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己乡读后感100字
《客居己乡》是一本由[匈]哲尔吉·康拉德著作，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动再现苦难记忆，战后东欧历史的缩影，你可以感到情感真挚，也可以感到诙谐讽刺。康拉德是中立的讲述者，同时也是坚定的右派，不愿意因为政治环境离开布达佩斯
●第一部分勉强读完了，作者对祖国的感情了解了；第二部分实在是读不下去
●拿到样书终于有空看了一遍，感叹康拉德确实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虽遭受过迫害但不自怜，享受过富贵但也耐得住清贫；虽然爱自己的故乡和祖国，却往往被视为他者（犹太人和异见作家），是为“客居己乡”。重读两年前的译文，感觉仍有一些可改进的空间，希望对得起读者。几点说明：书名《客居己乡》是编辑起的，应该夸编辑译得好；本书从英译本转译，感谢英译者Jim Tucker，匈牙利语原版是作者在不同时期写的两本回忆录，英译本经作者允许对第二部分进行了删节；匈牙利人名顺序和中国人相同，姓前名后，但英译本调整成了西方顺序，我也依照英译本译出，作者名字为了和正文统一所以采用了哲尔吉。发现几处印刷错误，影响理解的有43页第二段第二行的冒号应为逗号，108页的20年代应为70年代，会在加印时改正，请多多包涵！
●熹微晨光中，鹳鸟夫妇静静地站在约柜上。许久没有一位作家的文字叙述可以如此打动我心启发思维了。原以为看过太多关于一战二战对社会破坏对人性的扭曲，不会再有什么新的，但Geroge Konrad这位匈牙利的犹太人，将他与他亲人朋友在逃亡、幸存、生活中的体悟与观察，用他不动声色却富有哲理的诗意文字，让身心仿佛都能置身其间的颤栗与分裂。作者有一颗对世界万物的赤子之心，同时对人类制造的灾难几乎冷漠的表白。那些消失的人与物，那些新建的时间与未来，无法替代与弥补心中某块缺失，可以全部承认，却没有理由全部接受。曾经有一种生活，里面的万物都有自己的时间和地点。祖父们在换上烟草色骆驼毛家居之前，没有理由不把外套挂在同一个衣帽架上。
●何处是家？他们不会杀死我的地方，我知道孩子们安全的地方，个体和文字受到高度推崇的地方，做我自己和想我所想能得到尊重的地方，有一个能在饭后个就聊天的安静厨房角落的地方，孩子们玩捉迷藏和建造沙堡的地方，尤特卡抬着脚坐在扶手椅上读书的地方，我能在上山的路上四处停下来喝杯酒，并在友好邀请后，再次昂首阔步下山的地方。
●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从拜赖焦新村到布达佩斯，从客居己乡到何以为家，他平静地躲避着、默然地承受着、温和地见证着，面对这个世纪的荒谬无常、平庸无情，没有选择转身离开和远远旁观，而是从中穿堂而过，生活其中，随之慢慢变老，直到死亡来临时，那是回家的日子。
●恍然如一瞬。
●犹太作家康拉德的自述。1933年，康拉德出生，1944年德国侵占匈牙利，年仅11岁的康拉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父亲因为一台先进的收音机被德军抓走，母亲为了营救父亲，也锒铛入狱。康拉德和姐姐逃亡到了布达佩斯，然而他的乡下同学全都在集中营被害。在苏军驱离德军之后，康拉德重回乡下，却也物是人非，大学毕业的康拉德做过很多工作，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变化让康拉德再次卷入旋涡……这是他个人的自述，有自己的幽默，有自己的哲理，有自己的感激，一本200多页的自述，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客居己乡》读后感(一)：不要加害，他们只是不一样或不同意
一个东欧犹太人，经历了纳粹的迫害和社会主义的洗礼，除了犹太身份恰好他又是个“顽固”的异见者，两个身份让作者收到了多重加害，身份符号，思想符号......这么说吧，任何与主流人群不同都可以成为加害的理由，不是太蠢了么？对这点来说，叶礼庭和朱特这些所谓白左的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然而叶礼庭也说过，世界主义者需要主权国家来保护。
翻译不行，我不信按照中文这种悉悉索索错乱的文字，作者能得到如此高的声誉。
《客居己乡》读后感(二)：客居己乡
与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相比，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庸常的让人乏味，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一战”已经结束，旧世界体系与贵族体制正在崩溃，新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无数新发明预示着无限可能的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不过是二战后消费社会的一再重复，只不过是追逐资本的主体从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到日本韩国，到中国。这二十年，人们都清醒地自觉到社会的进步，甚至沉溺在这种进步的幻想中麻醉自己，但在文明纬度的进步是否真正发生，还需要一个问号？具大的停滞。哲尔吉·康拉德《客居己乡:一段匈牙利生活》中的二十世纪是波澜壮阔的，甚至有些戏剧意义的精彩，他的回忆若为好莱坞拍成电影，都可以成就经典影片:“二战”，大屠杀，奥斯维辛，布达佩斯的人性陷落，邻人的出卖与谎言，纳粹占领，苏联占领，警察国家，无时无刻的监听与书报审查， 地下抵抗运动，颜色革命，重获解放。电影中一定有这个镜头，老年的康拉德，坐在轮椅上，对着陌生的人群喃喃自语，他的二十世纪。
《客居己乡》读后感(三)：人世何如花落去，飘零一任长风
作为一部获得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的回忆录，《客居己乡》既是匈牙利作家哲尔吉·康拉德的个人生命史，也勾勒出匈牙利乃至东欧在20世纪动荡的历史进程。作者亲历了二战爆发、犹太人大屠杀、布拉格之春这些重大的历史转折，读来动心骇目，临文嗟悼。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虽然妙笔生花，常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比喻或自嘲，其文风却颇为平实而深沉。即便身处如此剧烈的政治动荡之中，作者却并未给出明显的道德及政治评判。本书与其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电影，不如说是一卷旧相册，辑录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作者时而挑出一张，细细端详，却最终不发一声，留待作者品读其中三昧。掩卷三思，笔者归纳了四点值得探讨：战争对人的异化、个体命运的无常、人的自我麻痹、与人类最后的尊严。
《客居己乡》的记叙中，最触目惊心的不是血肉模糊的死者，孤立无援的妇孺，而是战争对人的异化。后者在作者冷峻的笔触下显得尤为可怖，比如犹太聚居区有所谓的“开放季节”，以供“喝醉了的箭十字党人会走进来随意射击。”像禽兽一样被猎杀，可见犹太人不仅是“劣等民族”，甚至未被当做“人”看。其实这种异化在当时列强之间中普遍存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把美军描绘为力大无穷的魔鬼；美军则将日军炮制成不通人性的猿猴。魔鬼也好、猿猴也罢，总之不是人。不是人便可以肆意屠戮。所以年幼的作者看到“用老妪和少女填满冰块壅塞的多瑙河是种魅力阴晴不定的艺术”。这样的场景这是对生命何等的异化与践踏。然而异化并非只是血腥与残暴，也会以不易察觉的形式侵占人的思想。典型的例子是，苏联解放匈牙利后，年轻的俄军小伙问作者“希特勒是不是在楼里”。笔者读到此处，也和作者一样莫名其妙，读下去才明白原来“希特勒”在单纯的俄国男孩心中就是德国人的代名词。虽然这个误会读来好笑，但仔细想来，民族间的敌意与歧视无疑在这两个小伙心中已然根深蒂固。无独有偶，德国也在一战和二战中经常将英、俄塑造为非人的章鱼形象，以动员国内的战争情绪。卡尔维诺曾说，战争中士兵没有主体性，不过是“得去他们叫他去的地方，杀恰好在那里的人”。二战以其前所未有的规模，将战争对人的异化推向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如果说《客居己乡》中最触目惊心的是战争对人的异化，那最让人扼腕的莫过于许多犹太人内化了纳粹对其的异化，自我麻痹。在德军接管匈牙利之前，当地的犹太人始终相信自己与波兰的犹太人不一样，不会遭受被屠杀的厄运。德国人入城后，迫使犹太人戴上标记其身份的星星，许多人仍然心存幻想。等到德军大肆屠杀，人们则顺从地像羔羊一样被赶去集中营。书中写到，哪怕是一个十四岁的德军童子军也足以押着众人来到多瑙河边受刑，而无人尝试从小孩手中夺枪。或许是之前的迫害消磨了他们的胆气，他们相信这是难以逃避的命运。就像作者说的“人们很像宠物，习惯了身边的同伴减少。你无法每半小时产生一次愤怒和同情。”在大屠杀文学中，有一部颇具争议的书，名为《女士们先生们，毒气室请往这边走》（This Way for the Gas, Ladies and Gentlemen），其争议之处其笔下的集中营与主流舆论大相径庭：犹太人在集中营相互迫害，也产生了阶级分化，“上层阶级”甚至与德军合作，主动参与屠杀其他同胞。值得玩味的是，此书并非异想天开，因其作者就是集中营的少数幸存者。身处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为何还要被纳粹刽子手利用而手足相残呢？或许这就是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所说的，“人类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具有环境适应性，但人类最可悲的地方却也正在于此。”
战乱年代中，人生如浮萍，飘零一任长风。这种朝不保夕的命运在本书中俯拾皆是。有人的命运戛然而止的，如作者父亲手下那位英俊的犹太会计，昨天还一起吃饭，参加强制劳动后便一去不返，徒留一位深爱他的天主教姑娘望眼欲穿；有人的命运难以琢磨，如那位匈牙利左翼的年轻女教师，在苏联解放时满心喜悦地哼唱《国际歌》，却在一年后对时局失望，在偷偷穿越边境时被射杀；而作者的命运仿佛是被历史捉弄的黑色喜剧：他的父母因一位糕点师的诬陷而被送入集中营，作者毅然决定投奔异乡的亲属——仅在一天后，全村的犹太儿童便被屠戮殆尽。糕点师绝非作者的“恩人”，是作者这个十多岁的小孩跋山涉水、对命运所做的抗争与努力拯救了自己。战争后期大批犹太人被德国童子军驱赶着去集中营，却无一人敢于反抗，对此作者写道：“大多数受害者称之为命运，但是命运应当引发恐惧，激起他们自卫，不管这威胁是花园里落下的雨夹雪或是敌人手中的死亡。”这句话读来仿佛海明威的，“人可以被消灭，不可以被打败。”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那个不幸的年代，为我们留下了这种坚强与勇气。
虽然之前我回顾了人的异化、自我蒙蔽、命运无常等沉重话题，《客居己乡》中最令我动容的还是即便在这种处境下，人对于尊严的坚守。作者和其家人虽然极力躲避被屠杀的命运，却并不畏惧死亡，甚至愿意在死亡的威胁前抬起高贵的头颅。当盟军空袭来临时，虽然宪兵要求每个人都藏在地下室，作者和家人们却没有躲藏，而是后仰着头仰望天空：“很好。至少在上面我们控制着一切。” 他们并非不知留在地面会大为提高死亡的风险，但是相比于地下室内的肮脏与丑陋，提高这些风险又怎样呢，就像他的婶婶说的：“尊严比安全更重要，我们不会让跳蚤爬到身上的。” 作为读者的我，自然没有在轰炸中担惊受怕的体会，也没有要如何面对战争的诉求，但书中主人公一以贯之的精神却给予我极大的精神鼓舞。在命运如此的折磨之下，有这么一批人，仍努力保持人之为人的尊严，我们不能不对人性致以崇高的敬意。
《客居己乡》读后感(四)：阅读与随想
《客居己乡》“是一部关于战争、政治与生活的回忆录。前半部分'离去与归来'讲述了'二战'时期作为一个犹太人可能经历的爱与背叛，危难与离奇。”无论是离去，还是归来，我从康拉德的叙说读到太多值得我深思，值得我探究的问题。 开头写道：“1945年2月，我们坐在一节纹丝不动的运畜车厢的长凳上。车门敞开，疾风经过积雪的平原呼啸涌人车厢，把我定在原地动弹不得。我不想长期客居布达佩斯，我想回家——旅程为时一周——回拜赖焦新村。我们的父母在那儿被掳走，而我们在驱逐行动前天设法离开了那里。假若我们晚走一天， 就会葬身奥斯维辛。我当时十四岁的姐姐有可能幸存，但我只有十一岁， 门格勒医生把我所有同学，一个不落地，送进了毒气室。关于双亲的下落， 我一无所知，我已不寄希望……”1933年作者就是在拜赖焦新村出生，它位于匈牙利。 1938年“二战”开始，虽然1944年德国人侵占了他们小镇，但是从“二战”开始时，生活在那里犹太人的已经感觉非常微妙，这种感觉在整个欧洲都是如此，像“二战”那次大灾难，当时许多犹太人都已经预感到了。虽然“二战”时期作者才五岁，但是当时社会环境已经不允许他做个小孩，当时的环境使康拉德迅速长大。1944年德国占领拜赖焦新村，康拉德父母的失踪，使他和姐姐去布达佩斯投奔姨妈，不久又被姨妈遗弃。后来他们被诺菲婶婶收留，作者在这几年间看到太多人间的悲喜剧，也看到太多人性，使他感到温暖的诺菲婶婶，使他无法原谅的姨妈和姨父，虽然后来对姨妈的遗弃可以理解，但是内心留下的阴影还是无法使他释怀。后来他又想，假若最初没有姨妈的邀请，就没有那次投奔，那次投奔保住他的生命，在这点上他非常感谢他们。假若作者晚走一天，作者也就会和他同学一样走进毒气室。假若没有他父母的失踪，也许他就不会去布达佩斯，这样他，姐姐和母亲也许都不会活下来。假若作者没有活下来，当然也就不会有这本《客己他乡》。有时人的命运就是同几个假若……联系在一起，谁也无法真正把控自己的命运。 康拉德从1938年开始回忆，一直到2000年，六十年间，他从“二战”走到“冷战”，他除了回忆遇到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对那些事和那些人有他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他还对自己的人生和自己内心的疑惑都有深层次地思考和分析。并且作者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国家体制也产生了许多困惑。这也是我喜欢此书的原因之一，特别喜欢这段作者对托尔斯泰的《忏悔录》阅读感受，还有他对死亡和生命的思考： 【1961年，我开始在海利肯担任半职，准备一个十卷本、 透明薄纸印刷、皮革和帆布装订版的列夫.托尔斯泰作品集。我的日子在托尔笼罩下过去。我坐在多瑙河畔读《忏悔录》，挨着伊丽莎白桥的废墟。 这部作品在清晰远见上无可比拟（尤其是前半部分)，但是在面对宇宙时缺乏个人的谦逊。它是对所有消极的、存在主义的、否定生命的哲学的一个诚实热情的摘要。一旦思想从机械的生存意志、日常任务和责任感的肤浅中解脱出来，并用其在时间中的存在拒绝其身份，换句话说， 一旦它开始质问生命本身，并仔细端详了死亡(之前它对死亡缺乏想象和了解的自由)，它就突然感到，可悲的是，必死的存在毫无意义，令人厌恶和感觉羞辱，以及追求能让个体存在融人并获得安宁的目标或使命或任何高尚之物是毫无意义的。科学只有在处理自然时才有效，而自然没有思想；它一应对人类元素就失去了其有效性。我们没有追求自我毁灭之外的目标和未来。思想与生命无法共处。一致且符合逻辑的想法通往自杀。 唯一阻止自杀的办法，托尔斯泰告诉我们，是发展出回避这个问题的行为模式。普通人被平凡的斗争束缚着，过于迟钝，无法将生命致力于看清事物的本质。被死亡背后偷袭的人可以排除在方程外。一种纯粹的类型是享乐主义者，他们纵情于强烈的享乐中，除了吃、喝、做爱以外什么都不做；另一种是伤疤收集者，他们贬低生命而非对抗死亡，带着无止境的抱怨半疯狂地期待死亡。 那么是什么在维系生命？ 托尔斯泰问。是什么让人度过绝望？是什么让受苦有价值？是什么安慰了人们的灵魂？是什么构成了我们的文明？历史中的什么超越了个体？ 信仰，托尔斯泰回答。他起初选定了宗教信仰，然后寻找个性，信仰和智慧并不相关。人不能用两者之一去证实或支持另一个。在智慧完成其使命后，信仰在我们无助的边界行使权利。(信仰，而非上帝，后者是信仰的结果，信仰是其中的重要功能之一。) 无限的的概念并不起源于有限的圆圈。信仰带我们超越了有限的限制，在面对无限时达到谦卑的状态，这种谦卑通过消解我们的自我，从而让我们解脱。 在这里，他的思想让位给了一种使徒式的讲话，我没有跟上它僵硬的说教倾向、对农民和穷人的理想化、对地主罪恶的描述以及对明的浪漫排斥。 我自己跟穷人一一体力劳动者，受到不公待遇的人——打交道的经验无法正实托尔斯泰的言论。据我所知，我们都必须经过思考者的发展阶段。我能做证，布达佩斯的芝加哥，伊丽莎白塔，发展出了一种粗糙的酒吧间存在主义变种，其中的居民和我们这些相对来说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一样，生活都受到相同的无解问题及相同的孤独和恐慌的影响。 我倾向于认为自已绝不会咒骂生活，就算得了严重疾病也不会。这是我四十年前在基什波什塔咖啡馆写下的。我珍视生活中所有幸运和不幸的本质。我不想与世界决裂或联合。目前，我希望世界和我继续相互凝视。】 这些思考来自那里？为什么作者阅读托尔斯泰这本书能够产生这么多属于他自己的思想？读到这段，忽然明白我们阅读一本书，事实上我们就是从书中读自己，读到自己的思想。作者是从托尔斯泰的思考中得到他自己的思想，康拉德再结合他的生活经历，写出他对死亡和生命的认识。上面那段摘抄就是作者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这也同作者的人生经历有关，如果没有那些经历，他读托尔斯泰那本书也就不会产生这么深刻的认识。 2019.06.07 记录
《客居己乡》读后感(五)：李公明︱所有我们爱的人……都在这里
出生于1933年的匈牙利作家哲尔吉·康拉德（George Konrad ，1933— ）是20世纪中期以后匈牙利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的回忆录《客居己乡：一段匈牙利生活》（原作名: A Guest in My Own Country: A Hungarian Life，徐芳园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是一位勇敢的、有良知的东欧知识分子的时代证言。据译者介绍，匈牙利语原版是作者在不同时期写的两本回忆录，目前我们看到的该书是从Jim Tucker的英译本转译，英译本经作者允许对第二部分进行了删节。无论从回忆录的完整性或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来看，合二为一的英译本当然是很好的。在该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康拉德的主要经历。他出生于匈牙利德布勒森，六岁时“二战”爆发。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他的父母被送进集中营，后来幸运逃生，而他的同学则全部死在集中营里。他与姐姐因前往布达佩斯而逃过一劫，最后与父母重逢。该回忆录的第一部分“离去与归来”主要就是回忆这段因犹太人身份而备受歧视、磨难以及战争带来痛苦的经历。第二部分“日食时分，独立山丘”回忆了中学、大学的学习生涯，以及大学毕业后从事多种职业的工作经历，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的精神生活与文化抗争。在大学毕业后，康拉德曾经从事过教师、编辑、翻译、工人、儿童福利督导、城市社会调查者等工作，他的第一部小说《社工》（The Case Worker，1969）获得很大反响，成为匈牙利文学界乃至欧洲文学界的著名作家。在1970年代与人合作出版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和后来陆续出版的文集《自治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Autonomy）与《反政治》（Antipolitics）使他成为像亚当·米奇尼克、米兰·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维尔、切斯瓦夫·米沃什那样的著名知识分子。
全书在充满深情的回忆童年生活中开始，马上表露出作者的文笔具有质朴的温情和言简意赅的力量，偶尔还会带有一种不乏优雅的幽默感，在回忆叙事中能够恰当和准确地把童年时对于世界与人生的早熟认知表述出来。当然要注意的是，在回忆中谈到的理性认知和思想活动是一个比较容易混淆了时间因素的语域，对于回忆录、尤其是类似的童年回忆录的写作，我总是试图分清哪些是记忆中的那个时候的认知和思想活动，哪些是写作这本回忆录的时候才产生的认知和思想活动；我更倾向于欣赏那种清晰的区分叙事，比如类似“那时我想到的是……”“现在我才知道……”等叙述语气。至于对当年生活情景的描述，由于记忆在时间上的绵延与积累的特征，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免除时间混淆的顾虑。在该回忆录中呈现的生活记忆充满了真实可信的热力和美感。瓷砖烤炉，母亲衣柜的熏衣草味，屋子里充满人、靴子和上午点心的气味，女佣在唱歌，光线、声音……一个犹太人家庭的种种情景在非常细腻、醇和的描写中生动地展现出来，关于视觉形象的、声音的和气味的记忆以及物体的质感、动感都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像一幅幅极为出色的写实主义绘画。有些描写甚至带有温暖的诗意，比如：“安德拉斯是那个用上了蜡的刷子滑行来给我房间的油毡抛光的人，是那个搬柴火上楼的人，是那个在浴室的铸铁炉子里生火让我起床后有热水洗澡的人。”（18页）后来我发现，康拉德在所有这些人物与生活情景描写中所包含的情感是理解这本回忆录的思想性和深刻性的重要基础，也是这本关于战争与政治、迫害与反抗的回忆录的基本底色——正是深藏在童年记忆中的和平生活与人性情感使战争苦难和政治迫害显得更为残酷和丑陋。正如他说，“就算是如此众多的暴力死亡也不能掩盖那些光彩夺目的冬日早晨的美。处于死亡的阴影下，面包变得更像面包，果酱更像果酱。我愉快地将各种各样的家具劈成柴火”。（59页）可以说，生活美学是康拉德的政治美学与反抗美学的真实基础。
关于他的父亲和家庭生活是该书的重要内容。在康拉德的回忆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议题通过他家庭生活的变故而反复出现。康拉德在书中不断地提到他父亲经营的、有22名雇员的五金店铺在1950年被收归国有，应该说他对这件事的严重性深有体会，而在一般的历史叙事中这往往只是社会制度转型中并没有激起太大波澜的进程而已。战争结束后，“在1950年，正当归来者们重新振作起来时——收集货物去卖、装修房屋、在房子里增添家人——人民政府接管了所有的生意、所有的工坊、所有的房屋，一切。你能看着它发生”。（96页）后来，康拉德又说，父亲在战后还是由于思乡而坚持回到家乡，但是“四年后父亲再次失去了一切，这次是以人民专政的名义进行的”。（150页）战后初期。当局发布了抚慰人心的声明，“但是之后共产党对财产收归国有的热情从大公司转移到了小生意，结果是，在五年的第二春后，父亲的五金生意被国家收走了，这让他失去了房子和家，并且没有得到赔偿。法律就是如此规定的。……但他早就想到了会再次失去一切。至少现在他们不想杀了他”。（163页）与他父亲的生意遭遇同样命运的是个人的独立性，“我们在学校也不得安宁：我们不得不在每隔十分钟唱颂歌赞扬工人阶级。有时候我们偷偷在里面混进一两段下流话”。（174页）这不难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学词典上的“没收”与“国有”同样具有思想史与教育学意义上的含义。
对于自己与父亲这两代人之间的区别，康拉德的描述是：“前一辈人曾是商人、工厂主、医生、银行家、药剂师和配眼镜技师，在被驱逐出境前都是受尊敬的中产阶级成员；我这一代人则成了知识分子和批判者：领导反对自己父亲的罢工运动的左翼工程师，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的被开除医学生和具有反叛精神的人道主义者。”（10页）他对儿子说，“在选举里，你有很多选择，儿子。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152页）在康拉德的家族中，老一辈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如果要选党派的话，他们会认同社会民主党。而年轻一辈则是激进分子，大部分人是共产主义者。而康拉德更多还是认同父母的立场与观点。每个星期一，本地商人都回聚集在他父亲的店铺里聊天，但是政治的话题只能在犹太人之间讨论，人们意识到要管住舌头，因为一些聪明人已经被法西斯主义洗了脑，他们认为只有在希特勒支持下才能收复“一战”后失去的匈牙利领土。
在对父亲的回忆中，父子俩一起收听外国广播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他父亲在二战初期开始收听BBC的匈牙利语广播，父亲转动旋钮，试图在电流干扰音中听清新闻，而他则依偎在父亲身旁，他甚至觉得自己是在负责补充父亲漏听的部分，那时候他对“这里是伦敦”的呼号产生强烈的喜爱之情。在回忆中他不无骄傲地说“我们这样是在进行颠覆活动”。收听境外广播就是犯有颠覆罪，这是并无夸大的讽刺。后来，在1944年5月，盖世太保以利用阁楼上的秘密无线电发报机给BBC发送情报的罪名逮捕他父亲，而他却因为“父亲的罪名如此高尚而感到自豪”，虽然他知道“对他的指控完全是捏造”。（14页）在战后，他父亲继续收听BBC，同时会花好几个小时收听每个国会出资建立的自由欧洲电台，总是小心翼翼地调节旋钮以减少干扰。（152页）再后来，在1949年，康拉德对于发生在布达佩斯的新体制下的政治警察总部的地下室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但是他从BBC广播中知道，“作秀审判中的被告会说各种能让自己定罪的话，他们是傀儡，意志已经被殴打和化学药品驯服。这看起来像是真的，因为他们说起话来就像机器人，背诵的成分多于忏悔，好像句意不再重要”。（173页） 这两代人与外国广播的联系是20世纪新闻传播史的无数微观例证之一。
康拉德很早熟，五岁的时候就知道希特勒是最危险的敌人，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完全依靠，知道危险在四处潜伏。他的早熟还表现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例如他在11岁的时候就能够认清随时可能被杀死的简单事实，同时他的若菲婶婶教会他在黑暗与危险中要保持尊严。“你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但是做不了太多，而且有时候自尊会阻止你这么做。”（58页）他的这位若菲婶婶不一定知道的是，匈牙利思想家伊斯特万•毕波在30年代末写的《热爱自由者的十诫》中，其第五条就是：“永远不要忘记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后来匈牙利有一所以伊斯特万•毕波命名的学校，校园里面就张贴着这份《热爱自由者的十诫》文件。关于德国占领匈牙利的情景，在康拉德的回忆中是：“那些我们曾经围在桌边担忧过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现实：这里不再是例外之地；新情况即将到来。一切曾经多么简单！……在那之前，我们的父亲们还可以平静地经商、行医和开律师事务所……”（27页）街上很快有了巡逻队，父亲的店铺关门停业，所有贵重物品和收音机都要上缴，每天都有新的法令出台，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糟，犹太人的报纸也鼓励读者要遵守新的当局的指令。很快，康拉德的父亲被人告密说在阁楼藏着无线电发报机，于是被抄家，父亲被带走，母亲主动陪伴父亲入狱，而他因为父亲的罪名而仰慕他，甚至想到如果德军是因为一件武器而来搜查，“我会更加尊敬他”。（31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骄傲与自豪？但是在理性中，他知道应该早在德国人来到之前就全家迁往他处，很快他和姐姐、两个表弟也都想办法离开家乡去布达佩斯投靠亲戚。他们无意之中躲过了劫难：在他们走后第二天，当地所有犹太人都被逮捕，最后全部送到奥斯维辛，他的两百个同学全部被杀死。对于命运与恐惧、反抗与顺从，他的思考是：“大多数受害者称之为命运，但是命运应当引发恐惧，激起他们自卫，不管这威胁是花园里落下的雨夹雪或是敌人手中的死亡。然而人们很像宠物，习惯了身边的同伴减少。你无法每半小时产生一次愤怒和同情。”（59页）战争结束后，他的父母也终于归来，他对平静的降临的感受是：“周围的人没有监视我们、举报我们、把我们拖出去杀死的愿望，一切多么美好啊。当身边没人想要你去死的时候，你才能放松下来。”（146页）在书中，他对历史与政治的正面叙述与记忆中的人物、生活相比显然是不多的，但是往往都言简意赅，时有深刻的洞察之语。“1949年，斯大林认为会和西方开战，所以东欧需要根据苏联模式统一起来。苏联模式意味着审判。”于是，“人们和从前的自己不再相同了。他们的脸上似乎弥漫着一种僵硬的陶醉感。从安德拉什大街60号（由加博尔·彼得掌管的匈牙利国家安全局——引者注）的围墙里发散出来的恐惧似乎随着窗边的天竺葵变红而变得愈发强烈”。（177页）
在中学期间，康拉德的政治觉醒期真正到来，而开始的时候还是以阅读作为思想的前导。“德军失败后昙花一现的正常公民生活现在已经结束了，我意识到。烧毁课程记录，顶撞权威，高谈阔论雨果和阿波利奈尔、厄岱和巴比契的日子结束了。”（178页）“我的匈牙利文学老师鼓励我阅读，邀请我去他的公寓并借书给我。当他在我面前打开玻璃书柜时，那就好像美女脱掉了衣裳。那段时期，我在每行字里都发现了多重含义，并在陈词滥调里找到了深刻道理。”（178页）于是，当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受到官方批判的时候，他是班里唯一支持卢卡奇的人，因此被传唤到由学生主持的纪律委员会那里。他还写过一篇关于三年计划的文章，认为这个计划就意味着国家收走他父亲的生意和房子，对于那些疲惫的工人则意味着长时间的低薪劳动。因为这篇文章，他被开除出学生联合会。后来，他因为家庭的资产阶级背景没有被医学院录取，希望读法语和匈牙利语专业也被拒绝，最后算是走运进入了俄语系，后来还是要经受了一番被开除后再经过教授们的介入而获准重新就读的磨难。他说，“无疑，政治渗透了我的大学时代，渗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它成了教授和学生的固定背景。……任何正常的学生角色都被抛弃了”。（188—189页）但是，“我的大学事业，尽管被政治变迁折腾得残缺不全，但还是滋养了我对现实的渴求。我嫉妒今天学生的自由，因为政治并没有介入他们和知识中间，他们也免除了很多无意义障碍之苦，那些曾经严重影响我们生活的障碍。与此同时，考虑到我们能从命运的挑衅和震惊中有所收获，不管它多么令人讨厌，我都不后悔这就是我的命运”。（189—190页）对于那些对该书很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我相信这听起来是非常熟悉的声音。
1956年是康拉德青年时代中记忆最丰富的一年，“在那一年，从未见过的勇敢代替了恐惧”。（199页）他甚至会扛着机关枪走在大街上，甚至有不止一个女人问他能否发发善心，干掉某个隐藏在公寓角落里的人。那时候街上堆满垃圾，墙上贴着用最强烈措辞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的宣传海报。关于移民，这是康拉德回忆录中的重要议题之一。50年代初期，移民在匈牙利成为一个现实话题，当康拉德的父母征询儿女们的意见时，他和姐姐都说不。他也理解父亲想移民的理由，因为他毕竟是“被剥夺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而且对国家主导的商业持悲观态度，怀疑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究竟还有什么意义。但是他有自己的看法：“所有我们爱的人，所有我们喜欢的东西都在这里”，而且我们已经学会了接受人生中的好事和坏事。（186—187页）1956年11月，匈牙利革命失败之后他面临的选择是离开还是留下。他拒绝离开，他相信事情不可能比以前更糟糕，他要了解这里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个未完的故事，我拒绝从中脱身”。（207页）是的，他的想法很正常、也很简单：人真正需要的是熟悉的楼梯、熟悉的咖啡馆、跟以前相同的事物；就算有很多人离开，仍然有很多人留下来；就算我的朋友和爱人离开，仍会有新的朋友和爱人出现；“我的书在这里，天空、俯瞰多瑙河的阳台与河对岸的布达区山丘也在这里”。他还想到，即便被关起来又能把他怎么样？（207页）甚至在后来遭遇到真实的监禁之后，当局同意他移民出国，但是他仍然说不，理由是“我是一名匈牙利作家”。当然他也支持很多朋友离去，不但因为他们留下来会遇到更多危险，而且因为他们更活跃、更有激情、更为重要。因此，“我给自己的建议是：只要不处于致命威胁中，就挺直腰板，继续前行……继续安静、踏实、不起眼、持续地工作。”（208页）在那以后，有20万匈牙利人离开了祖国，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康拉德的一半同学、大部分朋友和爱人。康拉德没有在1956年离开，不是没有机会，而是要坚持坐在桌前写作。他也清楚知道现实中的噩梦会随时降临，他已经学会与忧虑同在，同时不被忧虑所压倒。在这些日子里，阅读使他能够抵抗谎言与陈词滥调，使他继续相信真正的文学能够维系人类的进步。另外，他一边坚持他的文学写作，一边从事城市社会的调查与研究，同时也在情感与性生活中寻求慰藉。“此刻任何对生活的庆祝都看起来像一种自我妥协的媚俗，但爱仍起着抵抗生活之束缚的作用。身处众多的禁令中，偷尝禁果、打破规则的感觉特别好。”（233页）当然，对他的政治迫害也没有停息，1973年他被控告是政治嫌疑人，搜查房间、没收日记、解聘工作、限制在三年内不得出国。当时警察搜查房间的时候，有一段对话很逗，他问警察：“我怎么能用锁在档案橱柜里的日记来煽动任何人去憎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呢？”回答是：假如你有客人来，然后你进了厨房煮咖啡，他就能跳到档案橱柜前拿出日记并读了它。（236页）还有就是，警察说“你是个文化抵抗者”，虽然他并不这样认为，但他还是喜欢这样的说法。（242页）作品被禁止发表，让他享受到“一种不受拘束的、内在的、著作者的自由”，他通过加博尔·德姆斯基的地下出版社传播自己的作品，虽然不但没有稿费反而要自费印刷，他把这看作是一种回馈社会的公共服务。
最后回到这本回忆录的书名。所谓“客”，固然是他的犹太人和异见作家的身份隐喻，但重要的是“己乡”，也就是“家”的概念。当在战后回到家乡的时候，回想起被驱逐、被逃亡的往事，对于“家乡”的概念有了更深的反思：当你被驱离家园的时候看到你的乡亲邻里不仅接受这事实，而且更准确说是为此而高兴，那么你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有“家”的感觉，“某种东西被摧毁了，你跟这个地方的关系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亲密得天真无邪了”。他说的是家乡，也是祖国。（91页）康拉德在全书最后提出的问题是“何处是家？”，正是对“客居己乡”这个书名的回应。他的回答是：“他们不会杀死我的地方，我知道孩子们安全的地方，个体和文字受到高度推崇的地方，做我自己和想我所想能得到尊重的地方……”（276页）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是值得他每次旅行归来的时候低语“多美啊”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