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少年之死的读后感大全
《政治少年之死》是一本由(日) 大江健三郎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08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少年之死》精选点评：
●頗佳的選本，早期與後期作品並列，政治少年之死更是日本也看不到的作品。
●建议右粪们都来读读。
●只看完了前两篇，没有在六七十年代拍成电影实在可惜
●《十七岁》看得很过瘾，后篇《政治少年之死》不是太明白，或许是对日本政治历史的无知。借这本书是它的名字吸引了我，后来看到有句话是“《政治少年之死》，只有十七岁的年纪才配得上这么罗曼蒂克的名字。”
●并没有读完，因为读时会有心理性的厌恶。
●第一二篇不谈 第三亮点
●翻译的很渣，他在暧昧的日本。
●是因为这是早期作品么 还是翻译的问题 看着看着就不想看了。。。这是我看的第一本大江健三郎的书，结果看完以后对他失去了兴趣= =
●以前读过郑民钦先生翻译的大江作品，尚未疙里疙瘩、难以阅读到这般境地……
●政治与性。。政治的人与性的人。。
《政治少年之死》读后感(一)：左翼右翼之争
在孤独的自渎中度过17岁生日的少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加入右翼团体，他的原本的阴暗心理被洗脑后变得对社会充满敌意，甚至杀意。他坚信自卑感通过信奉，护卫“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可以得到拯救，然而这种传统的纯粹已经幻化……
说实话，作为一个出身在20世纪末期的人来说，初读以上的文字无疑是一头雾水，出于对健三郎先生的尊敬，以及日本文学作品赏析的需要，硬是“逼”着自己读完了《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
前三十五页就是一段对普通日本少年的描写：少年自慰；心灵独白；叛逆的心；暴力行径。说普通也不普通了，至少比起现在的十七岁少年来说，他有思想得多了，他对周围同学，对老师，对父母，对兄长姊妹的认识，真实得可怕。
好吧，说说后面的发展。
故事的展开就像蛋壳剥落：雏鸡孵化，裂缝渐起，变化得真的没有那么快，但是结果却是这么的触目惊心，不得不让我们深思，有时候我们嘴上所说的信仰，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不是跟盲目热衷也无差了呢？
说实话，少年其实从始至终完全信任的偶像就只有天皇，他加入皇道党是一个机缘巧合，他也觉察到逆木原国彦不过像使用工具一样指引他，所以他会跟着安西繁去弄所谓的“新党”，在农场的这一段，作为读者的我，心一直都吊着，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少年他居无定所，心无所依，虽然这一段的言语用词依旧很饱满，但是作者在这一段的语气里，似乎更多强调了一种英雄主义，“我”属于天皇。比起当时他在皇道党里，做的那些暴力团事情，在这里，似乎他的行为，思想都只属于他自己，所以，关于少年的故事好像戛然而止一般，这一切又是一个关于刺杀的故事。
刺杀是他自己个人意愿，而且没有对被刺者的深仇大恨，少年在监狱里的最后日子也显得那么从容不迫，似乎一切都是天皇的安排……
说到这里，想想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确异常顺利，如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也是他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也有这样一个契机，我会跟他一样吗？
我从来不觉得他是在堕落，整本书对于少年的描写都很积极，少年一直向往着光明，向往着万能的天皇（即使在文章刚开始他自慰的同时，他感到的是屈辱，不耻，是右翼改变了他，或许说是对天皇的信仰改变了他）
生活在无宗教信仰的中国的我们呢？
《政治少年之死》读后感(二)：另类解读:少年成长的励志故事（仅前两篇）
吸引青年人的东西是做某件事的热情——宛如燃烧的导火线，而非事情本身。——尼采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似乎被异化着的中二骚年（怎一个骚字了得），他没有存在感，被承认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走向成人阶段的青春期少年对承认的欲望又是特别强烈的），他的力比多得不到发泄，他无法把握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世界（社会）是这么一个不可知的神秘存在，未来是这么虚无，在巨大的不可抗力和可怕的不可知面前自己充满了无力感。
很多人带着轻蔑的笑嘲讽主角:“不过是一个阳痿的中二废宅可怜地被人利用罢了”，在他们看来，仿佛主角一直以来都是那个阳痿废青，即使在他完成壮举之后。
的确，在书里，那个主角一心想摆脱的废青的幽灵也一直飘荡在他心中从未被彻底驱离。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主角一直都是废青，更不能如上述评论者那样简直把“废青”当成了主角的本质，表现出一种神学式的谬误。
至于这种转变是好是坏，当然从不同角度会得出不同结论，而且，只有每个人自己知道什么对他/她最合适（Hayek），既然主角选择了这样的转变，并且自身感到了满足，那也无可厚非。
希望人们不要只是关注到外界对主角的影响，更多地意识到主角是个有自由意志的主体，这应该也是主角自己所希望的。
好吧，其实我并非真正的认可这种转变，也不认同其右翼意识形态（虽然前面用了壮举一词），我只是不满豆瓣里许多评论所透出的犬儒气息，无论如何，理想主义者是值得尊重的，至少我尊重他们多过尊重这些“务实的”、“社会大爹式”的犬儒，也因此我要把标题取得如此离奇骇人来刺激广大末人、犬儒。
这部作品令我深有感触，固然自己就是这么一位类似的废青（因此共鸣感极强），与“政治少年”也并非没有联系（my friend桂仁Tom大概就真的是了吧）。
作品似乎偏向心理主义，恰好是我所喜欢的（还隐隐约约看到了茨威格的影子），文体、修辞各方面都是没得说的，看完之后就知道诺奖实在是名副其实。
这部作品其实很值得探究，从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入手，从精神分析角度对主角进行剖析入手……要是有时间有能力，可以写出相关的许多篇论文出来。
《政治少年之死》读后感(三)：人间神龛下的少年之死
1960年，日本左翼社会党委员长浅昭稻次郎在东京日比谷公堂演讲时，被17岁的右翼分子山口二矢刺杀身亡。次年，大江健三郎以山口二矢为原型创作了《十七岁》及其姊妹篇《政治少年之死》。
小说的主人公“我”正值17岁，发育期的困扰与性的觉醒，使得他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产生了危机，他对环境的感受是存在主义式的：人在世界中的无助，个体的孤独与无力，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不可沟通。而令其感到最为恐惧的则是死亡，他业已认识到死亡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一个事件，不仅仅是其肉身的湮灭，更是一个精神事件，死后的“无有之处”使其感到恐惧。他选择了自戕作为抗衡恐惧的手段。然而，自戕作为一种社会禁忌，使得他又同时陷入了新的被窥视、被暴露的恐惧中，这种往复的悖论折磨着他的身体，他急需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来托管其孱弱的身体。在一次偶然中，他邂逅了右翼团体“皇道党”成员，他发现了右翼信条与暴力手段的威慑力，并企图以他人对其右翼身份的畏惧当作一种新的消除自身恐惧的方式。自此，一种强盗般的蛮力植入了他的躯体，在这种蛮力的召唤与驱使下，他将所有的迷乱、不安、恐惧皆归因于私心作祟，他立下了以“忠无私心”为准则，只为“天皇”而活，将捍卫“天皇”制度作为自己的使命。最终，他因刺杀某左翼党派委员长而被捕入狱，为了能够与天皇共在，他在狱中的一次自戕后上吊身亡。
“我”在十七岁时对身体的失望与自卑，不仅仅是青春期的焦虑，也是时代的失落感的产物。在1945年，日本裕仁天皇签署了《终战诏书》，宣布了战争的结束，次年，他又发表了《人间宣言》, 声称自己不过是个实实在在的凡人，否定了天皇作为“现代人世间的神”的神格地位。在神权国家走向世俗化之时，右翼所信奉的“祭政一致”的所谓“国家神道”，被逐渐从宪法中剥离，再加上战败的阴影与美军的占领，使得日本国民陷入一种无信仰的失落感与文化自卑中，不知所依。大江笔下的这个少年也将一己之躯视为“小树枝”，企图寻求到“经得住永恒风雪侵袭的大树”的庇护。而这棵大树何在？
日本学者子安宣邦在《国家与祭祀》中，指出了日本右翼分子曲解1945年8月15日的《终战诏书》，将其解读为“献身”的连续化，企图以“崇高的牺牲”，来唤回由“天皇”代表的“靖国的荣光”。“天皇”的形象被重构后又一次成为了一种庇佑众生的宗教。这种宗教为了得到巩固和强化，号召人们不惜为之“献身”。“我”在脑海中也时常浮现出“天皇”的影像，并以自我暗示的方式反复确认天皇的存在。即使是在因暗杀入狱后的审讯中，“我”也能与“天皇”保持对话，并向警官坦言，暗杀对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天皇”而杀人，如果说暗杀事件有共犯，那就是“天皇”。
一个真实的、发生时间并不久远的17岁少年死亡事件借由大江健三郎之笔转换为小说，单就题材和背景而言，是现实主义的，但大江用一具躯体的自戕，来象征了一个群体的构建与消亡，这毋宁说是一种以“变异了的现实主义（诺贝尔授奖词）”来表述的身体政治学。
刊于《时代周报》2010年12月 8日 出版 第1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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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少年之死》读后感(四)：无关政治，关乎少年。
政治少年之死，无关政治，关乎少年。
这是一篇与政治毫无关涉的小说，可以说。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没有哪一方的政见在叙事中得以表露。它们只是抽象的战斗中的两个单位，都仰赖暴力美学而存活。在这里，政治，只是让两个暴力团（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政治，在这里并没有特殊的地位。“我”其实对政治何尝有半点认识呢？从全学联的传声筒，最终成为暗杀者的人，“我”的身上没有半点政治的真理想与真见解。那同一个“我”，可以是愤怒的政治少年，也可以是忧郁的文学少年，可以是几乎任何……只要能逃离现实世界就好了啊。
是的，逃离现实世界。在这样一个生无可恋的灰暗的世界，让人引起巨大恐慌的世界，没有父兄的关怀、没有美好的学业与前途、虚弱的身体饱受同辈的嘲笑、甚至自己道听途说鹦鹉学舌而来的左翼理论（可能是少年曾经唯一为之骄傲的存在），也经不起头发长见识短的区区自卫队女护士的批判……在接触政治之前，自慰是少年避世消愁的唯一途径。只有当性高潮时，少年才能在绝顶的快感中忘记现实世界的冷漠、孤独与苦痛。而高潮退去，留在光裸的岸上的，只有反差愈发鲜明的现实的残酷。每次自慰，都不过是少年为了避世徒然而无力的挣扎。阳痿的意向，则鲜明地指向绝望——无法再从现实中逃离出来的绝望。
对死亡抱有极大畏惧的少年，像一只虚弱的幼兽，在冷酷的已知和黑暗的未知面前，颤抖，惊惧，绝望——直到他遇到了右翼政治。
但这并不是说，右翼政治的那一套理论对少年很有吸引力；相反，他于理论是不管不顾的。只是在新桥车站广场的集会上，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力量——自己的力量，如同微微发育的肌肉隆起般，悄然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第一次借助自慰以外的方式，从冷酷的现实世界逃离出来——而且是长时间地逃离出来。跨过这扇大门，他似乎已经把原先那个无情嘲弄他的世界关在了外面。
逃离，逃离，逃离——离那个已在身后的世界越远越好，然而，向什么方向逃离？从逆木原国彦到安西繁，最终到暗杀者；少年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天皇，而且是远离现实的，上升到抽象高度的“纯粹天皇”：不是切近的日本国和那些给他带来痛苦的日本国民（“那些数量庞大的死者（原子弹罹难者）不是谁也没有对我们活着的人说一句话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又算是什么！”），甚至也不是深居皇宫的天皇陛下，而是离任何一种实体都茫远的、从天皇中抽象出来的精神——忠诚、暴力、无我——对，无我，惟其如此，才能把那个弱小、孤独、痛苦、阳痿的“我”甩在身后，自己得以成为被天皇选中的右翼少年，躲避于右翼城堡和右翼神社里。然而，这都不过是为了他的逃离罢了——正如自慰和性高潮一样，并无根本的区别。面的天皇的照片，少年能感到“像自慰十次以后那样精疲力尽”；而少年获得的启示，也不过起到了放大快感和麻醉之功效罢了。（“如今我蔑视每一次小小的勃起和性高潮。我要按照启示，为了拼将全部性命的大勃起和性高潮，一直储藏着精液和性能量。”）少年的向往，越是抽象，不可捉摸，也就越是离现实茫远。大概正如那些在现实中感到失落彷徨的人们，转向幽玄深邃的精神世界一样吧。
少年的逃离不是没有折返。尽管朝着远离现实的方向逃窜，紧紧包裹着他的巨大的现实还是间或展示了能够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力量。少年也曾意识到，“仅仅是变成了右翼，实质上依然不过还是那个学习成绩糟糕的阳痿的高中生。”当他又一次回到自己的仓库，使劲自慰却无法勃起时，那种无法逃离的恐惧猛然袭上心头，压迫着他挥刀砍向所有这些黑暗。
成为暗杀者——但仅仅是暗杀者，也可能像他在广岛见到的那个一样，在暗杀之后紧张颓然，时时防止自己失去暗杀者的徽章——防止暗杀的快感退去后，又回到那个冷酷的世界。为此，少年期待着暗杀之后的死亡——那样一来，就能够永远停留在极致的快感的一瞬，而永远不必担心退回那个已经逃离出来的世界了吧。如果官方不判处死刑，那么就让昭和二十年那个切腹的十七岁勇士来指引自己罢。
警官在死去的少年身上，闻到了精液的气味。自杀，那是少年的最后一次自慰，是最后一次逃离这残酷的现实的努力——终于，他一劳永逸地达成了，徒留下身后那个冷酷的世界啊……
《政治少年之死》读后感(五)：大江健三郎对战后天皇制的质疑与挑战
大江健三郎对战后天皇制的质疑与挑战
张天潘（书评人）中国图书评论 2010.10.26
在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如此殿堂级作家大江健三郎，十几年后的今天居然还有首次变成中文的早期小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惊喜，同时还应该说是一种奇遇，反映了这部小说它顽强的生命力。而如此境遇的发生，只是源于《政治少年之死》它不是一篇孤立的小说。
说它不是孤立的，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其实它是有一个姊妹篇的，叫《十七岁》。1961年的一和二月大江健三郎在《文学界》分别发表了《十七岁》与十七岁第二部《政治少年之死》。第二层意思则是，它的诞生与本身，就像是一部社会纪录片，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关联，而不是一部抽离的社会背景的纯虚构小说。它们均是取材自 1960年10月12日，十七岁右翼少年山口二矢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事件，而这也为它增添了难以规避的敏感因子。
在《政治少年之死》发表后，日本右翼团体强势反弹，各种威胁与抗议爆发，致使《文学界》的总编辑不得不在同年三月号中刊登道歉启事：“（小说）虽纯属虚构，却对作为该作品蓝本的山口氏、防共挺身队、全亚洲反共青年联盟以及相关团体造成困扰，谨此诚挚致歉。”然后就是这部小说被束之高阁、乃至销声匿迹的命运，使得它在之后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集以及选集都未收录。
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人估计都忘记了那段历史了。因此，重读那时的小说，就好像有了一层难以消除的隔阂。所以看到上面这种如今看来有些耸人听闻的过程，更是是一个传奇或者是传说。那么现在小说中文版的面世，也让我们有了一次接触日本这个我们紧邻的一些不堪回首的历史的机会了。而且要理解小说的深刻价值，以及让这篇小说以及作者与刊发刊物承受如此境遇的原因，我们就必须还原到日本当时的社会背景。
当时小说素材的政治事件，正是日本战前战后“天皇”制度权威的瓦解与祛魅，以及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签订前后的时代复杂因素综合而成的。日本在战前战后产生价值观的巨大矛盾，因而分裂成为两极，对于这样的日本以及身处其中的个人，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纪念演讲中有精采的剖析。日本与他个人关系的缩影，正如他的演讲题目：“暧昧的日本中的我”。
正是在这种战后的特殊环境下，日本文学在主题上的存在着很多禁区，而这禁区也很容易成为雷区，首推的就是不可涉及到“天皇制”的探讨，因为它属于意识形态上的禁忌，所以也就成为日本战后文学的表现领域里不可逾越的“雷区”。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潮之下，大江健三郎以《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以及其后的若干作品，对这种现状提出了尖锐的让很多感觉刺耳、不合时宜的反思与异议，揭示了天皇制的实质及其对现代日本人的思想禁锢。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大江健三郎始终在以自己的作品强调了在战后的时代状况和生存状态之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主体性的重要，并昭示了允许天皇制存续的日本民主主义的脆弱和天皇制自身所蕴含的深层的暴力因素。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大江健三郎对战后文学空白领域的大胆挑战，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开始以文学触及意识形态的大胆尝试。这充分体现了一个作家意欲唤起民众对现行体制的怀疑和否定的责任感和意欲摆脱一切禁忌、寻求创作自由的理念。大江健三郎将同时代的历史作为与自己的作品共生共存的事物来看待，并以自己崭新、独特的文学方式加以表现。
而这则最好地体现出了一个清醒的作家对于社会的感知力与批判性。这种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思，也体现了一个人的勇气与存在价值。在《政治少年之死》等很有冲击力的作品诞生之后，他受到了诸多的胁迫，但是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理念，并且还随着外界的各种胁迫，而不断的固化自己的信念，在他随后的人生创作历程中，他的文学创作主题，依然是一贯围绕着战败后美军占领期间个人所蒙受的心灵创伤所展开，还在积极捍卫与重建战后新体制的价值，对反战与护宪不遗余力，同时也没有选择在书斋里进行笔尖下的暴动，而是选择了实践介入，参与到社会行动中，成为《宪法》保护团体“九条会”的发起人以及成员之一。
这就很容易让我们进行一些联想与对比，因为当下的中国社会，同样也是一个社会巨变与转型的时代，有着各种禁忌与禁区，其实这些都不可怕和可悲。更为可悲的是，反观当下的中国，很多作家在主动或被动地丧失了基本的社会感知力后，文字的刀锋已然钝化，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各种纯文学写作的叫法也开始喧嚣不止。
当然，我们也明白，这或许也仅仅是文学一种躲避粉饰的巧妙办法，但是这种的躲避，就是一把双刃剑，同时也丧失了基本的社会批判功能，让文学渐渐开始不接地气，消解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消遣，成就当下这种“文学之死”。而这个时候，这部《政治少年之死》，我们看到同样处于一个社会剧烈转型期的作品所带给我们如此丰富的价值思考之后，不得不感叹，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从来都不是纯的，而且它也不应该是纯的。这或许是我们看过这本像石缝里顽强生长出来的小说之后，穿透到文本背后，能够得到的更大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