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欧洲史·基督教欧洲的巨变》读后感1000字
《企鹅欧洲史·基督教欧洲的巨变》是一本由[英]马克·格林格拉斯著作，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0元，页数：8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世纪欧洲1517-1648，看的时候一直在对应明朝：武宗折腾的后几年，嘉靖42，万历48，天启7，崇祯17，1644明朝亡，清兵入关。我们都在干什么？这本书读起来有些晦涩，感觉是翻译加编辑的锅，尤其第三部分十二章之后匆忙的感觉明显，也可能是我本身水平的问题。看的时候必须搭配Google Map，这样才能理解欧洲的地缘政治，基督教世界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之类的。引出了其他要看的，哈布斯堡、奥斯曼帝国、无敌舰队、三十年战争。最后，这本书讲述了新教改革之后，欧洲基督教共同体世界的全面崩溃，国家世俗政权的觉醒与兴起。作者提到了几次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小冰河期对各国的影响，想到对崇祯朝的评价，觉得很有意思。
●企鹅
●一切的一切最后汇聚于次，迎来新的一段。
●这本书读起来不那么容易，第一遍读下来还有很多消化不、把握不了的内容。不过，写得真好，字里行间满满都是作者的思考和洞见，很多叙述和分析都值得反复咀嚼，需要做笔记。围绕基督教世界的衰落，一百五十年大量的细节，基督教曾经有那么大的影响，又变得四分五裂；君主开始更像君主，人民开始更像人民，国家开始更像国家，欧洲开始更像欧洲了；但人民和臣民也开始反抗，开始不服从，国王也可以处死。大量的人名地名国名，还是比较难，需要有一本好的世界史、欧洲史地图集。
●021 20190528 知识面广，但读起来心累 百科全书类型
●虽然略专业，但不是可读性差的借口。翻译得很一般，内容的逻辑性不明确。
●翻译水平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差，但此书对历史新人不是很友好，没有一个整体概念和时间轴容易糊涂。整本书的叙事手法挺有意思，不会感到枯燥的感觉，跟之前一本关于哈布斯堡的书对比明显，都是写的很细致的作品 阅读体验完全不同。
●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瓦解，教皇卷入世俗冲突和教会越来越无法解决时代裂变带来的精神困境，催发了一场宗教上的分裂。战争技艺的改进促使财政国家的崛起，教会丢失的领域被国家占领，王朝国家开始向绝对王权国家转变。新教国家的兴起使得基督教大同世界理念彻底退出，同时要面对外部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哈布斯堡帝国和教皇处理新教国家问题的失败，结果是德意志地区一场三十年的战争。与此同时，新科学和地理大发现使得欧洲变成了一种地理形状，一种身份认同。
●本书的优点在于它视角的新颖，它没有将中世纪晚期历史理解为一场新的革命，而是理解为一个旧的基督教世界的崩溃。国内史学界往往将宗教改革视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上的前奏，却忽视了宗教改革对经济形态、政府职能、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造成的巨大影响。而本书的缺点在于，以这样一条主线来梳理历史事件，造成了前后顺序混乱，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又是蜻蜓点水，对于对这段历史不是非常熟悉的读者来说相当不友好。
《企鹅欧洲史·基督教欧洲的巨变》读后感(一)：蛮丰富的史书
一部记录欧洲百余年历史的好的史书，读起来不算有趣，混杂着各种伯爵公爵、这公国那王国。 在这百余年历史中，主要冲突是基督教的分裂，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充满了战争与杀戮，伊斯兰的威胁反倒没那么巨大。而哈布斯堡、法国算是最大的两个主角，当然还有尼德兰、不列颠、瑞典等国家身影，严格意义上说那时候不叫国家。 阅读时有一种恍惚，那时的欧洲颇有一种中国春秋时的感觉，各种类型的国家，不断变动的疆域等等，不过最后西欧与中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书中记录比较分散，阅读真心需要相当丰富的历史，单人民地名就能让人糊涂一阵。但是，也确实道出了西欧国家历史上的矛盾与纠葛。 基督教世界的崩溃，有自然因素、有科学因素、有经济因素等等，说到底是到了时限了。也从这时开始，利维坦这一形态开始酝酿，决定各个君王决策的逐渐被所谓的国家利益主导，逐步步向现代世界的国家结构雏形。
《企鹅欧洲史·基督教欧洲的巨变》读后感(二)：基督欧洲的巨变
这套大书，计划每天阅读50页，坚持阅读完，这类书知识密集，阅读理解有难度。 这套书中信出了七本，企鹅总共9本。不知道那两本没出，后面可能会出吧 今天阅读的部分，是基督欧洲世界的巨变。今阅读看到信息是，十字军的式微，基督教世界走向衰落。凝聚信仰的宗教战争，没有了，还有很多比如巨变比如文艺复兴，哲学科学的发展还有宗教的改革！20191223 今天阅读的部分更多，更丰富的欧洲细节，从意大利到威尼斯，从粮食，到瘟疫，全球变冷，城市规划，人口流动婚恋家庭，还有白银时代对经济的影响，膨货通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等等。五十页左右，信息量巨大。我想做的一天五十页的阅读计划是对的，不让，后面的阅读脑袋要爆炸，装不下的。20191224 基督欧洲的变革，动因特别多，农业的发展，土地的使用制度的变化，纺织业的发展，贫富差距，贸易，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企鹅欧洲史·基督教欧洲的巨变》读后感(三)：1517-1648
莎士比亚和蒙田的作品中还并未出现过“欧洲”这个词，随着文艺复兴对古典时代艺术文化思想的不断挖掘 ，“欧洲”一词承载了更多的价值认同。奥维德“变形记”描绘的众神世界幻化成提香画作“劫掠欧罗巴”中的少女，唤醒了世人对这片大陆的感情。哥伦布大交换，白银贸易，饮食与建筑，博物学与收藏癖，天文学与占星术，炼金术与新医学，自鸣钟与永动机，不论民众还是宫廷生活，都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统治下令人窒息的中世纪走了出来，为一切新奇炫目的事物所吸引。与此同时，丢勒名画“天启四骑士”也预示着欧洲即将面对的震颤，红马骑士象征战争，黑马骑士象征饥荒，灰马骑士宣告疾病和死亡，四骑士在阴森森的天空之下，剑指欧罗巴。
宗教方面，伊拉斯谟以拉丁文重译希腊语新约，力图取代被教会视为权威的哲罗姆Vulgate译本，其译本前言奠定了文艺复兴时期圣经翻译的基调：回归原本，熟悉原作语言、文学与修辞，将圣经翻译成所有民族语言。作为这个时代最受推崇的学者，伊拉斯谟还以“书信共同体”的方式联络起欧洲的知识精英，将“良好的教育，使人成为人”这一理念，播撒至西欧各个角落。萨克森的路德，则以“迈森官话”推广圣经新译，进而统一了繁杂的德语世界。路德定义优秀译者的品质时有言: “翻译并非是谁都能从事的一门技艺，它需要一颗公正、诚恳、忠诚、勤奋、虔诚、博学、通晓所学且经验丰富的心”。而真理对路德来说，意味着“所有的基督徒在基督教秩序里是平等的，大家接受一样的洗礼，聆听一样的福音，拥有一样的信仰。”自此，路德彻底地移掉了基督教世界权威与合法性的来源。二人合力引领宗教改革，声势之大，如脱缰之野马，席卷整个欧洲。论战逐渐演化为激烈的冲突，宗教战争的洗礼和杀戮，令基督教世界四分五裂。
信仰背后的政治角逐则更为复杂惨烈，罗马教皇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西班牙，瓦卢瓦王朝治下的法兰西，仍处分裂之中的德意志诸选帝侯，无不觊觎着皇帝的荣光与天国的权柄，又时刻被奥斯曼帝国的铁骑惊扰。教权与君权的制衡与争夺日趋激烈，国家的概念也从一系列政治学著作的中孕育而生。从法国哲学家让·博丹的《国家六论》，到夏尔·卢瓦索1610年《论秩序》，勒·布雷1632年《论国王的主权》，再到皮埃蒙特耶稣会士焦万尼·博泰罗的《论国家理性》、《城邦伟大的原因》、《世界关系》，政治学不再被视为道德哲学的分支，而是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引领欧洲制度革新。
此书展现的即是这样一个兴奋与不安的欧洲，以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为主线，辅以英伦半岛，北欧东欧格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克伦威尔建立共和，查理一世的处决则为这个时代画上休止符。有些章节初读可能会略感琐碎，毕竟限于篇幅，只能一笔带过，无法深入展开。但是本书的特点不在于详尽的叙述某些历史事件的始末，而是依靠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以各种相关联的社会动态，譬如绘画、日记、书信、刊物、著作、立法等等，多层次的展现此类事件的影响，因而整体框架出色，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史料的细节处理都很精彩。
《企鹅欧洲史·基督教欧洲的巨变》读后感(四)：现代欧洲的一次精神蜕变
《基督教欧洲的巨变》今天读完了。如今的欧洲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在16，17世纪时“基督教世界”才是欧洲人表示认同的词汇。它起源于教会—皇帝的独特体制，壮大发展于多次的十字军东征和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它就像一个镜像，映出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也映出了自己身上的不同。而新世界的发现和宗教改革则一下将这种不同和差异放大到了极致。为了将这种极端的差异反映出来，作者浓墨重彩的描绘了16，17世纪欧洲各个方面的变化，最主要的一点，小冰期这一最大外因，其次是经济形态的大幅调整，土地继承制度的千差万别，货币制度的上下波动等内因，甚至还包括哈布斯堡王朝的分家和它独特的政治制度。 本书中最为难懂的部分无疑就是宗教改革了。其间还穿插着不同教派的倾轧，不同仪规的争论，经济利益的纠纷和贯穿始终的哈布斯堡王朝和瓦卢瓦王朝的争霸。不过，有一条主线始终清晰可见，那就是人和他所生活的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首先，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对真理的垄断，将思考的权力还给了人民；其次，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地和税收权，国家逐步查没了教会的土地和特权，开始承担更多责任。第三，宗教改革后，双方尝试着共存和融合，为日后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最后，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你思考自己的人生，唯有心存良知才能实现人生的转折。所以我觉得，路德的大声疾呼和王阳明在龙场的悟道有异曲同工之妙。真正的真理存于心中而不在外界。每个人都可以领悟到至高的真理。 最后，这本书里作者对各大强国的制度，经济等部分的分析尤其引人入胜。比如哈布斯堡王朝，斯图亚特王朝，波兰立陶宛王国等复合型居住国脆弱的统治基础，长距离的统治管控，大资源的系统调配，官僚体系的纷繁复杂都做了生动的介绍。特别是作者将信息传媒，货币改革，土地制度，税收创新等方面联系起来时，那种脆弱特别明显。比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丁路德的发起的宗教改革，起因于教廷赎罪券的买卖（税制），马丁路德因之写下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此举立即得到了被教会残酷压榨的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他翻译的德语版《圣经》在德语世界引起了一次传播革命，借由新型的印刷机，他的书传遍了欧洲（纸张远距离投放），于是各地出现了武装起义，反对教廷和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在广阔的领土上四处派兵镇压，尼德兰，那不勒斯，加泰罗尼亚，普法尔茨，甚至是遥远的巴西！（远距离的管理和资源整合），结果反抗的烽火愈演愈烈，最终成为了引发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 读这本书并不轻松，海量的知识和人命虽然读的头晕眼花，但却让人越读越精神，你会发现它原来离我们的生活如此之近，你会发现自己重新发现了一次欧洲。对于我来说，透过这段历史我重新读到了海德堡选帝侯弗雷德力克五世的故事，那个我在欧洲蜜月旅行时看到的情圣，在真实的历史里曾短暂称帝，但一个冬天就被推翻，还失去了自己的封地，最后只能悲惨的流亡海外，最后和无数历史人物一起消失在了历史记载中。这段历史的意外发现，让我的阅读之旅多了一份回忆和思考，期待着下一部《追逐荣耀》的阅读！
《企鹅欧洲史·基督教欧洲的巨变》读后感(五)：欧洲意识的起源
在世界七大洲中，就数欧洲最为特殊。其它各洲都是相对独立的大陆，但欧洲却是亚欧大陆西北角的一个半岛。当然，它也有乌拉尔山脉和高加索山脉作为地理分界，不过，这很难逃脱一个质问：如果这就可以构成一个洲，那为什么同样有喜马拉雅、兴都库什山脉为界的印度次大陆不能单独划分为一个洲呢？
说到底，“欧洲”并非天然的地理事实，而是观念的产物。它起源于居住于此的人们心中一种普遍的自我认同：自己与那些亚洲和非洲的邻居是有所不同的。这种明确的整体意识，直到近百年前，除了美洲之外，在其它各洲恐怕都是缺失的。梁启超直到1890年在上海的书店里读到《瀛寰志略》，才知道中国位于亚洲。也就是说，世代生活在亚洲的人，并不一定知道到脚下的土地是“亚洲”，也不会将自己看作是“亚洲人”——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亚洲”原本就是欧洲发明的概念。
即便在欧洲，用“欧洲”来界定自己所居住的大陆其实也只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欧罗巴”（Europe）一词原本在古希腊神话中是被大神宙斯劫持的腓尼基公主之名，后来以此命名她渡海后落脚的这块土地，但在很长的岁月里并未扩散到如今所说的“欧洲”。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更重要的概念无疑是“罗马世界”，但那却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地理范畴——对罗马人来说，大海彼岸的埃及显然比边墙外的日耳曼森林更像是与自己同属一个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取而代之的同样是一个边界变动不定的“基督教世界”，构成边界的从政治边疆变成了宗教分界，但仍然不是地理界线。
就此而言，“欧洲”意识的形成，与这块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因为正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欧洲人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到自己与其它不同大陆人群的差异，多样化的交流动摇了一千年来的宗教归属感，加上理性的兴起、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助产，作为地理实体的“欧洲”终于呱呱坠地。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格林格拉斯在《企鹅欧洲史》第五卷中，准确地指出了在16世纪到17世纪初这个转折时期，“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意识的消逝与“欧洲”意识的诞生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地理空间的“欧洲”是人文主义者的智性构建，一种世俗的自我定位。实际上，这也意味着现代人的诞生。
所有的古典文明，无一例外都是以文化作为自己边界的，那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存在于当下或未来的、被信仰与理想凝聚在一起的世界”，因而表面上的地理概念，其内在的实质都是一个信仰共同体。这样一个“基督教世界”，与“欧洲”的地理范围必然是不相吻合的，像俄罗斯人和匈牙利人都直至10世纪末才皈依基督教，而即便在基督教世界的内部，也还有异教的残余。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外部边界模糊不定、内部又有孔隙的海绵状结构，既不知道自己的中心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边缘在哪里停下，因为理论上来说，所有的文明都主张自己是普世的——用中国话说，“天下”包括了所有已知的世界。
“欧洲”意识的出现，是一系列社会变动的产物，其起因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印刷术发明和地理大发现这三件大事带来的震动。东罗马帝国的覆灭，意味着东方教会不再能争夺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西方获得了更清晰的自我认知；而印刷术和地理大发现，则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知识视野，无论是美洲的发现还是古典传统的复兴，都挑战了一千年来的宗教信条。随之代兴的“欧洲”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俗理念，它不是一个信仰共同体，也暗示着人们已经接受了宗教改革之后多元化的现实，“并不要求在它所指的这片大地上的人精诚团结，只要求人们意识到他们都住在这片大地上，其上的不同国家与民族开始具有道德和文明的优越性”。欧洲成了一个地理空间。
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或许可以这么想：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是一种“垂直视野”的文明，人们注重的是天堂、人间、地狱这样垂直分层的空间，那时的人们虽然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家烟囱的炊烟能飘到的几里地范围内，但却相当关切死后是升入天堂还是堕入地狱；与之相反，15世纪后逐渐浮现的则是一个“水平视野”的文明，西欧人开始摆脱地理的束缚，在海外发现新大陆，地理大发现由此成为划时代事件。这本身意味着宗教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降低了，而现实中的地理空间和世俗生活开始变得更为重要。事实上，在此之前，全世界最具“水平视野”取向的文明，恐怕就是公认最世俗化的中国文明。
在此基础上，一系列的变化随之发生：既然宗教已经不再是人们最重要的身份认同，“国家”和“民族”逐渐成为新的效忠对象；“基督教信众”作为一个群体的重要性也下降了，社会由此变成公民的集合，“公众”（public）这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群体出现了，并由印刷术催生的现代媒体和书信构筑成新的交流网络，他们的话语（“公众舆论”）和意志（“公意”）取代上帝的声音成为社会最大的权威。到了这一步，君主们权力的来源也不得不相应调整：如今宣称“君权神授”是不得人心的，他得表示自己是顺应人民的普遍意志代行权力——哪怕只是迫不得已的装模作样。
这样一个欧洲是扰动不安的，说它“多灾多难”也不为过，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承认无所不在的残酷冲突表明了空前的混乱，认为教派多元共存将导致基督教衰败，更悲观者干脆将这些统统看作末日降临的征兆。确实，这是如今回顾历史时也不能否认的，毕竟内部的冲突与抗争本身就是基督教社会凝聚力衰落的表现，然而，也正是不同力量之间频繁剧烈的斗争，才以巨大的力量推动这个社会往前进。西欧在全世界率先实现突破，进入现代社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到1640年代，人们不得不承认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了——想要强行统一教会来解决异议是一种幼稚病，不论是否情愿，都只能学会和不同人一起共存下去。
以往很多欧洲近代史著作往往把这个时期凸显为一个“进步”的过程，但本书则将视角转向同一过程的另一个侧面，突出基督教世界这个信仰共同体的崩坏，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确实，对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宗教的影响恐怕远比我们现在所设想的更为广泛而深远，而尤为重要的是，“基督教世界”以信仰为边界，但这个新的地理欧洲的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远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因为它事实上并非一个地理学问题，而是一整套的价值观判断。18世纪启蒙时代的哲人给这个新的共同体赋予了一个理性化的价值观概念——“文明”。
在这里，“欧洲”不仅仅是地理空间，还是特定的价值体系，当时的土耳其虽然首都和领土重心都在东欧，但作为一个国家及其历史，都被排斥在“欧洲”之外。历史上的俄国也长期被西欧人视作“亚洲”的一部分，现在将欧洲的东部边界划在乌拉尔山的做法，实际上是18世纪的俄国地理学家瓦西里·塔季谢夫1730年代才确定的，因为当时的俄国精英狂热地渴望融入欧洲，他们由此得以强调俄国历史核心的欧洲性，而所谓“亚洲”，通常就被理解为“缺乏欧洲性”。欧洲自此成为一个文明国家的俱乐部，只有符合欧洲标准的国家才能算是，因而在冷战时代的一个笑话说：亚洲在维也纳出城往东的高速公路上就出现了。
也是因此，近百余年来，现代土耳其尽管历尽挫败，但还是一直自视为欧洲的一部分，想着跻身这个俱乐部，追求欧洲大一统，甚至质疑海岛上的英国人究竟能否算是欧洲人。相比起来，历史学家亚美利科·卡斯特罗1954年则在《西班牙的历史结构》中说：“不管怎样，西班牙从来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他的理由是：“当审视其他欧洲文化时，西班牙的历史是完全异于常规的。”当然更不必说，在很多英国人心目中，也不把本国视为“欧洲”的一部分，要不然就不会有“脱欧”这种举动了。
事实上，在各大洲中，只有欧洲人才这样热衷于争论“欧洲”的边界究竟应该在哪里，“欧洲”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四十年前，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曾想把基督教因素引入欧盟宪法，作为“欧洲性”的定义之一，但遭遇反弹，很多人起来捍卫现代“欧洲”身份，坚持将基督教因素驱逐出去。在十多年前的伊拉克战争中，由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指责反对开战的法德等国代表着“旧欧洲”，而赞扬站在美国一边的波兰等国是“新欧洲”，由此引发了经久不息的震荡。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等著名知识分子针锋相对提出“核心欧洲”的概念，捍卫作为欧洲核心的世俗主义、启蒙思想与社会民主传统——瞥一眼就能明白，这三者都是欧洲近代之后才出现的事物。不过，如果说当年是美洲、土耳其和俄国分别担当了折射和凝聚欧洲自我认同的镜子（更早的时候则是小亚细亚和波斯代表的“亚洲”），那么现在则轮到了美国扮演这一角色。
就此也可以看出一点：虽然这个近代以来的“欧洲”褪去了“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外衣，但它其实仍然并不全然是以地理为基础的，因为它的地理范围仍然是以价值观和历史经历为基础来划定的，所以其边界才始终无法稳定下来。“文明”作为标准，同样具有排他性，需要符合一整套苛刻的条件。更有甚者，在“基督教世界”这样一个普世概念下，一切国界都是开放的，自由人可以不受国籍限制地自由往来，而“领地”却不见得对所有人开放，每个领地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实体。在内部边界开放这一意义上，如今的欧盟继承了基督教世界的遗产，但它对外部边界的管控则严格得多了。可以说，这是欧洲始终未能解决的矛盾：它既代表着一种普遍可欲的理想，与此同时却又不可避免地是排他的。
*已刊2019-07-01《三联生活周刊》 ------------------------------------------------------------------ 勘误：
.3：“符号商品”（除了圣髑，还包括圣人，比如传教士和圣徒）的流通让神圣的灵恩从一处传播到另一处：符号=象征 p.8：共和国作为一个法人团体体现了共和国成员的意志。共和国之间是有差异的，有的共和国比别的共和国更像拟制的实体。比如，充分利用通信技术发展的“书信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得到了那个时代人文学者的强烈推崇。按，此处第一、二句的“共和国”应指commonwealth，固然也可译为“共和国”，但更多是指人群福祉的共同体，与republic这一政体意义上的“共和国”不是一回事，易于混淆。下文很多处都将commonwealth译为“共和国”，如p.25提到“基督教共和国（Christian commonwealth）”，p.27提到“基督教诸共和国（Christian commonwealths）”；p.33-34：“基督教共和国——波兰-立陶宛共和国（Rzeczpospolita）”，译注认为该词可对译拉丁语的Respublica或英语的Commonwealth；p.221：“《论俄罗斯国家》（Of the Russe Commonwealth）”，p.223：“莫尔希望这本谈话录给读者留下的收获是：改革共和国的艰巨任务应当马上开始”，但英国的政体是王国，故此处的“共和国”其实也是Commonwealth；p.479：大标题“彼此相争的基督教诸共和国”，这都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p.9：《一般哲学新论》（New Philosophy of Universals）：此处Universals并非指“一般”，而指“普遍原理” p.13：“唯独信心”（sola fide）是路德反思的成果，“唯独圣经”（sola ｓｃｒｉｐｔura）则是他的证明方式。按，sola fide一般译作“因信称义”，此处译者可能是考虑到对仗 p.181：1621年西班牙人把普法尔茨的君主赶出莱茵普法尔茨（Rhine Palatinate）后没收了后者的土地：按，Palatinate指领地，普法尔茨则是Pfalz p.231：希腊语中“历史”（historia）的意思是“探索学习”：希腊语historia意为“a learning or knowing by inquiry”，即“通过探究获得的知识” p.238：土耳其母鸡（Turkish hens）：应是火鸡 p.286：Europa（欧罗巴）和Asia（亚细亚）也是女性的名字：按，前者的确是神话中的女性名，但后者本意只是“日出之地”，此处原文的意思或许应是“阴性名词” p.312：[拉丁语]仍然是定义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智识身份的最重要的“虚拟语言”（virtual language）：此处似指“实质性的语言” p.325：与哥萨克人相似的是克罗地亚的乌斯科克人（Uzkoks，克罗地亚语为Uskoci，意思是“伏击者”）：按，该词的发音其实是“乌斯科奇” p.342：阿尔卑斯山以南的（ultramontane）君主对任职教皇的人越发公开地冷嘲热讽。路易十二公然说尤利乌斯是农夫的儿子，不打不听话。按，“ultramontane”一词只是说“（阿尔卑斯山）那边的”，至于是山南还是山北，则取决于说话者的身份，从这里来看，显然是指山北的法国 p.368：奥斯曼朴特（Ottoman Porte），又称庄严朴特（Sublime Porte），指代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这个名字来源于从前东方的统治者在宫殿门口（Porte）宣读政府决议或裁决的惯例。按，通译“高门” p.397：笔尖从教皇利奥十世的一只耳朵穿入，由另一只耳朵穿出，打落了他的三重冠。它暗示的是，话语（Words）包含致命的真理，拥有推翻宝座的力量。按，英语里“word”大写时，意指“道”或“逻各斯”，前文p.395就将“the Word”译为“道” p.422：这两个邻湖村庄：邻=临 p.787：[波兰王室]他们还保留着对瑞典王位的宣称：“宣称”的原文应是claim，此处宜译作“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