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的力量读后感100字
《劳工的力量》是一本由(美) 西尔弗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2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虽然立场先行，但知识上是诚实的。各产业的劳工抗争有明显的周期性，多发于产业成熟、即将衰落的转折点上。
●买了.读得断断续续。马克思主义式还是波兰尼式
●翻译大体流畅。方法与研究设计（世界劳工数据库的建立与评价，当然这个要有一团队操作）、中层理论与经验问题（劳工抗争的类型学与时空扩展、资本对抗争的形塑、世界劳工抗争运动的产业转移与周期起伏）、经典理论问题（全球体系政治经济周期起伏）三者均有极大启发。想商榷的是，所谓金融调整似名不副实，在20世纪初期金融大兴起以至反渗透至实体工业前似应为国家—战争周期调整，即国家面对国际政治、寻找原料市场的殖民扩张和战争压力下的社会化、福利承诺、重塑社会契约和经济干预增强工会和工人组织谈判力量，而战争则以动员、组织、军事训练、扩大投票权、催生军工重工大发展等创生和训练新工人阶级并刺激其抗争意识，两者随霸权起落和国际权力分布脉动，实非金融调整之名所能覆盖。主导产业（纺织—汽车）起落周期和相互联系亦不够明确。
●行文流畅，翻译俱佳，关于劳工运动的过程分析很好，后面把劳工和整个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结合在了一起，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政治，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来讨论颇俱宏大色彩，让我立马想到了波兰尼的大转型，而且里面关于马克思式和波兰尼式的运动的分类对后来的劳工研究影响很大，收获很大。
●对其视角存疑，参考文献很好，覆盖了各国经典的劳工史和社会政策研究的作品。
●“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创造性-马克思/破坏性-波兰尼）；组织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市场谈判力量和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从空间/时间理解世界范围劳工运动，主导产业，产品周期，劳工抗争动力机制的根本性转变；今天劳工运动的挑战。
●劳工研究的必读书
●三天读完加笔记，果然要写paper的时候读书的动力就是大，研究框架值得学习，不过讨论的基础建立在数据库上，似有点内容分析的嫌疑
●首先是翻译很流畅，文本内容和意义都值得赞美，为劳工的发展提供一种研究思路。想起此前政治学原理课堂看的一本民族志，关于中国汽车工厂罢工的，在思考，现在这些为什么看不见了？是没有了还是大数据的遮蔽？还有码农是不是也快了？都996了居然都不提要求，以健康和生命换来的所谓美好生活，默许了竞争只会换来自己的灭亡。
●关于利润和合法性的论述比较精彩
《劳工的力量》读后感(一)：如何做比较劳工政治研究
视野相当开阔的一本著作,较好地摆脱了从马克思以来劳工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试图从世界体系理论出发来解释20世纪以来发生于三个世界中的劳工运动的动力机制与演变方式.不过,从作者努力构建的分析框架来看,作者依然是在一个非常工整的劳--资二元关系结构下对工人力量进行探讨,却严重忽视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国家机器"本身对工人力量,权利以及能力的深刻塑造,不得不说是非常遗憾的.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当代中国劳工政治的研究还大有可为.
《劳工的力量》读后感(二)：有兴趣的童鞋们注意啦
即日起至6月10日，在新浪微博转发并关注@纵横国关，即有机会获赠这本“最具历史视野的劳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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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的力量》读后感(三)：拥抱群体性事件——读《劳工的力量》感
书目：《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Forces of Labor---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ince 1870》
作者：贝弗里.J.西尔弗
（Beverly J.Silver）
译者：张璐
校对：张璐、刘建洲
英文首版：2003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所属丛书：“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前摘：
这次笔记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在于前面的各种见解很罗嗦，之前进进介绍了书目名称作者等4、5个方面，这次则介绍了很多。并且这个罗嗦还要继续下去。前面已经提到社会学教授贝弗里先生此书英文首版于2003年，大陆中文版是在今年，即2012年1月。贝弗里先生在前言中提到这本著作已有11种语言的版本发行。这在现代学术界是难能可贵的，而我作为或许是第一批阅读此书中译本的大陆读者，也感到十分荣幸。
“劳工”，这在中国是一个神圣的词，但比较遗憾的是，这个词的神圣好像在某种程度上仅仅停留在了其作为一个词句的含义上。
李大钊先生在1918年11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
“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胜利，也是庶民的胜利。”
“需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
无独有偶， 1921年11月毛泽东在湖南劳工会刊物湖南劳工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了名为《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
不劳动的不得食！
劳动者获得罢工权利！
劳工神圣！
各尽所能，各取所值！
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
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上世纪二十年代是属于中国劳工的时代，正是劳工的力量“敢叫日月换新天”。
90多年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劳工的力量、劳工的斗争形式等各个方面都前所未见、前所未有。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90多年前对劳工力量的评价定位无疑依然是准确的。劳工的力量决定着整个政治形势、整个国家形势的走向这是毋庸置疑的，劳工的力量是理性的，同样，劳工的力量也可以如奔腾的黄河水一般将污浊的泥秽与清白的泥沙一同卷入无垠的太平洋！
近年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一波又一波的动态使很多人感到忧虑无比，但我的态度如本篇笔记的题目一样——“‘拥抱’群体性事件”。一个“拥抱”就表明了我对这些动态的基本态度。
群体性事件不是洪水猛兽，虽然它极有可能转化为不可控制的巨大冲击，但更大的契机蕴含在内，到底是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还是不断的挑逗让这条猛兽吞噬一切呢？
答案不可预知！
正文：
前面已经提到，此书是在2003年出版的，那时贝弗里先生的书中对中国有这样的描述：
在那些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的地区（就此而言，中国这一案具有最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将发生各种（马克思式的）产业劳工抗争的浪潮。[1,<劳>P213]
在为中文版译本所做的前言中也提到：
如果以往劳工运动发展的动力机制能够作为预测未来的指南，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制造业迅速扩张的地方将出现强大的新的劳工运动，尤其是在中国。[2,<劳> 中序P2]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劳工事件的频发区，在可预见的未来，此类事件的势头或许还会愈演愈烈！
按照贝弗里先生的观点，我们审视中国所产生的各类劳工事件应该从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以及全球政治进程紧密联系。
某个国家或地区所产生的劳工运动从表面上看与该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紧密联系，但当我们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看，这或许仅仅是世界浪潮中相互联系链条中的小小一环。
首先，劳工运动有点像多米诺骨牌，依次连绵的在不同的地域之间引爆。这种时间与空间上的轮转的最重要成因就是本书第二章所介绍到的资本转移。
印刷实体书中的图标无法转移过来，下面通过一组文字来直观展示：
事件：汽车工人斗争运动
二十世纪30、40年代——北美
1965~~1969——法国、意大利
1970~~1974——德国、西班牙
1975~~1979——阿根廷
1980~~1984——南非、巴西
1985~~1989——韩国
汽车工人的运动呈现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迹象，空间与时间转移的路径背后含有深意。劳工的抗争斗争与汽车行业大上产技术相伴从美国到西欧再到新一组迅速工业化的国家。
虽然由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以及雇用力量对比上的差距，不同时段、不同国家的劳工抗争形式各具特色。（美国工人率先停止关键流水线工人活动，进而使其他全部行业工人全部投入到罢工行列；法国工人联合普通民众使八公的社会阶层扩大化；意大利工人采取选择性、间歇性棋盘式罢工给生产造成极大破坏；西班牙、意大利的工人斗争引发了全国各层面的政治斗争博弈；巴西汽车工人的罢工使整个国家进入长达二十余年的激进主义时代；南非的工人运动伴随着黑人工会的合法化，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工会运动”；韩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成果卓著，为民主政治建设以及交广范围内的社会阶层带来更多权力。）但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劳工政治运动都与资本的空间转移有直接的联系。
生产的空间转移，与其说是为资本的利润率和劳工控制问题提供了一种长久的空间调整策略，倒不如说这种资本在空间上的转移只不过是在地理上成功地将矛盾从一个生产场所转移到另一个场所罢了。[《劳》P81]
汽车技术、汽车工厂的转移为承受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解决了就业，进而促进了公路等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而拉近了该国各地的距离，为进一步发展打通了脉络。但这把双刃剑也为我们带来了冲突的前兆。
下一轮劳工运动的火把会在哪里点燃？贝弗里先生为我们做了预测——墨西哥、中国。贝弗里先生几乎确认的预测中国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大规模的劳工运动。
近年来的各项事件为贝弗里先生的预言作了一定的佐证，中国是一个具有“特色”的国家，中国的劳工政治表现形式的复杂性肯定要远远超出上面描述的国家与地区。
南非的劳工运动促进了黑人的彻底解放，韩国的劳工运动促进了整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大阔步前进。
然而，巴西的劳工运动打破了沉寂多年的劳工沉默期并引发了残酷的镇压以及长达多年的激进主义时期。
中国正在发生并将继续深化的劳工运动会促使中国借此契机促进各方面的改革还是会将我们带入另一个动荡的激进主义时期？
美国工人“射人先射马”，率先控制重要流水线环节将整个工人阶级拖入斗争；法国工人阶级找到了可靠的市民阶层同盟军；意大利工人更是将睿智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否拥有足够的头脑与理性？
其次，劳工运动及伴随着资本转移，更是与产品的生产周期环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众所周知，每一个产品、每一个行业的发展都会经历——“产品创始阶段”、“产品成熟阶段”、“产品标准化阶段”[《劳》P98]而“创始阶段”与“成熟阶段”之间的临界点及该点周围是劳工抗争扩散的雷区。在一个不成熟的产品以及行业迈向成熟稳定期的过程中，之前通过率先进入新产品创始所带来的不断积累的垄断性利润优势逐渐消除殆尽，劳资双方的社会契约在经济上越来越难以维持。矛盾与来越多，，但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却无法为资方带来长久的好处——“半边缘化成功的矛盾”应运而生。[《劳》P99]这种“半边缘化成功的矛盾”一方面加深冲突，另一方面又促使该行业转移到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在第二章“劳动运动与资本转移”中，贝弗里先生通过汽车行业劳工的全球政治运动给我们直观的展示；在第三章“劳工运动与产品周期”中，贝弗里先生则选取了纺织行业。
纺织工人的运动虽然也激烈异常，但仅仅有两个案例取得了成功（略），这背后的原因在哪里？
两个行业组织模式之间的差异及对工人谈判力量的不同影响。[《劳》P116]
前面提到过，美国汽车工人率先停止关键流水线部门的工作，进而将整个劳工阶级拖入到罢工斗争中。汽车工业具有连贯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关键部位的停运会直接引发整个生产线的停滞。而纺织工及其所拥有的单台纺织机相互间独立性很强，不能引发连锁效应，纺织工人的团结性、整体性、战斗性就比不上汽车工人。
除此之外，汽车工人技术含量高过纺织工人，纺织工人的劳动力储备更大，以及马克思所谓的“蓄水池”更为深广。
因此，纺织工人结构性谈判力量很弱，因此其劳工政治斗争很难取得成功。
汽车工人与纺织工人的不同遭遇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思考——什么样的行业最“适合”罢工？我们应该“怎样”罢工？
紧接着，坐着就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了几个不同的行业——半导体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教育行业、个人服务业。
我不会将每一个行业都展开来展示分析，仅仅着重讲一讲教育行业以及个人服务业的情况。
教育行业作为“知识的生产行业”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具有具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教师一般是将劳动力出卖给国家，或者国家会采取措施降低教育行业受商品化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
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愈来愈重要，而教育行业是劳工抗争出现增长趋势的少数几个行业之一。[《劳》P144]
教育行业的劳工斗争具有特殊性，一方面，教育行业与纺织业一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位老师的缺席可以立马补上；而不同学校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较小。
但是，在现代社会，教育确实处于战略性的地位。教育行业一旦受到冲击就会立马引发家庭连锁反应。戈斯塔.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提到过，劳动力区别于劳动产品（洗衣机）的重要一点就在于劳动产品可以经过一段时间的闲置——待价而沽。但劳动力必须有必要的生理需求。同样，生产行业的原材料可以暂时封存，而教育行业的劳动对象——学生，却无法同样被储存起来。由此引发的潜在的学生的学业成就及其作为公民适当的社会化过程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会直接导致家庭日常运作受到冲击并因此导致整个社会正常政治经济秩序的维持。
个人服务行业是现代就业增长最快的行业，我之前写过关于家政服务市场化、家庭劳务市场化、社会化、货币化的相关文章对此有所涉及。但并没有直接透视这个最具潜力的“未来行业”所蕴藏的劳工运动火种。服务行业具有分散化、谈判能力较弱的特点，但就根据整个社会的发展（女性就业率提升，传统职能削减；家政服务业广泛化；家政服务工会完善化等）情况来看，个人服务行业的劳工运动终究有一天会成为现代社会的家常便饭！而此行业劳工运动所引发的冲击会更加直接，并会因此引起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重大动荡，这仅仅是我的推测，但也绝不是危言耸听、空穴来风！
紧接着，作者又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看待劳工运动——世界政治、历史视角。从全球化到美国霸权；从南北差距到国际主义...
无论是波兰尼式的劳工运动亦或是马克思式的劳工运动运动，亦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模式斗争都会永远的伴随这我们。
正如前面所讲，劳工运动会促进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进步，劳工运动也会将我们带入持久的动荡期。
如何应对新形势下复杂的劳工运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必须还是应该达到共识，那就是我本文的题目——“拥抱群体性事件”。
劳工运动并不是洪水猛兽，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如果中国还没有产生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那反倒是一件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有针对性的关注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行业，适时地调整产业结构将“问题行业”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劳资双方对话交流拓宽制度渠道、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都是我们张开双臂迎接劳工运动的彩带。
化为危机——劳工运动，我们与你拥抱！
后记：
人大抵是一个奇怪的生物，我本是抱着批判悲观的心态下笔的，到了最后却变成了一个乐观分子。当然，我的乐观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悲观的现实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劳工阶层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和谐稳定不可能永远持久。但愿在我所处的时代，我们能真正的做到拥抱！
《劳工的力量》读后感(四)：《劳工的力量》阅读杂记（二）
在上一部分阅读杂记的后面，我提出了个论点，工人经济斗争的失败，会导致工人政治化，从而迈向更高层次的斗争，但是，这并不代表经济斗争就没有意义，甚至经济斗争就不应该争取胜利。我不想在这里造成这个误解，所以特意强调一下。有工人的罢工斗争，都要支持，而且也期望工人获得罢工斗争的胜利。
第一章：绪论
关于几个问题的讨论
由于本书写于本世纪初，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当时欧美的劳工运动趋向衰落，所以在一些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欧美劳工学者看来，劳工运动步入了普遍的危机。但是正相反，此时的中国正在聚集全球的资本。同时，中国的劳工，一方面国企老工人面对资本的进攻，进行着最惨烈的斗争（在这里不做过多论述了，只强调一点，老工人的斗争表面上只是一些经济利益，实际上他们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身份，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予他们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第一代农民工慢慢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位置，让渡给新生代工人。由于市场中资本的越来越展现出其狰狞的力量，此时中国的小农生产在这种挤压下，最终展现为三农问题（当然对三农问题还可以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不过不是本杂记讨论的范围），新生代工人也因此越来越依靠在城市里的收入。他们反抗资本的斗争，也就越来越频繁和猛烈。经过这些年资本的聚集，中国已经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与之伴随的是劳工抗争的大踏步发展。而且可以明显看到，09年以后的工人斗争，无论是国企工人的斗争，还是沿海地区新工人的斗争，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再回来看欧美，如果说从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到08年危机之前，欧美各国的反全球化斗争，都是零星的、松散的，那么随着08年危机，以及危机之后欧美各国高居不下的债务问题引发的各种斗争，尤其是去年到今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种零星的斗争就逐渐汇集到一起，由危机引发，演变成声势浩大的联合斗争。资本全球化导致了欧美工人从社会契约中抛弃，从而受到欧美工人联合的波兰尼运动的猛烈回击（这里仅仅简述波兰尼运动的现象，后面会更清晰的解释这个概念）。
中国国企的老工人的下岗、买断，甚至包括退休工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中国退休职工双轨制），同样是资本全球化的结果。但是，中国的波兰尼式的斗争并没有汇入这个反全球化的大潮中，这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资本更专制，但是我们也看到，国企老工人在这种条件下把斗争跟在岗工人的斗争（在岗工人的劳动条件与沿海地区新工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资本的来源不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斗争，这是工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融合。这种融合，就是基于单个资本的融合，即与同一资本的转出和转入相对应的，消解的工人阶级与产生的工人阶级之间，同这一资本的斗争的融合。所以，我们暂时看不到老工人与沿海地区新工人的联合，因为这之间的资本联系很微弱。在这里我着重强调一下，我简单归纳的经济斗争，包含了工人为实现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的斗争“而提出的要求相应政治自由（建立自主工会、要求集体谈判权等）的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内的。与之相反，欧美工人的波兰尼斗争就是单纯的反对削减福利、反对金融权贵、反全球化斗争，看不到这种融合。
所以，我的观点是：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是工人斗争的两个拳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两种斗争只是工人斗争的不同形式，因此表现为不同的分工，不可混淆。前者是后者的高级形态，而后者是最能调动普通工人参与斗争的形式。工人的经济斗争，原本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常态，不觉悟的工人通过这种经济斗争自觉，在斗争中（尤其是必然的斗争失败）最终发现这种经济斗争并不能改变工人的根本地位，从而进一步参与政治斗争。所以能代表工人阶级斗争方向的，必然是政治斗争，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两者的关系就好像，即使在一个斗争的工人集体内部，也必然有先觉悟的，有后觉悟的，有觉悟多的，有觉悟少的一样，但是他们联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战斗力。
也因此，欧美工人的斗争因为缺乏经济斗争的有力支持，目前仍然只能保持与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拉锯关系。当然，这种斗争状态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革命的退潮。福利国家制度原本就是冷战的产物，是两大阵营对立的结果。一旦冷战格局被打破，福利国家制度也就保不住了。不过，随着金融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经济危机的深入，革命正在回潮，所以世界也必将再次迎来工运高潮。
那么就来看看经济斗争，随着资本的转移，新的劳资对抗的结果。就像前面我把工人为争取其经济利益的斗争，和要求相应政治自由的斗争归纳在一起，这新的劳资对抗就和争取资本主义形式民主结合到一起，最典型的就是韩国。韩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民主运动失败后，大量的青年学生就此直接进入工厂，寻找民主运动的现实力量，由此提高了韩国工运的水平，同时反过来促进了韩国民主运动。实际上这种新的劳资对抗，在上20世纪末遍及全球民主化浪潮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约翰·马尔科夫指出：20世纪后期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讽刺性在于，虽然它把形式民主带给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数量上堪称史无前例，但是普选权（这在历史上也是劳工运动的一项中心要求）的实际价值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问题。那些形式民主的国家被迫在作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决策时，“一方面要取悦选民，另一方面还要讨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资本）”
那么，我在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即中国新生代工人，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工人，随着他们斗争的发展，会不会进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或者在斗争失败政治化后，会不会被右翼自由派所利用，导致中国工人的分裂？
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这种乐观是基于对自由派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他们希望中国民主化，但并不希望有民主化运动。因为毕竟现在已经不同于20多年前了，实际上目前的经济关系是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除了少数话题，基本上也都享有了充分的政治自由，所以只需要安全的、”光荣的“实现宪政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再有什么运动、革命。民主化他们是期望的，但运动不是他们希望的，相反是他们害怕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当这几年随着珠三角地区新工人斗争越来越频繁和猛烈，而且在一些斗争中工人提出了建立自主工会的要求后，资产阶级立刻就有了反应。他们发现，新工人的斗争都是绕开了工会，完全自组织起来的斗争。面对这种斗争，他们只有主动去掌握工人，让工人的斗争变得有序、可控制，要用工会这个套子去套住这种毫无规律、不可控制的工人斗争。于是一方面，广东政府今年宣布推动工会直选，并且很敏感的抓住了今天三四月欧姆工人罢工中提出重选工会的要求，并将其作为直选工会的典范；另外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律师积极投入到新工人的工会建设，集体谈判中。他们害怕工人的建立自主工会要求会演变成一场运动，于是主动实现”民主化“。所以，新生代工人有可能暂时被右翼自由派利用，但是由于自由派他们害怕运动，害怕工人在运动中觉醒，打破他们灌输给工人的民主幻想，而结果是制造出各种”民主“制度来限制工人真正要求的民主，工人们从而最终打破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幻想。当然，实际上工人同样面临着民族主义对他们的蒙蔽，实际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也同样试图影响老工人的意识。而工人阶级，从来都是在不断跟内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跟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做斗争而走向成熟的。
上面这些讨论，是基于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发挥而出的，讨论的文字多了些。
资本的转移与劳工的罢工力量
资本的转移会造成新的劳工斗争，那么资本采取结构调整的办法呢？实际上劳动生产组织的转变对劳工运动影响的单向性，其程度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小。后福特时代，很多产业采用了及时生产（just-in-time）的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上使得资本更容易在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从而能够增强工人基于他们在生产中采取直接行动的谈判力量。这不仅仅适用于及时生产的行业，对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工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关于及时生产，应该是源于日本汽车行业的”精益生产“，主要的特点是通过配件生产分包出去的方式，实现零库存生产。这种分包机制，不同于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劳务派遣。在这里，分包只是一种形式，关键在于”零库存“，这样工人的罢工才会导致整个产品链的停滞。关于这点，我也是看了后面第二章才理解的，原本以为文中提出了关于劳务派遣工人斗争一个重要理论。众所周知，劳务派遣制度是目前不仅困扰中国工人，也是困扰韩国、日本、台湾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工人的劳工难题。
至于实际存在的国家主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化的侵蚀。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很容易认为这不过是政府推卸责任的借口罢了。而且事实上，提出”别无选择“的撒切尔夫人，正是首倡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不过，这种论调，今天仍然可以在中国媒体上见到，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工人运动猛烈的时候，就会有人言之凿凿的说”什么给工人加工资，资本家就会把生产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云云。这样的论调，实际上正是配合资本全球化，配合资产阶级在全球联合起来的论调。
那么与资本在全球联合相对的，劳工的斗争是否形成了新的劳工国际主义呢？理论上说，要对抗资本全球化，工人阶级确实需要在全球联合起来，实现新的劳工国际主义。而且事实上近些年的工人斗争也确实在这个发展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离形成一个超越国家的国际工人阶级，还有很大的距离。不过具体到中国工人的斗争，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很多国际主义支持的例证。远的如烟台澳利维工人的斗争就得到了丹麦工会的支持；09年的本田工人罢工也得到了日本工人的支持；富士康事件后港台的劳工组织都做了抗议和声援，而今年传说中的富士康加薪据说也是美国苹果工人工会对苹果公司施压的结果。
另外，说到目前全球工人没有形成一个跨国的工人阶级，也是由于很多反全球化的工人斗争，最后反而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因为资本家可以利用贸易保护的空子进行配额生产，即一方面通过配额生产获取政府补贴，另外一方面通过资本转移到廉价劳动力地区获得高利润。更重要的是，反全球化更容易被民族主义所利用（中国随着危机后工业资本的近一步聚集，工业水平大幅度提高，民族主义的声音也越来越喧嚣了），真正成为妨碍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的阻力。历史上一战前国际主义的消亡，工人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也是因为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蒙蔽（当然更深刻的内因是修正主义占据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工人未来登上政治舞台时，作为修正主义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必然是很大的祸害。而要从根本上剔除这个祸害，取决于工人是否能正确看待国家、政权的性质，取决于”如何评估工人相对于他们的国家、雇主以及在各个层面上都能找到的‘当权派’（the powers that be）的谈判力量的长期动力机制“。
那么劳工的斗争力量的源泉究竟是什么呢？作者分析这种力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组织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前者指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最重要的组织性力量就是工会和政党。后者则是由工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产生的。这种力量又分为两个子类型：市场谈判力量（源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和工作场所谈判力量（来源于在关键性工业部门工作的特定工人群体的战略性地位）。
那些认为世界劳工运动危机的人认为，全球化削弱了工人的组织性力量（传统左翼政党的向右转甚至叛变工人）和市场谈判力量（通过资本的转移制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后福特主义的施行又削弱了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但是由于“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所以新的劳动力聚集地区，必然会加强该地区的工会力量。而且，随着革命的回潮，左翼政党也会再次展现出他的力量。同时，资本的转移并没有导致明显的劳动力竞次现象（近些年中国沿海地区新工人斗争的升级，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一定程度的”民工荒“）。而前面说过，及时生产方式实际上使得资本更容易在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后福特主义并没有导致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削弱。所以其中关键在于，工人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当工人打破各种幻想，与内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了斗争，建立起斗争的自信后，今天一些悲观者所看到的工运危机的阴霾将一扫而空。
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
马克思和波兰尼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得出结论，劳动力是一种”虚拟的商品“，任何将个体当做”彼此等同的“商品加以对待的企图，都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个体的深切不满和反抗。马克思强调的是凸显历史资本主义特征的劳工抗争发展的阶段性性质（stage-like nature）；波兰尼强调的是劳工抗争的钟摆式性质（pendulum-like nature）。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的”虚拟“本质”隐藏在生产过程中“，也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发生着，劳工的抗争就一定也随之发生，资本的转移也因此意味着工人斗争的转移。
从我上部分提到波兰尼运动这个概念到这里，一直都没有很完整的转述作者对这个概念的解释，现在就着重讨论一下。
如果说，对于马克思而言，劳动力在生产环节中表现出其虚拟特征（因此斗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发生的），那么对波兰尼而言，劳动力的虚拟性质，在劳动市场的产生和运作过程中，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缺乏约束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虚拟商品市场的扩张和深化，必将激起一种相应的反向运动以寻求”对社会的保护“。每一次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和深化，都受到这样一种动员的反作用，其目的是通过各种机制来调节或限制”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市场“，这些机制包括社会立法、工厂法律、失业保险、工会等等。但是，只有在一个提供生计置于追求利润之上的社会里，这样一种相对的、对劳动力去商品化过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可靠而稳定的解决之道。通过这种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钟摆式的运动：当钟摆摆向对劳动力的商品化时，就会激起强烈的、要求保护劳工的反向运动，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市场全球化，就激起了当时工人和社会组织的强大的反向运动；作为对不断上升的劳工激烈斗争的回应，二战后钟摆摆向了对劳动力去商品化的一端，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欧美国家也普遍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福利制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资本全球化再度袭来，钟摆就又摆向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一端，这种福利制度随之逐步崩塌。通过这种视角观察当前的全球化过程，我们就可以期待新一轮钟摆的反向运动。那些因资本在全球转移而消解的工人阶级（即失去了工作机会的），以及因全球化资本控制了国家力量，其享有的福利保护被国家抛弃了的工人阶级，他们的斗争是这种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最集中的表现。
关于波兰尼式的斗争，我已经说的很多了，而本书最主要研究的仍然是马克思式的斗争，所以后面就只讲这种方式的斗争。
与波兰尼形成对比的是，马克思的分析不仅重视工人的谈判力量，而且还强调不公平感在确认资本的局限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资本主义一方面制造了不断增长的工人的苦难，同时也制造了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这种分析中，首先，离开了劳工，资本就什么都不是；并且，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导致了工人的力量的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增强。这是一个”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所以，马克思认为，尽管“工业的进步”会削弱工人市场谈判的力量，但是会增加工人工作场所谈判的力量以及组织性力量。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下，劳工和劳工运动处于不断形成和再形成的过程中，因此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过程，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
最后说说工人在空间上界限的划分。”资本可以把几亿西方工人纳入社会契约中来，同时维持该体系的利润水平。但一旦资本将几十亿第三世界工人都涵盖进来，那么就不存在资本进一步积累的空间了“。尤其资本全球化就更要求把工人按照空间上划分成不同的群体。但是这种工人在空间上界限的划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对工人非阶级身份的利用：有时打破这种界限有利于工人，有时有利于资产阶级。工人的团结，往往是通过一种非阶级身份的方式进行动员的，譬如在中国新生代工人里，同乡的力量是很大的。当然，随着斗争的发展，工人有时能跨越原本的非阶级身份，尽量以阶级的方式联合更多的力量。但是资产阶级却会利用工人的非阶级身份分割、瓦解工人，所以有时工人就不能跨越这种非阶级身份，从历史上英格兰工人与苏格兰工人的矛盾，到今天各种基于种族、族群、民族的矛盾，譬如中国的疆独、藏独，甚至包括台独本质上也是被阶级矛盾所转化的，同样的故事以不同的方式反复上演着。另外，国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方式，也包括通过人为划分不同的公民界限（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公民福利）。中国的农民工，就曾很大程度被户籍政策困扰（目前这种困扰已经很微弱了，不过仍然在起作用）。总结起来界限划分的策略主要包括三种相互关联的形式：分割劳动力市场（主要为资本所采用）、划分公民界限（主要为国家所采用）和构建以非阶级特性为基础的排他性阶级身份（主要为工人自身所采用）。
：这个杂记，我是打算写个系列的，基本上是按作者的章节走的，所以，估计要写到六（全书总共五章）。不过由于一些事情，暂时要停一下，请大家见谅。
《劳工的力量》读后感(五)：劳工运动往何处去
（摘要）本文详细评述了Beverly Silver的著作《劳工的力量》。全文分成五个小节：劳工运动的历史分析、劳工研究的方法论、劳工运动与四大修整（空间修整、产品修整、技术修整和金融修整）、战争与劳工运动、劳工运动与政治。本文重点分析了此书与Giovanni Arrighi研究的关联。文章最后提出如何运用世界体系分析方法来解释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初步设想。
[关键词] 劳工运动 世界体系 金融修整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Labor Movement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and comment about Beverly Silver’s book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It subdivides into five sections: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labor movement, the methodology of labor movement study, labor movement and spatial fix, product fix, technological fix and financial fix and labor movement and politics. It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book and Giovanni Arrighi’s study. In the end, it provides a tentative idea about how to apply World-systems Theory into the analysis of labor movement in China.
Key words: labor movement World-systems Theory financial fix
《劳工的力量》（西尔弗，2012；Silver，2003）一书出版于2003年，作者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Beverly Silver,她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浓厚的历史感。这本书注定是劳工研究领域的必读书。
这本书的目的既不是具体描述某个国家的劳工运动，也不是单独解释某个行业的劳资冲突。作者自陈此书的核心前提之一是：要想彻底理解当代劳工运动的动力机制，需要在一个跨越更长时期、更广地域的框架之内进行分析。我们对当代世界历史的新奇之处如何进行判断，这将决定我们如何评判劳工运动的未来。那些认为劳工运动或将终结的人，往往认为当下这一时期是全新、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的发展进程已经完全重塑了工人阶级和（或）劳工运动在其中运作的领地。相比之下，那些期望重新出现劳工运动的人则倾向于认为历史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不断重复出现的动态特征，包括劳工和资本之间持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西尔弗，2012：4，31；Silver，2003：3，25）。作者较倾向后一种观点。
作者想回答的问题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工运动为什么会堕入低潮？为什么会陷入全球范围的危机？作者认为，“在一个经过改良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尽管劳工运动的力量得到调节，但这一调节的方式中还存在一个尚未解决的僵局。这一僵局注定会导致另一场世界范围的危机”（西尔弗，2012：202-203；Silver，2003：161）。作者接着说，“这场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起初，这场危机的表现形式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美国霸权的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末，这场危机已经转变为一场世界范围的劳工运动的危机”（西尔弗，2012：202-203；Silver，2003：161）。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层矛盾没有解决，或许表面的平静预示着强劲的爆发。
一、劳工运动的历史分析
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来，资方和劳方的劳动其实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资方追求利润，劳方要求保障劳动安全和基本的生活体面。劳工可以罢工，资本也可以“罢工”。20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的很多资本转移、投资到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海外华侨华人的资本和其它资本进入中国。资本的高度流动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无力维护工人权利，因为一旦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资本完全可以转移到其它地区，这就像一场突破底线的赛跑。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夺、吸引资本投资，竞相放宽、降低劳动保障的标准。劳方的谈判能力由此降低，劳工运动进入低潮。
这是解释当前劳工运动陷入危机的一种理论，但作者并不完全赞同。她在此书尝试用世界体系的分析方法来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全书共有五章，主体部分是第二、三、四章。第二章借鉴了美国社会学家David Harvey的空间理论和“空间修整”（spatial fix）的概念。第三章运用美国经济学家Raymond 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提出“产品修整”以及“技术修整”。第四章借鉴意大利社会学家Giovanni Arrighi的金融扩张理论，提出“金融修整”。作者利用这四大修整，来分析劳工运动。第二、第三章虽然不乏局部的创新，但最令人震撼的无疑是第四章关于劳工运动的历史和政治分析。阅读此书不妨先从第四章开始，其实第四章的主体部分也是最先写就的，收录于1999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阿瑞吉、西尔弗，2006年）第三章。
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劳工运动是如何兴起的？劳工运动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其时工作阶级（working class）首次变成工人阶级（working-class）。但1848年的革命失败了，劳工运动也被镇压下去。本书的副标题是“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1870年以前的历史较少讨论，所以劳工运动兴起的这段历史就被作者忽视了。1873年至1896年的经济大萧条为劳工运动的发展再次提供了一次契机。这波劳工运动高潮难以被镇压，因为各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已有大幅增长。联合各国无产阶级的第二国际也已经于1889年成立。
度过经济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迎来从1896年至1914年的“美好年代”。工会、工人阶级政党也同时得到迅猛发展，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和20世纪初英国工党的成立。统治阶级为了消解阶级对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形成跨阶级的联盟。比如扩大选举权，让普通民众也可以参与政治。又比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尽管主要是中下阶层受益，但形式上是全民的保障。Silver称其为“国家的社会化”。
国家社会化的另一个动因就是为了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动员这些工人（也是公民）参加对外扩张的战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新的“公民宗教”。为了换取工人阶级的忠诚，国家自然要增加他们的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国家统治阶级实施的跨阶级同盟是很有效的。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战争中支持各自的祖国，导致第二国际彻底瓦解。
一战期间，工会、雇主和政府达成“三方协议”，工会不再罢工，雇主也不再敌视工会。但三方协议最难以推行的是金属加工行业，因为“战争工业化”导致军事生产的机械化，直接威胁到技术熟练的工人，所以这些工人都转向了革命阵营。
一战以后，进入了匈牙利籍社会学家Karl Polanyi所说的“保守的20年代和革命的30年代”。在20世纪20年代，尚存恢复一战前国际秩序的幻想，尝试恢复金本位，但“自由市场没有被恢复，而自由政府却被牺牲掉了”（西尔弗，2012：180；Silver，2003：143）。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后，各国政府推出各种“救市计划”，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苏联的五年计划，法西斯主义也粉墨登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增强了工人阶级的谈判能力，因为三方协议持续的时间更长，雇主的让步也更大。另一个后果就是劳工运动与民族解放交织在一起。为了争取民众广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扩大了动员范围和阶级基础，不再局限于中产阶级。
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但同时也面临声势高涨的强大革命力量。国家的守夜人形象由此被抛弃，福利国家的模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选项。政府尽力保障充分就业，企业保证提高工人实际工资，由此也保障了工人的消费能力和产品的销售市场。这就是大众高消费的美国梦。但这种美国梦只有发达国家才承受得起。那么，发展中国家怎么办？美国经济学家Walt Rostow推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在这一理论中，第三世界的工人们首先要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而奋斗，最后终将步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大众高消费这一纸“社会契约”是政府和公司所难以公开否定的（西尔弗，2012：204；Silver，2003：162）。美国政府重拾“国家社会化”的老路，大幅增加福利项目，但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加速了财政危机。资本也开始“罢工”，选择“用脚投票”，资本本身就是高度流动的，很容易转移到其它地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国家的劳工运动开始出现低迷。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劳工运动也陷入低潮。
在了解完作者对劳工运动的历史分析以后，再返回来读作者的研究方法论可能会更容易理解。
二、劳工研究的方法论
英国社会学家E.P.Thompson 1963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汤普森，2001）在劳工研究领域影响甚大，尤其是在隔岸的美国。但Silver在书中提到他的次数很少，在引论部分，提到Thompson“认为阶级意识是在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即工人在斗争的过程，发现自身成为了阶级”（西尔弗，2012：40；Silver，2003：32）。但其实Thompson更强调的是共同的体验和文化的因素，并认为当时印刷宣传品的传播也有助于工人阶级达成共同的理念。工人阶级是制造而成的（书名中的making翻译成“形成”并不准确）。由于不重视这一视角，Silver虽在第四章论述了现代劳工运动的形成，但读毕以后，一般读者可能仍对劳工运动形成的具体“过程”还不十分了然。
此外，Silver将现代劳工运动的形成定格在1873年至1896年经济大萧条过后的时期。但Thompson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是在更早的19世纪30年代前后，劳工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产生的，包括大家所熟知的英国宪章运动。Silver利用了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但数据是从1870年开始的，所以限制了作者的研究范围。
在解释劳工运动时，Silver更强调结构过程，而不是文化过程，由此与Thompson分道扬镳（西尔弗，2012：40；Silver，2003：32）。Silver所说的结构因素包括地理位置、生产资本的转移等。Silver认为劳工斗争的模式不可归因于文化因素，她在第二章分析的20世纪的汽车制造工人的劳工运动在各国都非常相似，但这些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却各不相同（西尔弗，2012：40；Silver，2003：32）。
美国社会学者Ira Katznelson和Aristide Zolberg对Thompson的文化解释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Thompson的解释维度过于单一，由此提出了研究工人阶级形成（formation）的四大维度，即（1）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构；（2）生活方式（即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3）性情倾向（阶级成员在形成群体时，会共享性情倾向）；（4）集体行动（西尔弗，2012：39；Silver，2003：31）。Silver也引用了他们的观点，但她在此书只关注第一点和第四点。但其实这四个维度是环环相扣的。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是指“组织起来的社会阶级，通过运动和组织起来，从而影响社会以及阶级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作者在此书并不分析集体行动的全部方式，而只是关注非规范的冲突，亦即越界行动，也就是还没有制度化的抗争。作者认为这些抗争促使资本家或国家进行改革创新，也是理解世界资本主义急剧转型期（例如当下的全球化时期）最为相关的劳工抗争形式（西尔弗，2012：42；Silver，2003：33-34）。
美国社会学家Charles Tilly和Doug McAdam等提出的解释抗争政治的著名三大机制，即认知机制、环境机制和关系机制。认知机制研究的是是行动者个体对事物的认识，环境机制研究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行动者决策的变化。最重要的机制是关系机制，研究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注的是行动者和关系是如何产生出来的，行动者内部的构成是怎样的，行动的主张如何扩展到更大的群体（即边界如何扩展）（参见Krinsky and Mische, 2013:16）。Silver对此的批评是：Tilly不重视环境机制（比如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在运用关系机制时，又只关注直接关系过程，而忽视了在事件背后发挥重大作用、独立于相关群体和个人的认知意识之外的间接关系过程（西尔弗，2012：39；Silver，2003：31）。
此书的核心方法论前提是：处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工人和工人运动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和政治过程而联系起来。理解世界范围内不同时空下的“个案”是了解劳工运动动态的关键（西尔弗，2012：33；Silver，2003：26）。作者所称的直接关系过程是指行动者意识到、并有意促进个案之间的连结。直接关系过程包括两种形式：扩散和团结。扩散是指处于不同时空“个案”之下的行动者受到有关其它行动者行为及其后果的信息传播的影响。团结则是指跨国的社会网络（西尔弗，2012：33-34；Silver，2003：26-27）。
Tilly所忽略的所谓间接关系过程则是指行动者通常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关系链接，它们通过背后的系统过程才联系在一起。这些系统过程包括（针对“系统层面问题”的）一系列行动和反应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比如，强大的劳工运动导致资本家将生产转移至新的地点，原先地方的劳工运动会变弱，而这个新地点的劳工运动可能会增强。那么就可以说，这两个劳工运动是通过间接关系联系起来的（西尔弗，2012：34；Silver，2003：27）。这样的间接关系过程还有很多。
作者主要利用了世界劳工研究小组数据库的数据，这个数据库从1870年横跨到1996年。数据来源主要是《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对劳工抗争的报道。本书附录对何谓劳工抗争、罢工等解释得很清楚，也说明了数据收集的程序、数据的信度，读者可以参看。以往的学者对劳工抗争也做过类似的统计分析，并非新事，比如作者在参考文献中所提到的Roberto Franzosi。
三、劳工运动与四大修整
再回到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一章区分了马克思类型和波兰尼类型的抗争，并借鉴了美国社会学家Erik Wright对结社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的划分。理论分析的逻辑是由于历史资本主义存在着基本矛盾，即无法同时克服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所以劳工运动是无法消解的。
如果私营部门高速发展，私营部门的劳动力完全商品化。此后，必然面临社会的反向运动。商品化和去商品化是一对矛盾，社会发展就是在这两者之间震荡，形成钟摆运动。这是波兰尼类型抗争的分析逻辑。但整本书总体而言主要还是强调的是马克思类型的抗争，对波兰尼类型抗争关注不够。前者通过结社可以实现，但后者恰恰是原先以为最没有力量的那些人所实现的，社会保护运动正是自发形成的。
作者在书中所利用的四大修整来分析劳工运动：空间修整、产品修整、技术修整和金融修整。这几大修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可能是在同一个过程中同时起作用。技术修整主要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变化，主要是流程创新，比如在汽车制造中大量采用机器人。技术修整与当代的后福特主义可以联系在一起，企业从以往的垂直整合（或译纵向一体化）转向分包体系（西尔弗，2012：84；Silver，2003：66）。后福特主义削弱了劳工的谈判能力（西尔弗，2012：18；Silver，2003：14）。产品修整则主要和产品的生产周期相关，产品生命周期分为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在产品的创新阶段，劳工抗争最少；随着产品进入成熟阶段，劳工抗争随之增加。
金融修整是与空间修整相关的，为了理解金融修整就要回到第二章的空间修整。空间修整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社会学家David Harvey，但Arrighi和Silver做了重新演绎。Fix具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含义，其一是本义上的“固定”；其二是隐喻上的“解决、修复”。由于资本的过度积累，资本为了保证利润率，只能大规模进行流动，比如大量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作者认为劳工运动陷入低潮的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金融修整（西尔弗，2012：208；Silver，2003：165）。金融修整的概念借自Giovanni Arrighi的“金融扩张”。Silver是Arrighi的第二任（？）妻子，其实本书的很多概念和思想都来自Arrighi。Arrighi曾执教于非洲，结识沃勒斯坦，返回意大利，辗转美国，先是到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大本营纽约州立大学，最后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在一篇题为《资本的蜿蜒之路》（Arrighi，2009）的访谈中[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的中文版（阿里吉， 2009）作为“代序”]，Arrighi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述之甚详。
正如Arrighi经常引用的法国历史学家Fernand Braudel的话（金融扩张的概念其实就是来自于Braudel），资本主义一进入金融扩张的阶段，就宣告进入成熟期，这是秋天到了的迹象。按照资本积累的方式，资本主义发展先要经历物质扩张，而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束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掌权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正是金融扩张。秋天是由盛转衰的标志，此时意味着美国霸权已是盛极而衰，走向黄昏。
Arrighi最重要的代表作是1994年出版的《漫长的20世纪》（阿瑞基，2001），他在书中提出著名的霸权转移理论，即霸权依次经历了从热那亚（意大利）、荷兰、英国到美国的转移，而现在正在经历的是第四次霸权转移。Arrighi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暗示，霸权正从美国转移到东亚（中国）。
Arrighi在《资本的蜿蜒之路》中曾透露：《漫长的20世纪》最初是想同Silver合著的，并且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霸权，第二部分写资本，第三部分准备写劳工，包括劳工与资本的关系、劳工运动等。但在发现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是历史资本主义的周期模式以后，整个项目被打乱了。于是，《漫长的20世纪》基本写的是自14世纪以来，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作用。Silver因此担负起了有关劳工的研究（阿里吉，2009：13）。
ilver在此书虽然采用的是世界体系的分析方法，但对Wallerstein也有所批评。Wallerstein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平等分配所导致的核心和边缘国家之间不断重复出现的地理差异的过程（西尔弗，2012：37；Silver，2003：29）。相比于发展社会学中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而言，Wallerstein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半边缘的概念。在前两种理论中，这种中间状态是不稳定的，要么是发达国家，要么仍然是不发达国家。Arrighi等人（Arrighi and Drangel, 1986）曾用数据证明“边缘、半边缘、核心”的三层划分是最能够解释“世界经济”的结构。它们并非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即使一些国家在这三层结构中的位置发生变化（比如从边缘国家变成半边缘国家），但这三层结构仍然是稳固不动的。Arrighi在自己后期的研究已较少采用这些概念。Silver在此书中用得也不多。谈的较多的是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宗主国和殖民地等。Silver对Wallerstein的批评是：局部的属性和行为都被当成是某一单位在体系中所处位置的产物。更大的体系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让局部层面的社会关系沿着理论预见的路径进行变化。世界体系理论假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具有系统性和功能性，若用来研究世界各地的劳工运动，则只能提供一幅机械的图景（西尔弗，2012：37；Silver，2003：29-30）。
作者在最后总结的第五章分成五个小节，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小节的标题后面全部都加了问号，也就是说作者对这些观点其实是不赞成的。作者其实是强调金融扩张才是劳工运动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但这正由于此，资本主义的矛盾（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仍然没有办法解决，劳工运动是有希望的。
四、战争与劳工运动
作者在第四章分析了战争与劳工运动的关系。在时间上，劳工运动发生的数
量在战争期间明显下降，在战争结束以后，又重新上升。作者是用世界劳工研究小组数据库的数据来证明以上观点的。图1和图2分别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劳动抗争情况。
图1：宗主国1870年至1996年的劳工抗争
提到劳工抗争的次数（三年移动平均）
图2：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1870年至1996年的劳工抗争
提到劳工抗争的次数（三年移动平均）
YEAR 年份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夕，劳工抗争都在增加，在战争结束后，又有重大的劳工抗争浪潮兴起。宗主国在一战结束以后的劳动抗争规模要大于二战后的劳工抗争。但殖民地正好相反，二战后的劳工抗争规模大于一战后的，并且持续时间更长（西尔弗，2012：159-160；Silver，2003：126-128）。
在近代，战争需要有劳工的支持，因为参战人员的一大部分就来自于工人阶级。国家在战争时期需要确保劳工和平，从而确保劳工利益。而在当代，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战争变得更加依赖于军事武器，对战斗人员的依赖降低，所以发达国家发动战争已不必再寻求工人阶级的支持，或确保他们的忠诚。这也是劳工运动陷入低潮的一个原因。
五、劳工运动与政治
作者所持的观点是劳工运动并不是单一的运动，必须与其它社会运动一起考查。书中这样的例子很多。20世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劳工运动促进了旨在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其它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借助劳工运动，使其成为争取经济和社会民主化斗争的一部分（西尔弗，2012：66；Silver，2003：53）。在南非，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工人运动更能够抵抗政府对反种族隔离活动的镇压。南非工会代表大会（COSATU）发现自身在反种族隔离运动中成为领导力量，这给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带来独特的工人阶级视角（西尔弗，2012：76；Silver，2003：60）。韩国1996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罢工赢得了工人阶级以外的广泛民众的支持。工人被看作是为了普通大众的利益而斗争，他们在争取民主的更广泛的斗争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西尔弗，2012：81；Silver，2003：64）。正如西班牙、巴西、南非和韩国的事例，汽车工人有可能在扩大和深化民主化的进程上发挥重要作用（Silver，2003：73；中文版缺译此句）。
作者在此书着墨于中国劳工运动的地方并不多，仅有民国时期的纺织工人等几处。对当代中国的分析也仅提到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波兰尼类型的劳动抗争，西尔弗，2012：132；Silver，2003：106），其余分析的也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作者在书中做出的预言，“资本走到哪里，劳工运动就走到哪里”，十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中国正好构成最大的反例。中国是资本转移输入最多的国家，若单从统计数据上看，报纸上所报道的劳工抗争数量我相信并不多。近期较大规模的有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前夕辽宁出租车司机的罢工（西尔弗在第三章说明了运输业劳工抗争的重要性，很多国家的运输工人最早获得了合法成立工会的权利）。总体而言，劳工抗争的数量和中国资本发展的速度显然不成比例。那么，是不是作者的理论就是错误的呢？其实也不尽然。因为中国通过维稳、劳动调解等方式化解了大部分劳工抗争。
那么，能否通过世界体系分析方法来解释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呢？Arrighi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其实是通过霸权转移理论，提出了中国崛起的新解释。在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确实是一穷二白。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通过五、六十年的发展，中国如何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这需要回溯历史。Arrighi运用的是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分析方法，详述了中国在历史上如何作为朝贡体系的中心，维持了地区和平达三百年之久（从日本侵略朝鲜的1592年壬辰之战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间）。在历史上，中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仅是防范外敌入侵和防止内部叛乱。今天随着美国的衰落，中国正在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
在当代中国，维稳是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方式。如果能从大历史的角度，结合Arrighi的世界体系分析方法（包括霸权转移理论），重新审视中国劳工运动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将会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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