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10篇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是一本由[美]金介甫著作，雅众文化 / 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416，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一)：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
今年是沈从文逝世30周年，一时间沈氏相关传记、书籍出版或再版种类繁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张于2014年出版《沈从文的后半生》后，终于把沈的一生合璧量观，相比其他沈氏传记，张的特别之处在于以沈自己的观点说解沈的一生，张极少发宏论，也不专擅抒情，大体是根据梳理沈氏书信及相关文字记录求得对沈从文的理解。张的创作需要水磨功夫，他自己言说写作过程充满痛苦，毕竟沈氏一生沉重，书写人生故事未免沉浸忘我，代传主言，多半还秉承己志，一吐萧索，苦字了得。张氏作传，苦则苦矣，却有材料丰富的轻松，倒是异国前辈金介甫更为不易，克服各种隔膜——异国文化的隔膜，时代的隔膜，文字的隔膜，耐心细致完成了《沈从文传》的写作。
作者金介甫和沈从文作品评传
金版传记国内出过几版，早已年代久远，有的省去了注释，有的省去了前言、代序诸篇，有的实属盗版未经授权，今由雅众文化编辑整理，改订错误，重新付梓，也是造福一众书迷了。金版传记大体可以说是第一部完成的《沈从文传》。该传的英文名为《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大体脱胎于金介甫的博士论文，创作时间要早于凌宇版《沈从文传》，沈从文在世时，也看过相关译稿，并给予了好评，足见金作扎实，这点来说凌宇版就无此幸运，沈在给凌宇的书信中曾不无指摘，认为凌宇的写作只是串写了一些材料，对传主本人尚存些距离。让人想起沈的名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以思索故，张新颖传才是当真的照沈从文思索，但是金传却另有一功，这本传记与其说是人物传记，不如说是作品评传，金不厌其烦的分析了沈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品，洞悉了他每一时期的变化。这种细致、扎实、认真，着实让人惊讶，在70年代末，金能够如此创作，实与美国大学图书馆强大的收藏和索引实力密不可分，沈晚年对一些己出作品早已忘记，却由金介甫在美国找到整理。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拿着一些断章篇什，向垂垂衰翁问询，老人一定说：“那才写的好呐！”，眼里泛出了泪花，沈晚年动辄老泪纵横也是众所周知的了。
同气连枝
金研究沈从文的初衷，旨归并不在文学，是为了通过沈的湘西作品了解中国地方军阀割据历史，怎奈搂草打兔子，对其人却越来越生出敬意，对其创作充满好感和爱悦。金是费正清的学生，费与梁思成夫妇是好友，费也知悉沈从文，不知道金以沈作为突破口的研究过程是否受到了费正清的指引，总之，沈从文从跨入文坛起，无论多么艰难，他都受到了各方朋友的眷顾，到晚年声名破土而出，也很大程度源于知交、故旧、学生的忆念，按武侠小说的路数，金的研究和创作其实也有点同气连枝的意思。这样说可能有抬轿子之嫌，但只要看了传记即明白，金介甫有一番道理说一番话，老实得很，注释足足有几百条，倒是不轻易下结论的。从写法来说摒弃了传奇的可能，并未大加抒情，沈从文是现代作家中传奇故事极多的一位，无论是走向文坛的姿态，还是恋爱的历程故事，都有渲染铺排的无限可能，但是金偏偏不从这些角度写起，从字里行间分析出沈的思想，沈的蜕变，并且金乐于以现代派眼光审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这些着眼往往是国内学者所不曾有的，沈的乡土倒从未这般新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书注释流利可读，不忍错过，沈的一些陈年往事、知交怨友，在注释中一一呈现钩沉，无论是丁玲还是云南的断桥虹影，金不轻易结论，也不轻易渲染恩情怨念，都为后来方家的研究抻出了线头，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坐标定位
金因了是研究地理历史之故，对于沈从文和时代、地方的史实就梳理的特别认真，湘西的军政老三家、新三家，“无非就那么几个人了”由此概况出中国军阀割据的人员构成现状有大体相似之处，这样的结论出现在一本文学家的传记之中，把对这个作家的剖解放在了更大的着眼点上，充满趣味，远不同于一般传记。张新颖对《边城》的评价：“一个比人大的世界”，书写的是“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好的评论家或者传记作者显然没有视角上的阈限。金介甫70年代去过台湾，那里没有人知道沈从文是谁，或者说他已经完全是过时人物。用沈从文自己的语言则是“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了”，我不知道金介甫在创作时是否会发生怀疑，是否会探寻研究这样人物的意义，或者说他是否心生疑问“我的时间值得吗？”即便是获得了首肯的研究，金作在美国也只卖了500本，这种研究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人生为和有的关系，也就是沈常挂嘴边的“为而不有”。“两千年前的庄周，仿佛比当时多少人都落后一点。那些善于辩论的策士，长于杀人的将帅，人早死尽了，到如今，你和我读《秋水》、《马蹄》时，仿佛面前还站有那个落后的衣着敝旧，神气落拓，面貌平常的中年人。”沈从文的这种姿态被一再称道，无论近道近佛，一例单纯。倒是可以说金氏完全凭借一己之信念摒弃功利化写作，但在另一时，终于发生了作用，他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读者，十几年前如何买不到纸质书的情况下，在电脑上看完了整本电子书，由异邦人士介绍本国作家，心生了强烈感喟。金介甫版《沈从文传》已经成为沈从文研究中的一部经典著作，值得我们记忆和学习。与此同时，金也第一次为沈在世界文坛，刻下坐标：“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做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余音之余
沈的晚年，当年的朋友、学生、金介甫这样的研究学者都致力于将沈推向世界文坛的中心，写信向瑞典的几个老头推荐沈从文作为诺奖得主获得者，推荐门槛并不高，但是进入终审名单才难。1987年、1988年沈从文连续进入终审名单。1988年诺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的沈氏译著也在瑞典出版，沈的自然观，沈对现代文化的反思和审视与北欧人有相似之处，我们有无数理由相信1988年病榻上的沈从文将完成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后冲击，但时间的故事戛然而止，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在会见庐隐女儿后，心脏病突发去世。马悦然第一时间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得到答复“我们不知道沈从文是谁？”当然大诗人杜甫早就做了答复：“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是所有伟大的艺术家的共同命运，他们远离时代的喧嚣，才跨越时间之遥。
1948年夏天，在霁清轩，一个中年人和他的小儿子虎雏动人的讲话。
“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的托尔斯泰。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人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你的名字大家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太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妈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两人又说，
“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 “那当然的，当然的。”2018年7月27日凌晨
：金介甫版《沈从文传》近十年也看过数次，常读常新。这本书主要写的还是沈从文早年文学经历，但我深觉写的是一个人与时代、地域、时间的故事。蒙编辑朋友厚赐毛边本，架上又多了可供摊展的册页，深深感谢。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二)：编后记：书出来了，先感谢两位老师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书出来了，作为本书的策划编辑，首先想到的要感谢几位老师。
张新颖老师是目前沈从文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他的两部沈从文传记生动、平实而准确，使得更多的大众了解到了沈从文其人的人格魅力。在我最早提到计划再版金介甫著作（以下简称“金著”）的时候，张老师便给我以鼓励。前两年，他跟金介甫先生在王德威教授主持的一次沈从文国际会议上相谈甚欢。
张老师提供的帮助里有两件事必须要提。今年5月10日是沈从文先生忌日，多家媒体转载了张老师两本书里的部分内容。其中一篇提到了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事。当我看到“大公报·文艺副刊”字眼的时候，便立刻怵惕起来。在自己编辑金著时，便疑惑到底应该写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还是“《大公报·文艺》副刊”？旧版里两种写法都有，这究竟是当时的编辑疏漏所致还是有其他说法？我先求教于一位相熟的现当代文学教授，也是多年的文友。他当即给出的答案是“《大公报·文艺》副刊”。那是不是编辑排版时给弄错了？我截图给张老师，向他征询。第二天，张老师将他《沈从文的前半生》这页内容手机拍照过来，回答了我这个疑问。
原来，一九三三年，沈从文接收这个副刊的时候，它的名字还是《大公报·文艺副刊》。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九月，大公报的另外一种副刊《小公园》与之合并，为作区别，新副刊更名为《文艺》，我们在提到此后的副刊时如果要和报名一起，应写作《大公报·文艺》副刊。张老师在书里做了很好的梳理。有了张老师的这个提醒，我也在新版金著里加了一条编注，以免有读者像我一样产生疑问。但其实，这条“编注”的著作权应该是归张新颖老师的。
此外，编校过程当中，我惊讶的发现，我所参照的旧版金著，里面的沈从文原著引文其准确性很成问题。几乎处处都有严重的篡改。我不太相信这是译者符家钦先生所为，后来的金著编辑这么去改动也不大可能，毕竟在九十年代以后，沈从文的文学地位是越来越高，已经成为了经典性的作家。符家钦动手翻译此书时是在1988年，权威而全面的北岳文艺版《沈从文全集》还没出版，他所参考的沈从文著作资料主要来自1983年出的花城文艺版十二卷《沈从文文集》。因为出版年代久远，这套《文集》现在很难找到一一佐证。但也是从张新颖老师处确认了，版本最好的只有《沈从文全集》，其他的版本都不可靠。所以，我又对照着《全集》核对了引文。
苏州大学的季进教授是我要感谢的第二位老师。去年金介甫先生到访苏州在苏州大学做了演讲，我也因此有缘认识了季老师。在季老师那里，我见到了李欧梵教授捐赠的藏书。李欧梵教授2004年从哈佛荣休，他将所有个人藏书捐赠给了苏州大学文学院，苏大由此成立了一个“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对于海外汉学研究诸大家，季老师是熟悉的，金介甫先生称呼他为“季老弟”。因此见到季老师的第一面，我就斗胆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在编校金著过程当中，发现了自己的另一个知识缺陷，对于海外汉学家以及来华传教士和其著作几乎一无所知。金介甫先生在著作当中大量引用了这两类作家的作品。涉及译文的编校问题，便是如何处理这些作家作品的人名和作品名称。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人名按照人名辞典汉译，书名则采取直译的方式。但是对于当下的中文读者来说，这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有些作者作品，比如孔飞力先生和他的名作《叫魂》，早就译成中文了；如果把孔飞力先生的英文名Philip AldenKuhn直译过来成“菲利普·奥尔登·库恩”，估计很多读者都不会答应。译者符家钦先生在翻译时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他当时的能力范围内已经都处理成了相应的中文人名。但问题是，时过境迁，距离金著的中文版首次出版（1990年）已经过去了28年，当时符先生无从知道的一些美国汉学作品，现在很多都有了中文版，而它们的作者，也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比如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的《朱雀》《撒马尔罕的金桃》等等作品。因此，在处理译稿时，我的原则是，只要是现在已有出版译作，作品名都处理成汉译作品名，而人名则尽可能处理成他们的中文名。这里的大部分工作现在通过各种搜索工具都能完成，亚马逊图书、豆瓣图书、孔夫子、Google图书（不能翻墙学术退步三十年！），但学识所限，还是有一部分不能确定。
我跟季进教授提出的请求便是，请他最后帮我审校下参考文献的人名和作品名译法。季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在收到我发给他的“参考文献”的PDF文件之后，他打印出来对于人名逐字做了校对，打电话过来给我指出了几处讹误。
有了张新颖、季进两位老师的指正和帮助，这部新版金著少了一些学术错误，但是如果还存在其他的可能错误，只能归咎我个人的审稿不够细致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在此我也恳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要感谢的还有一位老师，没有他的帮助，这本书的译者符家钦先生的家人，我就无法及时联系得上。这是另外一个曲折的故事，有时间的时候，撰文另写。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三)：美国汉学家眼里那个从凤凰来的“乡下人”
沈从文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先生的《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英文原作面世已逾三十年。该书原是在金介甫20世纪70年代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汇编，后又加进了金介甫在1980年访问沈从文之所得，成为沈从文研究的珍贵材料。在后来的岁月里，即使涌现了大量的沈从文传记，该书仍然以经典之姿位居前列。
当金介甫开始研究沈从文之时，这个名字非常冷寂，疏离在大众的视线之外。金介甫对沈从文产生兴趣，是因为他本身是个历史学家，对湘西的军阀割据史和苗族的山歌感兴趣。因此作为描写湘西风情的代表作家，沈从文进入了他的视界，这也决定了他的这部传记必然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解读，而且是扣紧凤凰人文地域特色的一种样本观察。
沈从文曾经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他说“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的乡巴佬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与城里人截然不同的式样，保守，顽固，爱土地，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这种“乡下人”形象遍布沈从文的作品，也是他本人的性格底色。但事实上，经历新文化运动启蒙，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创作者的沈从文，很难说他是乡下人，那么，这种自我角色认知如何贯穿他的创作和人生，让他建构独特的文学理念，从而成为“湘西世界”自觉的叙述者，并与都市生活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审视呢？
基于研究初衷，《他从凤凰来》全书从凤凰特殊的地理环境切入。金介甫发挥了历史特长，梳理凤凰的建城史和苗、汉两族的杂居史，解释了湘西为何会成为沈从文笔下遗世独立的乐土之根源。有关沈从文的童年，主要结合《从文自传》。这部作品是沈从文对自己最初二十年的人生历程（从出生到离开湘西）的回顾记录，是沈从文所有创作的源头。金介甫从中抓取的主要是沈从文的逃学生活、乡间娱乐以及他对乡村手工艺品的喜爱，这些早期记忆造就了沈从文的乡下人本色，为他提供创作所有作品取之不竭的细节。
由研究方向决定，金介甫所挖掘的材料，重心不在于文学成就的高低，而是主要看哪些作品更能反映作家的内心。所以，金介甫重视的文本主要是哪些呢？比如，《我的教育》。这篇是沈从文的青年行伍日记。最后归结为沈从文从军人生涯中得到了有朝气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比如，小说《棉鞋》。讲故事的人因为穿不起一双好鞋子，在大庭广众中丢了体面。从中可见沈从文的敏感与自卑。比如，《松子君》、《公寓中》、《老实人》等讲述男青年在城市中的无所适从。金介甫指出这些作品都有很强的自传性。这是沈从文的“北漂生涯”的反映。
金介甫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方法论痕迹。他强调了沈从文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病态，来自作家对城市环境完全陌生和他的怀乡病。通过《萧萧》《三三》、《夫妇》等作品，他试图剖析沈从文压抑的欲念。沈从文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中国文坛的时间，正巧是弗洛伊德学说引起中国文坛广泛关注的时间。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沈从文是否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不过，“将我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这是沈从文在《水云》一文中对自己创作《边城》的心理诠释，与弗洛伊德的名言，“梦是愿望的达成”，可谓异曲同工，两者或有暗合。
金介甫指出沈从文的创作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人物心理意识的流动和他主张性爱自由的态度都很现代，在此之后，研究转回了湘西，描述边区的爱情习俗。大量的苗民歌谣，还有沈从文收集或创作的小曲，这段材料很稀贵。联系沈从文几度为友人充当情书“枪手”的爱好，以及他本人后来借助情书成功追到张兆和的经历，金介甫的推论表明沈从文的写作有模仿西方的可能，但从根本上仍然是扎根湘西的乡土文学。这种湘西特色还表现在《龙珠》、《月下小景》等作品流露的神话学色彩和古老的民间习俗里。同时，金介甫指出，沈从文把乡下人写得过于理想化了，沈从文对乡下现实生活的改变其实很钝感，他关心的是田园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上那种温馨的人伦。沈从文所塑造的“乡下人品格”在《边城》里尤为完美，人事与环境和谐统一，形成了一派牧歌的氛围。从文学承袭而言，沈从文的写作呈现自然主义，“湘西世界”是他所认为的更具有审美价值的世界。
对“乡下人品格”的热爱，让沈从文无法忍受城市生活。对于沈从文在30年代的生活，金介甫突出了他在教学上的不适应，他与丁玲等人的交往与恩怨，当时的海派文艺与文坛舌战，以及青岛期间的某场婚姻脱轨。《八骏图》是此阶段的重点分析文本。沈从文以高超的技法，精确且深刻的心理分析展示了都市高级知识分子的隐秘的性心理。30年代是沈从文创作的高峰期，也是沈从文个性张扬、恣肆挥洒的时期，他秉持着“乡下人”的审视态度，对都市投去了轻蔑的视线。然而，其实他自己已经渐渐向城里人靠拢，对丢失“原乡”的恐慌可能让他的态度反而显得更激烈。40年代，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有所停顿，但他仍然在努力，可惜《长河》终究未能成为浩阔的滔滔大流，沅水流域的龙舟比赛也日益萧条了，河边没有了翠翠的影子。1934—1946年的湘西，历史呈现动乱局面，世外桃源只存于文学。
他从凤凰来，从凤凰出走。沈从文对生命形式的不满足，让他永远在路上。他写下无数的文字，讲述许多的故事。从创作初期的混沌渐渐走向澄明和深沉，他努力去参透所经遇的种种生命形式的丰富内涵，他拒绝写文章体现别人的世界观。这样看来，他实在还是”乡下人”呀。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四)：一份来自西方的纪念 | 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
沈从文今天是沈从文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日子。 和我们很多中国读者一样，在遥远的美国，在俄亥俄州，也有一位美国老人在深切地怀念沈从文先生。他名叫Jeffrey C. Kinkley，还有一个中国名字金介甫，这是他在哈佛的导师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给他起的。
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先生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接触沈从文作品。那会他还是一个哈佛大学的年轻学生，之后他的人生都和沈从文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联系。
他的著作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以其丰富的资料扎实的梳理，生趣盎然的叙述方式，洞见迭出的文学批评，被誉为最重要的沈从文研究著作之一。该书曾被译为《凤凰之子：沈从文传》《沈从文传》《沈从文史诗》在海峡两岸出版。在金先生眼里，沈从文先生永远是“全世界所欣慕的文学大师”。
雅众今年会重新修订出版金先生的这部经典作品，今天我们分享其中引言部分。
为什么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金介甫先生在引言中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读后感(五)：搁笔的沈从文：一个作家身上的时代伤痕
夏榆/文
1948年12月北京解放前夕，沈从文的心情已是“三分安慰，七分忧虑。”“左翼文学”主将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里点名批判沈从文是反动“桃红”作家，批判他的文艺观点。数月之后，在批判和围剿的风潮中神经几乎崩溃的沈从文，用握笔写作的手伸到居室的电线插头。14岁的儿子沈龙朱发现父亲的反常，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然而这并未能终止沈从文辞别尘世的执念，几天后他又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破手腕的动脉。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经过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听见房内有呻吟声，张中和推门推不开，破窗而入，用刀片划破手腕动脉的沈从文已处于昏迷状态。
由美国学者金介甫所著《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以下简称《沈从文传》）记录了这个细节。
最先的职业作家
“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1949年元月沈从文写道。此语仿佛谶言，预示他后半生的逆旅。“独立”意为不盲从权力，不跟随庸众。不被规则拘囿，不受习俗限制，以个人立场存在于世，坚持发出的是个人的声音，表现个人体验，呈示个人对世间的观察和体悟。这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体是罕有的。诞生于民国时代的文人多以家国情怀为己任，也多被民族共业所裹挟。作家的思想当然也会受到影响，然而考察沈从文的写作史，多是基于个人经验和独立倾向的书写。无论是在湘西凤凰时代的创作，还是后来迁徙北京，再后来转战上海，他的作品个人化印迹鲜明。他对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涉猎，对《圣经》的研习，加之他本有的湘西凤凰乡土基因，形成他独特的写作文本和异质的价值谱系，在现代中国文学版图上风格独特。
把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与鲁迅并列的伟大作家，是金介甫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里的论点之一。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此论要么删去，要么改写，不然《沈从文传》就无法出版。这样的国情显然是金介甫这样的外宾难以理解的。金介甫是最早理解沈从文写作价值的西方学者之一，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的弟子，金介甫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同时开放的思想视域和不受限制的触角使他具备理性的智识判断。在1980年代初期，已经有消息说瑞典学院对沈从文的关注，据说两次进入提名程序。海外对沈从文的研究热开始出现。此时金介甫提速了他写作《沈从文传》的工作，他以外国人身份考察偏远小城湖南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凤凰县，也多次到北京访问沈从文先生。“沈跟我谈话是极有分寸的，正如我写本书下笔也非常慎重一样。”在1980年代以后，沈从文对来访者是不轻易接待的。而金介甫在1980年夏天，和沈从文单独晤谈了十二次，每次都长达三四个小时。他们曾结伴游览香山、长城、天坛。1980年冬到1981年春，金介甫在美国耶鲁大学傅汉斯教授夫妇家里，又与到美国访问的沈从文谈了六次，大都是单独晤谈。1981年夏天沈回国后，金介甫去北京时又多次到沈家做客。沈当时已是七十八岁高龄。
个人精神的锻造
1925年7月沈从文来到香山。香山位于北京郊外的西山，他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门楼的小屋里，正好与湖南籍的实业家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公馆为邻。双清别墅是乾隆皇帝留住过的地方。熊希龄在香山静宜园成立香山慈幼院，以培育人才。熊希龄常常在晚上同沈一起谈时事，哲学等话题。
初到北京的一年里，沈从文写了不少作品向各处投稿，这些稿件大都被编辑扔进字纸篓。有一件他常说起的孙伏园的掌故。孙伏园1920年至1923年是《晨报副刊》的主编，他在编辑部一次会上搬出一大摞沈从文的未用稿件，把它拉成一长段，摊开后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扭成一团，扔进了纸篓。当时报馆不愿花邮费退稿，而沈从文没有功夫多抄一份留底，所以估计他早期作品大约三分之一都是这样被扔掉的。
北京作为历史名城给了沈从文精神上的支持，这是湘西之后重要的人生经历，也再度塑造了沈从文的个人精神。他浸润于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遗迹，迷恋“过去600年间两个朝代古典文化的博物馆”，在沈来京时住的会馆西边，是有名的文物之街琉璃厂。向东走约二十分钟，可到前门大街，当时北京的繁华闹市，一切还保留明清600年的市容规模，各个铺子门前柜台大都各具特征。
除了北京的风貌和文化氛围。北京的人文圈子对沈从文也形成影响。这段时期结交的朋友中，胡也频、丁玲夫妇超过了知己的范畴。他们在1925年结识，此后五年间，三个人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沈从文对丁玲还怀有过柏拉图式恋情，他为丁玲写过情诗。彼时他们野心勃勃要打进中国文坛。然而三人全是渴望升大学而都失败的人，因而说得上是同病相怜。三个人在香山度过的日子艰难困苦，到冬天生不起煤炉，后来有了煤炉又买不起煤。然而艰难困苦并没影响他们求学的热忱，其时三人都从香山跑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
沈从文在北京大学周围找到了自由，也找到了京城的人文气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时，学子可以自由去大学旁听。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都在日文班听课，三人当时都梦想去日本留学。他们还听过保皇派大师辜鸿铭讲课，学校的讲义谁都能买来互相传看。北京当时穷学生到处皆是，人们在街上见到衣衫褴褛的人一点也不奇怪，该付房租不用愁，很容易向房主人托词缓交。这些都是老北京的习惯。沈从文回忆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生活来，还无限激动。他认为北京继承了中国古代那种地道的、非商业性的伦理道德。
北京生活给予沈从文的是精神的更新，他触摸到一个绚丽的人文光谱。
新文化运动中的骁将和明星都出现在这光谱中。蔡元培、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巴金、施蛰存，邵洵美等纷纷进入他的人际关系图。然而很快这个文化圈也出现分野。超过知己的朋友胡也频与丁玲转入政治斗争，作为左翼文学潮流的参与者，他们投笔从戎，献身革命事业。
保持内心生活的完整
《沈从文传》可构成一部作家的命运之书，在更为开放的语境之下，经由西方人的视角写出来的传记。本书叙述和刻画的人物除了沈从文，还有与他产生重要影响的繁多人物，他们是现代中国炫目的文化人物，本书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群像，是新文化的命运史。在金介甫写作《沈从文传》的1986年，沈从文仍然在研究中国历史，1983年的一场中风已使他半身瘫痪，只能通过口授，由沈夫人张兆和代笔与金介甫通信。“我认为沈对年代日期的记忆是不可靠的，讲起他的家庭往事的某些方面更令人怀疑是否并非遗忘所致。但是个别和孤立的疏漏并不影响他作为自传或者他传作者的可靠性。直到1981年，他回忆三四十年代的往事仍然非常清楚扎实，无懈可击。”
1951年沈从文离开北京大学，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任职，单位在故宫门前给了他一间小小办公室。此后好多年，他的工作只是为博物馆的陈列品贴标签，接待公众参观。这是一个转折点，沈从文以冷静旁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在与世无争之后，沈从文得以保持内心生活的完整。此时文人的清高和骄傲感已经远离内心。
沈从文1966年起就编写的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接近完成时，他又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在“五七”干校待了三年之后，沈回到北京，单位分配给他一间房，面积只有双人床的一倍多一点。他把半个屋用来摆书。1977年夫人张兆和下放返京，因为住房狭窄夫妻两人只有分居生活，沈从文每天得走一里多路去张兆和处取回给他做好的饭菜。
1978年，沈从文离开历史博物馆，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推荐下，沈从文调到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他组建了一个研究古代服饰的研究室，在北京西北郊的友谊宾馆租用两个套房做临时工作室。某天傍晚沈从文在宾馆院内散步，偶遇落难后回京也住在友谊宾馆的丁玲夫妇。
1983年4月，沈从文再发脑溢血症状，住进北京首都医院治疗，然而左侧偏瘫。1985年5月，记者萧离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沈从文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情况，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社科院，沈从文定为正部级研究员，享受正部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