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选集读后感精选

　　《杜甫选集》是一本由邓魁英 聂石樵 选注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杜甫选集》精选点评：

　　●经典著作，

　　●2017年夏购于成都杜甫草堂，断断续续地读了一年多，总算读完了。

　　●2017

　　●生命中最后五年产量最高。这部分诗艺方面感觉更加无懈可击，一字不可易。然衰飒之气扑面而来，不复「树立甚宏达」「叹息肠内热」热血涌动矣。

　　●秋兴八首在技术上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如同大部分律诗一样，特定主题的作品，除了对从业人员，很难说能引起一般的当代兴趣。

　　●等我明年去成都看你

　　●不是我的菜，不懂ing

　　●比萧本好点

　　●赞

　　●前言写的不好。

　　《杜甫选集》读后感(一)：妄言杜诗

　　对于杜诗，前贤之述，可谓备矣。然则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读诗所感，得无异乎？故妄言一二。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乃“老杜一篇心迹论”，仇兆鳌谓该诗“悲愤激切，而语皆雅饬，更无疵句可议矣”。其中“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数句，《杜臆》言“叙父子夫妇之情，极其悲惨。”乍一读不知悲惨何在？平铺直叙，毫无波澜。玩味多次，方知其悲惨在“里巷亦呜咽”五字。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邻居呜咽，如哭其子，乃非常情，可知诗人悲哀感人至深。极其悲惨，诚非虚言。

　　“人非西喻蜀，兴在北坑赵”，前句用司马相如事而加一“非”字，后句典出白起而着一“兴”字，诗人之意，不言自明。朱鹤龄云：“臧玠之徒，非可檄论，必尽坑之乃快尔”，应是不刊之论。然以今人视角观止，诗人之言，得无太过乎？但时代所限，加之诗人饱受战乱流离之苦，出此愤激语，亦在情理之中。

　　另，该书《堂成》颈联“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而在《杜诗详注》中“飞鸟”作“飞乌”。不知该书何据？抑或是校对问题？

　　《杜甫选集》读后感(二)：读杜甫诗

●下午读《杜甫选集》，极震撼，极心动，少陵年少之铿锵骨力又不同于建安诸子，少陵浑，字刚，建安悲，字劲。此亦可从苏李——建安——阮籍——初唐——少陵一脉观之。 少陵渐老，世事悲沉而笔力愈浑，遂隐刚以成雄。雄者，骨力自沉其中。 太白以心力所至，豪笔亦至，字出奇，想落天外；少陵以才力所至，驾轻就熟，运笔造字浑然从心。

●至梦李白二首，读“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直欲落泪，几下沉吟，痛怀难消，少陵之沉郁如此！沉郁者，深情之至也！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结发为夫妻，席不暖君床”“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真真是谁人忍读！不读又更有所失。 ●少陵中年时，历安史之乱，国家残破，民生潦落，诗中愤讽忧国之情力透纸背，流离颠沛，微躯困顿，忧民伤怀、思念之情深入骨髓。 年岁既去，白发生，体多病，遂变浩荡淋漓之情为广远含蓄之意，至此而雄浑再进一格，乃为《秋兴八首》。

　　“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灯前细雨檐花落”

　　“水花晚色净”

　　“红稠屋角花，碧秀墙隅草”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细泉兼轻冰”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裛红蕖冉冉香”

　　“清江一曲抱村流”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江边一树垂垂发”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春来花鸟莫深愁”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

　　“轻薄桃花逐水流”

　　“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

　　“春草满空堂”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清秋燕子故飞飞”

　　“佳人拾翠春相问”

　　“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

　　“细雨荷锄立”

　　“春岸桃花水”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

　　尤为善用叠字。

　　《杜甫选集》读后感(三)：“绮艳、清新与老成” ——论杜甫对六朝诗人庾信诗歌的扬弃

　　“绮艳、清新与老成”

　　——论杜甫对六朝诗人庾信诗歌的扬弃

　　杜甫是中国诗歌成就最高的人，在诗歌的全盛时期唐朝，他与李白齐名，并称“李杜”。他开创了“沉郁顿挫”诗风，是律诗成就最高的人，除了忧国忧民之外，他的诗歌汇集了多种多样的风格，有清新、俊逸、明快等等，可以说杜甫是诗歌的集大成者。秦观曾经评价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秦观《韩愈论》）。关于杜甫集大成的论断后代学者大多认同。而杜甫集大成的原因在于他对前人诗歌的用心学习，他自己也曾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不仅学习先秦汉魏的诗歌风骨，也向六朝诗人学习诗歌技艺。在六朝诗人中，庾信对杜甫的影响最为深远，杜甫正确认识了庾信诗歌的价值，称赞其为“清新庾开府”，并向庾信学习，但杜甫的成就远远超过庾信。本文主要探讨庾信对杜甫的影响、以及杜甫对庾信的继承与超越。

　　诗史与诗圣

　　杜甫，字子美，自称“杜陵野老”，所处时代为盛唐到中唐的时期，经历了开元盛事和安史之乱。由于目睹了时代的巨大变迁，杜甫的诗记录了时代的兴衰，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他被人称作“诗史”。同时，他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使杜甫的思想境界高于一般诗人。杜甫志在天下，有着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政治上，他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在文学上，他力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不仅如此，他有着一颗忧国忧民的仁爱之心，对家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诗圣”的称号给杜甫当之无愧。

　　杜甫的文学成就并不像李白那样来自“天才”，他从不讳言自己在诗歌创作上做出的努力。意象方面，他“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歌结构方面，追求完美，“毫发无遗恨，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诗律方面，他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六朝诗人追求严谨格律的传统，在所创作的诗歌中达到“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的效果；关于诗歌的境界，他崇尚“凌云健笔意纵横” （《戏为六绝句》其一）。杜甫最后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沉郁顿挫”。杜甫思想平正笃实，并不排斥异端，他对汉魏晋和六朝诗人的诗歌能够客观公正地对待，兼收并蓄，转益多师。在诗歌上的苦心钻研，使他融汇了前代诗歌的精华，是诗歌的集大成者。

　　在魏晋南北朝中，对杜甫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六朝时期的庾信。后世有“杜诗本庾子山”[ 郭绍庾主编，富寿苏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5页]的说法，又有“庾开府是少陵前模”[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1页。]的论断。这些评价说明了庾信对杜甫影响之深。

　　词赋罪人

　　庾信，字子山，他的创作经历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身处梁朝高位的时期，这个时期他的诗歌题材比较狭窄，不脱宫体诗的范畴，充满绮艳之风。第二个时期是他出史西魏，被强制留在北方的时期。虽然这时候他的诗歌仍有应酬之作，但他诗歌题材已经扩大，有了十分显著的“乡关之思”，感怀身世，诗风苍劲悲凉，跳出了宫体诗轻艳流荡的局限，更多对个人与国家、生命和宇宙的感慨和思考。

　　虽然庾信在六朝时期备受推崇，但在隋朝或初唐庾信却被扣上宫体诗人的帽子，大加批判，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如是评价庾信：

　　“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杨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废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称庾信是“词罪赋人”，可以理解为隋唐变革齐梁绮丽诗风的需要，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客观全面地评价庾信，他们没有注意庾信后期咏怀诗的价值，实际上却受到庾信咏怀诗的影响。能够真正理解和欣赏庾信后期诗作的人是杜甫。

　　杜甫对庾信的正确认识与时代分不开，杜甫所处的时代宫体诗风已逐渐褪去，此时可以不再以否定的形式来看待庾信的诗文，而注意到他后期诗文的重要价值。此外，杜甫本人的生活经历与庾信相似，因此能够更好地和庾信产生共鸣。庾信经历侯景之乱，虽然仍位居高职，但实际上是一个为朝廷显贵作诗的傀儡，对故国的思念之情无不在他的咏怀诗中体现出来。杜甫经历安史之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同样目睹了国家的丧乱，此时他更能理解庾信的“哀”。他在《上兜率寺》中写到“庾信哀虽久，何颙好不忘”，此外还有“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论述。

　　绮艳、清新与老成

　　杜甫和庾信同样是集大成的诗人，庾信可以说是“六朝文学最后一个大作家”[ 鲁同群：《庾信论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在空间上，他以特殊的经历从南到北，融合了南北的文化；在时间上，他融合了魏晋文化和六朝文化，带着魏晋的风骨和六朝的声色。

　　庾信为梁朝臣子之时，其诗赋已享誉全国，有着极高的地位。这时他的时多是唱和应酬之作，后世流传的诗作不多。有《奉和泛江》、《奉和山池》、《舞媚娘》等，赋有《春赋》、《对烛赋》、《荡子赋》三篇。《春赋》中“出华丽之金屋，下飞燕之兰宫。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影池来里，花落山中。”“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等语句，充分展示了庾信早期诗歌绮艳的特点。

　　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写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杜甫以庾信的清新和鲍照的俊逸来称赞李白的诗歌。“清新”也成了后世用来评价庾信的重要词语。什么样的诗歌能够称得上是清新呢？南朝诗论的“清新”指的是诗歌的省净、自然、清拔之气，更在于写景状物时的自然流丽。庾信即使是绮艳的宫廷诗中也不乏清新之句。如“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奉和山池》），“湿花随水泛，空巢逐树流（《奉和泛江》）。虽然晚期的庾信诗歌跳出了宫体诗风的局限，融合了北朝文化中那种开阔、豪迈、苍劲和悲凉的特点，但他仍然继承了在南朝流传下来的清新之风。清新与绮艳的不同在于，绮艳的侧重点是对诗歌内容轻浮奢靡的评判，而清新是对诗歌形式艺术的肯定。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道：“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这句诗涉及到唐代诗人对六朝文学的批判和接受的问题，今人指的是庾信和初唐四杰等作家，而古人指的是先秦汉魏时期的作家。初唐诗歌，为了摆脱齐梁留下的浮艳之风，采取了厚古薄今的做法。他们一方面主张复兴先秦汉魏的古风，另一方面对于六朝诗人重形式而轻内容的诗歌创作进行否定。但杜甫认为，所谓今人的诗歌仍有可取的地方。可取之处便在于对诗歌语言艺术的锤炼。杜甫认为，诗歌本身是语言的艺术，应在推崇古人风骨的同时，兼收今人诗歌技艺上的成就。庾信诗歌尤其讲究对仗、炼字和用典，可以说，这三个方面是杜诗艺术上成就的渊源，黄庭坚曾评价：“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尔。”（《后山诗话》）[ 张忠纲 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01页]

　　再说到杜甫对庾信的另一个评价，“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关于“老更成”，一种说法是庾信文章到了晚年风格更加成熟；另一种说法是庾信晚年的文章成就更高。庾信后期的代表作

　　庾信的晚年和杜甫的晚年是契合的，他们有着相似的的生活经历，杜甫在国家动乱中更加更够理解庾信晚期的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杜甫早年的诗歌洋溢着着一些盛唐时期的轻狂和浪漫，在《望岳》中，他用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达出自己攀登山顶的雄心与气魄。而杜甫最为困顿的漂泊西南的时期，正好是他创作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他创作出了“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闻军官收河南河北》等许多优秀的诗篇。“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些荡人耳目、震撼人心的诗句，和庾信后期诗歌有相似之处，又超越了庾信。

　　集大成的超越

　　“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流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子美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之美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淮海秦少游《进论》）[张忠纲 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99页]

　　虽说杜甫受庾信影响很大，但杜甫并不仅仅局限与模仿庾信，他还向各家诗人学习，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同为“集大成”的诗人，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以及创作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了庾信，开创出自己“千汇万状、茹古涵今”的诗歌格局。

　　后记

　　或许现代人再谈到杜甫，除了小学中学时期背诵的一些诗歌之外，只有网络上那次轰轰烈烈的涂鸦风潮了。许多人在这次涂鸦浪潮中发泄了自己对传统教育的不满，然而他们并不会去关注杜甫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贡献，更不会去关注杜甫的思想人格在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猥琐艺术的时代，杜甫式的严肃和忧愁会令人嘲笑，而娱乐和戏谑才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主流。可以说，研究杜甫是个很难的任务，对杜甫以及杜诗的研究，前人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我迎难而上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杜甫是经典，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越过的经典，不论我的研究成果如何，他的人和他的诗，都会对我的生命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杜甫。

　　参考书目

　　【1】《杜诗详注》，[清]仇兆鳌 注，中华书局，1979年

　　【2】《杜甫选集》，邓魁英、聂石樵 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3】《杜甫诗话六种校注》，张忠纲 编注，齐鲁书社，2002年版

　　【4】《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吴怀东 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杜甫评传》，莫砺锋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庾信论传》，鲁同群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庾子山集注》，[清]倪璠 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8】《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

　　《杜甫选集》读后感(四)：杜甫与巴蜀：见证盛世梦碎的痛苦灵魂

　　杜甫与巴蜀：见证盛世梦碎的痛苦灵魂

　　和运超

　　杜甫，中华文化里一座耀眼的丰碑，诗歌造诣和艺术思想都光芒万丈，但杜甫不像李白，他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多少认同。甚至整个唐朝，除了元稹、韩愈、张籍等数人，赞许过杜甫诗歌的人也不算多。杜甫真的属于那个光环笼罩的唐朝吗？唐诗的荣耀在今天已经被扭曲或误解成田园山水的旅行日记，古诗的灵魂已经被当代人拆解的粉碎。

　　尽管游历四方是唐朝的风气，依靠比较完善的驿站驿馆制度，当时文人游历或出塞都是潮流。杜甫除了年轻时有过一段时间游历外，真正属于他的关键词是飘零甚至流浪！从唐朝盛世的迷恋到安史乱世的失望，残酷的社会给诗人服下一剂强迫清醒的猛药，无奈的现实教会杜甫如何做一个伟大的诗人。

　　从关中经历丧乱到寄居巴蜀苟且偷安——辗转流离十多年，杜甫从成都到梓州、阆州再到夔州，这七八年时间留下600多首诗，几乎接近他全部总量的一半（杜诗总共流传有1400多首）。杜甫的不幸换来中国古典诗歌最壮丽的丰碑，巨大的反差确实让人感到五味杂陈，正所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在关中：仕宦的绝望

　　在唐朝，从名相杜如晦开始，京兆杜氏家族达官显宦辈出。杜甫一家很早就迁居襄阳，以西晋名臣杜预为祖宗，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就自认是襄阳人。但杜审言其实是杜依艺在河南巩县做县令时所生，若论出生地，杜甫也要算巩县人。不过唐朝一般都尊崇祖籍郡望，所以一般还是算襄阳人。

　　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被称为“文章四友”，李峤、苏味道两人是宰相，崔融是皇帝近臣，中宗李显当太子时侍读，武则天和中宗有许多诏命都是他所写。而杜审言却官位很普通，最后是修文馆直学士，因为长年位居下层，在武则天后期为了出头而巴结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其实张易之也写诗，水准也还可以，《全唐诗》收录有几首），遭中宗流放峰州（今属于越南）。杜审言在“四友”中往往认为成就最高，他的诗有壮志难酬的郁结之气，显然后来被杜甫所继承。

　　杜甫年轻时曾游历，包括结识李白、高适一起游山玩水，当时创作应该不少，但他满意或者留下的比较少。杜甫显然并非天生就是“诗圣”的料，在那个“开元全盛”高手如云的黄金时代，他基本处于高手的下游。何况，杜甫前半生要算是“官迷”，背负京兆杜氏的家族荣耀，他自小聪慧，很有天赋，深受功名思想影响，渴望“致君尧舜上”，性格也一度桀骜，渴望到处交友互相攀援，然后顺利出仕，这是一种沉浸于六朝门阀习俗的方式，在唐朝依然大量存在。哪怕杜甫的出身并不差，可盛唐时代号称人才济济啊，孟浩然这类才子也多年隐居无人问津，“英俊沉下僚”一直是常态，一切都没有那么顺利。杜甫等到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参加考试，结果落第。继续到处游历，到天宝三载（744）在洛阳同诗坛明星李白相遇。

　　无须忌讳，李白才华非凡，但也是积极经营名声的典型，他是通过道士吴筠疏通皇帝的妹妹金仙公主、玉真公主，才把名声传到唐玄宗那里，李白的朋友圈多数都是道教信徒，终于被皇帝欣赏。可当真亲近了皇帝，不过把他当“道友”来礼敬，丝毫没有启用的意思。因为开元后期的唐玄宗已经疏于政务，痴迷修道，否则李白可能也没有机会真正接近皇帝。

　　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前后把持朝政十几年，李白从长安灰心失意地离开了。据说李林甫的女儿李腾空十分崇拜李白，两人关系暧昧。李白的诗中是一副铮铮傲骨，众所周知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名句，但李白对权贵的态度很难轻易说清。李白的第一个妻子是孟浩然介绍的许氏，为高宗宰相许圉师的孙女，许圉师当年为人并不算多差，但时常以宽厚的名义袒护一些违法的事迹。李白和许氏生了儿子伯禽，据说算是倒插门，许氏开元后期病故。后来的妻子宗氏则是武后时宰相宗楚客的孙女，而宗楚客的为人和名声就不算好。李白又与李林甫的女儿李腾空关系复杂，所以，李白对权贵的态度很难轻易下结论，许多唐朝文人都为功名积极奔走，后人无须替古人遮遮掩掩。

　　杜甫在不得志的情况下，受到李白影响打算修道。直到天宝七载（748），杜甫才结束“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响应唐玄宗的求贤。但李林甫根本不打算推举人才，居然对皇帝说“野无遗贤”。杜甫仍然不死心，过几年进献《大礼赋》希望得到赏识，可唐玄宗不是汉武帝，杜甫也不是司马相如。论写诗，杜甫几乎在整个封建时代都公认是第一流，说他和李白是古典诗歌代言人，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反对。但写文章，杜甫并不擅长，他不如李白，更不如后来继承他名号的“小杜”——杜牧。

　　杜甫的转变，在天宝中开始，李林甫专权、杨氏家族专宠，唐玄宗的昏庸越来越严重，杜甫敏感的艺术细胞忠实的记录了时代的不幸。古诗伟大的成就正是来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但今天推崇的古诗基本是吟风弄月的雕虫小技，敢于撕开唐朝繁荣面纱的诗人从来不少，杜甫却无疑是划时代的一个！

　　《丽人行》《兵车行》《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诗歌，已经没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也没有称颂“饮中八仙”的艳羡，年过四旬的杜甫开始“赋到沧桑句便工”，时代将这个一心想要做官求发达的儒家子弟磨砺成一面“风月宝鉴”，照出“繁荣盛世”之下的破败真相。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他敢于写杨家姐妹和杨国忠的嚣张，这只是小试手笔，《兵车行》记述真实见闻，“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犹如镜头画面一样呈现帝都长安城外的一幅哀鸿遍野的乱象，这哪里是什么繁华的国际大都会？杜甫出城询问路人，才知道这是朝廷“征兵”，强拉民夫入伍，“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什么样的作品才叫一首诗？情感往往被认为是第一位，但伟大的诗歌情感一定具有穿透时空的价值。杜甫所处的时代丧钟已经敲响，他不像王维隐居山间别墅，靠着躲避现实沉迷佛学隐藏情感，杜甫的情感一直是那么饱满！“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样的诗句简直是对号称圣君在位时代的强烈控诉！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既有激烈的批判，更有血淋淋的现实描绘，这背后正是一个异常勇敢而悲天悯人的伟大灵魂。

　　安史之乱爆发，盛世唐朝没有悬念的天翻地覆了，杜甫开始下半生的飘荡！《羌村》《悲陈陶》《北征》《瘦马行》《三吏》《三别》《洗兵行》《哀江头》《春望》，天宝后期到安史之乱间一系列的大作，注定会使杜甫载入煌煌史册！

　　杜甫陷入被乱军占领的长安，但他的地位很低，没有像王维那样被强迫拉出来接受官职，但杜甫亲眼目睹长安的悲剧，然后一心要去投靠在灵武继位的肃宗。由于曾经陷入乱军，虽然出于满腔忠心被任命为左拾遗，杜甫和他敬佩的李白遭遇一样，在皇帝的身边，却从来没有过要重用的意思！似乎还颇受排挤。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杜甫内心很感激天子，做事很认真，没多久，宰相房琯被唐肃宗撤了，杜甫认为房琯很有才能，不该把他罢免，就接连上奏章向肃宗进谏。这一来得罪了肃宗，好在有人在皇帝面前说，杜甫是在大乱中千里迢迢来投奔的忠心官员，这才把他放回家去。杜甫很郁闷，他送别在长安有共同经历的画师郑虔，他在送别的诗中感叹，郑虔临老被嫉恨接受过安禄山的任命而遭流放台州，这，就是苦苦等来要扭转乾坤的大唐中兴之新君！而郑虔在玄宗时代被皇帝评价为“诗书画三绝”，是否郑虔的流放背后还有其他的弦外之音？对于一个已经年过七旬的老者，杜甫饱含深情的写《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可谓字字心酸，句句含泪：“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果然，七年后郑虔死于台州，两人再无缘重逢。

　　杜甫对成王（后来的代宗李俶）、郭子仪、李光弼等充满期待，但战事并不如预期，一开始，唐军连连败绩，大量减员。为了扩充兵力，唐军疯狂征兵。杜甫被贬官后开始四处漂泊，把百姓的苦难灾祸统统写在诗里，正是杜诗被誉为“诗史”的宝贵价值。像《北征》和《三吏三别》都是非常深刻的纪实之作，可见当时唐朝的狼狈和殃及普通民众的悲剧！

　　就在写《三吏三别》的这一年，杜甫48岁，安史之乱进入第五年，关中发生饥荒，他被贬官到华州，生活落魄无奈，半生官迷的杜甫终于决定放弃官职，选择投奔亲友，先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那里有侄儿杜佐和个别友人，留下作品有《秦州杂诗》等，没多久他又去秦州南面的同谷，写下《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记录了自己的惨淡，“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这种自我调侃的作品，无奈表达了当时的落魄，然而，同谷的日子不过是他凄凉后半生的序幕而已。

　　在同谷的时候，他打听到好友高适出任彭州刺史（今四川成都市所属彭州市），同僚裴冕出任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一度为宰相），杜甫为了改善生活，决定南下蜀中投奔好友故旧。伴随唐玄宗逃难入蜀，大批朝廷官员和长安富户大族都纷纷举家迁徙入蜀，形成一股移民潮流，正是唐玄宗和之后唐僖宗前后两次入蜀，为四川历史上北方世家大族迁居巴蜀的高峰，也因此促成五代两宋巴蜀文化300年的空前繁荣。其实除了朋友，杜甫也有亲戚在巴蜀，像舅父崔明府，表弟王司马等。

　　二、在巴蜀：天地一沙鸥

　　杜甫迁居巴蜀，寄居草堂，最后东迁夔州离开巴蜀，是奠定其伟大地位的重要支撑，也是发现其价值的最佳切入点。

　　杜甫在前往成都的路上就开始写诗给裴冕，各种称赞。另外高适年轻时就与杜甫结识，算是关系不错的朋友，但裴冕曾是杜甫上级，所以杜甫刻意讨好裴冕。裴冕在拥戴肃宗登位时最为积极，前后上书六次。裴冕起初在成都，而玄宗也在成都，居然不知道眼皮底下的人已经改换门庭，可见当时玄宗的落魄和昏庸。史书说，裴冕从哥舒翰军中改任御史中丞，入蜀途中遇到北上经过平凉的太子李亨，裴冕深入为李亨分析形势，大胆劝进，成为有定策大功的人，很快被提升为宰相，召去皇帝身边。杜甫来到成都没多久，裴冕就离开了。

　　平心而论，裴冕对前来投奔的杜甫是照顾的，起初安排居住在西郊的寺庙。之后，杜甫的表弟王司马帮助建造了草堂。众所周知，草堂是十分简陋的“茅屋”，经常需要修整，杜甫已经很落魄，到处筹款，寻求好心人，这都散见于他的诗，如《王录事许修草堂资不到聊小诘》：“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资，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把催款这种尴尬的事情都忠实写下，杜甫的“诗史”之名，也非全都是宏大叙事，这种生活细节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光是催款这类事情，杜甫还到处讨要桃树苗、松树苗、竹子和一些果树苗，这才把草堂周围经营的像个样子，此外，他还有讨要瓷碗等生活用品的诗歌。

　　尽管杜甫在成都日子艰苦，却成为他后半生相对平静的阶段。据统计，杜甫一生1400余首诗，仅在成都就作了约475首，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后到夔州（今重庆奉节），他又做了410首诗，因此在巴蜀之地，他的诗歌就占到一生创作总量的一半多。

　　从诗歌选材看，杜甫在四川的写作范围有所拓展，相较于前期的关注时事政治、社会现实，杜甫在川开始创作关注百姓生活的农事诗，比如《为农》《种莴苣》《刈稻了咏怀》等。另外，可以得知杜甫在蜀中曾游览许多古迹名胜：成都武侯祠、相如琴台，蜀州新津修觉寺、东亭、四安寺、青城山，梓州射洪县陈子昂故居，牛头寺、兜率寺、玄武观，汉州房公西湖，忠州大禹庙、龙兴寺，夔州白帝城、武侯庙、白盐山、先主庙等。这些巴蜀名胜古迹，有些已经堙没不存，通过杜甫的作品，一方面可以了解唐代杜甫所处时代巴蜀文物存留的情况，另一方面又可以对巴蜀的名胜古迹起到推广介绍的作用。 像成都武侯祠，杜甫的名作《蜀相》影响流传非常深远，这是杜甫初到成都不久去武侯祠瞻仰诸葛亮遗迹所作的名诗。“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千古传诵的名句，对成都武侯祠的闻名天下起到了极大的传播作用。

　　历史上，巴蜀民俗与中原民俗有很大不同，杜甫在蜀中的诗歌创作便有所反映。比如，杜诗中的“远烟盐井上”（《出郭》）记录了唐代成都人食井盐的习俗。“鸬鹚西日照”（《田舍》）、“鸬鹚莫漫喜”（《春水生二绝》之一）等诗句表现了成都地区喜好养鸬鹚的民俗。四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杜甫的诗歌记载了不少蜀中特产。比如“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记录蜀中盛产美酒；“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谢严中垂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记载青城山特产的乳酒；“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记载大邑特产瓷碗；“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酤”（《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记载了四川的雅鱼及郫筒酒。此外，杜甫在成都所作的《石笋行》《石犀行》还对四川的土俗迷信进了批评。

　　但在巴蜀时期，杜甫依然有大量痛斥现实，哀叹民生的经典，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冬狩行》、《登高》、《秋兴八首》、《江汉》《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耳熟能详的经典笔者就不多说了，这里只提一些相对冷门的作品。如《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通过一个寡妇的扑枣，到处蜀中虽无战事，但民众依然受征兵的困苦，家中妇孺无依无靠的残酷现实。另外如《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尖锐指出唐代府兵制崩坏，男子服役已经没有年限的事实，诗歌写的老汉之子正因为严中丞严武到任改变，大儿子得以回乡务农为老汉家里带来一些希望，且就算朝廷增加苛捐杂税，宁愿一家人死在一起。从一种调侃和奉承的“酒话”中道出当时严酷的社会真相！

　　再如《冬狩行》是代宗广德元年（763），杜甫在梓州所作。全诗最后写：“飘然时危一老翁，十年厌见施旗红。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前面写蜀中兵马狩猎演武如何威风凛凛，最后却直指代宗因躲避吐蕃而仓皇逃离长安，躲到河南陕州等着救驾，简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众所周知，在裴冕离开后，后继者严武给了杜甫很多照顾，严家与杜家算是世交，严武为剑南节度使，经常到草堂探望杜甫。严武的父亲严挺之曾短时间出任中书令，后被李林甫排挤离开，最后郁郁而终。严武也是从哥舒翰军中跟从肃宗到灵武登位的功勋大臣，因此派严武出镇西川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充剑南节度使，为了对付吐蕃，合剑南、东川、西川为一道，支度、营田、招讨、经略等统为一体，严武的权力就相当大了。

　　宝应元年（762）代宗登位，严武被召还朝，杜甫送他到绵州（今四川绵阳市），恰巧发生徐知道之乱。杜甫在梓州（今四川绵阳市三台县）、阆州（今四川南充市所辖阆中市）避乱一年半时间(宝应元年秋至广德二年三月，即762—764年)，杜甫的心情和想法发生了变化，担心此后一家在蜀中的生计，所以一路送严武到绵州，表现很纠结。新登基的代宗推翻了一些肃宗时的旧案，部分遭贬斥的旧臣又得以起用，杜甫是在肃宗时因力挺房琯而被排挤，此时新君登位不免心痒，可能希望严武回到朝廷以后设法相助。而严武多次打算推荐杜甫，都被灰心失望的杜甫三番五次婉拒了。

　　不久，严武第三次镇蜀，杜甫不待严武相请，已经于归家兴奋之际说出“飘飘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是见疣赘，骨髓幸未枯。”(《草堂》)的话，大有主动请缨之意。广德二年（764)六月，严武上表荐举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部、赐绯鱼袋，杜甫一生最高官衔莫过于此。这段时间里，杜甫或为严武出谋划策，或协助严武军事训练，或同严武分韵赋诗，或陪严武观山泛舟，此时严武的权力地位达到巅峰，久而久之，年长十四岁的杜甫对严武的“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新唐书·严武传》）产生异议，并作《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一诗和《说旱》一文进行讽谕和谏诤；同时又打起退堂鼓，在诗中多次表示辞幕归隐的意愿：“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立秋雨院中有作》）、“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暂酬知己分，还入故林栖”（《到村》）、“仰羡黄昏鸟，投林羽翮轻”（《独坐》）。

　　杜甫的幻想彻底消逝，与严武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了，由于杜甫反复要求离开幕府，使严武颇为心烦，也颇为心寒。杜甫托病辞归后，虽然作有《敝庐遣兴奉寄严公》一诗，盼望严武再次光临草堂，但从此再也看不到杜甫入府赴宴的诗，也看不到严武再来“草堂”的痕迹，甚至连诗歌唱酬也没有了。杜甫与严武的关系为何急转直下，历史上众说纷纭，成了杜甫研究中的重要疑点。

　　最让人疑惑的还有杜甫酒后对严武失礼的事，史籍所载严武的反应截然不同。第一种是“不以为忤”，如《旧唐书·杜甫传》：“（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但“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第二种是先怒后解。如《唐摭言》卷十二说杜甫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严武：‘你是不是严挺之的儿子？’严武面色大变，正待发作。杜甫赶忙接上下一句：“我是杜审言的孙子。”勉强缓解了尴尬气氛。第三种是怒至欲杀。《新唐书·杜甫传》说严武耿耿于怀，表面上原谅杜甫，有一天瞅准机会就要杀杜甫和梓州刺史章彝。幸亏有人去通报严武的母亲，严母深明大义，“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云溪友议》），杜甫得以保全，可与杜甫交情甚笃的章彝却成了刀下之鬼。章彝就是杜甫在梓州写《冬狩行》中的主将，客观上说该诗有赞美也有讽喻，但杜甫在梓州很受照顾，章彝也想推举杜甫，可能与严武之间发生了不愉快。

　　虽然最后一种要杀杜甫的说法可信度不算高，但杜甫与严武之间到了非常敏感和紧张的地步，却是事实。杜甫在严武患病之前就离开成都去了夔州，没继续在成都住下去也是事实。不光严武和他关系崩坏，其他人在严武权势地位的影响下，也就再没有谁肯去资助杜甫，这种生存环境压力导致杜甫离开了成都，相信距离事实差距不会太远。

　　像严武这种过去关系非常好的故旧朋友，也就是一个地方大员，但在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已经彻底没落，地方大员变相成为“藩镇”，几乎轻易掌握了官员和民众的生杀大权，这种时代风气完全改变，这还是杜甫所盼望的“中兴”之兆吗？

　　永泰元年（765），严武患病暴毙于成都，年仅四十岁。严武母亲护送严武的灵柩顺江东下，途经忠州（今重庆市忠县），杜甫写了《哭严仆射归榇》：“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杜甫一生交友不少，除了李白这种聚少离多，交浅情深的特例，事实上严武要算杜甫交往非常密切，也非常重要的人。严武年龄小杜甫十几岁，也作诗，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武将，个性、见识和追求各方面都与杜甫有较大差别。二人有过关系非常好的时期，当杜甫亲眼见到严武故去，还是写了一首诗。即便如此，与哭悼房琯、高适、郑虔这一类友人的感觉很不同。

　　杜甫从嘉州、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于大历元年（766）至夔州，次年在肃杀的秋天气氛中，他写下了悲壮的《登高》，号称他最后的压卷之作。“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抒发了穷困潦倒、年老多病、流寓他乡的悲哀之情。

　　其实夔州都督柏茂林对他多有帮助，他第二年迁居夔西，经营有四十亩柑橘园，又租得东屯的一些公田雇人耕种，生活再次算相对稳定下来。在夔州近两年，杜甫作诗达430多首，除了《登高》，另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名篇也作于此时。

　　步入晚年的杜甫依然有关切普通民众的作品，像《白帝》：“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还有像《阁夜》“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因为当时到处战祸连连，晚年杜甫思乡心切，在巴蜀继续仰人鼻息、寄人篱下不是长久之计，出夔门到江陵，南下公安到岳阳，杜甫一直都住在一艘小船上，几乎沿途乞讨。杜甫想要去郴州（今湖南郴州）投奔舅父崔湋，南下潭州（今湖南长沙）到耒阳遇到江水暴涨，无法前进，五天没有进食。最后县令给他送来食物，决定北返，却因为长期饥饿，凄凉死在了从潭州返回岳阳的那艘飘泊无依的小船上。

　　公元770年，唐代宗大历五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离开巴蜀后，竟是这样暗淡的结束了一生。

　　不光一个杜甫，之前761年（肃宗上元二年），半官半隐的王维因“安史之乱”中有不良记录而被降职留用，不久死在尚书右丞任上。次年，侥幸从流放夜郎途中获得赦免的诗仙李白病死于安徽当涂。765年（代宗永泰元年），杜甫的至交好友、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死在刑部尚书任上，追赠礼部尚书。

　　就在杜甫病故的同一年，同居巴蜀的另一个与高适齐名的边塞诗人岑参也从嘉州刺史（今四川乐山市）任上罢官，在杜甫曾经待过的成都一家旅舍中含恨告别了人世。笔者以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个文人墨客的凋零和退场，这是号称李唐时代最辉煌一幕的徐徐落下。如果仔细品读杜甫，包括一众唐代伟大诗人们的诗歌，其实骨子里全都是目睹这场繁华盛世美梦粉碎的声音……

　　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