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初始革命年》读后感摘抄

　　《成长初始革命年》是一本由王安忆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页数：3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成长初始革命年》读后感(一)：小说之外的王安忆

　　编辑手记：

　　王安忆作为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作家，对她概括性的介绍显得冗余而无用。就本书策划来说，首要指出的是她在创作中的“多变”。八十年代至今，她在中国文学、文化领域的持续在场，且不断更新自己的创作方向，像“女工”般的创作态度，放眼当代实属少见。八十年代初她以《本次列车终点》《流逝》《雨，沙沙沙》以及“雯雯”系列成名，将女性视角与历史洪流结合到一处，现实主义笔调锋芒初露。自一九八三年旅美回国，风格为之一变，《小鲍庄》和“三恋”系列（《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更执着于虚构与抽象的表达，她似乎有意尝试从主观世界观察客观现实，不再如前，遵照现实主义大纛发现生活。这种尝试的极致是九十年代初的《纪实与虚构》，她自陈这部小说是极少数完全以抽象命题做情节的写作。这之后，她又回归现实，以上海为坐标，写出《我爱比尔》《月色撩人》《米尼》以及《长恨歌》，摇身一变成为张爱玲传人，风头一时无两。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她又将眼锋一转，仍然是现实主义却潜入上海周边底层世界，写出《富萍》《遍地枭雄》《上种红绫下种藕》视角各异，却有着强烈人文关怀和底层视野的作品。

　　凡此，在现实的容量里抓取虚构的种子，勤恳浇灌开枝散叶。但如何在这个“多变”之外，看出一个因果，一个王安忆一路走来的“不变”的线索呢？我想这就是这本非虚构的“视野”专辑的方向所在——展现一个小说家虚构世界背后的实体经验。

　　编选思路遵循北岛为活字“视野丛书”所写总序的话：穿越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从九十年代一路走过来，直至今日——也可以反向检查一步步的印迹，追溯青少年和童年，再从路的尽头转身——构成他们“写作”的真正含义。据此，这本书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部分：

　　见自己：《茹家漊》《成长初始革命年》，从个人经验出发，自己梳理自己的来路，那是成长的源头也 是思想的源头。相比于后天的补足，这里是“王安忆说王安忆”，是最独特的所在，感性大于理性的白。见天地：“第二辑”的四篇（具体见下文）以他者的眼光审视自己，通过陈映真、陈思和以及少年时的同学董小苹，从思想和生活的不同领域出发，在时空的不同焦点上触碰历史，从而引起对自己、对中国、对时代的反思。这一部分着眼他者，其实说的还是自己，但格局已经大得多了，思想的成分开始大于感性。

　　见众生：“第三辑”和“第四辑”（具体见下文）。众生还是他者，反过来说看到的还是自己。但这时的自己和世界，已经是千帆过尽后的总清算。比起前两部分的迷茫与虚无，这部分充满观点和认识，理性成了完全的上风。第三辑以“讲话”的形式出现，包括演讲和对谈，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在文本以外的声音，可能最具思想的外形。

　　综上，这本书旨在纪录大时代中走来的个体经验和思想，从感性出发衍生出理性的份量。按照辑一到辑四的顺序，大致上有个从小到大，以小见大的过程，同时四部分有一个特点，都是以“他者”作为交汇点的，在现实和材料中汲取素材，经过观看和思考成为自己的文章和思想。“自己”呢，是淡入的，既不是背景也非前景，正是介于前后之间，这样方能真正成为的焦点。“观看”“他者”以思考自己和世界，应该是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与这套书其他几位作者最不一样的地方。

　　《成长初始革命年》读后感(二)：一个人的思想史（序）

　　作者：王安忆

　　我理解这套专辑的意图在于，尝试记录共同思潮中个体的历程。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时有跌宕起伏，但就像洪水开闸，直流三千尺，再无回转的可能。新时期文学可称弄潮儿，乘风乘水，且推波助澜。倏忽间，已将半个世纪。中国社会走入现代，大约从未有过如此久长的时日，从容扩展精神领域。身在其中并不觉得，抬头看，却是一惊诧。如我这样的小说者，是从体验出发，理性的概念化往往成为负累，压抑了感官的自由。所以，我想这大约是专辑的第二个意图，让写作人隐形的思想浮出水面，呈现足迹，纳入历史的进步。

　　因循这一解释，着手选择文字，同时，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检点以往，总结经验。

　　我设计以散文《茹家溇》开篇。那是1986年的行旅，去到浙江绍兴，拜文友协助，查访母系祖居。从背景看，正是寻根文学发起，大家伙纷纷投奔“文学的根”。有的入径地缘，向山川河流进发；有的倒溯时间，访问古城古镇古村。大到宇宙历史；小至家庭起源，两头都是虚空茫然，正合小说窃意。回到《茹家溇》内文，则有着话说从头的意思。从1986往回算，写作约有七八个年头，还在情绪的主导下，世事与青春都在平息骚动，渐趋安稳。其实是个迷茫阶段，经验被过度地挥霍，来不及积蓄能量，开发新世界。同时呢，也意味着形势要有转折。《成长初始革命年》和《魏庄》可视作延伸和继续。于是，就让这一辑起句，比兴出下文。

　　第二部分由四个短文合成，分别于1989、1995、1997和2003，应稿约而成章。《我的同学董小苹》已想不起事由，写的是儿时小伙伴，放在第二辑篇首，正与上一辑交集，像是过渡。《重建象牙塔》是替陈思和的文论集作序，我够不上了解他的思想，熟悉的是他这个人，我们同龄，同届，住同一条街，俗话叫做“街坊”，但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方才照面，进行《两个69届初中生的对话》，算得上以文会友。所写“序”很可能与他书中文章不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也是借他的题说自己的话，不期然处总有碰头的地方。《接近世纪初》是因病歇笔一年之后，有换了人间的心情。具体什么样的要求想不太起来了，可能是指定的议题，也可能是自定。跨世纪的人，有一种嬗变的焦虑，造物似乎也是有安排，给时间刻度，好范约洪荒，比如竹的节，树的年轮。所以，就是社会的普遍性暗示，算一个坐标吧。第三篇《英特纳雄耐尔》，又要涉及一个人，陈映真。倘若真有思想史这一说，在我，便是贯穿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天。中国大陆迅疾走完资本经济前期、中期以及后期，从孤立进到全球体系，再又回归中国国情，他，一个亚洲后发展地区的预言人，国际共产主义理想的明日黄花，引领着我，走去无可望见的希望。这样，就来到第三部分，以《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承上启下，然后四次发言，分散在二十一世纪的十几个年头。一个小说者，在文本以外的声音，可能最具思想的外形，但也最可能露怯。以虚构为职业的人也许不该在现实中多说话，因为我们常常混淆真伪，“想当然”错成“所以然”。就像说禅，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是错。

　　第四部分是占全辑篇幅半数以上，写作时间比较接近现在，实是多年学习与实践的感想心得，文学和艺术的观点，对于思想来说，未免太过具体。可是，我们这样的人，不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思想的吗？我们做的活计，堪称莫须有，好比《红楼梦》太虚幻境的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思想本来应该让存在更明晰，我们却相反，让世界变得模糊，暧昧，摇曳不定，仿佛物体在光影里的边缘，也许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史。从这里说，这部分应是专辑的主体，之前则可作附录。

　　《成长初始革命年》读后感(三)：《成长初始革命年》和《我的同学董小苹》

　　1

　　读完第一辑和第二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成长初始革命年》，一篇是《我的同学董小苹》。

　　只谈主观感受的话，总体印象是，作者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军师一样，独坐帐中，就能用笔指挥千军万马。有一种看尽人世悲欢离合的感觉，终索得了遗世独立的美好。

　　不能再表达得更文艺了，因为文字的内里是触摸到了现实的内核的。

　　2

　　我可能是一个善变的读者。有时候，很喜欢这种自我表情较为模糊的兀自感受，毕竟作家可能更希望我们关注作品的层面，而不是作家本人。但是，有时候我又有点八卦，想要窥视作家隐藏的真实心境。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可能更希望看到《成长初始革命年》和《我的同学董小苹》中，会有更多关于王安忆老师家庭以及她本人对自身处境的感受和看法。

　　可能我表述得不够确切，我想说的是，作者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洞若观火，时刻保持着理性和克制。她能清晰地看到这些成长于革命年代中的人怎样被时代所玩弄和同化，能看到人们内心的善恶，能看到蕴藏着日常生活里的悲剧性，并抱持着一种同情和感同身受的态度，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不过，一旦这些问题触及到作者的家庭和自身的时候，总也有一层窗户纸蒙着，给我们一种雾里看花的感受：想看真切，但始终看不真切。

　　不过呢，这并不是文章的缺点，而是出于一个读者的私心，想要更多地了解王安忆老师的私心。

　　3

　　《成长初始革命年》把自己这一类家庭作为春秋笔法来反映时代的语境和真实的生活。

　　这个时代的整体语境是什么呢？就是革命。

　　这种革命是年轻人的最喜欢的，因为可以不顾一切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它呢，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革命友谊是很纯粹的，也就是说内部是团结的。二是，革命的矛头相当尖锐，它会排斥和革命相佐的人，排除异己，它要抹平差异。

　　所以，革命往往是相当激烈的，“年轻人的热情相当可怕，本来是盲目的，一旦获取名义，便失去制约”。它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气吞山河。而这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

　　但这只是语境，只是背景和幕布，不是主角。这也是王安忆老师和很多作者区别开来的地方。她诉诸的不是伤痕，不是揭露疤痕，而是人性中最细微的幽光，温暖和感动。不是现代化式的分着等级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教化和启蒙，而是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庸俗却也新鲜的生活，即使琐碎也琐碎得漂亮的生活。

　　印象很深刻的是作者家中的一个老保姆，拒绝启蒙，拒绝新民主主义的平等自由，拒绝革命的规矩，拒绝称呼同志，而是坚持先生和师母的称呼。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守旧的保姆，在强大的革命语境之下，敢于保护被抄家的雇主的小女儿。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小市民”的道德、世故和人情之常。这才是鲜活的感受和感动。

　　4

　　如果说《成长初始革命年》主要着眼点是“我”感受到的革命年代的点滴往事，那么《我的同学董小苹》讲述的就是浸淫于时间的洪流中的人，如何摆脱革命的负面影响，找回自信和力量的故事。

　　没错，这个人就是“我”的同学董小苹，一个众人眼中的“幸运”女孩，一个因为太过优秀而横遭嫉妒的对象。作者说，“她的美丽、聪敏、妩媚、可爱，以及优越的生活，使许多人的心里感到不安与不平。想到这里，‘我’就发现，这革命中许许多多残忍的事情，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然后，革命开始，一切就发生了。

　　再次和董小苹见面，已是几年以后了，我们之间也就更多地停留在回忆里了，因为幼时的亲密关系只停留在回忆里，现实已然变成了拘束和平平淡淡。

　　但是，尽管董小苹遭受了许许多多残忍的事情，她还是那样勤勤恳恳地做事，过着切实无华的生活，保持着心中的理想。

　　这就是真实的人生，让“我”也得以沉入其中找回力量的人生。

　　5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70年代是个家国情怀的年代，可在我，总是被自己的个别的人和事缠绕，单是对付这么点儿零碎就够我受的了。”

　　我觉得，这就是作者在革命年代直接的体悟：感受自己能感受的，不盲从，并保持理性和同理心。

　　2019年6月9日 卡蓝

　　《成长初始革命年》读后感(四)：《成长初始革命年》：灵魂深处的乡愁

　　坐在咖啡馆里读王安忆的《成长初始革命年》。特别喜欢封面王安忆这张年轻时的照片，不高的像素也阻挡不住青春气息透着纸面向外游走，作为封面是全书开篇的点睛之笔。

　　顾名思义，这本书以回溯“私历史”的方式，讲述了大时代下的个人成长经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记录载体，虽然身处同样的大背景下，却因这样那样的差别，衍生了百样人生。而王安忆的故事，只是其中的样本之一。

　　我非常喜欢王安忆的叙事手段，高超又精妙，脉络细致又不失于广阔的格局。出自她的文字编制成了一首首曲调繁复、曲式丰富的交响曲。

　　全书第一篇《茹家溇》即带来了重量级的阅读体验，这篇散文记述了王安忆寻根母亲茹志鹃的祖辈故乡的故事。围绕着“在妈妈的爷爷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带了一串草鞋，两吊大钱，乘了一只乌蓬船，从茹家溇里出来，去了杭州”的故事，逐渐铺开。绍兴不只有一个茹家溇，王安忆不得不一个接着一个探访。来回之间，尘封的历史不再只是单薄的一句描述，被历史掩埋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出场，细节被补充被丰富，这个“被人乔装打扮的小姑娘”终于在王安忆的笔下粉墨登场。

　　在与张新颖合作的《谈话录》中，二人首先谈到的话题就是“成长”。谈话是比较口语化，随意性较强的漫谈。而散文创作则是具有极强把控力的陈述，节奏、情节的收放和取舍，都在作者的掌控之中。

　　在《茹家溇》一文，王安忆把简单的寻根话题做了艺术化的处理，看不见的往事与看得见的眼前在文章中交汇，碰撞出了传奇色彩的火花。而熟悉王安忆的人，对于第二篇《成长初始革命年》的故事背景不会感到陌生。王安忆对于自己成长的城市——上海，以及生活在上海的人们，都有着精致入微的观察，以及切中要害的评价。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旧交替，对上海，不只政体的改换，更涉及生活理想。” "那时节，人们的眼泪仿佛一触即发，这城市就像泡在眼泪里。晨光洗涤泪痕，太阳升起，广播体操的音乐里，沿街店铺的职员们在马路沿上，伸腿投臂，弯腰转胯，最后是，原地跳跃，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上海的作家有千千万，描述上海的文学作品也有千千万，而王安忆却是其中特别的一位。她能够把往事与经验作审美化的还原呈现，审美化绝非刻意的美化，审美化极其考验作家的功力。她写下的句子将具象的生活与抽象的思想融会贯通，自带着生活的烟火气，以及超然于生活之上的领悟。

　　王安忆专门为她的好友写了一篇文字，叫做《我的同学董小苹》。文章的结尾一段，在平静中透着由衷的肯定与欣赏之情，也是对于二人多年友谊的最好总结。

“当我从虚荣里脱身，来到她的生活里，一同回忆我们小时候活着或死去的同学，亲爱或并不亲爱的老师，互相道出那时候可笑可叹的故事，在我们离开的日子里各自的遭际与命运，我觉得真实的自己渐渐回来了，我身心一致，轻松而自然。她的生活使我能够注意到，在我的生活里，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有意义的，而哪一些是虚假的，哪一些又是无聊的。”

　　从虚荣里脱身，身心一致，轻松而自然……这段话或许同样是对“挚友”这个名词的完美定义。 王安忆曾经在《谈话录》里说过，她是在革命干部家庭背景下长大的，“革命干部的生活就是没有本土色彩的生活，家里面是说普通话的。”这一点让我深有感触，我终于找到了最能够解释自己出身，以及内心“毫无故乡感”的原因。 灵魂深处的乡愁是无处安放的，也是无法回应的。只有全身心投入到切实的生活中，获得扎根于安稳现世的实感，这种感觉能够在绝大多数时候消弭掉故乡的“缺席”。无论是探寻故乡还是以书写的方式记录个体命运，都是在为灵魂寻根。

　　照看、整理、思考并理解自我，是每一个个体命运将要面对的终极课题。

　　《成长初始革命年》读后感(五)：在变革中成长

　　王安忆的文字总有种生活的烟火气却又有理性的思考在其中。读起来温柔却有力量。 按照王安忆对《成长初始革命年》的划分，辑一到辑三可以作为本书附录，而第四辑应该是专辑的主体。如果说前三辑是个人成长史的总结，那么第四辑呈现的是个人的思想史，而这里带着个人成长的烙印与对思想的构筑历程。全书最后以《人生烦恼识字始》作为结尾，应该是对未来的预期，“同在知识长河，流向人类文明海洋”。 辑一 《茹家溇》是寻根，去寻找消失到历史尘埃中的祖辈。中国人都是宗族聚集，父一辈子一辈这样走过来的，甚至通过姓氏、族谱能追溯到更久远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出了卓越之才，光宗耀祖之人，会用立碑或建筑等方式更加牢固地传承。似乎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祖先的基因，有自己的独特性存在于其中。但是如果离开故土去异乡并很快消失的人，就只能靠类似考古的方式去探寻究竟，却又找不到答案。很多事很多景象对于新一代人来说已经变得很魔幻，历史退去的太快了。《我的同学董小苹》P81—P93 所谓好好的活着就是活出自己独特的样子，活出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在自我塑造的过程当中他者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无限之中需要坐标，他者就像一面镜子一个坐标，让人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找到方向感，觉醒并有所完善。董小苹，一个美丽善良聪慧的女孩儿，即使文革之前，也因美丽与财富被人嫉妒与仇视，尊严被肆意踩踏。但是她“不仅坚定了她的自尊与自爱，还保存了一个理想，并使之实现”。在痛苦中蜕去一切虚假与粉饰，直面真实的人性与人生，确立自我认知，在不断变化的际遇里，依然从容淡定，并非人人可及。王安忆一路顺风顺水，功成名就，却因虚荣迷失了部分自我。小苹的存在让她找到了一种切实无华的人生。小苹凭一己之力与韧性，让每一日都是勤勉而有意义的。“她的生活使我能够注意到，在我的生活当里，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有意义的，而哪一些是虚假的，哪一些又是无聊的”。能从他者那里找回真实的自己，身心合一，说明他者生命力的顽强与通透，有所坚持有所不为，有这样的他者何其幸运与幸福。

　　《重建象牙塔》 曾几何时象牙塔是人人争相逃离的地方，应该就是王安忆说的那两极，玄的太玄，让人无法企及也无法去构建凡人的思想；而“实的又太实在，讲的是投笔从戎，知识分子下海”，是很多知识份子趋之若鹜之流向，到现在这些问题依然还存在。至于个人也是如此，我们似乎也在逃避自我思想的构建，更愿意沉溺，更愿意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思考太辛苦，而思想又有何用呢？可是如果不重建象牙塔，这个世界包括这其中的我们如何找到存在感？虽然我们都很渺小，但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亮点，如果无数个小亮点都不曾点亮过，那么文明史会不会是越来越黑暗一片呢？思想还有流动性吗？还会有思想史这个说法吗？还会有更多活生生的生命吗？还好还有陈思和们，意愿劳作，给我们以标高和攀援，让我们能从塔基开始往塔顶攀援。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乐趣无穷，“我们都是受益者，辛苦的是他们，思想工作者们”。生命是一座孤岛，但思想可以点亮并连接这些孤岛。

　　《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教育的意义》 69、70和71届这三届是老初中，他们其实只有小学五年的教育，正是人生观和知识结构搭建的时期，可是他们却缺失了所有的机会。就像陈思和说的有着求知的渴望却被践踏，一切崇高的东西都变得荒谬和可笑，没有知识没有理想没有真善美。生命里除了每日劳作，就是无聊，因为没有梦想，不知人生价值为何。认识的人当中有去兵团的人，说起来在离开家的时候还有一点小兴奋，因为可以过集体生活，可以去没去过的地方，可以不用读书考试，可以离开父母的管束。然而一去不返的是确立自己理想和信仰的机会。看不到前途，不知何时才能离开农村，以为一辈子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切都变得愚钝与麻木。这一代人回归正常生活后，很多只能是做一些极普通的工作，随时受到经济变革的冲击。因为缺少中学的教育，高考对他们来说很艰难，像董小苹那样能一直坚持并考上大学实属不易。也可能正因为如此，就造成了他们对自己这段经历的没办法深刻反思，一可能是没有评判的标准，因为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样子；二可能是因为他们被困顿的生活烦扰得疲于应付无暇顾忌反思。不仅是这代人可惜，这代人相关的几代人都会受到影响，家庭教育是个人成长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再说到大学教育，虽然王安忆也提到了阅读，提到了去思考生命本身的价值，但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就像徐贲说的那样，都是通识教育，缺少的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通过阅读经典与写作，来推动对自我存在及所处世界的理性思考与分析判读。“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自信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的孤立中完善自己”。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自己成为乌合之众，在类似文化革命事件中，处于跟随状态甚至推波助澜的作用。

　　《成长初始革命年》读后感(六)：当谈起小学同学时，我却要和你聊聊王安忆

　　此文首发于“豆瓣读书”公众号

　　读完标题的前半，你一定觉得这将是一篇飘着淡淡忧伤风味的“那些年”款怀旧抒情散文，抑或一次对雷蒙德·卡佛或者村上春树“当…时，我在…”的小资式跟风模仿。然而，紧接着的后半就让你失望了，当我向你谈起小学同学，我要和你聊的却是小说家王安忆。别误会，王安忆当然不可能是我的小学同学。虽然文章是从一个叫董小苹的小学同学说起的。

　　董小苹是王安忆的小学同学。她在王安忆笔下，曾有过堪称惊艳地出场“记得那一日她穿了一件白茸茸的大衣，戴一顶白茸茸的尖顶帽子，脸蛋是粉红色的，一双极大极黑的眼睛，睫毛又长又密，且向上翻卷着”。董小苹的美丽，让王安忆的妈妈非常兴奋，“始终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而使得“站在一边的我，满心委屈，妒忌得要命，眼泪都快下来了”。毋庸置疑，刚刚进入小学的王安忆，和董小苹十分要好，哪有女孩子不喜欢美好的事物呢？

　　然而事情从“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开始发生了变化。

　　一个人见人爱，功课门门优秀，家长嘴里“别人家的孩子”的女孩，却渐渐变得消沉，很少交到朋友，王安忆也在不知不觉中从董小苹生活的参与者，变成旁观者，以致陌路人。她们童年的后半，在一种彼此“悄悄地退场”中过去了。

　　熟悉王安忆的读者，对两个数字不会陌生，即6和9。王安忆出生在一九五四年，她上初中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与当下常常被翻出来怀旧的“老三届”，即66、68、67届上山下乡的知青刚好擦肩而过，用王自己的话说，“我们不如老三届”，“因为他们在‘文革’以前受到的教育已经足以帮助他们树立自己的理想”。她甚至认真分析了6和9这两个数字的组合，认为这种上下颠倒的方式恰似69届初中生的成长状态——颠三倒四。同为69届初中生的陈思和说得更为犀利

　　“在刚刚渴望求知的时候，文化知识被践踏了，在刚刚踏上社会需要理想的时代，一切崇高的东西都变得荒谬可笑了。人性的开端正处于人性丑恶展览的时期，要知识没知识，要理想没理想，要真善美，给你的恰恰是假恶丑”。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王安忆再次重逢了董小苹。

　　她们当时一个在安徽插队，一个在江西林场，通过中学好朋友搭桥，取得了互相通信。等到再次见面，是在两年后的夏天，地点是上海，“她穿着旧衣旧裙，扎了两个短辫，形容依然十分姣美，眼睛又黑又大，睫毛又密又长，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失去了小时的活泼与生动，老老实实的”。这之后两人开始了很长但平淡的来往，直到八十年代，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巨变，经济的浪潮使革命的堤坝溃决，人人都开始谋求自我的发展。此时的王安忆在儿童时代社工作，发表了一些小说，行将走红。而董小苹呢，仍然很不走运地挣扎着努力着，病退回到上海，以在绣花线的生产组做仓库保管员为生，利用业余时间补习，考进大学。

　　“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当年董小苹在班上被人说成“狗崽子”的时候，她奋力反抗的话，虽然语境全改，但信念却愈发坚决。这样，后来的董小苹，似乎可以看作69届初中生的一个“后记”，一个颠三倒四之后的“拨乱反正”。

　　而王安忆呢，她似乎在这个“后记”里是个异类。一九八三年她跟着母亲茹志鹃去了美国，第一次吃了汉堡包，Pizza，肯德基鸡腿，“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也就是在那一年的美国，她认识了陈映真，假如她没有遇到他，“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如果说陈映真是来自对岸的参照，让她对“大问题”警觉。而几乎在那同时，王安忆与董小苹往来逐渐频繁，她开始喜欢去董小苹简陋而凌乱的家，“说些平常却实际的话”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天气，不合时宜的在她家做客。积水顷刻间在她家门前淹起湖洼，隔壁公共食堂进水了，老鼠们游水过来，栖身在她家台阶上避雨。她安详地去幼儿园接回儿子，再去买菜买面粉，自行车像兵舰一般在大水中航行。然后她从容不迫地剁肉做馅，大家动手一起包一顿饺子。”

　　这些都与“大问题”相对，都是琐碎。丹尼尔·贝尔说，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这些琐碎的世俗意识也最终成就了王安忆。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们最终被同一种力量驯化，这股力量就叫日常生活”。

　　当我向你谈起小学同学的时候，我想和你聊聊王安忆。

　　引用皆来自《成长初始革命年》一书，具体篇目如下：

　　《我的同学董小苹》

　　《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

　　《英特纳雄耐尔》

　　《成长初始革命年》

　　《成长初始革命年》读后感(七)：经验与记叙——从整本书回到《茹家溇》

　　整本集子确实比较散，大致的脉络就像王安忆在序言里交代的那样，由旺盛的情绪与经验（第一辑），过渡到更理性化的表达（第二辑），再藉由演讲的形式游走到文本之外、披上思想的外形（第三辑），最后则重回文本，用暧昧的方式呈现思想史（第四辑）。

　　我天真的看法是，全书的脉络是一个被理性攫取的过程，而在这一切的开头，依然有无法阻挡的经验之流，那对我太有诱惑力。就我个人而言，对前两辑的偏爱甚于后两辑。就这样，我似乎是一个反着来的读者，历见全书的思想流转而不顾，却凭借一股逆流的渴望，拥抱那个过度的、散落的、淳然的、野蛮的文本状态。我近来愈发偏爱那种溢出的、游走的文本感觉，而不愿盯着清晰的思维骨骼沉思。

　　或许只是我太年轻。开篇的《茹家溇》，或许是因其最无法内敛的经验之流，或许是浙江水乡引起了我复杂的怀想，我更是偏爱有加。于是，针对这篇写了较详细的读后感，细致程度在这个所谓总览之上。看上去只针对开篇，但也暗含着阅读完全书后的感受。

　　期待各位对我的思考的批评。

　　经验与记叙

　　一

　　这是一场寻根，也像一场侦探活动，还有一种含混的结局。寻根是外显的线索，探查的对象是记忆，含混逼出了思考。逐渐清晰但依旧无法贯穿的身世叙说在内隐处诘难着这场寻根，两者拉扯间的张力呈现了一场对记忆的盘问。

　　文本开篇，作者就暴露了一个当下叙事者“我”，由此展开了“我”要寻根的由头，以及整个寻根的过程。当下的“我”看上去最为可靠，构建了记叙的第一个层次；其次皆为这个“我”的回忆与补充，寻根的具体过程与见闻在此展开，这是第二个层次；而叙说的第三个层次比较复杂，既有“我”在寻根中再被勾起的、或近或远的想象与记忆，也有他人的许多记忆片段。如此，才完成作者对“我”的寻根记忆的重建。当然，这三个层次绝非泾渭分明，资料式的补充片段游走在任意一个层次上，但总体而言还是分得清层次的。顶开头的这一句提示，尤其将这个层次感表达出来。

　　为何要强调层次？一旦层次清晰，就能更清晰地判断“谁在记叙什么”，并试图依此切入文本的“潜意识”。当下的“我”是王安忆，回忆里的“我”也是王安忆，却都不完全是完整的作者王安忆。

　　二

　　先说外显的寻根。寻根要重建的记忆到底是什么？貌似重点是补全太外公的发迹缘由，但又理所当然地不满足于此，而是指向一个并非以百十年度量、而是以千百年度量的悠悠历史长河。

　　如果仅看前者，似乎确凿地重构了，各种记忆相互印证作用，“少年闯杭州的故事讲完了”。但在其中的“状元问题”依旧是个零落的片段，没法梳理进主线，当下叙事者“我”也不忘突出这一点，在讲完故事的提示后又补了点线索，可见心事未了。而前文交代的一处线索——“我”提到热心的绍兴人帮助指出了四处相关地点——到最终只记叙了前两处的经历，剩余的化作未完成，至少是未叙说。或许从常理来说，大概率是无关，只是当下叙事者“我”不再交代；但在拼图拼完整后还多出一块的特殊情况下，似乎没有一句补充，总让人觉得就是遗漏了什么——当下叙事者“我”为何忘记交代这点线索？心事未了与空白记叙间的文本断裂，似乎提供了一个轮廓明确的入口，通向内隐处的那份自行诘难。

　　至于后者，更是愈发模糊，当下叙事者“我”无法通过自己的实在经验（也就是第二层记叙）感知更前溯的身世，对模糊的集体记忆与史料记载更多了份忧心，只好不断运用想象以及强调单一说法的不确定，挑一种展开补全，以获得更长尺度上“根”的重构。而这种寻找，不是在以常人熟悉的面对历史的方式来面对历史，反倒是以以常人熟悉的面对未来的方式来面对历史——由当下，放射出诸多可能，而这么多可能中被强调的那一种冥冥的印象——叫做历史。记下的如孤岛，点缀在遗忘之海。尽管文末处，当下叙事者“我”有意识地强调大体的方向感及其价值，但经验性的吉光片羽散落在“我”的寻根中，没有被理性的指引完全驯服，文本本身哗哗地淌向开放与含混。

　　三

　　在探讨内隐的脉络时，需要再回头强调这篇文本第一个层次存在的意义。这里的叙事者“我”，确证了一个在寻根之后的、带着理性思考的、不断调动记忆并在记叙着的“我”的存在。这种有意无意的突显，使这个“我”的叙事行为本身也能被审视与解释，而作者王安忆则能与这个“我”保持距离，这种解释仍然针对文本而非作者。

　　由是，文本中两个“我”的对立出现了：当下的“我”更理性，站在文本的终点，组织语言材料构建了文本的第二层、第三层；而回忆里的“我”更感性，在身体上感受着寻根，处在一种阴霾且病菌乱飞的环境里，更深切感受着无望与疲劳。二者合一可能仍不等于写作者王安忆，二者之隔是诘难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

　　具体说来，相较当下叙事者“我”，被记叙的“我”好像也不那么想去判断，更喜欢敏锐地捕捉线索，从他人讲述的字里行间任想象随意地奔腾而去，而没那么在意这个形象的严谨性——比如“我”根据确凿的信息认定阿丑公公对“我”外婆的记忆有误，但依旧愿意相信、或者说只好凭借阿丑公公其他的记忆，来重构“我”太外公的形象。说的彻底点，尽管太外公的身世能被重构，依靠的是第二层记叙中“我”寻根的实在经验，但最终仰赖的主要还是第三层记叙，也就是他人的记忆与自身的想象。而这一切的意义赋予，又回到了第一层记叙中当下的叙事者“我”——也正是这个“我”在试图重构，并在理性上感到遗憾，但依旧试图给予某种合理的构建。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感性的那份存在自然流淌着理性不及之处，给予某种无声的解构。

　　寻根要重建的记忆到底是什么？寻根的初衷想要确证某些方向的存在，强调某种长期以往的、作用于最最底层的驱动力的存在，但真的存在某种确定的根吗？一个点的两端都是无数条线，想要确认“根”也是为了某条对应的“枝叶”。这份内隐的诘难来自记叙这个行为本身，经验可流淌，记叙则想着如何塑形、如何供人观看。

　　《成长初始革命年》读后感(八)：正圆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承认这一切，于是就要面对——轻盈里的坚决态度，撼人的朴实。要接受所有琐碎沉重的事实：接受自己是信仰缺失的69届初中生，接受自己是被捉弄的一代人，接受自己没有正常步入大学的机会，接受自己曾经被侮辱被损害，同时接受自己也伤害过别人。接受自己始终拥有飘零、忧伤的一页，并将影响好几代人。

　　一

　　王安忆的名字，始终和小说家的身份联系在一起。但这次她出了一本散文集，《成长初始革命年》。王安忆连写演讲稿时都说：“因为我的职业习惯，所以我更愿意用小说，这一文学的形式来对这时代做描述”，“我还是要用小说来描绘这个发展的过程”……于是这个集子，不太像杂文或者小品，而是有点小说家思想漫游的性质，展现了一个职业小说家的散文艺术全貌。

　　《成长初始革命年》由作者家族历史源头讲起，从革命年代写到二十一世纪，横跨作者半个世纪的生涯，囊括了个人随笔、演讲、对谈多种体裁，敷衍出历史记忆里的个体历程。翻进来，我们看到的是在魏庄的文工团生活、淮海公路公寓三楼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小学同学董小苹、同为69届初中生的陈思和、“我”永远追赶不到的偶像陈映真，以及许许多多还没来得及建立起一个文学传统的同时代人……这是一本面对过往的书，它可以让你重新认识王安忆，同时，认识王安忆生活的时代，并以此为基点回望其小说创作。

　　一切从封面的老照片开始。七十年代，徐州，王安忆在街头猛一回首，表情是还未成埃落定的样子。照片非常形象地表达出了这本书的气质——光线柔和、暧昧，万物都蒙上一层灰灰的影子。它很像骆以军说到的那种“狼狗时光”，大约是早晨五六点，天将明未明，远远走过来一个动物，你分不清是狼还是狗。王安忆整本书都笼罩着这样一种氛围。她站在灰蒙蒙的平面里，好像在提醒我们：隔了非常久远的时空之后，作为现在的读者，我们回看历史时的模糊。

　　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是两个不同的向度。《春秋》只载要事，弘大典重的官方叙事并不能反映全部的真实，于是九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流行起来，试图工笔描摹历史的细节，提出“民间的声音”，如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历史是碎片化的，虚构使它连缀成故事。小说似乎成了切进民间历史的最好入口。

　　散文不一样。散文常常是作者把真实的经验拿出来跟你讲，因而要以散文来承载历史，大多时候要剔除象征、隐喻等手段，也不需要去处理太多技巧性问题，比如广角与聚焦之间的关系。它失去小说虚构而带来的完整度。作者是撸起袖子真刀真枪地做起来了，《成长初始革命年》的封面背后就是这么一个真枪实弹的世界。

　　但王安忆不是正襟危坐地来跟你讲历史，如前所提，她营造的是一种气氛，足够轻，有点像云，靠这个，她能把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弥漫到整个时代去。这种草蛇灰线式的写法带给读者“沉进去”的阅读体验。

　　二

　　营造氛围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选材。王安忆讲的都是一些不太要紧的东西、个体一些琐碎的经历，甚至连这片段的经历都不够实在、有序。读者常说到王安忆的絮絮叨叨就与此有关。但这种絮絮叨叨有它的节奏感，时势与命运会在其间不经意自己漏出来。

　　在与书名同题的《成长初始革命年》一文中，王安忆裁剪出“文革”中的日常生活。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想象多少有些概念化。就像许多铺衍这段时代背景的话剧，几乎都是漫天的传单，紧张的音乐把观众的神经崩到极致，真是“千钧一发的那个‘千钧’”。

　　但王安忆是真的把自己当一个那年代的普通市民来写，写小市民的衣食住行，写小市民的眼睛。于是我们看到动荡时期的另一面：“浮丽中的健康脾胃”。家里保姆煮出的酱系菜色多么诱人；而母亲会拿出一包珍藏的人民银行首次发行的硬币，带全家饱吃一顿冰淇淋（不知王安忆对食物的选取是否有意，“文革”与“冰淇淋”两词并置确有一种视觉冲击的效果）；“我”与小伙伴手挽手走在淮海路上，用有限的零花钱光顾大马路弄口的合作食堂，买一包熟菱角、一碗牛肉清汤、黄炒面、盐金枣……金灿灿的吃食填满了我们发育年龄段的馋，构成零星的都市民间景观。“大革命的洪流中，堤坝溃决，我们被同一种力量驯化，这股力量就叫作日常生活。”在当时绝对存在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存在的世俗法则。

　　这种日常气氛带来了新的“文革”阅读体验，填补了我们视野的空缺。一方面，它可以修正我们过于程式化的想象，有助于更全面、切肤地了解那段历史——那些年代，我们有生活，与任何年代一样。另一方面，这些文字带来一种奇异的丰富——好像正是那个时候的昏暗、无序与匮乏，才会让这些金灿灿的食物的记忆尤为深刻、明朗。正面应证了反面。

　　另一个方式是对事实的轻处理。王安忆擅长把情节处理得非常轻，有很多东西只是灵光一现，但整篇文章从此都带上了那种情绪。在《我的同学董小苹》中，董小苹曾经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小女孩，有一双极大极黑的眼睛，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女儿，她后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地急转直下了，就像当年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从高崖上掉下来了。这种群体式的跌落一般归咎于违背了政治正确。无论是当时的批判还是后来的平反，都纳入了一个公共的话语体系——因为不符合当时的“正义”而批判，同样因为重新调整了“正义”的内涵而平反，这是我们读到的正史。王安忆却稍稍做了一个假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董小苹会怎样？结果发现似乎一开头就是这样：

除我之外，董小苹几乎很少好朋友，班上同学总是和她很疏远……她的美丽、聪敏、妩媚、可爱，以及优越的生活，使许多人的心里感到不安与不平。想到这里，我就发现，‘文化大革命’以及这‘革命’中许许多多残忍的事情，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王安忆敏锐地翻出了民间藏纳的污垢。平日表面和平下的敌对，借着“革命”的契机，宣泄成民意。这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怀疑，对官方主导力量有效性的怀疑——即若没有人心的嫉妒、敌对，种种私怨，这场运动是否还能如此快速地兴起？在“政治正确的信仰让我不得已孤立自己的同学”的表述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层因素，叫做历史包藏的私心。这种私心在一些反思文学乃至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等作品中已有所表达，王安忆的特别之处就是她对这种心态的轻飘飘的处理，仅仅在思索中，一下就滑过去了，但就是能让你感觉特别惆怅，后续对董小苹的一生的铺衍也一直暗埋着这道小伤口的阴影。同样题材的轻处理还可以在王安忆的小说里见到。以去年出版的小说《考工记》为例，小说中塑造了旧式家庭出身的陈书玉形象，在“文革”兴起时，他一直坐卧不安，担心自家的大宅是否会给他带来灾难。但首先侵入古宅的不是他日夜担忧的官方力量，反而是东墙边上的邻居：

有一天，他到东院替祖母捡落下的衣衫，看见东边赫然豁开三四尺，推进来碎砖垛子。他架起扶梯攀爬上去，只见一座披屋破墙而立，披屋前竹篱圈起菜地，浇了人肥，鸡们在畦间悠闲踱步。……将梯子搬回原处，掸着手上的泥灰，想起大虞临别时的话，关于‘有产’和‘无产’。”（《考工记》，王安忆）

　　它只作为一堵墙，被主人公非常偶尔地看见或者想起。王安忆不写谁怀着恶意去虚假举报谁，也不写具体的私人报复行为，她只写一堵墙。但是这个就会沉淀为小说的底蕴里的一种东西，你在读的时候，会觉得它隐隐地就在旁边，时不时就想关心一下这堵墙是不是又挪移了几寸。这就是我说的王安忆营造的气氛，她的行文里有非常多这样的东西。在《成长初始革命年》里也是这样。

　　在董小苹的故事里，作者将她从女孩写到母亲。关于“文革”里她受到的伤害，最重的详写，也只是课桌上被写了“狗崽子”的字样。其他的是用一句陈述句总结带过：“一日之间，全家做了贱民，从此，开始了凌辱与贫困的生涯。”在这句陈述句之前，王安忆没有再对董小苹所受的凌辱与贫困做细致描写，反而插了一个闲笔，写了同班两个女生的夭折，一个是患肝癌，另一个是急性脑膜炎。这两个死亡都叙述到了具体的细节，前一个写了女生死后，她母亲叫“我”去她家取借给她看的小说书。后一个写到：

后一个同学在一昼夜之间消亡，有同学跑来告诉我，说她给她们猜的一个谜语还没有告诉答案，现在谁也不知道那答案了。”

　　紧接着却是一句：

许多日子过去之后，我才知道这一年里，董小苹经历了什么。一日之间，全家做了贱民，从此，开始了凌辱与贫困的生涯。”

　　接得非常快，非常顺，甚至两句间用的是逗号而不是句号。这两个女生的死与“文革”没有关系，与董小苹的经历也没有任何关系，但它作为一个闲笔插在这里，让行文变得很松弛，同时在松弛间拉出一种情绪，营造了那个年代的飘零与无常。于是董小苹的结局就变成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时代与个人的命运交织到一起。这里甚至也可以看出一个小说家别出心裁的安排。

　　三

　　拉杂许多，都在讲氛围氛围。那么这氛围究竟有什么用，从中能收获什么，或许是一个读者比较关心的实在问题。一个是我认为王安忆通过这种方式，传达了一些历史别样的声音，更新了我们的认识；另一个是读者可以获得“阅读历史”的审美体验。

　　中秋晚上，和朋友聊起这本书，她说：“那样的时期，又是这样的手笔，很容易就让人觉得在看一出忧伤的老电影。”读完抬头看着圆月，梧桐树叶摩挲着清寂的夜，真的就忽然会想到《智取威虎山》里那句黑话：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当然，我们是正圆月时说话了。这个家不是实指，而类似一个精神家园，我们说起那一代人，总是有点浮萍。此刻历史不仅是用来认识的，亦用来审美。我们没有经历过王安忆经历的时代，但那种“沉进去”的阅读让我们获得了感官上的共鸣与精神上的审美体验。用科林武德的话说，我在自身的心灵中，以我的知识结构重演了他们的思想，并在重演的过程中对自我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共享了一份飘零与惆怅，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前人。

　　在《魏庄》一文的最后，王安忆写道：

七十年代是个家国情怀的年代，可在我，总是被自己的个别的人与事缠绕，单是对付这么点儿零碎就够我受的了。并不经常地，仅是有时候，我会从壅塞的记忆中，辟出一个角，想起魏庄。那一个午后，送走访客，走在春阳下的坝顶，非喜非悲，却是有一种承认的心情，承认这一切，于是就要面对。”

　　承认这一切，于是就要面对——轻盈里的坚决态度，有那么点死心塌地的意味，撼人的朴实。要接受所有琐碎又沉重的事实：接受自己是信仰缺失的69届初中生，接受自己是被捉弄的一代人，接受自己没有正常步入大学的机会，接受自己因为停滞，从来都追赶不上走在我们时代前头的前辈偶像。接受自己曾经被侮辱被损害，同时接受自己也伤害过别人。接受自己始终拥有飘零、忧伤的一页，并将影响好几代人。

　　引用出自： 王安忆：《成长初始革命年》。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9月。 王安忆：《考工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