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的遗产》读后感100字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是一本由马克·里拉 / 罗纳德·德沃金 / 罗伯特·西尔维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7.00，页数：1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精选点评：
●德沃金的《自由的各种价值冲突吗？》很不错。
●生硬的欧式句法，渣翻译太影响阅读效率了。新星还是专心出推理小说，别出学术书了吧……
●简明的梳理了以赛亚柏林的思想，狐狸与刺猬、积极与消极、犹太复国主义。。。但附在每章节后面的讨论太钻牛角尖了。
●Isaiah Berlin的哲学思想遗产，最引人入胜的是两种自由观念（negative liberty, positive liberty）、价值多元主义，而他对维柯、哈曼、赫尔德等启蒙主义的批判者的解读，也颇为精彩…正如阿维赛·玛格丽特所言：“（以赛亚·伯林）通过移情（empathize）、穿越表象和语词，将自己置于人类灵魂的运思。”这也许就是读Isaiah Berlin的文章所给人的教益与启发吧…
●牛津辉煌学术的象征
●翻译，硬硬的伤。德沃金的《自由的各种价值冲突吗？》这篇很值得读，我很喜欢。
●07年9月19日-10月31日
●德沃金（被动）主导的第二部分确实是最出彩的，第一部分里马克里拉略显聒噪但也没有一些短评说的那么不堪。
●非常喜欢伯林，虽然没很弄明白的
●里拉：“为了防止人们彼此侵害，需要在文化上和社会中作些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开始在理念而非人性之中寻找邪恶的原因，那么他就倾向于理念能根除邪恶。伯林容易屈从这个倾向”——“伯林相信，自由主义不仅是一个原则和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存性的问题。”【29】但Lilla发现伯林的解读不可靠：将现代思想家划分为刺猬和狐狸，而“启蒙运动是刺猬们的一场极端主义的运动，一个哲学一元论的癫狂之夜。”【31】Lilla对伯林的Harman, Vico和Herder有不同的理解：三人都是认同宗教。Lilla说真正重要的区别是狼与羊，“狼与羊的区别恰恰处在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36】自由派捍卫human decency，反对独断性的残忍。伯林对多元论的同情使之与反启蒙者结下可疑的联盟，反启蒙是狼，而不是狐狸。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读后感(一)：自由主义者容易高估人的善良，而成为心甘情愿的羊
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古希腊】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
20世纪社会政治理论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借助对“启蒙运动”的思考，发展了“狐狸”和“刺猬”这一组概念，用以将现代思想家区分为两大派别。“刺猬”派思想家信奉“统一性理论”，他们认为人类行为、历史经验与政治价值可以被整合进同一套价值体系中；而“狐狸”派思想家则注重多样性，他们常常在广阔的经验中寻找事物的本质，并将自己思想置于在不同的层级当中，甚至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在柏林眼中，柏拉图、黑格尔和尼采都属于前者，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和歌德等人则属于后者。
然而，美国人文学者马克·里拉对这两种思想潮流的特征以及它们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关系表达了不同的见解。里拉认为，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区别在于“狼与羊”。古希腊谚语“homo homini lupus”暗示着“人的行为有时会像狼一样”，而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派则致力于一种能够保护“人之为人”（human decency）的政治秩序，反对残忍的独断性。然而，自由主义容易过高地估计人的善良，因此他们常常是心甘情愿的羊。身为自由主义者的柏林对“文化多元”的同情使之与反启蒙者结下可疑的同盟。在里拉看来，反启蒙运动的根本核心是它与启蒙的敌对。因此，反启蒙是狼，而不是狐狸。
（本文首发于三辉图书官方公众号）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读后感(二)：《以赛亚·伯林的遗产》读书笔记
艾琳·凯利：
他同样强调，极端的特殊主义以及对一切普遍人类的一般标准作非理性主义的否定会造成灾难性的道德与政治后果。启蒙运动的放任助长了它的敌人的放任。伯林认为，决定论与相对主义这两者都是依据于对经验的谬误性解释，因为这种解释是单面的。（p8）
历史没有脚本，是赫尔岑哲学思想的核心。他主张，我们在经验性的亲身遭遇中所体验到的关于人类生活与关系的复杂性、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无穷多样性与易变性，以及生命中机遇的作用，都不能与那些历史具有一个脚本和终极目标的信念相协调一致。所以，不可能存在永恒的规范与标准（但和伯林一样相信存在价值底线）（p15）
多元主义与“现实感”：现实感——一种移情地理解异己的历史情景、价值和生活形式之“内在感觉”的能力（p16）；伯林所领会的赫尔岑之现实感反映在他的这样一种信念中：终极的人类之善形形色色又不可化约，而往往是互不兼容，甚至不可公度的——这一观点经常被视为伯林自由主义中最富争议的成分。（p17）.......自由主义不能凭借它具有对理性的普世性要求或掌握了人性的本源而令人信服地在历史中确立某种特权化的地位。赫尔岑抨击那些将”自由是人的本质“之类的普世性主张用作正当化理据来为自由主义辩护的人。（p18）
史蒂文·卢克斯：
对普世主义的刺猬来说，文化的种种差异可以被纳入一个抽象的与背景无涉的概念框架之中，据此，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其实践可以被排列分级。（p43）
他最终的立场大致如此：在我们投身于各种折衷平衡，权衡各种善，并致力于妥协，以防出现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可能。......一个自由社会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因为它承认各种人类的善之间的冲突，并通过其民主制度来维护一个论坛，在那里这种冲突可以被和平地安置处理。（p52）
罗纳德·德沃金：
认为伯林仅仅由价值一元论推导出暴政是不合理的，“刺猬不必是一个暴君”，狐狸同样存在着危险。刺猬的危险要大于狐狸的危险，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景。德沃金认为伯林提出这个说法的时候正值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存有生命力的时候，所以备受重视。而实际上，在其他情境当中，狐狸可能会是更有威胁性的野兽。
德沃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冲突，按照伯林的说法，一个政治共同体必然会违背其责任；一个是上帝与道德，亚伯拉罕拿儿子以撒献祭是其对上帝的宗教义务，同时也负有不杀人的道德义务，这就是一种悲剧性的困境，因为隶属于两种互相独立的至上权威。你必须抉择，而每一种抉择都是一种终极的和可怕的背信弃义。（p73）
德沃金质疑了伯林的“消极自由”，用其他种方式来解释自由，可能就不会发生所谓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查尔斯·泰勒：以赛亚的多元性论题给了积极自由的极权主义理论一记重创，那种所有的善相互融合在一起的概念来源于柏拉图，所有的美德是相互依伴的，它们都源自同样的条件——对智慧的爱，恒久不变。
效益主义和康德主义都在坚持某种原则的同时放弃了其他善。对伯林的批判在于——他好像认为冲突被刻意写在这些善本身之中。而泰勒认为冲突是源起于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局限。（p103）最后，泰勒认为折衷和寻求和平是有意义的。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读后感(三)：【转】险恶时代的伟大人物
险恶时代的伟大人物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
1997年11月去世，享年88岁的以赛亚·伯林无疑是20世纪最抢眼的人物。1909年出生于拉脱维亚的他，1921年随父母定居英伦。凭借超凡的才华，毫无偏见的判断力，以及谦逊的品德，他在第二故乡赢得了人们深深的崇敬与爱戴。敬重人才的英国人让他作了牛津大学的教授、院长，不列颠科学院院长，爵士，以及哲学和道德问题上公认的裁决者。在接踵而至的荣誉面前，他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色。
初次见他是在1943年。当时他正在华盛顿为英国使馆撰写每周一次的政治报告。他对美国事务准确的洞察力，使其致伦敦的特电具有很高的可读性。一次，温斯顿·丘吉尔听说伯林在伦敦，便召他到唐宁街10号共进午餐，请他分析美国的政治事务。当丘吉尔对他的回答大失所望后说：“他写得要比讲得好。”事实上，丘吉尔邀请的是另一个伯林———欧文·伯林而非以赛亚·伯林。
我于1943年见到的这个人，34岁，黑发，谢顶，一双机警有神的眼睛，一副捕捉新发现的笑容。那时的他看上去仿佛在中年，80岁的他看上去也如中年人。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相貌变化最小的。我至今仍能回想起第一次见他的那个夜晚。他坐在沙发里，语速快得惊人。
一开始很难听懂，后来便沉醉在那飞流直下的言语中，让其中的含义灌入脑海。他的话复杂且博学，但令人着迷，充满了智慧，温情和仁爱。他从不在意学术等级，慷慨大度，富有无与伦比的幽默感，痴迷于各种人生体验。他有卓越的“深化”生活的本领，因而发现的多，思考的多，也领悟的多。
早先他是一位分析哲学家，但二战后他放弃了哲学，转而追寻观念史的轨迹。他说道：“哲学问题无法使我在黑夜清醒……我意识到晚年的我比年轻时更想去多多了解。”各色观念是强有力的导师，引导你接近人类生存的秘密。观念是行为的动力，是人们的希冀，幻想，愚行，幻灭，恐惧，以及成功的关键。
伯林的思想核心是多元论———这一个平凡无奇、屡被误用的字眼，被他用来赞美生活的多样化，用来歌颂不可被贬低的价值观的冲突。许多价值观是和谐且互不冲突的，但是其他的价值并非如此。比如绝对的自由与绝对的平等就是一对矛盾。伯林说过：“如果你选择了一种价值观，就必须以牺牲另一种价值观为代价。”选择的痛苦成为容忍，妥协，以及做交易的例证。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伯林理想中的人物，他领导人们进入善的社会，在晚年富有勇气地推行新政。伯林认为人类最大的谬论是一元论———主张只有唯一的目标，只有终极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真理；主张协调一切价值观；要求自然状态的事物受制于冠冕堂皇的抽象概念———“为不可知的未来而牺牲现在”。对完美的和谐的追求是“一种谬论，有的是致命的错误”———因此他激烈反对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时他认为一元论的吸引力是人类永恒的特性。他最有力的论文甚至引起了非理性主义者的共鸣。因为尚无人如此透彻地分析了对于民主与自由的批评并阐发出这其中所包含的对此含混之世的坚定信仰。
伯林认为另外两个折磨人类的谬论是：相对主义的谬论———认为一切价值观多多少少是等同的和宿命论———认为个人丝毫不能影响历史的进程。他关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精彩论文即阐释了这种观点。为反对这些谬论，伯林说，必须坚持自己的信念，寸步不让。
鉴于篇幅，我仅能简单介绍伯林思想的丰富内涵，并推荐读者阅读新近出版的伯林文选《细究人性》（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伯林思想的光芒照亮了———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矛盾，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矛盾，仅一招的刺猬和多机巧的狐狸的矛盾。在被他称为“西方历史上最令人恐惧的世纪”中，他充当了智慧与人性的灯塔。而那些有幸结识他的人———由于他善良平易，不摆架子，很多人都与他交好———对这位才华卓越又和蔼可亲的人的怀念永远挥之不去。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读后感(四)：Lilla等《以赛亚 伯林的遗产》小摘要
【按语：伯林（1905-1997）去世一年后的一个纪念讨论会的文集。Kelly追溯了伯林多元论理念的俄罗斯溯源，尤其是Herzen的现实感和复杂性洞察；Lilla批评伯林的狐狸-刺猬之分没有把握住狼-羊之别的启蒙运动的关键本质；Lukes则将伯林的多元论与更激进的相对主义区别开来；Dworkin批评了伯林的多元论，试图用一种协商裁决的模式来协调理念冲突，但遭到了Williams和Taylor的反击：历史性的理念和价值的冲突中必然导致无可挽回的损失。
读了我还是有个问题没有解决：伯林的消极自由与多元论的关系如何？】
“刺猬与狐狸”
“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Ailen Kelly（这篇文章追溯了伯林多元论思想的俄罗斯溯源）伯林的刺猬与狐狸的二分法被诠释为对启蒙的攻击；伯林为消极自由辩护，觉得意识形态风暴不仅仅源自客观力量，而且始于理念。俄国思想家对伯林具有核心意义，尤其Herzen。俄式冲突：绝对vs人文主义。Herzen“历史没有脚本”，（Lilla等，《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刘擎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13，下同）Herzen拒绝一元论，人类生活的复杂性与终极信念不一致；多元论是一种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移情的能力，伯林认为Herzen的洞察力的复杂性。伯林的有争议的观点：“自由主义不能凭借它具有对理性的普世性要求或掌握了人性的本源而令人信服地在历史中确立某种特权化的地位。”【18】 伯林的悖论：追求自由，却质疑自由的普世性。伯林“他既信奉多元论又信奉自由主义，但这两者没有逻辑上的关联。”【19】 存在某些底线不可逾越，但其他问题上可以缓和，寻求不稳定的平衡。但伯林的核心是：“基本问题或许根本无法解决。”【21-22】 伯林的犹豫成为自由派和左派攻击的对象，两派都坚持普世主义的理性主义。伯林来自对暴力不宽容的气质，对真理独断者的义愤，Herzen是出于对不公不幸的感受，而非抽象原则的革命者。在屠格涅夫与Herzen之间，伯林选择后者；伯林将机遇和偶然性赞颂为道德自由的基石。他是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27】
“狼与羊” Mark Lilla。“伯林相信，自由主义不仅是一个原则和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存性的问题。”【29】但Lilla发现伯林的解读不可靠：将现代思想家划分为刺猬和狐狸，而“启蒙运动是刺猬们的一场极端主义的运动，一个哲学一元论的癫狂之夜。”【31】Lilla对伯林的Harman, Vico和Herder有不同的理解：三人都是认同宗教。Lilla说真正重要的区别是狼与羊，“狼与羊的区别恰恰处在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36】自由派捍卫human decency，反对独断性的残忍。伯林对多元论的同情使之与反启蒙者结下可疑的联盟，反启蒙是狼，而不是狐狸。【37-8】
“一个过时的狐狸”Lukes. 有很多种刺猬：实证主义的（反对这Vico）、普世主义的(反对者Herder)、理性主义的（反对者是Harman和Maister）、一元论的（反对者伯林）。伯林是一个确信的经验论者。伯林仍然坚信理性的客观性，认为后现代走得太远了，他不是相对主义者。伯林是一个老派的狐狸。
讨论：Lilla:伯林的危机感很可疑，伯林总在idea中寻找恶的原因，并非每一种Monism都会导致恐怖；Lukes：伯林未解释monism的后果为何必然而来；Kelly:伯林反对乐观主义。
“多元主义”
“自由的各种价值冲突吗？”Ronald Dworkin。鉴于多元论的影响在扩大，Dworkin要为holistic idea辩护：在狐狸处同样存在危险，而刺猬不必是暴君。伯林相信存在不可解决的价值冲突，而和谐理想是概念混乱，而重要的价值冲突会导致重大的损失。【71】“无可避免的不是失望，而是不可救赎的道德污点。”【72】Dworkin反对伯林，伯林的主张与不确定性无关，那么事情就关涉到责任的权威，Dworkin以为，通过反思和推敲我们达成政治意见就可以避免冲突。【74，Dworkin显然不够深刻的方案】举例子说自由和平等。Dworkin说问题在于“我们的价值到底是彼此独立的，还是相互依赖的？”【77】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道德问题。可以有抽象层面的一致，然后确立检测程序。不过德沃金说自己只是一个有限的观点，不算击败多元论。
“自由主义与损失”Bernard Williams。 Williams辩护伯林，批评德沃金。关键在于引入历史，每一个历史的idea都有其轮廓（contour），因此在协调中会有冲突和损失。“各种价值将会冲突——如伯林所言——是一个概念性的真理。”【86】德沃金模仿了宪法判决的模型来处理原则的决定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多元主义与一致性” Nagel. 有两种冲突类型：不兼容和矛盾。伯林认同终极性冲突。Nagel说那可能过于悲观，有可能发展更高的一致性。
“善的多元性” Charles Taylor。泰勒赞美了伯林的多元论。善的兼容依赖于排除某些价值，无论功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都是这么做的，伯林的多元论指出了这一点功绩很大。泰勒说“冲突是源起于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局限。”【103】
“民族主义与以色列”
伯林一生都在支持犹太民族家园的规划。伯林更喜欢制度而不是社群，“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多少是一个例外。”【151】
江绪林 2015年4月18日星期六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读后感(五)：一些书摘
艾琳·凯利：
001
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曾说过的，“我们都宣称主张自由，但在使用这同一个语词的时候，我们并不总是指称同一个事物。”
002
伯林选用一些语录来传达赫尔岑思想的本质，这些语录读上去像是对伯林自己关于自由之性质的凝练表达。例如：“自由何以为贵？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因为自由就是是其所是。将自由牺牲于他物，就是让活人献祭。”
“如果进步是目标，那么我们在为谁工作？……你真的希望将活在今天的人们贬抑为一种柱子般的悲惨角色，以撑起一层地板供未来的某一天其他人可在上面起舞？……遥远的目标是……一种骗局；真实的目标必须近一点——至少，劳动者的工资，或是在所从事的工作中的乐趣，就应该是目标。”
“历史过程没有完成的‘顶点’（culmination）。人类只因无法面对无尽冲突的可能性而发明了这个概念。”赫尔岑曾预言，社会主义“必将展开它的所有阶段，直到抵达自身的极端与荒谬境地。到那时，起而反叛的少数人的巨大胸膛将会涌出否定的呼声。”
伯林评论，如果我们承认伟大的善可能会发生冲突……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在原则上以及在实践中都不可能拥有一切——如果人类的创造性会取决于相互排斥的选择的多样性，那么……我们必须为了什么而牺牲什么以及牺牲多少？
伯林说，作为一个普遍规则，能够达成的最好状况是维持一个不稳定的平衡，以此防止发生令人绝望的局面和令人无法容忍的选择——这对一个体面的社会来说是基本的必要条件。
伯林在对妥协的辩护中主张：“首要的公共职责是避免各种极端的痛苦。”
赫尔岑断定了那种对于绝对事物的粗鄙信念的荒谬性，这种绝对事物曾用断头台的方式将历史引向解放，通过鞭子引向启蒙。他写道，对自由的真正担当意味着，持续不断地准备在一个人的理想与他人来说同等珍贵的竞争性价值之间寻求适应调整。
伯林引述赫尔岑：“伟大的革命不是由邪恶的激情的释放来成就的……对于偏爱粗暴的武力与破坏胜过改善与达成解决的那些人，我都不相信他们的严肃性……要打开人们的研究，而不是把眼睛挖掉。”
伯林（原文）：
001
科学永远难以抵达的领域——社会、道德、政治、精神世界，这一切都不能被任何一门科学整理、描述和预测，因为在这些世界里，‘淹没的’、无法检测的生活占据了太高的比例。
002
很清楚，各种价值可能相互冲突。在一个个体的胸怀中，多种价值也可能发生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价值是真实的，而另一些是虚假的。在许多个世纪人类所追寻的首要目标中，既有自由，也有平等。但是，狼的全然自由就是对羊的灭绝。这些价值冲突体现了他们是什么以及我们是什么的本质。
在重大的美好事物中有一些是无法共存的，这是一个概念性的真理。我们注定要做出选择，而且每一个选择都可能要承担无法弥补的损失。
和谐的理想不仅是不可企及的，而且是“概念混乱的”，因为保障或保护一种价值必然会涉及到放弃或危害另一种价值。这就是说，即便我们清楚了所有现实障碍，我们的价值还是冲突的。
伊格纳季耶夫：
伯林使人性的——内部的与外部的——分歧对立成为自由政体的首要基本原理。一个自由社会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因为它承认各种人类的善之间的冲突，并通过其民主制度来维护一个论坛，在那里这种冲突可以被和平地安置处理。
罗纳德·德沃金
001
如果我们同时承认平等与自由这两种价值，那么我们必定会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无论如何都会违背其责任。这就是说，必须做出的选择并不是要不要错待某个群体，而是要错待的是哪个群体。这就是伯林所设想的那样一种政治价值的冲突：无可避免的不是失望，而是不可救赎的道德污点。
伯林所主张的不是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决定，而是我们常常明白无误地知道没有什么决定是正确的。
伯林说，自由就是免于他人干涉你做你希望去做的任何事的自由。
002
什么情况下一些人落入对方的权力之中是正当的，而什么情况下是不正当的？伯纳德说，历史向我们展示人们有很强烈的欲望不落入任何别人的权力之中，而我们对自由的关切来自于这种关切；但他又说，有时候当某些人落入其他人的权力之中并没有违背自由。
伯纳德·威廉姆斯：
政治提供了一个被价值也同样被利益所主导的维度，就此而言，政治是一个原则化的空间，但在这个空间里，一个反对你的决定并不一定意味着你是错的，这或许仅仅意味着你输了。
尼尔·鲁登斯坦：
如果存在着某些方式来缓解我们所讨论的那种冲突，那么它们很可能是在某种制度安排的背景下达成的，以至于人们感到，如果他们受到损失——他们真的已经蒙受了损失——而且他们损失了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尽管如此，他们对作为整体的体制做出判断后会说：“简直可怕，我蒙受了损失，但是权衡下来，我与其生活在别处，还不如生活在这里。”
我认为一种制度的安排是必要的，以便人们能够同意其总体原则和结构，并且在蒙受损失的时候仍然能够同意。
一些摘录，供还没读过的人看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