字狱控制言论。谈到清高宗时，则是强调了其十全武功与清朝疆域的扩大，并使其成为满、汉、蒙、藏、维五族的大中华帝国皇帝。他的豪奢与庞大财力也使得他能对艺术与学术加大资助。而以扬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则在经济与文化上得到长足发展。然而他晚年宠信和珅，导致官场腐败，加上庞大的人口压力和有限耕地，导致农村经济衰败和秘密宗教兴盛。最后到了嘉庆年间，爆发了白莲教与天理教之乱，甚至连紫禁城都被乱党侵入。紫禁城的荣光也逐渐黯淡消逝。

　　如果我们将本书与近期出版的同类书相比较，可以更加凸显本书的特色。譬如先前出版的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日文原版由讲谈社于2005年出版，简体中文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发行）虽然是在本书出版后三十余年才面世的新作，但是明显能看出两本书的着重点有所不同。上田信的后出之作明显受到近年来全球史与环境史的影响，立基于银钱并用的双重经济架构，从物的流通和海洋贸易史的角度，讨论明清帝国在东欧亚与近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但是对于明清时期的主要政治经济事件和明清帝国在内陆欧亚的扩张则相对着墨较少。因此这两本书正好有互补之处。

　　也许有些读者也注意到了，本书所讲述的历史分别以两起白莲教动乱为标志：以元末白莲教乱始，而以清中叶白莲教与天理教乱终。虽然不清楚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作者用心良苦，因为本书中没有特别提到明末山东由白莲教徒徐鸿儒所领导的民变。但就元明清三朝都苦于白莲教这点看来，至少是个有意思的巧合。“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邪教”、秘密宗教或民间宗教的源头，或是总称。杨讷早期的《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9）以及《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7年再版）都很值得参考，后者是篇幅短小的入门读物。另外值得介绍的是，牛津大学教授田海（Barend ter Haar）199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一书的中译版也已于今年上半年出版。该书挑战了过去学界对元末白莲教的理解，认为元末红巾军韩山童等人的宗教思想与白莲教传统并无联系，而白莲教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且带有负面形象的情况，则是自明代中叶逐渐发展起来的复杂结果。本书也很值得参考。

　　本书中提到清代天理教乱时，表示昭梿的《啸亭杂录》详细记录了这次事件的经过。但是要注意的是天理教徒口供与昭梿描述实际上有所出入，详见马西沙的《清代八卦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新版）。美国学界对清代白莲教乱的研究当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荣退教授韩书瑞（Susan Naquin）的于1976年出版的《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以及1981年出版的《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两本书为代表。近年来的新研究则着重于探讨天理教对后来清朝在政治、学术与社会层面的影响。例如人大历史学院副教授张瑞龙的《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中华书局，2014）就透过探讨天理教徒攻进紫禁城对清廷和官员所造成的巨大冲击，认为此事件在政治上则造成了嘉庆皇帝对吏治的整顿；在社会上则大力铲除“邪教”，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学术上引起了士人议政的新风尚以及对乾嘉考据学的反省，后来导致了汉宋调和及今文经学的兴起，强调学问的致用性等等。

　　总结来说，本书是一部优秀的明清史入门作品，对明清时期的中国与周边地区与国家的重要事件与彼此间的关联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并且展现了明清帝国从小中国到大中国的演变史。本书适合做为高校通史教材与大众历史读物，若能搭配上田信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阅读，不仅能对历史学界的较新研究成果有所认识，也更能掌握明清帝国的历史全貌。

　　《紫禁城的荣光》读后感(四)：角度新颖、分析面广，喜欢研究明清历史的必读之作

　　本书推荐理由有三。其一，作者为日本人，完全不存在对个别朝代或人物的偏见看法，评述及分析都相对客观且以事实分析为依据，且某些分析的角度还非常新颖；其二，文句翻译流畅，阅读体验不错，不存在粗制译制著作的文句文法表述问题；其三，本书为甲骨文系列丛书，甲骨文系列丛书的编选均比较精制，对历史的描述分析也均比较客观，是难得推荐全部阅读的系列丛书。

　　书籍覆盖时间从元朝末期开始，直至清嘉庆年间；分析的角度除了通常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还包括边疆冲突、宗教势力、文化发展等等，涉及面非常广泛；但也许受篇幅所限、也许受作者视野和能力所限，每个因素的分析深度都不是太够。比如分析明朝的灭亡，除了党争、宦官弄权之外，非常重要的还有明朝太过注重科举制选文官而轻视武官的原因，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明朝各方面的分析就比较到位。

　　综上，本书可以作为丰富视野和拓展思路的明清史著作阅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