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档案》读后感摘抄
《哈尔滨档案》是一本由[澳]玛拉•穆斯塔芬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35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尔滨档案》精选点评：
●哈尔滨人这一学术概念，其实有很多版本，此书特制从哈尔滨回到苏联的原白俄！还有一个概念，是由犹太人提出来的。作为在一百年间实现人口由3000——1000万质变的近代国际化移民城市，在哈尔滨多元移民文化的形成中，到底谁才是主流文化？谁才算真正的哈尔滨人?这是很值得思考的。——曾经生活在哈尔滨的各国侨民身上的“哈尔滨情节”背后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密码？
●看锵锵讲卡廷惨案，想到去哈尔滨前看的这本书。不禁对集权毛骨悚然~
●什麽時候，我們有勇氣正視自己國家的那段黑暗史。
●很感动
●写在四张半纸上的五条人命，就那么轻飘飘被发落，又轻飘飘的被平反了。
●看看人有多疯狂，多凶残
●也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吧，对作者自己来讲算是完成一部家族史写作，对世界来说哈尔滨的俄罗斯犹太人，影响其命运的因素因为过于复杂而无法提供任何相关的阅读参照。上海、哈尔滨两个远东犹太人定居地一个一直停滞不前一个蓬勃发展，实际上是世界工业产业的变革选择了上海，东北继续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路径依赖下去，
●面对沉重的历史，我们不能只是低下头沉思，还要抬起头学会面对。这本书让我的心有种被刺痛的感觉，不是为哈尔滨，这本书与哈尔滨的历史并无多少关系，而是为在哈尔滨的俄罗斯家族，而且是一个俄罗斯籍的犹太家族，他们血淋淋的遭遇不仅向我们倾诉斯大林时代的罪恶，还向世人昭示：种族歧视，这个在欧洲绵延几千年的古老话题，如今是何等让人不堪回首。。。今天，当我们在哈尔滨街头遇到人流如织的俄罗斯游客，可曾想过他们是在寻找家族旧时的遗迹，重温那一场支离破碎的酣梦。
●很多即将被遗忘的历史
●鲜活的历史
《哈尔滨档案》读后感(一)：曾经的天堂，曾经的地狱
小时候在哈尔滨，有一件事情非常困惑，就是不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从何而来。
上学时很爱看历史书，对中国古代的历史非常着迷。但所有的历史书中，绝对没有关于哈尔滨的事件，甚至近代史中也没有。
那时哈尔滨还有不少俄罗斯人，小学时烧锅炉的就是一个俄罗斯女人，他的混血儿子整天在学校乱跑。去市中心逛商场，也常常看到带着三角头巾的俄罗斯女人。人们称他们为老毛子。
这样的迷惑一直到我离开哈尔滨也没有解开。后来哈尔滨开始发展俄罗斯风情旅游，才慢慢揭开那段被官方有意回避的历史。
原来哈尔滨有着极不平凡的过去。上个世纪20年代，这里曾经是一块飞地一样的乐土，曾经有12万俄罗斯人在这里生活，还有犹太人、波兰人、日本人，朝鲜人，整个城市完全就像一个俄罗斯城市，当时是远东最为繁华的城市，高档商场、酒楼林立。
但这个繁华乐土，后来成了国际国内政治势力的角斗场，沙皇、张作霖、苏维埃、日本等势力，在此互相倾轧，在这里的俄罗斯人惨遭蹂躏，后来被迫返回苏联，又成为大清洗的对象，最后只有极少数得以幸存。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家里四代生活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作者出生在哈尔滨，后来全家幸运移民澳大利亚。成为家族唯一脱离灾难的一支。作者深入俄罗斯和哈尔滨实地考证，完整再现了那段命运多舛的岁月。
哈尔滨的过去，无论辉煌还是衰败，主角都是外国人。对于中国人来说，虽然不能说都是耻辱，但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难怪官方历史书上不着点墨了。
《哈尔滨档案》读后感(二)：《哈尔滨档案》：在这哀痛面前高山会低头
《哈尔滨档案》：在这哀痛面前高山会低头
在这哀痛面前高山会低头，
滔滔的江水也会静止不流，
但重重牢门依然紧紧地关闭，
门后是“苦役犯阴暗的炕头”，
还有那致人死命的哀愁。
和风究竟为谁轻轻吹拂，
夕阳究竟给谁舒开眉头，
……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澳大利亚的俄裔公民玛拉•穆斯塔芬所写的《哈尔滨档案》一书，不仅仅是一部对自己家族的寻根史，也是以个体经验展现出一个特定时代下的特定群体曾有过的生存状态，他们是白俄，背井离乡，彷徨无地，但白色红色是一种肉身之外的政治符号。
“我”的曾外祖母在大清洗中被捕，流放哈萨克斯坦；一起被捕的曾外祖父和姨姥姥则被枪决，大舅老爷饥寒交迫殁在古拉格群岛的北极圈附近……一段段沉重的往事随着记忆闸门的开启逐渐浮出历史的混沌水面，往事不要再提，悲痛不得不提。
俄罗斯1917年的大变局使得骨肉相残，也使得许多人跑向毗邻家园的异国城市——哈尔滨，这里，地域和气候上的相似性多少给类逃难中的人们一丝卑微的亲和力；这里，杂糅了众人等待的心态，也许正应了香港电影《孤军》里的一段台词，河边的洗衣家眷说，将来反攻，我们能比岛上的人更快回去。悲涩的乐观无法使哈尔滨成为诺亚方舟，同样的，金三角的孤军也沦落为一支无依无靠的游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投注此处，未免显得奢侈，一座城市的沦陷成就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在咿咿呀呀的胡琴声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里，要容下一对平凡的夫妻，要容下一个普通的家庭，只化为一江春水向东流。神赐福给人类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可是诺言在世俗的政治极权面前一度遥遥无期，只有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的教诲屡试不爽，多少人汗流满面，可是不得糊口甚至不得自由，他们的光影飘过寂静的古拉格群岛，飘过阴森的刑场，飘过俄罗斯的暗夜和大雪。
一家人被逮捕的理由是“日本间谍”，只因为在祖国之外的哈尔滨生活过，就像我外婆的父亲去了台湾，所以这是你的政治立场原罪加身血统和过往，你无法摆脱，所以我那年轻的外婆被革命小将们按上了老虎凳，外婆大难不死，日后戏剧般成为了身份显赫的统战对象。
在内务部签发的行动文件里，原来早早给“哈尔滨人”定下了基调，这个概念指所有中东铁路的雇员和从满洲归国的人，所有的“哈尔滨人”都是逮捕对象，都是人民公敌，罪不可赦。悲剧从这一刻开始，但悲剧不是在这一刻奠定的。
在江艺平为《南方周末》曾写下的新年献词里，有那么几句传颂甚广的时代名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在这场穿越时空的寻求真相历程中，我看到那恒久的力量来自信、望、爱，在这哀痛面前高山会低头，重重的牢门也会打开，阿赫玛托娃没有看到铁幕消散的一日，但索尔仁尼琴看到了，布罗茨基看到了。在重寻真相的征途中，有更多人加入出埃及的队列，他们跋涉在昔日帝国已然腐烂的蔓藤间。
成稿于08-12-18
《哈尔滨档案》读后感(三)："我很想一一说出每一个人的名字"
有一个人，搞到一把枪，碰到一个读者，问他知不知道政府与祖国的区别。这个读者经常上牛博网，回答说知道啊。这人一枪干掉他，吹了吹冒烟的枪口说：“你丫知道太多了！”
这是专栏作家连岳博客上的一则笑话。只是笑话而已。不过，对于歹徒、独裁者、极权主义社会而言，“你丫知道太多了”，倒从来就是囚人禁言、杀人灭口的最佳理由。
在苏联，斯大林主义统治着的时代，即便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秘密警察头子雅果达、叶若夫、贝利亚之流，也最终因为“知道得太多”而被干掉了。斯大林女儿的姨妈和舅妈这两位年老寡妇都因为“知道得太多也说得太多”而被捕。（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
至于普通的苏联人，恐惧就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澳大利亚作家玛拉·穆斯塔芬的舅姥姥加里娅半个世纪后回忆那个时代的情形说：“人们是那么害怕，都觉得知道得越少越安全。对于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双方都是如此。”玛拉的舅姥爷亚沙在1937年12月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但与亚沙生活了半辈子的加里娅居然对此一无所知。等到1996年玛拉告之这一消息时，她感到十分震惊，显然是亚沙不愿把她牵连进去，而且也明白了那些年他们频繁搬家的原因。
2000年5月，玛拉来到舅姥爷亚沙曾经居住过的大楼前，同前克格勃少校萨沙闲聊，提到这座大楼里的人们在1937年遭受的清洗，不是被杀，就是经受严刑拷打后死于劳改营，萨沙严厉地回答她：“你知道的太多了，我得杀了你！”玛拉在苏联解体后数次来俄，已经熟悉俄国经历的巨大转折，自然懂得这是萨沙的玩笑话。
比较这种转折，最直观的印象也许就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变化。1992年，玛拉踏上寻访亲人被害真相之旅，来到莫斯科。她的朋友奥尔加的丈夫布雷德里跟她说，可以去找卢卞卡的联邦安全局接洽。玛拉很吃惊，因为她知道，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苏联臭名昭著的国家安全机关就隐蔽在这里，从契卡、内务部到克格勃（或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机构的秘密警察肆意监视、抓捕、迫害公民，令人闻风丧胆，谁敢去那个地方啊？玛拉的阿勃拉姆舅姥爷为了躲避日本人离开中国回到苏联，却被指控为日本间谍而被枪毙。面对玛拉的吃惊，廖瓦舅姥爷叹息一声：“不要指望那个政府讲道理。那是个强盗政府，恐怖的时代。”
奥尔加告诉玛拉，早在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为配合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与开放”政策，克格勃新闻办公室开张，一位身穿防弹背心的漂亮女郎被宣布为“克格勃小姐”，试图改善克格勃的形象。当年8月30日，在克格勃大楼对面的小公园，奥尔加目睹了“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纪念碑所用的巨石来自遥远的索罗沃基——苏俄第一个劳改营就建在那里。碑文很简单：
纪念极权主义统治下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
1991年，苏共垮台之后，欢呼的人群第一个攻击的目标就是卢卞卡广场上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奠基人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人们从美国大使馆建筑工地借来一台起重机，推倒了塑像，标志着苏联时代的终结。
玛拉去了联邦安全局。出乎玛拉的意料，接待人员弗拉基米尔倒是彬彬有礼，甚至还会对她眨眨那双迷人的蓝眼睛，并对着打来咨询的电话说：
现在没有人搞镇压了，太太。请把你的要求寄到我刚才提供的地址，你的问题将会得到妥善处理。
当布雷德里陪同玛拉从联邦安全局出来经过广场时，他指着捷尔任斯基塑像的底座给玛拉看：
捷尔任斯基被移走后，人们天天来敲击底座的砖石、瓦片。他们也许想，如果德国人可以把柏林墙上的砖石卖掉的话，捷尔任斯基雕像底座的瓦片为什么就不能也卖个好价钱呢？
时代确实变了。2000年5月，玛拉携父母重返俄罗斯。在哈尔滨上飞机时，母亲显得十分紧张。玛拉问她：“你不怕坐飞机，是吧？”母亲回答：“不怕，只是担心着陆——在俄罗斯。”玛拉理解母亲的话，因为“俄罗斯曾经是朋友和亲人们的目的地。后来，他们要么死在那里，要么在那里失踪”。还好，到了哈巴罗夫斯克，他们没有被当成“卖国贼”和“间谍”，而是受到欢迎。在餐馆用餐时，玛拉看出母亲对俄罗斯的疑惧已经消除了。
玛拉一行来到宾馆，还能看见大厅服务台旁边坐着两位“安全人员”。不过，后来她知道，与斯大林时代不同的是，“安全人员”现在密切关注的是黑手党式的秘密犯罪团伙，而不是外国游客。看来，在权力这头怪兽被关进笼子里后，它可怕的爪牙缩回去了，不再随时扑向一切人。
在哈巴罗夫斯克帮助玛拉寻找历史的前克格勃少校萨沙，在联邦安全局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领导对数以千计的大清洗受害者案件的重审和昭雪工作。萨沙是当地大清洗受害者纪念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出版记载当地受害者生平的《回忆录》的推动力量，还首倡在哈巴罗夫斯克公墓旁边建立起一堵纪念墙。墙上挂满了刻着受害者姓名、生卒年月的牌匾，在墙基的花岗石石板上，醒目地刻着诗句，来自阿赫马托娃的《挽歌》：
我很想一一说出每一个人的名字，
但他们把名单夺走了，
而且无处可寻。
玛拉被萨沙深深感动了，她觉得萨沙致力于揭露大清洗的真相，“绝不仅仅因为他是在执行一项任务，而是发自内心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