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降临》读后感精选
《法国大革命的降临》是一本由(法) 勒费弗尔著作，格致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1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法国大革命的降临》精选点评：
●啊，真长的代译序。||满满的年鉴学派的味道。←←好像错了，那么这个味道是？比如要研究一个事件，启→有A、B、C、D、E这么多同时期的事情平行发生→合成该事件的全貌，不失为一种「全面考察」。译者文笔差，各种用词不明，句子不通；编辑不用功，各种错。
●与托克维尔的叙述有所不同，勒费弗尔呈现了一部动态之中的法国大革命。从贵族革命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市民革命、农民革命，法国大革命是循序渐进的。不过本书更侧重于法国大革命的“降临”，叙述至1789年国王路易十六回到巴黎。观点值得学习与借鉴；以时间顺序叙述。翻译顺畅。
●序言和科班的节译加一星
●快速扫过，没什么新观点，是本普及的小册子。
●重读一遍。
●不太一般的革命演绎论
●首先赞一下张雄老师的序言，后勒费弗尔时代的大革命学术史理得非常清楚！【期待《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入门》……】本书原名Quatre-vingt-Neuf（《1789年》），是一本入门类的作品。勒费弗尔最擅长的还是打脸和拆楼，他对心态史的处理十分深入到位，对于四个革命的勾连、批判、重建构比较老道。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入门层次的小册子，这本书非常合格。译者还是比较业界良心的，尤其是附录里面对Cobban（译作科本似乎不太合适）的翻译实在是全书设计的一大【亮】点。算是挽回了我对格致的印象吧……
●文盲读起来很带感。王权-僧侣-贵族-资产阶级-农民的划分非常带感。简言之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衰弱的王权和贵族在会议中错过了种种君主立宪和由上而下改革的机会，而贵族势力在十八世纪的抱团逼得资产阶级无路可走只能去谋求彻底出路，然后农民顺势。回答的问题是，法国为何是暴力的革命。待读其他书来对照观点。序言绝赞。
●曾经的正统解释，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前资产阶级便已实质性统治法国，而革命的兴起则是让实然与应然相符合。
《法国大革命的降临》读后感(一)：这本书的序言十分好
这本书的序言十分好，概述了从这本书开始以来，法国大革命学术界，各个派别之间的论战，以及论战带来的学术思想的转变。这本书站在左翼的角度分析大革命的方法，在现在看来可能已经过时，但不失为这一学派的重要著作，了解这一学派对大革命的理解，从多个方面了解法国大革命，是很有好处的。
《法国大革命的降临》读后感(二)：民众的概念
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众的革命和农民革命——其中的“民众”是个跨界概念。如果译成“市民”，对我而言更容易懂一些。因为在汉语里，“民众”的内涵太广了，首先它包括平民阶层、农民阶层、市民阶层以及充斥法兰西的“流民”阶层，比如至今没有归属的吉普赛人，它还包括除王室贵族之外的上流阶层。
《法国大革命的降临》读后感(三)：传统解释的合理性
现在的历史研究肯定会鄙视这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但它仍有其说服力。后期的很多理论都只能在大线条的历史描述后再作为补充，如话语操纵论，个体经历等。
作者还意识到了群体心理的巨大作用。但十八世纪由于缺少传播，这种影响力体现的不明显。十九世纪的各次革命都应考虑传媒的力量。
《法国大革命的降临》读后感(四)：革命的四幕戏剧
《法国大革命的降临》是勒费弗尔先生讨论大革命起因的一本小册子。在勒费弗尔先生看来，法国大革命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作者从参与革命过程中的各个阶级的立场，勾勒革命逐步推进的图景。
首先点燃革命导火索的是贵族。毫无疑问，在18世纪末叶的贵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占据着制高点。王权虽然强大，但缺少了像路易十四那样的雄主去运用；资产阶级向往他们，模仿他们，渴望成为其一员；农民受其统治；市民敬畏他们。他们在政治上占据高位，在经济上富足，在文化上引领者潮流和风尚。但贵族依旧不满意，因为自路易十四以来，他们失去了很多东西。18世纪之后法国的动荡不安给了贵族理由和机会，旧制度是有罪的，是该为这一些负责的。贵族出身或非贵族出身的文人都在探讨各种传统权利，宪法，自然法，人权。他们谈的实际是旧制度前贵族的荣耀和王权对贵族的尊重。新老贵族中或许存在激斗，但他们不会放弃君主制本身的危机到来的转机。他们未必缺乏对这个国家的感情，但他们认为问题出在专制身上，他们渴求变革，渴求强化自己的特权和地位。18世纪末的这场财政危机，可能本身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纪多次出现的财政危机中特别严重的一次，再加上经济危机和北美战争的突袭，但政府财政却因此而面临绝境，不得不向贵族伸出求救之手，贵族看见了机会，他们誓要重新使国家走上“正轨”。
政府拿出了改革方案，但这种局部的方案难以满足贵族，显贵会议的召开也没能控制住局势，贵族们开始发声了，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开始鼓舞起反抗。彼此串联，利用其在不同地方会议的特殊地位，煽动民众。他们喊出了三级会议的口号，他们吹响了革命的号角，他们是最终将碾碎他们自己的革命的第一个车轮。
资产阶级是蒸蒸日上的新兴力量，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他们逐渐有了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和思想观念，他们总体上仍然是贵族的追随者，向往着后者，并且抓住一切机会希望成为贵族的一份子，但是后者却希望不断强化对于政治的垄断，对买官制度进行限制。这令资产阶级对贵族又爱又恨，但总体上，资产阶级依旧追随着贵族。他们追随在贵族的后面，喊出自由、宪法和三级会议。最终，他们发现国王屈服了，但高等法院决定三级会议按1614年召开，这是特权等级对他们的出卖。他们要求平等（尽管这最初的口号可能来自贵族中的叛逆者），他们要清扫特权的统治。国王和政府对“第三等级加倍”这一口号的含糊回应埋下了祸根。当三级会议召开后内克尔的改革再也无法打动资产阶级，而会议按三个等级召开的模式也令“第三等级加倍”失去了意义。第三等级的代表作出了抗争，但没有群众的介入，他们的力量无法让宫廷屈服。
从贵族的反叛到争取三级会议以及三级会议的地方选举，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动员了民众。无论是选举、起草陈情书乃至后来的建立民兵，都使每一个居民被卷入到政治生活中。适逢其会的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这一切在民众心里以传统的对“贵族阴谋”的恐惧表现出来。民众习惯地将一切问题归结于当权的政府和贵族的恶意，因而同情代表(就算他们未必真正理解或意图去理解)。在勒费弗尔的叙事中我们可以感到群众的两种心态，一是对三级会议的美好幻想。三级会议这一古老事物在贵族和资产阶级共同的宣传下成了一剂万灵药，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由来已久，他们不会去考察“爱国者”和政府要求的改革具体的细节，他们怪责当权者，不信任由其主持的变革，三级会议成了官方选择之外惟一的替代，所以他们拥护三级会议。
第二种心态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对于“贵族阴谋”的恐惧，这同样是一种潜藏在群众心底的恐惧。群众对于与之隔离的贵族的态度其实与他们所憎恶的宫廷重臣一样（毫无疑问这些重臣基本都是贵族）有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感，更勿论这批人与国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情绪与民众对贵族的敬畏混杂在一起，在新近出现的由经济危机和农业危机引起的社会动荡下酝酿催化。这种恐惧有着明显的中世纪的影子，但在动荡的时段中，谣言最有市场。更何况在很多地方谷物的匮乏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流浪问题使每个人的情绪都处在高度紧张和激动中。这正是对政府管理能力进行考验的时候，政府却在公共领域退出了，从1787年到三级会议召开之前，政府逐渐采取了一种退缩的态度，谷物自由政策尽管符合自由派的主张，对于经济危机却是不合时宜的。三级会议召开之后，对第三等级要求毫无应对的政府又激怒了视三级会议为民族更生的资产阶级和群众。巴黎首先行动起来，在勒费弗尔的看来，甚至7月14日这个日子本身在开始时可能只是一场谷物暴乱，是政府在这座城市逐渐失去的控制最终给了民众和部分导向民众的法兰西卫队以机会。尽管气氛已经极其紧张，王室军队的迅速退缩和城市革命的迅速依旧是出乎意料的。而随之而来的外省革命则充分体现了政府控制力在这段动荡时间内的瓦解。国王害怕爆发内战而向第三等级妥协，制宪会议依靠群众的直接行动得以保留。
农民的心态与群众是相似的。法国的农民与贵族有着最直接的经济冲突，尤其是当许多贵族试图通过今天看来“进步”的方式改革经营土地的方式，他们侵犯了农民的直接利益。加重了本已承担重负的农民的负担。同样受到对三级会议的美好想象（如同农民对于国王的憧憬）和对“贵族阴谋”的恐惧两种心态的影响。尤其是后一种心态，对于农民的影响是尤为直接和深刻的，我们看到这种情绪最终发展为大革命期间著名的“大恐慌”（关于“大恐慌”的心态研究，笔者自己只看过高毅老师的《法兰西风格》中的相关章节，其中对于大恐慌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有着非常全面和深入的剖析）。农民在这种恐惧中展开了直接的行动，直接影响了制宪会议的活动。制宪会议同样恐惧农民的直接行动对秩序的破坏和对财产的侵犯，但情况特殊，得到群众和农民行动支持才得以保住的制宪会议不敢直接向政府的武力求助害怕葬送革命。他们只有在重建起秩序之前，努力满足农民的一些要求。尽管在根本上，农民试图恢复旧制度下“集体权利”的要求与经济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是冲突的，但对于很多细节问题，以及对于取消封建制度的原则，制宪会议是愿意做出工作的，8月4日之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激烈的争论中诞生了（尽管会议过程有着讨巧的嫌疑，许多坚定的贵族反对派未出席晚上的会议）。但大革命取得了一项原则上的突破，它在原则上取消了“封建制度”。取消了以身份不平等为基础的旧制度原则。这位以财富权力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打开了大门。
作者详细考量了1789年人权宣言这一大革命纲领的内容。指出这一纲领看似是某种抽象空泛的理论浓缩。却是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宣言的原则是对旧制度的针锋相对，是以一连串对旧制度原则的否定奠定了新制度的基石。当然，宣言本身也对很多地方言而不尽，毕竟宣言的起草者本身都生于旧制度中，他们更多地看到旧制度的弊端，却未能对新世界最好最完全的准备。他们喊出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喊出了民族的自由和权利，却未能对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作出充分规定是正常的（因为二者在此前都是争取的目标）。而且这份宣言在宗教等等方面毕竟不可能完全脱离法国社会的现状和文化传统。
大革命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其纲领中，但这一纲领的保存却要依靠暴力的确认。在本书最后一个部分中。勒费弗尔叙述了国王对八月制宪会议成果的消极抵抗，可以理解国王在最初退缩时并未料想到会有如此大胆的变革。特权等级发现自己在革命中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后也重新站回到国王身边，参加网球场宣言的革命元老之间就发生了分裂。只有群众的武力能够让国王屈服，而政府的控制力在革命中已经瓦解。民众不必理解国王与制宪会议的宪法纷争，但这一纷争却成了新的“贵族阴谋”的象征（一些代表们也开始惯于使用鼓动和谣言的工具）。国王调集军队的行动引爆了紧张的社会情绪，却又行动迟缓，缺乏行动的决心。最终在十月事件中，群众比军队行动更快。国王被带回巴黎，置于控制之下。由此，整个大革命的降临阶段才终于得以完成。再也不会轻易夭折。
作者在全书的最后从两个方面做出了总结：一是对群众暴力的肯定，没有群众暴力就不会有大革命，不会有大革命的原则。这一原则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二是对于大革命价值的肯定，集中体现在人权宣言的内容中。尽管后人对其细节颇有指责，但这一从旧世界生长出的新世界的萌芽本来就不可能对新世界产生的弊端负责。
勒费弗尔的这本著作影响深远。他在革命的时间进程背景下考察不同阶层是如何，为什么卷入革命。把大革命的爆发视作不同阶层的合力结果。是相对客观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群众武力的重要性的考察，他把革命最重要的动力归于下层的农民和群众，并且从心态的角度给予了深入的阐释。这样大革命的进程就不是苍白的一套政治话语突然变成另一套政治话语的抽象思辩斗争过程而是有血有肉的斗争。作者在分析不同阶级的政治要求时依据的主要材料是陈情书，但他也不是对材料拿来就用，而是相当审慎地进行了考察。他指出，陈情书是合力起草的结果，下级会议提交的陈情书还要在上一级会议加以合并和综合，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不符合“主流”的语言和要求很可能就被过滤掉了。
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大革命的进程在作者笔下是从政府权力瓦解到新政治力量接替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却显得过于简单。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关系值得进一步考虑，这也是以科班为首的修正派后来对其攻击的主要目标。作者笔下统一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真的存在吗？作者提到了启蒙意识形态的传播，但却没有对这种意识形态作更深入的分析，在作者的笔下，彷佛这种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独立的创造。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群体与其提出的各种主张联系如何？当不同群体祭起宪政、自由的大旗时，他们是在使用相同的话语体系吗？如果不同，那么究竟不同在何处，不同的源头又在哪里？这或许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不同阶层在革命中的心态与行动有所帮助。应当注意到勒费弗尔与多伊尔关于大革命起源的重要不同点：前者认为旧制度只有在群众的武力下才真正被摧毁；后者却认为旧制度是自动解体的，代表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
《法国大革命的降临》读后感(五)：贵族发动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革命通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如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二版，2009年12月第18次印刷；潘润涵、林承节著：《世界近代史》，北京大学2000年版；吕一民著《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当然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包括贵族和王权），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要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国内通行的教科书就是这样说的。然而法国学者乔治•勒费弗尔著《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以下简称《降临》）却提出一个令人颇感意外的观点：法国大革命是由贵族发动的，而资产阶级是被贵族和国王“推”上政治舞台的。贵族和国王为什么要自寻掘墓人？革命的发动者为什么最终被革命埋葬？这都是十分有趣的问题。
该书通过对社会各阶层的行为分析把法国大革命分为四种，也是四场革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众（城市市民）的革命和农民革命。这四种革命就像戏剧一样，一幕幕地展开。不过，法国革命这场戏与一般的戏剧不同：它既没有导演，也没有剧本，剧情的发展完全靠“演员”自己登台即兴表演；革命的结果也出乎人们的预料，甚至连“革命”这个概念事先都不为革命者明确意识到。正像汉娜•阿伦特所说：“在加入到后来才证明是一场革命的事业之前，演员们丝毫也无法预知这场新戏剧的情节将如何发展。”（[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这也印证了另一位美国学者的论断：“革命是发生（happen）的，而不是制造的（make）的。社会革命是多种社会力量在某一历史时刻复杂交织的结果，革命的最终后果超出了任何单个参与主体的意图。”（[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那么贵族又是怎样发动革命的呢？这就需要了解革命的起因。法国革命的起因主要是税收问题。大革命之前，国家已经濒临破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国王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正如《降临》所说：“如果国王不召集三级会议——但这实际发生了——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革命的直接原因在于路易十六找不到任何其他途径解决政府危机。”
人们通常认为，当时统治法国的波旁王朝是欧洲大陆专制主义的典型，实际上，法国的王权仍属于“有限王权”。英国学者多伊尔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依靠的是臣民的顺从。与现在相比，18世纪更是如此。”（[英]威廉•多依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正因为王权有限，国王不能随意征税，需要通过合法手段、经过合法组织的同意才能征税。在英国，议会的力量较为强大，有效限制了国王的征税；而当国王起而反抗这种制约时，便与议会发生冲突，由此爆发英国革命，结束了绝对主义王权的统治。在法国，因绝对主义王权强于英国，决定国家税收的正式机构——中央三级会议长期没有召开，但是地方的三级会议依然有较大的力量，由大贵族组建的各高等法院也起了较大的作用。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就是由高等法院揭开的。高等法院不仅是司法机构，还是贵族参政、议政的机构，有巴黎的和地方的两种。巴黎的高等法院曾多次驳回国王的财政预算，认为“王国政府不能随心所欲地设立税收和征税，它必须事先得到最高法院的同意。最高法院是阻止政府为所欲为的制约。”（〔法〕米歇尔•卡尔莫纳：《黎塞留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7页）1788年，为对抗路易十六不合理的增税方案，巴黎高等法院庄严地发表宣言《民族权利和君主制根本法》，明确提出制约王权，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响应。这一运动已被称为法国史上的“贵族革命”（不是《降临》中所说的“贵族革命”），它恰是1789年（仅一年后）法国大革命的先声。
问题是，贵族为什么要对王权发起进攻？众所周知，法国的贵族比英国贵族享有更多特权，从王权那里得到许多的好处。按理说，他们应该是绝对主义王权的忠实维护者。然而据《降临》所说，事实上，卡佩王朝（在波旁王朝之前）的历史很大程度就是与贵族斗争的历史。有时候王权胜出，有时候贵族重新夺得优势。贵族反对王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族下层因为陷于穷困而对旧制度不满，希望有一个大的改变，能建立一个新秩序。对于上层贵族来说，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特权，希望在政府中取得更多权力，这样势必与王权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他们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与资产阶级靠近，因而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较多现代的自由思想。实际上他们早就有贵族自由传统，这是他们接受现代自由思想的基础。拉法叶特、孟德斯鸠、米拉波都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派贵族：拉法叶特曾亲身参加美国革命，是美、法两次革命的元勋，公认的“两个世界的英雄”；孟德斯鸠撰写《论法的精神》等著作激烈反对专制主义，对大革命的爆发起到重要的鼓动作用；奥尔良公爵的府邸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公共传播场所……
《降临》说，在1788年巴黎高等法院的《民族权利和君主制根本法》中，贵族阶级提出了人权和公民权，用以保护本阶级的成员，同时取得与国王分权。对于国王征税的要求，高等法院坚持要由三级会议来决定。在这方面，贵族实际上是和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并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在多方面的社会压力下，王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召开三级会议。
《降临》一书进而提出疑问：“谁将是三级会议召开的受益者？”让我们把将要出席三级会议的各方势力作一番审视：国王是想让三级会议通过他的征税方案，他能否如愿以偿，要取决于三个等级的态度。贵族极力主张召开三级会议，是要把纳税大户——资产阶级拉来作为自己的同盟军，共同对抗王权；其目的不仅是保住自己的免税特权，还要进一步扩大他们的政治权力。“控制所有三级会议——无论全国的还是地方的，正是贵族之意图所在。”由于以前的三级会议一直是以等级投票，两个特权等级——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联合起来就占有压倒优势，所以贵族以为他们召开三级会议就一定能够成为政治上的领导力量。令贵族始料未及的是，他们发动的大革命竟成了埋葬自己的坟墓，埋葬贵族的就是资产阶级和平民大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资产阶级并不唯贵族之命而是从，他们有着自己的目标。
资产阶级属于非特权阶层：“第三等级”，在当时即被认为是一个“新阶级”。虽然是新阶级，他们的地位最终要由西方既有的社会分配原则决定，那就是社会权力来源于财产，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由政治权力决定财产分配。过去，王权和贵族的权力来源于地产，现在则要从新的财富中产生新权力。
工商业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变得愈益强大，大多数公共雇员和自由职业者均来自这个阶级。但是资产阶级缺乏特权阶级所拥有的常设的政治机构，他们唯一能施展政治能力的舞台只能是三级会议。由于绝对主义王权长期不召开三级会议，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一直少有所作为。资产阶级不满僧侣、贵族的特权地位，希望取消法定的等级划分，以公民权和普遍的人权来取代等级特权，并按照对国家的贡献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第三等级的发言人西耶斯写的《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明确表达了这一意愿。书中说，第三等级是什么？他们是一切！可是目前为止，他们什么也不是，在政治上毫无地位。他们要求得到应有的地位。三级会议的召开恰成为资产阶级实现自己愿望的极好机会。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从登上政治舞台之日起，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并最终成为革命的主要受益者。
《降临》说：“无论如何，在1788年盛夏季节，根本预料不到资产阶级会以整个第三等级的名义干预到王权和贵族阶级的冲突中。然而，听到将要召开三级会议的消息，一股巨大的激动之情传递到资产阶级当中。自1614年以来，这是国王首次授权资产阶级发言。”但是，当巴黎高等法院宣布，三级会议应按照1614年的方式构成和表决（按等级投票），抗议之声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巴黎高等法院不仅威信扫地，而且成为众矢之的。资产阶级停止谈论专制主义，转而攻击贵族阶级。“国王、专制主义和宪政现在只是小问题，第三等级和另外两个等级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按照人头投票，这样他们将获得多数席位，贵族就不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第三等级，第三等级也可以由从属的地位上升到领导者的地位。
对于资产阶级的要求，某些政府官员认为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因为此前资产阶级在政府危机的关头屡屡挽救了王家的国库。若在此时得罪这个大财神爷，就意味着财政危机根本无法解决。财政总监内克尔宣称，除非让第三等级得到满足，否则政府的破产势在难免。一些贵族亦看到这一点，主张应对资产阶级作适当的让步，一次显贵会议宣布赞成“第三等级加倍”。有些贵族不是出于功利的考虑，而是以公正的态度明确支持资产阶级。还有些贵族加入国民议会，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但是大多数贵族自然而然地反对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可以放弃免税特权，却不甘心放弃政治权力。
1789年5月4日，三级会议正式召开。由于贵族和第三等级都肯不让步，双方陷入僵持的状态。为打破僵局，第三等级毅然决定独立，于6月17日正式表决通过一项决议，成立“国民议会”，国民议会宣称它有权决定税收等重要国务问题。惊慌失措的贵族转向他们原来预定的打击目标——王权寻求保护，请求国王陛下迫使第三等级回到自己原有的位置上去。在6月23日的王室会议上，路易十六命其代表宣布第三等级的行动无效，君主政府除了取消对君主制和第三等级都有利的贵族财政特权外，仍将不遗余力地保存传统的社会结构，包括贵族的优越地位。国王的专横态度激起第三等级的愤怒，代表们决心冒死抗争，国王和贵族则决定诉诸武力迫使第三等级顺从。国王开始在巴黎和凡尔赛的周边集结军队，国民议会危在旦夕。正在这危急时刻，“人民的力量介入了。在他们的打击下，旧制度无可挽回地崩溃了。”
正如前面所说，在大革命爆发前的“贵族革命”中，人民曾热情地支持巴黎高等法院反对王权，此时他们则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反对贵族。从三级会议召开之时起，整个法兰西都在热切地关注事态的发展，巴黎的民众更为迫切地期待三级会议能够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三级会议中第三阶级的代表充分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不断督促自己的选民以呈递请愿书的方式支持国民议会，以瓦解贵族的行动。因此，有大量请愿书涌向政府，激起了民众反对王权和贵族的政治风潮。
人民的政治激情是有特殊的经济原因的，这与资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主要是追求平等和政治权力有所不同。此前，政府因严重经济危机征收高赋税已经让人民的生活贫困不堪，而大革命前夕，因粮食歉收造成物价飞涨及食品短缺又加深了人民的苦难。贵族的免税特权一直招致人民的怨恨——因为这明显增加了第三等级的负担。而贵族们无视人民饥肠辘辘、生命不保的悲惨境遇，却仍在竭力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就更激起人民的愤恨。人民希望三级会议能够减轻他们的赋税负担——这是最直接的目标。同时，他们还朦胧地期望一种新世界的诞生。贵族对第三等级的反击彻底打破他们的梦想。当时流行一种关于“贵族阴谋”的说法，也可能仅仅是猜测，说贵族正在征募外国雇佣军前来破坏国民议会。此时面包仍在不断涨价，人民走上街头，公开反对政府和贵族。7月14日，巴黎市民在倒戈的王家军队的大力协助下，攻破了巴士底狱。
需要指出的是，王家军队之所以支持巴黎市民的暴动，得归功于此前资产阶级的策反行动。因为资产阶级深知军队的内情：贵族垄断高级军职，阻挡了下层军官的晋升之途；士兵们也深受物价高涨之苦；驻扎在巴黎的军队与巴黎市民密切接触，有些还与市民通婚，所以他们很愿意站在第三等级的一边。资产阶级便乘机利用各种方式向军队策反，包括在经济上给予援助——支付士兵薪金和购买武器弹药用以装备倒戈的军人。如果没有军队的协助，单凭市民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攻下巴士底狱的。
巴黎的消息在外省也引起反政府和反贵族的浪潮。人民纷纷发起市政革命，将法国大革命推向高潮。此时，农民不期然地自动登上历史舞台，又将革命引向另一个方向。《降临》说，“7月14日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农民问题浮出水面，尽管他们占全国人口的至少四分之三，尽管今天我们知道，没有他们的坚持，大革命则难以取得成功。……他们的疾苦决不是国民议会最主要的关注所在，议会里没有农民的代表。后来，他们突然起而造反，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给予封建和领主体系的残余以致命一击。农民的反叛是法国大革命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1789年，法国绝大多数农民已不是农奴，而是自由人，还有相当多的农民拥有土地。但是农民却要向教会、王国政府以及他的领主缴纳多种赋税，经济状况十分悲惨。封建主义的残余使领主仍享有支配农民的特权，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相比较之下，农民认为领主对他们的压榨更难以忍受。受巴黎民众运动的鼓舞，农民暴动大规模展开。“如果没有召集三级会议引起的激愤情绪，农民暴动是不可想象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危机强有力地促成了农民暴动。”农民的力量迫使国民议会重视农民问题。8月14日召开的国民会议上，两位自由派贵族代表率先提出废除贵族的封建特权和取消农民的封建义务。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国民会议通过“完全消除封建制度”的决议，紧接着便通过伟大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由于国王顽固地与国民议会对抗，促使巴黎人民再度起义，最终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
据《降临》一书的译者洪庆明介绍说，该书作者“乔治•勒费弗尔是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法国大革命史学家之一。他对法国革命史学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的专门性著作，将农民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置于大革命史的中心舞台；他的一般性著作，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解释体系，成为至今仍然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大革命经典解释。”不过，在勒费弗尔之后，新成果也层出不穷，对法国大革命自然有新的解释，这方面的情况由译者序作了详细介绍。此外，英国学者多伊尔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也用较大的篇幅介绍西方学者对勒弗费尔的批评和修正。参考这些书，将能增进我们对《降临》一书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多伊尔也基本上是按贵族、资产阶级、巴黎民众和农民四方面的行为来阐述革命进程的。该书的结尾语说道：“那时没有人会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创造的，而是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这种看法与勒弗费尔的观点也基本吻合。
黄敏兰/文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