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回忆录 (增订本)读后感1000字

　　《雷蒙·阿隆回忆录 (增订本)》是一本由[法] 雷蒙·阿隆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0元（上下两册），页数：1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雷蒙·阿隆回忆录 (增订本)》精选点评：

　　●阿隆作为学生、教师和记者的人生记录。阿隆在其中重点记录了自己从42年到70年间作为记者参与到法国政治生活中的种种思考。

　　●读了上卷就决定放弃，相当失望。这本回忆录过于政治化，完全没有进入私人领域，读来味同嚼蜡。不知道作者为何对于自己的思想如此纠结和自得，难道人仅仅是思想性的存在？相比萨特，雷蒙·阿隆实在太无趣了。

　　●期待！！！这一经典终于出新译本了！

　　●这本终于出新版了，最好看的回忆录非阿隆回忆录莫属。希望修订了译文，别再糟蹋了新版。我明明读了老版很多遍，结果重读新版的时候竟然觉得是一本新书似的，受益良多。今年重点阅读的一套书。需要重读

　　●不过如此。

　　●迄今为止国内内容最全，也是装帧最精美的一部阿隆回忆录。尽管分由多人翻译，但译文质量整体上令人满意。阿隆的这本回忆录，涵盖了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作品要义和思想精华。透过本书，足可管窥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时代变迁、政治演进与社会思想变革。无论是对于阿隆生平思想的研究者和爱好者，还是对法国和欧洲现当代史感兴趣的朋友来说，本书都堪称是一本必读之作。

　　●说是增订，错漏仍多。

　　●看到雷蒙阿隆各种阐述他的思想理论的部分就挂了，没有哲学和社会理论基础的人完全看不懂…泪目……姑且放弃了

　　●阿隆的观点犀利而偏激，很多偏见性和优越性的东西很难苟同，不过其对经济、社会、哲学、政治、历史知识的熟练掌握与运用令人钦佩，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更是值得学习

　　●以后有时间慢慢品味

　　《雷蒙·阿隆回忆录 (增订本)》读后感(一)：无法脱离现实的雷蒙·阿隆

　　如阿隆自己所说，这个回忆录过于冗长。

　　中文版1100多页，需要极有耐心如我之人方能沉得下去慢慢阅读。经历过中风之后的阿隆原本还有更宏大的著述计划，比如写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专著，但自知时日无多的他选择了写回忆录。全书主要围绕他自己在各个时期的文章和著作展开，而众所周知，作为新闻评论人，他的文章和著作大多紧扣当时的事件，与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密切相关。

　　所以，当阿隆在絮絮叨叨当年文字的前前后后，重申自己文章的内容和观点时，后世我等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未免有些困惑，很多人名都不知道（中译本几乎没有给出注释），也许只有专业研究他的人才搞得清楚。阿隆对此相当清楚，知道自己的著作中有相当部分内容很快会被遗忘。他引用莫里亚克的话，“如果阿隆同意脱离现实的话，他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孟德斯鸠”。

　　问题在于，脱离了现实的雷蒙·阿隆，不再成其为雷蒙·阿隆。正是因为紧跟现实，而非超脱于现实，抽象于现实，他才可以基于现实去理解这个世界，从现实出发去分析这个世界，依靠理性和清醒的逻辑得出结论。正如托多罗夫在前言中所说：“阿隆放弃了建立一个完整哲学体系的打算，放弃寻找一把可以打开各种锁具的万能钥匙。他为每个问题提供的答案都是部分的或临时的，从不认为自己的解释是最终的和排他的。”

　　这或许是雷蒙·阿隆与让-保罗·萨特最根本的分歧所在。这对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同班同学、同窗好友，在巴黎高师接触的是相同的环境和氛围，最终却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其根源就在这里。萨特寻找的是一把开锁的万能钥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痴迷于超越和抽象，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氛围中，很容易倾向于那场“伟大的左翼实践”。他以雄辩滔滔的文字，引领了一代法兰西的同路人，固执地坚持“真理”，甚至不惜为暴力辩护，被从匈牙利到布拉格的各种事件一次次打脸，依然不肯醒悟。用雷蒙·阿隆的话说，是“钻进了历史安下的圈套”。

　　恰恰相反，雷蒙·阿隆对现实和具象的执着，让他可以骄傲地宣称：“历史安下的许多圈套，我居然一个也没有钻进去。”在整个20世纪，他可以说是法国最清醒的人。

　　不过，最清醒的人写下的文字，未必能被大众接受。大众更喜欢的是萨特那样的雄心和文采。雷蒙·阿隆的清醒，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为人们所见到。

　　即使今日是非功过早已分明，读阿隆这些絮絮叨叨的文字，仍然觉得，您就不能再精炼一些么？谁回应你的文章，谁批评你谁表扬你，需要记得那么清楚么？

　　一笑。

　　《雷蒙·阿隆回忆录 (增订本)》读后感(二)：雷蒙•阿隆：法国知识界的纪念碑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与他少年时代的同窗让-保罗·萨特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时，巴黎学生高呼：“宁愿与萨特走向谬误，也不同阿隆共享真理。”但是，当阿隆于1983年病逝之时，他成为了法国公共领域里的纪念碑式人物，而萨特式的激进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悄然退潮。

　　在阿隆一生的大多数时间，他是法国知识界的踽踽独行者，一直相当孤立并且饱受攻击。幸而在他步入晚境的最后阶段，保守主义的风潮开始往他那个方向吹。在他去世之前几周问世的《回忆录》里，阿隆得以用平和的心态回望人生，以及自己所处的社会及历史空间的特质。当然，阿隆向来是一个温和坚韧的人，他具备审慎、明智和内敛的理性，这种个性也是与萨特截然相反的，萨特似乎永远充满了火一样的热情。

　　在1920年代的相识初期，他们经常就共同感兴趣的哲学，比如胡塞尔现象学，一起探讨问题，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活力的年轻人。在那时，萨特就以他的才华、自信心和人格魅力成了群体的焦点。阿隆自述，从西蒙娜·德·波伏瓦闯入萨特生活的那天开始，他同萨特的关系就起了变化。在那之前，辩论通常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在那之后，可能萨特与波伏瓦交谈时已经验证了自己的观点，辩论从此陷入僵局。换句话说，萨特与阿隆的交流已无必要，况且波伏瓦还加深了萨特的左倾和他的固执程度。

　　当然，这种说法可能出自阿隆的记忆更改，或者是他下意识为萨特寻找的借口。毕竟，终其一生，阿隆始终对萨特怀抱敬意，而萨特却视这位昔日好友为敌人。当萨特声誉下降、遭受攻讦之时，阿隆撰文为他辩护，在回忆录的结束语里，阿隆将萨特列为“在我的青年时代，我有幸同三个无法否认比我强的人结为朋友”之首。阿隆一直认真阅读萨特的作品，耗费巨大精力一次又一次地分析，无论褒扬还是批评，这种关注本身已经足够说明他的重视。

　　就阿隆对左翼知识界的批评，最有名、影响力最大的作品是《知识分子的鸦片》。该书常被看作《历史哲学导论》的续篇，一体延续了阿隆的哲学关怀。阿隆在书中阐述了自己对萨特《存在与虚无》，还有对萨特和加缪之争的看法。阿隆认为，萨特与加缪对人类处境的分析虽然不尽相同，但“一种共同的追求真实的愿望、对幻想或卫庄的拒斥、与世界的对抗以及一种积极的斯多葛主义，却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他随后提出了疑问：“法国的形势是革命的吗？”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阿隆始终警惕意识形态的“世俗宗教化”，不时给欧洲热烈的革命浪潮大泼冷水。这让萨特很不满。萨特在1961年主导了高等师范学院对阿隆的公众辩论，把阿隆置于舆论的包围。阿隆很长时间只能一个人在战斗。

　　五月风暴之后，法国知识分子陷入思考：在法兰西土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适应进程之中，60年代末期究竟是一个制动器，经历东欧的缓慢衰退之后亟待新的改革，还是一块跳板，将在西欧重新获得活跃的能量？阿隆断定，五月动荡是对法国政权体系的反抗，并且称这种反抗是“模仿性”的“心理剧”，反映现象的同时夸大了某一时刻的激动、不安和热望。在二战结束后的“光荣的三十年”里，萨特是法国当之无愧的左翼知识分子领袖，对萨特而言，阿隆的类似话语必然引起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强烈反感。在这种被拒斥、边缘化的状态里，阿隆坚持他的独立，以保守稳健、一贯偏右的态度分析世相，这是需要勇气的。

　　应当承认，针对阿隆的批评里，有一些话有点道理。比如阿隆忽略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危机中的“道德”维度。人们说他“枯燥乏味”、“干巴巴的现实主义”、“形式冰冷的统计学式的禁欲”，对理性的过度热爱致使他在捍卫学术自由时不觉隔开了与现实当下的近距离。但是，围绕阿隆的过度攻击现象值得思索。假如学术权威掌握话语权力，进而在公共领域里施加影响力，如何妥当地运用这种权力？如何保持足够的自制，避免影响公众信任的维系与社会价值的完整？群体中的个人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睿智判断？我想，这是阿隆和萨特共同留给世界的普遍性的忧虑。

　　《雷蒙·阿隆回忆录 (增订本)》读后感(三)：左右为难——“主义”世纪中的局外人和旁观者

冯克利说“法兰西文化很易于培养出一些专事理想主义批判的种群，法国人太喜欢嘴皮子上热闹——用阿隆的话说，是巴黎人需要冲突。”也许这种原因深植于法兰西式自由主义文化的深层, 它富有激情和锋芒。而在20世纪的法国，不仅继承了这些传统，而且由于特殊的地缘和文化——法兰西不愿意随“美英”逐流——它成为各种思潮的汇聚和迸发之地。而法兰西的思想家们也都是“争妍斗艳”、“各有千秋”。

但雷蒙·阿隆（1905-1983）却是个“非典型”法国知识分子。论文风，阿隆的文笔毫不花哨，这恐怕也不是他写作的首要目标；论作风，他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坊间谈及的趣闻轶事。这和他同时代的各领域旗手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能唯一为众人所知的因素——与萨特长达的几十年恩怨——还是蹭了别人的热度。他与萨特本是同窗，后来交恶，直到晚年同归于好。

二十世纪有时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世纪”。“祛魅”过后的人间，上帝不在，诸神并起。而人们也相信有那么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和价值观念。如果说，过去为我们有意义的人生提供目标感的是宗教，那么在此后，提供这种“意义”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了意识形态。作品早已被大量翻译成中文的阿隆，大概是以知识分子的坚定形象为中国读者认识。其对意识形态狂热的拒斥、对理性的坚持，成了战后法国思想界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特例。

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向那些深陷在意识形态泥潭中的人们发出警告：“政治还没有发现避免暴力的秘诀。但是，暴力一旦自认为服务于历史的真理和绝对的真理，它就会成为更加惨无人道的东西。”阿隆不惜被指责为信仰摧毁者, 而肯定怀疑主义的价值。他“衷心召唤怀疑论者的到来，如果必须由他们来扑灭狂热的崇拜之火的话”。因为“怀疑主义并不意味着失掉一切信仰, 或者说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政治生活在社会学的经验调查和怀疑主义的解毒剂下,可能会变得平庸无奇，成为一个缺少完美理念架构的世界。因此阿隆的主张也被许多人视为犬儒主义或者某种形式的保守主义。正如“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主要“多研究问题”的胡适被攻击是“好好先生”，许多有抱负的人会因此而对它失去兴趣。但是就像革命者常说的那样, 信念的旗帜经常要靠鲜血来染红, 而“对各种模式和乌托邦的怀疑，至少能够减少以信仰的名义急于同类相残吧？

不过，我们更不应忽视阿隆入世的具体轨迹。《回忆录》一书中记录了大量阿隆参与现实政治的经历。首先自然是他大量的媒体写作。从《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读到，报纸成为了他介入社会、针砭时势的公共平台。纯粹从时间上来看，他的名声也首先从媒体中打响。象牙塔里的概念游戏，阿隆可以玩——他是胡塞尔的高足、萨特的同窗——并且玩得风生水起，但他有更迫切的现实关怀。当然，阿隆只是关心政治，但并不热衷。

阿隆跟众多政治人物有过交道。不仅与戴高乐、基辛格、德斯坦、特鲁多（Pierre Trudeau）过往甚密，而且还曾是尼赫鲁、朴正熙的座上客，更不必提他在越南、突尼斯等法兰西殖民帝国辽阔疆域考察时受到的官方接待。如此一套阵容强大的朋友圈，并非仅是打个照面的熟络，而是实实在在的严肃交流。据《回忆录》所述，当年德斯坦在竞选总统时曾主动去信阿隆，坦承其政纲的论据几乎全部从阿隆的专栏中拾得；基辛格也把自己的回忆录老老实实地献给亦师亦友的阿隆。法国文人的论政情怀并不稀奇，但有着深厚思想功底、同时又能得到政界人物高度重视的欧洲知识人却并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能与阿隆相提并论的只有英国的以赛亚·柏林。但阿隆显然更接近于一个纯粹旁观者（柏林曾担任情报官并接受爵位）。

如阿隆自己所说，这个回忆录过于冗长。

但，长么？

我非常遗憾的是，阿隆对于68的记叙太少。

　　《雷蒙·阿隆回忆录 (增订本)》读后感(四)：邓皓琛︱《雷蒙·阿隆回忆录》里的政治人生

　　一般说来，二十世纪的法国文人多给人文风奇崛、作风怪异的观感。他们要不冲在时代的前面，要不守在时代的后面，总之就是不满意自己所经历的分分秒秒，仿佛唯有如此方能成为大家。倘若在政治上再能突显某种激进姿态，那就锦上添花，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世界羡慕的知识分子了。

　　雷蒙·阿隆（1905-1983）完全不属于这个大类。论文风，阿隆的文笔毫不花哨，这恐怕也不是他写作的首要目标；论作风，他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坊间谈及的趣闻轶事，这和他同时代的各领域旗手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阿隆有没有走在时代浪尖做弄潮儿、走上街头做意见领袖？他刻意回避，倒多是以笔发声。或者反过来，有没有隐居闹市、经营自己的一片小确幸？他恰没有遁世，当起时代的逃兵。不妨说，雷蒙·阿隆是时代的产物。他一字一句所回应的，就是时代的问题。

　　《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版）》的中文版（以下简称《回忆录》）根据法国2010年增订的《回忆录》补译。所增加的是最后部分的三小章，可以分别归纳为阿隆对当时法国国内社会党的具体政策、对巴以冲突以及对苏联霸权的分析。为这一增订版作序的是阿隆当年的学生巴弗雷。他把阿隆放置到20世纪的普世史时代来考虑，认为这是理解该世纪的一把入门钥匙。普世史不是全球各个地区历史的汇编和加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合奏。今天翻开这本千余页的大书，我们就是要听阿隆指挥演奏二十世纪的交响乐。

　　站在2017年回望，我们是否还需要踏入阿隆经历过的特定时段？阿隆的《回忆录》，自然忆起一战、二战、冷战这些教科书上的粗线条；对阿隆念兹在兹的法兰西而言，当然还有奠边府战役和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八年抗战；对这位拥有犹太血统、却无宗教关切的国际问题专家而言，巴以冲突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视线。问题是：今天的法国、乃至国际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世纪的任何一段时期。再版序言中的那篇《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不正也含蓄地指出阿隆回忆录在二十一世纪语境中的疏离？况且，较早前为这本回忆录写过序言的法籍思想史家托多洛夫，也刚好在2017年逝世。阿隆和托多洛夫同为自由派，坚守启蒙价值，后者文笔其实更为优美。中国读者也似乎没有理由再借这本厚厚的《回忆录》钩沉二十世纪的纷纭。

　　作品早已被大量翻译成中文的阿隆，大概是以知识分子的坚定形象为中国读者认识。其对狂热的拒斥、对理性的坚持，成了战后法国思想界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特例。不过，读者不应忽视阿隆入世的具体轨迹。毋庸赘言，首先自然是他大量的媒体写作。从《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读到，报纸成为了他介入社会、针砭时势的公共平台。纯粹从时间上来看，他的名声也首先从媒体中打响。后来他年届中年方才登上索邦、法兰西学院等学术殿堂，光是这一点已经让他和多数早已在学界摸爬滚打的同辈有了很大不同。象牙塔里的概念游戏，阿隆可以玩，并且玩得风生水起，但他有更迫切的关怀: 现实政治。

　　不看《回忆录》，我们很可能还真以为雷蒙·阿隆无非是目光犀利、收敛激情的一介书生！看完他的自述才知道：阿隆不仅与戴高乐、基辛格、德斯坦、特鲁多（Pierre Trudeau）过往甚密，而且还曾是尼赫鲁、朴正熙的座上客，更不必提他在越南、突尼斯等法兰西殖民帝国辽阔疆域考察时受到的官方接待。如此一套阵容强大的朋友圈，并非仅是打个照面的熟络，而是实实在在的严肃交流：据《回忆录》所述，当年德斯坦在竞选总统时难道不是主动去信阿隆、坦承其政纲的论据几乎全部从阿隆的专栏中拾得？基辛格不正把自己的回忆录老老实实地献给亦师亦友的阿隆？假如法国文人的论政情怀几成道统、入仕心态炙手可热，那么有着深厚思想功底、同时又能得到政界人物高度重视的欧洲知识人却并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阿隆当之无愧是二十世纪的罕见个案。

　　1983年，雷蒙·阿隆和基辛格的合影。

　　我们马上勾勒阿隆治学的知识网络，以便更好地理解他治国的思想底色。首先，他是同时代法国文人少数主动去了解邻国德国当代思想的。可以说，年轻时在德国辗转的经历，就为他提供了观察纳粹变天前夜的现实素材，更为他打通了一整片法国无法企及的哲学和社会理论。阿隆后来在《知识分子的鸦片》、《想象中的马克思主义》中扎实的马克思解读，正是源于他年轻时在德国对《资本论》的扎实功底；他的博士论文、乃至后来在法兰西学院娓娓道来的《论治史》，更是直接得益于他对德国历史哲学百年理路的消化。从中国读者已经相当熟悉的尼采、韦伯、舍勒、卢卡奇，再到中国学界近年也开始关注的李克尔特、文德尔班，甚至连特罗尔奇（Ernst Troeltsch）、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敏锐的阿隆一下子就把握住了德国思想界在世纪之交伴随着国力渐强而产生的一个持续、且不断丰富的问题意识。恰因为如此，阿隆顺理成章地成了阅读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头一批法国知识人。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耽于胡、海二人的著作，而是把这些著作介绍给了同窗伙伴萨特。相反，倒是韦伯广阔的历史视野一直吸引并引领着他的深层思考：怎样理解人类历史？

　　阿隆和德国的渊源，当然不仅限于德语书本上的片言只语。事实上，早在法兰克福学派草创之初，阿隆便已投稿到他们办的学术杂志。不过，从《回忆录》中看得出，阿隆一直都没有太钟情于这一打通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德国新学派。也许，恰是因为自己的经历已经足以融汇哲学与社会、纯粹思想与实践介入？或者，冷战时期东西阵营的对峙压倒了他对纳粹德国的咀嚼，进而不愿尾随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人开辟的反思路数？再或者，他只是把邻国这一思潮看成反思工业社会诸文化症状的一股时髦？无论如何，阿隆后来的思路，始终围绕着具体的政治现实展开，这尤其体现在他那本未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论克劳塞维茨》上。

　　在战后法国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风气中论述一位普鲁士陆军少将的长篇巨作，是不是有点过时？其实，阿隆对和平与战争的思考，一直未有停息。倘若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那么对阿隆来说，国际风云、政治现实大概也就是他哲学思考的自然拓展。于1962年出版、不久前被翻译成中文的《和平与战争》，就是阿隆每周在国际关系专栏沉淀下来的哲学思考。基辛格为该书写过书评。我们在《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就连阿隆认识多年的朋友、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列奥·施特劳斯也在和他的私人通信对该书赞不绝口。识英雄、重英雄，深受韦伯影响的阿隆，当然清楚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对韦伯“诸神之争”命题的强力挑战。早在1959年，他不就已经讨论过施特劳斯在这一点上的深刻发见？

　　平心而论，同样有着犹太血统的阿隆，却没有施特劳斯在阿拉伯和犹太思想史方面的功底和触角。更确切地说，这本不是阿隆的揪心之处。国际局势的催逼，也许真等不起书斋里的春秋笔法。《回忆录（增订版）》添入阿隆对巴以冲突的分析，可谓是阿隆长期关注世俗、政治层面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冲突的延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他在《回忆录》中论及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和戴高乐在1967年六日战争之际的表态。其实，和当时法国内政紧密联系、乃至和当代法国史时间分期有直接影响的阿尔及利亚独立，这才是读者较少注意到阿隆政治目光的又一先见之明。因为，通过他散落各处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阿隆属于为数不多的头一批呼吁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非左翼知识分子！在这里，“左”与“右”的划分，大概不足以体会阿隆在每一个历史关头作出的正确判断：和政界接触甚多的阿隆，太清楚法国的实力。那位经阿隆重新阐释才名扬天下的托克维尔，一百多年前便积极辩论法国对埃及的政策，精心参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部署，可谓时势使然；一百多年后，同样也是时势不饶人，阿隆知道这场世纪殖民大业必须退出历史舞台。阿隆和托克维尔，都回应了自己的时代。

　　阿尔及利亚问题不仅直接催生了1958年的那个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而且还是到今天依然吸引众多法国和阿拉伯学者研究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有人认为，法国当代史的起点，不在1958年的第五共和，反而应该在1962年正式告别四倍于法国领土的地中海南端“省份”！阿隆当然知道这场战争双方所经受的残酷，远非较早前奠边府战役可以比拟。于是，战争也就成了他研读克劳塞维茨、马基雅维利和修昔底德的切入口。那部尚未被翻译成中文的巨作《反思战争：克劳塞维茨》，不正是阿隆晚年最称心的作品？我们可以读到，阿隆耐心地在《回忆录》中解释了自己的写作思路，回应了一些质疑。值得留意的，还有阿隆受到好友卡尔·施密特对其作品极大肯定时的欢喜。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在战后交叉的正是政治人生里的哲学发挥。

　　在这里，我们不再提阿隆和萨特等人在思想立场上的根本分歧，也不去重温法国、德国过时的所谓“1968精神”。倒是《回忆录》中对1958-1982年法国几任政府领导人的分析，让我们有了一份可靠的路标，知道如何理解当代法国“偏右”的开局。更确切地来说，是了解法国社会形态在1968年运动后、社会党上台前的演变。与此同时，连今天法国读者都不太熟悉的所谓“新右翼”领军人物，却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被阿隆清晰地点破了套路。也恰是在这里，阿隆以其深刻的哲学眼光看清楚了“新右翼”小圈子和纳粹核心思想之间的藕断丝连。我们可以补充一句，三十年之后的此时，法国“新右翼”的理论旗手依然活跃在欧洲思想界。

　　1979年，阿隆和萨特握手。

　　透过阿隆的作品，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风起云涌的全球八十年。阿隆有份参与的那场70年代葡萄牙和平革命及《古拉格群岛》大讨论，已是当代欧洲社会形态进一步发展的春江水暖，不必再等后来某些美国学者总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但同时，阿隆拙于对其他地区给予更深层面的关注，也许是这位国际观察家的瑕疵。甚至可以说，这是同时代多数西方思想家的知识盲点，也体现出特定时段内西方一流头脑的集体特征。《回忆录》展现的“普世史”，恐怕仍属地缘政治层面的普世史。细心的中国读者可以看出，它是一部以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储备打量全球的战略审视。要知道，阿拉伯世界、伊朗乃至黑非洲在六、七十年代的思潮变动，恐怕不是西方术语所能够轻松驾驭的。这些和西方有着长期接触的水土，亦恐怕一直都没有完全服膺于西方现代性话语所规训出来的轨道。而这一切，那时都尚未进入阿隆、乃至一整代西方学人的法眼。毕竟，他们最上心捕捉的，还是冷战时代苏联的风吹草动。阿隆属于他的时代，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时至2017年，我们不妨反躬自问：中国学人的知识视野，交汇的究竟是什么一种比例？

　　无论如何，阿隆在多个重大问题上的洞见，已属超前。他的人生，不多也不少，就是政治的人生，是全球史的当代注脚。他在别处论及修昔底德的那篇精彩长文中，不正赞扬这位希腊古人在“历史中记录历史”吗？在二十世纪的大事件中记录二十世纪，阿隆做到了，这本《回忆录》也做到了。至于对今日的法国，他要作何评论，我们不必作无谓猜测。每一代人都有这代人的问题。更何况，《回忆录》中的部分人物，今天还生龙活虎地活跃在欧美各界。当代法国的内政外交和知识版图，阿隆已经留下了不少宝贵线索，待有心人寻踪。

　　雷蒙·阿隆的墓，掩藏在巴黎蒙巴纳斯墓园游人罕至的角落，低调得如同他的性格。读完他的思与忆、得与失，也许我们会更谨慎地面对当下。

　　《雷蒙·阿隆回忆录 (增订本)》读后感(五)：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版）小摘要

　　摘了一部分自己感兴趣的地方

　　哲学班使阿隆左转（1921-1922）

　　我对卑贱者、被压迫者深感同情，反对那些滥用手中权力的豪强。但是，在哲学思想和我的情感之间存在一段真空，这就是对社会的现实——可能实现的社会和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不甚了解。大多数我的同代人也如此，他们未能填补，甚至没有意识到应当填补这段真空。【23-24】

　　萨特的形象有可能重叠在一起：一是大学生，二是教授（从毕业到成名），三是存在主义的祖师爷，四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五是左倾分子的庇护者。最终，他成为衰弱的老人，在格鲁克斯曼的搀扶下，来到爱丽舍，在我的身旁坐下。【37】

　　读康德（28-30年，每天8-10h）【46-47】

　　讲解《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要旨仍有教育价值，有助于培育思想，而评述《权力意志》中的一些警句可以刺激思想，但无助于青年人运用理智进行思维。【52】

　　在高等师范学院里，学生中信仰共产主义的寥寥无几，思想左倾的人或是参加社会党或是向其靠拢。天主教徒“塔拉”则属于右派。阿兰用他的学生自成一伙，既非共产党，也非社会党，而是永恒的左派，永世不会掌权，因为他们的本色就是抵制权力，认为权力的本质就是滥用权力和腐蚀掌权的人。【52】

　　对马克思·韦伯感兴趣而反感涂尔干。【92】涂尔干的警句“上帝或社会”，叫我反感或生气。联系统计数字来解释自杀，实在没法叫我满意。从社会出发，或者以社会的名义来搞道德教育，似乎是天主教教育的翻版。这是脆弱的，理由很简单：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严密一致的集体了。【94】……（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扰乱了我的心。国家社会主义威胁着法国和全世界的犹太人。不肯把革命当作悲观的社会学，笼罩着我们的人生【96】）……社会现实的内在意义和呼之欲出的政治关怀，是我亲附马克思·韦伯的两条理由。另外还有一条理由是，他关心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专用的认识论。……他追求一种普世真理，即追求一种对所有追求这种真理之人有价值的知识。与此同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人类现实的暧昧性 意识到史学家理应向别人——向古人或今人——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限制）问题多样化，意义相当和原因相当的双重性得以产生。……一方面是以公众可信的方式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则需要得出一条真正的解释，思想家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我猜想，这种摇摆便是马克思·韦伯思想的中心。我自己的学术著作，【96】我的两本论文，都是在这种摇摆种产生出来的。【97】

　　狰狞的死神飘荡在魏玛这个没有共和人士到共和国上空，徘徊在左派知识分子的头顶上，这些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痛恨资本主义，却对纳粹不够警惕，从而不肯断然起来保卫魏玛政权。再过了几年，死神便降临在了法兰西。【100】

　　我已经理解并且同意，政治就是政治，绝不受道义的压制。我无论说什么，写什么，再也不想表明自己的清白和高尚。考虑政治，就是考虑行为人 也就是分析他们的决策、目的、手段、精神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告诉了我，非理性力量的强权厉害无比。马克思·韦伯教给我，每个人都有责任，但责任不在于他的意愿，而在于他的抉择的后果。【109】

　　1933.10 我仍然以“左派”自居，不敢犯右派的嫌疑，免得被反对者们抓住把柄 这种胆怯心理来自一种抗拒政治逻辑的心情，这种心情与其说是思想上的，毋宁说是社会性的。【110】

　　科耶夫、柯瓦雷和韦尔这三人是我敬重的朋友，他们都不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哲学上有精深的造诣。我倾向于他们的评价。【117】

　　大得不合理的、漫无限制的权力，加上系统的技巧，哗众取宠的宣传，不过是以漫画的笔法，刻画出一副可能出现的、没有人味儿的社会肖像。【222】

　　流亡生活越发突出了搞政治最令人不快的特征：阴谋诡计层出不穷，长篇大论喋喋不休 口蜜腹剑明争暗斗。对前途和各种可能性的争论没完没了。伦敦的经历已经成为我的政治教育的最后一课。【276】

　　大多数大学教师都是读完书便教书。他们的天地软绵绵如棉花，其中只有儿童和青年，弄不好他们会脱不了稚气 我比大多数政治学家更近地看到了实际政治，这是我引以为幸的。可是，现场分析活生生的政治，非但无助于哲学思考，反而会使之麻痹瘫痪。哲学家碰到了议员和新闻记者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自己会受奚落，或者掉进井里。【313】

　　【与乔治·凯南，1950】他在《外交》季刊上的文章对美国的外交影响久远，打下了“遏制论”的基础。之后，他不断追悔他一鸣惊人的时刻，一直为他所起的历史性作用自怨自艾。【341】

　　“和平不可能，战争不大可能”【1948,《大分裂》】【403】

　　【第十二章 知识分子的鸦片】我其实认为，根据经验，大地上的社会生活组织是相当平淡无奇的。苏联的模式是一场噩梦，美国的模式是不完善的和庸俗的。工业社会仍然将是我们时代的文明的主要特征，那些期待或希望人间天堂的人，他们神化了人和制度，再也看不到历史让我们认识的人和制度。小资产阶级满意了，劳动者因使用先进机器而减少了痛苦，纳税制度降低了一些人的傲气并满足了穷人的最低需求，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被认为是平淡无奇的。成了畸形的怪物，苏联的现实就不那么平淡无奇了吗？【474】

　　【评赫鲁晓夫报告】我在1956年7月10日写了一篇文章，结论是这样的：“赫鲁晓夫的报告不能为斯大林时代盖棺论定。歌颂这个伟人的话，也同样不算盖棺论定。但是对共产党人和反共分子采取等距离的态度也是不公平的。当涉及大清洗、整批居民的流放和彻头彻尾捏造的供词时，反共分子是完全有理的。真理不会始终是中庸的。20世纪的专制暴行就是无度的。”今后，我仍然会以同样的措辞坚持这个结论。【509】

　　【1955-1956年，发现帕累托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统治阶级的理论和社会阶级的理论相反而又相似，叫我非常吃惊。意大利的法西斯很喜欢引用莫斯卡—帕累托的统治阶级观，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只知道社会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混淆了统治阶级与在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政权，便不再代表工人阶级，而代表一个统治阶级，一个消灭了旧的统治阶级而登上前台的统治阶级。【561】

　　我的意识形态观却比较明确，比较有限。也许可以把意识形态叫作对社会和社会历史的一种整体表述，既宣布有救，又规定从事解放的行动。我在1950年代中叶已经预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将趋没落。1960年代和1970年代，没落加快。至少在法国是这样。尽管在1968年，表面上有所反复，没落之势却并未中止。我看不见任何新的意识形态能像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无所不包。1960年代对工业社会的批评甚嚣尘上正足以证明，人的激情可以轻易取代系统的控诉方式。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学生造反，他们并没有怎样假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倒是以人的原始要求为名，也许甚至该说，由于厌恶消费社会而从感情上反对劳动者的异化，反对个人失真。1960年代的大学生，有时接近某种（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的）准马克思主义。他们体现了反对工业理性的浪漫式造反，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造反将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我要纠正一点，应该说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发展。【586】……如果应该害怕真实信徒的狂热，随时准备不顾一切来拯救人类，那么，该怕的倒不是他们的思想，而是他们的信仰。共产党把不平则鸣的年轻人变成党的积极分子或官僚。其中有些人摆脱了党的纪律，受到了恐怖主义的引诱。【587】

　　【为什么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我为什么在1955年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呢？我的判断有两条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的体制混淆在一起，只能跟随苏联的衰落而衰落。西方人终将放弃他们的幻想，同时对外宣称信奉这种意识形态的学说和政党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不可能有另一种意识形态能达到同等程度的总体性。【587】

　　1968年的前几年，我想跟赫伯特·马尔库塞唱一出对台戏，用“历史里的批判”对付“批判论”及其最终成果大拒绝。【593】……“解放固有的可能性”已经不能充分表达历史的交替取舍。美苏两种社会在骨子里都不合理，但是已经得到公认。从马尔库塞的这部作品中，看不出那种理性足以引申出“现实所固有的种种潜力”，也看不出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于是批判的理论沦落为“大拒绝”：完全拒绝人所共知的这两个社会，其中一个社会把生产力国有化，创造出解放人类所必要的下层建筑，但是解放的花朵又受到约束而不能开绽吐艳。另外一个社会较好地保障个人，但又把个人断送给人为的不合理的需求，断送给阴暗的谗言，断送给大权在握的官僚机器。这两个社会互相鞭策，发了疯似的搞核武器竞赛，直奔天崩地裂的战争。

　　我同意马尔库塞的一些批判，同意他对西方社会的口诛笔伐，但是有一个条件，批判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一股脑地拒绝西方社会。否定现实 远非产生于现实本身，倒很像一个知识分子离群索居，眼看着历史的进程而灰心丧气，但又念念不忘一些含义不明的价值，比如说，“自决权”。要是这样的话，还剩下些什么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呢？

　　批判社会的理论在最后的形式下，苦于一对内在的矛盾：“这门理论抱怨缺乏彻底的否定，同时又把调和人类关系当作至高无上的理想。‘大拒绝’从来没有被人认作在号召和平。在当今的局势中，‘大拒绝’之所以没有‘好战’的性质，是因为它事实上置身于历史之外。”【594】

　　【对五月风暴的评价】5月29日，A.科耶夫打电话给我，谈了半小时。他比我还要来得有把握，认为根本没有革命，只不过是模仿革命而已他对我说，根本没有革命，因为没有人杀人，也没有人想杀人，骚动只引起他深切的鄙视(这是白俄意识)。我告诉他说，我在美国一会儿也待不住了心只想赶回来看看，或者做点什么、他回答我说：“你就那么急于就近看看这场‘屁事’这出卑鄙龌龊的丑剧？”过了24小时，我再也没什么怀疑了全部事件只算一场猴子学样，重演了历史上大革命的把戏值不值得歌颂？值不值得咒骂？时至今日，还值不值得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呢？

　　为什么到了今天，“五月风暴"还能激动人心，赞成的赞成，反对的反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看起来似乎相当简单、历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把“五月风暴”树立成对象，而这个对象是那么五花八门，以至于你看这枝花，他看那扇门，各看各的，问题也好，答案也好，莫不因人而异。【681】

　　【比较萨特和阿尔都塞】阿尔都塞的做法，从某些方面来看同萨特的做法相似，从另一些角度看又大相径庭。两个人都是哲学家或哲学教员出身，他们竭力要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再探索，或者说采取更为准确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的总纲目中创立一种初步的或不十分明确的哲学。这种哲学有两点长处：既保留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历史观点或政治论点的实质部分，又避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简单化。战后初期，萨特偋弃了唯物主义；后来，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他又不全盘否定自然辩证法，但他赋予辩证法的含义本身与自然辩证法不太相符，他退了一步，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学派有掌握自然辩证法的可能性。另外，他们两人在经济知识方面都是门外汉，他们接受了《资本论》的真理，萨特居然用几行，阿尔都塞用几十页或几百页，用其他文章和另一种理论知识重新阐释了《资本论》。

　　然而，他们两个人的做法是走了两个极端。萨特援引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把实践、行动，即阶级和阶级斗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其次，异化(或矛盾)的终结使人类历史的冒险圆满成功。最后，他主张的是人道主义的和史实性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则抛弃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和从“认识论上决裂”以前的马克思。他把《资本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他发明了一种大写的历史科学，或者说一种历史永恒的科学，一种清除了全部人道主义、全部史实主义的斯宾诺莎主义科学。作为共产党员，阿尔都塞不能像萨特那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面前保持相对的自由。他经常保留那些神圣的字眼儿，却不妨碍他赋予它们完全不同的含义。举个例子，他也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提法，但是这种唯物主义已经与自然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他认为历史唯物论是"理论的理论"或哲学的一部分。历史唯物论是历史科学的理论这些分支理论的总体构成辩证唯物论，后行是所有门类的知识的确定有效原则。【825-826】

　　【阿尔都塞】我得承认，在阿尔都塞的思想中，我没有看出任何独到之处，他根本不配被称作"大哲学家”。几个听过他教课的朋友对我说，他们入党时，阿尔都塞在高等师范学院确实吹起了股自由之风。他帮助他们摆脱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派的枷锁，指导他们阅读或重温《资本论》，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再探索。我赞同这一点。但是，要找到哲学的康庄大道，仅仅同博比尼大街的那个学校中的本本主义保持距离是不够的。

　　诚然，他同昔日的巴黎风气决裂了。他创立了一种包括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的社会学(他称之为“历史科学”)，并在他的结构性整体中对每个生产方式本身做了分析。马克思本人也曾设想过这样一种社会学，但他只留下了只言片语。阿尔都塞没有超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内容；他提出了反经验的认识论，即观念先于事实和质量化，这是一种滑向空谈和神学的认识论。他为了解决理论与实践统一这个老命题，把理论称作“理论实践”。实际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经提出过从抽象到具体、从慨念到事实的方法。他建议用经济学概念来分析"有机整体”，只有经济学概念才有助于找出其结构。找出结构并不依靠这些概念本身，而在于每个概念所具有的形式和它们在每个整体中的关系。然而，要确定一个特定制度和特定时期的生产力的状况，或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光靠玩弄文字游戏是不够的，必须着眼于现实，或所谓的经验主义现实。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外发展起来的。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反，阿尔都塞把他的学生引向《资本论》、生产方式、要求；在这一点上，他帮了他们的忙。同时，他也把他们引向一种烦琐哲学实际上是在伪博学和假结构主义认识论的掩盖下的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院哲学。【831-832】

　　【极权主义】企图以极权方式进行统治的政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颇有教有意义的社会图景，在这种社会里，统治者是一个为实现某种"宏伟计划”而工作的"精英”，然而，他对人间福禄是尤动于衷的吗？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在希特勒的德国，在斯大林或勃列日涅夫的苏联、腐化堕落现象已司空见惯，盛行成风、其程度远远超过了"财阀统治”，那些企图垄断思想领域的党内骨干分子有时也做出自称为雄武英勇的表率，但是反对派夷和抵抗组织的中坚分子并未在勇气上比他们逊色，贵族社会只有在贵族战争舍君莫属时才说得通。一旦全体人民都参加了战斗，参战者有时相隔数十公里、数百公里或数千公里，他们便向空中发射追寻目标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懦夫和勇士，，但是不会出现理应掌握政权的精英人物。然而在我们这个世纪，少数暴力集团的威胁依然存在。这些由盗贼和流氓组成的暴力集团，嘴里叫喊着伟大和高尚，一些思想流派便辱骂痛斥民主与贸易，充当他们的开路先锋。【1039-1040】

　　【萨特与阿隆】【1068-1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