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腔》经典读后感有感

　　《花腔》是一本由李洱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6，页数：4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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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腔》读后感(二)：究竟谁在耍花腔？ ——李洱的《花腔》与历史的不可述性

究竟谁在耍花腔？

——李洱的《花腔》与历史的不可述性

花腔，本意通常指声乐旋律中的装饰加花，是一种特定的华彩腔调。引申义为花言巧语、玩弄花招。李洱直接以“花腔”作为小说题目，可以想见其内容与叙述的诡谲。

《花腔》是一部以三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同一个人的不同叙述为主体，穿插着被叙述者葛任的后代通过各种回忆录、报纸、日记等有关记录的搜集整理，对三位叙述者的叙述进行补充、肯定和反驳的作品。是对葛任个人历史的一次重述。

这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革命先烈葛任历史的作品，可自始至终葛任本人都没有正面出现过，而是由对其比较了解的三个人的叙述勾勒出他的一生。首先是白圣韬1943年3月在白陂到香港途中对范继槐的叙述。白圣韬是一位医生，却也是革命的叛徒，他执行一次对葛任表面上解救实际上杀人灭口的行动。

其次是赵耀庆（阿庆）1970年5月在劳改农场对调查组的叙述。阿庆自小跟随葛任，后来成为潜伏在军统内部的地下党员。

最后是范继槐在2000年6月28-29日在京城去往白陂的火车上对白圣韬的后人白凌的叙述。范继槐当年是军统中将，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著名法学家。

在上述三个人的叙述中间，一直穿插着葛任的后人对于当时另外一些知情人士的日记、回忆作品及各种当时报纸上相关文章的摘录与分析，比如徐玉升的《钱塘梦录》、黄炎的《百年梦回》、黄济世的《半生缘》、安东尼·斯威特的《绝色》、埃利斯牧师的《东方的盛典》等，通过对这些文字的分析整理，补充三位的叙述，并对叙述的内容进行否定或肯定。

通过三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叙述以及对诸多相关文章的引用，李洱造就了一种各说各话热闹非凡混乱难辨的历史叙述。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历史书籍其内容都是确定性的，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某些人发生了某些事，所以我们会理所当然地以为那就是史实。

然而什么是史实？就是在当时当地当事人所发生的一切的客观事实，而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关于这一客观事实的一种叙述，且几乎没有叙述者是在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完成叙述记录，最直接的也是亲历者事后的回忆。而回忆是不可靠的。脑神经科学与心理学专家经过长期的实验研究已经可以确定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自觉地朝着有利于自我的方向修正与美化。

李洱通过《花腔》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史实”的形成过程。那些经历了诸多苦难年月的叙述者不愿意，也没办法再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所有叙述都是从当下出发而言说历史，致使现实与历史交糅混杂难以分辨。这些叙述中有几份真实，几份在无意识中被修正，我们不得而知，几份是为了当下的处境或其他什么企图而耍的花腔我们更是无从而知。

一般的小说，尤其是推理小说，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条线索，或明或暗，或隐晦或直白，都是为了指引一个确定的结局和答案。而李洱的《花腔》完全颠覆了这种细节的作用，一个个细节在不同叙述者的叙述中将结局带上了一个又一个歧途。这些细节不是为了引出一个确定的结局而是让结局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这里，李洱其实是想要告诉我们历史的不可复原性，或者说叫做历史的不可叙述性。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然而任何想要重现这种历史客观事实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李洱用自己独特的小说架构让三个叙述者有充足的空间大耍花腔，却为这些虚构与花腔尽力搭建着极度可信的史实性的门脸。比如每个叙述者的叙述开头都煞有介事地标明叙述时间、叙述地点、叙述对象，甚至记录者，好似一份极其严谨的采访记录或者案件卷宗。再比如，他让众多虚构的人物与历史名人发生各种关联，小说中的几位叙述者以及它们的叙述对象葛任都曾先后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瞿秋白等历史名人有过密切的关联，这使得他们成为一个个真实历史事件中的一份子，使这种史实性门脸的可信度大大提升。这种虚构与真实的反差，历史与现实的交糅，让整部作品充满张力，又充满反讽。但你若以为李洱仅仅是为了这种艺术的张力与反讽，为了打破虚构与真实、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高墙而炫耀这些技法，那可就太低估这部作品的价值了。

李洱不是先锋文学的始作俑者马原，为了技巧而技巧，为了结构新奇而创造新奇的小说结构。李洱书写《花腔》时先锋文学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早已不是标新立异的阶段。《花腔》是一次对先锋文学从技法到精神内核的总结与凝聚。正如荀子总结汇聚了春秋战国数百年各家各派的思想而集大成，李洱之《花腔》亦是自80年代始席卷全国文坛的先锋文学的集大成之作。《花腔》无论从艺术技法还是精神深度都直接与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比如芥川龙之芥的《竹林间》、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等相通。

李洱不仅利用虚构地叙述叙述者所耍的花腔与极度可信的文字表象之间的反差，让我们看到了真实与虚构的不可分割，历史真实的无从探寻，还构建起一个错综复杂的叙事迷宫，任读者寻找自己的答案。更重要的是李洱通过不同的叙述者大耍花腔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叙述的虚构性背后人性的真实。我们不去探究几个叙述者关于同一事件的叙述的矛盾是因为无意的记忆修正或是有意的耍花腔，总之每个人的叙述结果都是利己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不再像是一场对于历史的重述而更像是一场自我辩护。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以史为镜”，可历史总是惊人的一次次重演的原因。

在语言方面，《花腔》也有极大的突破，作品中众多人物的口述、记录，需要不同形式不同习惯的语言来表现，这就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灵动性与多样性。

总之，《花腔》是一部充满叙事的虚构与虚构的叙事的作品，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特异文本，打破真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的间隔，让我们的看到的历史复述的不可行性及多种解读的可能性，更让我们看到了不确定性历史中确定的人性。

2021年1月10日

曹文学于渤海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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