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价值》读后感精选10篇
《重估价值》是一本由[美] 托尼·朱特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5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估价值》读后感(一)：再读托尼·朱特
严搏非/文
很想好好谈谈托尼·朱特的《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但到了该落笔的时候，才发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托尼·朱特 的这部文集涉及的内容和领域极为广泛，其中几乎每一个话题都是可以单独成篇的。看来，只能是选择性地说一些了。我们这里就仅谈《重估价值》的第一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朱特谈了四位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工作，从阿瑟·凯斯特勒、普里莫·莱维、马内·斯帕勃到汉娜·阿伦特。有意思的是，这四位知识分子都是拒绝犹太 性的犹太知识分子，这也包括托尼·朱特自己。现代社会让犹太人渐渐脱离宗教性，归化到不同的民族国家，是因为希特勒的作为，才使得犹太复国主义竟成为可行 的现实选择，“犹太”二字才有了非宗教的属性。上面这段话是朱特在《记忆小屋》中讲的，应该已成普通常识。但要紧的是这些拒绝犹太性的犹太知识分子并不拒 绝自己的犹太身份，他们认同的是犹太民族的“审慎自省和说真话的勇气”，是犹太传统中的那种知难而上，几近自找麻烦的耿直和特立独行！我知道用这样的犹太 特点来谈上面朱特评论的这四位知识分子肯定是不对的，但以最深刻的冷静、勇气和思想，直面20世纪巨大的苦难，却确实是这几位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他们都 是极权主义暴政的幸存者，他们都担当起了幸存者的责任：探讨“恶”的根源。
朱特谈普里莫·莱维的文章题为“普里莫·莱维的基本事实”，这是 一篇令人动容的“基本事实”。普里莫·莱维是意大利最具良知的知识分子，1986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作品《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1987年，莱维自 杀。一般认为，莱维是因为过于沮丧而自杀的，他从大屠杀中幸免，然而，如朱特所推测的，“幸存者的羞耻感和负罪感逐渐毁掉莱维”。为什么他会幸存下来？他 是否做出了别人拒绝做出的妥协？是否有别人替他死去？“这些问题都很荒谬，但都聚集到莱维后来的写作中。”莱维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 中说道：“我们这些幸存者不是真正的目击者……我们是例外的少数人：我们是因为搪塞手段，或者由于个人品性，或者由于好运气，才没有沉沦到底。那些沉沦到 底的人，见到死神的人，都没有回来讲述这一切，或者回来后缄口不言。”
在回顾20世纪巨大的“恶”的时候，莱维关注的还不是那些非黑即白的 关于各种信念的谎言，而是那些推卸责任、道德暧昧的人类弱点，那些大面积的灰色人类样本。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德文版出版以后，莱维对德国人说：“真正 的罪，几乎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集体的、总体上的罪，就是他们缺少说话的勇气”。但莱维最终还是自杀了，他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个证人的价值，怀疑“证词的作 用”，感到“一个必须不停地重复同一件事的人的疲惫”，这应该是莱维自杀的真正原因。
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篇是谈阿伦特的，题为“汉娜·阿伦特 与‘恶’”。阿伦特也是极权主义的幸存者，幸存后的阿伦特的所有思考都围绕着20世纪政治之恶的问题。她说：“如果我要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自如，即使只是为 了在这个世纪里生活自如，就必须尝试参与同极权主义本质的不断对话”，在那些“最著名的真理”崩溃以后，我们这些“幸存者的首要任务是，要问一问这是如何 发生的？应该怎么办？”
熟悉的人应该知道，这就是阿伦特一生的全部工作。在欧洲、美洲有一群这样杰出的知识分子，包括上面说的莱维、还有加 缪、柯拉科夫斯基，我想，还可以加上中国的顾准、林昭等等。他们就像阿伦特在1947年题献给雅斯贝尔斯的那段话中所说的，他们全都是“大洪水的幸存 者”，“而无论他们的结局如何，无论在纽约、巴黎或者罗马，他们都不得不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一样，在他们的余生要将（记忆和理解的）巨石推上（公众遗忘 和不知感激的）山”。
《重估价值》读后感(二)：甲骨文图书2014年拟出版书目
甲骨文图书2014年开年新书
1.《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When America First Met China: An Exotic History of Tea, Drugs, and Money in the Age of Sail）（埃里克•杰•多林著 朱颖 译）
2.《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杨德睿 译）
3. 《迷一样的清明上河图》（谜の名画・清明上河図 ）（野岛刚著 张慧君 译）
4.《法兰克福学派史》（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Kritische Theorie und Politik）（埃米尔•瓦尔特-布什 著 郭力 译）（莱茵译丛）
5.《资本的内部》（Im Welt-innenraum des Kapitals ）（彼德•斯洛特戴克 著 常喧 译）（莱茵译丛）
甲骨文图书2014年拟出版图书
1.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罗杰•克劳利 著 陆大鹏译）（地中海史诗三部曲）
2.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的兴衰（City of Fortune: How Venice Won and Lost a Naval Empire）（罗杰•克劳利 著 陈磊 译）（地中海史诗三部曲）
3.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Empires of the Sea: The Siege of Malta,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the Contest for the Center of the World）（罗杰•克劳利 著 陆大鹏译）（地中海史诗三部曲）
4.血色大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蒂莫西•斯奈德 著 黎英亮 冯茵 译）
5.失败的帝国（Failed Empire）（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 著 李晓江 译）
6.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传奇人生（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何慧 董风云 王睿恒 译）
7.午夜将至：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肯尼迪、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One Minute to Midnight： kennedy khrushchev and castro on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米歇尔•多布斯 著 陶泽慧 赵进生 译）
8.前朝旧人：俄国贵族的最后岁月（Former People: The Final Days of the Russian Aristocracy）（道格拉斯•史密斯 著 杜然 译）
9.大师与市场：西方思想中的资本主义（The Mind and the Market: Capitalism in Western Thought）（杰里•穆勒 著 佘欣承 译）
10.上帝与黄金：西方与现代世界的塑造（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瓦尔特•拉塞尔•米德 著 涂怡超 译）
11.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The Relentless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Capitalism）（乔伊斯•阿普尔比 著 宋非 译）
12.机械宇宙：牛顿、英国皇家学会与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Clockwork Universe: Isaac Newton,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爱德华•多尔尼克 著 ）
13.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保罗•约翰逊 著 秦传安 译）
14.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与现代中东的形成（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斯科特•安德森 著 陆大鹏 译）
15.天国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裵士锋（Stephen R. Platt） 著 黄中宪 译 】
16.中国通（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小约翰•派顿•戴维斯 著 李敏 译）
17.中国的翅膀（China’s Wings: War, Intrigue, Romance, and Adventure in the Middle Kingdom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Flight ）（格雷戈里•克劳奇 著 陈安琪 译）
18.亚洲的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Die Entzauberung Asiens: 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 Jahrhundert）（尤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刘兴华 译）（奥斯特哈默作品）
19.中国与世界：十八世纪至当代（China und die Weltgesellschaft. Vom 18. Jahrhundert bis in unsere Zeit）（尤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孟钟捷 译）（奥斯特哈默作品）
20.世界的演变：十九世纪史（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尤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强朝晖 孟钟捷 刘风 译）（奥斯特哈默作品）
21.存在的力量：享乐主义宣言（La Puissance d'exister : Manifeste hédoniste）（米歇尔•安弗哈伊 著 刘成富 王奕涵 译）
22.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格尔哈特•伦斯基 著 关信平 译）
23.伊丽莎白女王（Elizabeth the Queen）（艾莉森•威尔 著 董宴廷 译）
24坎奈的幽灵：汉尼拔与罗马共和国的黑暗时刻（The Ghosts of Cannae: Hannibal and the Darkest Hour of the Roman Republic）（罗伯特•奥康纳 著）
25.疯狂的郁金香（Tulipomania :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Coveted Flower & the Extraordinary Passions It Aroused）（麦克•戴什 著）
26.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叶（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萨拉•萝斯 著 孟驰 译）
27.哈贝马斯手册（Habermas Handbuch）（豪克•布伦霍斯特 著 曹卫东 译）（莱茵译丛）
28.汉娜•阿伦特手册（Arendt-Handbuch）（Wolfgang Heuer 等著 寇瑛 王旭 译）（莱茵译丛）
29.德意志灵魂（Die deutsche Seele）（Dorn, Thea Wagner, Richard 等 著 丁娜 等 译）（莱茵译丛）
30.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译）
31.德意志文化（1945-2000）（Deutsche Kultur 1945 – 2000）（赫尔曼•格拉泽 著 周睿睿 等 译）
32.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真实的战争与和平（Russia Against Napoleon: The True Story of the Campaigns of War and Peace）（多米尼克•列文 著 吴田甜 王晨燕 译）
33.当总统撒谎（When Presidents Lie: A History of Official Decep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埃里克•奥特曼 著 王本涛 译）
34.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Carnage and Culture: Landmark Battles in the Rise to Western Power）（维克多•戴维斯•汉森 著 傅翀 译）
35.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Invisible Armies: An Epic History of Guerrilla Warfa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马克斯•布特 著 赵国星 译）
《重估价值》读后感(三)：20世纪，怎样记忆？ 一份托尼·朱特留下的思想遗产 BY 孙小宁
20世纪像一列轰轰烈烈的火车，渐渐在驶离我们的视野。但总有人在提醒我们：它依旧是一本未曾合上的书，和我们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托尼·朱特是做这样的提醒的思想家之一，尽管他的提醒被更多中国人关注到时，他已经不在人世。很多中国读者如我一样，是从他生前最后一本书《沉疴遍地》（2012年3月出版）开始，感知他思想的可贵。近而读到今年出版的《记忆小屋》与《重估价值：被遗忘的20世纪》。阅读托尼·朱特，不仅会引发思想的共振，而且其不可思议之处在于，你明明知道，托尼·朱特致力于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这几本书也全都是他这方面思想与记忆的结晶，但是它们惊人的让你心生亲切，甚至觉得它与当下的中国，也有关系。
这或许因为他的言说不仅具有整个20世纪的广阔视野，涵尽了整个20世纪各种思想资源，也因为他天性中的“理解的同情”，使他能够在对过去一个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勾勒点评时，不见粗暴的厉言指斥，相反，只有细致准确的梳理与解读。读《1940：法国的溃败》，我们俨然又沿着法德战争的进程走了一遭。读《阿尔贝·加缪：“法国最好的人”》，我们似乎才真正理解加缪，其并不只是作为哲学家、小说家，而是作为世纪良心而存在的深意，也就更能理解他的《第一个人》所蕴含的意义。埃立克·霍布斯鲍姆、汉娜·阿伦特、爱德华·萨义德、米沃什……这一个个几乎是20世纪最复杂精微的“头脑”，也就是他这样与之匹敌的的智慧大脑，才能对他们做精确的探测，让我们领略其精华，并窥到它们与特定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轨迹。
或许，心生亲切还在于，在他的文字中，你始终能感到一双眼睛的温度——在饱含忧思地注视了过去世纪的浮沉起落之后，他不是想责备历史中的人类做错了什么，而是想提醒新世纪人，该怎样转历史的教训为财富，因应未来的挑战。21世纪的人，在他看来，无疑显得过分盲目，也过分自信，因为他们相信新纪元的挑战都是新问题带来，因而需要新的方法来解决，由此决然地否定、怀疑，并切断与过去思想资源的联系。所以他一再说，那个逝去的世界，同时也是我们失去的。他一再说，我们需要不断地回溯到历史，因为问题的复杂性永远存在。我们需要不断重启关于政治、政府和公共生活的对话，因为所有的“默认值语言”都可能潜藏着新的危险。
托尼·朱特不仅有史家的才华，同时还有文学家的天赋，他丰饶的思想总是通过丰饶的笔触传达出来，其行文不仅曲折有致，而且能够顺利地和读者之间搭建沟通信任关系。对于有些著述者来说，要达到这一点，必须靠他们的思想与读者的高度共鸣，但是在托尼·朱特这里，或许只要展现他对事实的陈述方式就足够。我们时时能感受到他言辞的恳切，因此我们愿意进入他思想的腹地与幽谷，即使很可能，我们就是被他批评的一方，也似乎照样心悦诚服。这究竟是怎样的魅力？也许他的随笔性文字《记忆小屋》可以做出解答。这是他最后的回忆文字，却不经意成为他其他几本书的互读文本。它等于用另一种文字告诉我们，一个人如何从他的生命经验出发——而不单纯是从理性与概念出发——催生出那些值得信赖的思想。
而那些思想与其生命之间的关系，又远不是我们所设想的一对一关系那么简单。论证这一点，我们需要把有关托尼朱特的一些事实放在最后。这不是为了故造悬念，而是怕某些事实会干扰我们的判断，或者让谈论他的重心偏移。
事实上，这也是托尼·朱特喜欢用的手法。在他的《记忆小屋》中，他有一篇就是这么做的——如果你顺序地读《托尼》此文，你会感觉它是一次对犹太民族处境的一次深刻反思。而且是从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的各种纪念谈起。“现代犹太人之所以为犹太人，依靠的是存有的往昔记忆。做一个犹太人很大程度上是去铭记这身份意味着什么。犹太教拉比的训诫中，真正最持久也最独特的一句是ZAKHOR——记住。然而多数犹太人虽然听话，却不知这句话具体对他们作何要求。我们便只是一个记住了……某种东西的民族。”……“从这点上来说，美国犹太人本能地揪住犹太人大屠杀不放，倒是做对了：这样便给犹太人提供了身份的参照，朝拜的地点，祭典的事例以及道德的引导——且帮助他们贴近历史。然而反过来说，他们也犯下了大错：将祭典的手段和目的混同了起来。难道我们之所以是犹太人，只因为希特勒曾煞费苦心铲除我们的祖辈？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这个认识，我们的子孙后代又有什么理由与我们同根？”在托尼·朱特看来，20世纪的很多纪念，都是这样根据时机、逐步地有选择的认可和回忆苦难，而这些“都不能强化我们对过去的评价和意识”，“由此导致的一种拼镶画面无法使我们拥有一种共同的历史”，反而将历史与我们隔离。托尼·朱特称这样的纪念是在强化“辛酸的自我认知”。但回过头来说，别忘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可是叫做《托尼》。直到文章最后，他才说，他在开头引出犹太人话题的托尼·阿比盖尔，他父亲的堂兄妹，“于1942年被转移至奥斯维辛，因其犹太人身份，死在了毒气室。我的名字是按照她取的。”
正是这最后短短的陈述，让我把这篇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并且对拥有这样的身世而做出这样思考的人心生敬重。而托尼·朱特的很多文章，都有这样的回旋效应。
而我最后想说的有关托尼·朱特的事实是，这个有着犹太血统而又最后生活在纽约的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家，2008年被查出患有肌肉性萎缩性脊椎侧索硬化症（即目前医学无法治愈的渐冻人症）。《记忆小屋》与《沉疴遍地》是他患病之时的著述。
疾病看来并没有影响到他大脑的思考质量，同样，他也没有在《记忆小屋》中，大书特书他的病疾。
孙小宁写于2013年岁末
《重估价值》读后感(四)：无题
托尼·朱特先生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将20世纪那个即陌生又熟悉的时代讲给新世界听。
这个所谓的新世界据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与风险，生于其中的我们坚持寻求忘却而非记忆，我们否定历史的连续性，我们自以为是地站在地球之外的“阿基米德点”宣布西方的胜利与历史的终结，我们毫不犹豫地迈向全球化与自由市场。在朱特看来，眼前的这个世界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它绝非阳光普照下的自由民主之高地，它不能避免任何新生的力量推动人们走向革命，它无法真正将无论左右的宏大叙事束之高阁，最为可悲的是，它以片段式的记忆将20世纪的历史悬置于博物馆、圣殿、碑文之中，堂而皇之地把那个时代留给后世的各种争端、理想、理论甚至是恐惧从记忆中抹去。恰是这最后一点，导致了新世界的危机丛生。
因此，在《重估价值》中，朱特借由12年来（1994-2006）所积累的故事，带着我们重新回到由不同声音讲述的，各色事件构成的20世纪：从马克思主义到美国外交政策，从经济全球化到对战争的记忆。正如朱特在引论中提到的，有两方面的内容不断在种种事件背后牵引着他：“其一是思想观念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其二是在理解中体验那个刚刚结束的动荡的世纪以及获得经验教训的困难。”他希望我们能够面对真实的20世纪而非“一座道德记忆的宫殿”，历史的眼光给现实以深度，只有当我们共享了对过去的记忆，新世界中的人们才不会彼此隔离。通过反思20世纪，朱特认为，新世界的重重危机最显而易见地表现在对战争的失忆、国家的衰败、政治之思的无力以及知识分子的消失。
20世纪是知识分子的世纪。彼时的知识分子通过“介入”公共生活来承担自己的义务，通过塑造公共话语获得公共地位，那是一个“文人共和国”，那是知识分子最闪耀的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讨论，占去了本书近半的篇幅，针对回忆录或传记所做的评论结篇成章。有意思的是，篇章理路间朱特绕过萨特、波伏娃、阿隆等在当时炙手可热在现今仍记忆犹新的左岸名流与精神领袖，将早已在我们的时代被遗忘的声音重新拉回到读者的耳畔：阿瑟·凯斯特勒、普里莫·莱维、马内·斯帕勃、菜泽克·科瓦考夫斯基，他们身上没有被神化的光环，却有着异于常人的慎思，他们大多深陷矛盾与怀疑之中， “在自我仇恨中寻求逃避”，在“介入”与责任之间陷入两难，“他们离萨特太远了。”，但就是在他们的睿智观察与述说中，朱特带领我们找到了关于20世纪的另一种历史，一种“真正的历史”。
同样地，那些20世纪充满争议遭受批判的思想者也被安置在朱特价值重估的序列之中，在其笔下，阿伦特的思想虽然逻辑混乱，但就20世纪的重大问题来说，她的判断无疑是正确且有启发性的，因此她值得被后世学人记忆与倾听；加缪尽管因50年代后期投向了他并不能完全驾驭的哲学领域而名声大落，但始终依靠心理直觉为自己寻找方向，坚守那条不可逾越的道德边界，即便在彼时甚至此时的法国“道德化”绝不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认识模式，即便萨特曾不遗余力地抹黑这个道德卫士，但加缪仍是“一个不光彩时代的最高贵见证人。”；阿尔都塞所创造的虚假左翼神话则最终葬送于掐死妻子的双手中，作者对阿尔都塞的批判多少有些苛刻，他“对历史的全然无知”导致“毫无结果的沉思”，远不如任何微小的理论思考来的有意义；萨义德冒生命之险以只身之力开启了美国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对话，他的思想同样充满争议：对巴勒斯坦人而言他是位令人不悦的预言者，对以色列人来说他是位带来威胁的妖魔，在批评者眼中他是无根的“最令人讨厌的人”。但在作者看来，萨义德是一名人文主义战士，他立场坚定，他甘于冒险，“他是一个无人可以取代的人”。
如此这般辉煌的知识分子时代怎么会在我们的世纪行将就木呢？在朱特看来“抛弃20世纪这群介入式的知识分子也并不困难”，他们很容易沉溺于自我吹捧，心满意足地坐在由志趣相投的听众构成的梳妆镜前搔首弄姿，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和利益来调整自己的信念和立场，就像萨义德所说的那样，人们自身善于阿谀奉承的灵活性使知识分子的历史大大减色。即便这种“抛弃”并不困难，知识分子的“介入”连同这“抛弃”竟然都在我们的世纪戛然而止了，我们的世纪似乎将任何关乎伦理，关乎政治的源自智识界的声音全部抛弃到九霄云外了，理念至多被保存在学术金字塔中成为学者文人满足自我的谈资，它对现实与其说置若罔闻不如说无所适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年代数字掌控了一切。
如果说以上关于知识分子的故事，朱特多多少少体现了保守主义者习惯性地沉浸在对逝去时代的情感怀恋而过分放大了新世界的不尽如人意，那么在本书剩余200多页里，朱特作为一位具备专业素养的历史学家，依托详实的历史材料和不偏不倚的分析把脉旁征博引，为读者铸造了20世纪险象环生的历史景观：1940年法国的陷落、比利时异于常理的政治形态、英国的私有化过程、罗马尼亚的尴尬、以色列的成功与失败以及美国的半个世纪。
面对这样一座令人望而却步的历史景观，你会怀疑自己眼前这本皇皇巨著所讲述的关于过去的故事过于惊悚、惨烈、曲折以至不够真实。但朱特会说，现实世界从来没有起承转合，不需任何矫饰，它就是那样发生的，我们没有理由不接受。回顾20世纪的历史，反思当下，即便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能否认以色列消除反犹主义的螫刺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巴勒斯坦还给巴勒斯坦人，即便罗马尼亚在欧盟的存在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处境，即便比利时囿于语言与地区矛盾的撕扯而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即便英国人仅仅以政治冷漠宽慰自己的衰退命运 ，新世界并没有比刚刚过去的那个动荡年代不惊悚、不惨烈、不曲折以至于我们能够看清什么是真实。
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里，“华盛顿共识”评判着整个世界的是是非非，无论身至何处，经济学家宣扬的放松管制、缩减政府、降低税率总是被奉为箴言。从“爱尔兰奇迹”的受惠者，到前共产主义欧洲的教条化超资本主义者，华盛顿学说受到无论左右的拍手欢迎。通过“里斯本议程”，法德两国热火朝天地开启了私有化的进程，没有人愿意从政治的角度重新思考国家。无怪乎朱特在《沉疴遍地》为活在当下的人们敲响警钟：“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存在某种根本性谬误”，“我们进入了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此一无所知。”
或许在那些秉持历史进步观的理论家眼中，朱特对新世界的判断过于悲观而言过其实了， 但在我看来，贯穿于《战后欧洲》、《责任的重负》与《重估价值》的绝非“阿卡迪亚”式的对过去的愿景，而是针对当下挑战所做的历史反思，在我们异想天开地为新时代的种种危机简单开出并不怎么奏效的处方之前，“历史真正能帮我们懂得，问题的复杂性永远存在。”
《重估价值》读后感(五)：《重估价值》：纠正记忆的历史写作
我们生活在一个纪念的时代。到处都是提醒，博物馆、纪念碑、纪念馆，还有一些旧地址，一处处废墟，甚至每一个纪念日，都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失去的东西。然而，正如马上察觉到的一种悖论，我们的纪念恰恰证明了我们在失去，而且这种纪念正是我们逐渐丧失的原因——我们甚至开始纪念新的东西，在纪念日当天的纪念，第二天就草草失去；在博物馆纪念的东西，离开的瞬间我们已经失去；在废墟中感受到历史的怀旧，被旁边日益飞高的高楼大厦消解掉了。纪念正在成为一种形式，而记忆和历史在这种纪念中生存的空间日益萎缩，逐渐化约成了一组组毫无感情的数字和日期。
总有一天，我们不再纪念已经失去的东西，而是纪念我们的正在失去。正如2010年因病去世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言，在树立我们应该记住的某件事物的原件或者复制品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在冒进一步遗忘的风险——在制造代表整体的象征物或遗物时，我们轻易地使自己坠入了幻觉”。纪念成为了一道定期唤起怀旧情感的风景物，与我们真实的历史体验无关。事实上，对大部分人而言，历史已经远去，我们眼中看到的是灯红酒绿的现在以及未来。历史是陈旧的风尘，是无关的过往，是陈年往事，是一堆废墟与旅游景点的风景，仅此而已。对大部分人而言，忘记过去并不意味着可耻，反而意味着摆脱了沉重的羁绊，带着轻逸的身影召唤未来。大众并不想了解历史，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愈加荒诞与可笑的宫廷剧和历史剧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喜欢改变历史的面目，更加适合现在的口味与生活，至于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大众也不在乎。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对历史的无知，很多时候源自官方与统治者的默许，意识形态是最高的历史。我们需要简化历史，抹杀历史的细节，让历史成为一种区分敌我的标准，以及成王败寇的可怕逻辑。
正是从这种纪念与遗忘的对抗斗争中，我们需要一种历史学家的立场。朱特的《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代表了一种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真实态度：历史学家所做的不只是记住历史，而且要负责纠正错误的记忆。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这是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朱特在《追忆似水年华：法国和他的过去》中这样解释历史学家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所面对的，的确就是记忆。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批评和纠正官方的和公众的记忆，因为官方的或公众的记忆都服务于它自己的目标。再者，在书写同时代的或接近同时代的历史的时候，记忆是一种关键资源：不是因为它补充细节和视角，而是因为人们记住和以往的东西，以及对记忆的使用，也都是建造历史大厦的砖石。”
这里值得提及朱特独特经历，他属于那种精英式的历史学家。家族是东欧犹太人，1948年生于英国伦敦，就读剑桥国王学院，留学于法国高师，还在年轻时在以色列的基布兹农场参加过集体劳动，感受过革命的消散与伪革命的激情，也领略到革命虚无之后对各种主义的失望，当然，还有知识分子这个独特群体的陨落和狭隘的精英意识。朱特说他在国王学院接受的是一种精英教育，“我的国王学院是战后英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缩影”。但是这种精英的教育，无关狭隘的自视甚高的精英知识分子，朱特后来在回忆录性质的《记忆小屋》中，提到国王学院的学生生涯：“那个年代给了我们自由主义、兼收并蓄、漠视外界意见、唯我特立独行的精神以及进步的政治信仰，这些虽非不能调和的矛盾，但惟有一个不畏惧贯彻精英主义的机构才能将它们调和”。
20世纪70年代，朱特开始去美国大学任教，此后定居纽约，成为一名职业的历史学家。相对于各种虚妄的主义者，知识分子的炫称，左派革命者等等，这是他唯一认同的称呼。他是一名历史学家，他还戏称这一职业不过是“靠列举事实授业的哲学家 ”，但是历史与记忆的杂糅，在他的生命中沉淀下来，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叙事：“作为一个在默默自省中回忆过往细节的、研究战后世界的历史学家，我的叙事优势在于擅长串联、修饰那些相互脱节的记忆”。2008年，朱特身患一种叫做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的疾病，这是一种让身体四肢逐渐瘫痪麻痹，逐渐失语的病症，他唯一能够保持的只有思想的清明。在他陷入无从表达的恐慌之前，他开始陷入无尽的回忆，依靠记忆和口述完成了一个历史学家最后的使命：记忆对抗遗忘的最后形式，就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留下的几本著作。一本关于政治的小书《沉疴遍地》，一本关于二十世纪各种话题的访谈录《思虑二十世纪》，一份公开的讲义，以及二十五篇关于生活回忆的小品文《记忆小屋》。
如果说以上提及的著作代表了一个历史学家对记忆归属的最终认定，那么《重估价值》则是代表了一个历史学家如何纠正“错误的记忆”。本书中收录的文章大多数发表在《纽约书评》等公众媒体上，代表了一个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以及介入世界的决心。与大多数学者书写的文章不同，朱特的书评和政论文章大都有一个现实的诱因，而且几乎每一篇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在集结成书时，他在每篇文字的背后都记录下了当时的争议。这种从公共领域中引起的漩涡似乎正是他写作这些文章的初衷，甚至可以看作他的一种写作策略。他选择的议题，无论是那些已经逐渐被遗忘的知识分子，还是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是欧洲的政治观察；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记忆，都深深镌刻上了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抱持着一种什么样的认真态度。当他从故纸堆中抽身而出，用历史学家的视野和眼光审视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窥探到他早年接受的精英教育起着很大的作用。在这个日益被人遗忘的世界上生活，重新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对历史的热情，对现实的关注，对一种更好生活的向往，这就是朱特书写的目的所在吧。
我们很难用一种观点来概括这些文章的论点，我们只能说，朱特的写作提供了一种衡量我们写作的标准，解读历史的方法，讲述故事的方式，以及我们如何对待过往历史的态度。这是一种充满了个人魅力与思想的写作，是一种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张力的写作。他对阿瑟•凯斯特勒、普利莫•莱维、阿尔贝•加缪、汉娜•阿伦特、爱德华•萨义德等人的赞誉，代表了一种对日趋凋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惋惜与怀旧，但是他随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欧洲问题、以色列和中东问题的关注恰恰又证明了这种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存在。在他看来，二十世纪崛起了一类新知识分子：从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抽身而退，从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中幸存和流亡而来，绝大多数来自东欧和中欧的犹太社群，对各种主义有着天然的怀疑，警惕任何形式的暴力与革命，“既不拥戴民族主义，也也不需要意识形态”，他们是无根的一代，但是却在流亡中坚守了自己的悲观和怀疑主义的使命。朱特属于这个独特的群体中的一员，2010年去世后，他进入了这些他曾经仰慕者的行列，他成为了我们的仰慕者，他的写作，他的历史研究，甚至他生前留下的零碎记忆都成为了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参照。借用他曾经评价爱德华•萨义德的文章中的话说，他的去世使美国的公共生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他是一个无人可以取代的人。
思郁
2013-7-13书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美】托尼•朱特著，林骧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第一版，
（for《壹读》）
《重估价值》读后感(六)：托尼·朱特的信服力 来自洞察力和道德节制 BY 严搏非（策划人）
在阅读托尼·朱特的过程中，我曾数度产生采访这套著作的策划人严搏非先生的冲动，但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搁浅。但这期间也无形间留下了一些互动邮件。2013年年末，严搏非先生终于抽出时间，就我邮件中所提到的有关托尼·朱特的问题做了回应，它同时也是严先生对托尼·朱特的一个更深入的解读。
——编者
小宁：
关于托尼.朱特，我是很愿意写点什么的，尽管最近一两年，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已经不太有勇气面对一张白纸开始写作，不敢从头开始。但这次，至少有你的一堆问题在前面，多少好了一些。另外一个原因，就像你第二封信中所说：“西方学者令我亲近的并不多。但是很奇怪的是，托尼·朱特让我觉得很亲切。”我在今年的七、八月间，有机会在国外细细读他，直接的感受便也是类似的亲切感。我当时曾写下过这样的话：“读一个作家和他的著作，读出巨大的亲近感，尽管并非罕见，却也绝不是常事。这几日读托尼.朱特，读他的《记忆小屋》和《重估价值》，就重现了这一难得的阅读经验。尽管并非完全赞同其中的意见，但亲近感却日渐深刻。”然而我的亲切感是有清晰的来由的，其中的很大部分是因为我与朱特基本上是同代人，都在冷战中度过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虽然是在完全不同的境遇中，然而20世纪的历史运动和意识形态冲突，还是构成了我们大部分相对接近的政治知识和历史经验，尽管在我们这儿，这些知识和经验是通过两代人的劫难和晚到的反思才慢慢形成的。还是去年读《沉疴遍地》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已经明显地感受到这种亲切感。但你的亲切感又是怎么来的呢？我很好奇。是因为朱特的那些“人同此心”的普世性的经验，还是他在自由原则下所保持的道德节制？但可以肯定，我们的亲切感是有差异的，所以很可能，我所谈的朱特只是我所理解的那一个，如此而已。
我是2005年第一次读到托尼.朱特的，忘了在哪本刊物上，就是他那篇“爱德华.萨义德：无根的世界性”的文章，现在收在《重估价值》第二部分中。萨义德当时去世不久，而萨氏的著作已经有不少中译本，然而朱特的这篇文章却一下子让我对萨义德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了解。甚至，这篇文章不仅重构了我对萨义德的认识，而且还完全重构了我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知识。这是很厉害的，朱特的洞察力和知识能力可以使你原来具备的各种零散知识，在一个更为令人信服的知识和道德的图景中完全地被重新组织起来！后来我读了他更多的作品，才知道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几乎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朱特与萨义德是好友，但即便是好友，要达到这样深刻的理解依旧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这里确实还有一个知识传统的问题：对思想同道/对手的充分的尊重，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知识界，在不同的意见之间，就连简单的理解都十分困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读这篇文章，这次《重估价值》出版以后，我将这篇文章又重读了一遍，依然有强烈的知识和道德的冲击。巴勒斯坦问题中有一些深刻的悖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是“一对孪生的障碍”。“其中一个是武装的国家，另一个是没有国家的民族，但在其他方面却都相像的令人沮丧”。然而只有萨义德清醒地告诉美国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占据的是同一个空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形仍会继续。他们的命运毫无希望地纠缠在一起。在这块土地上，你不能获得像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那样确切的期盼，只有世界主义的无根性可以让你看得更远，而此时的无根性具有的是解放的性质。萨义德持续30年以一人之力在美国开启了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的对话，同样重要的则是，萨义德坚持不懈地对他的阿拉伯同胞讲述关于他们的事实，指责阿拉伯领袖们的贪婪、腐败和失误。对于这么一个不懈地从事公共服务的萨义德，朱特这么写道：这是因为萨义德认为“讨好式地顺从自己一方，是低估了自远古时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
我是读了这篇文章后开始去了解朱特这个人以及去寻找他的作品的，才知道，他原来是当代最好的欧洲政治思想史的专家和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顺便说一句，我与朱特没有任何个人交往。）。我们开始购买和翻译他的作品，先是《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然后是《战后欧洲史：1945-2005》，这两本书的中译本分别是2007年9月和2010年年初出版的，中间隔了两年主要是因为《战后欧洲史》近100万字篇幅的翻译耗时太久。
《战后欧洲史》是朱特最重要的著作，2005年在美国出版，当年就被评为纽约时报的十大好书之一，2007年又得了汉娜.阿伦特奖。这本书也具有那种可以重构你的知识图景的力量，它不象大多数史家仅将对历史真相的追溯作为目的，而是在一个庞大的思想史的线索上进行他的历史叙述，正因为所有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着使人们行为正当化的观念来源，从而才使历史变得可以理解。有朋友评论朱特的这部《战后欧洲史》是一部“有思想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当历史是可被理解的时候，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们才不至于完全被偶然性所淹没，才有可能至少是部分地从历史中解放出来。
接下来，就是2012年3月出版的《沉疴遍地》，这差不多是朱特的最后一本书，好像是和《记忆小屋》同时写的，都是在病榻上口授而成。而这两本书在美国出版的当年，朱特就过世了。《沉疴遍地》在美国在还未出版前就曾在公共广播电台广播，引起了很多讨论，在我们这儿出版以后，也引起不少关注，当然，2012年大家的注意力从年头的重庆事件一路到年尾的18大，静下心来读书的心思不会太多。然后就是今年了，几乎同时，《记忆小屋》和《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出版，有一些不错的反响，但读的人并不很多，下一本《思虑20世纪》是西方公认更为重要的一本，还没译完，要等到明年了。
下面，我试试按你提问的线索来谈。
我很同意你对《记忆小屋》的感受，《记忆小屋》差不多就是朱特的回忆录（他再没有其他的回忆录了），里面有他差不多战后60年的生活、学术和政治的经验，而且关键在于，朱特的经验直接呈现出准确和令人信服的特点，我相信，这是与他的洞察力和节制相关的，他并不将他的经验强加于人，读朱特所以会有亲切感，除了经验和智识上的共鸣以外，他在道德上的节制是很重要的原因。若将这本书与《沉疴遍地》参照着读，也许会更好。《沉疴遍地》可被视为朱特的思想遗嘱，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他所爱的世界和盘托出的所有思考，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他所经验的这个世界中最令人焦虑和不安的那些部分。这两本书几乎是可以合二而一的。但我不知道你读《记忆小屋》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因为代际之间由于缺乏相同的直观经验彻底的理解往往非常困难，就像若对80后、90后谈文革，66年文革初起时那种排山倒海如自然力般的历史力量，在今天所有的乌托邦幻像崩溃以后，在物质主义的消费崇拜下是很难想象的，但那却是真实的。朱特在《沉疴遍地》中的“60年代具有讽刺意味的遗产”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代沟超越了阶级和民族经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事”。难道不是吗？现在的社会分层，用50后、60后、80后、90后来划分，常常会有更多共通的价值和利益特征。朱特的叙述中常常有这种准确的经验性描述，当然，这些准确的经验会被他置于一个开阔的对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叙述之中。
朱特是一个自由（主义）左派，对社会民主主义也怀有深刻的同情和希望，尽管他会反感他们的政治人物如布莱尔。作为一个在犹太社会主义者家庭出身的孩子，他曾经天然地亲近过共产主义革命的无根性，他在青年时期经历过左翼幻想的破灭，但他对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非常熟悉，你可以看他写霍布斯鲍姆和科瓦考夫斯基的两篇长文是写的何等的好又何等地有感情。但他同时又对东欧社会主义运动有着深刻了解，这使得他对20世纪的这一最重要的历史运动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不得不如此的结论：“告别这一切”，以及“这是一个魔鬼”的“永恒的诱惑”。但这并未结束，在共产主义运动结束之后，西方左翼反而感到有了从革命的“暴徒集团”手中拯救马克思的可能性，朱特是不同意这一点的，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但朱特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已经完全失败，他仍然不打算绕过这场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运动。在《沉疴遍地》中，朱特在表面上谈了消费社会、凯恩斯主义、以个人权利诉求的新左派、新自由主义以及最终：重新思考国家，等等，等等。但他隐含的叙述却是：20世纪的终结，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即资本主义体系失去了它的批判者，资本主义体系在过去100多年的发展中是依赖于它外部和内部的批判者而不断地实现自我改善的，而现在，批判者消失了，人们则误以为政治也由此消失了，西方社会不再有认真的政治讨论（我们这儿也一样），这也许就是今天所有问题的来源。所以朱特在《沉疴遍地》中最重要的呼吁就是：重回政治讨论！
不错，在《重估价值》中，谈莱维的和谈阿伦特的两篇文章，无疑都是十分精彩的，朱特在这里又一次表现出他杰出的抽象能力，使得我们几乎可以重构对大屠杀、对幸存者，以及更重要的，对汉娜.阿伦特的认识。莱维的书我们这里仅有一本中译《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但阿伦特的著作已经出了不少。阿伦特是位相当复杂的思想家，她的头绪很多，西方学界对她的批评有相当大的部分就在于她从不提供系统的理论论述。但这些批评在我看来毫无道理，阿伦特以她的敏锐和深刻，几乎对20世纪所有最重要的问题提供了最重要的见解，而且这些见解充满了道德力量。这可能比很多所谓的系统论述都好。朱特的这篇文章是聚焦在阿伦特对20世纪“政治之恶”的思考之上的，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阿伦特表现出她最为卓越的深刻见识。我们来引一段朱特在“汉娜.阿伦特与‘恶’”一文中的话：“如阿伦特所说，恐怖的现场执行死刑仿佛是‘自然’对人类和个人的宣判，或者就是‘历史’对阶级的宣判，因而加速了‘自然的’和‘历史的’进程”。….这已成为“历史的共识，尤其是他们认为，恐怖不是一种额外的政治手段，而是现代暴政的主要动力和逻辑”。这是非常正确的描述和判断！不用很远，你只需要想一下中国革命的场景：被完全动员起来的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无边无际看不到头的数亿民众，象洪流一般冲倒一切原有的秩序、习俗、权威和观念，数十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生命在这个自我宣称的历史目标下死亡，更重要的也是更准确的则是：“恐怖不是一种额外的政治手段，而是现代暴政的主要动力和逻辑”！这是现代极权主义的真正核心，“恐怖”是动员和统治本身，这也是与历史上任何暴政的最大区别！
我相信，阿伦特对朱特是有很大影响的。朱特说“阿伦特懂得其他许多人忽略了的事物，那是因为比起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结构而言，她更关注‘恶’的道德问题”，就像“她在‘梦魇与逃脱’一文中说：‘恶的问题将成为欧洲战后知识分子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死亡变成根本问题一样’”。这一点被朱特写到了他的巨著《战后欧洲史》中，并成为理解欧洲战后生活的一条重要线索。朱特在《战后欧洲史》的跋的开头便以极朴素的语言写道：“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因为，“对死于战争中的欧洲犹太人的追忆，成为欧洲大陆人性回归最恰当的认可和保证”。虽然以朱特的智性而言，他对20世纪的政治之恶完全可以独立地具有足够深刻的认识，但阿伦特依旧是不可绕过的伟大思想家。所以朱特最后说：“她在大事情上是正确的”。
最后，我也愿意向所有人推荐《记忆小屋》，这本小书非常迷人，其中讲的时代过度尤其令我这样的同龄人感到唏嘘不已，还有，关于巴黎、法国人那一节，以及谈《禁锢的头脑》的一节，其实，写到这里，想到书中一段段的内容，觉得每一节都值得推荐，而且，此书的文字也优美之极。
《重估价值》读后感(七)：思想与历史的重量
托尼·朱特说到过一个关于《纽约书评》的段子。有一次在纽约参加一次晚宴，有人问他心目中美国最强大的三件宝贝是什么。他迅速做出了回答：“托马斯·杰斐逊、查克·贝里（Chuck Berry）和《纽约书评》。”朱特没有开玩笑，杰斐逊自然不用细说，查克·贝里是美国摇滚乐的精神教父，作为粉丝朱特也是认真的。至于最后一件宝贝是《纽约书评》，朱特点评说它“纽约黄金时代的最后遗孤”。相对于其他各种同类型的书评媒体，不是由于地域性，就是因为其观点的狭隘和目光短浅受到限制，而《纽约书评》的特点，“恰恰在于它写的不是纽约——写作的人主要也不是纽约人：它像城市本身一样，与地域、出生的关联是薄弱的”。
对一本书评性的杂志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对朱特这样一位素以严苛批评著称的历史学家倒是很少见。当然，这种赞美并非全无缘由，收录在《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中大部分篇章都曾发表在《纽约书评》上，时间跨度从1994年至2006年的十几年之间，话题也驳杂不纯，从知识分子到美国外交政策，从马克思主义到中东政策，从奥斯维辛到伊拉克战争。我们很难用一种观点来概括这些文章的论点，我们只能说，朱特的写作提供了一种衡量我们写作的标准，解读历史的方法，讲述故事的方式，以及我们如何对待过往历史的态度。这是一种充满了个人魅力与思想的写作，是一种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张力的写作。
如果说《战后欧洲史》代表了朱特在专业历史领域内的集大成者，那么《重估价值》这些散篇断章代表了作者对历史记忆的深切关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文章在收录本书时，朱特都在最后附下了当时由于文章引发的争议和他的回应。这种做法至少让我们意识到，为何朱特对《纽约书评》这样的传统媒体如此推崇。它提供了一个辩论公共事务的最佳领域，不在于如何辩论与争吵，而在于这样的辩论证明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仍然存在，对思想与观念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朱特意识到了这种变化，十几年之间，传统媒体都在衰落，网络媒体兴起看似把更多的读者引入了讨论的场域，但是除了众声喧哗的沸腾，制造喧闹的声响之外，根本不会留下什么，空有满地残渣，思想的碎片，俏皮无用的言语。辩论除了基本的公共领域，还要具备同等的理解力，同等的知识储备以及对问题意识的敏锐触觉，这样的条件只有《纽约书评》这样的传统的知识分子媒体才能提供。
朱特对对《纽约书评》的赞誉恰好证明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逐渐衰落。《重估价值》的序言是“我们失去的世界”，这个标题蕴含的失落感不言而喻，再看看他写到的那些人物，阿尔贝·加缪、阿瑟·凯斯特勒、普利莫·莱维、汉娜·阿伦特、爱德华·萨义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甚至包括他在《记忆小屋》中特意用一章写到的米沃什，这些人物都属于二十世纪——一个象征意味上的逐渐远去的二十世纪。我们经常说二十世纪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事实上，正是在法国，正是从德雷福斯事件，从左拉的《我控诉》开始，我们领略到了法国知识分子的观念的力量，二十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群星璀璨，无论是萨特，还是阿隆都代表了这个特殊群体对时代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同样也是在二十世纪的法国的后半页，我们也见证了这个特殊精神群体的衰落。
1970年，带着满腹对知识分子国度的憧憬，朱特作为留学生来到巴黎高师，这个法国知识分子生产的大本营。但是他亲眼领略到的却是这个群体的日益衰落：“除了个别几个尤其出色的人不落窠臼外，他们这个群体大多有着竟然的一致性：有天赋、脆弱且出奇地狭隘”。1968年的五月风暴期间，朱特身在巴黎这个世界革命的圣地“去观看了对货真价实革命的一次忠实表演”。在朱特看来，法国知识分子对过革命的处理更像娱乐，“有时候，所发生的究竟是政治，是讽喻，是模仿，还是演戏，的确有些分不清了”。我们的时代正在变成了一个娱乐主导一切的时代，思想的重量愈发轻逸了。
朱特心目中的知识分子都写在了他的书中，以《重估价值》的人物为代表，他称之为新知识分子，即一批没有归属的“世纪旅人”，这类人典型地从俄国革命式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厌世的怀疑主义，既不拥护民族主义，也不需要意识形态。绝大多数是从东欧和中欧流亡到美国的犹太社群，对爱国主义有着天然的免疫力，对各种主义的革命抱有远距离的观照。朱特是这群二十世纪“文人共和国”中的一员。他成为了他们的仰慕者，2010年去世后也成为了他们精神上的同类。
《重估价值》中对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群体所吟唱的挽歌并不哀婉，身为历史学家的朱特自然明白观念与精神的力量。所以他从未为这个群体的失落而叹息——与其叹息，不如书写；与其失落，不如抗争。所谓“重估价值”即是重新梳理知识分子观念的谱系，重新整理历史的记忆，用记忆对抗遗忘，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一份可贵的精神遗产。正如他在《马内·斯帕勃的犹太人欧洲》中总结的那句话：“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特点是，用精心设计、用忽略、用善意来抹杀以往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边缘性群体的与历史无关的记忆会忽然发现自身身处漩涡之中，然而它却可以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好向导。”
朱特身为历史学家所完成的所有著作都可以看作这种精神的指引，他留下的历史书写，无论是鸿篇巨制《战后欧洲史》，还是散篇文集《重估价值》，无论是生前的回忆散文集《记忆小屋》，还是谈话录《思虑二十世纪》，都是一份难得的精神遗产。因为正是这样一个哀叹着“我们正在失去世界”的朱特证明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并未消失。他对观念的痴迷，对现实与政治的介入，对问题意识的清醒认知，对任何主义与暴政的天然警醒，都成为了我们反思生活，重估价值的最好参照。
思郁
2013-8-6书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美】托尼·朱特著，林骧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第一版，定价：59.00元
（for《晶报》）
《重估价值》读后感(八)：书评里的春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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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时代产物和传统技艺的书评
所谓严肃书评，大致分为三种：刊载在学术期刊上的学院书评，写给报纸、杂志上旨在为读者甄选淘洗优劣的短书评，以及登载在专门的知识型刊物上由专家写就的长书评。学院书评其对象大体为象牙塔中人，尤其是学科专业内部人士，故此专业性极强，不熟悉行内黑话的读者，读起此类书评经常也是云山雾罩、哈欠连天。而报纸、杂志的短书评，多则兼具着给普通读者推销好书和购买指南的功用，大体文字浅近，观点鲜明，非常“悦读”。
而刊登在知识刊物上的“专家型长书评”，则兼具了以上两种书评的特点。其一，此类书评是专家评专家书，书评作者发挥其专业所长，精确打击、毫不留情。其二，这类书评的潜在读者虽不见得是业内专家，但也绝非普通路人，能买《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读者，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教育程度，所以书评本身要求的文字功力，既不能太过艰深，但也绝不能平淡如水——那种透露着机智、狡黠和灵光乍现的遣词造句，才能换来那些自视甚高的纽约客们的会心一笑。其三，由于这类书评对长度的限制较少，书评作者不仅能针对性的对某本书品评、批驳，更能从容地阐发自家观点和感想，甚至可以铺张扬厉、大加发挥。
当然，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一系列网络书评也应运而生，国内诸如豆瓣上（以及作为豆瓣海外版的Goodreads.com上），也有着良莠不齐、长短不一、数量众多的评论；虽然其中多数都只是普通读者的感想之谈，但也不乏质量上乘的爱书者言。200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哲学教授马克•里拉出版其著作《夭折的上帝》（The Stillborn God）之后，一众读者在学术博客上发表了批判性极强，却不乏精彩的书评与之论争，其中不乏大牌学者，如查尔斯•泰勒和戴维•霍林格。而2012年，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达隆•阿齐默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出版了学术畅销书《国家缘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之后，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以至于本书顺势开设了主题网站，汇集各方学术大佬的争鸣，而此书的两位作者更是时不时出手回应批评。刹那间，网络书评界硝烟弥漫，高潮迭起，风头一时无两，乃至人们已经渐渐开始忘却传统的纸质书评。
可是，托尼•朱特的书评集《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却显得如此历久弥新，它既显示了书评，作为一种传统的书籍评价体系的某种专业性，却也如现代的网络书评一样，有着犀利、刻薄的充满战斗性的一面。在美国很多大学的本科课程中，此书甚至被列入课程大纲中的参考书目，作为给本科生们示范、展现书评——这一复杂、微妙而又专业技艺——的最佳范本。
《重估价值》一书大体收录了托尼•朱特从1988年到2006年间，发表在美国主要的知识型刊物上的长书评24篇，内容从评价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到借书评来议论、批评时事、发表政见，托尼•朱特书评中所呈现的内容，远远不止于他所品评的书籍，而是基于他们，借力打力来表达他对世界政治、学术思想和过往历史的某种看法。这24篇书评讨论的内容，看似枝蔓芜杂、无迹可寻；但是通读下来，我们却能看到托尼•朱特从他以前的《战后欧洲史》、《责任的重负》中那种一以贯之的那种挫败、不甘和无处安置的灵魂，他对二十世纪中知识分子的关切和痛心，仍旧活在这本《重估价值》之中。
托尼•朱特的政治光谱
我们很难去用传统而又标准的左/右、自由派/保守派，乃至新自由主义/国家福利主义来界定托尼•朱特所在的思想坐标。一方面，作为显而易见的英伦学院知识分子，他与生俱来就有着独立、反战、社会批判乃至反资本主义的血液；而另一方面，他为那些被苏联宣传所迷惑，甚至当负面的事实已经铁证如山时，仍要为斯大林、赫鲁晓夫辩护的左翼知识分子痛心疾首。
他崇敬加缪，只因为加缪没有像其他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那样，一股脑地为莫斯科高唱赞歌；加缪因其对苏联的质疑，在当时的声誉不断下降，托尼•朱特对此扼腕叹息，却又显得无可奈何。他讨厌左翼的阿尔都塞和霍布斯鲍姆——他指责前者对先哲的著作随意拼贴，肆意歪曲；而对于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托尼•朱特则戏谑地调侃他的书是“为文学读者们撰写明白易懂的历史著作”。但同时，他也讨厌居于政治光谱右翼的亨利•基辛格——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书评中，他把后者描述成一个狡诈滑头，而又喜欢事后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政客。
在传统的政治光谱上，似乎毫无托尼•朱特安身立命的所在，这点在他的书评里若隐若现。如果刨除他那些立论深远的雄辩和旁征广引的渊博，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因为迟到而只能焦虑地站在漆黑的电影院里、找不到自己座位而干着急的托尼•朱特。这种踌躇无措的焦虑在《责任的重负》中呼之欲出，但却在《重估价值》中秘而不宣。只有当我们突然打开电影院的大灯，才能看见那个面对着电影院里所有观众谴责的目光、想要辩解却欲言又止、举足无措乃至灰心丧气的托尼•朱特。
他有他自己所坚守的东西：对真实的追求、对正义的渴望和批判性的精神。但同时，他却发现自己的书评、著作正在四处树敌，以至于找不到在思想界里真正意义上的盟友。托尼•朱特只寻找他认为正确的和正义的所在。他尽量避免和象牙塔里的那些左翼分子逢迎唱和，也同样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右派势力保持距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托尼•朱特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显得极为不相称，一方面他先后执教于牛津、剑桥、伯克利、纽约大学这种学术重镇，同时也是《纽约书评》和《新共和》这样的主流杂志的常驻作者；另一方面，无论是左翼的批评理论家、文学教授还是社会学家，还是右翼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在其著作中屏蔽掉了他的存在。学者们会引用他的《战后欧洲史》，作为一种资料性和学术规范式的引述，而非将其作为一个可以严肃讨论、对话的思想对象。学院左翼们会在课程大纲里频繁列出马克思、德里达和萨义德的大名，而学院右翼的书单中则一定少不了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诺齐克。从这个角度上说，托尼•朱特无疑是一个讽刺而又吊诡的存在，因为就像上面所说的，他的著作被列入学校课程的参考书目，居然只是作为“书评示例”。
书评里外的成名立腕
有趣的是，托尼•朱特的声誉主要还是建立在广义的知识分子群体之中，是诸如《纽约书评》、《伦敦书评》和《新共和》使得他笔耕不辍的书评广泛为世人所阅读，也确立了他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不朽地位。
托尼•朱特的书评，跟大多数网络书评一样，有意识形态立场鲜明的战斗气息；也与老沉持重的学院书评一样，专业精深但又视野宽广。饶是在高手如林的“知识刊物”书评界，托尼•朱特下笔的优雅与从容，也同样赏心悦目。从这个意义上讲，托尼•朱特在知识分子群落内部的声誉卓著，正是借助了他在公共领域鲜明犀利、正直敢言和引人入胜的书评，才取得了如此受人瞩目的尊荣。
可惜的是，当《重估价值》出版之时，很多学院内的书评人都把枪口对准了托尼•朱特那“无处安置的灵魂”。犹太背景的学者敌视他批评“以色列”的自我仇恨（朱特本人为犹太人）和对萨义德暗通曲款般的媾和（后者为著名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左翼《卫报》的书评人则指责他在反对伊拉克战争和支持科索沃战争中的某种表里不一；而右翼们则干脆选择忽视了这本书评集的存在。
书评，长久以来只被认为是一种对书籍的价值判断，对学术的甄别优劣，对读者的购书指南。但是无可否认，托尼•朱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书评的范本：它可以是战斗的，也可以是怀柔的；可以是充满了批驳与攻击的，也可以是充斥着包容与理解的；它可以谨小慎微地考察一本书的优劣与否，也可以几乎对所要评论的书籍置之不理，而大开大阖阐述自己的私人观点；它可以直截了当地摆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选择，也可以将之小心的掩藏和包裹进犹疑与不安的文字之中。总而言之，书评单调的文体属性和功能渐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掩藏在书评背后的某种坚持和思考。在此，托尼•朱特的书评承载了太多他在学院之中被忽视的不平之鸣；在此，他在书评中安静而又隐秘地记录下了，他对整个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和思想历史的种种思考的春秋大义。
《重估价值》读后感(九)：托尼•朱特的“失败之书”
文/严杰夫
2009年，重病中的托尼•朱特在纽约大学做了一场艰难的演讲。国内引进的首部朱特作品——《责任的重负》的译者章乐天提到这场演讲时说，演讲的主题没有离开过“失败”：“社会民主的失败，民族和解的失败，欧洲和北美互相理解的失败，最终是人类翻过现代史这一页的努力的失败”。陷在对新世纪满满失望之情中的朱特，最后留下一个惊人的判断：“我们生活在一个遗忘的年代”。而这句判断成为朱特晚年作品《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的最好注脚。
《重估价值》里包含了朱特于1994年到2006年写就的20多篇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涉及的议题包含了公共知识分子、战后欧洲社会的变化、以 色列以及中东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于经济全球化。从内容上来看，《重估价值》里探讨的问题似乎不过是《战后欧洲史》的“余韵”，但细读之下，我们会发觉朱特在前者中做出的思想贡献，显然并不亚于后者。
相对于《战后欧洲史》立足于历史的叙事而言，《重估价值》尽管也是对“过去”作出的“反思”，但它的立足点分明是“当下”。在这20多篇文章里，无论是在“纪念”战后欧洲所存在的那个“知识分子国度”，还是在反思法国、英国、比利时、罗马尼亚和以色列这些欧洲国家的转型失败，甚或于评判美国近半个世纪内作出的各种昏谬的外交决策，朱特都是在回答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尽管身处和平年代，为什么当下我们的世界却没有能够变得更好，却是在反复 地沦于“失败”。朱特认为，这种“失败”的根源正在于，走出了20世纪的人们，过于急着将20世纪丢弃，急着将“它的各种争端、各种理论教条、各种理想、各种恐惧在记忆力悄悄地抹去”。人们相信，“我们从过去所学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复它，更加不会信奉冷战时代共产主义的过时制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表”。
看着这一切的朱特，终于不得不提醒我们去“重估”20世纪，去反思那些被遗忘掉的人和思想，去拾回在泥沙俱下的时代里被错误扔掉的那些观念和责任，去正视那些已经犯下的错误、走错的路。在朱特看来，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中，起码有两个现象是值得思考和重视的：一个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消失，一个是国家的作用逐渐受到质疑。
在《重估价值》里，朱特花了两章的篇幅来评价20世纪的10位知识分子。这些 知识分子中，马内•斯帕勃和阿瑟•凯斯特勒已经只被很少一部分人记得；而普莱里•莱维尽管还拥有广大的读者，“却不是以他希望的方式”；即使是还算“大名 鼎鼎”的阿伦特和加缪，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思想。之所以不断地提起这些知识分子，朱特并不是想要沉湎于对20世纪“文人共和国”的怀念之中，而是想带领我们去重新认识和评判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遗产。
更重要的是，托尼•朱特的个人经历与这些知识分子大多相似，甚至可以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早年都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服膺于 社会主义理论给他们构建的愿景。但随着理想的幻灭，他们又纷纷退出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转向社会民主派的立场。因此，只有朱特最清楚他们曾经为何被马 克思主义所感动，此后又为何在思想上曾发生了巨大的转向。然而，冷战的结束，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及其他们的思想也被一同抛弃到历史的角 落中。所以，朱特明白，人们由此错过的将不仅是这些天才知识分子的思想遗产，更是错过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真正反思的机会。人们普遍低估了其中的魅力， 这种魅力恰恰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理论和思想最缺乏的。
同样，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的作用和价值也越来越受到质疑。诚然，在上个世纪，国家带给人们的记忆并不太愉快，30年代的法西斯、冷战时期东欧的红色专政，都让人们觉得“国家对于人来说是太过分了”。这种质疑，不仅开始让人们对“国家”怀有着一种警惕，而且连同20世纪“福利国家”的理念和实践也遭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作为一个坚定的“左翼知识分子”，朱特当然坚持“国家”在公众生活中必须要担当必要的责任，为此，在《乡土式微》中，朱特呼吁左翼应该为此发声，尤其是要肯定国家在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方面的作用。在这些领域里，朱特认为，“国家”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根本不够。所以，在20世纪的福利国家与社会民主主义一样，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的旧东西”一样被抛弃的时候，朱特提醒我们，福利国家事实上产生于20世 纪跨党派的共识，是被有意识的设计出来的。朱特承认，福利国家在对“增长”和“效率”方面会产生障碍，却也指出它也满足了人们对安全与稳定的普遍渴望。所 以，当下的我们不应将它们抛弃，而是应该重新思考，“是什么导致福利国家的产生，我们自己又为何沿袭了这种制度”。如今抛弃福利国家的恶果，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慢慢显现。《重估价值》里，朱特在谈到托尼•布莱尔的英国政策，以及罗马尼亚的转型时，都指出了它们在完全抛弃“思考国家”后，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 陷入的迷惘和混乱。
在《重估价值》中其他主题的文章里，我们同样能够从朱特敏锐的观察和犀利的批评中获益良多。这些文章包括对以色列、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批判，也包括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尤其是在以色列问题上，身为犹太人的朱特毫不掩饰对以色列执政者的批评，在他看来，建国已经超过50年 的以色列却仍然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样的态度自然与朱特早已厌倦犹太复国运动有关，也同他长期以来保持着独立观察的态度有关。朱特认为，已经在特定 领域拥有公信力的知识分子，在参与公共话题时，应从更广泛人群的利益出发，不然，政客和专栏作家都可以宣称是“知识分子”。
正是这种独立的态度，让朱特一直以来都在冷眼旁观我们这个时代。在《乡土式微》的前言“我们的生活怎么了？”中，朱特提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看上去一直保持着“孤独状态”的朱特，却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所罹患的“疾 病”。所以，他振聋发聩地告诉我们，把视线稍稍转回到我们身后，重新看待20世纪的那些人、那些事。只有这样，我们当今面临的那些困境和问题：经济失衡、贫富差距、社群分裂、恐怖主义……，恐怕才有希望找到答案。
《重估价值》读后感(十)：托尼.朱特的“失败之书”
严杰夫/文
2009年，重病中的托尼·朱特在纽约大学做了一场艰难的演讲。国内引进的首部朱特作品——《责任的重负》的译者章乐天提到这场演讲时说，演讲的主题没有离开过“失败”：“社会民主的失败，民族和解的失败，欧洲和北美互相理解的失败，最终是人类翻过现代史这一页的努力的失败”。陷在对新世纪满满失望之情中的朱特，最后留下一个惊人的判断：“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往的年代。”而这句判断成为朱特晚年作品《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的最好注脚。
《重估价值》里包含了朱特于1994年到2006年写就的20多篇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涉及的议题包含了公共知识分子、战后欧洲社会的变化、以色列以及中东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于经济全球化。从内容上来看，《重估价值》里探讨的问题似乎不过是《战后欧洲史》的余韵，但细读之下，我们会发觉朱特在前者中做出的思想贡献，显然不亚于后者。
相对于《战后欧洲史》立足于历史的叙事而言，《重估价值》尽管也是对过去作出的反思，但它的立足点分明是当下。在这20多篇文章里，无论是在纪念战后欧洲所存在的那个“知识分子国度”，还是在反思法国、英国、比利时、罗马尼亚和以色列这些欧洲国家的转型失败，甚或于评判美国近半个世纪内作出的各种昏谬的外交决策，朱特都是在回答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尽管身处和平年代，为什么当下我们的世界却没有能够变得更好，而是在反复地沦于失败。朱特认为，这种失败的根源正在于，走出了20世纪的人们，过于急着将20世纪丢弃，急着将“它的各种争端、各种理论教条、各种理想、各种恐惧在记忆里悄悄地抹去”。人们相信，“我们从过去所学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复它，更加不会信奉冷战时代共产主义的过时制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表。”
看着这一切的朱特，终于不得不提醒我们重估20世纪，去反思那些被遗忘掉的人和思想，去拾回在泥沙俱下的时代里被错误扔掉的那些观念和责任，去正视那些已经犯下的错误、走错的路。在朱特看来，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中，起码有两个现象是值得思考和重视的：一个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消失，一个是国家的作用逐渐受到质疑。
在《重估价值》里，朱特花了两章的篇幅来评价20世纪的10位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中，马内·斯帕勃和阿瑟·凯斯特勒已经只被很少一部分人记得；而普莱里·莱维尽管还拥有广大的读者，“却不是以他希望的方式”；即使是还算大名鼎鼎的阿伦特和加缪，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思想。之所以不断地提起这些知识分子，朱特并不是想要沉湎于对20世纪“文人共和国”的怀念之中，而是想带领我们去重新认识和评判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遗产。
更重要的是，托尼·朱特的个人经历与这些知识分子大多相似，甚至可以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早年都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服膺于社会主义理论给他们构建的愿景。但随着理想的幻灭，他们又纷纷退出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转向社会民主派的立场。因此，只有朱特最清楚他们曾经为何被马克思主义感动，此后又为何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向。然而，冷战的结束，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及他们的思想被一同抛弃到历史的角落中。所以，朱特明白，人们由此错过的将不仅是这些天才知识分子的思想遗产，更是错过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真正反思的机会。人们普遍低估了其中的魅力，这种魅力恰恰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理论和思想最缺乏的。
同样，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的作用和价值也越来越受到质疑。诚然，在上个世纪，国家带给人们的记忆并不太愉快，30年代的法西斯、东欧的红色专政，都让人们觉得“国家对于人来说是太过分了”。这种质疑，不仅开始让人们对国家怀有一种警惕，而且连同20世纪“福利国家”的理念和实践也遭到了广泛的质疑。
作为一个坚定的“左翼知识分子”，朱特当然坚持国家在公众生活中必须要担当必要的责任，为此，在《乡土式微》一书中，朱特就曾呼吁左翼为此发声，尤其是要肯定国家在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方面的作用。在这些领域里，朱特认为，国家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根本不够。所以，在20世纪的福利国家与社会民主主义一样，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的旧东西”一样被抛弃的时候，朱特提醒我们，福利国家事实上产生于20世纪跨党派的共识，是被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朱特承认，福利国家在对增长和效率方面会产生障碍，却也指出，它也满足了人们对安全与稳定的普遍渴望。所以，当下的我们不应将它们抛弃，而是应该重新思考，“是什么导致福利国家的产生，我们自己又为何沿袭了这种制度。”如今抛弃福利国家的恶果，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慢慢显现。《重估价值》里，朱特在谈到托尼·布莱尔的英国政策，以及罗马尼亚的转型时，都指出了它们在完全抛弃思考国家后，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陷入的迷惘和混乱。
在《重估价值》中其他主题的文章里，我们同样能够从朱特敏锐的观察和犀利的批评中获益良多。这些文章包括对以色列、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批判，也包括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尤其是在以色列问题上，身为犹太人的朱特毫不掩饰对以色列执政者的批评，在他看来，建国已经超过50年的以色列却仍然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样的态度自然与朱特早已厌倦犹太复国运动有关，也同他长期以来保持着独立观察的态度有关。朱特认为，已经在特定领域拥有公信力的知识分子，在参与公共话题时，应从更广泛人群的利益出发，不然，政客和专栏作家都可以宣称是知识分子了。
正是这种独立的态度，让朱特一直以来都在冷眼旁观我们这个时代。在《乡土式微》的前言“我们的生活怎么了？”中，朱特提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看上去一直保持着孤独状态的朱特，却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所罹患的疾病。所以，他振聋发聩地告诉我们，把视线稍稍转回到我们身后，重新看待20世纪的那些人、那些事。只有这样，我们当今面临的那些困境和问题：经济失衡、贫富差距、社群分裂、恐怖主义……恐怕才有希望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