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唯心造，无心自解脱
任何一个人都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通过身口意三业的造作与自身及身外的世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名垂千古的还是无名于史籍的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正是这样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的人，构成了整个的历史，而历史也因为人的存在才变得有意义。
佛教自古就有大量的记载佛、菩萨、高僧传记流传于世，这些传记留给了后人认识佛教、认识圣贤的机会，使后进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隔阂与高僧大德沟通，也使得认知、理解、超越成为可能。
纵观历史上高僧大德，大多都是在死后才被冠以“大师”、“圣僧”一类的称号，宗教的神圣性使得我们在面对高僧的过往时，往往都事先带着“高僧大德”一类的头衔进行解读。
这样认识我们的先辈往往将其捧到一个较高的层面上，我辈只能进行仰视，而难以真正理解他们，难以走进他们的心灵，更难以将其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修学的榜样。
所以，我们不妨将祖师大德们请下神坛，接受我们虔诚的研究认知，这不但不会降低宗教的神圣性，或许这样，一个真实的高僧大德会更加让众生肃然起敬。
对于李叔同出家的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是惋惜或者不理解，也因此才有那么多的人对李叔同产生兴趣。
这种惋惜和不理解的态度其实是建立在一种传统的认识上，即出家就是消极的行为。
在这样一种固定认识下，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就会从其消极的一面进行讨论，于是报国无门、感情破裂等等说法也就不奇怪了。
李叔同之所以会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兴趣，其实就是建立在对一个优秀人才为什么会选择出家这一种消极的人生道路而产生的好奇之上。
这种好奇是对佛法的不了解，也是当时衰落的佛教带来的一种必然认识。
李叔同不过是找到了佛法核心层面的东西——自解脱与他解脱的慈悲，所以他的选择恰恰给世人认识佛法的一个机会；
大师之所以是大师，不仅仅是他的思想，更是他的行动会把我们引导到对某些事物、对世界、对佛法全面的认识上。
李叔同之所以是李叔同，乃至后来成为弘一大师，就在于其一生都在一个积极的状态下。
因为一个自我意识强大的人，他想成为真正的自己的愿望就越大，成全自己的动力就越强。
李叔同秉持其幼年形成的核心信念与自我意识，在自我与社会的互动中寻找、发展自我，最终的出家无非是他找到了一个能真正解决自我、自他矛盾的方法，找到一个成全自身核心信念的途径。
李叔同的出家并非一种消极的选择，恰恰相反，这样一种选择带给他的是心灵上的安详，精神上的慰藉，人生的圆满。
在尝试众多拯救众生的方式方法之后，佛教带给他的是一片熟悉的新天地。
夏丏尊曾说像他和李叔同这样的人应该去做和尚。
其实他们两者并不是一样的人。夏丏尊是“爱的教育”，若真的出了家该如何去爱？
自我的核心信念、自我的意识与现实发生冲突，产生焦虑不能实现自我的存在感，试图从出家寻找出路并不能算错，但是相比李叔同，夏丏尊恐怕才是消极的逃避吧。
佛教对于李叔同来说解决了他的存在问题，而这一存在问题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内心的矛盾与众生的疾苦愚迷。
所谓自身心内的矛盾，实则是拯救众生的愿望与残酷现实对撞后带来的内心痛苦，这一问题集中表现在李叔同的生活经历与情感感受；
所谓众生疾苦愚迷实则是指李叔同种种拯救的行为并未得到多少回应，而原本作为“方便”的艺术却颠倒的成为了大众追逐的热点，苦难大众在地狱中玩弄着情调，颇有法华经中“火宅喻”的意味。
可惜，李叔同并未成为能够引导迷人走出火宅的智慧长者，他所崇尚的种种艺术反倒成为将大众吸引在火宅中的工具，事与愿违的李叔同，寻找新的出路是一种必然。
李叔同的出家，并非与这红尘做一了断，恰恰相反，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红尘、为了众生。
在佛陀的世界里他找到了引导迷人成全“悲心”的方法，在戒律中找到了认真谦逊的人生状态。
我们说李叔同选择了出家，不如说童年的他就已经有了一颗佛心——悲心，也有了修行人必备的特质——认真。
从这一点说，我们将李叔同的前半生定位为艺术家或者本来就不准确。
李叔同是一名行者，一名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行者。
对于李叔同的研究，最早的是一些回忆性文章，而后来的学术研究相当多的是以这些回忆性文章为基础材料进行的。
李叔同一生虽然留下大量的诗词抒发胸臆，但是人们对于诗词的解读往往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所以并没有成为李叔同研究的主流。
在回忆李叔同的文章中大体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熟悉他的人往往都是极其赞美的评价，而另一类与他共事过的人往往都会带有“孤僻”、“怪异”一类的贬义词汇。
这说明李叔同特殊的性格对于不了解他的人认识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大约解放以后，李叔同的研究开始透过客体人格的表层，进入到李叔同人格结构深层的探究，开掘其更丰富的内涵。
这种由表及里的渐变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研究发展的必然。
曹聚仁的“三个境界说”和丰子恺的“三层楼说”被不少学者认同。
但这两种分析表述仅仅是李叔同主观因素的一部分，一种表层的发展态势，更没有顾忌客观因素的作用，更没有发掘出李叔同内心核心层面的主导因素。
陈慧剑的《弘一大师弃俗思想之研究》虽然代表了佛教学者在今天的研究高度，但是对于李叔同早期都认定为苦痛引发的对无常的认识，未免太过偏颇，忽略了李叔同自己所言他在李母去世前都是快乐的这一主观感受。
目前主流的思想集中于认为李叔同早年受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影响，造就了其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结构和气质；
后受变法思潮的影响转变为一名爱国求新的青年，又因革命和现实的挫折使其心灰意冷而遁入空门。
这种说法过于流于表面，而且明显带有用学术理论解构人生而忽视主体的实际心理的问题。
个人觉得，李叔同的前半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童年时存在感的确立即人格的形成，这一时期主要是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与佛教的印象，使童年的李叔同形成了行为上的“认真”与心灵上的“悲心”，而“悲心”——为众生、国家拔苦之愿，则是李叔同的核心意识；
青年时期与世界的对抗，发展自我和自我意识，为了获得自由而实现与社会的整合；
再以种种艺术手段试图实现自身整合失败后产生焦虑与负罪感，但并没有因为责任的重担而采取逃避和依从，而是在宗教体验中实现了自我意识创造性的超越，获得了人生最高的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确认。
李叔同的前半生就是以慈悲心为核心，以认真为其人格表现，通过不断的改造社会，拯救民众，与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发展自我存在，最终在宗教体验中找到了自我实现与拯救众生的最高价值。
出家对李叔同而言是内心一直“和谐”的必然。
这种“和谐”是指李叔同坚固的“悲心”信念始终保证他作为“存在”的完整性，不断的焦虑过程中能够整合情绪，保证自我意识对其存在的方向指导。
他一生的角色切换也是为了保护、实现其核心信念，成就他存在的手段。
正因为这种“和谐”，李叔同才能在多变的人生舞台跳出不同的炫丽舞姿，而“无尽的痛苦”这种焦虑的表现并没有破坏他的存在，反而因其核心信念的完整进而转变为一种积极的探求和为追求存在实现的苦行。
“悲心”，就是他尽其一生的价值观和信念。
这样一种信念形成之后影响了李叔同离开天津以后的社会行为，使得其行为导向呈现两种不同状态：
外在以利益国家、人民、众生为其解决焦虑的手段，即实现自我存在感做为导向；
内在以严于律己甚至苛刻的程度坚守其信念为导向——这也便可以理解为何李叔同成为弘一以后最终选择律学为毕生所持。
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角度讲，李叔同在艺术上的各种成就本身只不过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在强大的自我意识下实现“整合的存在”才是根本。
在李叔同这种心理状态没有圆满以前是痛苦的，这是人在自我存在受到变化、威胁时产生的一种自然应对，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焦虑才能够使李叔同在其强大的信念支持下，通过不断整合人生体验而实现人生最高的价值观，才能在最后实现“悲欣交集”。
“悲欣交集”是弘一的自证境界，当久远以来的“苦”化作一滴泪水，而同时也标志着“苦”的结束，解脱的欣喜也充满他的身心，所以他会微笑。
就好像我们平时找不到原因的悲伤，是一种积累的苦，化作一滴泪水。
而同时也标志苦的结束一样。
悲欣交集就是修证到那个层次对往昔的告别、对解脱的自在汇于一点。
就像当年黄念祖哭得声嘶力竭又突然放生大笑不止，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这冷暖自知的境界，用存在心理学的话讲，或许应该叫实现了完美的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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