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系读后感摘抄
《物体系》是一本由[法]让·鲍德里亚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5，页数：2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除了字体差评以外其他八九十分 为什么不能像冷记忆那样印刷呢
●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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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已经有五十年了。虽然它无法涵盖当今我们所接触物的现象和文化，但它仍深刻地揭露了资本消费架构中，人心理之内和作为符号的物的本质
●翻译比较生硬，不过也能理解这项工作的难度。鲍德里亚对物品层级与体系的区分，或许对“被物品所奴役，被物品背后的资本所奴役”的人们有点醒作用。
●终于再版了。
●书四星，翻译四星，评注可以五星。
大型符号与被指涉/不被满足的纯唯心游戏，把生命计划本身肢解成片片段段、并在无止境的物品消费中，一再重新开始又再消解…只能自我超越，或不断地自我重复，以便不改其本色，作为某个存在的阴谋，必须如此，为的是随时填满某个缺席的现实…
朱光潜曾在《无言之美》里谈到：“在艺术上部分之和并不等于全体，而且最易引起快感的东西也不一定就美。他们的错误是很显然的。”拿消费来说好了，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所有物品/信息由这时起构成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当消费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时才变得有意义。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人与物、人/集体与世界），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纯唯心的活动（大大溢出人和物品的关系和个人间的关系，延展到历史、传播和文化的所有方面），一种全面性的回应，在它之上，建立起人类文化体系的整体。被消费的只是理念，意念的永恒性，即使是最相矛盾的、都可以符号的身份在消费的唯心逻辑中并存。消费物构成符号的唯心语汇里，生命的计划表达于一种飞逝的物质性中。object的自我消费/增值吞噬掉了project…
上个月在PSA的鲍德里亚摄影展没好好看的人来补遗，原来觉得社会学普遍枯燥没料到阅读老爷子的书却是相当享受的…从异化到日常生活批判，欣赏鲍老爷奇诡的逻辑架构，与细致精微到每组现象概念背后本质的分析论述。同类著作可以看看巫鸿的《物尽其用》，还会联想到柳大师“即物”的结构
《物体系》读后感(二)：乡土莫比乌斯
2018级南艺设计学
设计与生活方式研究 课程报告 ——乡土客厅元件组合框架模组的分析解释
客厅家具的元件组合和摆放模式可以鲜明地显露这个家庭自身成员内化的闭合生态环境和外化的形象展示框架，进而可以窥探其在时代背景中的社会结构和表叙圈层。
商业浪潮风格模式的渗透与入侵与当地信息审美的闭合疏通成本可以大致看为一种反比例结构关系，在乡县圈层的客厅模式还是更多地受到地缘和血缘关系比较结构的影响较大，对元件组合的变更也以填补和调整等轻模式为主。
以我家为例，因为乡土审美和市井比较的特殊结构，以审美为箭头或是以系统为导向的重组模式可行性都不高。乡县客厅审美结构受到树状密集网络血缘和地缘关系影响比城市大许多（这也和乡镇树状的人际交互模式相对于城市主要的直线交互模式不同有关），以至于家庭审美的展现必须在地缘血缘宏观标准的节拍线上调整而不可进行大振幅的离散。许多家庭无法承受如此高额的舆论和观点认同成本，所以在内化的闭合生态中对于客厅也给予了相对应的宽容属性。但是由于乡土固定观念在内外化关系上的反噬，这种刻板模式的渗透大部分仅仅停留在客厅这个外化性主体而非整栋住宅，许多个化的元素和元件组合可以在卧室等淡化外部箭头的空间被找到（例如我的卧室具有鲜明的系统化的风格改造印记）。
而在乡土圈层环境下，可供选择的系统模块不可避免地有审美属性淡化和非自愿性适应等固有弊端，并且大多数给出的只是可供元件拼接的主板形式，在陈设人自主完成家具元件搭配的过程中又产生了选择和使用临在元件导致的与主板的背离和矛盾状态。
乡土文化客厅的结构更强调一些特定元件恒定状态，尽可能保证原有结构的深度感和临在感，对于新元件和元素的使用也继续采取稳定高频的模式增贴物品与人的互动记忆（就像对新的工业产品的磨合使用）。在这种交互中模糊人与物的临界关系，而成为统一的，以特定元件为载体的“记忆行为”，这类行为在习以为常中增添了住房的情感承载价值和密度属性。例如我与客厅的长扶手沙发就形成特殊语境下的共体关系，在此元件时空恒定的前提下，我在客厅的行为活动以其为基座进行，这种模式自然增添了物品的临在感和人物模式的依赖属性。一栋乡县圈层住房客厅将较为完整地阐发“家庭”的模式，外化展现的部分；稀释“住宅”的属性与内化个性的部分。
以我家曾经的住房，福建土楼的结构为例，更能直观地体现这种关系。土楼通过垂直布局强硬地分割了单一住房的内外化空间，并将分割后的空间与其他住房的对应空间整合成一个系统。原有的住房系统化的搭配布局被抽离提取，分割为各个部分，并将各个部分在空间上进行水平面上的整合，这种结构强化了家居设计中的血缘和地缘的比较因素，稀释了住房内外化的统合关系。器物和家具基于本地的乡土传统血缘思想中的继承和保持部分，与房屋和居住中的生活属性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得元件甚至是单一的部件都处于高度稳定的交互状态之中，特别当部分元件与特定人物产生了独立的交互特性，此元件就基本可以当成住宅本身带有的自然基底（例如我奶奶家客厅的柴火炉）。
乡土家居基本可以脱离计划性淘汰的骗局之中，非一次性即永久的乡土观念主导了家居组件的使用方式（除非是导致功能性缺失的损坏，但是在某些具有特殊临在的元件上，即使功能性遭到了完全的剔除，其在空间上依然不可能得到解放），但是也使乡土家居陷入了被物件裹挟和捆绑的恶性模式之中。
乡土家居基于血缘和地缘比较关系的审美箭头和延续性的物件使用观念下，产生了这种在物件上既闭合而在展示上又外化的乡土莫比乌斯结构。如何保持这种跳脱商业模组的独特形式，并且完成莫比乌斯结构下的器物良性循环与汰换也是乡土家居如何在当今商业化的浪潮下构筑壁垒和灯塔的先决条件。
《物体系》读后感(三)：物体系
一些笔记和思维流。
译序 描绘一个不存在于任何地方的圆周（译者也有自己的ego）
译者与鲍德里亚的rencontre和non-recontre，仿佛他在任何地方，又不在任何地方（果然是恐怖主义者）。鲍德里亚在《冷记忆》里面自述家谱，中文读者可能认为他在谈“无为”，英文读者则认为他在强调自己的农民出身。父母都是低级小布尔乔亚（甚至都不算），和家庭决裂作为一个事件，随后他不停和很多东西决裂，标记了他在学院和法语学界的边缘的边缘位置。
他的double rupture，两面不是人。这部分译者写得有点玄学。计划性社区Parley2对于鲍德里亚很重要（见《导读鲍德里亚》），待研究。
评论后现代：后——现代的，只能指涉自己的肤浅模拟的模型（所以他拒绝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
自己提出的的概念图式：双螺旋（《物体系》和《致命策略》）。一个朝向符号、拟像和模拟领域的普遍旋曲；另一个是诱惑和死亡阴影下所有符号的可逆转性质（我觉得很有原型意味）。描述了一种平行同速度的对立思考。这个隐喻定位了《物体系》的位置，B在访谈中认为自己没有进步。
的生涯从文学评论开始，对《不存在的骑士》中空洞仪式的批判已经是“模拟”的前奏；《火焰的猎物（没看过）》这部分因此看不明白了，不过引出了B对物的看法。
对联邦德国的判断：为了洗清罪恶感而从金钱、利润、消费中自我超越。在德国一切微小善行都可以用来消除罪恶感，能够反馈的机器也因此被设计。
《消费社会》和货轮崇拜，和B的德语翻译（包括马克思）有关，待学习。
批评麦克卢汉缺乏历史、政治和社会分析，M的寓言成为一种技术决定论（而M的核心观点：媒介在无意识层面带来的知觉变化比传递的内容更重要）。凯尔纳认为B对M的批评完全可以应用在他自己的媒体概念上。B认为媒体是信息指涉信息，媒体本身自足了，故媒体不如M所说是人的延申，而是威胁人内在整体性的人的截肢。
又提了一嘴B和Utopie的关系，列斐伏尔待学。Aubert赞成朝生暮死的建筑，但B认为这样一整个丰富的对比场域将要消失，另外短效建筑会成为特权阶级的专利（这个结构主义的观点太重要了，在《物体系》中多次变奏重演）。
导论（核心：物体系的本质和非本质部分的区分，我总结的）
相对于物的变幻，人是稳定种属。对物分类建立一个描述体系？这是本书的任务。对于简单罗列的方法，B认为和目录没有区别（目录问题，一点启示）。
Giedion《机械化程序》一书已经是物的功能性、形式和结构性的史诗，但是没有回应人对物的真实生活体验问题，《物体系》要解决这个问题：人通过何种程序与物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
假设在物的结构语义系统之外有一个更严谨的层次：科技层次（借用了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和《符号》中的概念），这个层次上物的变化是essentiel的，而在需求及实用的心理或社会学层面的变化，inessentiel。从技术模型紧密一致的结构层次出发，界定物的理性层次（又提了西蒙东的汽油引擎例子，我fong了）。
汽油引擎：简单来说西蒙东对汽油引擎的分析是，老式引擎的单元就像轮班上阵的工人，其抽象形式都被当作绝对本位处理，功能也在封闭系统内完成；但现代引擎是整体，是结构，元件是综合。真正的技术问题：不同功能在同一元件中整合而非在相冲突的要求中寻找妥协。
的精准总结：辩证性的解决。结构主义语言学对B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提出“技术元”的概念（对应“音素”），技术演化就是技术元的排列变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技术元的组合可以成为句法（syntaxe）。
认为这样的研究只适合于极高科技领域，因在这里技术发展的急迫需要深刻凸显结构要求，这种领域的技术发展是最纯洁的发展。但日常应用的领域肯定不适用了，实用物品总是逃离技术的结构性走向二次度的意义构成（技术-需要），形式和技术的引申义（connotation，来自于巴特的概念）还会增加功能不和谐，损害物品的客观身份和技术的essentiel体系。
这个思考不知道是激进还是保守，说不清楚。
Inessential部分由生产体制进行系统化处理，生产体制也因此维持自己的目的性（隐约感觉是批判性的）。
技术元和音素的区别：前者总在变化，后者以变化有无为判定标准（隐隐感觉自己理解有偏差，因为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一知半解）。
科学描述物体系：在同一个行动中把它当作由实践体系持续干扰技术体系的结果，或言技术被实践卡住（enrayage）的模式（你太精准了）。物体系描述必须伴随体系实践的意识形态批评（马克思主义者本质）。
灵魂发问：物体系被实际体验到的矛盾，位于何处？
：待理解的巴特阐述的符号学概念：离散场域（champ de dispersion），其由一个单元（比如一个音素）施行上的各种变化（排列组合变项，variantes combinatoires）构成，条件是这些变化不会带来意义变动，但在引申意义层面可以再度拥有意义构成功能（巴特认为有望成为符号学的中心概念）。
基本看不懂上一段。
第一部分 功能性系统或客观论述 第一章 室内陈设结构
传统环境
开始讨论室内陈设了。典型的布尔乔亚室内陈设表达了父权制，家具布置倾向在于积累、填满和封闭空间，强调的是功能单一性、威严、等级标签，隐指一个人的概念，认为人是不同功能的平衡综合。每个部分又各自内化，并呈现象征性尊荣，如此房子整体完成了人际关系整合。家具和物的功能首要是人际关系的化身，它们生活其中的真实向度收到所要表达的道德向度的束缚。物和人联系紧密，以致于获得临在感这一情感价值，并在记忆中重现深度感和特质（gestalt概念，不懂）。作为财产权的社会符号——家庭内在性的心理符号：纯形式对立，传统空间成为一个transcendance close。现代连锁商店的动产结构是传统环境的幽灵，一种对后者布尔乔亚式的赞同。
现代物品在功能上的解放（个人总结：这种解放不是彻底的）
贫穷为发明之母，经济性要求改造了传统环境，但也造成风格的缺乏（列斐伏尔的关键论点）。内在组织失去了，系列和模范（书中关键的一对对立）的差别。进步也存在：道德禁忌没了，使用方式更具弹性，这一功能化演变只是摆脱束缚而不是真解放，只解放物功能而非物自身，因为缺乏空间上的再结构过程。它们被终结性地世俗化了，有了发挥功用的自由（也仅有这个自由）。故而人的解放也停留在物的使用者这个阶段。以下玄学语句：在完整心理空间和碎片的功能空间的顿挫转合之间，系列性产品在其中运动，成为两者见证，这个状况甚至时常在同一室内发生。搞不懂。
模范性室内：标准元件 墙壁与光线 照明 镜子与画像 时钟与时间
就是和系列相对的模范。其组织方式：陈设整理（也是一种句法演算），其对立展开的概念是气氛（ambiance）。不太懂。举了一些广告，在其中象征价值和使用价值让位于组织价值，布置成为功能游戏，是策略（tactique）层面价值。
墙壁形成的传统界线瓦解了，房间相互开放、连通。光从外面进来但事物似乎由内照亮（玄学思考，很有感染力）。自由介入的光线成为事物存在的普遍功能，正如同物品失去了其作为基底的基质（更玄了，看不懂）。空间在物中间自由游戏。
光源令人回想起事物根源（很有启示），构织了临在感（本雅明，你复活辣）。照明作为“象征封套”（鲍德里亚你是魔鬼）。
镜子与画像（的消失）。镜子有形而上意义，传统农家中镜子有点像巫婆，而布尔乔亚家庭中镜子是在各处表达意义反复、丰饶、反映反射的ideology，给自恋和陶醉提供的条件，并且和个人意识的兴起密切相关。现在镜子只剩功能了。镜子：空间的终结，镜子越多内部越富丽，但也越封闭。与光源相关，光源和镜子同时消失，把中心和对中心的回归同时取消了（魔鬼，简直是魔鬼）。
关于画像：任何事物都不该再成为密度过高的聚焦点。
“仆从”，作者分析物体系的主轴：人与物关系转变平行于马克思人社会关系转变，主仆变契约。
时间的幻象：大钟消失了。时钟在时间中的地位和镜子在空间中的地位相仿，封闭，introjection（精神分析术语）。将时间转变为实体会带来安全感。现代性秩序是空间性的，拒绝时间绵延，也拒绝和时间的实体融合。
朝向室内陈设的社会学？
“内外感通”的心境（Stimmung，具体见P24注释）世界消失了，自然的和谐关系（unisson）、灵魂扰动、事物临在，主观内化的氛围，消失了。价值变为句法演算中的存在，客观外显。
传统品位以事物间“秘响旁通”（振聋发聩的概念挪用）为美的决定原则，使用相互回应的封闭事物召唤鬼神（evocation，从这点来看现代生活也是一种祛魅）。而现在事物之间不相互回应而是彼此通达，没有临在而是整体的协调。氛围不是重点。
人必须首先停止干扰物品并不继续在它们身上投射自己的形象，才能在下一步超越他对他们的使用关系。
陈设社会学接替家具社会学（见P26注释，巴特说的看不懂）。
广告语言上是对主体的场面调度，但形象上省去主体，因主体此时是他在事物中建立的秩序，人只能从影像中消失，他所建立的是空间而非布景。
陈设人（新型居家者）
广告让我们相信现代人不需要（重点）他的物品，只需做一个聪明的操作者。
《物体系》读后感(四)：鲍德里亚：后现代社会的物世界
试想，是否有可能将人类制造的繁多物品进行分类？有如草木虫鱼一般，区别为热带性、冰河性；标识其突变类型，或面临绝种的品种？在都市文明里，一代一代的产品，机器或新奇无用的玩意儿，层层袭来，前仆后继，相互取代的节奏不断加快；相形之下，人反而变成一个特别稳定的种属。细思之下，其实这种增倍繁衍的现象，和自然界无可尽数的种类相比，并不显得特别出奇。然而，自然界的种种生物的鉴别分类，人已经做到了。甚且，在有系统地进行这项工作的时代，人类也通过百科全书的方式，将各种实用物品及其相关技术，进行详尽的分类记载。自此之后，平衡的状态就中断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这里我们且不提生产机器）不断地繁衍，各种需要也一直增加。制造界不断地加速它们的生死周期，人的语汇便显得不足以应付。有可能对这种朝生暮死的物世界进行分类，进而完成一个描述体系吗？然而，分类标准的数目可能就会和要被分类的物品数目不相上下：大小、功能化程度（物和其自身的客观功能间关系）、与物相关的手势动作（丰富或贫乏，传统与否）、外形、寿命、在一天里出现的时刻（是否间断地出现，以及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与否）、它所作用的物质（对于咖啡研磨机，这一点很明显；但如果是镜子、收音机、汽车呢？然而，所有的物品都作用并转化某种东西）、使用时排他性或社会化程度（个人的、家庭的、公众的或是与此无关），等等。事实上，对物这样一个持续突变及扩展的集合而言，以上这些分类法都显得武断琐碎，比选择 abc 字母顺序好不到哪里去。比如《圣艾蒂安市武器制造厂目录》（Catalogue de la Manufacture d’ Armes de Saint-Etienne），虽然在结构上有问题，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次分类的可能，然而这份目录只是针对可以用功能区分的物品进行分类：每一件物品代表一种功能，其分类常是微细而不规则的、毫无建构意义系统的企图。 在一个比较高级的层次，可以发现西格弗里德·基第翁（Siegfried Giedion，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1948）的作品同时是物品功能性、形式及结构性的历史演变分析，也是一篇技术物品的史诗，并且能标明和技术沿革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然而却不回应人对物的真实生活体验问题，及物如何回应功能性需求以外的其他需求的问题，最后它也不能分析和［物的］功能相牵绊又相抵触的究竟是何种心智结构，也就是不能圆满回答我们对物的日常生活经验究竟是建立在何种文化的、亚文化的或超文化的系统上（système culturel， infra-ou transculturel）。以上便是我们这本书所要提出的问题。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通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
对于这个物的结构语义系统（système“ parlé”）的研究，也就是对物所安设的一套或多或少合理一致的意义构成系统的研究，必须假设在物的结构语义系统之外，有一个可与其分离的层次。此层次的结构更为严谨，甚至将超越物的功能性描述范围，这个层次便是科技层次。
这里定义的科技层次是抽象产物：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对物的科技现实可谓毫无意识。然而此一抽象性却是基本的现实：科技主导着环境的重大变革。甚至这样说都不会显得奇怪：物品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和物的结构变化实为一体。严格地说，物的科技层次变化是本质的（essentiel），而物在其需求及实用的心理或社会学层面的变化则是非本质的（inessentiel）。对于物的心理或社会论述都会不断回推到一个更紧密一致，并且与个人或集体论述皆无关的层次，也就是说，物的科技语言结构（langue）。我们必须要从技术模型紧密一致的结构层次出发，才能理解为何物会被生产及消费、被拥有及被个性化（personnalisés）。
因此，在研究之初，界定物的理性层次，也就是物的客观科技结构化过程，这个工作是十分要紧的。我们可以拿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1958）所讨论的汽油引擎作例子：
目前技术条件下的汽油引擎里，由于在能量交换的过程中，每一重要零件都和其他零件紧紧相扣，使得每一零件都显得无可取代……比如汽缸盖以其形式及金属材质，和其他爆炸循环的元素相互作用关系，制造出火花塞电极所需要的温度；而反过来，这个产生出来的温度，又作用到点火及整个爆炸过程。
现今的汽油引擎是具体的，老式的汽油引擎则是抽象的。老式的汽油引擎里，每一个单元只在爆炸循环的某一段落里作用，之后便［退隐一边］不再作用于其他零件；老式的汽油引擎里的零件就像轮班上阵的工人，彼此并不认识……如此技术物可说有一种原始形式——即抽象形式——其中每一个理论或物质单位都被当作一个绝对本位来处理，其功能也因此必须是在封闭系统里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整合便产生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结构，我们可将之称为每一个组合零件的防御结构：比如内燃机的汽缸盖上布满了散热板。这些散热板便似由外部强加在汽缸及理论的汽缸盖上，而且仅具有一个功能，即帮助冷却。近来的汽缸便不同了，其中的散热板除了机械上的功能外，还可以像一排加强肋一样，保护汽缸盖不受瓦斯的冲撞变形……两个功能已经变得难分难解：结构是一个整体，不是各部分的折中，而是各部分的相伴相随及合同协力：加了肋条的汽缸盖可以因此修薄，其厚度的减少又可加速冷却；于是这个散热板 / 肋条的双重结构，便可以用令人满意的综合方式来同时完成过去相分离的两个功能：它用超越的方式来进行整合……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构比它前一代结构更为具体，同时符合技术物品的客观进步：因为真正的技术问题，其意义为不同功能在同一元件中的整合，而不是在相冲突的要求中寻找妥协。甚至，在这个由抽象迈向具体的步骤中，技术物可说是倾向于发展一个完全一致而且完全统一的系统。（第 25—26 页）
这样的分析是本质性的：它展现给我们看的是从来不存于具体生活经验、从来不可能在实践中认知的一致性元素。科技向我们诉说物的一部严谨历史，其中，功能的冲突在更广阔的结构中得到辩证性的解决。每一系统演变朝向一个更好的整合，每一结构完成的系统，其中位置的变化，及每个功能整合的过程，都会产生新的意义，也就是说，独立于改造系统者的一种客观效力：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类似于语言结构的抽象层次（langue），因此我们可以类比语言学中的音素（phonèmes），将这些简单的技术元素称为“技术元”（technèmes）——以有别于真正的物——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技术演化便是在它们的排列变化的基础上进行。我们可以在这个层次上设想技术的结构研究，探讨“技术元”如何具体地组成高复杂度的技术物，也可以在简单的技术集合——有别于真正的物——研究其相互组合的句法（syntaxe），也可以研究种种物品和组合间的意义。
然而，严格地说，这样的学问只适用于有限的领域：实验室的研究及高科技的进展，比如航空工程、太空科技、航海科技、运输大卡车及其他高度发展的机器等。在这些领域里，技术发展的急迫需要深刻地凸显结构要求，而其集体的、非个人化的特性也使流行的影响力降到最低。比如汽车的状况是把变化改进的精力完全消耗在玩弄外形的游戏上，但仍然保留低程度的技术地位（水冷却、内燃机动力等），航空工业就相反，因为它被迫必须发展最具体的技术，以符合功能上的考虑（安全、速度、效率）。在这类情况中，技术发展依循的是一条几乎纯洁无瑕、不受干扰的道路。可是我们很清楚，要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物体系，这一类技术结构分析将是破绽百出、效力薄弱的。
我们可以梦想，对技术元和它们之间的意义关系，进行一种无遗漏的描述，便足以完全说尽真实物品构成的世界：然而，这只是一种梦想。因此，这种对待技术元的方式就像真正的天文学家对待星星那样。诚如柏拉图所说：“如果我们试图通过真正的天文学研究来使灵魂的聪明才智真正发挥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必须通过问题来研究，就像我们在几何学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不要去管布满繁星的天空了。” （La République， Ⅰ， Ⅶ）不幸的是，这种做法会马上在物品真实生活中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现实上遇到困难，这个现实在物品的感官物质性之外，形成了一个有约束性的整体，并使得科技体系的合理一致性持续受到改变和干扰。我们在此感兴趣的，便是这种干扰：物品的合理性和需要的不合理性如何大起争执，而这个矛盾又如何引出一个前来解决它的意义构成体系，而不是科技模型，即使这些模型的基本真理提供了我们对物体的直接体验不断涌现的基础。
我们的实用物品都与一到数个结构性元素有关，但它们也都同时持续地逃离技术的结构性，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日常生活的环境仍是一个“抽象的”体系：普遍来说，许多物品都在它们各自的功能里相互隔离，是人依他的需要，使它们共存在一个功能化的环境里，这样的体系，经济性低、一致性也不高，就好比汽油引擎的古老结构：局部的、有时互不相干的或相互掣肘的功能的组合。同时，当前的倾向是完全不再解决此一不谐调状态，而是用新的物品来回应接续而来的需要。如此便造成以下的结果：每一个被加在别的物品之上的事物，可以完成它自己的功能，但对全体则是一种阻碍，有时候呢，它既帮助又阻碍它自己的功能。
更有甚者，形式和技术的引申义（connotation）还会增加功能上的不和谐，也就是整个需要的体系——社会化或潜意识的需要、文化或实用的需要——整个生活体验的非本质（inessentiel）体系反过来影响技术的本质（essentiel）体系，并损害了物品的客观身份。
举一个例子吧：在一个咖啡研磨机中，“本质必要的”和结构性的部分，因此也就是最具体客观的部分，是它的电动引擎，是发电厂提供的能量，是能量生产和转换的律则——但因为与特定个人的需要相联而成为比较不客观的部分，正好是它作为咖啡研磨机的本身——一点也不客观，因此非属本质必要的部分，在于它是绿色长方形，或是粉红色梯形。一个同样的结构，比如电动引擎，可分化成为各种功能：功能的差异化本身已经是二次度的［层次］了［也就是在这里，它堕落于趣味发明（gadget）的不一致性之中］。同一个功能—物（objet-fonction）本身又可以分化为不同的形式，这时我们是在“个性化”（personnalisation）和形式引申意义（connotation formelle）的领域里，也就是在非本质必要者的领域里。然而，工业产品和手工艺品之所以不同的地方，便在于非本质必要的部分，不再留给偶然或个人的执行来处理，而是由生产体制来进行系统化的处理，而生产体制便是通过这一点（以及时尚的普遍排列组合）来维持它自己的目的性。
也就是因为这种错综盘缠的复杂过程，使得技术领域自主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对物的领域进行结构分析的可能性和语言领域有所不同。如果我们排除纯粹的技术物品（因为作为主体，我们和它们从无关联），我们便可观察到两个层次的存在，那便是客观本义（dénotation）和引申意义（connotation）层次（通过后者，物品被心理能量所投注，被商业化、个性化，进入使用，也进入了文化体系）；这两个层次，在目前的生产和消费的状况中，并不像语言学中的语言结构（langue）和言语使用（parole）一样，可以截然划分。 科技层次并没有结构自主性，就好像“言语事实”（les faits de parole）［在这里是作为使用言语的物品（objet“ parlé”）］在一个物分析中，并没有比它们在语言事实分析中那么大的重要性。如果说，发出卷舌或浓浊的 r 音，在语言结构分析中不会改变任何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引申意义不会干扰本义的结构，物品的引申义义则会明显地加重和改变技术的结构。和语言结构不同的是，科技并不构成一个稳定的系统。与字元（monèmes）和音素（phonèmes）相反，技术元处于持续的演变状态。然而，由于科技体系，通过它的不断革命，便是如此地融入于“说出”它的实用物品的时间之中（语言结构也是如此，但程度小得多了）——由于此一体系的目的在于宰制世界和满足欲望，与以沟通为目的的语言相比，它比较具体、比较难以脱离实践——最后，由于科技严格地依赖科技研究的社会条件，因此也就依赖生产和消费的全面体制，而语言结构一点也没有受到这种外在约束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物的体系和语言结构的体系相反，如果要科学地去描述它，只有，在同一个行动中，把它当作一种由实践体系持续干扰技术体系的结果。唯一能够说明其真相的，并非技术的合理一致的体系，而是实践对技术的影响模式，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技术被实践卡住（enrayage）的模式。一言道尽，物的体系的描述，一定要伴随着体系实践的意识形态批评。在科技的层次，并没有矛盾，有的只是意义。但人文科学只能是意义和反意义的科学：一个合理一致的科技体系如何扩散于一个不一致的实践体系之中，物品的“语言结构”如何被“说出”，以至于使得此一“言语使用”（或说是语言体系和言语使用的中间物）的体系足以阻塞语言结构？最后，要问的不是物的体系的抽象一致性，而是它被实际体验到的矛盾，究竟位于何处？
本文摘选自《物体系》，作者：[法] 让·鲍德里亚，译者：林志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
《物体系》读后感(五)：《物体系》：消费永远没有止境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533.html
物品便是我们用来悼亡自我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它扮演了我们自己的死亡，但因为我们拥有了它，这个死亡便（以符号运作的方式）被超越了。 ——《第五章 边缘体系：收藏》打开，翻阅，摘录，在进入让·鲍德里亚的《物体系》的过程中，我一定是无意将它当成是一个单纯的物，在用左手打开右手按压双眼注目的过程中，是在听鲍德里亚讲话，在未形成某种可以独立思考的思想之前，它一定是以知识的方式进入我的世界。所以这种参与的过程是会省略其作为单独物品的属性，但是当完成阅读，当左手右手和双眼从书中移开，当被陈列在横竖排列的复数书目中，它到底是什么？——甚至当它最后被盖上“九品书库”的图章，永久性地存放在书柜里而成为某一藏品，是不是真的进入到了鲍德里亚所说的“边缘体系”中？是不是在拥有它的过程中超越了死亡？是不是在“缺乏”的呈现中变成了悼亡自我的手段？
存在拥有，是一种生的过程，尤其是作为收藏品的存在，在一种“激情的游戏”中成为鲍德里亚所说的“一条只剩下忠诚美德的狗”，但是，当一个物品成为了收藏品，在这个所谓的“边缘体系”中，它实际上在呈现独特历史性的时候，这种属于物品的独特性其实已经变成了“死后余生证”，在每一次抚摸，每一次被带入现在的过程里，已经超越了“真实的存在”，而成为操控的符号。鲍德里亚将收藏行为归于边缘体系，是因为物品在人面前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对象，已经被剥夺了功能，它只是“为人所拥有”的东西，所以完全只拥有“主观上的身份”，所以它是收藏品。在这里，物品的品质开始颂扬我，而且“温顺一致地朝向我集中”，也就是说，这种存有只是让人去看它，而不是反过来被看，人在收藏这个系列中成为最终项，在人决定存有意义的时候，收藏中所谓的时间已经脱离了物所具有的真实性，脱离了个别的历史性，它融合于一个系统反复的维度里，所以收藏品成为在宗教和意识形态作用机制消隐之时，成为“安慰中的安慰”，它在吸收时间和死亡焦虑中构建了一种日常神话逻辑。
人在作为“安慰的安慰”的收藏品中所找到的是死后的证明，它被循环，被控制，被体验，“无可逆转的事件是他的能力范围之外”，所以它的存有不是真实的存在。而获得了“安慰的安慰”的人，也在这种不真实的存在中消除了物品固有的存有意义，在悼亡自我的意义上扮演了自己的死亡——但收藏品又像是一种拯救，在人拥有中超越了死亡。这像是人的自欺行为，鲍德里亚很残酷地说：“呈现在其中的，很少是存在，而是缺乏。”如果把这种缺乏上升到物的主观论述中，进入到非功能性系统里，考察作为边缘物的古物，鲍德里亚认为，古物表达了人的一种意愿，那就是见证、回忆、怀旧和逃避，它是非复制性的物品，所以其中呈现的独一无二的、巴洛克的、民俗的、异国情调的特色，都是在物的功能性之外的属性，也就是说，古物的历史性取代了日常使用物品的功能性，它的一个特定的功能便是：代表时间。
古物或者收藏品中的时间到底是如何呈现的？鲍德里亚认为，它的存在去除了物“气氛”中的时间，它是终结性的存有，是完美的存有，是在演出一出起源于神话的剧目：一方面，它是人们对起源的怀念，在古物里看见历史的遗迹，甚至带有想象性的空间构建一种历史，所以这是来自“出生”的母性符号；另一方面，当人们拥有古物的时候，是一种对真确性的执迷：它在我手上，它是我的收藏品，它只属于我，在一种传承的系统中，它具有某种续传性的父性意义——出生具有的母性，传承带有的父性，这便是古物构建的缘起神话的剧目，所以在这个神话里，古物具有了双面性：
它既不真、亦不假，而是“完美”——它既非内在、亦非外在，而是“不在”(alibi)——它既非共时性（synchronique），亦非历时性(diachronique)，而是时代错乱(anachronique)——它与它的拥有者间的关系，既非一个“存在”(etre)动词和它的表语(attribut)间的关系，亦非“拥有”(avoir)动词和它的受词间的关系，它们的关系主要是一个来自“内在受词”(objet inteme)的文法范畴，它和动词的意义实质之间几乎是同语反复（tautologique）的关系。古物逃逸了时间之劫，所以它是美的，这既是古物在美学层面的价值，也是其在历史层面的意义，美学和历史构成了古物在文化层面的意义，但是当它出现在现时，当成为人主宰的符号，其实是人类对于起源的焦虑和好奇，在这个意义上，人通过古物来“驯服”文化，和人通过技术产品、家庭器物来驯服自然，都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所以在收藏品的考察中，在自我悼亡意义上，作为符号的收藏品对于人建立的这个非攻能性系统中，呈现在其中的就是一种缺乏，“它们正在成为安慰中的安慰，正在成为吸收时间和死亡焦虑的日常神话逻辑。”
古物作为边缘物，收藏品作为边缘系统的主体，在非功能性系统里表达了人的缺乏，成为“安慰中的安慰”，那么在物的功能性系统里，物具有怎样一种逻辑？鲍德里亚对于物品的功能性系统考察，其实着眼于时代变迁之后室内结构的变异。他认为，传统的室内结构虽然每一个家具、每一个房间，都是一种客观布置，都是“温暖的家”的特殊空间存在，但是在人作为主体的空间里，物的存在只是一种“临在感”，也就是说，它们生活其中是受到“它们所要表达的道德向度的紧紧束缚”——典型的布尔乔亚世内陈设所代表的就是一种父权体制，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家具，是配合家庭的细胞，它的背后是一个人，“整座房子便圆满完成家庭这个半封闭团体中的人际关系整合。”
但是现代家庭和社会结构，却不再体现物的临在感，不再被道德向度所束缚，它突出了物的功能性特点：比如根本取消了窗户，使得自由介入的光线，成为事物存在的普遍功能；比如以数处隐蔽式光源塑造均匀照明；比如镜子在室内空间中消失了，大挂钟或座钟也消失了。鲍德里亚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它们的使用方式更具弹性，他们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由，但是当束缚的道德禁忌被松开，在功能化过程中，这并非是真正的解放，而只是摆脱，只是解放了物的功能，而不是物自身——只有在空间上实现真正的自由，才是物本身彻底的解放。在这个功能化的系统里，呈现的进步其实更具体在物从临在感变成了一种关系，物与人不再是呼应，而是互相通达，它的客观存在不是基于陈设，而是基于气氛。
陈设是功能的演算，而气氛则是色彩、材质、形式和空间的演算，它们都变成了彼此相关的整体，变成了总体相连的函数，从而开始了系统性的重组，而具有了某种可能性，而这种去中心化的空间带来了物在系统里的结构转变。鲍德里亚将这种转变成为“暧昧”，他用玻璃来解读这种暧昧，玻璃被安装在那里，它体现了亲近感，但是又是遥远的，它是亲密性的符号，却又在拒绝亲密性，它具有传播的意义，却又是非传播的。而人在整个家居天地中，也像玻璃一样，在亲密感和距离感的交替暧昧中，此时人变成了系统里的关系人和气氛人，所以这种体系的最显著一个特点，便是在组织性论述和关系性论述中，在关系人和气氛人的身份组合中成为“功能人”。
人成为功能人，物在气氛中具有了文化性，但是这种文化层面的建构在鲍德里亚看来，却是一种新的道德束缚，甚至文化扮演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安慰角色，“将功能、权力世界带来的紧张，升华到一个在真实世界的物质性及冲突之外，可在形式上辨识存在的世界。”一个例子便是传统以劳力为主的手势变成一种以操控为主的功能化手势，手势是人做出的手势，是一种功能的运用，但是人其实是被物带着走：过去的洗衣方式是在捣衣杵或水桶的操作场域里发生的，而现在的洗衣机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参与，以功能化的方式进入到关系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人为中心的参考点其实已经被摆脱了，所以当物品开始越来越分化，手势则越来越不分化，“这便像是故事中的魔术师，面对他所制造的完美机器，只有把自己解体，把自己机械化。”所以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功能化，并不是人真正的功能化，而是物在功能性上具有了形式意义：打火机不是因为它的功能比别的打火机好，而是因为它“吻合手掌的形状”——“形式便是如此地由实用功能和人的手势中解放出来，成为彼此相关，并且也和它们所‘节奏’的空间相关。”
所以功能化并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个体制，一个系统，“功能性的真义是能被整合于一个整体中的能力。”这是物的属性的一种转变，无论是功能性系统还是非功能性系统，无论是对物的客观陈述还是主观陈述，其实鲍德里亚都只是在物的形式意义上进行考察，而物在形式意义之外，整个系统也呈现了它的引申意义，而这便是物的意识形态意涵。物的引申意义是什么？其实在导论中，鲍德里亚就开门见山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物超越功能性之上的层次是科技层次，“物品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和物的结构变化实为一体。”在他看来，物的科技层次变化是本质的，而其他的实用的、心理的、社会层面的变化是非本质的，这样一种考察的出发点，无疑使得物被纳入了一种抽象层次中，它是以技术元为支撑构建的物，类似于语言中的音素，而这无疑有别于真正的物，也就是说，在技术层面成为一种消费品，它必然会在整个体系中，“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从而具有了实践意义的意识形态批评。所以鲍德里亚从来不是为了在科技层次取得物的意义，而是在人文和意识形态中构建一种意义和反意义的体系，就像语言结构一样，物品需要被“说出”——“要问的不是物的体系的抽象一致性，而是它被实际体验到的矛盾，究竟位于何处？”
从形式意义到引申意义，从科技层面到意识形态批评，“物体系”的意义何在？反意义何在？不一致性的矛盾具有怎样的可能性？从技术层面的引申意义出发，鲍德里亚认为“自动化主义”是最具体的体现：手柄启动的汽车被不用手柄的汽车取代，看起来就是一种技术实现的结果，它带给人的是便利和自由，是手势的解放。但是，人的自动化意念，本身就可能遮蔽事实上的结构失调，在鲍德里亚看来，如果一个物品进入自动化程序，它便达到了极致，也便具有了排他性，它只为单一的功能服务，所以自动化是一种功能上的封闭性，而人在其中，成为一种不负责任的观看者，他投射到自动化物品身上的，不再是手势、能量、需要和身体形象，也不再具有个体性、人格意念、自主性，“这种在技术的纯形式完满中使得世界成为其仆从的梦想，其服务的对象其实是一个有惰性而又好梦想的人性。”所以，自动化主义是技术的误入歧途，甚至带来了技术的灾难：“追索着由技术本身生出的功能神话，我们会发现某种宿命性，在此原来为了主宰世界的技术，结晶为一个反向的且具威胁性的目的性。”
所以在自动化主义的引申意义中，物的体系变成了“充满了脆弱、朝生暮死、越来越快速的轮回和强迫性的重复，充满了满足和失望”的系统，但是这并不是物体系意识形态批判的终点，鲍德里亚更深一步指出，自动化主义是从物品的特殊功能中提炼出一种“绝对意涵”的引申意义，所以自动化变成了一种技术模范而被倡导，在接受中它又衍生出物的系列，所以意识形态的真正批判在于“模范与系列”这个物体系的内在矛盾。本身模范/系列在对立中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特点：模范象征着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正是他们制定规则，所以有了系列的产生，而系列的最终目的也是成为模范，这种循环不间断的动态便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将系列带向模范，并使得模范持续地扩散于系列之中”。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系列的目的是模范，也就是说系列只是一种初始，它的终点是模范，在这个轨迹里，最后系列不存在，模范也不存在，“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成为模范，也就不再有模范。”而模范所谓的个性化意义也不存在，“选择这一辆车，而不选择另一辆，您或许把它个性化了，但作出选择这个事实本身，却使您进入了整体的经济体制之中。”
所以从这一层面考察，鲍德里亚认为，模范只是一个理念的时候，个性化才有可能进行，但是，在模范理念指导之下，系列产品所遇到的是结构的失调和价值的减消，最终是阶级差异和特权导致人格的缺失，也正因为此，在消费社会里，我们在物品前越来越不平等，而把模范当成是系列可以追上的理想目标，也变成了一种骗局，“这样的社会，把自己投入技术进步之中，完成了所有可能的革命，但那只是在它自己之中的革命。它的生产力增加了，却不会带来任何结构性的改变。”模范和系列还有一种形式，便是信用贷款为主的差异化和选择的物体系，在这里，先行消费改变了继承和地租式的父权家庭经济模式，它促进了现代消费，摆脱了财产限制，是一种消费行为的模范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物的目的被改变，它不再是被人拥有和使用，而是为了被人生产和购买，“通过它和它的策略，物品扮演了劳务、满足、花费的加速器和倍增器的角色——由此，它们变成了一种蹦床，正是它们的惯性充当了一种离心力，它赋予日常生活以节奏——它的向前逃逸、不稳定及不平衡的倾向。”
好不夸张地说，信用贷款已经不再属于私人物品，连人也成为这个生产体制中的共谋者，消解了自我意识，成为一种被消费的对象。同样的，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广告，既是一种针对物品的论述，本身又是一种物，它的目的不是指导消费，而是被消费——广告在意识形态中，是一种“群众煽动术”，它把现实分裂为真实和形象两种作用元，在这样的系统里，竞争不再是一种生产领域里的自由，而成为一种消费行为中的可怜选择：“竞争在所有的层次上变本加厉，开启了一种朝不保夕的大量自由选择的可能，这便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后自由：偶然地去选择一些可以使您和他人之间能够有区别的物品。”所以从生产端迁移到消费端，在分级的实践中，在社会身份的标位中，物品和广告构成的符码完全取消了生产性意义，“这个符码给我们一种虚假的透明形象、一种社会关系虚假的可读性，而在它们背后，真正的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仍令人无法辨读。”
所以现代的物体系无可逃避地进入到了消费系统中，无论是功能性系统还是非功能性系统，无论是形式意义还是引申意义，物体系都是一种关系的结构，而这种关系正是消费，所以鲍德里亚将所有这一切的论述都归结于如何对消费进行定义，他认为，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不仅仅是人和物品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和世界的关系，这个关系体系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所以被消费的物品也不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既被包括又被排除”，毋宁说，在关系里，消费就是自我消费，物品变成了符号，它不满足计划，它制造系列，它走向自动化，“生命计划本身，被切成片片段段、不被满足、[只]被指涉，便在接连而来的物品中，一再重新开始又再消解。”一句话，在自甘消解的物体系里，只要消费物和生命一样不被满足，只要关系是循环而不灭的，那么，“消费永远没有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