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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四师徒背后的文化势力:敢问路在何方?

2022-03-27 03:01:51 作者:约瑟的家 来源:约瑟的家v 阅读:载入中…

《西游记》四师徒背后的文化势力:敢问路在何方?

  写在前面

  

  Rainbow Bridge

  本文系约瑟的家开辟的“名著重读”系列栏目作品。之前发过三篇王人义牧师的《安娜·卡列尼娜》书评,今天继续发表他对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重读评论。约瑟的家人中如有对更多名著的思考,同样欢迎来稿,同样欢迎推荐自己希望重读的书籍,我们会列入该栏目的备选书目中。

  佛教进入中华,不能不说是古代政治的需要。中华文化讲求以人为本,自强不息,而个人追求之巅峰,必然挑战用同样方式暂居巅峰位置的当朝皇权。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生于寓意社会底层的乱石堆中,一路成长,成为最后挑战皇权的草莽精英。他代表着现实社会中,一大批通过科举方式努力攀登上士大夫阶层的底层不安分人群。

  如何充分发挥和使用这些人才,并使之甘心情愿地牺牲自我为皇室效力?历朝历代政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都绞尽了脑汁,但终究未能找到一种良策。他们终究不愿囿于皇权的四方高墙,而是成为独立于朝野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汉唐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其强烈的出世观念,给皇权政治妥善解决与民间的矛盾冲突带来契机。《西游记》中假托的御兄皇帝,似乎就找到了这把改良朝政的钥匙。他发觉,大乘佛教的来世观就能帮助他达到这一目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追求不在乎今生成就,而专注来世的虚无,就可以从文化的根基上改变人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他解决皇权政治的核心难题。

  御兄皇帝绝对是一个谋略深远的政治家,他深刻地知道,如果要用佛教信仰改良中国文化,首要问题是要在中华文化之外,建立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为此他开始为自己的计划物色人选。最终,有着深厚中国文化背景,又在潜心研佛的陈玄奘成为不二人选。于是,就给这个饱学之士授予御弟头衔,以便日后这名唐僧回到天朝之后,其大乘佛理的中国化、政治化过程变得顺理成章。

  然而,佛教这种带来极端消极的处世与信仰观念,又与中国本土自强不息的人生观产生激烈碰撞。佛教在中华文明近两千多年间的兴衰史,便是这两种文化在相互胶着磨合之中的血泪史,而成书于此间的《西游记》,便是以带着寓意的神话,通过精彩浪漫的故事,幽默诙谐的语言,隐讳暗喻的笔墨,亦幻亦真的写作手法,通过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经历,描述了他们在这两种文化之间所经历的冲撞,更以点代面地反应出这两种文化在中华大地的磨合进路。

  诚然,以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著称的《西游记》,可以说包罗了中国古典文明从民俗到政治的万千气象,但本文仅希望透过唐僧师徒,这四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群体,他们在取经路上的心路历程,揭示佛教切入中华后,在社会各阶层带来的文化震荡,并由此再次反思我们的信仰。

  01

  唐僧:士大夫阶层对佛文化的讽刺与排斥

  唐僧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标志着两种文化和信仰在他心灵中形成的强大张力。这两种文化在他生命中融和的成败,寓意着两种文化在士大夫阶层融和的成败。九九八十一,在中华文化中代表着一种完全,唐玄奘九九八十一难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凸显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双方不得不选择各退一步地妥协。

  众所周知,中国文人会比较积极地看待苦难,所以就有了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千古名句,但在唐僧脚下,苦难却成为让他厌恶人生,回头是岸,面壁虚无的顿悟。

  自古以来,中国人信奉天道,满有惩恶扬善、锄强扶弱、除妖降魔、替天行道的侠义情结,所以,像包青天这样的刚正官宦,民间为民除害的侠胆义士,不仅受到历代中国人的一致推崇,也是文人治国的一贯思想。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情结,透过唐僧言行中表现出来的慈悲,就显得特别虚伪。

  儒道思想,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来世观,民间对鬼神的所谓祭祀,也只是停留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仪礼之中。因为不知来世,所以士大夫阶层把个人生命的价值和追求,全然寄托在今世成就上,只期千古留名,“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日月参”的美好盼望之中。而《西游记》以神话故事的方式表达出佛教信仰,实际上是要把这个信仰边缘化,以示士大夫阶层对该信仰的讽刺与排斥。

  最后,唐僧师徒踏上灵山,似乎取得了儒释双文化彼此融合的正果,但最后却似乎被佛祖两大弟子阿傩、伽叶,搅得一塌糊涂。书中写道,四人因为没有送上阿傩、伽叶索要的人事(贿赂),得到的竟是印有佛经封面的一堆白纸。

  中华文化讲究一个“诚”字,至诚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家的最高思想境界,《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人的品性之中,如果离开了诚,就失去了做人的一切价值。作为信仰,诚更是建立信心的根本,如果信仰本身没有了诚,何以为信?

  《西游记》把唐僧取得空白假经的事件,作为第八十一难的重要内容表现出来,其实代表着中华文化对佛教是否值得以诚而信的最大怀疑。

  02

  孙悟空:佛祖难改草根精英的贪嗔痴

  明代科举制度改革之后,一群群有识青年,通过科举考试,从草根阶层进入政坛,他们是新生代力量的代表,充满着热情和无所不为的创造精神,给传统政权带来活力,也因其改革精神给陈旧政治造成冲击。孙悟空的紧箍咒,便象征着自上而来的制衡力量。皇帝借助于佛教,力图将严格的清规戒律,套在这些充满活力的社会精英头上,以控制他们的思想,约束其行为,使之成为统治阶层为所欲为的权力工具。

  以孙悟空为主角的取经路上,展开着两个阵营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以孙悟空的出生为开始。

  谈到这位菩提师祖,从名字本身,就不得不把他与坐在菩提树下悟道的释迦牟尼联想到一起,其背景已经不言自明。更让人严重关注的是,这位佛系祖师成为孙悟空的师父,由他打造的徒儿,竟然成了玉皇大帝的死对头,并且直接指向玉帝的宝座。

  至于佛祖能收拾这名草莽英雄,自然完全在情理之中,谁叫他是佛系子弟呢?佛祖不仅收了他,而且还经过高压、利诱,最后是紧篐封锁大脑的方式,强迫他承担起保障唐僧西天取经的使命。

  就此,《西游记》想要表达的观点也就昭然而显了:与其说是唐朝皇帝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派唐僧西天取经,不如说是佛系文化强势地使中华文化佛系化。

  小说中,佛祖在孙悟空身上下的功夫的确卓有远见,但聪明伶俐的悟空也非等闲,他的出身和他的坚强执着,成了成就佛祖“伟业”的最大障碍。佛教的道谛“正、定、慧”是归化信徒本性的最高表现手段,这三个字就像是一个紧篐圈,套住人的思想和言行,使人全然就范。而孙悟空虽然时刻接受着紧篐咒要挟和折磨,为了减少痛苦甚至作出了极大妥协和让步,但是,他生命的本质,还是只能用与之相对应的“贪、嗔、痴”来归结。

  他的“贪”,表现在他全然的事业心之上,他之所以能保护唐僧一走到底,除了紧篐咒对他的约束,能够保守他走完全程的内在力量,是他的战胜群妖的成功欲望。这欲望从他挑战天庭开始,都没有因为环境改变而改变或放弃。

  他的“嗔”,是他猴性的本质特征,如果失去了动辄火烧屁股、易怒发嗔的特点,他就不是一只本质意义上的猴子了。甚至到了功成名满之时,他们师徒受了阿傩、伽叶的欺骗,悟空依然对着佛祖怨声载道,怒从中发,并未改其嗔的本性。

  他的“痴”,就是他对人对佛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愚忠,就因为这个忠字,他可以放下自己的安乐、追求、事业、理想,为别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算是被误解、被欺凌、被压制、被打击也痴心不改,就算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他依然怀着一颗不变的赤子之心。

  按照小说的结局,他似乎成功地完成了取经的壮举,也在佛祖面前立地成佛,但他成为正果的名号竟然是“斗战胜佛”。佛法的“八正道”实际已经全然否定了中国式“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好战行为。

  他在佛祖面前被挂上这个常胜将军的名号,标志着佛文化在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其信仰符号的变异和信仰本质上的妥协。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文化在与其它文化交流过程中,新瓶装旧酒的本质特点,它为了求全,可以随时换上新的包装,看上去已经改头换面,但本质之上依然故我。

  03

  猪八戒:成了佛的圆融吃货

  如果说唐僧代表着中国高文化(儒家思想)与佛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那么猪八戒则代表着中国低文化(民俗文化)与佛文化之间的较量。

  中华文明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全然渗透进平民生活,是中华文化最完美的体现;中华民俗文化也是多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之中不断融合的产物,它既海纳百川,汇流成海,也是有容乃大,使外来影响消逝于无形。

  猪八戒在《西游记》这部有着浓厚民俗特点的著作中,就是一个典型的民俗文化的代表。在伴师求道的信仰里程中,他本应正思正语,但他从来是信口雌黄,随心所欲;在弃世离俗化缘戒欲的生活中,他本应正见正行,但他一向都是来者不拒,荤素通吃,更别谈正业、正命、正念、正定、正精进的佛教规矩了。

  性文化是民俗文化标志性的产物。因着生生不息、传宗接代的需要,各民族都有着有利于生命传承的文化和习俗。中国文化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化,为了强化男性在性方面的作用与能力,相较于女性,它对男性在性方面的欲望和追求,有着更多的鼓励和开放,有时候甚至是教唆与怂恿。

  食文化是民俗文化最通俗的反映。民以食为天,更何况在农耕时代,劳动力的储备全在于吃。男性是劳动的主力,怎样使男人吃好喝好,使他们有更大能力保障家庭的需要,是每个家庭主妇的第一责任。所以,在中国,能吃是健康的表现,是能力的体现,是财富的象征。

  然而,在佛理之中,由性和食带来的欲望,是修成正果的大敌。正因为猪悟能的欲望能力,所以才以八戒之名作为警诫,希望他通过修炼去掉欲望,立地成佛。

  可非常吊诡的是,作者写到八戒的时候,无不采取诙谐的笔墨,把充满油腻味的猪八戒描写得栩栩如生。不管是看到“白骨精”还是走进“女儿国”,被抓进“盘丝洞”,路经“高家庄”,全然还原了一个被强制修行的中华男子的本性与本色。

  究竟是什么使这种充满禁欲色彩的佛教性空观,与同样充满性欲色彩的中华民俗观,如此巧妙结合?答案在于八戒的本性表现出来的“憨”和“蛮”这两个字。只有通过中华民俗忘乎所以的“憨”,和不顾一切的“蛮”,才可以把性欲和性空强制性地糅合在一起,最终使意识形态领域的佛文化,屈就于实打实的俗文化。

  如此这般的妥协和包容,最终把八戒送上了信仰的顶峰,“净坛使者”就是一个可以用他无量的肚量,横扫祭坛之上未尽之物的大佛,按照当代说法,他就是一个成了佛的吃货。

  04

  沙僧:牵马有功的中庸势利小人

  沙和尚是个有些说道的角色,其个人背景尤其不能被忽略。

  沙僧开场有一段背景自述, “玉皇大帝便加升,亲口封为卷帘将。南天门里我为尊,灵霄殿前吾称上”。用现代的官职来衡量,他就是玉皇大帝近卫队司令官一角。这么厉害的角色,却因王母娘娘蟠桃会上打破了一小小玉瓶,而被开刀问斩,后因赤脚大仙说情而下贬流沙河,着实有些蹊跷。

  如此说来,以沙和尚为古代达官贵人的代表应该不为过。

  他身上有所有中国历代官场上的作派,巧妙运用儒家中庸之道,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态度中立,不设立场,就算是唐僧在三打白骨精的事情上,那么走极端,沙和尚也不发一言,不为悟空做一个顺水人情,若不是习惯了摸长官顺毛的马屁精,他怎么会有那样的功夫?更何况他自己也是因为赤脚大仙的一句话而保全性命,在别人的关键时刻,他依然唯领导是命。

  他更是在自己的利害关系中避重就轻,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作为玉皇大帝身边的亲信,他对地上各路神仙应该是了如指掌,除了少数地方妖怪之外,多半都是各路大神下派地上的特别使者。所以,每当孙大圣穷其能力与各路神仙大开杀戒时,总难看到沙和尚背水一战的身影。作为玉皇大帝的卫士,他当然是一方大神,武力超群,但偏偏在各种大战之中,他自甘平庸,实在是权衡各种可能之后,为己利而图。

  佛教讲求的是四大皆空,而这样一个混迹于官场,唯利是图的小人,连中华文明所推崇的十年寒窗,金榜题名,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人格都达不到,怎么还会夹杂在唐僧的队伍之中,任他一路装疯弄傻。最后,仅因他登山牵马有功,被佛祖点名奉为金身罗汉,实在让所有的读者大跌眼镜。

  沙僧仅因牵马有功便得到如此的褒奖,让我浮想联翩。谁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牵马人呢?正是这样一些隐藏在皇帝身边的势利小人。他们胸无大志,却会投机取巧;他们鼠目寸光,却会察言观色。他们才是真正在皇帝后面推波助澜的力量,希望借着佛教的出世精神,淡化人们对朝庭的关注,忽略官场对人民的盘剥,并从中渔利,享乐偏安。

  05

  中华文化的包容与有所不可包容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并且有着极大的包容性,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游记》所表现的佛教在中国不同阶层的渗透,虽然被中华文化所接纳,但最终因强大的中华文明的同化吸收能力,使得原本的佛理被弄得面目全非,这也是佛教在中国从历史到今日的现实。正因为此,也有牵马人提出,在当今社会环境之下,基督教是否也可以中国化的现实议题。这个议题是否成立,是否可行,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对文化本身的意义有所了解。按照维基百科给出的解释,文化是“相互通过学习人类思想与行为的精华,来达到完美”;广义的文化包括文字、语言、建筑、饮食、工具、技能、技术、知识、习俗、艺术等。大致上可以用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来指称它的文化。

  据此解释,文化首先来自于人类本身,然后通过不同方式落实到从精神到物质生活的各个细节。每一个社会群体,都会形成独具特征的文化。不同群体之间,也会有着形态各异的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作为两种以上文化之间的互动行为,也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能够磨合的根本原因。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最初发源于上古文化的神话和传说,后来又从印度人神不分的印度教分离出来,开辟了以人的自我觉悟为先导,以人的意念行为为内容的宗教哲学,和中国的儒道之学一样,都是来自于人的思想,并通过众人的践行而成为文化,所以可以交流。

  但基督教文化并非来自于人类的精神文明,它是一种启示文明,从根源上来自于神的启示,即,神透过人的思想和言语,把祂的旨意传递给人类,进而规范人的行为,这种文化就成为神本文化。因为是以神为本的文化,与人类文化并非平行,所以其传播不能被地方文化所同化,一旦同化就混杂了人文因素,彻底丧失神本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在神启文化中,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即神成为了人的样式,直接向人传递天国的真理,这个真理在世界传播,带来全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大同。这种大同,是全然按照天国的真理理念,建立地上的人类文明。

  这种文明以神为中心,以爱为本质,以信为内容,以义行生活,使所有接受这一文化的人,学像基督,活出基督,成为基督,直到世界消亡,神国全然降临。

  所以,和《西游记》所彰显的中华文化融合佛教文化的过程不同,天国文化无法被融合,根本原因在于其无罪性,不会出现书中二者之间因利、因谋、因欲等相互妥协、适应和折中的现象。有罪的文化之间可以交流,但有罪的和无罪的之间就仿若地狱与天堂,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中华文化与天国文化的关系,不是交流关系,而是待救赎与救赎的关系。两者之间本来完全无法跨越,但因为神的“道成肉身”,有了道路,世上所有文化种类中的灵魂,都要藉着完全无罪的耶稣,才能到达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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