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100字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是一本由[美]金介甫著作，雅众文化 / 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416，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一)：金介甫所著沈从文传“雅众文化”版中的一些小问题

　　

据友邻的梳理，最新的这本雅众文化版应该是金介甫所著、符家钦所译沈从文传的第六个版本了。前五个版本的情况可参见2007年时豆友“酒酿冬瓜”的评论：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228642/

雅众文化版与我手头所有2005年10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版相比，有所不同的地方是：

变化一、多了一份金介甫写于2018年3月1日的“作者新序”（成逸洁译），从这份新序中可以了解到：1、雅众版的问世得力于编辑曹雪峰；2、内文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注。

变化二、雅众文化版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全译本”中的“《沈从文传》新版序”改名为“作者旧序”，并且补上了那个译本没有附上的金介甫自己标注的写作时间“1999年4月15日”。

变化三、据上面提及的这份“作者旧序”，可以推测的是，与国际文化“全译本”一样，雅众文化版也应该是承续自1995年台北幼狮“这个最完善的版本”（金介甫语），我不懂版权问题，不知道推测是否属实。但是，国际文化版在版本页标明自己是引自台北狮，而雅众文化版则没有。

变化四、个别译名采取通行译法，第11页薛爱华在国际文化版中为沙费尔。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二)：一点随想

　　

首先感谢译者，没有他的工作我就见不到这么好的作品。

《他从凤凰来》是我开年以来第一本读完的大部头，出于纪念意义和我本人对沈老的喜爱，故在此花些时间写一点自己的随想。

首先是风格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写传记的人在为传主写传时也是在给自己写传。对比同样是研究沈的传记作品，张新颖的两部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和《沈从文的后半生》更倾向于从沈本人的视角出发也就是沈在当时当地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东西，而金介甫的视角更倾向于在小环境下的沈。金介甫的文字中经常有对湘西地区和北京地区政治环境的描写，他认为沈的文学和这些政治风气有着很大的联系。例如沈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关于现代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思想就源自于沈在湘西当地做过官的亲属。

然后是分析的视角，张的作品中虽然详尽但对于沈文字的背后所作的一系列解读却有着自己的理解，也就是说张将自己的视角带入的了沈，说实在话这对于读者而言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张毕竟离我们的生活更近从他的视角去解读时空的隔阂会减少许多。但对于作者而言却是悲剧的，因为传主和传者的距离过近，让读者在阅读传记时会无法分辨究竟哪些部分是传主，哪些部分是传者。相比之下，金和沈的距离明显就远多了。打个比方，沈就像一位等待医生治疗的病人，张选择的方式有点像传统医学，带入病人和病人感同身受，以此来得到解决疾病的良方。而金呢，他选择了现代医学，用他精致的手术刀来一点一点的解剖沈，始终不去进入沈。

然后是沈老的文学理念，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和沈老的文学理念变化有一定的重合，那就是从“为了艺术而艺术”走向了“艺术要为政治服务”的路线。沈老一生没有加入过任何一个党派，无论是左翼右翼还是中立的党派，沈老都一直和这些党派保持距离。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好事是你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那么你的言论就可以极度的自由，今天可以支持左翼，明天就可以支持右翼没有人会因为你的立场不坚定而批评你。坏事是如果你加入了一个党派，那么你的对手只有反对派，而你不加入党派你的对手就是全部的党派。

沈的政治理念则带有着乡下人的浪漫主义思想，他认为国家崛起依靠的是“美”这样的东西，只要人美了，这个社会自然就好了。出于这个愿望，沈倾向了地方的民族自治，虽然这个民族已经不再是他小说中那样善良和朴实了，但他依然对这个接近于空想的方式心存向往。在这方面沈从文更像一个小丑的角色，自己已经深知过去的湘西在战争和鸦片的毒害下荡然无存，但他依然用笔墨去描绘去幻想那个充满着“民族的希望”的人，即便是被现实一遍遍的打脸。曾经的好人变成了坏人，曾经的好友变成了尸体，沈老努力将湘西的美好展现给人看，但现实却一次次的将湘西的黑暗展露无遗。当然，这并不是沈的错，这是时代的悲哀。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三)：比较“原汁原味”的沈从文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写的这本《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放置了很久，以致于夏天变成了秋天、秋天又变成冬天，直到如今，一年中最冷的“三九”“四九”都已经只能望其背影了，才终于郑重其事地拿起了这本挺有“份量”的沈从文的传记作品，开始接触一个其实不应该陌生，却还是觉得多少有点儿不一样，却又在某种念想中觉得就应该是相当接近“原汁原味”的“沈从文”！在初读了正文前面的“推荐序”“作者新序”“作者旧序”以及“引言”后，猜想变成了确信，这的确是一本不同于以往的关于沈从文的传记作品——至少，读一读不会觉得有什么后悔！

　　昔人已去三十年，但却像愈陈愈醇的老酒一样，“沈从文热”卷土重来，关于他的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密密麻麻地“冒”了出来。这样也挺好。先前只是在中国文学史中见过一些零星记载的沈从文本人以及他的长篇小说《边城》，现在有机会越来越多地“见面”，也挺好的！湘西本就是一个曾经略显神秘的地方，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沈从文，用他的笔开始讲述湘西故事，一定会别有一番风味。

　　作为文学家，或者是小说家的沈从文是最令人熟悉的。沈从文从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作品陆续在《晨报》《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进行发表，1934年的时候完成了著名长篇小说《边城》，1938年又创作完成长篇小说《长河》——由此，沈从文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到了1948年，由于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究竟是为什么啊，他们又有什么权力这样做呢——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变得“寂寞无声”了，没听说过有新的文学作品问世。

　　虽然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因为某些人的“自以为是”或者“为所欲为”，从此几近于“销声匿迹”，但好在，一个从此致力于文物研究工作的“大家”出现了——他的名字还是沈从文！转行开始做文物研究工作的沈从文，从此也是著作等身：1981年，沈从文出版了历时15年才完成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此外还有《从文赏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等。很难说，1948年以后不再从事文学创作的沈从文是不是会在内心中感到些无奈、失落——料想他是不会的。从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中就可以充分感受到，这是一个不容易放弃自己的人：不能从事文学创作，做其他也是可以的，而且可以做得足够好！作为佐证的是，一本名为《沈从文讲文物》的“大家小书”系列中，“编辑余记”中曾记载过，沈从文“转行”进入博物馆之后，“照例十分认真”地研究文物制度！所以，这应该就是沈从文得以在除去文学创作以外的另一方世界里又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真正原因所在！

　　所以，在金介甫的《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中，一个尽量“原汁原味”的沈从文呈现了！美国人金介甫从1972年起就开始研究沈从文，最后以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在1980年时还访问过沈从文本人。作为西方世界介绍沈从文、研究沈从 文的重要学者之一，金介甫对沈从文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不会比任何一名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少了多少！并且，由于金介甫在写作此书时就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包括一些来自西方的独特资料），而且由于他的第三方视角，他能够尽可能客观、全面地来看待沈从文以及他的作品。尽管从文化视角来说金介甫有一种仿佛是“天然”的欠缺，却真的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原因！

　　所以，在《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中，一个仿佛不一样又仿佛就是如此的沈从文，就如同他的那些早已闻名于中国、于世界的作品一样，呈现出了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的一面。恰 如沈从文自己在《习作选集代序》曾经说过的那样：“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诚然如是。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四)：编后记：书出来了，先感谢两位老师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书出来了，作为本书的策划编辑，首先想到的要感谢几位老师。

　　张新颖老师是目前沈从文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他的两部沈从文传记生动、平实而准确，使得更多的大众了解到了沈从文其人的人格魅力。在我最早提到计划再版金介甫著作（以下简称“金著”）的时候，张老师便给我以鼓励。前两年，他跟金介甫先生在王德威教授主持的一次沈从文国际会议上相谈甚欢。

　　张老师提供的帮助里有两件事必须要提。今年5月10日是沈从文先生忌日，多家媒体转载了张老师两本书里的部分内容。其中一篇提到了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事。当我看到“大公报·文艺副刊”字眼的时候，便立刻怵惕起来。在自己编辑金著时，便疑惑到底应该写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还是“《大公报·文艺》副刊”？旧版里两种写法都有，这究竟是当时的编辑疏漏所致还是有其他说法？我先求教于一位相熟的现当代文学教授，也是多年的文友。他当即给出的答案是“《大公报·文艺》副刊”。那是不是编辑排版时给弄错了？我截图给张老师，向他征询。第二天，张老师将他《沈从文的前半生》这页内容手机拍照过来，回答了我这个疑问。

　　原来，一九三三年，沈从文接收这个副刊的时候，它的名字还是《大公报·文艺副刊》。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九月，大公报的另外一种副刊《小公园》与之合并，为作区别，新副刊更名为《文艺》，我们在提到此后的副刊时如果要和报名一起，应写作《大公报·文艺》副刊。张老师在书里做了很好的梳理。有了张老师的这个提醒，我也在新版金著里加了一条编注，以免有读者像我一样产生疑问。但其实，这条“编注”的著作权应该是归张新颖老师的。

　　此外，编校过程当中，我惊讶的发现，我所参照的旧版金著，里面的沈从文原著引文其准确性很成问题。几乎处处都有严重的篡改。我不太相信这是译者符家钦先生所为，后来的金著编辑这么去改动也不大可能，毕竟在九十年代以后，沈从文的文学地位是越来越高，已经成为了经典性的作家。符家钦动手翻译此书时是在1988年，权威而全面的北岳文艺版《沈从文全集》还没出版，他所参考的沈从文著作资料主要来自1983年出的花城文艺版十二卷《沈从文文集》。因为出版年代久远，这套《文集》现在很难找到一一佐证。但也是从张新颖老师处确认了，版本最好的只有《沈从文全集》，其他的版本都不可靠。所以，我又对照着《全集》核对了引文。

　　苏州大学的季进教授是我要感谢的第二位老师。去年金介甫先生到访苏州在苏州大学做了演讲，我也因此有缘认识了季老师。在季老师那里，我见到了李欧梵教授捐赠的藏书。李欧梵教授2004年从哈佛荣休，他将所有个人藏书捐赠给了苏州大学文学院，苏大由此成立了一个“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对于海外汉学研究诸大家，季老师是熟悉的，金介甫先生称呼他为“季老弟”。因此见到季老师的第一面，我就斗胆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在编校金著过程当中，发现了自己的另一个知识缺陷，对于海外汉学家以及来华传教士和其著作几乎一无所知。金介甫先生在著作当中大量引用了这两类作家的作品。涉及译文的编校问题，便是如何处理这些作家作品的人名和作品名称。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人名按照人名辞典汉译，书名则采取直译的方式。但是对于当下的中文读者来说，这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有些作者作品，比如孔飞力先生和他的名作《叫魂》，早就译成中文了；如果把孔飞力先生的英文名Philip AldenKuhn直译过来成“菲利普·奥尔登·库恩”，估计很多读者都不会答应。译者符家钦先生在翻译时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他当时的能力范围内已经都处理成了相应的中文人名。但问题是，时过境迁，距离金著的中文版首次出版（1990年）已经过去了28年，当时符先生无从知道的一些美国汉学作品，现在很多都有了中文版，而它们的作者，也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比如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的《朱雀》《撒马尔罕的金桃》等等作品。因此，在处理译稿时，我的原则是，只要是现在已有出版译作，作品名都处理成汉译作品名，而人名则尽可能处理成他们的中文名。这里的大部分工作现在通过各种搜索工具都能完成，亚马逊图书、豆瓣图书、孔夫子、Google图书（不能翻墙学术退步三十年！），但学识所限，还是有一部分不能确定。

　　我跟季进教授提出的请求便是，请他最后帮我审校下参考文献的人名和作品名译法。季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在收到我发给他的“参考文献”的PDF文件之后，他打印出来对于人名逐字做了校对，打电话过来给我指出了几处讹误。

　　有了张新颖、季进两位老师的指正和帮助，这部新版金著少了一些学术错误，但是如果还存在其他的可能错误，只能归咎我个人的审稿不够细致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在此我也恳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要感谢的还有一位老师，没有他的帮助，这本书的译者符家钦先生的家人，我就无法及时联系得上。这是另外一个曲折的故事，有时间的时候，撰文另写。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五)：美国汉学家眼里那个从凤凰来的“乡下人”

沈从文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先生的《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英文原作面世已逾三十年。该书原是在金介甫20世纪70年代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汇编，后又加进了金介甫在1980年访问沈从文之所得，成为沈从文研究的珍贵材料。在后来的岁月里，即使涌现了大量的沈从文传记，该书仍然以经典之姿位居前列。

　　当金介甫开始研究沈从文之时，这个名字非常冷寂，疏离在大众的视线之外。金介甫对沈从文产生兴趣，是因为他本身是个历史学家，对湘西的军阀割据史和苗族的山歌感兴趣。因此作为描写湘西风情的代表作家，沈从文进入了他的视界，这也决定了他的这部传记必然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解读，而且是扣紧凤凰人文地域特色的一种样本观察。

　　沈从文曾经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他说“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的乡巴佬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与城里人截然不同的式样，保守，顽固，爱土地，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这种“乡下人”形象遍布沈从文的作品，也是他本人的性格底色。但事实上，经历新文化运动启蒙，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创作者的沈从文，很难说他是乡下人，那么，这种自我角色认知如何贯穿他的创作和人生，让他建构独特的文学理念，从而成为“湘西世界”自觉的叙述者，并与都市生活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审视呢？

　　基于研究初衷，《他从凤凰来》全书从凤凰特殊的地理环境切入。金介甫发挥了历史特长，梳理凤凰的建城史和苗、汉两族的杂居史，解释了湘西为何会成为沈从文笔下遗世独立的乐土之根源。有关沈从文的童年，主要结合《从文自传》。这部作品是沈从文对自己最初二十年的人生历程（从出生到离开湘西）的回顾记录，是沈从文所有创作的源头。金介甫从中抓取的主要是沈从文的逃学生活、乡间娱乐以及他对乡村手工艺品的喜爱，这些早期记忆造就了沈从文的乡下人本色，为他提供创作所有作品取之不竭的细节。

　　由研究方向决定，金介甫所挖掘的材料，重心不在于文学成就的高低，而是主要看哪些作品更能反映作家的内心。所以，金介甫重视的文本主要是哪些呢？比如，《我的教育》。这篇是沈从文的青年行伍日记。最后归结为沈从文从军人生涯中得到了有朝气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比如，小说《棉鞋》。讲故事的人因为穿不起一双好鞋子，在大庭广众中丢了体面。从中可见沈从文的敏感与自卑。比如，《松子君》、《公寓中》、《老实人》等讲述男青年在城市中的无所适从。金介甫指出这些作品都有很强的自传性。这是沈从文的“北漂生涯”的反映。

　　金介甫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方法论痕迹。他强调了沈从文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病态，来自作家对城市环境完全陌生和他的怀乡病。通过《萧萧》《三三》、《夫妇》等作品，他试图剖析沈从文压抑的欲念。沈从文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中国文坛的时间，正巧是弗洛伊德学说引起中国文坛广泛关注的时间。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沈从文是否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不过，“将我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这是沈从文在《水云》一文中对自己创作《边城》的心理诠释，与弗洛伊德的名言，“梦是愿望的达成”，可谓异曲同工，两者或有暗合。

　　金介甫指出沈从文的创作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人物心理意识的流动和他主张性爱自由的态度都很现代，在此之后，研究转回了湘西，描述边区的爱情习俗。大量的苗民歌谣，还有沈从文收集或创作的小曲，这段材料很稀贵。联系沈从文几度为友人充当情书“枪手”的爱好，以及他本人后来借助情书成功追到张兆和的经历，金介甫的推论表明沈从文的写作有模仿西方的可能，但从根本上仍然是扎根湘西的乡土文学。这种湘西特色还表现在《龙珠》、《月下小景》等作品流露的神话学色彩和古老的民间习俗里。同时，金介甫指出，沈从文把乡下人写得过于理想化了，沈从文对乡下现实生活的改变其实很钝感，他关心的是田园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上那种温馨的人伦。沈从文所塑造的“乡下人品格”在《边城》里尤为完美，人事与环境和谐统一，形成了一派牧歌的氛围。从文学承袭而言，沈从文的写作呈现自然主义，“湘西世界”是他所认为的更具有审美价值的世界。

　　对“乡下人品格”的热爱，让沈从文无法忍受城市生活。对于沈从文在30年代的生活，金介甫突出了他在教学上的不适应，他与丁玲等人的交往与恩怨，当时的海派文艺与文坛舌战，以及青岛期间的某场婚姻脱轨。《八骏图》是此阶段的重点分析文本。沈从文以高超的技法，精确且深刻的心理分析展示了都市高级知识分子的隐秘的性心理。30年代是沈从文创作的高峰期，也是沈从文个性张扬、恣肆挥洒的时期，他秉持着“乡下人”的审视态度，对都市投去了轻蔑的视线。然而，其实他自己已经渐渐向城里人靠拢，对丢失“原乡”的恐慌可能让他的态度反而显得更激烈。40年代，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有所停顿，但他仍然在努力，可惜《长河》终究未能成为浩阔的滔滔大流，沅水流域的龙舟比赛也日益萧条了，河边没有了翠翠的影子。1934—1946年的湘西，历史呈现动乱局面，世外桃源只存于文学。

　　他从凤凰来，从凤凰出走。沈从文对生命形式的不满足，让他永远在路上。他写下无数的文字，讲述许多的故事。从创作初期的混沌渐渐走向澄明和深沉，他努力去参透所经遇的种种生命形式的丰富内涵，他拒绝写文章体现别人的世界观。这样看来，他实在还是”乡下人”呀。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六)：从沈从文的视角，凝视现代中国

　　陈丽萍/文

　　一

　　“1980年，我第一次见到沈从文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而我还很年轻，现在我也差不多活到了他当时的岁数。”2018年9月，坐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迎宾宾馆内的金介甫已经70岁了。他笑称自己是一个“爱说教的老教授”。

　　1990年，金介甫所著的《沈从文传》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时，曾经做过沈从文学生的汪曾祺在推荐序中形容金介甫“长得年轻，单纯天真处像一个大孩子”。如今这份天真依然没有从金介甫的眼神中消失。

　　1948年，金介甫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香槟市，父亲是农民，母亲出生于工人家庭。金介甫从大学起就离开家乡，先是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而后进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美国汉学界地位显赫的史华兹教授。1979年之后，金介甫便一直在纽约圣若望大学历史系任职，直到退休。在很多公开场合，金介甫总是被问及一个问题——起初是什么原因让你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兴趣？他总是半开玩笑半转移话题说：“在美国有一个说法，他们认为之所以中西部多产汉学家，是因为这些地区太无聊了。”这种“自我贬低”式的回答像极了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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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介甫开始对沈从文其人产生兴趣，要从一个名为“用文学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讨会说起。金介甫回忆道：“直到十七世纪，中国文字的记载和资料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这里面也包括日本和韩国这些使用过中国字的国家，但基本上都是从士大夫阶级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而作为个体的‘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情绪？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了‘新文学运动’，开始有了白话文写作，出现了个人情绪的表达，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对我来说很有价值。”随后，金介甫在教授的推荐下开始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边城》。

　　当时的金介甫对于沈从文的人生所知无几，只是单纯地着迷于故事中那个遥远而神秘的湘西世界。随后，在史华兹和费正清两位教授的指导下，金介甫开始深入研究沈从文的一生以及著作，并于1977年，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为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此时的金介甫对于沈从文的喜爱和了解都仅停留于纸上，他压根没想过自己真的有机会见到这位传奇人物。

　　二

　　1980年，在中美建交和“沈从文热”的背景下，金介甫得到了来华机会，与沈从文相见。“1980年夏天，我和沈单独物晤谈了12次，1980年冬到1981年，沈在美国探亲期间，我又和他谈了6回，1981年沈回国后，我又多次到沈老家做客。”在此期间，金介甫抓住一切机会，向沈从文本人进行过往史料的核实工作。随后，金介甫用十年的时间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沈从文传》（1987年出版），在几乎与正文相等的注释中，沈从文的谈话内容成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这本“几乎可以说是沈同意的一部传记”让金介甫成为了“沈从文研究第一人”。

　　与此同时，金介甫也一直在为沈从文能够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名单而努力。而沈从文在1988年的突然去世，让一切戛然而止。“近些年，已经有两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证实了，如果1988年沈从文没有去世的话，他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的话，也许‘沈从文热’会持续的更久。”在这句感叹背后，是金介甫对于沈从文一直被国内学者定义为“乡土作家”的遗憾。曾经，有可能通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持，让人们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评估沈从文的文学价值。

　　在1995年台北幼狮公司出版的较为完善的中译版《沈从文传》的序言中，金介甫就表达了这样的期许：“那样的一天必定会到来，既不再把他的作品局限在乡土方面，也不仅供中国人研究，而要步入世界文学的领域。”时隔三十年的今天，在金介甫为最新再版的《沈从文传》撰写新序时，他依然在努力提醒人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沈从文笔下关于中国城市的故事，或许是当今文学学者们的任务之一。”

　　金介甫在传记中也渗透了看待沈从文作品的不同视角。他认为，“对文学史家和传记作家来说，沈从文的早期作品留下了一道辉煌的踪迹，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线索”。在金介甫拜访完沈从文之后所写的《沈从文论》中，对此做了更具体的说明：“1922年，从湘西迁到北京，沈从文就是跨过一个历史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这激励着他向他的读者们传递出他感觉到的那种突变。沈从文的品质、性格，以及对于生命的千变万化的惊奇之感在这些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同样看到的，是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看待都市社会及都市生活的问题而感到愤慨的反应。沈从文的苦涩反映的是有关社会生活的值得重视的素材。”

　　虽然沈从文自己认为，1922年到1929年期间所写的作品只是不成熟的“习作”。但金介甫在传记中指出，沈的早期作品融会了古今中外各种观点、题材和文学传统，“他’读一切他能消化的东西’，不管它是新是旧，却从不曾对任何一种政治纲领、意识形态或哲学思想表示过归顺之忱”：在《用A字记下来的事》（1925年）中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提及过“潜意识”；从《圣经·旧约》中学习了比喻的修辞手法；从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爱丽丝漫游奇境》中受到启发，模仿并创作了具有讽刺和批判意识的《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年）；在1925到1926年，还创作过话剧和独幕喜剧，融合了诸多文学体裁和叙述方式；《在别一个国度里》（1926年）里沿用了中国话本小说的技法；《公寓中》（1924年）、《棉鞋》（1925年）、《绝食以后》（1925年）、《不死日记》（1928年）、《一个天才的通信》（1929年）等等这些抒写自我的作品中，把对于城市和社会的不满和青年人“一腔怒火又顾影自怜”的形象刻画的惟妙惟肖；在《岚生同岚生太太》（1926年）、《重君》（1926年）、《呆官日记》（1929年）这些作品中对城市资产阶级、伪知识分子、愚昧官僚以及时局进行了生动的讽刺。除此之外，沈从文更是在抒情小品文、速写、散文、诗歌等各种风格和体裁中切换自如。

　　此外，金介甫还认为，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之间书写的当代都市生活作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看似脱离政治氛围，更注重人物心理和生命本质的作品在金介甫看来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沈的确需要发展新的写作技巧来躲过图书检查，一方面他也用隐喻的方式批评了时局。采访中，金介甫提到沈在1932年所写的《看虹摘星录》，“沈从文最创新的作品在战争时期出现，是用《看虹摘星录》的形式。它给当时文坛带来了一点詹姆斯·乔伊斯的味道，但在战时气氛中这类作品没有被人十分欣赏。”

　　三

　　“在一些文学批评的文章中，虽然沈总是称自己是乡下人，但实际上他是否真的完全认同乡下人，是很难说的。”在谈到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时，金介甫特别强调，“沈从文所说的乡下人并不是指一般意义的’农村人’，而是苗民或者是手艺人，比如工匠、水手，或者是他的小说《新与旧》里所刻画的刽子手。这些人是没有土地的，可以说是江湖中人。”在金介甫的早期文章中，他对沈从文“乡下人”的身份做了分析，“从某一方面来说，他的心仍留在乡下，从来不在城市和官场——‘我是个乡下人，不懂礼貌’更多的是沈谦虚的说辞，背后是他对城市派系关系的一种拒绝。然而在1934年、1938年和1957年的三次回乡中，湘西地区的日益‘世故化’也让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既不属于乡下，也不属于城市，已经成为了一个异乡人。”

　　所以，金介甫认为，立足于湘西的风土人情进行创作，只不过是沈从文多年写作摸索出来的一个长期发展方向，而不能简单地把沈笔下的湘西世界看为是一种“思乡病”和“世外桃源”。如果把沈从文笔下的城市和乡下看为一个作家的一体两面，那么沈在都市题材中所掌握的文学技巧和思考也会体现在乡土题材上。在《贵生》、《丈夫》和《夫妇》（1928-1932年）这些作品中，沈从文暗示了乡下人的消极面和旧的乡村秩序的崩溃。这也完全符合沈从文在作品中为他的乡下人提出的两种社会论点：在当今世界，乡下人站不住脚，然而他们颇有感召力量，尽管从世界商业价值看它是不值一文的。

　　金介甫在传记中认为，“如果读者看不到沈从文作品的现实主义广度，就体会不到他作品的深远意义。从一个湘西人的观点来审察全部中国现代史，就等于从边疆看中国，从沈从文的眼光看中国。”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七)：搁笔的沈从文：一个作家身上的时代伤痕

　　夏榆/文

　　1948年12月北京解放前夕，沈从文的心情已是“三分安慰，七分忧虑。”“左翼文学”主将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里点名批判沈从文是反动“桃红”作家，批判他的文艺观点。数月之后，在批判和围剿的风潮中神经几乎崩溃的沈从文，用握笔写作的手伸到居室的电线插头。14岁的儿子沈龙朱发现父亲的反常，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然而这并未能终止沈从文辞别尘世的执念，几天后他又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破手腕的动脉。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经过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听见房内有呻吟声，张中和推门推不开，破窗而入，用刀片划破手腕动脉的沈从文已处于昏迷状态。

　　由美国学者金介甫所著《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以下简称《沈从文传》）记录了这个细节。

　　最先的职业作家

　　“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1949年元月沈从文写道。此语仿佛谶言，预示他后半生的逆旅。“独立”意为不盲从权力，不跟随庸众。不被规则拘囿，不受习俗限制，以个人立场存在于世，坚持发出的是个人的声音，表现个人体验，呈示个人对世间的观察和体悟。这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体是罕有的。诞生于民国时代的文人多以家国情怀为己任，也多被民族共业所裹挟。作家的思想当然也会受到影响，然而考察沈从文的写作史，多是基于个人经验和独立倾向的书写。无论是在湘西凤凰时代的创作，还是后来迁徙北京，再后来转战上海，他的作品个人化印迹鲜明。他对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涉猎，对《圣经》的研习，加之他本有的湘西凤凰乡土基因，形成他独特的写作文本和异质的价值谱系，在现代中国文学版图上风格独特。

　　把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与鲁迅并列的伟大作家，是金介甫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里的论点之一。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此论要么删去，要么改写，不然《沈从文传》就无法出版。这样的国情显然是金介甫这样的外宾难以理解的。金介甫是最早理解沈从文写作价值的西方学者之一，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的弟子，金介甫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同时开放的思想视域和不受限制的触角使他具备理性的智识判断。在1980年代初期，已经有消息说瑞典学院对沈从文的关注，据说两次进入提名程序。海外对沈从文的研究热开始出现。此时金介甫提速了他写作《沈从文传》的工作，他以外国人身份考察偏远小城湖南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凤凰县，也多次到北京访问沈从文先生。“沈跟我谈话是极有分寸的，正如我写本书下笔也非常慎重一样。”在1980年代以后，沈从文对来访者是不轻易接待的。而金介甫在1980年夏天，和沈从文单独晤谈了十二次，每次都长达三四个小时。他们曾结伴游览香山、长城、天坛。1980年冬到1981年春，金介甫在美国耶鲁大学傅汉斯教授夫妇家里，又与到美国访问的沈从文谈了六次，大都是单独晤谈。1981年夏天沈回国后，金介甫去北京时又多次到沈家做客。沈当时已是七十八岁高龄。

　　价值观以及价值判断，是鉴别一部传记的意义所在。《沈从文传》视角是西方人的，评价尺度也是域外的。金介甫写道：“沈从文在政治上也不是一成不变。二十年代晚期他似乎要以彻底激进作家的姿态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到三十年代早期他就转变方向，成为不写政治的作家。在四十年代后期，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同某些共产党作家的关系紧张，他的政治观点却依然明确无误地又属于左派。沈从文反对门户之见，因为他不参加任何组织。他反对每个流派，然而他同任何流派并无深仇大恨。”

　　个人精神的锻造

　　1925年7月沈从文来到香山。香山位于北京郊外的西山，他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门楼的小屋里，正好与湖南籍的实业家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公馆为邻。双清别墅是乾隆皇帝留住过的地方。熊希龄在香山静宜园成立香山慈幼院，以培育人才。熊希龄常常在晚上同沈一起谈时事，哲学等话题。

　　初到北京的一年里，沈从文写了不少作品向各处投稿，这些稿件大都被编辑扔进字纸篓。有一件他常说起的孙伏园的掌故。孙伏园1920年至1923年是《晨报副刊》的主编，他在编辑部一次会上搬出一大摞沈从文的未用稿件，把它拉成一长段，摊开后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扭成一团，扔进了纸篓。当时报馆不愿花邮费退稿，而沈从文没有功夫多抄一份留底，所以估计他早期作品大约三分之一都是这样被扔掉的。

　　北京作为历史名城给了沈从文精神上的支持，这是湘西之后重要的人生经历，也再度塑造了沈从文的个人精神。他浸润于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遗迹，迷恋“过去600年间两个朝代古典文化的博物馆”，在沈来京时住的会馆西边，是有名的文物之街琉璃厂。向东走约二十分钟，可到前门大街，当时北京的繁华闹市，一切还保留明清600年的市容规模，各个铺子门前柜台大都各具特征。

　　除了北京的风貌和文化氛围。北京的人文圈子对沈从文也形成影响。这段时期结交的朋友中，胡也频、丁玲夫妇超过了知己的范畴。他们在1925年结识，此后五年间，三个人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沈从文对丁玲还怀有过柏拉图式恋情，他为丁玲写过情诗。彼时他们野心勃勃要打进中国文坛。然而三人全是渴望升大学而都失败的人，因而说得上是同病相怜。三个人在香山度过的日子艰难困苦，到冬天生不起煤炉，后来有了煤炉又买不起煤。然而艰难困苦并没影响他们求学的热忱，其时三人都从香山跑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

　　沈从文在北京大学周围找到了自由，也找到了京城的人文气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时，学子可以自由去大学旁听。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都在日文班听课，三人当时都梦想去日本留学。他们还听过保皇派大师辜鸿铭讲课，学校的讲义谁都能买来互相传看。北京当时穷学生到处皆是，人们在街上见到衣衫褴褛的人一点也不奇怪，该付房租不用愁，很容易向房主人托词缓交。这些都是老北京的习惯。沈从文回忆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生活来，还无限激动。他认为北京继承了中国古代那种地道的、非商业性的伦理道德。

　　北京生活给予沈从文的是精神的更新，他触摸到一个绚丽的人文光谱。

　　新文化运动中的骁将和明星都出现在这光谱中。蔡元培、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巴金、施蛰存，邵洵美等纷纷进入他的人际关系图。然而很快这个文化圈也出现分野。超过知己的朋友胡也频与丁玲转入政治斗争，作为左翼文学潮流的参与者，他们投笔从戎，献身革命事业。

　　保持内心生活的完整

　　《沈从文传》可构成一部作家的命运之书，在更为开放的语境之下，经由西方人的视角写出来的传记。本书叙述和刻画的人物除了沈从文，还有与他产生重要影响的繁多人物，他们是现代中国炫目的文化人物，本书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群像，是新文化的命运史。在金介甫写作《沈从文传》的1986年，沈从文仍然在研究中国历史，1983年的一场中风已使他半身瘫痪，只能通过口授，由沈夫人张兆和代笔与金介甫通信。“我认为沈对年代日期的记忆是不可靠的，讲起他的家庭往事的某些方面更令人怀疑是否并非遗忘所致。但是个别和孤立的疏漏并不影响他作为自传或者他传作者的可靠性。直到1981年，他回忆三四十年代的往事仍然非常清楚扎实，无懈可击。”

　　沈从文表现出来的对时局的疏离，沈的友人丁西林和张奚若请他申请加入共产党时，沈从文说他“没兴趣”。沈参加过一次文代会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请十二位作家会晤，想打打气要他们多写。两人都要沈从文重新执笔。沈在1961年的确尝试过一次。他和十八位青年作家登上革命圣地井冈山，打算住它三年，写自己妻子家中一位共产党烈士（张璋）的长篇小说。住了三个月，没有写出来，也没办法写出来，后来就下山。

　　1951年沈从文离开北京大学，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任职，单位在故宫门前给了他一间小小办公室。此后好多年，他的工作只是为博物馆的陈列品贴标签，接待公众参观。这是一个转折点，沈从文以冷静旁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在与世无争之后，沈从文得以保持内心生活的完整。此时文人的清高和骄傲感已经远离内心。

　　沈从文1966年起就编写的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接近完成时，他又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在“五七”干校待了三年之后，沈回到北京，单位分配给他一间房，面积只有双人床的一倍多一点。他把半个屋用来摆书。1977年夫人张兆和下放返京，因为住房狭窄夫妻两人只有分居生活，沈从文每天得走一里多路去张兆和处取回给他做好的饭菜。

　　1978年，沈从文离开历史博物馆，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推荐下，沈从文调到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他组建了一个研究古代服饰的研究室，在北京西北郊的友谊宾馆租用两个套房做临时工作室。某天傍晚沈从文在宾馆院内散步，偶遇落难后回京也住在友谊宾馆的丁玲夫妇。

　　1983年4月，沈从文再发脑溢血症状，住进北京首都医院治疗，然而左侧偏瘫。1985年5月，记者萧离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沈从文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情况，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社科院，沈从文定为正部级研究员，享受正部级待遇。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八)：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

　　今年是沈从文逝世30周年，一时间沈氏相关传记、书籍出版或再版种类繁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张于2014年出版《沈从文的后半生》后，终于把沈的一生合璧量观，相比其他沈氏传记，张的特别之处在于以沈自己的观点说解沈的一生，张极少发宏论，也不专擅抒情，大体是根据梳理沈氏书信及相关文字记录求得对沈从文的理解。张的创作需要水磨功夫，他自己言说写作过程充满痛苦，毕竟沈氏一生沉重，书写人生故事未免沉浸忘我，代传主言，多半还秉承己志，一吐萧索，苦字了得。张氏作传，苦则苦矣，却有材料丰富的轻松，倒是异国前辈金介甫更为不易，克服各种隔膜——异国文化的隔膜，时代的隔膜，文字的隔膜，耐心细致完成了《沈从文传》的写作。

作者金介甫和沈从文

　　作品评传

　　金版传记国内出过几版，早已年代久远，有的省去了注释，有的省去了前言、代序诸篇，有的实属盗版未经授权，今由雅众文化编辑整理，改订错误，重新付梓，也是造福一众书迷了。金版传记大体可以说是第一部完成的《沈从文传》。该传的英文名为《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大体脱胎于金介甫的博士论文，创作时间要早于凌宇版《沈从文传》，沈从文在世时，也看过相关译稿，并给予了好评，足见金作扎实，这点来说凌宇版就无此幸运，沈在给凌宇的书信中曾不无指摘，认为凌宇的写作只是串写了一些材料，对传主本人尚存些距离。让人想起沈的名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以思索故，张新颖传才是当真的照沈从文思索，但是金传却另有一功，这本传记与其说是人物传记，不如说是作品评传，金不厌其烦的分析了沈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品，洞悉了他每一时期的变化。这种细致、扎实、认真，着实让人惊讶，在70年代末，金能够如此创作，实与美国大学图书馆强大的收藏和索引实力密不可分，沈晚年对一些己出作品早已忘记，却由金介甫在美国找到整理。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拿着一些断章篇什，向垂垂衰翁问询，老人一定说：“那才写的好呐！”，眼里泛出了泪花，沈晚年动辄老泪纵横也是众所周知的了。

　　同气连枝

　　金研究沈从文的初衷，旨归并不在文学，是为了通过沈的湘西作品了解中国地方军阀割据历史，怎奈搂草打兔子，对其人却越来越生出敬意，对其创作充满好感和爱悦。金是费正清的学生，费与梁思成夫妇是好友，费也知悉沈从文，不知道金以沈作为突破口的研究过程是否受到了费正清的指引，总之，沈从文从跨入文坛起，无论多么艰难，他都受到了各方朋友的眷顾，到晚年声名破土而出，也很大程度源于知交、故旧、学生的忆念，按武侠小说的路数，金的研究和创作其实也有点同气连枝的意思。这样说可能有抬轿子之嫌，但只要看了传记即明白，金介甫有一番道理说一番话，老实得很，注释足足有几百条，倒是不轻易下结论的。从写法来说摒弃了传奇的可能，并未大加抒情，沈从文是现代作家中传奇故事极多的一位，无论是走向文坛的姿态，还是恋爱的历程故事，都有渲染铺排的无限可能，但是金偏偏不从这些角度写起，从字里行间分析出沈的思想，沈的蜕变，并且金乐于以现代派眼光审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这些着眼往往是国内学者所不曾有的，沈的乡土倒从未这般新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书注释流利可读，不忍错过，沈的一些陈年往事、知交怨友，在注释中一一呈现钩沉，无论是丁玲还是云南的断桥虹影，金不轻易结论，也不轻易渲染恩情怨念，都为后来方家的研究抻出了线头，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坐标定位

　　金因了是研究地理历史之故，对于沈从文和时代、地方的史实就梳理的特别认真，湘西的军政老三家、新三家，“无非就那么几个人了”由此概况出中国军阀割据的人员构成现状有大体相似之处，这样的结论出现在一本文学家的传记之中，把对这个作家的剖解放在了更大的着眼点上，充满趣味，远不同于一般传记。张新颖对《边城》的评价：“一个比人大的世界”，书写的是“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好的评论家或者传记作者显然没有视角上的阈限。金介甫70年代去过台湾，那里没有人知道沈从文是谁，或者说他已经完全是过时人物。用沈从文自己的语言则是“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了”，我不知道金介甫在创作时是否会发生怀疑，是否会探寻研究这样人物的意义，或者说他是否心生疑问“我的时间值得吗？”即便是获得了首肯的研究，金作在美国也只卖了500本，这种研究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人生为和有的关系，也就是沈常挂嘴边的“为而不有”。“两千年前的庄周，仿佛比当时多少人都落后一点。那些善于辩论的策士，长于杀人的将帅，人早死尽了，到如今，你和我读《秋水》、《马蹄》时，仿佛面前还站有那个落后的衣着敝旧，神气落拓，面貌平常的中年人。”沈从文的这种姿态被一再称道，无论近道近佛，一例单纯。倒是可以说金氏完全凭借一己之信念摒弃功利化写作，但在另一时，终于发生了作用，他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读者，十几年前如何买不到纸质书的情况下，在电脑上看完了整本电子书，由异邦人士介绍本国作家，心生了强烈感喟。金介甫版《沈从文传》已经成为沈从文研究中的一部经典著作，值得我们记忆和学习。与此同时，金也第一次为沈在世界文坛，刻下坐标：“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做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余音之余

　　沈的晚年，当年的朋友、学生、金介甫这样的研究学者都致力于将沈推向世界文坛的中心，写信向瑞典的几个老头推荐沈从文作为诺奖得主获得者，推荐门槛并不高，但是进入终审名单才难。1987年、1988年沈从文连续进入终审名单。1988年诺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的沈氏译著也在瑞典出版，沈的自然观，沈对现代文化的反思和审视与北欧人有相似之处，我们有无数理由相信1988年病榻上的沈从文将完成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后冲击，但时间的故事戛然而止，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在会见庐隐女儿后，心脏病突发去世。马悦然第一时间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得到答复“我们不知道沈从文是谁？”当然大诗人杜甫早就做了答复：“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是所有伟大的艺术家的共同命运，他们远离时代的喧嚣，才跨越时间之遥。

　　1948年夏天，在霁清轩，一个中年人和他的小儿子虎雏动人的讲话。

“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的托尔斯泰。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人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你的名字大家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太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妈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两人又说，

“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 “那当然的，当然的。”

　　2018年7月27日凌晨

　　：金介甫版《沈从文传》近十年也看过数次，常读常新。这本书主要写的还是沈从文早年文学经历，但我深觉写的是一个人与时代、地域、时间的故事。蒙编辑朋友厚赐毛边本，架上又多了可供摊展的册页，深深感谢。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九)：一份来自西方的纪念 | 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

沈从文

　　今天是沈从文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日子。 和我们很多中国读者一样，在遥远的美国，在俄亥俄州，也有一位美国老人在深切地怀念沈从文先生。他名叫Jeffrey C. Kinkley，还有一个中国名字金介甫，这是他在哈佛的导师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给他起的。

　　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先生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接触沈从文作品。那会他还是一个哈佛大学的年轻学生，之后他的人生都和沈从文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联系。

　　他的著作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以其丰富的资料扎实的梳理，生趣盎然的叙述方式，洞见迭出的文学批评，被誉为最重要的沈从文研究著作之一。该书曾被译为《凤凰之子：沈从文传》《沈从文传》《沈从文史诗》在海峡两岸出版。在金先生眼里，沈从文先生永远是“全世界所欣慕的文学大师”。

　　雅众今年会重新修订出版金先生的这部经典作品，今天我们分享其中引言部分。

　　为什么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金介甫先生在引言中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序言

记得是1975年，我走进纽约唐人街一家书店去搜购沈从文著作。没有料到书店店员对我说：“沈从文？谁也不读他的书了——他已是个老头儿。”等到心情平定下来后，我就猜想沈自己国家的书店店员该怎样回答我的提问，来以此自慰。想来回答是：“沈从文？谁也不读他的书了——他是资产阶级。”或者，“他只会描写旧社会”。甚至说，“他还在信仰上帝”。当时中国的书店里买不到沈从文作品（实际上，那家唐人街书店里也是这种情况）。我知道沈在台湾倒受到重视（他的作品曾被查禁，因而非常珍贵），但那里的一位图书管理员听说我在搜罗沈的著作，想当然地说了一句：“沈从文？他是共产党——他没有到台湾来。”我对自己说，真是一份绝妙材料，可以让鲁迅写成小说，因为鲁迅作品在台湾也遭到查禁。更有趣的是，中美关系改善以后，我终于得到机会去拜访沈从文，这时才发现每当他毫无顾忌地评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时，他不像老头儿，倒像个调皮孩子。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他之后。尽管如此，政治因素仍然会使作家名声湮没不彰。很少有汉学家能把自己的评价形诸笔墨。一位权威学者1972年曾当面向我推崇沈从文的成就，但到了80年代，当讨论沈和其他作家谁能充当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这位学者把当年说过的话全部收回。鲁迅现在之所以声名显赫，既归功于众望所归，又归功于重新评估，那么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坛到底占有什么地位呢？汉学家势必要考虑！他们对中国作家的评价，难道要采取双重标准吗？作者金介甫与沈从文合影我认为，沈的杰作可以同契诃夫的名著媲美。我还想把鲁迅同他来比一下，这不算对鲁迅不敬。如果鲁迅看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都记在他的账上，他一定会大吃一惊，何况有些成就他也未必首肯。对沈从文评价的困难之处，除了他写过一些有毛病的作品外，还在于他写起部头较大的作品来就漫不经心这个老毛病（幸亏不是一直如此）。不能忽视上层建筑的问题。因此有些评论家说沈只能算是“文体家”；的确，这位成熟的作家连一部篇幅较大的小说也没有写完过，尽管他的《边城》很多人都认为在风格和形式上几乎可算十分完美，单是这篇经典性作品就够得上使沈从文成为伟大作家。我们不妨把《边城》跟其他孤独的纪念碑式的作品比较一下。它当然比不上《红楼梦》。那么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斯特恩的《项狄传》，或者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比比怎么样呢？我是西方人，我认为《边城》不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写得富于启发性，却像《项狄传》那样独出心裁，像《追忆逝水年华》那样扎实。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做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就在我们西方世界，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的名声不是也有过几起几落吗？事实上，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声名卓著，并不在于他写过一部不同寻常的纪念碑式作品，而在于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非常广泛多样。不拘一格是沈从文的弱点，然而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是他的伟大所在。即使在他的较差作品中，他的实验对中国文学也是贡献，当时的确需要这种不墨守成规的创新。本书正想着重指出这一点。我们应该思考历史形式主义怎样影响了文艺批评。在中国，从1949年—1976年，鲁迅著作一直受到过分推崇，认为它体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年代的文学方向。在西方，我们可能对一首新发现的莫扎特交响曲感到兴高采烈，然而如果发现这件作品是写于20世纪50年代，我们就会嗤之以鼻。我们自己的历史形式主义使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反感，因为他们对我们的19世纪现实主义作品感到亲切，所以我们习惯于现代派作家的80年代西方读者，不容易欣赏中国现代文学，觉得作品“过时”。反过来说，正因为沈从文这样的少数作家敢于“挣开束缚”（用西方说法），对先锋派思想和技巧进行实验，那些对我们时代有偏见的人（包括我在内），才能在沈的杰作外找到极为珍贵的“创新”。沈从文从前人手中学到先锋派思想，但到了30年代他就感到，他可能是对“思想解放”和开拓新文艺领域感兴趣的最后一位作家了。湘西景象似乎显得矛盾的是，沈从文对他家乡始终一往情深。1980年以前他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学过外语。他的以湘西故乡为背景的传记，却能把中国社会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盘根错节地联结起来。他把地方风情写得很迷人，使评论家和读者一直在争辩他的乡土文学作品有多少真实性。只有耳聪目明的小说家才能塑造出本乡本土上那批令人难忘的人物。沈从文的作品也刻画出了现代中国农村生活的整个面貌，甚至写出了20世纪人物的生存处境。然而，在他那些作品中，他又以地区形象为主，提供湘西的详细情况，作为人类世界的范例。可以说，沈从文写湘西的小说全面而令人信服地陈述了生活的真实。正如美国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曾评论福克纳作品的那样：“他的每部小说，不论中篇或短篇小说，所揭示的内容似乎都比他明确指出的还要多，主题也要深刻得多。所有独立的作品都像一个矿坑里开采出来的一条条大理石，全都能看出母矿体的纹理和疵点。”沈从文是他所处时代的解说员，还帮助我们懂得，地区特征是中国历史中的一股社会力量。他参加军阀的部队后，一边在湘西打仗，一边学习，同湘西打成一片。他的作品是军阀割据黑暗年代的写照。他的地区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看法在文学中赏心悦目，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令人恼火（这是他离开故土以后才认识到的），它能导致暴力反复逐步升级，最后爆发内战。可有时候在其他方法失败后，乡土感情也能在地方水平上把中国社会团结起来，防止落到氏族械斗，造成天下大乱。沈从文一面阐明这种对地区打成一片的种种方法的运用与误用，一面他使自己钟爱的地域苏醒。作为一种气氛，他的作品隐隐约约地感到，哪怕一旦失去地区的凝聚力，就可能造成无政府状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个想象的王国，正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样。从积极意义上讲，沈从文作品的基础是他对当地情况有深刻理解。他的地区并不大，他跟当地掌权者大都不是亲戚，就是相识。因此，他的地区小说以江河小说的形式提供一部短短的历史。作品在体现中国西南地区人民的政治情况上比福克纳的作品在体现美国南部的政治情况显得更充分。作品并没有因为主观性而丧失了可读性，或降低了它注释历史的力量。沈没有袭用中国古代文学中描写地区性的自我形象和地方色彩的陈旧写法。美国的传统南方作家写了地方风物木兰、模仿鸟、骑士神话，沈的作品中也写了艾草、龙船、巫师、侠客，沈通过这些特点把湘西描绘成古代楚民族的后裔，他写这些风物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文学。他可能是写湘西神话的第一位现代小说家。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他是第一个用现代散文来创作地方色彩小说的作家。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十)：沈从文：其人、其文、其情

　　关于沈从文的传记和研究著作很多。沈从文于1931年发表的《沈从文自传》，以个人口吻追溯家族史，记述幼年逃学、少年从戎，以及20岁时受五四运动余波影响，匆匆离湘赴京的故事。国内“沈从文研究第一人”凌宇的《沈从文传》成书于90年代，研究重心放在了沈从文的青少时期。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沈从文的后半生：1949-1988》，以“人物”为中心，更为系统完整地梳理了沈从文的人生经历。美国汉学家金介甫的《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则另辟蹊径，从生活、创作两方面剖析沈从文，以“史实”为主，“评价”为辅。 来自美国“边城” 俄亥俄州 、“单纯天真得像一个孩子”的金介甫，对沈从文的研究始于1972年。彼时70岁的沈从文，刚刚离开工作生活两年的湖北干校，回到北京治病。金介甫在完成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后，于1980年第一次访问沈从文，之后历时7年，完成了这部30余万字的传记。 金介甫的考据扎实、思路缜密，在《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中，仅附注就有646条，涵盖引文出处、访谈过的人物、实地考察信息等。为了更全面地研究沈从文，他多方搜罗到国内已经绝版的沈从文早期作品。金介甫对沈从文的评价客观中立，“不为贤者讳”。有别于其他传记，金介甫不以沈从文的跌宕起伏的人生为唯一线索，而是从沈从文的作品出发，试图从历史、社会、地域文化、家庭等多维度，探索其文学创作的根源，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沈从文其人、其文、其情。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的译者符家钦先生，为著名翻译家，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译著24部，累积600多万字。他所翻译的《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得到了汪曾祺老先生的赞誉，“不但忠实，并且一定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沈从文是极高产的作家，一生著作等身，他的文学创作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总量上来看，1949年之前共完成作品648篇，平均每年30篇左右，仅1934年就发表文章40余篇。他的成就植根于湘西的生活经验，又得益于广博的阅读和见识，以及在大时代中人情的温暖。

　　一、其人：矛盾裹挟中的沈从文

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

　　沈从文旺盛的创作生命力，离不开从小生活的湘西小城--凤凰，以及蜿蜒流淌的那条河--沅水。生活在动荡巨变的时代中，沈从文的人生常常被矛盾所包裹。在湘西，民族、种族、军民之间的冲突，奠定了他略显悲观的人生态度。城市生活的痛楚又让这个“乡下人”，对于人性有了更深层次的思索。 沈从文所成长起来的湘西，是在汉代被称为“五溪蛮”的荒僻之地，土、苗、汉多民族杂居，互相同化。在他幼年的生活经验里，人们的生活单纯质朴，街道两旁是各式各样热闹的店铺。针铺门口戴着大眼镜的老人低头磨针，包花帕子的苗妇人在轻声唱歌，皮靴店的大胖子皮匠腆着肚子“用夹板上鞋”。但与此同时，打斗、杀戮也是家常便饭。小孩子遇到冲突，就用打架斗殴的方式解决。人们像看热闹一样围观处决犯人，一场暴动中，近千名“乡下人”不得不通过掷竹筊的方式，来决定是否被砍头。平静是日常，血腥也是日常，“屠杀政治”与平民生活相互交错。 到了城市之中，沈从文对于家乡的思念更为深重了。自诩“乡下人”的沈从文和“城里人”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鸿沟，互相都不能完全地理解对方。就像沈从文笔下的萧萧，认为城里的女人“不怕男子，男子不能使她们受委屈，一受委屈就上衙门打官司，要官罚男子的款，这笔钱她有时独占自己花用，有时和官平分。”有着不切实际的想象。但真的走进了大城市，又变得无所适从、心生卑微之感。到了上海文豪所开的一个咖啡馆，生活困窘、衣衫破旧的他觉得，“到了那种地方，我就把乡巴佬气质全然裸陈了，人家年青文豪们，全是那么体面，那么风流，那么潇洒。自卑之余，他又时常怀念乡下的好，他们诚实、简单，不会敲诈勒索。 终其一生，沈从文都眷恋着这座湘西小城。湘西风物在他的心中可谓“天地有大美”，山、水、人都有朴素干净的气息。这种乡愁使他在创作时，有意无意地隐去部分真实，或者用巧妙的方式进行掩饰。在描写湘西水乡的风景时，他很少写农村劳作的艰辛，饥饿和愁苦，不写房屋的样子和摆设。相反，兵士们有时“和同事共据一张漆得极光的方桌，太极图一般蜷曲着，极安适地睡了一夜，”有时“睡在屋外稻草堆上，半夜里还可看流星在蓝空中飞。”他笔下的“乡愁滤镜”，使得整个场景就像国画中的青绿山水，远观之，意境极美。 另一方面，沈从文并没有完全掩饰生活残酷、血腥的部分。儿时看到的人头、尸体、一串的人耳朵，都在他的文章中出现过，甚至写得非常直白。但他并不认为是人性的残暴使然，而是社会、时代的胁迫。比如土匪刘云亭，本来是一介良民，会画几笔兰花，会唱几句旧戏文，但差点被当成土匪枪决之后，才变了性情，做了杀人不眨眼的“大王”。到了军中，百无聊赖的士兵以杀头为乐，勒索犯人换取些许的金钱，所作所为和土匪并无本质差别。但这些人在平时，一个个都像孩子一样，淘气得紧。归根结底，让普通人走上这条路，不过是因为“做土匪的机会比做平民的机会还多一点。” 二、其文：糅合多元，终能自成一派

我不中用，也不机敏，有凤凰人的固执，只想在文学上试验下去。

　　沈从文学历不高，“不曾踹过中学大门，分不清洋鬼子字母究竟是有几多（只敢说个大概多少）”。刚到北京时，几次参加入学考试，都以落榜告终，没能成为一名“大学生”，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文学大家。少年湘西生活时养成的敏锐观察力，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以及不断的自我突破，是他最终成为和“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成就相等的作家”的根本原因。 他的阅读极为广泛。从军时期，秘书官文颐真教他读《辞源》，一起合订《申报》，开始认识外面的世界。在陈渠珍处做书记，整理十几大箱的书籍、旧画，得以了解“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姨夫聂德仁跟他谈论宋元哲学、大乘、因明、达尔文进化论，“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之后调到报馆做校对，对新书“投了降”。到北京之后，接触到了高尔基、狄更斯、大仲马等国外名家的作品，读了《圣经》、西方哲学、心理学。沈从文不会被某一类型文章所束缚，而是以此为土壤，自由地生发出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沈从文最推崇的著作之一是《红楼梦》。在他的作品中，女孩子多是清丽温柔，如水做成的。乡下人大都有几分可爱的“呆痴”，如孩童般天真，这和《红楼梦》中宝玉的“呆”有几分相像。但沈从文自己却没有一部描写大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晚年他曾构想要写一部家族史地方志的长篇小说，但最终未能完成。 “干净澄澈、富有灵性”是人们对沈从文作品常用的评价语。这种气质的精神根源一方面是他的“泛神论”思想，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魂，“处处皆是美”。比如写翠翠“在风日里成长着……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另一方面，精神分析流派也极大影响了沈从文，他对人物心理的描摹十分精细。在他的小说中，语言热烈、直白的苗家情歌，袒露出潜意识里对性的追逐和渴望，“乌艄蛇般的辫子”更像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象征物。 沈从文常以家人、朋友作为小说人物的原型。根据金介甫的考证，《边城》的写作灵感来自两处：一是从湘西开拔到辰州途中，同行的兵士赵开明热切地恋上绒线铺的年轻女孩。二是在青岛教书期间，和妻子张兆和到崂山游玩，路上偶遇在老人葬礼上悲痛的女孩子。 妻子张兆和的身影也不时隐现。他对妻子的爱称有“三妹”“三三”等，在他写给张兆和的信中，还有命名为“三三专利读物”的信件。“三三”也是沈从文笔下可爱的苗家少女，对城市生活和城里人有着天真的幻想。三三黑黑的皮肤，也和张兆和的肤色有些相像。萧萧、夭夭、翠翠等人物身上，多多少少都有张兆和的特质。 沈从文的文体、文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进行“先锋的文学试验”。早期为了养家糊口，写作大量散文，其中不乏质量平平之作。夹杂湘西土话、少数民族风物人情的小说，让他成了乡土文学的代言人之一。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还写过杂文、诗歌、神话、话剧，研究介词的用法、西方意识流写作等，一直在尝试新的领域。 创新自然会招致批评的声音，有人称他为“一个趣味文学作家”、“一个空虚的作家”。妻子张兆和也曾对他写杂文有意见，认为他“放弃了可以美丽动人小说的经历，把来支离破碎，写这种一撅一撅不痛不痒讽世讥人的短文，未免可惜。本来可以成功无缝天衣的材料，把来撕成一丝丝一缕缕，看了叫人心疼。” 三、其情：民国名人的交际圈

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灵魂，使它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

　　读民国时期人物的传记，常常有惊喜，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因各种机缘巧合，或擦肩而过，或成为好友。 1938年，为了躲避战乱，沈从文、梁思成、林徽因、闻一多、傅雷一行从内地转移到西南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当时他们租住在青云街217号，住在后院的是民国侠女施剑翘，即张北海小说《侠隐》中女主角巧红的原型，后来被姜文改编为电影《邪不压正》。 沈从文和其他民国名人之间也有诸多交集。文学创作方面，对他写作风格影响比较大的人包括郁达夫、废名、周作人等。在入行不久，便得到了徐志摩、林宰平、胡适等人的赏识，推荐给他更多发表渠道和任教机会。当他成为编辑、教授之后，又大力提携巴金、汪曾祺、萧乾等年青作家。 巴金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视沈从文为偶像的汪曾祺，在纪念文章中评价沈“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澄明无渣滓”。至于著名的“沈丁关系之谜”，金介甫结合资料分析，认为丁玲的早期作品，可能受到沈从文影响，但对二人文学成就的高低并未作出评价。 文学家之间常有借文暗讽之事。钱钟书的《猫》指摘了“京派”文学圈的一大票人，林徽因自然在列，金岳霖、胡适、沈从文也未能幸免。郁达夫的《给青年人的一封信》中，以沈从文写的求助信为由头，言语间不乏嘲讽之意。沈从文的小说《八骏图》，则被认为是影射了闻一多等人。文学大师们的笔墨官司打起来，热闹程度一点都不逊于民间掐架。

　　金介甫在《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中写道：从湘西出走多年的沈从文，内心深处捍卫的最高理想是“个人主义、性爱和宗教构成的'原始'王国”。 他的文学追求，和他“乡下人”的自我身份认知是浑然一体的。他并不希冀建立一个庞大的文学体系，而是想生活在老庄思想中“鸡犬相闻”的小世界，美得孤绝、遗世独立。现实却变化得太快，湘西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那座小城。 沈从文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情感可轻翥高飞，翱翔天外，肉体实呆滞沉重，不离泥土。“生命”与“生活”是他作品的主题，也是他惆怅、悲伤的源头。 好在，我们还能在沈从文的文字中，触摸到曾经的湘西，感知生命的轻盈与通透。就像《边城》《萧萧》《三三》《菜园》里，水手、兵士、苗族少女、老船夫还在，风中混杂着茉莉的花香，远山传来清亮的山歌，谁家船上燃起湿柴，升腾起一股浓浓的炊烟。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幸运呢？

　　参考文献：

　　1.《沈从文别集：自传集》，沈从文著，中信出版社，2017

　　2.《沈从文的前半生：1920-1948》，张新颖著，上海三联书店，2018

　　3.《沈从文的后半生：1949-1988》，张新颖著，上海三联书店，2014

　　4.《沈从文小说》，沈从文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5.《湘行散记》，沈从文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6.《生活是很好玩的》，汪曾祺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7.《最后的士大夫》，陶方宣著，新华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