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校注读后感精选

　　《管子校注》是一本由黎翔凤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0元，页数：15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管子校注》精选点评：

　　●磨洋工。。

　　●上中下三册

　　●管夷吾真神人也

　　●不是只靠战国秦汉人就能“建构”得出来的。

　　● 好

　　●终于学完了。

　　●没有时间性。永远都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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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水平不高。

　　●黎注迂曲难明

　　《管子校注》读后感(一)：管子校注值得一读

　　正在读，原著好，校注也好，受益很多。比如“幼官”一篇，不仅可以从原著中学到很多知识，还可以从校注中得到很多扩展性的知识。原著幽微深奥，校注功力深厚，非有一定的传统文化功底难以发现其中妙处，也不容易有兴趣看下去。校注中，不仅详列历代精彩注解，让读者有所取舍，而且黎先生的按语也是不厌其详，以深厚的专业功底为基础，把自己的见解说的鲜明透彻，极有利于对原著的理解。

　　《管子校注》读后感(二)：读书札记

　　最近在看《管子》，当然选择了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管子校注》，这也是出于对中华书局的信任，但是，读下来却不是特别满意，特别是对于黎翔凤先生的校注，还有中华书局的排版。现在列举几条读书的时候发现的问题。

　　2，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黎先生在引用大量材料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贾谊为习《管子》最早之书者，知《牧民篇》本无“则”字，有“则”字为《轻重甲》。或作“而”，则依《史记》也。鄙见：根据《轻重甲》，应该有“则”字，并且根据《牧民篇》的上下文的行文，都有“则”，所以，此处也应该有“则”字。黎先生在此处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用后代的引文去校正原文，其实我们知道在引文与原文不一致的时候，通常是应该根据原文校正引文的，黎先生就是根据《新书》中的引文校正《牧民篇》。

　　16，“右士经”。注：顾广圻云：“士”字当是“十一”二字并写之误。黎先生的结论为：房训“士”为事，是也。其证极多。……本节偶为十一事，顾牵合之，凿矣。鄙见：黎先生引用房注“士，事也”，只能说明唐代的本子，该字写为“士”，不能代表原本为“士”字。认真数一下，该段确实讲了十一方面，并且就整个《牧民篇》来看，小标题都是“四顺”、“四维”、“六亲五法”之类的，都含有数字，不知黎先生有什么理由能证明顾广圻的“十一”说是穿凿。

　　这是我的疑问，希望大家能予以批评指教，发现问题也能交流。

　　《管子校注》读后感(三)：读黎翔凤《管子校注》

　　字字珠玑，可以说是古代政治学的珍宝。这本书的伟大之处被严重低估了。

　　《管子》一书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阐述可以总结为三个内容：民本、集权、

　　法治。在《管子》书中，许多篇章都提到了“以人（民）为本”的观点，如：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霸言》）；“齐国百姓，公（齐桓公）

　　之本也”（《霸形》）；“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小匡》），

　　所谓石民，即基础、根基之民。之所以强调以人（民）为本，一是因为人在

　　社会生产中的重大作用，“一树百获者，人也”（《权修》），有了人才会

　　有一切；二是因为民心可用，顺民者昌。“争天下者，必先争人”（《霸言》），

　　争人的关键在争得人心，“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参患》），

　　警告君主如得不到民心拥护，那将成为孤家寡人。而得民心的关键又在于政

　　顺民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具

　　体体现则是“爱民”与“富民”的政策。《管子》书中有许多篇章是专门论

　　述如何实施“爱民”和“富民”政策的，如《牧民》、《五辅》、《权修》、

　　《枢言》、《大匡》、《治国》等等。史称管仲为政“论卑而易行”（《齐

　　太公世家》），也就是不唱高调，崇尚实干，政出易行，切合民情。这种领

　　导作风正是以民情、民心为出发点的体现。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民本思潮（孔

　　子的“仁者爱人”、墨子的“兼爱”、孟子的“民贵君轻”等等），对我国

　　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管子，无疑是这股思潮

　　的开创者和先驱。

　　有的篇幅中既阐述了礼义道德

　　的重要，又阐述了法的重要，主张德政与法治并重，严刑重赏与礼义教化并

　　举。因此，《管子》一书的政治主张其实是一种不同于儒法两家的、礼法并

　　用的统治术，它的设想是把中央集权与宗法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主张正

　　好被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采用了。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

　　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

　　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

　　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读《乘马》，可以知道当时的民情和治理方式。

　　政令重于珍宝，国家重于亲戚，法度重于人民，权威重于爵禄

　　君子闻之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若军令则吾既寄诸内政矣，夫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可见法也是服务于政治和军事。

　　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未之以忠信，远者未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

　　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王残之。

　　僇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夫

　　王者有所独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争天下者，以威易危暴，

　　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夫国

　　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

　　邻国亡焉。天下有事，则圣王利也。国危，则圣人知矣。夫先王所以王者，

　　资邻国之举不当也。举而不当，此邻敌之所以得意也。《霸言》是管子霸道精髓。

　　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让贤，贤不齿第择众，是贪大物也。是以

　　王之形大也。夫先王之争天下也以方正，其立之也以整齐，其理之也以平易。

　　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

　　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不及。四封之内，以正使之；诸侯之会，以权

　　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远而不听者，以形危之。二而伐之，武也；

　　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满，德也。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

　　骥之材，而百马代之，骥必罢矣。强最一代，而天下攻之，国必弱矣。强国

　　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强。小国得之也以制节，其失之也以离强。夫

　　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

　　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自古至今，

　　未尝有能先作难，违时易形，以立功名者；无有常先作难，违时易形，而不

　　败者也。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

　　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夫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

　　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考得而知时。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

　　战而后攻，先攻而后取地。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

　　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

　　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膬，释难而攻易。

　　夫抟国不在敦古，治世不在善故，霸王不在成典。夫举失而国危，形过

　　而权倒，谋易而祸及，计得而强信，功得而名从，权重而令行，因其数也。

　　桓公曰：“仲父既已语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当尽语我昔者无道之君乎？

　　吾亦鉴焉。”管子对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职美道，又何以闻

　　恶为？”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缁缘缁，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缘素，吾

　　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语我其善，而不语我其恶，吾岂知善之为善也？”管

　　子对曰：“夷吾闻之徐伯曰，昔者无道之君，大其宫室，高其台榭，良臣不

　　使，谗贼是舍。有国不治，借人为图，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譬若野兽，无

　　所就处。不循天道，不鉴四方，有家不治，譬若生狂，众所怨诅，希不灭亡。

　　进其徘优，繁其钟鼓，流于博塞，戏其工瞽。诛其良臣，敖其妇女，獠猎毕

　　弋，暴遇诸父，驰娉无度，戏乐笑语。式政既

　　《管子校注》读后感(四)：民本、集权、法治、理财

　　管子所行，唯民本、集权、法治、理财是也。

　　民本

　　《牧民篇》乃倡导顺民所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五辅篇》乃劝得民之欲“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甚至首言民众监督之权，《桓公问》有言“察民所恶，以自为戒……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由此展开，为政之出发点，首先在富民。《治国篇》曰：“凡治国，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立政篇》则论到“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八观篇》有云，“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集权（国家主义）

　　管子免死，以辅佐桓公霸业为使，“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大匡篇》）是为行王霸之业，成集权之国。然管子为相之下，遂成仁人之霸业。何谓仁人，与民一体方为管子之霸业。所谓《君臣上》曰，“合而听之则圣……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

　　法治

　　《任法篇》云，“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宝用也”。《七法篇》、《法法篇》言“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凡立法在于保民。所谓“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白心篇》）法治的目的也甚明确，《牧民篇》言，“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可谓富民得礼四字者也。管子认为无法治则礼制无所实施，“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任法篇》）以至于最终达到“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八观篇》）的境界。

　　理财

　　管子论国之财政，先定财之意义。乃论曰：“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权修篇》）是也。正所谓“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轻重甲篇》）。由此观念在先，方可言管子之理财思想。其一，奖励生产。“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轻重甲篇》）尽地利、劝农桑是也。其二，均节消费。“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八观篇》）讲求不奢侈靡费，精简财政支出是也。其三，调剂轻重。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无度则失”（《五辅篇》）。如不注意此事，“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轻重甲篇》）古今中外，社会平稳运行后，必会有通胀及贫富分化之压力。西方资本兴起后，更甚之，后方有社会主义之论说。均贫富者乃社会中一大问题也。管子身处农业社会，以货币与谷物，运用国家调控之力，缓解贫民之困，谷不足则补币，币不足则补谷。经济、金融大事全操于国家之手，谨防豪强素封之趁机渔利。此乃为国家干预主义是也，可见《轻重篇》。其四，财政调节。“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必危。”（《权修篇》）财政之取于民众，需施之有度。何谓有度？收取盐、铁之利为是。《海王篇》详谈国家垄断资源，以收税供给国家之策。此策开辟之后数千年国家垄断资源或寻租之源。

　　五百年后，《盐铁论》出世，奠定帝国体制下的官方专卖制度，传至今日仍存。此策颇受诟病，为历代志士所反对，企图修正者有之，废除者有之，再造者有之。管子因此饱受株连。实则大谬矣。管子行盐铁垄断之前提乃“不收他税”，“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国蓄篇》）然试问此后天下谁人能行之？几人能记之？农商之税累重，垄断日深，循环往复，民不堪负，直至水亦覆舟。

　　管子之可贵，在于春秋初年便定王霸之制，乡举里选，以民本为根，国家为体，法治为用，再辅之以轻重权衡，财税金融，成一代之霸业。然齐国之于九州，乃十一之国，物产独特，民众不多，方可行之。大一统后如何操作，未置可否，此其一。君王国家之权重，民众监察之权轻，法治政令之权大，生废修补之权小，虽有啧室之议，如何实施亦成问题。开明之君尚可，传至后世如之奈何？此其二。管子之政治经济学，为列国之冠。明夷待复兴文艺，定以管子为标杆，力倡啧室之，民本之，法治之，集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