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意大利史》读后感锦集
《剑桥意大利史》是一本由[英] 克里斯托弗·达根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有基础的话大概读起来会很轻松，我读的全程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还有好多好多要学的
●国人心目中，意大利似乎比英法德“并世列强”资格都要老一些，是个老欧洲的“文明古国”。其实这是个错觉，也是意大利这个国家尴尬的难言之隐。古罗马烜赫一时，中世纪一手遮天，文艺复兴大放异彩，近代艺术、音乐乃至哲学等领域人才辈出，但这些都和如今这个称为意大利的国家没啥关系，或者说只有气若游丝的关系。真正的意大利国家从1861年才开始，甚至比巴西还短。不仅短，而且尴尬，内乱频仍，卷入一战，墨索里尼，战后左翼作妖，黑手党猖獗，贝卢斯科尼专业捣乱二十年（就在上个月又当选了总理），都可叹息。这本英国人撰写的300页意大利史，和《剑桥美国史》体例类似，面面俱到，线索清晰，图文兼备。因作者是专攻法西斯研究的意大利史学家，本书比较精彩的是论法西斯和墨索里尼的部分，颇有刷新传统认知之处。不错。
●“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而言真是太失败了。应该多和其他国家学学的，缺少民族认同就强行认同，缺少共同历史就强行历史。可能也是的确没办法吧，在一个只有中国一个省那么大的地方，能同时存在伦巴第和西西里这样差距这么大的地区，历史上又长期分裂，想完全统一融合，真的是太难了啊。”
●读完的第一本意大利史，以这本书开始入门！重点读了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对于复兴运动之后的做了初步了解。
●简明扼要的意大利通史。破碎的城邦国家是如果跌跌撞撞走向统一的。
●从各种面向同时存在并且几乎每次世界大战都有他的份来讲，可以说是非常戏精了。Christopher Duggan ，好想见见老爷子本人，还有他其余几本书。
●作者巧妙结合了下层立场与客观性原则，very impressive
●愤青真好，我也要当愤青
《剑桥意大利史》读后感(一)：《剑桥意大利史》
说是讲述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至21世纪的意大利史，其实着重在描写的主要是建国前后意大利的政治史。如果不报以奢望透过这本300页的小说读完意大利历史，而仅仅以近现代政治史角度来看，这本书写得还算不错，简单介绍了意大利政治思想和政党的变迁。·
在讲述20世纪的意大利政治那里，很多地方能看到21世纪前后王耀的影子，令人读起来兴致勃勃~
《剑桥意大利史》读后感(二)：冗见
最近看一部以战后意大利那不勒斯贫民区为背景的电视剧，就想了解一下战后意大利是个什么情况，找到了这本书，翻看了相关的部分。文字是很缺乏温度的文字（但是叙述还是比较清晰），秉持着一种“去个人化”的写作态度。但是我并不喜欢机器也似的冷冰冰，因为我不相信所谓的“客观叙述”，我不太相信“客观”这个词，所思所写，哪能客观？一具死尸躺在那儿，冰了，倒是客观的。
我想历史书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大历史，一类是小历史。这本书就归属前者，中国历代正史基本都是大历史，历史教育也难免都是大历史。所以小历史我们天然接触得少。我所指的小历史古了说就是笔记、野史之类，今了就是回忆录、口述史、日记、书信之类。这些东西有体温，有个性，有声口，客不客观有什么关系呢？满嘴谎话的大汉奸写的东西我们就不能读出有用之物吗？
当然我想说的重点在于，小历史可能更容易让人回到历史情境之中，毕竟我们都是一个个人。在对大历史有概念的前提下，读小历史，好比骨架填充血肉，而且可以反过来以小见大。
2018.12
《剑桥意大利史》读后感(三)：【历史演义小说】一份对意大利军队的表彰文件
【历史演义小说】一份对意大利军队的表彰文件
作者 火柴人
二战结束后，历史老人决定对意大利军队予以表彰，授予特别贡献奖和意外惊喜奖。
表彰词如下：
自从罗马帝国灭亡后，意大利成为了一个“爱好”“和平”的西方“列强”，屡次征战无一次胜利，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朝末年，意大利军队看见西方列强欺负中国纷纷得利，也准备欺负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意大利海军舰队开到宁波，清朝总兵一见是意大利，大骂意大利，意大利军队立刻主动撤退。清朝赢得了自中（清朝）法战争之外对西方“列强”又一次胜利（第一次完胜）。
19世纪末和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准备欺负非洲土著，两次进攻埃塞俄比亚，大败而归，成功拖住了西方列强和法西斯阵营的入侵非洲的后腿，为世界人民反侵略，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取得卓越和意外的贡献。
二战时期，意大利看见法国和希腊被德国打残了，准备欺负法国和希腊，结果被两国胖揍，大败而归，意大利军队成功拖住了希特勒法西斯阵营的后腿，为盟军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机。
我特别要表彰意大利军队士兵的打仗原则：保命要紧，美女、足球和美酒在罗马等着他们，何必打仗呢？正是因为意大利人的这种“战争游戏开挂精神”，拖住了法西斯阵营后腿
我特别要表彰意大利军队的军事风格：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还是要坚持屡战屡败，宁可当战俘，也不要为不正义的法西斯阵营卖命。北非战场上，几万意大利军队面对人数不过千的英军，迅速投降，意大利军人在战俘营里做美食、聊美女，和英国看管战俘营的英军成了好兄弟，二战结束，意大利战俘没有一人阵亡，集体回到意大利开饭馆去了，过上了自我腐朽和自我陶醉的小资生活。
我把意外惊喜奖授予二战时期意大利三大“战争游戏开挂”将军：佩特罗·巴多格里奥、格拉齐亚尼和德博诺，三人名为公爵、墨索里尼的新罗马帝国战士，实则是充满战争游戏开挂精神和不抵抗主义精神的游戏开挂主义者，为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大溃败作出了充满意外惊喜的贡献。三人擅长在战场跳芭蕾、打太极、放烟雾，绕弯子给盟军贡献领土。
其中巴多格里奥1943年接替贝尼托·墨索里尼担任意大利首相，与盟军达成停战协议，使意大利顺利的退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任命巴多格里奥取代德博诺任北非意军总司令。巴多格里奥一改他前任小心翼翼的进攻策略，一到任就对埃塞俄比亚军队发动了全面攻势，并出动轰炸机猛烈空袭埃军战线。巴多格里奥动用了瓦斯弹、芥子气弹等毒气弹、化学武器，对埃塞俄比亚发动“圣诞攻势”。其的毒气弹战术成功的败坏了意大利法西斯军队的形象和名声，为全世界咒骂墨索里尼，法西斯垮台作出了舆论贡献。1940年其带军入侵希腊，成功的大溃败，为拖住希特勒集团后腿作出了意外的贡献。
巴多格里奥并不支持意大利同德国结盟，对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持悲观态度，多次劝说墨索里尼不要轻易和盟军作战，与墨索里尼产生意见分歧，对瓦解意大利军心起到了溃海神针的贡献。
格拉齐亚尼，1935年担任意大利驻索马里总督，指挥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失败，1940年担任意大利驻利比亚总督，指挥北非战场对英军作战，再次失败，两次失败为意大利法西斯阵营瓦解打下了两针弱心针，为墨索里尼帝国的心肌梗塞发作作出了医学贡献。
德博诺，1935年担任意大利东北非意军总司令，主持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以进展速度过慢被解职，成功为非洲人民组织抵抗赢得了宝贵时间。
综上所述，意大利军队是世界军事阵营里的“谐星”，其幽默打法独具一格，开创了世界军事史上著名的意大利战争游戏开挂打法、幽默打法、“美丽”打法，是一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铁军”，成功的拖住了欧洲列强入侵非洲、法西斯希特勒阵营入侵全世界的后腿，为非洲人民的抵抗侵略事业和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卓越的、意外的、充满惊喜的贡献。
我十分感动，看着这些即将发放下去的沉甸甸的充满幽默感的奖状，临表涕笑，不知所云。
火柴人写于2018年12月3日，值江汉落雨，楚天天冷，天凉加衣，思意大利，军事笑星，欧洲社会哥。
《剑桥意大利史》读后感(四)：关于Italian cuisine和nation building
Historically，意大利于1861年实现统一，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意大利”的历史从那时才开始。 而在那之前，这个半岛由各种国家拼凑而成，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和传统。在过去，人们采用的解决办法是将“意大利”看作是地理位置的表述，从宏观角度关注其社会经济和文化课题。然而，这种方法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地理单元和民族政治仍然是密不可分的，从地理角度出发，很大程度上无法明白且自然的论述这些主题。这篇论文的主线是—意大利民族建立与食物的关系。1860年以前，只有一小部分人确信意大利是一个民族，并且应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的信念很难得到合理的证实。包括在意大利完成建国后，人们的民族归属感仍然难以建立。可是通过食物的作用，不同地区的人们逐渐开始相互包容与理解他人的文化与独立性，由此，社会学家将食物看作是意大利民族同化的粘合剂。这篇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新作物的引进为缓解意大利社会阶级矛盾和维持民族稳定性所作出的贡献；意大利面的出现促进了南北意大利的民族融合，同时也保护了这个国家一定程度上的区域独立性；以及意大利食谱的创作帮助这个国家的人民建立了共同的民族身份。
新作物的引进为缓解意大利社会阶级矛盾和维持民族稳定性做出了卓越贡献。农民阶级中财富和土地占有的巨大差距，以及彼此猜忌和竞争所破坏的乡村社会，使得农村没有机会产生稳定的革命运动。然而，自发的暴力反抗时有发生，这让当局坐立不安。18世纪，意大利政府之所以着手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担心饥饿的农民发生暴动。这些改革收效甚微，迫使人们寻找其他补救措施。第一项举措就是通过农业改革放弃种植传统谷物，转而种植产量更高的作物—玉米。
另一方面，当时意大利的发展相对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地主们要求农民多种植高价值的小麦，可却忽略了农民自身的经济实力，以至于农民无法负担得起这种价格高昂的作物，因此他们只能靠吃玉米粥过活。长此以往的食用单一的作物使得农民营养不良，很多人患上了pellagra。土地的贫瘠，加上大多数地主与农民签订的农业契约十分苛刻，这意味着极少有农民能积累可供出售的余量，大部分的粮食都用于自给自足，只有北部和中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贸易。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求助于教区牧师，通过在信徒中宣扬新品种的作物，土豆和西红柿，来平息饥饿和预防新的饥荒。新作物的引进缓解了农村的紧张局势，同时又没有破坏甚至改变先前意大利各地区政府建立的基本社会和政治秩序。有关于gnocchi的做法一直流传至今，最有名的是由Guy Grossi所发明的gnocchi with gorgonzola sauce 和 tomato pasta. 这两道看似简单的菜增加了意大利人民对于政府的依赖性与忠诚度，同时为后世的经济繁荣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过去，对于精英阶层来说，食用与贫农一样的食物是自降身价的行为。即使到了后期人们开始重视食品的营养价值开始使用多种食材，精英阶层依旧重视自身的地位有没有通过食物的烹饪方式得到强调。但是由于新作物的引进改变了他们对于食物的陈旧观念，由此可见，个体的身份并没有被特定的食物或烹饪方式所限定，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交融才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
意大利面的出现有效促进了南北意大利的民族融合，同时也保护了这个国家一定程度上的区域独立性。意大利南北贫富差距悬殊，这与它天然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在南部，气温相对适中，但降雨量偏低而且又集中在少数几个月份。作物生长季节恰巧是干旱的，雨季到来时，往往又是倾盆而下，造成水土流失。丘陵地带的土质吸水性差，一旦下雨，势必形成湍急的水流，池塘积满死水，滋生疟疾。反观北部，自然资源可谓得天独厚。春天和夏天，当庄稼需水时，这里正值雨季。北部多河流，它们为工农业提供了客观的水源和动力，有利于各种作物的生长。同时，像南部那样的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在北部也不太常见。由于自然环境不同所带来的地区发展差异造成了南部意大利的落后，在民族统一的过程中，这种由于地区发展不平等所带来的冲突被加剧。意大利面，作为一种受到技术革新得以被大量生产的食物，平衡了南北饮食差异。在意大利统一时期，征服那不勒斯被描述为 an orgy of pasta，征服西西里被描述为 an orgy of oranges。类似的恶意说法还有，比如，橘子已经摆在我们的桌子上，我们要吃了。至于通心粉，我们得等一等，因为还没有煮熟。在这里，意大利面已经不单单是指代简单的食物，它是那不勒斯的象征，在民族统一中表示了南方被北方所征服。与此同时，由于国家贫穷所带来的对外移民热潮将意大利面传播向了世界各处，在这里，它代表了一种意大利人特有的饮食符号，承载着意大利人民对于家乡的思念，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同时有效缓解了南北意大利的地域歧视。由于远距离所产生的相互理解帮助意大利人民建立了新的联系，传统的阶级观念被一点点消融，个体的多样性与独立性得到了尊重。另一方面，国家的区域独立性也得到了保护。Artusian的食谱提供了很多相互包容的食物，他将食谱的多样性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元素。比如他接受任何来源的动物脂肪，不论是橄榄油，猪油，或者是黄油。他以传承地域特色作为编写国家共同食谱的基础，体现了对不同地域人民生活方式的尊重与理解，和对于个体人权的尊重。
意大利食谱的创作帮助这个国家的人民建立了共同的民族身份。和18世纪一样，意大利和欧洲大多数发达地区越来越大的差距至少使一些人感受到，意大利迫切地需要走自由主义的道路。如果政府能够妥善处理社会革命，那么意大利也能像比利时，法国和英国那样取得繁荣。最终，意大利被带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意大利人对参战的反应是沉默；这种沉默也许并不代表抵抗或冷漠，而是他们的顺从。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批批来自各个阶层的迷茫青年被送上战场，成为了狂热的爱国主义运动中的牺牲品。几个月的时间里，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彻底失败，但是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层则消极的袖手旁观，这些都使得人民的士气更加低落。机缘巧合下，一批批被参战士兵的家人所送去的食物在战场上被互相交换。战争使得各地区不一样烹饪方法得以普及，成千上万生活在战壕里的年轻人以接触不一样的文化和饮食方式为乐，就这样，一种种不同的饮食模式得以被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1968年，标志着意大利从落后的农业社会过渡到先进的工业社会，至此，对外移民运动停止，南北方之间的阶级与饮食文化差别逐渐模糊起来。所以有人认为，政治自由能够保证个人充分发挥才能，避免旧制度社会的控制，束缚和特权对于进取精神的扼杀，并且个人的富裕能够促进全体人民的繁荣。La cucina italiana ，这本食谱的诞生对食物的起源进行了细分，将传统和现代性相结合，强调了不同地区间相互认同的重要性。在过去，精英阶层旨在用用高级的食物将自身与农民阶层加以区分，重点强调突出自己的地位与众不同。而 La cucina italiana的传播不仅淡化了这种阶级特征，而且进一步突出了地域特征，颠覆了烹饪方式被用于显示社会等级的用处。至此，人人平等的观念和自由民主的现代性思想才真正的拥有了可以生长的社会环境。最终，意大利后期的商业，旅游业发展才拥有了真实而稳定的社会基础。意大利所要面对的问题远不止是经济和政治这两方面的困难，它最大的困难是清晰的建立国家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和准则。阶级矛盾，南北对立，政府缺乏坚定的政治方针，虽然意大利依靠食谱建立了一个看似统一的价值观，但在未来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意大利的未来该如何变化，目前依然不得而知。
意大利的民族建设与它的食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引进新作物，意大利的社会阶级矛盾得到缓解，民族稳定性得以维持；意大利面的出现促进了南北方融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家区域独立性；最后意大利食谱的创作帮助这个国家的人民建立了共同的民族身份,并且为后世的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意大利所要面对的问题远不止是经济和政治这两方面的困难，它最大的困难是清晰的建立国家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和准则。阶级矛盾，南北对立，政府缺乏坚定的政治方针，虽然意大利依靠食谱建立了一个看似统一的价值观，但在未来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意大利的未来该如何变化，目前依然不得而知。
Reference:
Alexander, D.(2000). The geography of Italian pasta.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2(3), 553–566. doi:10.1111/0033-0124.00246
Grossi, G. (2013). Guy grossi.Peguin Lantern.
Marchetti, M., Soldati, M.,& Vandelli, V.(2017). The great diversity if italian landscapes and landforms: their origin and human imprint. In M. Soldati & M. Marchetti (Eds.), Landscapes and landforms of Italy (pp.7-19）， Swizerland: Springer Nature.
Montanari, M. (2013). Italian identity in the kitchen, or food and the n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jstor-org.ezp.lib.unimelb.edu.au/stable/10.7312/mont16084
《剑桥意大利史》读后感(五)：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公社的兴衰
叶盛/文
谈及意大利的历史贡献，人们自然会想到文艺复兴，而对于另一项重大政治“实验”-自治城市公社，却了解甚少。事实上，复杂而独特的城市政治生态，使意大利城市远早于欧洲其他地方成为政治实操的试验室。其兴衰沉浮为后世重新思考政治，提供了鲜活的历史教材。
城市的复兴
公元5世纪，北方蛮族的到来和西罗马帝国的解体，中断了西部欧洲的城市文明。在5-10世纪间，城市和城市生活在西方世界竟成罕见之物。
直到11世纪，在阿尔卑斯山之南，一大批城市才又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那里，不仅城市生活生机勃勃，工商业欣欣向荣，而且城市治理更是别有一番景象。
与西欧大部分地区由军事贵族构建的封建性权力等级不同，意大利城市社区采用自我治理的“公社”模式，不再依附于任何权威，而是实行城市平等成员之间的统治，这种轮值的、有限任期的集体性政府，类似古罗马的共和政体，也被后世称为“城市共和国”。
意大利城市公社的出现，首先得益于9-10世纪经济的复苏和城市的复兴。10世纪之后的300年，更是人口爆炸、农耕和远程商贸大飞跃，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从事各种非农职业。
自治城市也是在当时西欧地方主义兴起的背景中发达起来的——意大利中北部在5-7世纪先后为东哥特人和伦巴第人所征服，8世纪随着法兰克王国的扩张，又以伦巴第王国（又称“意大利王国”）的名分成为囊括整个西部欧洲的法兰克帝国的一部分；查理曼大帝死后，法兰克帝国四分五裂，中央政权式微，在之后的两三百年间，即10、11世纪，封建豪强割据达到顶峰。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权力崛起、政治权威碎片化的年代，意大利自治城市开始萌芽。
蛮族以武力征服了罗马，而基督教却留存、繁荣于帝国废墟之上，并在精神上降服了蛮族，与原先的帝国行政辖区相辉映的主教教区体系恰如帝国的活化石，继续为王国和地方行政治理发挥余热。当9世纪中央权力出现真空，意大利中北部地区权力开始碎片化的时候，以城市为居所的主教们，顺势成为地方权力的继承者。在早期的主教统治时期，城市公共事务的行使比较简单，没有常设机构，伴随着教堂的钟声，人们被召集到城市的主教堂前，解决争议，制定公共决策。在决策和行使地方权威方面，经常性的居民集会成为处理公共事务的场所，也是后来公社组织真正的前身。
城邦自治
如下几个内外因素推动了自治城市公社的出现。
首先是城市内部生活的复杂性以及居民职业的多样性，决定的多阶层的存在。在10-11世纪，城市可分三大阶层：第一阶层：大地产者，主要是主教的封臣；第二阶层：小地产者、次级封臣/陪臣、骑士、主教的行政人员、公证员/律师等；第三阶层：普通市民，包括工匠、小业主等平民。小地产者和陪臣等中间阶层，获得了大量升值中的土地（10世纪晚期至11世纪早期的数十年内，米兰的地价翻了一倍，有的地区涨幅更达到四五倍），成为10-11世纪经济飞跃的最大受益者。他们除了持有地产，还进城操持某项职业，和市民阶层一起带动了城市生活的复苏，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参与城市决策的意愿渐渐强烈。又逢教职人员行为不轨（买卖圣职和娶妾生子）而触发的宗教改革呼声高涨。
当教会改革的诉求和二三阶层权力分享的要求结合，当权的主教们自然成为主要的被反对对象。纷争演绎到极端，便是各种起义和暴乱。1120年代至1140年代，城市发生了一系列的暴动：1024年的帕维亚，1030年的克雷莫纳，1037年的帕尔玛。小地产者、骑士和普通市民在“自由、和平和结束邪恶的习俗”的口号下，团结在一起，对抗颇具争议的地方权威。
但就像权力的不均衡导致纷争一样，冲突也会找到权力的新均衡。城市自发秩序便是沿着均衡——不均衡——均衡的模式，螺旋演进，其间充满了阶层间无限可能的合纵连横。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的内部斗争实际上为权力共享型的公社体制做好了铺垫，公社是城市各阶层为解决纷争而重组权威的产物。
自罗马帝国时代始，米兰便是意大利北部的核心城市，也是活跃的城市贵族聚集的地方。米兰大主教们全部来自大地产家族，逐渐替代了加洛林时期伯爵们的权力，但在1040年代，遭遇了市民暴动。1050年代之后，又有长达近20年的反圣职买卖的群众宗教运动。在1050—1150年的百年间，有5名大主教被废黜。这迫使大主教们在进行公共事务决策时不得不谋求更广泛的公民支持：1045年之前的大主教选举，只需大地产贵族首肯；而1045年的选举——按当时编年史学家兰道夫的说法——已经有城市公民大会的参与了。
学界一般将城市执政官（consul）的出现作为公社诞世的标志。据此推断，1050-1150年是各城市公社的形成期。亚平宁半岛西北部的比萨、米兰和热那亚，是最早的一批。现存资料显示，最早提及执政官的是1085年的比萨，在米兰，则是在1097年。
意大利城市执政官的前身，是传统城市习俗中和当地主教们一起参与公共事务的城市贤达。城市各阶层和团体通过自己的代表 --执政官，依仗共同的誓言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公社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就落地了。早期的城市执政官大多出自第二阶层的地产贵族家庭，并与主教等显贵家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执政官熟悉法务，反映了当时司法在公共事务中的重要性。
到12世纪中期，数百个城市从旧权威中走出来，确立了以执政官为代表的集体性自治政府。
其次，北方帝国势力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的长期缺位为城市自治创造了条件。摆脱帝国控制，也成为推动自治公社发展的巨大动力。
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城市的实际控制，仅限于有作为的皇帝。帝国核心的德意志诸邦对皇帝们的牵制，使他们无法实现对意大利城市的征服，皇帝间歇性的南下是短暂的。到了11世纪，帝国越来越失去对意大利城市的控制。
在11世纪的城市内部冲突中，不少就与反对外来统治（不管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还是非本地的主教）的诉求相关。1024年，在意大利王国首都帕维亚的市民暴动中，王宫被烧毁，帝国驻地和官员狼狈地迁往城外。帝国的征税权和司法权也逐渐被城市夺走，与帝国权威休戚相关的地方主教统治的基础，受到削弱。帝国的弱控制，以及城市与帝国的冲突，反过来又强化了诸城市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自治意识。以至于到12世纪中期，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企图重振帝国权威时，被意大利人视为“外部干预”。
本质上，公社成长于反神圣罗马帝国的独立运动，是对于帝国这一“外患”的应激反应。而公社体制的完善，又反过来使反帝斗争得到了制度性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神圣罗马帝国为了对付 一些“刺头”城市，比如米兰，会拉拢其他城市站到帝国阵线，与其结盟——帝国付出的对价，经常是赋予城市原本授予封建公侯的各种特权或豁免权，从而在实质上“背书”了这些城市的自治。
此外，公社的萌发，恰逢11世纪晚期的教皇革命。这个外部催化因素，是将意大利众多城市推上自治轨道的最后一把力。
教皇格里高利开启的地方主教叙任权争议，是中世纪教权与王权抗衡的开始，最终以罗马教会暂时的胜出告终。此举直接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中北部城市的管辖权，地方主教的世俗权力被剥夺，其在城市的核心地位被动摇，城市公社的新权力开始填补这一真空。与此同时，罗马教会凭借新获得的政治影响，在意大利中部形成教皇国势力，与神圣罗马帝国形成地缘上的对峙。中北部城市被夹在两大权力的冲突之间，并被两方竞相拉拢。这客观上为城市自治、独立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12世纪的旅行家便发现，意大利中北部城市采用的政府形式是相当独特的。犹太旅行家图德拉的本杰明评论说，热那亚的公民是勇敢的，他们不服从君主或贵族，而是听命于由他们任命的执政官。德意志地区的弗赖辛主教奥托，在他的游记中写道：意大利的各个城市非常崇尚自由，恐惧统治者的专断，以至于他们通过执政官来自我统治，而不是依附于国王和贵族。
从执政官到督政官
公社不是在革命性事件中一蹴而就的，自其形成之始，就需要围绕它面对的矛盾提供一系列的权宜安排，并在这些矛盾和矛盾的变化中探索前行。
公社首要解决的是阶层联合的问题，秉承“涉及大家的事大家商议决策”的原则，通过各阶层的共治，建立起一种集体性的权威，保证城市的秩序。其二，通过自我治理和疆域扩张，来宣示城市的主权，抵御外部势力的控制。城市公社在其实践运作和制度创新中，努力使制度设计符合实际需要，充分体现了自发和实验的特点。
公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市民大会。在早期，城市的决策和立法是在市民大会被讨论并通过的。但市民大会通常不是常设机构。对有争议的讨论和反对者的声明，通过市民大会的欢呼来通过，显然是不合适的。1164年，比萨的执政官们便与被称作“元老和24人市政会”的市政会（council）一起工作。在一些城市，市政会很快取代市民大会，成为常设的议事权力机构。
事实上，与以市政会替代市民大会的理由类似，大多数城市开始尝试转向分设大小两个市政会，小市政会是内部秘密的。需要快速反应的或者可能导致大范围争执的决策，只交与小市政会来讨论处理，以减少共和政体内部的争执，提高决策速度。
沿着小市政会的思路，后来的公社又出现了临时或者特别委员会（Balia）。这是在政治操作层面尤其重要的安排——在需要迅速采取行动的特别情况下，少数人总比多人可以更快地采取行动。当城市遭遇军事或财务危机时，任命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显然更有效。临时委员会的吸引力，还在于它的非正式特点——能够超越日常制度规则，拥有某些例外权力。但这也为未来的独裁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热那亚的编年史学家在1190年写道：“鉴于意欲担任执政官的人们彼此间嫉妒而导致的城市内部的不和、阴谋和分裂，城市贤达和市政会决定在下一年开始，将以督政官（Podesta）取代执政院。”由此，热那亚的核心行政权力自执政院移交给督政官个人。督政官通常来自他乡，企望其对所服务城市的内部政治保持中立。热那亚的第一位督政官来自伦巴第的布雷西亚。
12世纪中期开始，单人的督政官制度在一些城市开始零星实验。城市公社认为，在应对皇帝、参与谈判等事务上，单人督政官相比多人的执政院，决策行事更加便捷。与临时委员会的设置背景一样，在城市面临危机之时，寻求对执政官的暂时替代变得越来越频繁。
督政官的典型特征是，受过良好法律培训、来自另一个城市公社。其任期通常为6个月，或1年。由于督政官被要求配备自己的随从，早期的督政官大多是封建主背景。
逐渐地，督政官取代了执政官。在许多城市，督政官制和执政官制两种形式交替，实施了很长时期。到13世纪初期，督政官成为普遍现象。督政官也成为一种常规的具有法律背景的行政职业，而且还是专门职业，有特定的家族专门参与。
“外患”和“内忧”
当中世纪西欧其他地区尚沉浸于封建王权秩序，权力仅限于国王和少数公侯精英时，意大利城市已经大张旗鼓地尝试基于广泛政治参与的共和制政府。这一原创性的自发秩序的构建努力，不失为一场伟大的“实验”。
但遗憾地是，这一系列政制“实验”没能给城市带来和平和安宁，也没有解决困扰城市的长期矛盾。
首先，城市公社自诞生之日起就走上了扩张疆域、兼并邻近村落和城镇的道路，城市间竞争和冲突此起彼伏。在1190年至1250年，敌对的城市间发生了1465场战争。其次，北方帝国的南征、帝国与教皇之间绵延不断的权力斗争及其为此对中北部城市的介入、后期安茹王朝的入场等，成为意大利自治城市的长期“外患”。最后是“内忧”——城市长久的内部派系冲突，造成政权严重动荡。频繁的战事和危急状态，成为每一个城市长期的内在负担。一个接一个战争，给城市的政治和财政制度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公社政体最主要的问题，是它的稳定性。一方面政府职位的任期很短——长的通常是一年，短的只有半年、甚至2个月——轮替过于频繁，难以保持政策连续性；另一方面，政权内部纷争剧烈。公社起源于不同阶层和团体的联合共治，但根深蒂固的血缘纽带和帮派归属意识，使得团体间的冲突绵延不绝。而大多数的党争，派生自城市豪族间早已充斥的种种世仇——正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展示的那样。
从13世纪初开始，随着工商市民阶层上升为城市的主流力量并投身政治参与，不少城市公社的权力逐渐落到民众集团（Popolo）手中。民众集团为了防范豪族对民众政权的威胁，经常采用古希腊城邦的放逐之法，将反对派或威胁民众政权的贵族驱逐于城市之外。城市政治暴力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意大利各城市又演绎出帝国派（又称吉伯林派）和教皇派（又称归尔甫派）的争斗，各政治集团和家族分别站队、结盟，大打出手。党派实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1250年之后，城市内部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进入高潮。联盟更加旗帜鲜明，对抗更加不容妥协，战争变得更加血腥和昂贵。大规模的驱逐和对政敌的财产没收，成为常规手段。1261年，米兰民众集团当政的公社政府抓获了900名对米兰发动战争的被逐贵族，公社抵制了市民以血还血的清洗要求，但在转移人犯过程中，暴民抓到了一些贵族，并屠杀之。政治纷争和暴力的持续，使得共和政权无法取得内部妥协、形成共识或者求同存异，当诉诸暴力成为一种解决争执的惯常手段，共和政体的末路也就注定了。
除了稳定性，共和政体还有其他缺陷，比如决策缓慢滞后、核心政务信息缺乏隐秘性、外交上优柔寡断和不可预见等等。这些特点使得共和政权脆弱涣散，缺乏力量。
城邦自治的陨落：从共和到僭主
从13世纪后半期到14世纪，城市公社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蜕变：众多城市的自治共和政体逐渐转向一种类似“强人政治”的模式。市民们认为，一个显而易见能解决种种城市危机的办法，就是把城市托付给一个强人或者一个家族来统治，通过相对强大的集权政体，实现对内的秩序和对外的和平。这些实行一人统治的个人和家族，绝大多数都有封建主背景，当时称为领主制，后世也把他们称为僭主。从而揭开了意大利僭主政治的序幕。
在1250年代，克雷莫纳、皮亚琴察、帕维亚、维切利，相继被置于佣兵队长帕拉维切尼的一人统治之下。他本来就曾被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二世册封为帝国独领一方的总督。出于对和平和秩序的渴望，市民特别希望具有军事才干的强人来维护城市的安定。
在13世纪中期，米兰经过80年的内部纷争，民众集团和封建贵族彼此间的憎恨日渐不可调和。为了抗击流亡在外的贵族的侵扰，民众集团拥戴德拉·托雷家族为民众领袖。受命于危急时刻，他们的权力也在膨胀：1263年，菲利波·托雷宣布自己为终身民众领袖；1277年，被逐多年的绝望的贵族们，聚集在奥托纳·维斯孔蒂身后，卷土反扑，夺取了米兰公社政权，维斯孔蒂宣布为城市的领主。终身领袖或领主，意味着公社任期制的结束。通向领主制的道路，通常是通过延长主要职位的任期并最终实现代际的血缘继承来完成的。
东北部的特雷维索，提供了另一个强人在城市危机中崛起的典型。1270年代，城内帝国派的红党和教皇派的白党间的派系之争达到高潮，许多白党成员被放逐。1283年，白党和红党发生了武装冲突，民众集团作壁上观。最后，白党获胜，即刻召集市政会，白党领袖杰罗德被提名为城市领袖。在随后几乎所有拥有公职资格的市民都出席的市民大会上，在城市显贵家族带头表态同意的情况下，所有市民都保持了沉默。大会上没有哪怕一个反对声音——因为参会市民是被一个个叫上去投同意票的。市民大会还成功地提议了一项推翻公社宪制的新法：公社的法律将由杰罗德全权掌控，并按照他的意志来被理解。当日，杰罗德的幕僚们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被授权在需要时可以放逐所有的红党分子。许多红党成员屈从。最后，共流放了100名红党成员，并没收了他们的财物。
在血腥的内乱中，“领袖”们有时能轻松地将他们的领导才能转化为独裁权力——当他们的部队聚集在市政广场的那刻起，他们就已经掌握了“说服”公社政权如他们之愿的主动权。
战争和各种危机是领主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全部。值得注意的，还有地方的封建元素对领主制的影响。首先，差不多所有成功建立领主政权的人，都来自于显赫的封建地产家族。因为城市拥戴某个人或者某家族为领主，一般也会首先考虑他是否有足够的资源。通常，只有大封建主背景的人，才有很强大的资源——地产不仅能提供食物，还提供人力，参与征战。封建主最能震慑城市市民的一个优势就在于，他们能提供骑兵和扈从跟随他们征战。
能成功抵制领主制渗透的城市，通常具有很强的工商业基础。比如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卢卡、锡耶纳、佩鲁贾、热那亚。在这些城市，旧封建贵族残留不多，或者已经融入商人阶层。威尼斯也是如此。
最容易屈从于领主制的城市，通常是工商业基础相对较弱的，比如维罗纳、曼图瓦、费拉拉、特雷维索、科莫、洛迪、罗马格涅等。米兰虽然是伦巴第最强大的工商业中心，但它的贵族们始终保留了很强的独立的身份认同，这也是米兰能在领主制崛起中大展身手的主要原因。
到1300年，如果以亚平宁山脉山脊为界，这个界线的东北部地区基本上满目是公社共和政权的倒塌。1313年，诗人但丁在《神曲》中哀叹：“意大利的城市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暴君”。唯一的例外是威尼斯。
到14世纪的中期，共和政权进一步失去阵地，特别是在托斯卡纳地区和教皇控制的中部。14世纪末，在大多数城市，一人统治的领主制成为一种可接受的政制。僭主家族纷纷登台——这些家族被人们所熟知，更多是因为他们对早期文艺复兴的赞助：米兰、帕维亚、皮亚琴察、克雷莫纳和帕尔马数城的维斯孔蒂家族、曼图瓦的贡萨加家族、维罗纳的斯卡拉家族、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等等。
政治也许永远是一场场“实验”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城市共和政体向领主制蜕变的逻辑：在随时将至的危机面前，在非常态的、恶劣的政治环境里，脆弱的公社政体几近完全丧失了应对局势的能力，人们期盼强大的力量能够终结无止尽的无序状态，甚至愿意为和平与秩序放弃“自由”。出身封建主背景的、拥有实力的领主，成为人们的新希望，但领主制最终也并不能解决政治中的纷争和暴力。一旦背离共识政治的圭臬，很容易陷入权力政治/暴力政治的死循环。在绝对权力的竞标中，胜败的筹码是如此之高，以致于获胜方只能以专权“碾压”一切反对力量，来巩固他的胜利果实。
人们对共和政体衰败的哀叹，是基于一个基本看法，即：共和政府是“好政府”，领主制是“坏政府”。关于哪个是更好的政府，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许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如果从日后对民主政治的贡献来说，毫无疑问，将政治决策权落入一小部分人手中的领主制，肯定是人民民主的反面；但从对欧洲的政治制度演绎来说，特别从中世纪背景来看，从传统的权力分置走向中央集权的主权国家，权力的集中或者强制性权力在政治秩序中的作用日益上升，本来就构成了欧洲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步。
城市公社的历史，从其现实意义来说，它给予了公民们一场场活生生的“政治教育”，启迪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共和政体本身存在的缺陷，为后来的政治观念的反省做好了准备。也才有机会迎来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思想家们，对共和政体的深刻反思和对新政治的思考。
事实上，任何制度安排只有放到历史的聚光灯下，才能接受更深刻的剖析和检验。人类境遇在不断地变化，政治也许永远是一场场“实验”，而不会出现“历史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