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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话语政治》的读后感大全

2020-09-14 16:38:03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帝国的话语政治》的读后感大全

  《帝国话语政治》是一本由刘禾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44,特精心网络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大家能有帮助

  《帝国的话语政治》精选点评

  ●后殖民视角革命范式有着内在的亲缘关系~

  ●一个精彩的关于夷的故事

  ●按阅读文学批评标准阅读,只有部分章节对我是有用的,且极有用;在自己认知中,主权概念是一个真空,刘禾本人并未作出直接的界定,而是选择一贯的科普式的策略梳理主权概念的历史变迁;在「殖民与被殖民」和「主体和他者之间相互承认」之间是否存在一个第三命题呢,或者某个命题将前两种命题包含在内,就目前我的认知,并没有文论解答了这个问题;衍指符号提出极富意义是这样的一种符号,其本身即包含了语境,这是衍指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一点,也是衍指符号能够刺破现实关键惊讶于这样的事实,《鲁宾逊漂流记》的政治关切是如此之强;上世纪二十年代毛姆辜鸿铭一面自愿

  ●: D819/48

  ●由创造性新词如“夷”及鲁滨逊星期五的符号交流讨论主体间性中的功能,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各派捋了一遍,紧接讨论现代主权的生存形式,这是一本没有底气又试图将词到政治生活相接洽的书…读起来很不愉快

  ●作者旨在分析游动殖民者反抗视野间的“衍指符号”的产生,及其所包含的主权想象思路方法值得借鉴。但是该书包含的问题过多,有的浅尝辄止,有的明显游离出论述主线而显得繁冗。

  ●符号学的角度切入,确实新鲜,却难免有些牵强,起了一个充满诱惑书名,却只吸引我看了1/3...

  ●读一点就要粉碎不少脆弱理论基础

  ●虽说是汪大师同党,读起来还是蛮有意思

  ●值得一读学术书,涵盖历史、国际政治、语言学翻译领域。一开始翻还怕看不懂,后来越看越觉得有趣感觉作者也很体贴重要结论会反复强调,章节之间相连贯

  《帝国的话语政治》读后感(一):对“夷”的研究颇有启发

  刘禾的书研究的是符号在跨语言过程发生变化,以观察帝国的碰撞具体而言是近代中西方的冲突历史。现在我主要读了第一、二、三章。

  刘禾说这本书是她在翻阅大量鸦片战争时期外交公文获得灵感。在第二三章中,她选择了一个汉字中的“夷”作为论点,其实用她的方法论,外交公文中还有大量的词语可以作为观察的对象,但她选择了“夷”,因为她认为没有哪个汉字能衍生出如此丰富的历史。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禁止使用“夷”字的禁令英国人在第51款中将夷用barbarian来表义,从而终止了这个汉字本来在汉语或中华文化之中的含义。在刘禾看来,作为中英文交叉的衍指符号,“夷/i/barbarian”所暗示的是大英帝国和大清国对峙过程中对中主权的象征和实际控制。

  衍指符号是甲方语言的概念在被翻译成乙方语言的过程中获得的表述的方式。我的理解是,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再生的过程,在衍指符号诞生的过程中,两种语言会互相影响,新的翻译也可能会被旧的翻译影响,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有遮蔽性的。在近来的阅读中,我认为如science从"格致"到"科学"的翻译,就是一个比较好理解的例子,而研究者需要揭示的,往往就是这个变化的过程(正如索绪尔认为,“词语的变化,是所指和能指之间关系的转变”)。

  19世纪,对“夷”字的理解存在着多种含义,其一是“外国人”,如早前《华英字典》中将夷翻译成中性的foreigner,二是相对于文明人而言的“野蛮人”,这可追溯到1832年英国人对“夷”的抗议,以及后演变成官方禁令,三则是夷字本身在汉语和儒学中向来存在的多重、复杂的含义。就第三重含义,刘禾在第三章中分析了“夷”在清代的含义,其中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对夷的解释既包含了满人统治的天命观,又包含了适合于满族的帝国想法的普世主义观念(方域之名),并且在乾隆时期也得到了重申。因此19世纪英国官员到达中国时,他们碰到的是两套帝国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的碰撞。在这一部分,刘禾的观点是,“夷”自古以来便是边界模糊的词语,它可以随着不同的意识形态需要被解释成不同的含义,而在19世纪的时候,“夷”至少并没有种族歧视的成分。

  “夷”字被禁止后,它的幽灵“番鬼”“鬼子”依然存活在老百姓的俚语之中,随着中英战争的打响,“番鬼/foreign devil”取代了“夷/i/barbarian”成为英国人下一个需要与之搏斗的挑战其主权意识的词语。研究近代史时,我们可能更多地关注中西交流中中国人自己的态,但在跨语言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人的心态,这点蛮有意思。另外,在研究“夷”的流变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刘禾对“支那/cina/china”这一关于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解读,虽然只是一笔带过,读来也很有启发,可以说刘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论,但是搭建起来的框架似乎过大,材料还不是很有说服力。

  《帝国的话语政治》读后感(二):命名、翻译与话语的征服

  越来越觉得,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的“政治无意识”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阴影总是深深渗透在文本与叙述当中,防不胜防。而一个学者的锐利就体现在这样的时刻:将那些难以察觉的政治欲望从文本的深井中打捞出来,这些打捞物宛如危险边缘的警戒牌,阻止着文化上的进一步沉陷,更重要的是,世界的深层结构得以呈现。

  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一书担得起这样的赞誉。此书以主权想象为中心,涉及了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以及视觉文本,这些宏大的方面都被话语政治的精妙分析所统摄,她所着眼的是五百年来兴起的西方国在殖民扩张的道路上遭遇古老中华帝国的那一刻,两者碰撞所激起的话语景观。尽管历史已经逝去,然而历史深处的涡流依然涌动不止,最初的模式形成了某种今天仍挣脱不了的结构,甚至可以说梦魇,话语的形成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惯性。

  “话语”是必须被反复理解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福柯的观点,话语不限于语言的意义,它是人类各种表达形式的一种大结合,是构成知识和产生意义的方式,甚至,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就只是一种“话语关系”。谱系学就是福柯针对话语提出的解剖术,因为话语的实践通常与权力的流动有关,而谱系学就是微观权力的光谱分析。刘禾正是此中高手,她的走笔宛如手术刀的精准。

  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自然是在血与火之中实现的,但是它的话语表述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刘禾提醒我们,帝国之间的碰撞,不可轻易混淆为文明的冲突,因为文明的影响是一个温和的文化变迁现象,而“现代性”却体现着一种来自普遍性的权力意志。也就是说,这种普遍性有着极大的迷惑性,它到底是由权力支配而形成的?还是在形成的过程中不得不伴随着权力乃至暴力的支持呢?这个问题是难以索解的,也是形形色色的殖民话语得以生存的黑暗空间。

  书的开篇引用了内布里哈的话:“语言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这句话意味深长,维特根斯坦将语言的边界设定为人类生活世界的边界,他诗意地写道:“哲学的一整片云,凝结成了语法的一滴雨。”而帝国之间的遭遇,首先便体现在语言的碰撞上面,即翻译。刘禾在另一本著作《跨语际实践》中曾指出,翻译并不是在对等的词语之间进行,而是在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创造出对等关系的喻说。我想,这就像是两个相交的圆,它们之间的对应只是因为它们的交集,而在交集之外还存在着毫不相干的广大空白地带。

  此书中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便是对“夷/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的历史化分析。1848年中英签署了《天津条约》,其中的第五十一条明令禁止了称英国人为“夷”,刘禾认为这条禁令将汉字“夷”的所指局限于英文“barbarian(野蛮人)”的含义范畴,而当时的中国官员曾反复申辩“夷”字在中国文化中的中性含义,东方谓之夷,东夷,东方的部族而已,无奈解释权已经坚不可摧地属于英国人了,谁拥有解释权,谁就可以命名与定义他者,从而使他者的臣服内化于话语当中。

  争议在于,称英国人为“夷”究竟有没有贬义的色彩?根据语境来判断,我认为很多情况下还是有的。问题的复杂在于满清王朝的身份上面,满清入主中原所取得的合法性,使得“华/夷”之间的转换成为某种文化上的灵活阐释,这种阐释甚至影响到了东亚的格局,就像明朝覆亡后,日本、朝鲜以华自称,而将清朝归为夷类,因此不可否认,“夷”字给满清统治者造成了难以释怀的心理焦虑(参看诸多文字狱案),将英国等外邦称为“夷”在另一方面也确证着自身的合法性,这些都说明了“夷”字是一种话语权力的体现,而《天津条约》的禁令则表明了英帝国对这种话语权力的警觉,以及在征服上的彻底性。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就体现在这样的定义当中,在“夷”字的禁令背后,更是整个东亚华夷体系与秩序的崩溃。但这种话语权力的命名游戏并未终止,籍由进化论产生的“进步/落后”话语至今仍沉淀在人们的思维中,很难说这不是当年“华/夷”体系死去的幽灵。这点,不可不察。

  《帝国的话语政治》读后感(三):帝国式的人类生存方式及其命运

  一、从方法论出发:

  本书作者在导言中,明确指出了该研究的目的,即“致力于研究19世纪以来围绕主权想象的跨文化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 作者认为,整个近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无论是殖民主义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被一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所限制,这种二元对立的背后所隐藏的无非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这种西方中心主义主观的断定他们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差别。按照这种方法论,西方主流史学家往往倾向于“把对侵略的抵抗说成是传统作祟,这在殖民主义史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并且,它决不仅仅限于中西关系。”

  可以说,作者的全部努力就是要改变这种方法论所构建的单线条历史叙事,而通过对中英两帝国话语政治的深入分析,作者部分的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例如,他指出乾隆皇帝拒绝了吗噶尔尼的通商请求之后,立即就采取了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抵制英国策略,这在逻辑上和中国后来很快接受“最惠国待遇”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不能将后者简单的视为大清帝国文化上主张一视同仁的结果。因此作者得出结论,即“当印度和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一个接着一个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清政府这项政策,其实比较成功地抗拒了英国的殖民地野心。”

  这显然与西方中心论的单线条叙事武断的“把对侵略的抵抗说成是传统作祟”有着本质的不同,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帝国冲突,而非文明冲突,虽然以文明冲突为表象。与此相反,我认为作者似乎意欲构建一种以主权冲突为核心的帝国碰撞的新的近代国际关系史叙事。

  二、衍指符号的本相:

  如果说上文的分析不错,即作者意欲重新构建一种以主权冲突为核心的帝国碰撞的新的近代国际关系史叙事。那么,作者为达到此目的所使用的工具即是“衍指符号”。所谓衍指符号的定义是指,甲方语言的概念,在被翻译成乙方语言的过程中获得的表达方式。 因此,衍指符号一个新的符号,他可以有四种可能,一、以甲方语言的精确含义为准,去除掉乙方语言的剩余含义,二、以乙方语言的精确含义为准,去除掉甲方语言的剩余含义,三、兼有甲乙两种含义(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四、产生新的含义。具体如下:

  族类race ,番鬼foreign devil(第一种含义)

  china 中国,right 权利(第二种含义)

  ature law性法(第三种含义)

  ositive law公法(第四种含义)

  在众多的中西衍指符号中,作者发现了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汉字:夷。作者认为 “中国古代的夷话语,其作用——在动词意义上——主要是命名主权统辖的文化政治边界。” 围绕着“夷”字,大清帝国首先建立了自己的主权话语,其代表性表现是衍指符号:夷tulergi aiman(外地的部落);而大英帝国通过一个新的衍指符号:夷ibarbarian(野蛮人),使得自己在与大清帝国的主权想象上获得了话语权。

  但是那时的大英帝国显然还对西方的话语体系是否成为绝对的排他的普适性价值存在怀疑,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这个文明之中的人将英国人视为野蛮人。此时的大英帝国还只能依靠武力来获得话语主权,但伴随这种霸权而来的是一种恐惧,即作者所说的“最后,当衍指符号‘夷ibarbarian’成为现实的那一刻,当殖民者演说中的‘barbarian’好像开始渗透另一个语言的那一刻,就开始有了逆反的威胁,它必然造成震撼、裂痕、伤害上加伤害,甚至出现某种人治对象被颠覆的危险。从这种意义上说,‘伤害’话语的殖民性在中英《天津条约》对‘夷’字的禁用上,得到了充分表达,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法律依据。”

  三、帝国冲突与话语政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衍指符号是帝国征服过程争夺话语主权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建构主权想象的唯一途径。这种衍指符号的最终目的是建构一种以征服者为中心的所谓的“普世价值”体系,正如作者指出的“当年满清皇帝征服中原的时候,满人对汉人实行过严酷的镇压,建立了等级分明的社会和族裔秩序,但在意识形态方面,统治者发明了一整套兄弟友爱和家族亲情的话语,去实践他们无所不包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 在指出清政府的这套把戏的真实面目之后,作者不无嘲讽的挑明,这一点和英国人在政府印度的过程中构建的雅利安人神话如出一辙。

  具体到近代,以衍指符号为核心的普遍主义价值建构在“国际法翻译”过程中表现的极为明显。用作者的话说,国际法翻译涉及到的是,普遍主义的历史建构问题。 作者通过细致的分析,告诉我们惠顿的《国际法原理》是如何一步步从西方的“成文法”,几经互动,最终变成具有世界普适性的国际法的。这一过程的最后完成显然归功于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换言之,殖民扩张对于以人权和主权为核心的西方国际法成为普世性诉求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

  这样作者就成功的建构了一个从欲望到武力冲突最后到话语政治的新的历史叙事,而且这种历史叙事多少带有一种悲观主义情愫,就像作者引用德里达的话所说的那样,只要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还在起作用,康德所期望的永久和平就不可能实现。或者我们可以沿着作者的思路发问:冲突或者战争是否就是人类的命运。这可以和希腊世界发生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相对照,根据修昔底德,当时希腊世界国际关系是两极多强格局,而各强国的基本取向又是惊人的一致,即通过控制其他弱小国家实现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这种全面的帝国主义政策是整个希腊毁灭的根本原因。这也印证了作者的那句话,“殖民主义时代的话语政治不单单是过去的风景,它至今还缠绕着帝国的无意识,阴魂不散。”

  《帝国的话语政治》读后感(四):“夷”话语的幽灵

  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所以是一门显学,那是由于古老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首次碰撞的结果,古与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世界史上两个文明遭遇之后的所有可能性都在这里汇聚,自然能吸引众多研究者的兴趣。但稍微了解一下近些年近代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就会发现,尽管近代史提供给了研究者们如此丰富的场域,但是他们的研究视点已经有了日渐僵化疲软的趋势,过多关注宏大历史层面研究,过于看重文明之间的冲突,过度沉湎于自身的学术传统等等,反而忽视了近代史中具体而微的丰富场域和跨文化历史的关联。正是在这些被忽略的层面上,刘禾的新著《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显得极富洞见性。刘禾虽然以主权想象这个宏大议题作为自己的跨文化研究的核心,考察了近代史中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以及视觉文本中的话语政治,但在处理自己这些议题的时候巧妙地采用了深入历史肌理的方法,从一个个具体的语词的延异变化入手,提供给读者细致入微的观察、分析乃至融入自我体验的过程,最终得出的结论也让人叹服。这其中,关于“夷”话语的变迁史是刘禾这部著作考察的核心部分。

  的确,正如刘禾所慨叹的,在大千世界数以万计的语言文字中,没有哪个单独的文字,能像汉字“夷”那样衍生出如此离奇丰富的历史。我们回顾历史教科书,最为熟悉的关于“夷”字的话题应该是“华夷之辨”: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则较落后,因此逐渐产生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不合者为夷,或称蛮夷、化外之民。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实际情况是,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才稍占主流。而在近代之后,正是这样一个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灾难时刻。近代以来的“夷”有多种译法,比如“野蛮人”、“陌生人”、“外族人”等等,但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交流中,这个简单的字反而有了捉摸不定的含义。在刘禾的考证中,“夷”字最早在国际官方的法律文件中出现是在1858年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的英文版本中,“夷”对应的英文单词是“barbarian”,而这个单词的中文翻译是“野蛮人”。这种中英文的翻译是一个有趣的错位,我们该问“夷”和“野蛮人”是对等的精准的翻译吗?如果不是的话,该如何解释这个词的产生?这些疑问归为一个问题就是,将汉字、罗马发音和英译捆绑在一起的“夷/i/barbarian”这个特殊的衍指符号是如何产生的?

  何谓衍指符号?这是刘禾的这本著作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指的“不是个别词语,而是异质文化之间产生的意义链,它同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对人们可辨认的那些语词单位的意义构成直接的影响”,它“扮演的是(在语言和语言之间进行)转喻思维的角色,它引诱、迫使或指示是现存的符号穿越不同的语言的疆界和不同的符号媒介进行移植和散播”。正因为如此,衍指符号提供给我们丰富的启示或者误读的可能,比如“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在鸦片战争期间出现,正是因为它的意义的含糊性,“夷”字才遭到的禁止。但是我们该追问这种意义上的模糊是怎样产生的?英国最先提出抗议文本中出现的“夷”字,是因为它们认为这个字是“野蛮人”之意,而中国官员却给出了不一样的说法,这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夷”字的地缘政治解释:中国古代典籍中,南方谓之蛮,东方谓之夷,西方谓之戎,北方谓之狄,自古至今,南蛮、东夷、西戎、北狄这样的称呼是习惯性的用法,并不含轻蔑的意思。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方贸易交流的翻译中,“夷”字对应的只是“foreign”这个单词,指称“外国人”而已。从“foreign”到“barbarian”,从“外国人”到“野蛮人”,这之间的微妙变化,或者说英国人对清政府这种符号上有意的误读给他们即将发动的侵略战争提供了文本上的依据。我们在清政府官员和英国官员对这个“夷/i/barbarian”衍指符号的争辩中可以察觉到,这种翻译行为其实并非简单的对等行为。我们总习惯性地把翻译过程描述为一方到另一方的信息传递或对话,但是这个过程中并非我们习惯性理解的主体间性的平等的交流模式。比如对“夷”字的理解,本来可以有一种理解方式就是“foreign”,这种交流模式下,我们说“夷”的能指和“foreign”的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安全固定的,但是一旦所指变成“barbarian”的时候,能指与所指之间变成了一种敌对的关系。英国人操纵了这种翻译行为,反而蛮横地用“barbarian”重新解释和定义了“夷”的含义,对其进行遮蔽之后,用这种新的定义污蔑中方译文中本不存在的所指。

  你也许会说,英国人会如此在意一个简单的词汇的翻译行为么?事实上,替他者命名,令其臣服,往往是殖民统治中的惯常叙事,正如刘禾所言:“欧洲人关于‘野蛮人’的殖民话语,就是起到指示态称谓的作用,它把殖民地的人命名为‘野蛮人’,并以此建立和巩固自身的主权地位。欧洲的各个帝国把美洲土著人和欧洲以外的种族叫做‘savages’(接近‘畜类’)或‘barbarian’,在认识论上维持了殖民地他者的文明低劣等级,而欧洲人的文明等级的普遍秩序所依据的标准是种族、文化、技术、语言和所有权等。”这就是说,英国人对“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产生焦虑的真正根源,来自他们所熟悉的殖民话语以及这个话语可能被倒错的危险,他者的语言可能成为英国人的自我镜像。正如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言,给别人制造恐怖的人,往往首先恐吓他们自己。他们一手制造了“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反而使其陷入自我焦虑的认知困境。

  我认为,刘禾在这本著作中颇具创见性的就是提供给了我们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视角,融合了西方的符号学、语言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理论,并用这种理论尝试性的触及到我们的历史的深层,从最具体的细微的语词的角度重新诠释近代史中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帝国之间的碰撞。阅读帝国,有时候不一定非要通过分析伟人和战争等宏大历史事实,从很不起眼的一个个语词的角度分析历史,反而可能产生一种出奇不意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有时候,小语词也能撼动大帝国。

  思郁

  2009-9-9书

  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刘禾著,三联书店2009年8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

  《帝国的话语政治》读后感(五):话语是战场

  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19世纪以来围绕主权想象的跨文化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与很多近代史研究的著作不同,它的关注点放在了语言等表意符号上的政治碰撞——“跨语际”的主权想象和冲突上面。

  该书所着重分析的几个符号事件,如衍指符号“夷/i/barbarian”的创造、《新约全书》的礼品敬献、国际公法的翻译,以及语法书籍的编写,都有力地说明了主权想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符号意义载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跨文化游移。2004年在英文世界出版时的书名是 The Clash of Empires,直译出来就是《帝国之间的碰撞》。

  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被近代”的历史。1840年英国人用军舰和枪炮为我们近代史剪的彩,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种族记忆里。而此书进一步告诉我们,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的跨文化争斗,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语言符号的较量。

  使用什么样的话语和如何翻译词语,往往成为意志较量的中心场所。从100多年前当事人嘴里飘出的话语,不仅与百年前的战火硝烟弥漫在一起,而且今天还萦绕在历史记忆和潜意识的角落。用刘禾自己的话说,“殖民主义时代的话语政治不单单是过去的风景,它至今还缠绕着帝国的无意识,阴魂不散。”

  作者刘禾用了大量篇幅,挖掘分析了19世纪中英关于“夷”字的翻译冲突实例,从这部分论述里面很能体现她的思路。她注意到,英国 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清政府签署的《天津条约》第51款中写入了这样一条禁令:“嗣后各种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两个帝国之间签署的正式条约竟专门禁止一个汉字,说明此事对英国非同小可。英国人指责清政府在官方文书里把对外国人的称谓“夷”与英语里的“barbarian” (“野蛮人”)划上了等号。大英帝国惯于把其殖民地土著叫做“barbarian”,自然不能容忍在“夷”字里照出自己“barbarian”的肖像——这关系到英国“对于大清国和对于整个世界的统治关系”,即到底谁是“野蛮人”的问题。

  刘禾注意到,这个“夷”=“barbarian”的符号关联本身是成问题的,因为这是英国人在中文的“夷”和英文的“barbarian”之间单方面强加的对应;而这个符号关联的“发明”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完成了。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胡夏米与传教士郭实腊乘阿美士德号沿中国海岸北行,侦查并搜集有关海防、港口的情报。6月20日在上海与苏松太道吴其泰发生争执。据郭实腊日记记载,胡夏米上书抗议吴其泰称其一行为“夷”。

  吴争辩说这不过是一个泛指外国人的惯用词,并解释说连孟子都说舜是“东夷”文王是“西夷”,所以称“夷”绝无轻蔑之意。但英国人坚持不买帐,声称若不把“夷”字从官方文书里剔除出去,他们将滞留上海港。为打破僵局,吴做出了文字上的让步,在道光十二年六月初九签发的文件中,用“英国商人”的说法替代了“夷商”。

  关于此事件,即使我们从英国方面来考虑也会觉得很突兀,因为英国人此时对“夷”字的翻译与此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做法已大不相同。罗伯特•马礼逊在最早的一部《华英字典》(1815)中是把“夷人”翻译成“foreigner”(“外国人”)的,并与“远人”相提并论。自18世纪初以降,英国东印度公司雇用的所有翻译官,都在“夷”字翻译上与马礼逊一样。

  刘禾还查阅文献指出,晚到1831年,东印度公司翻译5月22日颁布的道光皇帝圣谕时还将“夷商”继续译为“foreigner merchant”(“外国商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标准”英语理解中,“夷”字是一个情感中性词。

  在阿美士德号完成这次海岸航行的两年之后(1834),英国首席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与两广总督卢坤发生了更严重的冲突,导致了真正的武力交恶,三艘英国军舰在虎门发动攻势,清军还以激烈的炮击,结果英方三人战死,五人轻伤;清军的不少炮台也中炮受损。这次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廷首次与英国发生的军事冲突,起因又与“夷”字有关。据记载,中国官方文件里对律劳卑的指称“夷目”(“外国首领”),被英国人译为了“野蛮人的眼睛”,难怪让律劳卑觉得自己和大英帝国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值得注意的是,在事关“夷”/“barbarian”的屡次争端中,英国人其实是透过英文的“barbarian”来判断“夷”的字义,而无意于调查中文典籍中“夷”字在历史中出现一词多义或模棱两可的情况。于是中英之间关于“夷”字的争论,表面上是关于中文用法问题,好像英文词“barbarian”根本不在场,但其实“barbarian”在里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是“夷”字贬义的主要参考依据。所以对英国人说,“夷”字只能是挑衅性的“barbarian”。

  这便产生了一个刘禾所谓的衍指符号“夷/i/barbarian”。刘禾解释说衍指符号是“异质文化之间产生的意义链,它同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具体到“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简单地说就是“夷”字被英国人跨语际翻译时获得的一种表述方式,它被强迫植入了“barbarian”的含义。这个符号虽然游移在两种语言之间,但其正确意义必须屈从于英方。

  《天津条约》法律禁令的符号学意义在于,它迫使汉字“夷”的所指只能局限在“barbarian”的字义上面,将“夷”永久地与“barbarian”等同起来。这个强制性符号关联揭示了在大英帝国和大清国的主权对峙里,英帝国赢得了实际的和话语符号的霸权。显然,假使事关“夷”字话语冲突不曾发生,英国人的行为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在其眼里中国就是一个等待“文明”的英国来征服的“野蛮”国度。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与清政府官方对“番”字的被迫禁用相反,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将英国人叫做“番鬼”,因为英军的野蛮暴行让老百姓无法不怀疑英国人“到底是鬼还是人”。刘禾指出,在三元里发生的百姓反击英军烧杀劫掠事件之前,民间对英人其实并无此蔑称。

  通过对“夷/i/barbarian”等跨文化衍指符号的细致分析,刘禾在此书里颠覆了跨文化符号交际的貌似等价性,把话语和话语体系所潜藏的权力因素揭示出来。此书还通过一章接一章的细部分析逐一告诉我们,其实现代符号学、国际法、语法学等都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话语资源。

  此文发表于《看历史》(原《国家历史》)(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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