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考作文到青年写作，苏童、孙甘露、西川、杨照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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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高考成绩陆续揭晓，跃动的数字牵动了无数学子与父母的心。从进入考场一刻的紧张，到等待分数时的忐忑，许多学子凭借考后估分大致得知了自己的成绩范围，但其中存在最大变数的主观部分也许就在语文作文上。
每年高考结束后，作文都会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不少人认为应试作文与真正的写作相去甚远，但语感、用词、逻辑等我们在写作中重视的内容，在早年上学时的作文训练中早有接触。
作家如何回望自己的“作文时代”？面向青年时期的写作，又在他们的生命履迹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不久前，由理想国带来的一场直播中，多位作家、评委谈及了这个话题。直播实时在线观看突破350万，打破了百度秒懂本尊live的直播纪录。
找寻时代的印痕
作家孙甘露记得上学时自己的作文经常被当做范文朗读，但他依旧愁苦于作课堂分析时，整理不出老师想要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
孙甘露
曾有过相同经历的作家苏童在高考时因为语文失分，平时一直依靠语文拿高分的他在四十年后的如今突然想到——自己大概是因为“审题错误”，作文没写好才丢了分。
苏童
作文是否应当有确凿的衡量标准？对此，诗人西川的选择是主动挑战：“我曾经写了一个作文，学苏东坡那样只写了短短一截，结果被老师臭骂一顿，给了特别低的分。但是我拿着苏东坡的《承天寺夜游》，说苏东坡都可以这么写，我怎么不能这么写？结果老师没话说了。”作家杨照的学生时代，写周记时喜欢读现代诗，就把余光中的长诗照着抄了好几个礼拜，抄完以后自己模仿着创作，并以此开启了投稿发表的文学生涯。在他心里，也埋着来自于青春期少年的小小“叛逆”。在高中进入校刊社，后来又当校刊主编后，他和同学们写作文时所设定的目标不再是高分，而是老师看到你的作文时不知道该怎么打分，用红字批写“到办公室来找我”，“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挑战老师的耐心”。
大学里我一开始也不想当个诗人，我自己的梦想是当个画家。学校搞朗诵会，我有机会登台，结果读完以后掌声雷动，我一辈子都没听过这么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所以我就有点下不来台了。
西川
这样一种“叛逆”的姿态，也正是先锋文学开始萌芽的阶段。作为其中代表性作家，苏童和孙甘露都曾经历从文字感受到文学感悟的阶段性跨越。
青少年时期的一次经历，让苏童开始认识到文字拥有的魔法般的魅力：文字的组合、造句的功能能让文字变成诗，变成散文，变成小说。“我记得初中时班主任有一天写了一首散文诗，散文诗对一个孩子来说特别新鲜，特别刺激。我就坐在黑板前研究他的诗，也许诗写得不怎么样，什么课堂桌椅明亮之类，但这个变魔术的光彩我看到了——文字可以变成一个魔术。”
青年时期开始写作后，当被人在公共场合介绍为“作家”时，孙甘露总会感觉有些局促。在他心里，当写作者的身份正式成为一种社会身份，不仅意味着一种社会认同，同时也是自己内心的一种界定，“这两者是伴随着我的一生在慢慢成长的东西”。
年轻时候的写作，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是同伴，另外一个是成就感。不过我们的环境真的非常奇特，我们觉得写小说或者文学创作是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连数学老师都写小说。
杨照
谈及青年写作，所关涉的必然是天赋和时机的问题。其中令西川印象深刻的，是诗人兰波短暂却辉煌的创作经历，以及叶芝在早年所写的诗篇：“叶芝的诗比较唯美，我们一般知道他的‘当你老了，炉火旁打盹’，写茅德冈的，这是他相对年轻（的时候），《驶向拜占庭》都是后来的东西。年轻人写年轻人的这些东西，包含着他的经验、他的趣味、他的见识、他的激情。”
叶芝与《当你老了》
作为一种情绪的产物，杨照认为诗可以靠直觉，甚至说，不需要有很多的文法，就可以靠非常丰沛的感情跟直觉写出很好的诗，这也是许多台湾地区诗人早期创作蓬勃的原因。“比如痖弦，32岁之前把所有的诗写完了，郑愁予最好的诗基本都是二十几岁写的。”对此，由诗歌创作转向小说的杨照觉得，相对于与青春期情绪涌动更为密切的诗歌形式，小说仍是一件需要时间长度的工作。“小说里面很多东西，包括从叙事的声音，到结构，到思想，小说前后的关系等等，有很多需要通过时间进行练习的东西，不太可能单纯只依靠天赋。一路写下来，你会知道小说需要很多的历练跟琢磨。这是我觉得两者不太一样的地方。”
在参加了包括新概念作文大赛等在内的评审时，孙甘露看到了很多非常年轻作者的写作，其中不少在文学教养、训练上相当出色，他们对文字的掌握以及知识背景、视野也非常好。但孙甘露也同意，写作这件事，仅仅依靠这些，也许并非是决定性的，创作需要有一点天赋，也需要一些契机。“也有些作家很晚才渐渐找到自己，比如金宇澄老师写的《繁花》，所以也很难说。（这其中）当然有共性的东西，但是也很难针对一个特殊的创作、一个特别的人有什么人生的完整方案。”
筛检与分辨自己的文学世界
当每一代青年人都有自己的代言人、都以自己的情感和表达方式来写自己的故事时，一种青年文化诞生了。
“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还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文学史脉络里来看作品、来看年轻人的写作，但青年文化并不是在传统文学意义上的讨论，每个人、每个作品都要单独地来鉴别、来讨论，很难笼统地说。”孙甘露说。
如此的年代差异，苏童感同身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运，一代人肯定也有一代人的苦难。我们当年所感受到的那种辛酸苦辣和我们脑子里设计的、或想象的那条创作之路，与今天的青年人所面对的状况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今天的青年人所面对的状况，与他们这一代已经有天壤之别：“他们所下的棋，他们所用的棋盘，他们所用的战术，和他们的生存法则，基本上都是我们所陌生的。所以我们经常面对新一代的人，他们脑子里想的文学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部分，或者说文学世界在这个时代里是碎裂的，所以你要去筛检、去分辨。”
这种筛检，在杨照看来，是因为如今写作者的“工具箱”早已不同以往。评委认为新奇巧的东西，也许只是在自己认知范畴以外的东西。他就曾遇到开评审会时，某位评委对某一作品赞誉有加，认为很有创新性，其实这个作品的内容完全照搬自某日本漫画，如果被评为首奖，尴尬的就不止是评委了。回过头来，杨照有时候觉得自己也会心虚，是否自己所看到的了不起、创新的作品，只是因为自己的“工具箱”里没有这件工具？“他们这个时代的工具箱和我们不一样，有动画，有流行音乐，或者是电玩，而我的工具箱里没有这些。我不得不尽可能希望找到平衡，在理解年轻一代共同语言的同时，也希望能坚持文学或艺术在创新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意义。”
另一个他经常面对的“尴尬”问题是，同样是面向青年的创作与文学评奖，在台湾地区，会存在一些写作者以参加文学赛事为职业，并以此成为“文学专业户”，这造成了文学比赛的评委经常会遇到“熟面孔”的场面。对此，杨照心存忧虑：“现在的状况也许是文学奖太多了，读者太少了，所以到后来文学奖都是给评审看的，因此就产生了一种专门为评审而写的针对性写作，这对评委来说是很困扰的。你们评什么，他（她）都会来试一试给出你们所要的。评委还要想办法避开这些‘专业户’。”
那么，除开功利性的“专业户”式写作，文学奖项究竟对年轻写作者而言意味着什么？西川谈及的，是一种认同感和推动力：“我觉得可能作家，或者诗人、艺术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孤独感，他不说出来，但是他内心里总是觉得你不了解我、不理解我。一个真正好的奖，如果能够给对了人，而这个作者又恰恰觉得别人不理解他的感受，那这对他来说就很重要。他在内心觉得自己被别人接受，会有继续下去的干劲。”
以文学奖为名，孙甘露所希望看到的，还是“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奖项这种方式及时地把他（她）指认出来”。“评奖不仅仅是选出一个人，或者说通过评奖来传达什么东西，实际上是要对当下的创作试图梳理，触摸创作的脉动，或者说想找到同时代人的写作者与时代的关系与呼应。在百年的历史脉络里，如果回到评审现场再去看那些作品是如何被选择出来，实际上对理解那个时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切入点，这也是文学奖的另一个重要功能。”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配图：摄图网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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