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考证读后感精选

　　《《水浒传》考证》是一本由胡适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020-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水浒传》考证》读后感(一)：治学精神，开卷有益

　　很多时候，读前辈们的文学研究评论著作，合卷之时，想到的并不是书中举例的各种细节，而是著作者们治学的严谨与做学问的深刻细致——这些在当下的浮躁学术环境中，倍显珍贵。胡适先生提倡实事求是，寻求真理，提倡“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而他的《<水浒传>考证》一书，同样也是他个人理念的充分体现。

　　一九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一书中说，“《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重大得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它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底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阎若璩QU，清人，精究经史，年二十，读《尚书》疑其伪，作《古文尚书疏证》。王念孙，清人，八岁读完《十三经》，一生笃守经训，好古精审，剖析和微。胡适提这两人，也是想一本正经地提一提《水浒传》的考证。胡适本人好考证，又好历史，自言有癖，且以为乐。但后人对胡适的考证类述评并不满意，认为“他的读书似乎很粗疏忽略”，“考证”的并不太细致，“不足以更有力的散播实验主义”。

　　《<水浒传>考证》一书只是胡适关于《水浒传》研究的三篇文章，三篇文章也不足以阐述明白《水浒传》的精妙，所以，读此书，就像胡适自言，提供一种思路，一个方向，或者一条道路。有点像百家言，在对这些经典文集还没有形成什么清晰的概念的时候，听一听大家之言，看看他们从什么角度，从什么方式，怎么阐述这些问题都相当有裨益。

　　读了一些其他文人关于胡适《<水浒传>考证》的评价，很多人因为胡适本人的政治立场，将其视为“反动文人”“买办文人”等，给胡适戴上了数顶高帽子——个人觉得其实并没有什么必要，如果是纯文学研究，比如《<水浒传>考证》，观其具体怎么说，说了些什么比他是什么人更重要。宋江是投降派 ，是调和主义者，是软弱的折中派。这样的角色，就和李鸿章一样，无论在什么情境下做过什么，为了什么，都会被大众挂在耻辱柱上示众。然而，分析这个人物，分析其背景，分析事件的实质，而不是将人品与作品混为一团。事实上，胡适本人也提倡“使读书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浒》的文学”，他对于《水浒传》具体细节的考证已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打破,能放弃主观的我见,能处处尊重物观的,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究底，还是事实求是。

　　胡适先生许多观点都非常精辟，如今看来，对读书人而言依然相当警醒，比如，“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开卷有益。

　　《《水浒传》考证》读后感(二)：胡适对《水浒传》版本的考据和看法

　　胡适对《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广为人知，他同样对《水浒传》做了考证，而且他作《<水浒传>考证》比《<红楼梦>考证》还要早一年。

　　关于为什么要作考证，胡适在《<水浒传>考证》里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最恨中国史家说的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啮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因为我不幸有点历史癖，故我无论研究什么东西，总喜欢研究它的历史。因为我又不幸有点考据癖，故我常常爱作一点半新不旧的考据”。

　　古典作品的历史版本情况复杂，资料有限，考证的结果，未必能完全准确，不同人有不同的分析，鲁迅对《水浒传》版本的看法跟胡适就有所不同。但这部作品终究是表明了胡适提倡的研究方法和他的研究态度，在《<水浒传>后考》这篇文章的末尾，胡适坦然说道：“我这几篇小说考证里的结论也许都是错的，但我自信我这一点研究的态度是绝不会错的”。

　　在两本考证的书中，胡适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作考证，主要是反对部分人对作品做出过度穿凿附会的解读，而他更注重从实际的作品版本变化中来分析作者修改的缘由、时代背景的影响以及不同版本作品的异同等等。

　　胡适分析了水浒故事在元朝非常发达的原因。虽然元代所流行的水浒故事，并非今天所看到的《水浒传》，但这些民间英雄奋起反抗、“替天行道”的故事，的确符合元朝百姓希望能够有草泽英雄起来推翻异族的心情。

　　与此类似，历史上关于曹操的评价变化，也与元朝的时代背景有关。董每戡在《<三国演义>试论》中对此做了分析。他指出，在唐代，曹操的形象还没有变得特别反面，到了南宋和元代，曹操的阴险狡诈的形象才慢慢形成，这也是当时的文人与百姓将曹操当作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替代象征，借此来表明他们想要反抗北方的敌人、恢复中原、收复北方失地的理想和情绪。

　　作品反映时代精神，不同时代会产生与之思想一致的文学作品，那么，《水浒传》不同版本的变更，自然也体现了时代背景的影响。

　　《水浒传》七十回的版本少了百回本后部分征田虎、王庆的部分，尤其少了招安后的内容。胡适认为，金圣叹看到明末一些流寇在投降官兵后，又会在反叛离去，认为招安的方式不可靠。关于金圣叹为什么砍《水浒》，杨天石也作了类似的分析。他认为，砍掉招安后的内容，是因为当时宋朝招安政策最终都走向失败的结果，这证明招安政策是徒劳的，根本无法解决明末地方农民起义的问题，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也就不应该再保留描述招安的部分了。

　　胡适对《水浒传》的版本和时代背景作分析，最终是要表明一个文学观点，“这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便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文学观念”。

　　2020.04.29雾凇

　　《《水浒传》考证》读后感(三)：《水浒传》的前世与今生与做人处事的正确态度

　　若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哪一部热度最高，自然首推的就是《红楼梦》。之所以这些年来会受到一干众人的强烈追捧，其文学价值高自然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不免与其后半部分遗失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未完，所以让人心生好奇，给人们留以无穷的想象，让人忍不住去探究。

　　其实在四大名著中，值得人们去考证的又何止是一部《红楼梦》。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同时，对另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也曾经进行过深入的考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的考证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一般来说，在我们的认知中，《水浒传》的作者是元末明初小说家施耐庵，所看的版本也大多为一百回的版本。不过若是看完了胡适先生所著的这本《水浒传考证》，或许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对于《水浒传》这部小说的了解，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原来这《水浒传》有着七十回、一百回、一百二十回等多个版本，作者也并不一定只有施耐庵一人。按照胡适先生在自己著作中的说法，《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到明朝中叶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胡适先生从元朝之前的水浒故事开始讲起，将《水浒传》中所出现的人物与故事的各种细节以及不同版本中所出现的差别一一进行了列举对比。甚至将后人所做的《水浒续集》都进行了一番考证。可谓是将《水浒传》的前世今生从头到尾的查了个明明白白。

　　其实这《水浒传》背后的内容是一点也不比《红楼梦》少多少的，也难为如胡适先生这般的有心人花费这般心思将其查找讲述了个明白。再一次印证了内行人能看出门道是花费了心思的，而这外行人注定是只能够看个热闹。

　　胡适先生为什么要用这本五万字的小书来为《水浒传》做一番考证？倒不是他想要教读者如何去读小说中的文字，而是希望因此能够让读者学得一点寻求事实、寻求真理得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这才是做学问的本分，也是做人处事的正确态度。

　　看完这本《水浒传考证》，若是只看到了有关于《水浒传》中不为人知的那些事儿，那种酒还是只看了一场虚热闹，作者创作这本书背后所持的精神态度与付出的心血气力，才是要深切感受到的真正门道啊！

　　《《水浒传》考证》读后感(四)：《水浒传》版本渊源一览

　　李雪健版《水浒传》开播的时候，零零碎碎地看过几集。刘欢的《好汉歌》响彻大江南北，梁山好汉们路见不平一声吼，“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农民起义的帽子戴了几十年，让人真的以为这些人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后来读了原著，才发现相去甚远。

　　《水浒传》前面部分笔墨较多的林冲、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人的部分写得出彩，尤其是关于林冲的章节；后面渐渐不知所云，直看到鲁智深死、燕青走、宋江等人都死去，又有了那么点意思。李逵不分男女老少无差别杀人、色艺双绝的扈三娘在家人被杀后还不得不嫁给矮脚虎王英并为梁山服务，用尽手段把好好当大财主的卢俊义匡到梁山上……种种做法并不光明磊落，谈不上“侠义”二字。

　　原著只草草看过一两遍，谈不上喜爱，也就没有兴趣继续深入了解，就连读的是哪个版本为底本也不知道。《水浒传》和其他明清小说一样，有几个版本体系。胡适的这本书重在版本的考证，根据所获资料多寡，先后几篇考证文章以说明《水浒传》的版本。

　　水浒传中的宋江在宋史中有记载，本也是占山为王，三十六兄弟火里来火里去，极为厉害，后来战败投降朝廷。渐渐这些人的形象演化，元曲中各自为战，有不少篇幅关于李逵、燕青、张顺等人。只是这个时候人物的形象并未统一，但“梁山故事”已经出现，故事的地点定在了梁山泊。《宣和遗事》里的“三十六大伙”在元代又加了“七十二小伙”，演化成一百零八人。

　　现存《水浒传》的版本主要分为 “文繁事简本”、“文简事繁本”、“繁简综合本”、“腰斩删改本” 四个系统。如果以章回数论，则有 70回、100回、102回的、110回的、115回的、124回。 区别主要在于平田虎、王庆、征辽、讨方腊等单元故事的存在与否。胡适作文时期，似未发现如此多的版本，但也足够复杂。

　　70回本的即为金圣叹本，虽然据金大才子自称是根据古本修订的，但是这个古本存在与否是个问题，胡适最初认为这个底本是存在的，不过后来也存疑。胡适对版本的变化和由来考证得仔细，即不忽略细节，也从逻辑角度思考，如：前70回的写作水平，为何其他战役一人未失而讨方腊竟失之三分之二。

　　细节颇多，不一一列出，喜爱《水浒传》的人读之大有益处。

　　《《水浒传》考证》读后感(五)：《北京晚报》：水浒故事四百年

　　大家小书《<水浒传>考证》 胡适 北京出版社

　　上世纪二十年代，明清小说成为一种专门的文学种类，成为学者的研究方向。在大批研究者中，推广白话文的先锋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将明清小说这一文学种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考究。胡适对《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广为人知，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在考证《红楼梦》之前，他对另一“四大名著”《水浒传》也做了详细的考证，并给出了“《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样惊人的评价。

　　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系列此次特别将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对于《水浒传》的考证单独摘出，附上摘自《胡适文集》中对于为什么要考证《水浒传》的说明，将两部分合二为一，集结出书，将民国大家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考证向现代读者展示。用胡适的话说：“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中国古代并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一个故事、一件趣闻不知从何而起也不知从何而终，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有了它自己的模样。《水浒传》也是如此。胡适认为它是从南宋初年到明朝中叶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并不是一出来就定了型的。《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在《宋史》中是有文字记载的。记载中，我们可以证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贼。

　　宋江等人的故事，在南宋年间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以一种英雄传奇的面貌流行于民间。胡适认为，宋江的故事能在民间久远流传是有根基的，符合了当时老百姓的心理诉求。首先，宋江起于草根有可以在民间流传的事迹和威名；其次，南宋作为偏安政权，中原故地失陷在异族手里，当时的人们都想当英雄，重整世间秩序，宋江的故事恰恰满足了这种心理；最后，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让南方百姓苦不堪言，而北方人民在连年战乱和异族的统治下也痛苦异常，故而在南北都形成了对政治、官吏的一种痛恨，宋江等起于草莽的英雄，没有繁文缛节和官吏的虚假，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崇拜和向往。“宋江的故事”便在民间扎下了根，这正是《水浒传》的最初由来。

　　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中，基本确定了《水浒传》的大致故事范本，其中有《水浒传》主要故事情节的蓝本，但和后世的《水浒传》又有很多的不同。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杨志、李进义（卢俊义）、林冲、王雄（杨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等十二个押送“花石纲”的制使，结义为兄弟。后来杨志在颍州阻雪缺少旅费，不得已卖刀，遇到恶少，两人发生了口角，杨志杀了那恶少，被判充军卫州。路上被林冲等十一兄弟救出同上太行山落草。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宋宣和遗事》中，虽然有相似的人物（林冲、花荣、柴进等）和相似的情节（杨志卖刀），但故事呈现出来和后来的《水浒传》还是大有不同的。在胡适的分析中，从用字到书中情节的描写，尤其是徽钦二帝被掳后的事，记载得十分详细，书中采用的材料大多是南宋人的笔记和小说，所以胡适认为这应该是在种族之痛最深时的产物，也就是诞生于南宋的讲史话本。

　　宋末周密的《癸辛杂识》中，宋江故事中一些人的名字已经和《水浒传》相差无几了，吴加亮改为吴用，李进义改为卢俊义，阮进改为阮小二，王雄改为杨雄等。在后世流传中，水浒的故事渐渐清晰，故事情节也混入了所在年代中人们的期望和夙愿。在南宋时期，人们将惩奸除恶对抗贪官污吏赋予这帮草莽好汉身上，而到了元朝，故事又有点希望草莽好汉匡扶宋室推翻异族政府的意思。因此，水浒故事的发达与传播深受当时时局环境的影响，所谓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招安、讨方腊等等都是南宋至明朝的各个时段的现实反映。

　　水浒故事因为元曲水浒戏有了更多地发挥空间，那些好汉的背景、性情、故事没有固定的本子，当时的戏曲家可以自由发挥，因此，编出了许多新的水浒故事，尤其对水浒人物有了大量形象的描写。但在胡适看来，元朝文人对水浒好汉的见解很浅薄很平庸，描写人物的功底并不牢靠。所以《水浒传》成书的使命还是得交到明朝人手上。

　　胡适看来，施耐庵应该是某位文学大家的假名。他将这四百年间的水浒故事融会贯通，修整重写，集结了各个时代的精华，将之前草创的拙劣版本变成了我们熟知的《水浒传》。光是把这四百年间的故事串起来就已经非常难了。但施耐庵不光将逻辑捋清，还以他伟大的创造力，将水浒的人物写得生动有趣，重建了水浒世界，重构了北宋末年惊心动魄的江湖故事。在白话文方面，胡适给予《水浒传》高度评价，认为这本书的出现是让中国白话文成立的一个大纪元。

　　当然在胡适的眼中，施耐庵的《水浒传》也有着天生难以克服的短处，因为这四百年间水浒的故事非常多，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零八人的设定让他难以跳出框架，再厉害的文学大家也无法在一部书中让一百零八个人都能活灵活现。他写武松用去了七分之一的篇幅，因此武松格外的精彩，似乎在宋江上梁山前，人物都是那么的鲜活，故事都那么丰满。但是往后看，感觉施耐庵不得不潦草、不得不杂凑、不得不敷衍了，急急忙忙地将剩下的人草草的描写。就像卢俊义，故事没有林冲惊心动魄，描写没有武松精彩，但恍恍惚惚的竟然成了第二把交椅。因此，胡适也表示很遗憾，施耐庵还是没有跳出这四百年水浒的轮廓，如果只写几个人，或许《水浒传》将格外精彩，更加有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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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发《北京晚报》2020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