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种》读后感10篇

　　《生命之种》是一本由[美] 爱德华·多尼克著作，纸间悦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19-11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命之种》读后感(一)：当然可以当作故事书来看

　　《生命之种》这本书不单单讲生命，还有趣到讲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可以说是一本博学书，很多重要的观点和史料，但终归回到科学家的范畴，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却在很多读者（如今所谓常识定论都熟知的人）看来是如此搞笑荒诞，在厘清探索婴儿如何诞生的道路上从疑问到不屑，再到追逐到跑偏，到分支到回归，而又终归疑问，在技术突破的时代完成终结。可想而知我们如今简单的生物学课上的一小章节内容搞坏了多少先贤智者。

　　历史总会有相似之处，即使在科学范畴也不外乎在宗教的干预中左右为难，就像是政治家们的左右之分，有保守（神学者，自然创造了美好，神不让你知道的你就别想着法的去窥探，亵渎！）就有激进（科学家，没条件也要制造条件，有困难也要克服困难，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嘛？）所以在17世纪，一些启蒙的思想很快就被压制住了，加上一切都在懵懂，假象都很“科幻”（神秘的能量），更没人信服。禁锢还是稳定的，你所了解的越多，越可能改变一些秩序。

　　但人类的演化史不会因此停止，在科学的进步中，技术也有相互加持的作用，往往哲学、艺术都会影响着揭开问题的谜底。达·芬奇也掺乎了一腿，他的人体素描也介入解剖学的一些范畴，关于性器官、性行为、胎儿的理论和素描开启了这个时代该有的进步阶段，可惜人终有一死，而世间再无达·芬奇。流离辗转，手稿在300多年后才被英国人重视起来。

　　是的，这个问题的解答在终有一些靠谱的方向路径之后，就断掉了，没有人再走了。有的重回起点，或是绕了远路。正如在解释“人类婴儿之谜”的时候去跟鲨鱼、青蛙过不去，这些对婴儿出世探索的分支看起来是毫不相干的，却也潜移默化的完善了人类对世界对生命探索的历史形态，过程远没你想的那么完美，甚至是还有一点丑陋，但价值却在这本书中用一种自嘲式的方式告知后人，前人的不懈进取与果敢无畏。对生命的敬畏用探索科学的方式来解答总会牺牲掉更多的生命与时间，但实践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与此，没有无缘无故的理所当然，所有的设计也许都能被纸笔解释得透彻明白，这是人类史前进的动力与意义。

　　很喜欢用这种方式展开人类“进步”的步伐，其实《生命之种》从某些意义上来说跟科普毫不沾边，却在大量的事件和历史总结里看到爱德华·多尼克对世界对生命的认知角度，我们能轻松的注视着科学的发展进程，和科学家们跳脱离奇的实验故事（大量的素材与史料，很多在只言片语间却要准确详实，可见耗费作者极大心力），在这里科学和生命离我们更近，我们当然可以把这本书当作是故事书来看，如果一切的入门与进阶都能以这样的形式铺陈，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愉快地探知到你不曾跨进的领域，并发现那是一片海阔天空。

　　《生命之种》读后感(二)：探索生命之源

　　千百年来，人类是如何形成的一直是全世界科学家绞尽脑汁、契而不舍地研究课题，从古代神话到类人猿的形成，从神到人，各种揣测、各种探索，始终不能最终确定人类的起源始。而生命的起源似乎比人类起源更加容易破解，《生命之种》为我们揭秘从亚里士多德到达·芬奇，从鲨鱼牙齿到青蛙短裤，宝宝到底从哪里来？

　　通过科学家们的精密测算，地球的质量与银河系的秘密都轻而易举地被攻破，而生命从何源起，人类的宝宝到底从哪里来？却成为科学家们始终止步不前的科学禁地。

　　我们都知道早在很久很久以前，生物便存在于这个地球之上，人类的起源也早在几千万年之前便于《圣经》中有所记载，但是所有生物与人类的生命起源却一直没有得到详细的说明。据记录，达·芬奇曾系统地对人体构造做过详细的探索，但是由于其洁癖的原因，未做出最后的结论，其珍贵的研究手稿倒是成为了后世科学人员开启生命之源大门的钥匙。

　　1651年，英国皇家医生哈维提出“万物都来自卵”，这个结论让我想起了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永久性的课题，这是一个令所有科学家头疼的课题，也是一个研究多年始终无法解释的课题，就像人类生命到底是如何起源一样。

　　日日夜夜，愚昧无知抑或满腹经纶者，尽皆耽于造人之乐。然而无人知晓，传宗接代一事何以发生。

　　《生命之种》从达·芬奇给出初步结论开始，便随之引领众多科学家、理论家、哲学家探究万物起源之根本，一步一步揭秘人类生命之来源，并通过各种实验来验证“万物都来自卵”这一课题。其中也有人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世间万物，这一论点让我想起刚刚看完的《地球编年史》。不论是《圣经》抑或是《地球编年史》，都在用各种材料在证明着人类的起源来自于神的创造，真假难辨。

　　细胞理论的出现似乎成为人类起源史的突破口，这让我们再一次相信了“万物都来自卵”这一结论，直到奥斯卡·赫特维希观察到精子与卵子的结合，所有结论皆成功地证明了“万物都来自卵”，即使这一过程历时二百多年，但它仍值得我们欢呼雀跃。

　　不论是神创论抑或是“万物都来自卵”，都是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摸索形成，而生命最终的起源究竟始于何时，也许仍需要我们继续探索求知。

　　这一代的愚人可以到达上一代的天才无法企及的地方，这便是科学的本质，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忘记天才们曾砥砺前行。

　　《生命之种》读后感(三)：我们以及我们的宝宝到底从哪里来？

　　关于“我们以及我们的宝宝到底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现在回答似乎并不算什么难事，甚至小学生都已经了解到了事实之所在：是精子与卵子的“相遇”，然后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直到变成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宝宝自己。每个人都是这么来的，其他绝大部分的哺乳动物也是这样来的。

　　但从古代直到1875年，这个问题始终是令人不解。想到找到这个答案的人有很多，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莱昂纳多·达·芬奇，以及后来的大物理学家牛顿都没有能够回答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虽然他们都同意这样的事实：男人和女人有过性接触后，有时会生出一个孩子。

　　从饱学之士到目不识丁者，关于“我们以及我们的宝宝到底从哪里来？”这个问题难倒了无数人。一方面，与当时的观测水平与技术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影响有很大关系。就像取款机与钱的那个段子里所说的，当时人们都认为，女人乃一片土地，男人在上面播种。这个观点甚至有成为常识的可能性——只不过他们的确没办法回答这样的疑问：如果仅仅是婴儿成长的土壤，为什么孩子常常长得很像妈妈呢？

　　急于找到答案的人们到1651年的时候，终于由英国皇家医生哈维取得了第一个突破，也开启了接近真相的“第一步”。哈维认为，“万物都来自卵”。但之后的200多年，这个“突破”停留在了原地，很多结论不仅错误，甚至令现在的人们都会觉得啼笑皆非。直到1875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奥斯卡·赫特维希，位自负而暴躁的德国科学家，终于解开了这个谜：父母双方对于生命的诞生有着同等的贡献，精细胞和卵细胞结合成为受精卵，一个新生命由此起步。

　　在《生命之种》这本有趣的科普书里，美国作家爱德华‧多尼克以诙谐的笔触和高超的叙事技巧，讲述了科学家、普通人探讨“我们以及我们的宝宝到底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真正答案的前前后后曲折的过程。确实，答案似乎很简单，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还真是足足困扰了他们那么多年。而科学或者说真相，就是在这样一种令人难忘的曲折过程里，才一步步接近真相的。虽然不少人走了弯路，但那些“弯路”也是很值得的，因为其中毫无疑问体现着人类追求真相的无数艰辛。

　　即使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当很多科学知识已经逐渐变为了常识的时候，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谜在等待着去解开。很多问题，即使对于现在的顶尖科学家来说，他们也不是万能的，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和达·芬奇、哈维、列文虎克等等所面临的困惑相比，他们的困惑显然也会足够多。而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潜在的问题，显然既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些运气，还需要一些天才。

　　《生命之种》读后感(四)：《生命之种》：难倒好汉的生命起源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是经典的人生三问之一，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对它的回答莫衷一是，他们各自的回答暗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如果不考虑价值取向，其实生物学家也有发言权，甚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权威。然而，他们的权威并非自古就有，而是近代以来无数人的科学探索的产物，他们以自己的努力提高了生物学的地位，并更新了我们对何为生命、生命来自何处等问题的知识库存。

　　如今成为家庭笑谈的“我从哪里来”（回答之一：“充话费送的。”），其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至少问的人无比认真。不过，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其正确答案的到来持续了千百年之久。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前人的认知？生命的问题果真如此复杂吗？在《生命之种》一书中，美国作家爱德华·多尼克详细地挖掘了这段关于性、生殖和生命起源的历史，其中既有荣耀时刻，也不乏曲折和反复。

　　同许许多多的探索相似，我们最初的一站是古希腊，以及它代表的古典世界。在那个众神的奇妙世界里，理性与感性并行不悖（尽管前者更受哲学家推崇）。古希腊人发现了男性精液的作用，但他们“始终对它一无所知”，杰出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解释性和生殖时认为，“睾丸只是包装奇特的平衡配置”，有助于“保持输精管畅通”。在古典世界，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人们把精液看作“一种有魔力的，甚至是神圣的混合物”。

　　相比之下，卵子就没有这般至高无上了。当然，严格说来，古典世界乃至近代早期世界的人根本没有“卵子”这个概念，而女性在生殖中的作用往往会被贬低。源自拉丁语“seed”的“semen”（精液），强调的是精液的“种子”地位，生命所系，女性则多半会被比喻为种子萌发的土地，地位显然不及种子。可无奈的是，当夫妻双方无法生育子女，原本应算在扮演主要角色的男性头上的过错，又被强推给了女性（基于无比牵强的借口）——男权社会总是有理有据。

　　在基督教时代，上帝创世说尽管抚慰人心，但它面对诸多带有质疑色彩的挑战时，即便不是无力的，也是惊慌失措的，这些挑战包括：上帝在创造人的同时，为何创造了苍蝇、蚊子等令人憎恨的生物？人类这般美好的造物，竟然源自男女“无比恶心”（至少虔诚的基督徒和假道学是这么看的）的性交，或更准确地说，是出自女性身体的“污秽之地”，这真是上帝有意设计的吗？

　　正如我们在《生命之种》一书中看到的那样，技术性要素在揭示生命起源奥秘的过程中扮演着突出的作用，包括解剖学、显微镜学，以及科学实验。随着对肉眼不可见世界的深入探索，自然的神秘面纱逐渐揭了开来。不过，这离我们现在的认识尚有一段漫长的路途需要克服。而这段路途极其坎坷，它是一段精源论与卵源论的斗争历史，二者之间的斗争贯穿科学革命以降的岁月。

　　精源论认为男性精液在生命孕育的过程中扮演决定性作用，女性只是承载、培育“种子”的土地，卵源论则强调卵子，或更准确地说，是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男性的精液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前一种观点的代表有威廉·哈维、列文虎克、莱布尼茨，后者的拥趸则包括瑞格尼尔·德·格拉夫、施旺麦丹、牛顿。时而精源论占据上风，时而卵源论笑到了最后，不过，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忽视了己方立场中的相反证据，而后者才是理解生命全局的锁钥：精液与卵子，二者缺一不可。

　　从神圣的精液到无用的精液，再到没有任何褒贬意味的精液，我们经历了一个世俗化进程，随着生物学逐渐取得了自主地位，随着遗传学在19和20世纪取得了重大突破，如今，普通读者如你我都能给出生命起源问题的简略答案，这显然大大受惠于时代。然而，即便如此，深入生命发育的复杂过程，依旧存在数不胜数的未解之谜，毫无疑问，这需要好奇者的积极参与。

　　《生命之种》读后感(五)：开启一段漫长而曲折的生命科学探索之旅

　　我们的生命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在现代人看来，实在是太简单了，小学生都能回答。精子卵子结合，就有了新生命。但是你知道吗，人类寻找这个简单的答案，竟然用了将近400年。即便是当时，像达·芬奇和牛顿这样的天才，也搞不清楚。

　　《生命之种》介绍的就是人类在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的时代，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从亚里斯多德到孟德尔，再到现代基因工程，我们都是在探索一个问题，生命的奥秘，永不停歇。而本书阐述的就是现代科学开始出现之后，人类对“生命从何而来”这一问题蜿蜒曲折的探索之路。

　　本书的作者爱德华·多尼克，不仅是曾获“爱伦•坡犯罪实录奖”的优秀推理作家，还握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硕士学位，可谓不折不扣的双料行家。因为对自然科学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多尼克在写作时能够得心应手地梳理庞杂的资料，能够深入浅出地解读复杂的科学知识，加上有条不紊的“排兵布阵”、令人捧腹的趣闻逸事和幽默的笔法，他让科学家们走下神坛，成为历史舞台上性格鲜明的演员，共同登场为所有观众表演一出精彩绝伦的科学争鸣大戏。

　　《生命之种》记录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生命探索之旅，以精心的写作结构道出了科学进步的本质。

　　古代的名医哈维，想在怀孕母鹿的子宫里寻找胚胎，却一无所获，于是他开始思考，为什么生命的起源与当时的主流观念相差很大……探秘故事就这样徐徐展开。

　　文艺复兴时期，“无所不能”的达·芬奇已系统地解剖了人体，并绘制出大量人体解剖图，但他因为洁癖而止步于性的秘密，这些珍贵手稿也沉寂了近300年。

　　此后，解剖成了科学家观察人体的常用手段。令人惊讶的是，直到近代，仍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每个人都同意基本原则：男人和女人有过性接触后，有时会生出一个孩子。但除此之外，终极奥秘却仍未解开：生命从何源起，人类的宝宝到底从哪里来？

　　为了探索生命的起源，科学家做了许多现在看来很滑稽的事，比如：他们研究昆虫，试图用毛虫的破茧成蝶解释婴幼儿的出生；还冒着生命危险，用闪电做古怪的实验，甚至像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一样制造出一个“怪物”。

　　在两个半世纪（1650—1900）的时间里，受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影响，又囿于自身的宗教信仰和主观判断，无数天才虽然曾经无限接近真相，但却“成功”地绕过了关键线索，得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结论，给出误导性的信息，致使探索的过程充满了迂回、停滞，乃至倒退。

　　幸运的是，在纷繁芜杂的线索中，有用的信息终保留了下来并成为新的研究切入点，火炬一棒一棒传下去，真相逐渐浮现。

　　1875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一个海边的实验室里，谜题终于由赫特维希解开：父母双方对于生命的诞生有着同等的贡献，精细胞和卵细胞结合成为全新的单一细胞，之后这个新的细胞开始分裂、生长，新生命呼之欲出。

　　《生命之种》的书中，爱德华·多尼克用清晰而引人入胜的散文语言，描绘了这些生物学先驱的探索与突破，甚至记录下很多有趣的失败经历。这是一部令人振奋的科学史，让我们在捧腹大笑之余对那些“在森林深处找到通行之路”的科学先驱由衷地产生敬佩之情。

　　《生命之种》读后感(六)：生命是神奇的，生命科学发展的历史是离奇的

　　关于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估计曾经难倒过不少人。在上小学的时候你若问我这个问题，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是先有鸡，毕竟公鸡打鸣，母鸡下蛋这个简单的常识是大人从小就教了不知道多少遍的。不过上了中学学习了生物之后，我的答案就变成了先有蛋。蛋中的蛋黄就是鸡的卵细胞，而早在1651年英国皇家医生哈维就提出“万物都来自卵”，这可谓是生命之源研究的第一个转折点。

　　科学研究历来被视为是在才华与智商上高人一等的人才能够从事并进行的，那是一项“高、大、上”的研究事业。不过看完这本专门讲述生命科学发展历史的图书《生命之种》，或许会颠覆你之前对于科学家们的种种崇敬之情。原来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科学家们的所作所为与逗比之间，也不过是只有一步之遥啊！

　　还记得当年在高中的生物课本中的第一章内容，开篇就是告诉我们生物学家虎克是第一个通过显微镜发现了细胞的人，可是对于他是怎样发现细胞的过程并没有提及。在这本《生命之种》中倒是讲述的十分详细。

　　原来在历史上曾经有两个“虎克”出现过，第一位是当时的皇家学会最有才华的人之一的罗伯特.胡克，他 用显微镜观察了跳蚤、软木片等物，第一次提出了“细胞”这个概念，但是他所看到的并不是活的细胞结构，而是由细胞壁所构成的空隙。第二位则是列文.虎克，他从显微镜下发现了真正的活着的细胞。

　　我实在是记不得当年的生物课本上所介绍的虎克是哪一位了，不过在《生命之种》这本书中详细讲述的是第二位虎克，也就是安东尼.范.列文虎克。

　　你能够想象得到这位名留生物学青史的科学家之前不过是一个没有受到过科学训练，傲慢而又尖酸的商贩吗？他之所以能够发现细胞主要是因为他有十足的耐心和无止境的好奇心。他对于将各种平常的、奇怪的物品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有着疯狂的热爱，而这种热爱居然一直持续了五十年之久。就这样，在无数次的显微镜下的观察中，上帝之手终于开始垂青于他了。

　　他发现了那些虽然无处不在，但是平常人在肉眼之下却看不到的，那些微小的、隐秘的生命。一开始并没有人确定他报告的真实性。有趣的是这件事情的查证工作居然落到了前面我们所说的第一位罗伯特.胡克的头上。在一次次的尝试查证中胡克证明了虎克的发现。

　　虽然很明显在科学研究才华这方面，胡克要比虎克杰出的多，但是架不住人家列文虎克更具有使用显微镜的能力，再加上他独有的那份执着。这个自成一派的巨人，走上了一条不寻常的科学研究之路，并且误打误撞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有关于这样的生物学历史研究发展趣事在此书中几乎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在今天，凡是稍微学过点生物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它的开始是从最初的一个受精细胞的第一次分裂开始的，随着接下来2、4、8、16这样成倍的不断继续分裂下去，经过一段时间一个神奇的独立生命就这样诞生了。随着近几年生物学、医学的发展，什么遗传基因、DNA等各种新名词更是层出不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人类从对生命的一无所知到今天的我们所见到的理所当然是经历了相当漫长的一段历史的。期间有无数科学家为之付出了研究的心血，或许有些研究成果和科学观念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如此的荒诞可笑，但是请不要忘记，科学的发展就是这样在不断的犯错、不断的推翻，一路跌跌撞撞、磕磕绊绊的艰难走来的。

　　生命的构成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生命科学的研究的历程则是一段相当离奇的历史。

　　《生命之种》读后感(七)：一个正确的“错误”：生命之种的隐喻

　　一个正确的“错误”

　　《生命之种》的结尾定格在了19世纪生命的奥秘被揭开的那一刻：汉斯·德里施（Hans Driesch）通过海胆实验揭开了细胞生长和细胞分裂之谜的序章。

　　在那之后，染色体、DNA、细胞分裂等线索逐渐浮出水面，生命的奥秘不再依靠好运气、赌博与互相攻讦的政治游戏。

　　在《生命之种》一书中，作者爱德华·多尼克以流畅、有趣的语言阐释了在现代生物学、物理学乃至化学学科建立过程中，人们如何在不断地推翻与前进中认识生育过程。

　　如今我们已经知晓，生命的诞生是精子与卵子的结合。而《生命之种》（The Seed of Life）的“种子”在某种情境下仍让人“天然地”联想到了男性的精子。

　　一个普遍的共同观点是：男人在性行为中的角色是播下种子，而女性的角色是培育种子。在日常英语词汇中有一个不难么残酷的暗示，能表明“种子”的理论很普遍：英文中的“精液”（semen）一词就来源于拉丁文中的“种子”（seed）一词。

　　将“种子与土地”比喻为男女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在《圣经》中便有以种子喻为男性的故事：上帝命亚伯拉罕将儿子献为燔祭，当亚伯拉罕将刀架上以撒的喉咙时，上帝叫停了他，并嘉奖了他的随从：“我叫你的子孙躲起来。如同天上星，海边的沙”。

　　在墨西哥里维拉壁画《大地的力量》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身体与大地的隐喻。这幅出现在查平戈学校礼拜堂东墙的壁画，将女性的身体与自然、大地及其生命力联系在一起。

《大地的力量》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作者在标题上犯下的是一个“正确”的错误，但在本书的叙述中，我们却可以发现科学史的另一项遗憾：有关生命之种的所有讨论都没有女性科学家的参与。

　　生命之种的隐喻

　　生育，不仅是一场生命的诞生，它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如何看待女性。

　　在古罗马，维斯塔贞女与丰产、政治的稳定联系在一起。当时的罗马人认为，维斯塔贞女贞洁的丧失是国家与神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的标志，一旦维斯塔贞女失贞，她就会受到严厉的活埋的惩罚。

　　而在古希腊神话中，一个更直接的象征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从父亲头颅中出生的雅典娜无法被直接归为“妻子”、“女人”这样的划分之中：她不是由母亲所生，也没有生育新的公民。

达·芬奇手稿

　　在《生命之种》中，性别与性之谜曾有两种主流的阐释：一是盖伦的单性别-双精液模型，一是亚里士多德的精液-经血转化模型。

　　这两种猜想自基督诞生之前一直流到到现代世界的黎明之际，以至于在现代早期，妇女仍因为好色与反复无常的天性而受到谴责，“我很确定她们之中会有成千上万会变成淫妇，而且还能让人意识不到”。在传闻中，女性的经血往往作为不洁之物与有害之物，而女性乃至作为雌性的生物都作为上帝不完美的作品而被受到贬低。

　　这样的论断如今看起来可笑，但在如今的生活中，我们仍能看到不少关于女性的身体禁忌。

　　尽管米兔运动仍以不同的形式引发种种讨论，但结果往往流于泛泛的道德之争。与其用含混不清的讨论男女平等的问题，倒不如从科学史的角度了解在人类能够认识的极限中：男人与女人曾在生育中扮演何种角色？

　　从亚里士多德到达·芬奇、从鲨鱼牙齿到青蛙的短裤，人类看似“不合时宜”的努力，或许才是时代内在产物与要求。

　　《生命之种》读后感(八)：怪诞离奇的生物探索史，数代人砥砺前行的高光时刻

　　《创世纪》中，上帝见到人间充满暴力和邪恶，于是打算用洪水消灭这些恶人。但在这些他打算毁灭的恶人当中，有个叫诺亚的好人，于是上帝算让诺亚带着家人和人间的其他物种乘坐方舟，躲避毁灭世界的灾难。方舟刚建好，大洪水就开始了。暴雨整整下了40个昼夜，淹没了最高的山峰，除了诺亚带走的那些生物，陆地上的生物全死了。而后，靠着诺亚带走的那些动物，洪水褪去后的人间才恢复了生机。

　　此后的漫长时间里，科学家们都坚定地相信，所有高等生物都源自那场惩罚式灾难中，靠诺亚方舟逃过一难的物种，而老鼠蛆虫一类的低等生物，即使不上方舟，也会自然于腐败中滋生出来。17世纪的神学家也给予这种生物学观点以支持：“诺亚在建好方舟之后，并没有将老鼠、苍蝇等动物带上方舟，毕竟这些卑贱的动物会自然生长起来，因而根本没有必要。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电的发明和应用为生物学研究带来新的契机，先是细胞理论出现，几十年后，人类更是第一次看到了精细胞与卵细胞的结合。工业革命后的近百年，从生物学到细分出的生命科学，尽管人们依然未能破解复杂的遗传密码，但至少再不会闹出“人的繁衍是一代套一代“的套娃式笑话了。

　　生物学的探索并非一路顺风顺水，先人科学家们常常围绕一个方向偏差的议题，在几百年里反复兜圈子，最后却回到原点。许多今天看起来理所应当的知识，却是古代科学家们用几代人的时间，才实验出的推进科学进步的理论。

　　2017年入围科克斯奖的《生命之种》，从17世纪英国皇家医生哈维提出生命源自卵的概念，到19世纪末，德国科学家赫特维希发现受精卵；这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争论与谬误，也受到了宗教与权威的挑战，但正是这些科学家看起来几近荒诞的不懈坚持，才有了现代分子生物学中，漂亮的DNA双螺旋结构图，也才有了不断发展的生命科学。

男性主导世界下的生命之源

　　无论是古埃及的传说，还是古希腊神话故事，我们都很容易看到男性创造生命的情节。

　　希腊神话中，宙斯因为听信智慧女神的孩子推翻他统治的预言，于是把智慧女神整个吞了下去，等到智慧女神分娩时，宙斯头痛难忍，找来火神劈开自己的头颅，女战神和新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就从父亲宙斯的脑袋中跳了出来。在这个故事里，雅典娜就是从父亲宙斯的身体中诞生的。

　　一位历史学家说，创世神话讲述的都是男性神明创造了他们的配偶、孩子、其他人类、动物等等，希腊神话和古埃及的传说，也从侧面印证了历史学家的言说。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女性与男性在各个方面平起平坐不过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彼时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关于人类生命起源的“女性土地说”（即母亲仅为胎儿提供发育的土壤，而父亲为胎儿提供完整的生命），统治了生物学千年之久。直到英查理一世的御用医生提出“万物都来自卵”的卵源说后，母亲对生命的贡献才开始被部分科学家认可。

　　今天看起来让人嗤之以鼻的荒诞理论，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男权社会，却有着从名门望族到布衣百姓的群众基础。支持女性无用论的，还有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母亲和父亲对婴儿的贡献，就像粘土和雕塑家对塑像的贡献度一样，母亲提供血肉等原材料，父亲则负责塑造出完美的下一代，简言之，就是富有创造力的男性去转化单调乏味的女性。

　　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无法确认彼时的学者是否是出于为了维护男权统治，而刻意捏造了女性在新生命方面的理论，但可以理解的是，在生命被看做是神祗创造的奇迹的年代，人们无法要求在男性主宰世界时，学者们公然发表女性也是生命这一神迹创造者的言论。这种言论，将可能撼动男权主宰的根基。

生物学研究与宗教有神论的相爱相杀

　　哈维提出“卵源论”后的几十年间，列文·虎克发明了第一代显微镜的，显微镜的诞生，一下子将生物研究的精细度提升到了新的量级。

　　显微镜的辅助，让列文·虎克清晰地观察到水中的微生物，也让他第一次发现了游动的精细胞，可惜列文·虎克的认知限制，没有让他意识到自己发现的伟大。列文·虎克只是把这个决定了物种遗传的细胞看做是人体中的某种寄生虫，这种寄生虫的观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在1830年时，还将精细胞划定为某种无害的肠道蠕虫。

　　尽管没有认清精细胞就是储存父本遗传密码的载体，但17世纪的科学家们，还是借这种单位体积内数量庞大的小生物，佐证了“精源论”的真实性。从此，“卵源论”和“精源论”的支持者们，开始了上百年的不休争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科学家也是宗教信徒的数百年前，这些科学假说并没有让生物学家们的世界观更清明，反而大大加深了他们对生命运转规则的疑惑。他们一边想办法证明完美的人体源自上帝之手，却一边在生物学研究中，为发现生命起源似乎和上帝并没有什么关系而困扰。

　　看起来宗教的有神论干扰了科学家们的研究，比如，如果“精源论”和“卵源论”的支持者们，不是那么急于将生命的奥秘归功于上帝，也许，也许人类的遗传秘密可以更早的被发现。

　　但后世绝不可因此就抹灭宗教对生物学研究的贡献，对学者们来说，宗教的最大支持者——皇室，给了他们做科研最大的物质和财力支持。从提出“卵源论”的哈维，到佐证“精源论”的列文·虎克，以及其他从事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在第一时间将研究成果汇报给皇家学会，也正是由于皇家学会对学者们科研的支持，才大大推动了生物学的进步。

先成论与后成论交锋背后，让人困扰的存在哲学

　　秉持着生命源自神祗创造的宗教观念，认为“身体的成长仅仅只有大小的变化，而无其他变化”的“先成论”，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生物学的主宰。到了18世纪中期，法国科学家依据生物体的生长变化提出了与“先成论”相反的“后成论”，这套理论引用了借用了17世纪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理论作为佐证，认为生命的发展由类似引力的力量控制的。

　　这项新的理论，并没有过多地刻画生命引力的作用机制，毕竟提出观点的科学家或许也没有能力提供更细节的描述。“后成论”者明确指出了“先成论”的BUG，无论是从胚胎到婴儿的身体变化，还是出生后，肿瘤和疣的存在，都说明了“先成论”的缺陷。但“后成论”者无法深入探究“生命力”来源的理论，也给“先成论”捍卫者提供了指摘的口实，“先成论”眼中，“后成论”反复提到的生命力毫无依据，只是神秘主义罢了。

　　因此，后成论的观点也引发了哲学问题的讨论。

两千多年前，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神话中忒修斯杀死牛头怪弥诺陶洛斯，千年后，心存感激的雅典人将忒修斯之船保存下来，并用新的木板替换旧船上腐朽和风化的木板，久而久之，忒修斯之船上就再也没有之前船上的甲板了。那么，这艘船还可以被称为忒修斯之船吗？如果可以被称为忒修斯之船的话，忒修斯并没有登上过这艘新船的任何一块甲板，如果不能的话，这艘船从什么时候起，就不再可以被称为忒修斯之船的呢？

　　同理，当人体除了长大，还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的话，十年前的你与现在的你，还可以被称为同一个人吗？后成论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都做了哪些实验与努力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场关于先成还是后成的争论，维持了近一个世纪。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之后，显微镜性能大幅提升的19世纪，德国科学家赫特维希终于发现了精细胞融入卵细胞核的过程，这让争执了数千年的生命来源问题，终于得到了完美的答案。

　　《生命之种》中，早期的现代科学家用“discover”表示新发现，这个词，即揭开遮盖的布，表示人类任何的发现都是神祗在创世之初设定好的。当站在现代生物学迅速发展的今天，回头看哈维、列文·虎克等科学家草率的结论时，也许会觉得荒诞可笑，但正如人类学家马克斯·格拉克曼所说：“科学的突出特征就在于，让这一代的愚人可以跨越上一代天才的极限”。

　　《生命之种》读后感(九)：【品·鉴】就像太阳从卵中升起

　　对于现代人来讲，宝宝从哪里来显然已经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了。我们很早就学到，父母双方都为孕育后代做出了贡献。母亲提供卵子，父亲提供精子。精卵结合形成受精卵，分裂，形成胚胎，着床，九个月后，新生命呱呱坠地。

　　但是在历史上，关于性和婴儿的故事根本没有朝目标稳步推进，这一问题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他们历经辗转，甚至几度偏离目标，他们沿着长长的暗巷子追捕嫌疑人，却最终发现他有不在场证明；他们煞费苦心地构想了一个个情节，这些情节却一个个崩塌；他们有些人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找到了有些线索，而另一些人则在黑暗中朝错误的方向狂奔。进展总是时断时续，主要是因为他们追寻的真相太过隐蔽。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科学家需要新工具，尤其是显微镜；还需要新观点，尤其是意识到身体是由数万亿细胞构成的，而这些细胞都来自同一个源头。除了工具盒观点，科学家还需要全新的思维方式。……

　　探寻性和怀孕之谜将在数个世纪内耗费若干科学家的事业生涯。本书关心的是故事的和新阶段，即从1650年到临近1900年间发生的事。

　　17世纪是风云激荡的年代，17世纪的科学家探讨世界的方式饱含热情与厚望。在成功理解物质世界的基础上，科学家做出了大胆的计划，继续前进，这一次转向了生物。他们认为生命内在运行的秘密，即动物如何运动、呼吸和繁衍的最深奥的秘密都将被揭晓。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行星易懂，植物难解。事实表明，性和生殖是最大的难题。从约1600年到约1900年，“宝宝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击败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被征服者仿佛战场上的士兵成堆地倒了下去。18世纪晚期，一位科学家费尽心思编纂了一份失败理论的清单。纵览几个世纪的历史，他记录下了“262个毫无根据的假设。”（“毋庸置疑”，一位著名生物学家当即评论道，“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就是第263个。”）

　　性和婴儿之谜的第一次重大进展可以追溯到大约1500年，神经质又好奇难耐的达·芬奇把注意力转向了解剖学，他最著名的解剖画之一是1492年画的一对男女性交剖面图。

画中显示的并不是达·芬奇窥视人体内部时所看到的的——他还没有进行过人体解剖，这幅图绘制完成大约十年之后他才偶然获得了这样的机会——而是他基于过时的文本描述绘制的。与其说他的画是对人体的展示，倒不如说是对中世纪思想的展示。

　　维萨里的杰作《人体的构造》诞生于1543年，在那个年代解剖时间比预期的还要艰巨。对于那些想要了解性和怀孕之谜的人来说挑战更大。维萨里，一个自信过头的人，迫不及待地冲在最前列。

维萨里发现自己“被扔进了观点和理论大汪洋大海”。于是他投身于自己的解剖工作，但最后承认，尽管他发现了新的事实，但没能触及谜题的核心。

　　维萨里去世后的大半个世纪里，“宝宝从哪里来”这个谜团成为一桩冷案，无人问津。直到17世纪早期，威廉·哈维接手了。1630年前后，刚解决心脏难题的哈维转去研究当时所谓的“生殖”，这个宽泛的话题涵盖了性、怀孕、发育等所有谜题。晚年的哈维发表了第二部伟大作品《论动物的生殖》。

曾经的哈维大胆地跳出证据不足的桎梏，提出人体有毛细血管，在新书中，他又这样做了。他声称所有的生命都来自卵。这注定要留名青史。……“所有动物……不，包括人类自己，都是由卵产生的。”哈维写到。

　　在某些方面，哈维确实推动了这个问题的重要进展。首先，凭借他当时的声望和影响力，他已经扭转了辩论的方向。通过如此专注地关注卵——即使他对卵的概念运用的很模糊——他相当于指导了下一代科学家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找到那些卵。

　　而德·格拉夫及其友敌的使命就是继续攻克这些未解之谜。1672年，在男性解剖学著作出版四年后《女性生殖器官新论》问世。使他超越伟大的威廉·哈维，向前方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哈维相信哺乳动物也有卵，而德·格拉夫亲眼见到了它们，他不仅发现了真相，而且设计了实验来呈现。

尽管他真诚地相信自己看到了。他看到的实际上是包含卵细胞的卵泡。如今，那些嵌在卵巢内的小而凹凸不平的结构被称为格拉夫卵泡。……（“解剖学之父”萨维里在一百年前就观察到了这些卵泡，但他判定这是感染症状，与受孕无关。在我们的故事终会看到很多这类情况。就好比某一位杰出的侦探发现了一把冒烟的枪，捡起来，思忖一番，然后将它当做无关紧要之物扔到一边。）

　　1677年，列文虎克在显微镜下观察精液样本是发现了“数以千计沙粒般大小的活体微型动物正在游动”。他观察到的景象的确无误，但是他误解了观察结果。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与人类的繁衍有何关系，相反，他以为自己发现了碰巧生活在精液中的微型生物。当时，大多数科学家赞同他的观点，甚至到了1830年，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仍将精虫归类为尝到蠕虫。

　　为什么所有人多错的离谱，部分原因是列文虎克和同时代的人还没有找到与这个发现相对应的术语。细胞理论在19世纪早期才形成。17、18世纪，每当科学家发现任何小型的、活动的东西，他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是某种小虫或蠕虫。

　　最后列文虎克凭空断言，精液对受孕至关重要，而卵子毫无作用。他轻蔑地否定了卵子的作用，但没有提供任何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在被多方质疑后，他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精液中数以亿计的微小的、游动的“小动物”上。

“我有时会想象，观察雄性种子中的微型动物时，也许我可以指出，它的头在那儿，肩膀在那儿，臀部在那儿。”列文虎克努力在人类感知得救线下找出微小的细节，他是真诚的，却判断错了。

　　为巨大突破做的铺垫似已就绪，按照我们的猜测，接下来的任务应该是两派科学家停止争斗，就卵子和精子各扮演何种角色达成一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科学家分裂为两大阵营，即卵源论者和精源论者。双方各执一词，都认为己方支持的才真正至关重要，对方的或许有一定意义，但明显只能是次要的。

通向新理论之路是一段奇妙的旅程。如我们所料，它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实验和观察，却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信念。……秉承着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科学时代的物理学家已解释了天体的运行；同样秉承着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科学时代的生物学家冲进了一片沼泽，在此摸索、迷失、绝望，长达一个世纪。

　　卵源论者与精源论者之间的争论贯穿17世纪始终，一直延续到18世纪。直到1740年，特朗布雷发现水螅可以反复重生，而邦尼特发现蚜虫可以孤雌生殖。这些现象不是对上帝法则的刻意逃避，而是肆意蹂躏。这是一个无法逃避又难以入手的问题。如果先成论并非问题的答案，那我们到底从何而来？18世纪中叶，科学家们窥见了生命世界的纷繁复杂。震惊而迷茫的他们四处寻找可以解释生命如何生长发育的模型。

　　他们一开始便后退了一大步。在布丰和莫佩尔蒂看来，生命发育的秘密在于生命体不仅会生长，还会变化，无数新的结构会悄然出现。这一生命发育理论曾被亚里士多德和威廉·哈维所拥护但又被贬为不科学、不可信的理论。但现在他们振兴了这一古老观点并赋予其新的地位。

　　先成论与后成论之间的分歧巨大而严峻，两派科学家相互指责，怒不可遏。然而今天我们能比当时的人看到二者之间更多的相似之处。

双方均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事实。一方发现，胚胎中有某些预先形成的东西，这意味着成长过程是按照受孕之初就写下的指令而展开的。另一方发现，成长过程不只有展开，身体不仅由小变大，还会有全新的部位在某个特定时间出现。

　　到了19世纪上半叶，生物学家发现自己的前行之路受阻。生命似乎注定是不解之谜。科学界之所以长期沉寂，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具体的性和发育的难题，还是广义的生命之谜，都令人望而却步，无从下手。

英国医生、学者彼得·罗热总结了当时的流行观点。他在1834年写道，宝宝从哪里来这一谜题“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极限”，科学无法提供“任何线索”以破解“这一黑暗而令人绝望的谜题”。

　　当时的生物学家收集了大量事实，但没有建立起诠释事实的理论框架。直到1837年植物学家施莱登和生物学家施旺，先后发表了各自的发现：所有植物均由细胞构成。所有动物均由细胞构成。这是细胞理论的雏形，生物学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基本法则。20年后，也就是1858年，菲尔绍取得了最后一个关键发现“一切细胞来源于细胞。”

人们一直以来都在争论精子和卵子哪一个真正重要；如今，这场“百年战争”终于达成和解，精子和卵子双方被赋予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1875年，赫特维希透过显微镜观察一颗海胆卵。

在显微镜下，海胆卵内部的细胞核清晰可见。他将异地海胆的精液滴到卵子旁边，发现一颗微小的精细胞顶向卵子外层。片刻之后，这颗精细胞的细胞核出现在卵子内部，就像一张投入漂流瓶中的便条。当精细胞的细胞核出现在巨大的卵子中时，它不断游动，最终游向卵子的细胞核。突然之间，两颗细胞核就在赫特维希眼前发生接触，合而为一。赫特维希是有史以来目睹受精过程的第一人。曾经的两颗细胞合为一颗，赫特维希以漫长职业生涯中罕有的诗意笔触写道：“就像太阳从卵中升起。”

　　《生命之种》读后感(十)：推理小说结合生物科学史，一段有趣的生命起源故事

　　培根曾经写道“上帝乐于隐藏自己的作品，直到最后才让人们发现”。在17世纪，科学家们将解开“上帝之谜”当做最高使命、对造物主最好的致敬。伽利略用望远镜绘制了银河系的图案；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彩虹之谜和潮汐规律；笛卡尔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更是开启了整个欧洲的科学启蒙。

　　随后，科学家们饱含热情地向生物界继续前进，却遭遇了史上最大的难题：生命的源起。

　　在2017年科克斯奖非虚构类的终选名单中，《生命之种》记录了这场探索里最核心的一段。从1650年到19世纪末，科学家们像是进入了一场侦探游戏，有人曾无限接近真相，却在临门一脚时绕过了关键点；有人走向了完全相反的路，直到被某个东西绊倒。他们不断迂回、停滞，甚至倒退，但始终不曾放弃。

　　作者爱德华·多尼克运用诙谐幽默的叙述手法，使这些天才科学家走下神坛，变成充满怪诞想法、漏洞百出的普通人，同时又让读者在捧腹大笑之后，对这些科学先驱充满敬佩。

01大胆假设

　　达芬奇曾解剖过一位怀胎五个月去世的妇女，虽然得以窥视子宫的秘密，但他不得不承认，对于受孕这件事，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女性土地说”是一种古老的观点。人们认同男性对生育做出的贡献，但认为女性只是“生命之种”的土地，提供养分、供其生长，并没有实质贡献。

　　可是，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定位女性的角色，因此产生了两种新观点：

　　盖伦在14世纪提出的新观点，直到17世纪中期仍被当时欧洲的医学权威们赞同。他认为，男女在解剖学意义上是双胞胎，既然男性精液在生育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女性也一定会产生类似的液体来对应。即，受孕这件事是由“双精液”融合而成。

　　另一种理论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他认为女性贡献的不是“精液”而是“经血”，胚胎由经血形成，而精液只起到了塑造的作用，就像雕塑家塑造黏土。如果男性身体强壮、精液富有活力，就能“塑造”出儿子，反之就只能得到一个女儿。同时，他将女性与其他雌性动物类比，认为女性一定也具备古老的生育象征——产卵。

　　两种对立观点相互攻击，逐渐陷入僵局，谁也没能拿出致命一击的证据。于是，威廉·哈维准备用解剖实验，来支持自己崇拜的亚里士多德。

　　哈维坚信“万物都来自卵”。但是这个卵并不是现代科学的性细胞卵子，而是当时人们认为的“微小胚胎”。哈维一边解刨着鹿，一边希望能用刀尖挑起那个小小的胚胎，置于阳光之下。他注意到了“像蜘蛛一样的黏液细丝”，但并未特别留意。他气愤地写道，“找不到任何可观测之物，但那一定有什么东西”。事实上，鹿的胚胎并非常规的圆形，而是又长又细的线状，但当时的人们根本无从得知。

　　虽然没得到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哈维却间接指引了下一代科学家，停止空谈，开始寻找那些卵。

02小心求证

　　丹麦医生斯泰诺运用精巧的解剖技术，对比了能直接生出幼胎的鲨鱼和产卵的鳐鱼，震惊地发现两者生殖系统极为相似。而他的朋友施旺麦丹通过人体解剖发现了人类的卵巢和卵生动物间的高度相似性。

　　据此，德·格拉夫拼凑出一个大胆假设。他开始专注观察兔子的卵泡，从变红、肿胀到破裂，最后胚胎发育的数量通常与破裂的卵泡数匹配。他推测，女性卵巢中出现的卵，以某种方式与精子结合，最终形成了新的有机体。

　　这一洞察，再次转移了世人的关注点。

　　事实上，“解剖学之父”维萨里在1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卵泡，但他认为这是感染引起的，与生殖并无关系。这就像一个侦探发现一杆冒烟的枪，思考琢磨一番，却因为不知是何物而弃置一边。这种擦肩而过的遗憾，在这场探索中屡屡发生。

　　德·格拉夫有一位朋友叫列文虎克，是荷兰的布料商人。他喜欢用放大镜检查布料，也喜欢自己磨制透镜。他有一种透镜与放大镜不同，堪比魔杖与铅笔的区别。它就是最初的显微镜。

　　1677年，列文虎克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借助显微镜第一次发现了精液中数量庞大的“小动物”，但仅此而已。一直到1830年的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仍认为这是一种肠道蠕虫，对人体无害。

　　不过，列文虎克在发现“小动物”的7年之后，又重新“折返”。他在显微镜下，找到了雌性动物体内的精液去向。这印证了他个人的设想，他认为人不是源自卵，而是源自精液中的“小动物”。就像苹果种子能长成苹果树，“小动物”也会长成新的生命。

　　更巧合的是，列文虎克发现了精液中的“小动物”，却在显微镜下错失了相对大得多的卵子，这真是个迷。

03宗教影响

　　现在，只要找到卵泡破裂出的“卵”与精液中“小动物”扮演的角色，生命源起之谜似乎随时可以揭晓。但事实上，两方没有携手共同研究，反而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卵源论者和精源论者。

　　当时的欧洲，宗教影响力广泛，人们认为“上帝在黎明时分造出了孩子”。也就是说，孩子不是由父母共同塑造的，而是预先就存在的。《圣经》中提到，上帝在第六日创造了人和陆栖动物。自此，再未创造任何新生命。

　　那后来的人们是如何诞生的呢？施旺麦丹认为，是贮藏在亚当的睾丸或夏娃的卵巢中，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代又一代依次登场。

　　对于这一点，两派能够达成共识。但对于是谁携带着“套娃”，双方却争论不休。

　　以列文虎克为首的精源论者认为，亚当携带套娃，并且套娃在发育中不会凭空长出新器官，一切都是预先存在的，只待舒展开来。1669年，施旺麦丹解剖开蚕的身体，发现了包裹的翅膀、触须和腿，一切都是未来“蛾子”的模样。

　　但是卵源论者认为，夏娃才是携带者，并且胚胎在发育过程中会形成新的器官结构。他们每天解剖受精的鸡蛋，观察着逐一出现的器官。但是卵源论者也无法解释这一切，因此显得不足为信。

　　面对生命源起这个复杂的问题，很难从一个维度进行解决，但是想要增加维度，不仅需要像显微镜这样的新技术，也需要像细胞理论、DNA理论这样的新理论基础。这些远超时代的科学家们，不得不受困于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继续不停争论下去。

04新视角切入

　　18世纪70年代，意大利实验生物学家斯帕兰扎尼设计了一套精巧实验，他要为青蛙量身缝制迷你丝绸短裤，判断精液对卵的影响。

　　他小心翼翼地为一部分雄性青蛙穿上表层涂蜡的短裤，然后收集了它们与雌蛙交配后的卵。他发现，只有沾染了精液的卵才能发育成青蛙。他又从青蛙短裤中采集到精液，滴在蛙卵上创造了首例“试管青蛙”。

　　斯帕兰扎尼简直要揭开真相了，他的头已经撞到了“低垂的果实”。

　　可遗憾的是，他把重点放在了精液，仍认为精子是一种“无害的寄生虫”。更不幸的是，他在接下来的两次蟾蜍实验中，漏看了其中的“寄生虫”，因此认为没有精子的精液仍能形成受精卵。他满意地点点头，转身研究其他实验去了。

　　生命之谜，再无突破。一直到1834年，英国医生彼得·罗热写道，“宝宝从哪里来的问题，超越了人类理解的极限，科学无法提供任何线索”。

　　其实，就在彼得·罗热发出绝望的感慨之前，两位年轻的科学家已经有了新的发现。

　　杜马和布莱沃斯改进了前人的实验，他们注意到了精液中的“小动物”。实验证明，如果没有游动的“小动物”，精液就无法让卵子受精。

　　可是，从1677年列文虎克那时起，一直到19世纪初，精液“寄生虫”的观点已经根深蒂固。如今的发现，却倒退回早已抛弃的理论。这令人无法接受，整个科学界不为所动。

　　不过，他们却激励了一些科学家从新角度探究这个古老的问题。

　　1827年，贝尔重新探究卵巢。这次，他注意到了卵巢表面的绝大部分小囊中都含着一个黄色的小斑点。他解剖出来，放置在显微镜下，眼前出现了一个极小、发育完全的卵黄球。这一幕证实了1651年哈维的“万物都来自卵”，这是整个科学界期待已久的。

　　但是，这推翻了当时医学院教授的常识。早在1752年，瑞士解剖学家哈勒在长期探索卵无果后，认为所谓的卵只是一种子宫内凝结并形成胚胎的液体。贝尔自己也是如此接受的教育。

　　结果，面对贝尔的新发现，整个世界选择一片死寂。

05尾声

　　1837年，施莱登和施旺公布了所有植物和动物均由细胞构成。至此，生物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基本法则。一切得以正名，精液中的“小动物”是精细胞，卵子是卵细胞，两者获得了同等地位。精源论者和卵源论者握手和解。20年后，德国医生菲尔绍发现了最后一个关键点“一切细胞来源于细胞”，胚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新器官得到了科学解释。

　　人们发现，其实魔术师从帽子中变出兔子不算什么，真正的魔法是兔子生出兔子。当精细胞与卵细胞结合成新的单细胞后，不断重复着分裂、生长的过程，直到一个微型胚胎成为一个新的生命。

　　这段生物科学史，不仅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历史，也让后代的人们获得了如何破解复杂问题的启发。科学家们不断切换视角，宏观上，从个体到种群到生态；微观上，又从个体进入微观细胞甚至DNA和基因。他们利用渊博的通识，从各个学科汲取营养，在生物领域砥砺前行。

　　后人站在这些科学巨人的肩膀上，这一代的愚人可以到达上一代天才无法企及的地方，这便是科学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