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民就是藏富于国，谈宋代的保富论
保富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护富人的利益，其核心观点是提倡保护富民，反对侵害富民利益，反对“夺富予贫”。到了宋代，一部分士人明确主张保护富民，他们普遍认为富民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将富民视为国家和州县的根本，主张贫富相资相养，认为富民能够为国家守财。
“保富论”促进了宋代社会观念的变化，也对后世如我国元明清时期对待富民的政策和态度有直接的影响，且丰富了我们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藏富于民”思想的认识。
1、“保富论”兴起的直接原因
由于国家与“富民”的利益冲突损害了富民的基本利益，导致“保富论”兴起，具体表现在富民面临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的侵夺。宋代，随着三冗问题的形成，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政府为了解决财政赤字，想法设法扩大税收，如扩大商税、酒税、盐税的征收。客观上来讲，政府扩大商税、酒税、盐税的征收虽不是完全针对富民，但也直接侵犯了富民利益。
王安石变法时期，为了增加税收，扭转积贫积弱局面，青苗、免疫、方田均税等都对富民利益有所侵犯，遭到“保富”思想家们的强烈反对。北宋末年开始“折变”“和买”越发依照户等。南宋于战乱中建立，而且这些变相加税只增不减，给“富民”造成极大压力，动摇了国家的统治基础，因而思想家们极力为富民伸张。
2、“保富论”兴起的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社会“重本抑末”的思想非常浓厚，商业一直受到政府的轻视，商人地位更是居于“四民”（士、农、工、商）之末。到了宋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商业开始颇受朝廷和士人的重视，重商思想随之兴起，这为“保富论”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
范仲淹认识到商品流通离不开商人的贡献，因此他说“商贾不通，财用自困”，主张朝廷改革抑商政策，“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苏轼也说过：“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南宋陈亮将官、民、农、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农商相互依存，这无疑使重商思想完全超越了本末观念，认为农商皆本，足见他对商人的重视。这些都反映了宋代士大夫重商思想的主张。宋代商业繁荣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思想领域重商思想的兴起为“保富论”中提倡保护商人的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
3、“保富论”兴起的现实原因
宋代富民阶层崛起后，在社会中发挥了许多积极作用，这使人们开始重视富民，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保富论”，为“保富论”兴起提供了动力支持。富民广泛参与民间灾荒救济。翻检宋代史书，富民参与灾荒救济的资料非常之多，无论是主动参与民间救济，还是朝廷“劝分”政策，他们在灾荒救济上的作用不可抹杀。
富民还吸纳了大量的破产流亡之民为佃户，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同时，富民在国家有动乱时，还常常为国输财，甚至召集基层社会力量自觉维护社会的安定；富民投身教育事业，出资兴办学校，积极发展地方文化教育，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富民在地方上兴修水利、赈济灾荒，对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保富论”事实上肯定了富民阶层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保富论”的基本内容
1、富民是国家与州县之本
苏辙说富民“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苏辙认识到了“兼并之家”的实质，但他仍旧将富民看成国家稳固富强的依靠。遇到饥荒之年，国家劝谕富民出资救济，盗贼之岁，借用富民之力捍敌。从这个角度讲，富民确实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而这些作用都是基于富民拥有巨大财富的条件之上。
发展到南宋时期，这一现象就更加明显。南宋叶适将富民视为国家和州县之本，在他看来，下至乡村小民，上至国家，都要依靠富民，俨然将富民看成了社会的中心。富民在社会中发挥了许多积极作用，因而富民的付出应当得到回报。
2、贫富相资相保
富民拥有更多生产生活资料，而贫民拥有劳动力，贫民必须依靠富民提供的生产资料才能维生。富民和贫民可以彼此相保以为生。贫富相资相保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这一关系中，富民和贫民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富民还吸纳了大量的破产流亡之民为佃户，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同时，富民在国家有动乱时，还常常为国输财，甚至召集基层社会力量自觉维护社会的安定；富民投身教育事业，出资兴办学校，积极发展地方文化教育，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富民在地方上兴修水利、赈济灾荒，对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保富论”事实上肯定了富民阶层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朱熹明确认识到，乡村小民大多不具备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需要依赖富民的帮助，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主佃相资、贫富相养的目的。南宋后期，主张“贫富相资”的呼声越来越高。陈宓劝农诗劝贫富相资曰：“举债当知济汝穷，取钱须念利难供。富人心要怜贫者，贫者身全仰富翁。”
3、富民为国家守财
宋代已有人认识到藏富于民就等于藏富于国，富民是在为国家“守财。陈傅良在《历代兵制》中引用宋太祖的话：“富者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缓急盗贼窃发，边境骚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苏辙也坚持认为富民是在为国家守财，财富在城郭民户手中和在国家手中没有分别，所以他主张“安富”，认为“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
三、宋代“保富论”的影响
1、促进了宋代社会贫富观念的转变
保富论推动了唐宋以来中国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在人类社会中，如何看待“富”与“贫”、如何看待“富人”的社会作用，从来都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问题。
“保富论”的出现，促使人们对“贫”与“富”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的“富者”即为“贵者”，“富者”与“贵者”等同。这一观念在宋代有所改变，宋代社会的富人须承担更多的徭役，富人转徙流亡者也不在少数，“所以人户惧见稍有田产，典卖与形势之家，以避徭役，因为浮浪，或纵惰游。”由此可见，“富者”有时候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也需要保护。
2、出现反传统的“义利观”，强调“义利统一”
“保富论”形成以后促使人们对“富”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富人逐利也有了新的认识。义利观是一种经济伦理思想，传统儒者多讲究“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宋代理学将传统伦理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但思想界却出现了一种反传统的“义利观”，他们强调“义利统一”，公然言利。
反传统的功利主义思想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从思想观念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进一步发展了这类观念，甚至把“利”提高到富民、救民的高度。新义利观的形成与宋代“保富论”的出现密不可分，提倡对“利”的追求，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保富论”观念的发扬。
3、本末观念的转变
到了宋代，本末观念开始转变，人们一改传统的抑商思想，开始提倡保护商人、重视商业、农商并重。社会出现了对金钱的崇拜，并且商人地位也不断提高。李之彦在《东谷所见》中说：“钱之为钱，人所共爱。” 开始公然谈钱，可见本末观念在这一时期转变之快。工商入仕者增多，官僚经商者也不在少数。这些都表明在宋代，人们本末观念已经发生转变，社会上对商人和商业态度都发生巨大变化，甚至连官僚阶层，也开始经营商业。
4、奠定了后世“保富论”的基本发展方向
保富论要求保护富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求保护当时社会上最具活力的一股发展力量。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富民已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已成为社会稳定的中间层。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主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富民，就难以谈得上社会的真正发展与进步。
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说，富民是在唐宋以来经济力量崛起的背景下兴起的社会阶层，它代表着财富的力量，代表着经济的力量。这股力量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所以，保富论强调保护富民，实则是要求保护社会上最具活力的一股发展力量，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明清以后这样的观念越来越普遍，但总体上和宋代没有太大区别，多认为富人是贫民的依靠，反对夺富予贫。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持有类似观点。王夫之明确反对侵犯富人利益，同时他强调了富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明清时期的“保富论”也是基于反对抑制兼并的基础上，提倡对富民进行保护，同时视富民为国家的根本，从而主张藏富于富民和安富。这些内容大多是对宋代“保富论”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