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宋词
据史传，第六代词人群(1252—1310)的融合（注：之所以将第六个阶段的“亡国时代”延伸到了元朝的大德年间，是因为张炎等遗民词人生活到了那个时期。如果以1279年宋亡为界划断，那么，张炎等人后半生的词创作，就无法纳入到宋代词史中来。历来研究宋词者，也都习惯把张炎视作宋代词人。张炎既然是“宋”人，他又生活到了元初，所以宋代词史的分期下限就不能完全按政治史的分期、不能依王朝的更迭时限来划定。）
第六代词人群，是以周密(1232—1298？)、刘辰翁(1232—1297)、王沂孙、张炎(1248—1331？)、蒋捷等为代表的“遗民词人群”。
他们生活在十三世纪下半叶宋末元初的“亡国”时代。1258年，蒙古大举侵宋，攻取四川，随后向两湖逼进。从此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273年，蒙古兵经过四年的围攻，攻破南宋王朝的屏障襄阳城后，迅速挥师夺取江南，一路势如破竹，南宋军队往往不战自溃。1276年，宋太皇太后谢氏向元蒙进奉降表，献上都城临安，南宋王朝宣告灭亡。虽然文天祥、陆秀夫等民族英雄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抗元，让南宋的年号延续了三年，但狂澜既倒，无力回天。1279年，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位小皇帝跳海就义，文天祥则兵败被俘。从此，赵宋江山改由元蒙统治。“遗民”词人就生活在这个腥风血雨、战火连绵的时代。
从词人群体的更迭情况来看，刘辰翁、周密等新生代登上词坛的时候，上一代词人刘克庄、吴文英等仍活跃在词坛，刘、吴等词人直到宋亡前夕才辞世。而刘辰翁这代词人的创作主要是在宋亡以后。南宋灭亡时，刘辰翁、周密、文天祥等已年过四十，蒋捷、王沂孙年岁大略相仿，张炎接近而立之年。除文天祥在1282年英勇就义外，其他词人在元蒙统治下做了二、三十年或更长时间的“遗民”。张炎就活到了元英宗至治(1231-1233)年间。所以把这代“遗民”词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代群来看待。
遗民词人群的创作也可以分两个营垒：刘辰翁、文天祥、罗志仁、邓剡、汪元量和蒋捷等人属于辛派后劲。只是由于身处亡国时代，除文天祥之外，他们大多没有辛弃疾那种豪迈雄武之气，词作是敛高调，成悲凉，低沉的悲哀之音多于高亢的悲壮之调。周密、王沂孙、张炎和陈允平、仇远等则属于姜夔的后继者，继续填写那音律精严的“雅词”。只是他们的雅词多了些亡国的哀思和更浓重的悲剧意味。
由于身经时代的巨变，跨越宋末元初两个时代，遗民词人的创作也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他们登上词坛的时候，正值外敌凭陵、“国脉危如缕”的亡国前夕。国内朝政日益黑暗，贾似道当权，竭力压制“忧边”愤世的言论，使得朝野上下敢怒不敢言。贾氏又用利诱软化手段，销磨尽了一代志士的豪气。时人赵必晫《齐天乐》词即说：“东南半壁乾坤窄，渺人物，消磨尽。官爵网罗，功名钓饵，眼底纷纷蛙井。暮更朝令，
格了多少英雄豪俊，”因而，这代词人对人生、社会比其前辈更灰心绝望。周密《隐居》诗曾说：“事有难言惟袖手，人无可语且看山。”（《草窗韵语》卷四）国事难言也不能言，言则得罪，干脆不言不说，故而连蒙古兵夺四川、侵两湖、下襄阳、逼江南这样惊天动地的事变，他们仿佛置若罔闻，词中一点反应也没有。只有一位不知名的“业馀”作者杨佥判写过一首《一剪梅》，反映“襄阳四载弄干戈”而“朱门日日买朱蛾”的现实，算是唱出了一点愤怒之声。
这代词人，大多出身豪门贵族，与其前辈江湖谒客的“寒士”身份不同。作为青年贵族雅士，他们可以不做官，不入贾似道的牢笼，而有的是钱财，有的是闲暇，于是“把笙歌恋定西湖水”（王奕《贺新郎》），朝歌暮嬉，酣玩岁月，把自我封闭在与那乱世、浊世相隔的贵族“沙龙”里，讨音论律，赠答唱和，描摹风月，把那“西湖十景”等名胜景致一一品题，给这风雨如磐、大厦将倾的时代和绝望而无聊的人生增添一点高雅的艺术情趣。
直到1276年都城沦陷，国家破亡，战火烧到家门口，他们被卷入难民潮，风雅的生活、枯寂的心境被打破，才幡然易辙，用词来抒写亡国的悲恨、故国的哀思和流离的痛苦。抒情取向才面对那悲剧时代、苦难人生。就在这一年，刘辰翁写出了《兰陵王·丙子送春》，感叹“人生流落”，国亡“无主”；唱出了《唐多令》（明月满沧洲），为“青山白骨堆愁”而哀伤。
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南渡词人早有表现。而这批“遗民”词人与南渡词人不同的是，复国中兴已完全没有了希望，文天祥、陆秀夫抗战的悲剧结局早就粉碎了他们任何复国的幻想。马廷鸾《齐天乐·和张龙山寿词》说得明白：“弱羽填波，轻装浮海，其奈沧溟潋滟。”“填海”救国不可能，“浮海”逃避也不可得。莽莽乾坤，都是“铁马蒙毡”。因而遗民词人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包含着无可奈何的绝望，而缺乏南渡词作那种抗争精神，只有低沉的哀吟，而无高亢的怒吼。同时，身为遗民，也不能像南渡词人那样直接坦露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而只能是暗中饮泣，所谓“寸肠万恨，何人共说，十年暗洒铜仙泪。”（赵文《莺啼序》）用曲折委婉的方式，比兴象征的手法，含蓄地表达深沉的亡国痛楚。他们或者通过对节序时令的感慨，或者通过咏物来寄托那不能直说却不得不吐的亡国悲恨。所以，这个时期节序词、咏物词特别多，并出现了托意遥深的咏物词专集《乐府补题》。有亡国恨而不能直接宣泄，不能放声痛哭，更增加了这代词人心境、词境的悲剧性和苦涩味。
从词史的流变看，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情感，倒是他们在流离飘泊中对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生存困境的体验给词的情感世界注入了新质。
战乱后飘零，是这代词人都有的经历；“飘泊情多”、“飘零多感”（王易简《酹江月》），是他们最突出的人生感受。伴随飘泊感而生的是无家可归的茫然感和危机感。流浪途中，“天惨惨，水茫茫。”（刘辰翁《江城子》）他们渴望回到故乡，然而“我已无家”（刘辰翁《江城子》）。“欲归无路”（刘辰翁《莺啼序》），于是深沉地浩汉：“故园一望一心酸。云又迷漫，水又迷漫。”（蒋捷《一剪梅》）
飘泊流浪，生活无着，自然是饥寒交迫。蒋捷多次表现过这种生活体验。他时常“枯荷包冷饭”，“东奔西走”（《贺新郎》），有时“断髭冻得成虬”（《木兰花慢》）。刘辰翁也感叹：“朝饥讥午，寒炉拥雪，岁晚寒辛。”“被那穷鬼揶揄数得真。”（《沁园春》）陈著也曾为“穷愁”感慨：“无生可谋。奈浑家梦饭，谷难虚贷，长年断肉，菜亦悭搜。”（《沁园春）亡国前生活的豪华温馨与亡国后生活的寒酸困顿，构成了强烈的心理反差。个体生存的困境、悲凉凄苦的心境与难以割断的亡国之恨交织，构成了这个时期词作独特的词境。
从总体上看，这代词人在词艺和词境上没有多少开拓和创新，只有融合和深化。辛派后劲刘辰翁、将捷、汪元量等人的部分词作，曲折哽咽，吸收了姜夔、吴文英词的长处。而张炎、仇远诸人也并非死守周邦彦、姜夔的艺术法则，对苏轼、辛弃疾也有所借鉴。他们的词雅丽而不失清疏明快，与周词的秾艳密丽、姜词的清刚峭拔有所不同。两派互有倾斜和渗透。就个体而言，这代词人中艺术成就较高、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王沂孙、张炎和蒋捷。从词史的进程来看，这个时期，既是多种词风的融合期，也是词史高峰状态的结束期。