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精选10篇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是一本由费孝通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0.00元，页数：5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一)：论“愚”
如果由乡下人不识字，推导出他们“愚”，这是不合理的。乡下人的生存空间是熟人间的团体，这个特殊团体之间传情达意的工具是表情、动作、声音等，文字在熟人之间是多余的，甚至会受到异时异地的“困扰”——古代交通不便时，很多悲剧正是因情书而起。因此乡下人不识字不是智力的问题，而是乡土社会的本质问题。这和城里孩子不会捉蚱蜢是一个道理，缺乏日常混的环境。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二)：读后感
这书写得实在好。也好看！ 对于儒家“礼”的看法我个人是懵懂的，但看过的大部分文学作品正好是批判的多，更别提受了一些欧洲话语分析学的训练，所以自己在理念上多少不服传统教化。看这本书沉着地分析了“礼”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必要地位，并以"礼"和现代化转型相结合构成乡土社会发展的新图景，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我的理解还太浅，所以也不打算现在就去评判对与不对（我也没有能力提出独立观点。不过关于费先生的想法，书里也有不少赞誉和质疑）。 但也稍微分享一点细枝末节的感想:一是 赞美费先生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时候那份体察入微和亲切态度，我们文化里有许多迂腐很多人只晓得批判，但费先生深入到人的需求察觉社会结构稳定的条件，体谅了一些“沉疴旧疾”的存在，比起雷厉风行的铲除，他的解决方法看起来更呵护群体心理惯性。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总要优先从结构的稳定考量，忽略了一些群体的委屈，比如说女性（从他的论述看来我猜有些委屈可能也是今天的女性才能注意到，过去就算受着这些委屈也没人觉得不妥）。我能理解其中的一些道理，但是也难不觉得心凉。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三)：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政治程度较低的人民，很可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用政治力量积聚资本，计划工业，等这经济基础安定之后，再讲从来没有享受的政治自由等一类在生活上比较了饥寒为次要的权利。如果这种国家能有这个机会不能不说是幸运，因为一个人民所不能控制的权力能够为人民服务是一件奇迹。奇迹可以有，但不能视作当然，所以为了要保证一个权力不能不向人民服务，还得先由人民控制住这权力，这才是政治上的常轨。为了避免官僚资本和独裁政治的出现，所以我不能不对以政府来强迫人民储蓄，以政府负责经营工业的路线发生戒心。” 花了将近一周时间看完了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真的不愧是我国近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经典之作，我最佩服的是仅仅在47年他就提出可以通过把发电厂建在乡郊来改善乡村经济，这不仅有利于工业的发展，还考虑到了城乡规划。费老先生曾经在英国留学，他最清楚“雾都”之弊，发电厂尤其是火力发电站如果直接建在城市中，聚集效应下大量工厂兴起，而多年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会造成严重污染且不便于居民日常生活的电厂和工厂就会处于城市中心，此时再去迁移工厂，成本非常高昂。如果一开始就把电厂建在乡郊，长此以往非常有利于城乡规划。 其实梁思成先生当年对北京的城市规划也是如此，保留北京城，让工厂向西向北发展，当然条件限制，那时候不仅经济困难，也想象不到北京未来的膨胀，所以还是直接在城内发展，最后还拆除了古城墙。站在现在的角度看，五环六环的扩张其实和梁先生方面的构想一样，但这中间损失掉的财力和历史，可就太大了。 费孝通终身致力于考察中国乡村，直到94岁住院才不再进行大量走访工作。在伦敦大学师从于马林诺夫斯基的他能够从比当时中国农村更疾苦的视角来研究传统宗族社会的崩塌，瘫痪，衰落，来思考乡村重建的途径。即便是在最困难的年代里，他的文字和工作态度都和他的面貌一样温和朴实，脚踏实地。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四)：分析《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一词 ——读《乡土中国》有感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时的讲义，这本书产生的原因，是他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领域，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乡村社会学产生的标志为加尔平所著的《一个农业社会的解剖》。费孝通是理论的最大贡献者。他是中国乡土社会学的奠基人。《乡土中国》中的概念，譬如“差序格局”，受到了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的影响。
后代乡村社会学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费孝通的思想。他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新概念，为后来的乡村社会学家所使用。“差序格局”一词，是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后人对乡村社会学及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承继了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脉络。
与潘光旦所著的《明伦新说》、《说“伦”字》等文章相比，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潘光旦提到，“格局的不同是人我之分的最主要的因素，我之所以为我，与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彼此格局的互异，而尤其要紧的，是此种互异的鉴别与体会。”费孝通明确指出，“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样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差序格局》这一章不是凭空而出的，结合了《乡土本色》里对中国与美国乡下的分析。也与后面的几章有着或远或近的联系。“差序格局”是属于整个乡土社会，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概念。差序格局相似于水波纹或蛛网状，以个人为中心，以亲疏远近为衡量，是私人的联系。这也是礼俗社会（熟人社会）形成的原因。家族企业、官员中子承父业、委托熟人办事等现象，是礼俗社会的表现。中国自古以来纯粹的乡土社会与农业地域，导致了以工商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西方的不同。西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为团体格局，不同于只因为地域和血缘结合的礼俗社会，是因明确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法理社会（陌生人社会）。每个人不是以自身为中心划分身边的人，而是属于一个个不同的团体。西方社会的每个团体有明确的界限，很少有中国“攀亲戚”的现象。团体内的个人生而平等，个人不能侵犯团体利益，团体也不能侵犯个人利益。这也是西方人独立精神的来源之一。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乃至《乡土中国》整本书的许多概念，都已经被普及了，很多关于中国社会现象的社会学书籍，或多或少的都离不开费孝通提出的概念。这也证明了《乡土中国》这本书在中国的乡村社会学与社会学中所占的地位。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五)：婚姻原理，以及你为什么要相亲
《生育制度》，起源于费正清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开授的课程。据“代序”（潘光旦《政学罪言》1948年版）里介绍，该书讨论的是，围绕种族延续而延伸、派生出来的一系列保障措施。
读完该书的最后一页，合上。我在想，如果旁边坐着一个她，我该如何向她介绍这本书呢？这本书，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将你的引向极端的理性。特别是关于“爱情”、关于“婚姻”方面。“婚姻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家长里短，目的只有一个，为了种族的延续。”这就像在问，人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不过，答案比“42”长得多。
为什么要“门当户对”？
为什么会有“重男轻女”现象？
为什么要相亲？相亲的利弊是什么？
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越是读到末尾，越是感受到作者研究治学的细致入微。这本书如榕树的气根一样，缓慢、义无反顾地、曲折地钻进地下。如果说《乡土中国》是带你到帝国运行的齿轮、活塞里去游历一番。《生育制度》则是带你到齿轮、活塞等部件设计制造工厂的深处去一探究竟，甚至带你读取工程师、设计师的思想。
《生育制度》开篇就毫不含糊地以“种族延续的保障”作为第一章的标题。“本章就是要回答：人类为什么要延续他们的种族？只有回答了这问题，才能说明生育制度的功能是什么。”作者辨析了“生殖”和“抚育”、论证“生育是损己利人的”。一、人的基本需求是生存；二、单个的人类非常弱小；三、组成社会才能生存。那么，结论就是，生育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分工合作。然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是困难重重的。于是，需要一个制度来培训懂沟通、会合作的人类。语言是主要的一环，它作为最重要的象征体系，制约、克制人类的动物天性，使我们能够“推己及人，用自己的感觉来推测别人的感觉”。
那么，如何才能训练出这样的人呢？需要有长期的教育。作者在这里，岔开话题，谈论了另一个问题，从生物学、外国土著人类研究学说说明，只靠雌性就可以抚育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父亲其实是个跑龙套的。作者从生物学上的本质区别、社会分工的角度，说明男女两种人类的区别。而人类延续的基础就是分工合作，要训练出符合“分工合作”要求的人类，就必须让父亲加入抚育的队伍。使人类成为社会人。然后，人类再利用分工合作的强大力量，繁衍生息。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深入，原先的父母的一部分抚育职能已经被学校取代了，被大众媒体取代了。所以，那种“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与众不同”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了。但并不是说，社会机构已经能够完全取代父亲或母亲。话又说回来，有时候，学校、媒体是强过一些不合格的父亲或母亲的。
文已至此，已经充分说明了，异地恋的前景堪忧、夫妻两地长期分居对小孩不利。那么，婚姻的意义呼之欲出，“是在确立双系抚育”。于是这一部分的小标题是“结婚不是件私事”。
“有很多地方，配偶的选择并非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而是由他们的家长所代理。我们自己的社会中的旧法就是这样，被认为是吃人的礼教，但我们也得承认，配偶的选择从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自由的。”
由于婚姻牵涉很多人，而男女双方生理、心理倾向不总是相符合。也就是说，违约风险很大。单靠法律还不能解决问题，为了维持双系抚育，把其他经济关系等渗入婚姻关系中，扩大向婚姻关系负责的团体。也就是说，设立抵押、人保、财产保证。“使夫妇间的联系加强，即使一时感情失和，每会因牵涉太多，不至离异。”更有进一步加保险的，即引进宗教，将其神圣化。
我们在外部加装了这么多道保险，其实还是有分裂的风险的。要达到高度契合，“只有相近的教育和人生经验中获得”。这的大概是就相亲学、媒人学的理论根源吧。在原有的抚育团体内找对象，就是内婚。在另一个抚育团体内找对象就是外婚，内婚，不利于基因的优化，不利于扩大家族势力范围，尽管内婚有万般好，但外婚渐渐成为主流。因为外婚的优势更加大。
作者时不时自带“官方吐槽”。“我以上所说关于择偶的话，听起来似乎太偏重了社会的安排，在渴望婚姻自由的人不免会发生反感。”确实，在社会分工到一定程度的今天，婚姻的抚育职能正在“外包”出去，婚姻的传统功能正在弱化。那么延续自古代的那一套，在今天应该重新审视。也就是说，“门当户对”、“有相似的教育、人生经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古代，夫妻有两项职能，一是抚育下一代，二是自身的感情愉悦。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古代，夫妻的大多数精力都耗在第一项职能上了。由此导致夫妻感情淡漠，不能享受友谊爱好的感情生活。脑洞大开的古人，也是想要解决这一矛盾。他们设计了“中表婚姻”（和远亲结婚）、“童养媳”。
“夫妇之间能够相处 ，在我看来，是决定于两方面；他们以往的历史里是否具有相互能了解的底子，和他们既已共同生活是否有相互熔合的意愿。前者靠社会的安排，后者靠两人的爱好。所以社会合理的安排和夫妇的恋爱是相成的。若是把恋爱训作两性无条件的吸引，把一切社会安排置之不顾的一往情深（这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社会事业），婚姻也必然是这种恋爱的坟墓了。真的坟墓倒还安静，恋爱的坟墓里要求一个安静的生活也不可得的。”
作者聊完婚姻，开始聊抚育。“把理想自我转渡到孩子身上去，固然有放卸责任的危险，但是在相当的范围之内，也正是抚育作用所需要的。”
人口问题的对策。“除非在经济上谋改革，人口消长的趋势不会改变。”“人口众多是症候，而不是病源。”
如果你是穷二代，娶了富二代。很可能需要略略地思考一下这么个问题，这个富二代的爸爸的财产将来会流向何方？是流向他的儿子，还是流向 他的女儿（即你的富二代老婆）？在书中的“单系偏重”一章，可以找到参考答案。
这里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从整个家族的利益来说，将家产平均分给每一个孩子，再这样一直均分下去。最后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家产。但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却可能带动整个家族的兴旺发达。
关于家产的流动，文中有个专门的名词，社会继替。继替的不只是家产，甚至还有权力。特别是权钱可以交换的世界。
看完此书，家族里的、被我们熟视无睹的运行规则，开始显现出来。对长辈、晚辈 的各种称谓，暗含着社会运行的潜规则。这本书可以当做是《婚姻原理》一类的书籍。读一段，回想一段逢年过节那些喜闻乐见的镜头。回想一段身边的婚姻的分分合合。再读一段。
当前的社会状况充满着众多的错位。时而跑在社会经济前头的思想观念。时而又落后。既没有抛弃旧的那一套的魄力和力量，又不甘放弃新的思想。同时还要忍受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也行就快有答案了。也许就在我即将要读的《乡土重建》（费孝通著）里第42页。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六)：《乡土重建》，1947年的一剂药方
城市里的居民，回看乡村，似乎总是带着柔光镜，似乎总是觉得“乡村很美好”。那么乡村真是那么好么？久居乡村，几乎每次见到城市里来的游客，他们都是在感叹，“乡下的空气真好，乡下的蔬菜真好、乡下的天空真蓝……”然而，他们并不会在这里久留，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最近的超市在十几公里之外、方圆几公里没有WiFi信号，连手机信号也不是很好、最近的大医院在六十几公里之外、最近的城市综合体在八十几公里之外、最近的加油站在几十公里之外……乡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青壮年被城市吸走了。一个社区里，缺少了年轻人，气氛就会变得有些微妙。我至今想象不出，就在十几年前，乡村里还是人声鼎沸，挤满了年轻人。那会是怎样的场景？当大家聚在一起商讨乡村建设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是怎样的？还是那种只顾眼前利益、缺乏远见、只要“眼前、立刻、马上、现金”的小算盘吗？
当前的一些乡村里，管理者都是“民选”的，照理说应该很有希望了。而实际却是管理者缺乏监督。为什么缺乏监督。一是思想意识问题，二是监督者缺位。监督者为什么缺位？都外出务工了。又因为很多乡村单位根本没有资金，办不成什么事，监督者们觉得监督与否，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又放弃了一部分职责。有些人大概不会想到，如果我们现在大力推广“民选”，在广大的乡村，只有大家族的人才能当选。大家族的凝聚力，在乡村干点事业，没有人支持是绝对干不成的。即使那是利国利民的丰功伟绩。那么，大家族的人会不会“突发奇想”，选个能干的陌生人呢？也不是不可能，除非那个人真的能代表乡村，为乡村谋利益。又回到开头，需要有真正的自主管理权、选民要有长远打算。
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地讲，我发现我还是不能理出个头绪来。我陷入了沉思。乡村建设，千头万绪，环环相扣。单是从旁观察，就易使人眩晕。所有因，似乎都是果。所有果，似乎都是因。若要拟定计划，着手实施，更让人沮丧了。因为你会发现你是在和一个习武多年的老手过招。多年是有多久？上下五千年。当下，即是历史。要变革当下，意味着要变革过去。这和国骂有异曲同工之妙。你实际是不能改变过去的。但逻辑上来说，你必须改变过去才能改变当下。于是你陷入举步维艰的愤恨之中。是，我是个普通人，所以才陷入愤恨。如果你是个社会学家，大概能化愤恨为动力写本书出来吧。
费孝通在1947年前后写下《乡土重建》，深入剖析当时中国的乡土面临的问题，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为“渐渐陷入瘫痪”的乡土中国开出一剂药方。
1947年的中国，抗战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原本脆弱的农业经济经战火的摧残，奄奄一息。如果这个战争发生在1840年以前，乡村经济还能慢慢恢复。就像几千年来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战争那样，尽管给经济以重击，却未伤及根本。1840年之后，西方国家将一根根管子插进中国的乡村，超负荷地吸走了农产品。抛给中国乡村精美的工业品，将传统手工业彻底摧毁。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发生科学，决不是中国人心思不灵，手脚不巧，而是中国的匮乏经济和儒家的知足教条配上了，使我们不去注重人和自然间的问题，而去注重人和人间的位育问题了。”
“在国际的工业竞争中，中国沦入了更加穷困的地步。现代技术所具破坏社会完整的力量却已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发生效果。未得其利，先蒙其弊，使中国的人民对传统已失信任，对西洋的新秩序又难以接受，进入歧途。”
由于农产品的特性，农村和城市之间有一条单向的输送链条，产品只能由农村向城市输送。而城市里的工业品，由于其价格和用途，农村既消费不起城市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也没有消费的需求。那么农村视乎掌握了城市的命脉呢。其实不是这样。城市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以及经济的日趋自由化。摆在城市面前的输送带数量庞大。主导权掌握在城市手里。而农村，由于其产品受到地域、气候、季节的制约，与世界自由贸易链条存在隔离，只能依赖城市的贸易功能。所有产品只能通过城市进行贸易。“这说明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乡村和都市（包括传统的市镇和现代的都会）是相克的。严格说来，都是都市克乡村。”费孝通的研究发现，在抗战中，乡村和城市被战火隔绝，后方乡村有过一度喘息的机会。
对比当时的西方世界。西方世界，危机来临，如炸药爆炸，猛烈而突然。作者的观点，东方世界如果危机来临，是以一种极为缓慢的方式蔓延。渐渐陷于瘫痪。因为中国底层民众能够容忍不断变差的生活质量，在艰难中努力维持。直到“灾荒”降临，包括天灾和人祸。逃灾荒，是我国人口迁移的经常性原因。据汉丁顿对中国民族性的研究，“慷慨的，有同情心的人不容易不顾一切地就道，结果是被淘汰了。身体弱的，不容易适应别地水土的人在路上死了。留下的是代表着我们民族性的一辈肯低头、自私、不健康却也不容易死的难民们。”由于战争，小农们渐渐离开土地，一再误了农时，长期停留在不生产的状态中。
“目前对于社会上普遍的贪污无能的现象有两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人心不古，道德堕落’的结果。他们把这罪恶归咎于若干豪门，希望有几个当代的‘包龙图’那种铁面无私，明察秋毫的传奇人物出现，只要把这些‘老虎’开了刀，或是退而求其次也得杀几只鸡给猴子看看，吏治就会澄清，行政效率立刻会提高。这自是大快人心之事，在心理上可以一新耳目振作起来。且不论传奇人物是否真有出现可能，即使出现了，偶然的斩了几个头，是否会像野火烧过了，春风来时，更成了荒草的一片沃土？”
另一种看法将其归结为文化和社会的问题。
古代中国的王朝经过多年的实践，有达成一项共识，那就是上下沟通必须顺畅，上对下、下对上两条轨道互不干扰。筑起两道防线，一是“无为主义”。这是古代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他们明白皇权要么贪图享乐，要么励精图治。单说后一种，励精图治，就是行政权扩大。一个不受控制的行政权，破坏力堪比原子弹。那么，还是老老实实呆着别动吧。顺应农时，顺其自然，可能还有所收获。于是无为而治成为明智的选择。西方世界，有神权的传统，进入现代，神权式微，引入人造的宪法接管神权的职能。而东方世界，儒家思想还是和西方的神权一样发挥作用，而且老当益壮。这大概就是东方世界，宪法的地位和西方世界的宪法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的原因。
第二道防线，高度地方自治。基层自治组织负责转化、软化来自上面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命令。当下层民众不买账时，不至于演变成打上面的脸。而是变成自治组织内部的矛盾。民众不服从的是基层自治组织。当下层民众对上进行表达的时候，姿态、言语等拿捏的不总是那么到位。有时有着不必要的傲慢、虚张声势、吹胡子瞪眼，基层自治组织则负责转化他们的语言、姿态，使之成为一种合适的申诉、汇报。解放前的保甲制度摧毁了下对上的轨道。第二条防线也随之冲破。上下直接接触，硬碰硬。
原有的轨道，在上下之间起润滑作用的是绅士阶层。他们是可以有自己的立场的。一旦放弃地方立场加入行政系统。就成了铁板一块了。新的机构不能利用原有的自治机构推行公务，而旧的机构已经寿终正寝了。青黄不接间，基层政务僵持了，行政没了效率。上令出台是容易的。具体实施却是困难重重。简单来说，就是上面，基层组织已经不能指挥民众去做什么什么了。既不能强硬指挥，思想工作也是苍白无力的。基层民众偏就不配合，“你能奈我何”。确实无能为力。于是，公文停留在基层机构里，走不出来。“基层行政的僵化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加强了上面的职能，另一方面又堵住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我们似乎有意无意地想试验政治单轨制。一个历史上从没有成功过的方式。”
如果上面出台的政令，恰巧是下面所急需的。无疑会较为容易实施。那么上面的政令如何能够恰如“及时雨”呢？首先，沟通渠道要通畅。不能是个人代表个人私利进行对话。而应该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如何证明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呢？
城市不但吸走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也不例外。农村缺少人才。这不是最近才有的问题。费孝通的观察，那时的知识青年也面临着“回家难”问题。大学培养的人才是为工业社会量身定做的。乡村自然是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费孝通形容那是“洪流冲洗下的中国”。
费孝通的药方是什么？推行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由于农业的季节性，一时需要大量人口，一时又有大量空闲人口。造成环境压力，造成人口外流。那么就近发展乡土工业。把人口固定在周边。农业，工业可以相互扶持。发展资金从何来？地主阶层。费孝通煞费苦心地为地主设计出路，试图说服其放弃食利，把资本贡献出来。他大概不想发生流血革命。儒家对于农业是有着极为透彻的观察的。儒家学者深知，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力极为落后，经不起折腾，绝不能够“杀鸡取卵”。于是，儒家极为提倡节俭，脑子正常的地主也奉行节俭持家的理念。在灾荒年份，还出量赈灾。毕竟，正常的农场主不会坐视家禽饿死。那时候，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七)：在这里读懂中国
一、乡土中国
曾经在南方周末上读到过台湾作家桑品载的长篇回忆，自己在为母亲买药的路上被强征入伍随即送往台湾，直到多年后一位移民南美的同乡回大陆探亲后绕行台湾，才为他们这些飘零人带来了一份及其珍贵的礼物——家乡的泥土。他将这一羹勺宝贵的泥土分七次冲水喝下，这一幕令我印象深刻，那个时候似乎理解到了他的感受但却又一时难以言明。
“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时隔几年我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里再次读到这一幕，担心孩子头次出国会水土不服的奶妈，在临幸之际悄悄将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到行李箱下，那是一包灶上的泥土。多么土气的行为啊，而也就是在这种看来“土气”的行为中，我感受到了中国，乡土中国。一个真实的中国感受，其来源不仅仅是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不仅仅是世界第二的GDP总量，甚至不仅仅是川流不息日渐衣着光鲜的国人，而更加深刻、更加触动我的来源于乡土中国，甚至要加上曾经二字了。
在这之前我曾认为中国变了，近百年的革命，半个多世纪的红色浸染，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飞速现代化，与曾经乡间炊烟袅袅一片安详的景象已经完全不同。但读过这几本书后，却不尽为自己的这种浅薄想法而尴尬一笑。中国哪里变了？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的都市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了，但身边处处却依旧有乡土社会的习惯在支配着我们。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串门，敲着门要进去的时候，门内的人问“谁呀!”这是我们的回答十有八九是一声“我！”，不需要通报自己的尊姓大名，脚步声、说话声、甚至气味都是我们的“名片”，甚至有时当我们以自己的大名来回答反而会显得客套与陌生，因为我们依旧还是那个熟人社会。
春节期间，一股争论在社交网络上抄的火热，在经历了“逃离北上广”后，很多重回老家的人们抱怨在二三线城市中处处都要讲人情、攀关系，于是纷纷抱怨要再次“逃回北上广”，因为毕竟那里机会更多，人情更少。这反映了传统中国的另一个特点，我们常称之为人情社会，人人讲关系、事事分亲疏。“差序格局”费先生用这样一个词语为他命名，“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捆扎得清清楚楚的柴，而是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比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比喻更形象了一点，这这种传统观念中，“己”是一切的中心，我们讲“推己及人”、讲“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这都是一种从自身出发，根据与自己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形式原则，这道德范围依着需要扩大或缩小，这与受基督教普爱天下、甚至爱自己的仇人的观念截然不同。这就是我们的“差序格局”。
在中国，“兄弟萧墙”几乎算是最遭人反感的一种矛盾，村子里、社区里有了矛盾，首先我们想到的会是调解，而“闹到法院去了”则会被视为丢人、不肖。甚至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强调的也是和解，鼓励双方庭外和解而将宣判视为最后的选择。在这里，“无讼”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一个熟人社会中，长期的教育已经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秩序的力量不来自于外界的强制，而是每个人身内良心。而这种“礼治”依旧是建立在传统的差序格局之上的，它原本并没有施行与一切人之上的统一规则，这多少与以个人平等主义为原则的“法治”相不合。我们常说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中国特色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而将传统的“礼治”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相结合，又何尝不是同意重要的事呢？
二、家庭的痛
同样是在今年的春节前后，很多“奔三”的朋友们纷纷抱怨自己回家即被“逼婚”，父母急着为自己张罗婚事、计划早日抱上孙子。年纪大了就要结婚、结婚后就要生养孩子，继而把他教育成材让他再结婚生子，这成了一代代人固定的循环。爱情、爱好这些欲望之中似乎有一种巧妙的安排，为了种族延续，人们会有两性之爱；为了营养，人们会有五色之好。而对于这只亚当斯密口中“冥冥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结构功能学派则认为它其实是文化事实，意思是人造下来教人这样想的。为了造成适合于生存的条件，乡土社会中的文化塑造、陶冶了我们的思想，如同马克思讲“物质创造了意思”你不可能追求自己从没见过的东西。我们自以为是是因为爱情、以为性欲而“自由”的结合，但那其实不过是社会为了种族延续而为我们安排的任务，是社会结构的需要所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过是庞大社会结构中的小小一颗“螺丝钉”。在这里，即使最追求自由的人终究难以超脱拜托自己思维的束缚。
结婚之所以令青年人苦恼，大部分是因为它那复杂而繁琐的仪式，每个地方最光怪陆离、花样百出的可能就是结婚仪式。这仪式的最后都要包涵起缔约的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亲属间相互的权利和义务。而婚姻这件事之所以拖累这么多人，成为一件社会上很多人关心的公事，其用意无非是在维持婚姻的长期夫妇关系，即便夫妻一时失和，也会因为牵涉太多而不致离异。这长期而稳定的夫妻关系是抚育子女所必需的条件。可以这样说，正式为了双系抚育，人才造下了这样多的花样。
小时候与父母的争执，常抱怨的一句话就是“你嫌我做不到，你自己怎么不去做！”而父母往往回答“因为我没有做到才让你去！”。这简单的争吵今天看来包涵着人烦恼的一大根源，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间的矛盾。将来，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将来在每个人的心头都是真实，他所担心的为了将来，所肯定的也是为了将来，可事实岂能尽如人意，白日梦又有几个到头来能成真。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就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理想自我的路上总是迟了一步，总是能发现并不如意的地方。于是，如果我们胆敢把往事来重提，哪一件不能令人懊丧追悔？懊丧追悔又有什么用呢？“再来一次！”尼采的呐喊如何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实现呢？于是子女便成为了父母理想的寄托，将自己过往生命中的残缺不足、懊悔教训，在子女的身上予以矫正。谁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肉体固然可以消失，而通过理想的一代一代寄托，父母的精神却可以在子女身上得以延续。做父母的经历了旧礼教的熏陶，于是也成为了旧标准的代表，握有社会交给他们的权力，要把自己的儿女塑造成社会所需要，更是自己所认为“完美”的样子。儿女则往往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由于血缘的羁绊，他无法像对待陌生人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心中的新理想、新思维又不允许他走向父母所在的旧制度。家庭的生育责任本来在子女成年的一刻便已终止，可二十年来的感情羁绊又怎么可能断开，于是这羁绊就只好在血与泪中被历史车轮所压过。
三、何处安身
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到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由2011年的47.5%提高到51.5%，届时城镇人口数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数。飞速推进的城镇化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普及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政府治理改善和社会公平都有着积极意义。但同时，基层残破日渐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早在八十年前，费孝通先生便提讲这种现象形容为“损蚀冲洗下的乡土”。在我们传统的乡土文化中,人才是分散在地方上的(费先生和潘光旦先生就此问题对915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做过统计分析)，乡间的人才并不会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乡,落叶落归根的传统为中国乡土社会保持着地方人才供给。这些人物即使跃登龙门,也并不忘本；不但不损蚀本乡的元力,而且将对于家乡的反哺看成是一种责任。因之,常有一地有了一个成名的人物,所谓开了风气,接着会有相当长的时期,人才辈出的。人才不脱离草根,使中国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来源充沛浩阔。
然而这种状况在近百年间,发生了变质,即费先生所说的损蚀和冲洗过程。以前保留在地方上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从乡土中走出的人才已不复为乡土所用，在学校里，即使什么学位和技术都没有学到，可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却早已起了重要的变化，足够使自己觉得异与乡下人，而再也没法回去了。现有的社会结构下，并不需要这么大量的知识形大学生，而恰恰学术大学生的产量却越来越大。并没有机会给他们去利用新知识去改造社会、创造价值，于是不能从生产中去获得财富，就只好依靠权势去获取财富了。也因为于此，公务员热在未来恐怕只能是越来越持续下去。
贡生老爷已经不存在，洋秀才都记在城里，壮年们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老弱病残的农村越发变得破败。城市化固然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同时如果忽视了城乡的有机联系，而只是通过吸取甚至榨取农村养分的方式来供应城市发展，那么城市变回成为整个社会机体的癌，病发的时候最终城乡一起遭殃。而这乡间经济瘫痪、行政僵化，都市经济恐慌和行政腐败的症状，恐怕早已经病发了。
中国的基层残破表面愿意是由于农村衰败而引起的，但如果深挖根源则绝绕不开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寄生性的特权阶层生存和繁荣并不是靠个体能力，而是靠着微妙的制度上的搭配。一旦环境改变，他们往往是最先被淘汰的，因此对于制度上的变革必然是厌恶的，保守性也特别强。期待特权阶级主动放弃权力，进而放弃那一整套生活方式，包括知趣和态度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但如果特权阶层不自动的放弃特权，在和平的情势中获取另外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就将被迫放弃特权，在暴力的运动力没有赢家。这是《乡土重建》中曾提出的思考，但同样是对今天中国的思考。
结构功能学派，在这里，任何一种抽象的社会现象，社会活动，都如同手杖、工具、器皿等具体物质，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需要而存在的。并且每一个又都与其他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都是整体中不可分的一部分。在这里，个人也不过是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人的需求、人的思维都受限于此并以社会结构为转移。《庄子》中讲“庖丁解牛，目无全牛”，而今读过《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后，才真正体会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
20130882 蒋越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八)：《乡土中国》，阅毕
为什么要读《乡土中国》？因为我正好一脚踏入中国的乡土。拿着漫游指南，为什么不借此一窥帝国的内部机械运行。如果你是个蒸汽朋克爱好者，一定很有兴趣。
在京东商城、亚马逊商城等网店的图书类别下，有一类图书被称为“社会科学”或“社科”。略微看看该类别下的热门书，十有八九都会发现此书——《乡土中国》。那么这本书是社科类图书咯。那么，什么是社科，什么社科类图书是关于什么的？该书的目录有：“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家族”、“男女有别”、“长老统治”等等。所以，社会科学就是关于社会运行的原理之类的吗？
在该书的后记中，介绍该书所收的十四篇论文。来源于费孝通在1940年代授课过程。作者是“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在作者下笔之时，社会学一词诞生还不过一百年。社会学研究什么、包含什么，是个复杂的，甚至有些尴尬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包罗万象，另一方面，早有人捷足先登瓜分地盘了。例如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等。这些学科同样广泛而深入研究社会现象。而且这些学科下面的分支所研究的内容千差万别。这个冒出来的“社会学”，就像是菜市场快打烊时才冲进来购物的家庭主妇。什么都想要，但似乎都名花有主了。所以，社会学曾有个绰号——“剩余社会科学”。
“政治学、经济学既已独立，留在‘社会学’领域里的只剩了些不太受人问津的、虽则并非不重要的社会制度，好像包括家庭，婚姻，教育等的生育制度，以及宗教制度等等。”
那么，社会学学者该如何工作呢？在该书的“后记”中，作者科普了这样一些知识。为了使社会学不至于空留一个名词，只能从两层上进行综合的工作：一是从各制度的关系上探讨。二是从各制度的相互关系上着眼，可以看到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社会学在这里可以得到各个特殊的社会科学所留下的，也是它们无法包括的园地。”所以，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社区分析）。
社区分析，初步是在一定时空下描绘某地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另一条路径则是从社会现象的共相上着手。
作者自己下定义，《乡土中国》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
由此看来，该书分为两部分，一是中国的事实，二是由此总结归纳出来的特性。
那时候的中国，说起乡下人，定语是“土气的”。“土气”带有藐视意味。于乡下人来说，却是“贴切”。因为当时的乡下人确实离不开土地，也对土地有着狂热的信仰。无论是在草原，还是在西伯利亚，只要是中国人住下了，都要播种种子，试试看能不能发芽。
“游牧，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工业，择地而居，迁移无碍；种地，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不仅仅在人与空间上来说，在人与人之间更是如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即各自保持孤立的圈子。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必多说，“打个招呼”就都懂了。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相互不熟悉，必须“空口无凭，立字为据”。法律由此诞生。乡土社会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是对人。
对物。追求的是“熟悉”。“从熟悉中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这于陌生人社会是极不适用的。于是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乡土世界里的人显得“不适应、格格不入”。土气一词，则添加了藐视的意味。
由于乡土社会里的人，传递信息依赖的是“亲历”“言传身教”“眉目传情”“口口相传”，认识世界也倾向于亲自触摸。也就是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存在，那个“东西”必须被感知到，乡土社会的人才会认同那个“东西”。文字，擅长于跨时空传播。而乡土社会的特性，传播信息不必求助于文字。“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着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这样的乡土社会中的人，言语就能“世代永流传”，要学习人生经验，问长者就够了。那么文字从何而来？原来，文字从最初就是庙堂性的。
那时的乡村工作者看来，乡下佬最大的毛病就是“私”。那时，苏州“美丽”的小河，就是中国的恒河，上游作为厕所的后花园，下游洗衣洗菜。生活其中的人丝毫不认为有“自制”的必要。为什么？这河是公家的。那就等同于“人人都可以沾一点便宜”，有权利而没义务。那时候的中国人在南洋商业界，成绩斐然。绝非无能之辈。公共领域却像是原始社会。作者有这样一个比喻，西洋社会在田里捆草，先是一把一把地捆，在将一定数量的“把“捆成扎。几扎再为一挑。每根稻草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在西洋社会，这就是团体。团体的边界清晰。团体内的关系相同，等级之类的也事先约定。中国的乡土社会里，就是石头在水中退出的一圈圈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前者，平等观念，团体内地位平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宪法观念，团体不能抹煞个人。该观念预置了“团体”这一观念。后者，自我主义。以我为中心推出去的圈子，是可缩可放的。群己界限是相对的，模糊两可的。“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西洋社会，国家是一个超然于一切团体的，绝对的公领域。高贵团体可为国牺牲，低贱团体也可为国牺牲。“这是现代国家观念，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的。”乡土社会可以着手的，只有克己。“他们不会克群，使群不至于侵略个人权利。”
中国乡土社会基层结构为“差序格局”，西洋社会为“团体格局”。“团体格局”中道德是超然于个人之上的。只有在这“团体格局”里才有笼罩万有的神的观念。团体的象征，神。似乎每个个体独立自主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只有在所有人头上统一加一个主宰，这样所有人却平等了。看起来就像是所有人都为自由人时，都不能达到平等。给大家找一个共同的奴隶主，于是奴隶之间却达到了真正的平等。在美国，这个奴隶主是《独立宣言》。
“孔子的困难是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任何企图提出笼罩性观念的人，都会遇到“差序”“圈子”这类高手。这些高手将你的所有超然的观念统统化解为相对的观念。古人有骂贪官的，但当他父亲就是的时候，他还要代他讳隐。自己就是的时候，以“能干”自解。“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团体格局里，同类“兼善”。墨家强调“爱无差等”，孟子听了要吐血，骂他“无父无君”、“乱天下”。
乡土社会，可以无法，绝不可以无礼。送法下乡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似乎很有必要，因乡土社会不可能永远封闭，迟早要法来维持秩序；另一方面，由于乡土社会的特性，礼似乎更适合当主角。当然，在乡土社会，礼要发挥其最大作用，前提是，权威，族长还发挥作用。一旦族长弱势，则会陷入礼法都失效的困境。一方面礼已经失效，另一方面法仍然水土不服。不了解乡土社会的人，不能体会到什么是“礼仪之乡，法外之地”。法，要求的呲牙必报般的惩罚。这在人群密集的城市，不难。在人烟稀疏，交通不便的乡野。法，成了无牙的老虎。只是一纸空文。问题在于，礼崩乐坏已成既定事实。法律下乡还任重道远。于是，不容于旧伦理的人，却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出现很多乡亲们不能理解的“坏人”，在法庭上却是无罪的。“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现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在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有横暴权力，也有同意权力，还有教化权力。最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民主的专制，所以用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像，但都不确当。一定要有个名词的话，终老统治是最好的说法。”
《乡土中国》成文至今，已有几十年的时间。费孝通的文字是历史的标本。中国乡村正加速向书中的乡村的反面走去。曾经的熟人社会，现在人去楼空，只留下走不动的老人和注定背井离乡的小孩。在南方，即使是在偏远的小村落，你也能发现一所设施完备，具备一定规模的学校。你留意看看学校落成的碑记，落款日期多是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六年之间。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数量巨大的学校在偏远地区建成，接纳着数量庞大的适龄儿童。而眼下，这样的学校十有八九已经空置，只有中心地区还有学校。而且还是小学、初学混杂，每个班级四十多个学生。个别地区，整个学校只有一个学生，却有两个老师。熟人社会似乎要变成无人社会了。
邻里之间寸土必争。一个板凳大小的地方争得头破血流。他真的缺那块地吗？并不是。斗气而已。不过这是传统的语境。在现代语境下，这是积极争取个人权利。是权利意识的觉醒。插一句题外话，之所以会有争议，很多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就是以前的人不喜欢立字据，导致后辈之间有了冲突。“空口无凭”确实诱惑了一些人“睁眼说瞎话”，想着反正没字据，占他一尺又如何。这时候，多是搬出老前辈，才能依靠着他们的颤颤巍巍的记忆力解决问题。这时，书中的调解利器，长辈的呵斥已经不怎么发挥作用了。正如书中所说，飞快变化的社会中，长辈、长者就失去了他们的权威地位。他们反而成为落后、老顽固的代名词。
家族里摆不平的纠纷，法律开始登场。然而，虽然这是权利意识的觉醒，但也仅仅是觉醒。很多人还不理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不理解法律世界必须靠实实在在的证据说话，不理解陌生的法律术语。他们似乎还留有旧的记忆，旧的记忆里，管理者一条龙服务，“口口相传”还管用，主持正义者说人话。而新时代的管理者，权力受到制约。公权力尽管权力大，但已大大小于以往了。或者说，受制约的更多了。并不是万能了。于是，斗气与维权夹杂在一起。在以前，家长各打一巴掌，就化解斗气问题。现在，不可能了。因为他们在法律框架内似乎还真有理呢。再说，家长已经不管用了。实际往往是这样，之前空口无凭，经过多年变迁之后，真有意打官司的人，早有准备“欺负”另一方。于是，有理的往往是吃哑巴亏的人，当然这种有理，不是指法律上有理。而是指上帝视角看来有理。无理的人借法律获得了更多的好处。表面上，法治运行良好，实际上法律失去了其应有意义。
没有结尾，就这样。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九)：转载：郑也夫：隔代一书谈，回首百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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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一书谈，回首百年身
文 | 郑也夫
2005年 4月 24日费孝通先生去世，翌日有记者来电话邀我写篇文章。我说，我不是合适的人选，我不是费先生的学生和崇拜者，且对他晚年的思想观点和道路选择颇有些不同看法，说这些显然不是时候；此刻要么有独家材料，要么说点场面话。你找朱学勤吧，他手上有不少盘与费先生谈话的录音。
以后我一直想找机会谈谈费先生。不期久久地沉浸在个人智力生活的某些兴趣中，当然是纠结于社会历史，一晃竟是十年了，真不知从何说起。这当口，接到陈心想兄的邮件，他刚完成这部与费孝通对话的书稿，要我写篇序。这无异于赐我谈论费孝通的机会。如何破题？好比两位学者切磋学理于斗室，敝人碰巧闯进，若引为同道，何必寒暄，径直加入讨论好了。
文字下乡：需求与供应
“
科举废除之前，中国城乡的教育生态是平衡的。科举废除与西方教育的进入，直接导致城乡教育落差的形成。在“私塾-科举”的教育模式中，应该说，需求在先，供应跟进，不乏其他商品供求关系中每每呈现出的弹性。而政府作为供应者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需求—供应”的关系。
费孝通在《文字下乡》一节中说：有些人因为乡下人不识字而认为他们愚蠢，而文字下乡难是因为在“面对面的社群”，在其工作生活中，不需要文字。陈心想反驳：
他仅从熟悉社会只需要语言、不需要文字来解释为何乡土社会缺乏文字，不免过于片面简单了。费孝通先生还是外来者，对乡村人不够了解。他们真的不想学习文字？首先，乡村里认字的人身份上就不一样，在大家眼里那是认字的、有学问的。……其次，从实用的角度说，认识字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派上了用场……“技不压身”……阻碍文字的下乡，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乡村穷，上学认字大概是比较奢侈的。……另一方面是缺乏教授文字的人才，即使有些人家经济上可以支付得起，也找不到老师。经济学里有个供应学派，认为供应创造了需求。
陈说“费孝通先生还是外来者，对乡村人不够了解”，言重了。我一向反对当事者自以为在认识自身事物上比外来的研究者有优势。况且费孝通此说，是有经验根据的。他在以调查为基础的《江村经济》中说：
学校里注册的学生有100多人，但有些学生告诉我，实际上听课的人数很少，除了督学前来视察的时间外，平时上学的人很少超过20人。……如果你在村里走一走，就可以看见到处有三五成群割草的孩子，有些还不到10岁。……文化教育的价值在人们眼里，还不如孩子们割草直接为家庭收入做出的贡献大。（《江村经济》第三章第五节，第十三章）
费的根据出自一个小时空，而《乡土中国》虽为小书，却意在概括一个大时空的特征。书名即可证明。乡土当为中国空间之大半；作者未设定时限，就是说他要概括漫长历史中延续、积淀成的乡土社会特征。内容更可证明：差序格局、礼治、无讼、长老、名实分离，均为大时空的乡土社会的特征之概括。不幸，20世纪 30年代江村的那个小时空中文字与教育的衰微，未必反映大时空的特征。此前不是如此，此后的情况亦不同。
清代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私塾遍布城乡。费孝通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在开弦弓村看到村民生产生活中没有文字的需求，是个事实。而宋元明清中国乡村私塾中分明弦歌不辍，是另一个事实。后一事实说明，那里曾经有教育，它不是帮助生产生活，而是服侍科举功名。1905年废除科举。费孝通1910年出生，1916年入吴江县第一初等小学，1920年举家迁居苏州，入振华女校。1936年他入吴江开弦弓村调查的时候，科举已经废除 31年，很可能那是该村落历史上文字最衰微的时刻。26岁的费孝通看到了这一幕，且从自己十岁前乡村生活记忆中，调不出私塾时代文字学习的印象。
年长费孝通35岁的齐如山 1955年在台湾撰写《中国的科名》时慨叹：当年科场内外无人不知的一些行话，如今连研究者都搞不明白。说明当时中国人对当下的关切压倒了对昨天的记忆，故有了《乡土中国》中“文字下乡难”的原因推断。但另一方面，细节可以不知，历史大线条怎能不晓。吴江属于苏州，苏州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科举重镇。讲吴江乡村的文字遭遇，不该忘记此地当年私塾的繁荣。
科举废除之前，中国城乡的教育生态是平衡的。科举废除与西方教育的进入，直接导致城乡教育落差的形成。与《乡土中国》同年问世的《皇权与绅权》是很有味道的一本书。这本书中最好的文章当属费孝通，其次是吴晗。其他是学生辈的文章，其中史靖的《绅权的继替》我最喜欢。史靖是王康的笔名。1982年他是出席我硕士论文答辩会的评委，之前就和他有接触，感觉他对后辈和善热情，而学术上已不见光彩。我当时已经读过这篇文章，写作本文时才搞明白是他写的，惊异和惋惜那个时代对人才的摧残。史靖在这篇文章中这样概括近代教育变迁的特征和因果：“从前分散在城乡村镇的教育方式改变成集中于城市，特别是集中于大都会的学校。过去的八股经义一类的教学科目改变为近代学校中的许多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教程。……城市与乡村自然一向就有差异，但在早年无论城乡既都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基础之上的，所以仅有的一些差异也只限于程度。……（近代）教育的所得……在少数都市以外的地方是无法施展其本领的。”20世纪 40年代能体会到这番道理不能说如何稀罕。能揭示出科举废除前后乡村教育的翔实变化，才是扎实的社会学研究。其实费孝通赴英留学前写的《江村通讯之四：格格不入的学校教育制度》中，简略地说及开弦弓村的私塾时期。但这段简述未进入日后的论文《江村经济》，更不要说将之扩展。其后的《乡土中国》竟然以开弦弓村一个时点上的教育特征，即“文字难下乡”，定格无年代区分的乡土中国。
此颇耐人寻味。笔者的猜想是，费受其门派的影响。上个世纪20-40年代，功能学派如日中天。生物进化论造诣颇深的潘光旦早就看出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与达尔文的“适应”的相近之处。“适应”就是善于在某环境中存活，而马派的观点是一种文化的功能是该文化不被淘汰（即存活）的原因。潘光旦在《派与汇》中说：“至于这学派是不是自觉到这渊源，承认到这渊源，我没有加以深究，不得而知。”笔者以为，这自觉是不存在的。功能学派并未全面领会进化论思想，它只相似于进化论思想的一半。后者认为，基因突变造就了多样的品性，诸品性在环境中经受考验，不适应者被淘汰。而功能论不问一种文化是怎么产生的。一方面它提出无功能的文化不能存活，这是对的。另一方面，它暗示该文化的功能是其存活和产生的原因，这是不对的，是目的论，错在一个事物的产生和其功能（也可说是其可以存活的原因）不是一回事。就是说，功能学派只关注文化的功能，漠视其产生的原因。略嫌偏狭恰恰造就了该理论的干净的逻辑性和超强的力度。潘光旦以其睿智窥见费孝通及其学派的隐患，他说：“学派的主张既成为不可动摇的大前提，于是一切探讨的功夫，名为自果推因，实同自因寻果。……则一切自家来的结果或不免把最后通达之门堵上。孝通在本书里有若干处是有些微嫌疑的。”他含蓄批评的是《生育制度》，而《乡土中国》中这缺点暴露最突出的是《文字下乡》一节。就是只从眼下功能之发挥去推断现象之原因，全然不看历史演化。
费孝通的隔代学子陈心想在透视文字下乡时提出了一对概念（当然不是首创）以求深化这一讨论：需求与供应。审视需求，显然费只看到了生产生活的需求，忘记了在乡村中曾与城镇同样旺盛的科举需求。用供应来审视，则一言难尽。
传统的经济学思想强调需求，认为是需求造就了供应乃至全部的生产生活。自20世纪 80年代始，以吉尔德为代表的供应学派提出，供应也可以造就需求。自此，需求与供应的互动被广泛接受。他们讨论的对象基本属于经济领域，供应者为商人，即商人的天才创造和推销可以造就出需求。其实，供应不囿于市场和商人，在现当代社会中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最大供应者。在“私塾-科举”的教育模式中，应该说，需求在先，供应跟进，不乏其他商品供求关系中每每呈现出的弹性。而政府作为供应者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需求—供应”的关系。特别是在不受制衡的集权政体下，政府的供应可以无视需求方的愿望和利益。于是，在不同阶段，分别造就了政府供应与乡村需求背离、供应名存实亡、供应过剩乃至一些专横强迫的供应四类现象。其一，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教育法，即《壬戌学制》规定：所有儿童接受四年基础教育。但科举的目标没有了，而新式教育的内容与农村的现实严重脱节，乃至出现了费孝通所观察到的：除了督学前来视察的时间，注册的 100名学生平时只有 20人来上课。笔者不清楚，那时候乡村办学的费用谁出。其二，1949年以后的几乎半个世纪中，城乡教育呈现极大的差距。城市的教育国家出钱，农村则村民集资，即乡村的义务教育名实不符。其三，20世纪 90年代政府推行高校扩招政策，在校生数量大大高于社会工作岗位的需求，让考生们饮鸩止渴，日后大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其四，2001年教育部在农村推行撤点并校政策，强迫小学生离家到镇和县上读书，增加了家庭负担，破坏了农村文化生态。
陈心想在农村读书期间，正值义务教育名实不符，即政府“不供应”农村教育的阶段。他对此有切身体会，故难以接受费孝通“文字下乡难”的说法。
人治礼治，无为有为
“
传统社会靠礼治为其带来秩序，在礼崩乐坏的时期就是人治。人类历史中有序与无序间隔发生，但无序绝非主流。因为传统社会中秩序在更大程度上不是皇权而是礼治带来的，而皇权通常不破坏礼治。
我以为学术生活就是争论。如果学术圈子中见到了对某人的集体性赞颂，那一定是伪学者成灾了。陈心想极其钦佩《乡土中国》，同时也在多处持有不同意见。最不能接受的好像是《礼治秩序》一章中费孝通否定“人治”的观点：
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如果共同生活的人们，相互的行为、权利和义务，没有一定规范可守，依着统治者好恶来决定。而好恶也无法预测的话，社会必然会混乱，人们会不知道怎样行动，那是不可能的，因之也说不上“治”了。
我觉得二人的阐述都有道理，也都有矛盾或纰漏。
我应该是1982年读到《乡土中国》，还是民国的版本。最令我震惊的观点之一就是“礼治”，陈心想说：
我们通常认为，传统社会是人治社会，现代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
读《乡土中国》之前我接受的就是这样的认识。那应该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解放的、进步的认识。即认为“文革”及其之前，贯穿整个传统社会的都是人治。而费孝通告诉我们：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仅靠人治，不能治理，必然混乱无序。我读后觉醍醐灌顶，非常信服。如果陈心想觉得传统社会就是人治社会，我确实认为费孝通说得更有道理。陈心想说：
对某官员有利的法律条文，该官员就可以让其发挥作用；若对之无利或有害，则视若无物，或恶意篡改。当然，他的上司也会这么做，都是有选择性的，这样就是一个有规则（潜规则）和无规则（无视规则）之间的博弈。这就是所谓的“人治”社会秩序。
费孝通前文的反驳很有力了：“好恶也无法预测的话，社会必然会混乱，……因之也说不上‘治’了。”我同意，那不是秩序，而是无序。不能因为渐渐习惯了无序，就将之视为一种秩序。
但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概括之前的社会是人治社会也没错，错的是扩大到了全部传统社会。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了礼治（所谓礼崩乐坏，此非不可想象），也没了法治（同样不是不可想象），我们将遭遇到什么样的社会，不是人治社会是什么？
费孝通说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靠谱。陈心想赞同人治社会的存在，没错。那难道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不成？这不太可能。就是说，传统社会靠礼治为其带来秩序，在礼崩乐坏的时期就是人治。人类历史中有序与无序间隔发生，但无序绝非主流。因为传统社会中秩序在更大程度上不是皇权而是礼治带来的，而皇权通常不破坏礼治；皇权瓦解的时刻，巨大的破坏力量可能在某一时期、某些地域，殃及礼治。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拓展和改良费孝通的思路。从古到今，存在着礼治、法治、人治社会状态。前两种意味着秩序。第三种在措辞上较为勉强，因为“治”有秩序的含义。法治社会中不可能没有“礼”在发挥作用，但其秩序的主导是法律，故称法治社会。清代社会是礼治社会，其虽有大清律，却不是法治社会，因为其法律不是至高的，皇权在其之上，地方官也常常一手遮天。人治社会中“法”和“礼”也并非没有丝毫的作用，只是“礼”衰微，而法律遭到强人频繁的干扰和破坏，它们已不能为社会奠定基本的秩序。
与“有无人治”上的分歧异曲同工的是，陈心想不赞同费孝通“无为政治”的观点。他说：
实际上乡土社会并不真的那么政治“无为”，费孝通所说的更像一种理想的无为状态，正如诗人笔下美丽的田园生活，只在艺术家的想象和作品里吧。
我的理解，费说的不是自己的理想和艺术家的想象，而是他认定的周而复始的历史事实和皇权维护自身的明智选择。他认为，“乱”的部分原因是雄才大略的皇帝“开辟疆土、筑城修河”导致百姓不堪重负，“乱久必合”后的休养生息带来了“治”：
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陈心想的反驳是：
绅士本身的权力也可以看作皇权的一部分，至少在基层治理上是代理皇权的角色。这个观点也是费孝通认可的。……不需要皇帝雄才大略，那些搜刮和掠夺到贪得无厌地步的大臣、皇室或者任何一个皇权构成群体，都不会让皇权“无为”。因为“无为”状态下，他们得不到利益。……退一步说，即使如费孝通所说的，皇权在雄才大略的皇帝那里，一“有为”就遭到百姓造反而回归于“无为”，这样循环往复，也意味着乡土社会不全是“无为”政治，至少也是部分“有为”的。
费说“无为”当然不会是指皇帝一人，必是指包括其代理人的统治集团所为。但既然是“循环往复”就不是完全“无为”。但其敢说“无为”，意味着费以为历史上“无为期”长过“有为期”。
我猜想，二人的认识都是自身经验与阅读历史之融合。费提出“无为”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他幼年的记忆、听到的长辈的议论和自己日后的调查。而陈心想反驳的冲动源于自己出生和成长在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政府的治理下。历史上皇权的“有为”对村民而言限于兵役、劳役和税收，而当代中国的“有为”除了这些还要干预村民的劳作方式，将生产单位从一家一户变为合作社、人民公社。对远去的古代历史可以有无穷的争论，但二人成长环境的不同，是一个坚硬的事实。这也是今人阅读跨越60年的这两部著作时，应该想到的。
避谈阶级，心曲莫测
“
费孝通是一个时尚的人，一个跟着时代走的人，他不可能没有接触到阶级的理论及关于中国社会有无阶级的争论。对于一个在当时备受关注、影响巨大、争论纷纭的概念，费孝通不置一词，既不接受也不反对阶级分析的范式，绝对是令后人好奇的话题。
陈心想说：这本书“奇”，还在于当时农村土地革命闹了数年，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大地上几近遍地开花，费先生在书里，竟然如此“岿然不动”。又说：书中似乎只一处说到“阶级”。但那句话是说，跟着冲突的解释，阶级会如何如何，并不意味着那是费孝通自己的思想。就是说，《乡土中国》绝口不谈阶级。但陈心想只谈到了奇之为奇的一个方面，即当时阶级斗争理论之盛行。中国思想界当时的情形是，不赞同阶级观点，坚持中国无阶级的学者亦不乏其人。笔者首先想到的是梁漱溟，当然其非孤家寡人。摘录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的观点：
在农业社会如中国者，要讨论其有没有阶级，则土地分配问题自应为主要关键所在。此据我们所知，先说两点：第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第二，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土地的人颇占多数。（从）《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可得结论如下：一、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二、无地者（包含不以耕种为业者）占百分之十以内；三、有地一百亩以上者占百分之二，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四、有地而不自种者占百分之一二。……而准此情形以言，对于那一部分人有地而不事耕作，一部分人耕作而不能自有土地的阶级社会，相离是太远了。……在当时定县中等土地每亩值钱普通不过四十元，而一个长工（雇农）食宿一切由主人供给外，每年工资普通都在四十元以上。节储几年，他自己买一亩地，有何不可能？……河北省谚语“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十年间的变化，可能富者不富，贫者不贫），又说“穷伴富，伴得没了裤”，都是由此而发。……可以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去，其农工生产都不会演出对立之阶级来。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于土地分配。
判断梁氏观点之正误，乃至中国古代有无阶级，非本文主旨。引证上述，仅在说明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有无阶级的讨论是颇有百家争鸣之气象的。而在费孝通的著作中岂独《乡土中国》不谈阶级，《江村经济》亦是如此。请看《江村经济》中与“阶级”关联的段落：
（开弦弓村）当领导人并不与享有特权的“阶级”有关。（第六章第四节）
村里财产分布的不均匀，并没有在日常生活水平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少数人有特殊的值钱的衣服，但住房和食物上并无根本的差别。（第七章第一节）
长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拥有生产工具，偶有锄头。长工来自那些土地太少，以致劳力有余的家庭。尤其是那些需要钱娶妻的人，他们愿意为别人做几年长工。我没有遇到过一辈子都没有土地的人。这个村庄中的雇工总共只有17人。这说明，在这个村子的经济生活中，雇工制度不起重要作用。（第十一章第三节）
以上引文第一段中“阶级”两字打上了引号，说明费使用该词之特殊意趣，而上下文的意思并未显示他对“阶级”概念的积极态度。后两段引文出自“第七章生活”“第十一章土地的占有”，并非放在“阶级”的专题讨论中。只是笔者觉得涉及阶级论者关注的东西。如果存在着阶级阶层的话，生活品质的差异毫无疑问与各阶级阶层关联。而开弦弓村的土地情况符合梁漱溟的观点。但这只是笔者的分析。我们从费孝通著作中看到的是不谈“阶级”。且慢，费孝通的著作中还有一处谈到了阶级。《皇权与绅权》中的第二篇《论“知识阶级”》。在该文中，他将知识分为用于生产的自然知识和关于社会规范的知识，后者与文字关联。知识阶级靠着垄断文字和规范知识来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里阶级与某种垄断相关联。如果垄断是阶级的属性，农村中的土地可以买卖，且多数人有地，则可质疑中国农村存在阶级。当然，这是笔者的推断。准确地说，费孝通在讨论中国农村的两部专著中避谈阶级。
费孝通是一个时尚的人，一个跟着时代走的人，他不可能没有接触到阶级的理论及关于中国社会有无阶级的争论。对于一个在当时备受关注、影响巨大、争论纷纭的概念，费孝通不置一词，既不接受也不反对阶级分析的范式，绝对是令后人好奇的话题。
笔者做如下猜想。第一，功能学派的家法中不含阶级。第二，在其农村生活记忆，及日后的农村调查中，他看不到阶级理论所述的那个群体的存在。第三，从社会历史理论的层面讨论阶级，水太深了：牵涉到封建社会与皇权社会的差异（其《论绅士》的第一句话就是“封建解体，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确立”），中国古代社会所具有的较大流动性，等等。以费孝通之聪明，很可能是只讲说得清楚的事，不肯人云亦云，不愿蹚这既深且浑的水。
遗憾的是，在其晚年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的农村研究中回避阶级分析的范式。开放年代后有些思想意识反反复复，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再未回潮。因此这不是一个令他为难的问题。可以预料，其昔日心曲之披露一定妙语连珠，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费孝通，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民国时代的中国思想界。
费孝通作为学者与社会活动家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20岁（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39岁（1949年）迎来新政权，39岁—56岁（1966年），56岁—69岁（1979年），69岁中国恢复社会学—95岁（2005年）去世。如果更简单地划分，就是两段：20岁至 39岁的 20年；39岁至 95岁的 56年。
第一段共19年，几乎他的全部闪光的思想、作品都完成于这期间。西蒙及其他几位学者有个共识，一个复杂学问或技艺，从入门到达到一流，需要十年时间。以费 1938年完成的《江村经济》为坐标，他仅用了八年时间。以后，他在教学、著书、时评三个领域耕耘，名声卓著，是学者兼公知。江山易手之际，已下决心不去海外和港台之时，他对一个美国学者说：“将作新政权的忠实的反对派。”
1949年后，判若两人。他不再是学者和公知。前一判断是从严格意义上，从生产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标准做出的。笔者以为，从 1949年至 2005年费孝通的作品乏善可陈，无一部可以称作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其转变轨迹如下。1949年以前，作为公知，他批评政府的主要言论是“停止内战，推行民主，建立联合政府”。1949年以后，两重因素剥落了其公知角色。思想改造运动导致他晚年自白的“文化投降，我的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他甚至成了思想改造的样板。另一方面，取代公知角色的是，他欣然接受了政府给予的职务。他做过民族访问团副团长、专家局副局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等等。
……
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满打满算20年的学术生涯，去掉拿到博士学位前的八年就只有 12年，其中产生的思想、文字，50多年后还被阅读和称道。
他是个悲剧人物。享九五之寿，文曲星之命自戊寅（1938年）到己丑（1949年）仅一个地支数。我很愿意一再地将他与潘光旦比较。他们同属悲剧。潘光旦长费孝通 11年，多出 11年的学术生命，故学术生涯较长的那个天才注定高于学术生涯较短的那个天才。学生时代就折服了梁启超的潘光旦，如其生命的最后 18年能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则中国社会学可望有自己的世界级大师。如果费孝通的学术生命不中辍，追赶潘光旦是可以期待的。当然以其性格，胜出的不太可能是学问，而思想其实尤为宝贵。因主客观的原因，1977年以后留给费孝通的不是学者与公知的生涯。
他晚年对中国社会学是悲观的。我在《读费孝通的〈皇权与绅权〉》（1994年）一文中说：
我的好友薛涌一次与我夜宿外地旅馆，晚间长谈，说及他在80年代中叶对费孝通的采访。他对我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中国再过多少年能出现一个您这样水准的社会学家？”他说：“费孝通思考了一会儿，给了我答复，你能猜出来吗？”我真的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费孝通说出来的是“50年”！在70、80年代之交我读研究生时读过费孝通50年代之前的所有主要著作。就著作的印象，我以为他知人且自知，是这个时代的智者，他有过吴文藻、潘光旦这样的师友，他平和不偏激。因而我以为“50年”绝非他个人的自负，而是透露出他对时下的教育环境与文化氛围的深彻的悲哀。一座楼房可以在一年间盖成，一棵树木可以在十年中长成。而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失落，崇尚学术与真理的风气的消散，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来挽回呢？我想，不会有人能确定地回答出来的。
笔者经阅读费孝通步入社会学，观其一生轨迹以借鉴，念其“50年内无大学者兴”而自省。以世俗眼光看，本文或有大不敬处。但我们是学人，这里是学界。研讨一个学者的著作是对他的最高礼节，而批评是研讨的当然的组成部分。是先生的十年忌日，令后生拿出毕生所学，慷慨论辩，坦诚评说。谀辞和虚饰才是大不敬。
这篇序文没有更多说到陈心想这本书。但若没有本书，就不会有这篇纪念文字。笔者幼费先生40岁，长陈心想 25岁。这篇序言为一场隔代的对话，插进了中间人。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