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把春天丢了(2)

　　高考迫在眉睫，但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已做好了拿到毕业证就去打工的准备。但借人家的钱最终还得还，我不想让一贫如洗的家庭再为我背上沉重的负担。颓唐绝望的我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

　　在我偷卖掉学校的一台电动机后的一周，校保卫处找上了我。多方调查取得的确凿证据让我无法抵赖，小偷的罪名戴在了我的头上。除名，罚款，扣发毕业证。严厉的处罚顺理成章地下来了。更让我伤心欲绝的是，学校勒令父母必须亲自到学校党委办公室签名接受处理。

　　那天父亲冒雨走了四十多公里的山路赶到学校，得知事情的原委后，一张布满沧桑的老脸凄惨灰暗，那欲哭无泪的眼神让我不寒而栗。我想到了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父亲既没有打我也没骂我，那黯然叹息却像一把刀，割得我的心鲜血汩汩。那一刻我没有去想怎么走今后长长的道路，而是想到把脸面看得比命还珍贵的父亲该如何活下去。

　　在接连抽了两包纸烟后，父亲狠狠地抓住我的手，一声不吭地走向校长办公室。没有多余地交谈，父亲见了校长，就扑通一声两膝着地跑在了地上，“都是我作父亲的无能，我作孽啊！你们怎么处理都可以，我没啥好说的……”稍顿，父亲又苦苦地哀求：“罚多少钱都行，只是求您把毕业证发给他吧！他还十八岁不到，让他到外头谋个活干吧！”我清楚记得，面对四十岁的校长，五十多岁的父亲用不规则的发音将那个“您”字念得非常清晰。我后来才知道，父亲一门心思地还想让我拿了毕业证到其他学校补习。父亲恨死了我，可始终不甘心我就这样走出教室。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是父亲心中的骄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