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那些年亲身经历的年代

　　我不会用高深的理论来诠释，只将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聊一聊那个时代。

　　我是68年中专毕业，分配到县防疫站搞防疫工作，73年调卫生局搞卫生行政，75年调人民公社做农村工作。当时的干部都是凭实干比贡献才提拔，譬如我作为一般业务干部，当了3年的卫校负责人，2年的甲状腺肿防治总指挥，防治成果受到国务院北方病领导小组通报表彰，为本县从省争取到14万元经费建防疫站大楼，我被提拔为卫生局副局长，时年25岁，是全县最年轻的副局级领导。职务变了工资却不动，还是34.5元。甚至有临时工提拔后以工代干，连正都不能转，县商业局、劳动局提拔的两个副局长就仍是临时工身份。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对于我们绝不是一句口号。

　　我到人民公社挂职锻炼，职务是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平时干部们在一起，有事说事，无事娱乐，打扑克、下象棋，有时开开玩笑，但不赌博，不攀比家产，不比吃喝穿戴，最多比比卫生，人们的心灵纯洁健康。听老同志讲，他们那时候公社没有客餐也没有招待室，县委书记下乡检查工作回来，在公社食堂打饭吃，晚上借宿在公社干部寝室。70年代条件好点，有了客餐制度，有一、二间招待室。但客餐严格规定：早餐便饭，中、晚餐为四菜一汤，即一荤三素一蛋汤。招待室一间两张床、一张桌、两把椅、一个洗脸架和两个瓷盆，条件简陋。记得一次县委书记来，公社食堂上的四菜一汤有两荤，县委书记发了火，令将一盘鱼撤掉，还让陪客的领导在干部会上作检讨。

　　有人可能认为，是不是社员派饭有补助才积极管饭？其实，凡是生产队每户轮流派饭的都是没有补助的，因为这是平摊。大队只有固定的几户常年派饭才有补助，这几户的条件好点，卫生点，不过他们主要招待的对象不是公社干部，而是县直局委送钱、送粮、送防疫、送物资的工作人员，而且补助只能保本不能赚钱，好处是给一点奖励工分。社员们踊跃管饭反映了当时的干群关系，的确是鱼水之情。

　　每年的农田基本建设是一场硬仗，它是社员们出大力流大汗的日子，也是公社干部最操心最辛苦的时候。我连续三年指挥修了三座小型二类水库，从一个外行，到学会绘图、放线、开推土机碾压，碾压一次只出十几公分是需要一点技术的。工地有个伙房，主要是招待外地请来的推土机两个师傅，公社、大队干部一律不准吃客餐。我可以陪客，但我很少去陪他们，我喜欢吃生产队的大锅饭和社员带的咸菜，生产队对社员只管饭不管菜。每天早晨五点到工地放石灰线，到晚上十一点碾压验收完毕回营，累的一着床就睡着了，连梦也不做，半个月难回一趟家。有一年水利工程结束回公社走到半路上，大队支书气喘吁吁地撵过来，送我们每人一套秋衣，我明白这是大队的一份心意，为了掩人耳目才让支书半路追上我们，我拒绝了，但我让跟随我奋战一冬的两个一般干部收下，我对他们说：“别担心，有事我扛着”。有一个公社硬化水渠需要大量的水泥，为省运费，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率领公社和大队干部拉着几十辆架子车，徒步来回200里将水泥拉回。

　　人民公社的时候，农村民风淳朴，社会秩序优过城市。一个公社只有一名公安特派员，他还兼司法、民政两助理。虽然也有小偷小摸现象，但主要的是个别人偷点人家自留地的蔬菜和邻里的鸡鸭，入室盗窃的极少见。社员们白天下地里干活家里从不锁门，最多为防牲口外逸将门栓住。有人说，那时候穷没东西偷。此话差矣，旧社会穷不穷？难道没有盗贼？至于有人说什么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反正我是没见过，我工作的地方也是贫困的革命老区。应该说不是没东西偷而是群众的觉悟高，79年以前我们公社没有发生一起恶性案件。网友们称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并非夸大其词。

　　公社机关党支部经常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公社学习与县直学习有所不同，县直规定每周二、五下午，雷打不动，公社工作不规律，季节性强，所以学习不定时，往往见缝插针放在夜间居多。学习的内容，一般是前半段时间传达文件、读读报纸、念念先进经验介绍，后半段时间或干部汇报工作或领导布置任务，总要学用结合。学毛选一般不用集体时间，由干部在业余时间自觉学。

　　在那个年代，为什么学焦裕禄、雷锋能一呼百应，如潮如涌，那是因为太多的党委书记自己就是焦裕禄，太多的党团员自己就是雷锋，他们之间有灵魂的相通，有心声的共鸣。那是一个立党为公的年代，那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年代，那是一个真抓实干的年代。那个年代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用他的伟大的思想武装了全党教育了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任何腐败都无藏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