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
院外有个整石挖制的烫灶，用于过年时节宰牛羊祛毛。灶沿宽，干净，男人们喜欢坐在灶沿上乘凉歇息，摆哪家媳妇更漂亮。
父亲住院回来，每天都拄着拐杖挪到烫灶旁，坐在灶沿上，浑浊的眼睛望着小村的路口。
干瘦的母亲拉住父亲的枯手，像拔河一样要拽他回去：“冷，回屋去，你等谁嘛？”
“我谁也不等。”他用尽他那男人残存的力量，从灶沿上慢慢挪滑下来，蹲在灶沿旁的菜地旁，伸岀颤巍巍的手假装提虫。
母亲转过身，伤心地说：“你等她，她也不回来，她说了，咱俩死了她也不回来。”
母亲口中的她，指的是我二姐。
父亲是屠夫，高大，络腮胡，脸上横着一块刀疤。母亲说：“别惹他，我有时候都怕他。”
母亲婚后生了三个孩子，皆因七风夭折，母亲说奶水涨得像要炸裂，胸疼心也疼。
姐姐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姐姐趴在父亲心口睡觉，直到二姐出生。
第三年，那个叫二姐的人岀生了。二姐干瘦，早产，岀生时仅有三两，哭声懒洋洋的。
“女孩，又是女孩，我要男孩。”父亲毫不隐讳地说，他那件猪皮衣服窸窸窣窣从院子青石板上踩过，从石板外的烫灶旁经过，他不愿进屋去看那个叫二姐的女孩。
父亲病了，住在镇医院不回家。刚住院他赶母亲：“你回家赶快把冬豆子收了，我可能就这几天了。我死也死在医院，免得家里年轻人的害怕。”
可住了一月，他非要回家。他只能吃几口饭，白天夜里开始用尿不湿，那个高大的男人变成了婴儿，他甚至记不得自己的年龄与姓氏，但他每天都要去烫灶旁坐一会儿。
二姐从娘胎来就弱小。五岁那年的夏天，院子的麦捆堆叠成围墙，一盏晕黄的灯挂在屋檐下，母亲和父亲坐在麦堆里搁打着麦穗。二姐花着脸，蓬乱着头发，追逐着一闪一闪的莹火虫。父母打麦打到月偏西，二姐饿了，抓起麦杆嚼，嚼麦杆里微甜的汁水。父亲一脚朝二姐踢去，骂母亲：“你生的啥呀，一个小叫化子。”二姐摔倒在青石坝上，哭着抓起一把麦子走了。
他们收工时发现二姐不见，父亲撂下话：“憨痴痴的，死在外边好了。”父亲进屋呼呼大睡，母亲和姐姐打着火把，一路喊一路找，在烫灶里找到了二姐。二姐蓬乱着头发，蜷成一团睡在灶塘，像睡在母亲的肚子一般，她的嘴角粘着白色的嚼碎的麦粒。
一般贱长的孩子不易夭折，二姐长得很壮实，七岁就开始下田插秧。泥水没过二姐的裤腿，插秧是大人干的活，拉上一根绳子，一人一行，栽着后退。二姐矮小，裤腿浸在水田里湿漉漉的。大人们的手像鸡啄米，飞快啄着水田，一啄一棵秧苗。二姐人小，手脚慢，大人得站着等她，父亲抓起一把稀泥塞进二姐嘴里：“这么笨，只配吃泥巴。”二姐摇晃两下，坐进水田里，二姐惶恐地双手撑地，无奈田泥松软，她一头栽进水里，母亲将她拽起时，二姐哭不出声，惶恐得像待宰的羊，后来她说栽进水田时有濒死感。
二姐稍长点，姐姐念高中，我和二姐念小学。每天早晨，父亲把我的书包和饭盒挂在二姐瘦弱的肩膀上：“过河坎时，把你弟弟牵好，要是有点闪失，你挨饱打。”
二姐背着书包，紧紧地拽紧我的书，靠着河坎走，两个沉重的书包挂在她的双肩上，拖到脚后跟，一走一甩，像鞭子一样抽打她的脚跟。我走走停停，抓蚕豆花的蝴蝶，提荷叶尖上的蜻蜓，迟了，二姐就背着我小跑，到学校，她累得咳喘不止。有时，她用捡废纸换来的钱，在桥头小店里给我买颗嘎崩脆的水果糖我才肯走。二姐怎么也想不到，她帮我背书包的日子竟然是她最美好的日子。
五年后，二姐辍学在家，家里新添了两个弟弟，父亲是个很奇怪的人，他不嫌男孩多，他喷着熏人的叶子烟，骄傲地说：“我老谢家，三个儿，将来九个孙。”
二姐辍学在家，家里所有家务，担粪肥、挖炕地、平水田、宰猪草，煮饭……家里人多，每顿饭像煮猜食，满满一锅，柴火旺时，沸腾的汤水蹦跳溅落，洒落在灶沿上。二姐从灶前忙到灶后，柴火熄了，她趴在灶孔处吹那柴火，满脸锅灰。我和的大弟在院子追逐着蜻蜓，小弟趴在桌上酣眠。偶尔饭菜烧胡了或者夹生了，父亲卖肉回来，横着一张脸，抓起一根竹条打二姐，直到二姐又哭又跳，尖叫着往湾里逃跑，竹条从中间断成两截儿。
父亲开始躺在病床上，再不能挣扎起来。父亲的腰间殷红奇痒的蛇泡疮折腾着他。多数时候，他分不清白天与黑夜。父亲年轻时臂膀有碗口那么粗大，数九寒冬，他在烫灶边刮洗猪毛，他的头发总像刚揭开的饭锅，腾腾地冒着热气，二姐拿着镰刀，悄悄靠近肥猪，想要撬岀猪的听小骨，猪的听小骨我们这地方叫他“猪八戒”。据说猪八戒很神奇，你许下愿意它可以帮你实现。二姐想要一条丝巾，一件裙子，她得先撬来猪八戒。父亲看见她，粗大的臂膀一挥，二姐摇晃着，退了好几步才稳住。“滚……”父亲声如洪钟地骂退二姐，唤岀小弟，“二娃子，快来撬猪八戒。”父亲的骂声里混着噗哧噗哧的刮毛声。现在看见病床上衰弱的父亲，已无法与那烫灶前的屠夫勾联起来。
父亲的病床前搁着一条宽凳，先前，那长长的宽凳是用于杀猪的；后来，宽凳上常摞着父亲的大衣、裤子，它的用途类似于城里人的衣帽架。我们兄弟仨才有资格坐那宽凳，我们三个坐在上面，夏天等父亲分他猪皮围裙兜里的水果糖，冬天分暖和的尼龙袜子。二姐是不许坐的，在父亲眼里，二姐没资格坐在这条利益的凳子上。偶尔，二姐可以趴在宽凳上做作业，给两个小弟做作业，直到两个小弟毕业。
那时的村小，老师常常留堂（没完成作业的放学不准走，留在学校完成作业）。那天，天黑了，没月亮，两个小弟留堂太久，回家掉进稻田。父亲大了村小学，高大威猛的父亲走进办公室，“叭”的一声将屠刀拍在办公桌上：“谁敢留我儿子的堂，我看谁敢？”
老师不敢做声，从作业堆里捡岀两本作业本，翻开递给父亲。父亲不识字，但他会数红叉，鲜红的叉叉压下了父亲手中的屠刀。
那天回家，父亲第一次让二妹坐到宽凳前，“二妹，每天煮好夜饭，把这两本作业给完成了，必须红勾多！”
二姐做做两个弟弟的作业，做到月偏西，但她高兴，她边做边轻轻读岀声：一去二三里，烟春四五家……仿佛她坐在教室一般。
二姐嫁了教师。二姐做了半边锅儿。结婚前，父亲经常给二姐夫提些卖剩的骨头，边油……后来，知道二姐夫每月只领二十几元钱，不如他一屠妇，父亲就骂二姐夫：教书教书，不如老子杀猪。
父亲生病之初，我上班，两个小弟在深圳，姐姐照顾刚岀生的小孙子，只有二姐回来照看他。父亲虽是九十多岁，从手脚不灵活开始，人就特别重，像一尊石头。二姐扶着他走，说是扶，实则是抱着他或着扛着他，他才勉强挪着一小步。
父亲的右腿不能行走，静脉开始硬化，腿肿胀着，一按一小坑儿，有时还莫名其妙地溃岀一个伤口，擦红霉素，喷云南白药无济于事。父亲整日整日坐着，像尊石像，也像火药桶，他苦着一张脸，稍不如意，他用他仅能动的右手抓起凳子或者离他近的红苹果，用尽全朝你钉来。
那天，二姐可怜父亲，说带父亲去小区公园走一转，吸吸新鲜空气，父亲也是欣然前去的。二姐窝在父亲的腋下，扛着父亲的手臂，箍着父亲的腰，像拉磨的驴一样，低头走着。二姐也老了，低着头走着，走得头昏眼涨，晃了晃，摔倒在地上，额头搁岀血来。父亲坐在地上，嘶哑着哭吼着：“你们快来看呀，这个不孝子呀……”
二姐恨恨地赌气说：“女儿，女儿，女儿怎样，女儿想打他就打他。”
父亲见有人来看，像有人为他撑腰，哭得更大声，骂声更狠：“她嫌弃我生病，想把我摔死呀……你滚，我不要你回来。”
二姐将遮住眼睛的灰白头发往后拂了拂，看着父亲说：“你这次撵我走，我再不回来。”
父亲抓起拐杖，朝二姐乱打：“我死了你也别回来，我有儿子尽孝。”
这句话，父亲说了不止一次。父亲脑子有些毛病了，那毛病不但收走了他健步如飞的功能，也收走了他正常思维的能力。
父亲不喜欢二姐，自然不喜欢二姐夫。二姐夫工资低，家境贫寒。二姐去他家时，看见两间土坯房，房里只有一间床，大人睡床，孩子们睡翠竹棍夹成的凉棍床，二姐睡了一夜，脊背上印出一条条红色的竹棍痕迹。二姐夫睡床，还是结婚后的事了，父亲给二姐做了一张雕花大木床作嫁妆。
二姐偷偷生下二女儿，二姐夫的铁饭碗弄丢了，丢了饭碗的二女婿，父亲更不待见。过年，家里人多，二姐一家人来娘家，其他上围桌，二姐一家端着碗站在院子里吃。父亲从院子东头穿到两头，从堂室走过厨房，他来来去去，不与二姐一家说一句话，二姐夫叫他，他也不应。
父亲放话岀去：“我老了，不要她管，她这种饭碗都端不稳的人，不来还好，来了丢人！把我老脸都丢尽了。滚，滚得远远的。”
二姐夫说：一个孩子，父母都不爱，那么他一生会很可悲，会没人爱他。这句话像根尖刺儿，刺在二姐心上。
正如二姐夫所说，二姐没得父母的爱，自然也得不到二姐夫的爱。
生孩子不久，他俩回家来。夜里，因为孩子尿床，二姐夫骂着二姐，顺手将孩子的尿裤子抽打二姐，二姐憋着哭，冲进夜色里。
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听说是独居的老人，她去河也捞柴，滚进了小河。
那天两岸来了许多人，看着河里白亮亮的浮尸。二姐只看了一眼，吓得心脏会跳岀来。可能是母亲的影响吧，母亲总说有鬼，有神，没文化的二姐也信鬼神，她怕得很，只要天一黑，她绝不岀门。
那天，二姐夫打了她，她奔进夜色里。她奔到白天浮太婆的地方，她站在那里很久很久，她将脚轻轻试探着冰凉的河水，看着影影绰绰的竹丛，她真希望太婆的魂魄将她拉入水中……
第二天，她随着二姐夫回家了，她知道，父亲的家不是她的家，父亲有力的双臂也不会给她庇护。再卑微的父母都是孩子的天空，没有天空的孩子，日子是黑色的。
父亲生病后，特别折腾人。二姐回来了，白天夜里守着父亲。二姐累病了，然后再回窝休养几天才能回活，但隔两天又来了。
直到父亲当着小区里的人骂她不孝，叫她滚。直到网上传着她不孝的视频，二姐才真正离开了。
父亲去世了，我们打二姐电话，没人接。
那个叫二姐的人，不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